穷途末路 依靠特务维持
阎锡山对共产主义是下过一番研究功夫的，对共产主义的反对，有着自己的政治理念。他承认，“共产主义是世界上最具备‘一以贯之’的中心思想的思想体系”，“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富国际精神、奋斗精神、群众精神的著名政党”，并承认人类社会“露有一个私有的大空隙”，让共产主义“至少可以煽动世界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人民，向十分之三以下的人民进攻”。他的立场，天然地是站在十分之三以下的那一边，因此，对十分之七以上的人民群起而攻之充满着畏惧和仇恨。经历了抗战的酸甜苦辣，经历了“在三个鸡蛋上跳舞”的惊险和难堪，阎锡山就越来越认清了自己真正的目标。他说：“我竭尽全力反共，乃因为我指挥共产党的军队八年，又与之斗争五年，前后有十三年之久，深知共产党的做法。”联共抗战的经历，让他切身体会到了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号召力，看到了共产党为贫苦百姓谋利益的决心和力量，也看到了在共产党的发动和组织下，穷苦人民站起来时爆发出的仇恨和怒火的可怕。不管他在理论上如何大谈“物产证券”、“按劳分配”的合理，也不管他提出过什么样的治理国家的良方，只要共产党存在，发展，他阎锡山就没有好日子过，更不用说继续当山西的太上皇。自当都督以来，他的财产天文数字般飞速上升。其父、岳、继母、妻、子、亲戚等，都先后挂上了董事长、经理、名誉董事之类的职衔，在名目众多的“公营”和私营企事业中大发其财。别的不论，仅在五台河边一带，阎家集地不下20万亩，已经是山西最大的地主了。政治理念与经济利益，都与共产党的主张和路线水火难容。一定条件下可以利用共产党为自己服务，但条件已变，就不能允许共产党在自己眼皮底下生存发展。
和平和复兴都等于消灭共产党，但消灭共产党又谈何容易。“共产党能笼络人心”，自己的作为又恰恰不得人心，为了维护和保持在山西的统治，除了军队之外，只有依靠特务组织。因此，返回太原后，他大力发展和强化特务机构，迅速组成了三大特务系统：特警处，政卫处和参训队。“特警处”全称是“特种警宪指挥处”，拥有大小70多个单位，1400多名专职特工人员，720名武装特务和900多名派出人员。其骨干分子是第二战区政治部阎的亲信梁化之手下的特工和共产党、八路军的一些败类。它规模庞大，权力无限，生杀予夺，为所欲为。可以随意扣捕山西境内任何军政人员和民众，任意审讯、残酷毒打并处死。在太原市的行政、军事、经济、教育各机关以及工厂、学校、商号、饭店、旅店等地方，都有秘密发展的“细胞”，随时监视着人们的一举一动。人们稍有不慎，言论中透露出对阎锡山的不满，就会被特警处抓捕、审讯、禁闭，以至杀死。日军投降后的山西大地，成为特务统治下的黑暗世界。“政卫处”仅次于特警处，是阎锡山掌握军队内部动向，搜集共产党、牺盟会和决死队情报的耳目。“参训队”全称是“太原绥靖公署谍报参谋训练队”，是训练军事谍报参谋和进行军事情报活动的特务机关。这些特务机关，与军队一起，成为阎锡山存在的支柱。依靠这些力量，阎锡山千方百计制造名堂，对军队和民众进行空前的残酷统治。
上党战役中，近三万官兵被俘，其他地区，也有许多当过八路军俘虏的兵士。八路军优待俘虏，采取宽大政策，对愿返回者，都发给路费，开给路条，予以释放。这些被放回来的官兵，特别是干部，成为阎锡山心中的一块病。一方面，他惧怕这些人受了共产党的教育，变成了他的敌人；另一方面，更怕他们回来宣传，瓦解和动摇军心。于是就成立了“晋绥军返部干部集训团”，简称“返干团”，他亲自担任团长，将被俘释放的干部都集中于内，实际上就是变相的集中营，以“警戒严密，追查彻底，宁枉勿漏，断绝归路”为原则，由“特警处”等特务组织进行残酷迫害。释放干部进团编队后，三个月内不准外出、不准窜队、不准和家属亲友见面，严密拘禁，强迫写自白书，并揭发别人。对所谓“有问题”者，分别开班斗争、队斗争、团斗争大会，采取车轮战、围攻、棒打等办法，反复予以肉体和精神的折磨。1947年6月之后，竟然仿照封建时代给囚犯刺字的做法，采用灭绝人性的“刺字刑”，给释放官兵臂部针刺上反共反人民的字样。他以为用这样卑劣的办法，就能够断绝向共产党向人民归顺的道路，迫使这些人永远受他的驱使，为他卖命终生。有一个上士班长，在额部明显位置刺了“誓死剿灭共匪”六字，受到阎锡山的特别嘉奖，奖给法币300万元，并赐予“忠贞先锋”称号；而在上党战役中被俘的一个中将炮兵司令，在大臂上刺了“雪耻”二字，受到严厉责难，迫不得已又在小臂上刺了“灭共”二字，才被释放出团。一个炮兵团长，被人密报在被俘期间说过“阎锡山已成瓮中之鳖”的话，立即被“特警处”拷打审讯后秘密活埋；还有的被刺刀刺死，被注射毒针毒死。阎锡山居然将这些罪行称作是“大慈大悲的教育，抹上红红擦红红的政治教育”。经过上述迫害和折磨后，这些释放官兵，还被组成所谓“奋斗雪耻团”，再次送到前线充当炮灰。阎锡山的做法，可谓丧心病狂而坏事做绝。
在对普通民众的控制和迫害方面，阎锡山也设计出了一套办法。他制定所谓《动员戡乱复兴工作纲领》，提出要建立“铁村”，完成“铁政”，展开了乱打乱杀的“三自传训”运动。“三自”包括“自清”、“自卫”、“自治”。所谓“自清”，就是让老百姓自己动手肃清“伪装分子”，即对阎锡山的统治不满，同情和倾向共产党的民众；“自卫”，就是让老百姓自己武装起来，反对共产党；“自治”，就是要达到处处、村村都加强他的反动统治的目的。晋绥军有一名团长名叫赵俊义，按照“三自”，制定了一套所谓“肃伪办法”。把驻区内的民众集中起来，先进行“自清”，让人们坦白或相互揭发是否共产党，是否给八路军办过事。“彻底坦白”的人算是“转生”，对“不自白”或“嫌疑大”的人，就分别进行斗争直到随意杀死。“自清”之后，将青壮年编成自卫队，经过训练，发给枪支，实行“自卫”；“自卫”之下，“秩序”和“治安”较好的村庄就实行“兵农合一”，让群众领取份地进行生产，就算是实现了“自治”。赵俊义按此方法，恣意迫害、残杀革命群众和无辜百姓，仅在寿阳一个十余万人口的小县，便杀了600余人。或乱棍打死，或刀砍、枪毙、草刀铡，或活埋、水淹，惨绝人寰，令人发指。而阎锡山却认为这是对付共产党的有效办法，并亲自命名为“俊义奋斗法”，将赵俊义擢升为副师长，以示表彰。“三自传训”的办法推广开后，强迫县、区、村的干部进行“自白转生”，“自白自己和共产党有什么关系”，自白之后，如被揭发为“不彻底”，就被大会斗争，当场乱棍打死。在阎锡山统治所及的地区，特别是太原附近的晋中地区，到处发生乱棍打死所谓“伪装分子”的惨剧。根据阎锡山的省政府1947年底的不完全统计，推行“三自传训”短短的两个多月时间里，在晋中各县遭受毒打和被杀害的民众，达到八、九万人之多。其中，被乱棍打死和杀害的就有三千余人。平遥县一夜打死700余人，介休县打死180余人，太谷县200余人，榆次县打死540余人，阳曲县300余人，清源县300余人，文水县200余人，晋源县打死100余人，祁县110余人，交城县86人，徐沟县68人，孝义县62人，汾阳县总共打死400余人，而一天之内，就乱棍打死180余人。太原城内一个澡塘里的青年工人李某，受不了被迫进行军训的劳苦，说了句“共产党进来怕什么”，便立即被捆起来用乱棍活活打死。在阎锡山直接指使下，阎军和特务机关犯下的这种骇人听闻、惨绝人寰的暴行，甚至比日本侵略者有过之而无不及。阎锡山同样将这些残害民众的办法赞美为“大慈大悲”，说什么：“处理人越是惨无人道，越残忍，就越能解救人。因大家看见害怕，便不敢再去接近共产党，那就是把更多的人救下来了。” 1947年1月12日，得到叛徒的告密，驻文水县的晋绥军和当地反动武装，包围了云周西村。年仅16岁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刘胡兰和地下交通员石三槐等人，不幸被捕。阎军头目强迫他们“自白”，刘胡兰大义凛然，坚贞不屈，坦然躺在铡刀下，光荣牺牲。她的大无畏英雄气慨和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在所不辞的崇高气节，使一切反动派胆战心惊。毛泽东亲笔题词赞颂：“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在政治上强化控制的同时，阎锡山还搞了不少名堂，从经济上加强控制和搜括，以满足他扩大军队的需要，巩固其政治统治的基础。一是强化“兵农合一”政策，强行组织所谓“兵农小组”，以六人为一组，其中一人当常备兵，五人领份地耕种当国民兵。国民兵出优待粮、棉，一部分供给常备兵，一部分优待其家属。在营的士兵不发饷，把扩军的负担完全转稼到民众头上。仅1946年上半年，通过这种“编组”办法，就拼凑起常备兵二万多人。阎对这套做法，很是自我欣赏，洋洋自得，他直言不讳地承认：“今天的兵农合一，就是现代的井田。”二是实行“平民经济”，为发展官僚资本，恣意抢掠民众财产，将国计民生紧紧控制在手中。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权进入城市，借机大发接收财，投机商推波助澜，造成物价飞涨的严重局面。到1946年底，全国通货膨胀，物价比战前增加2900多倍。上海物价涨至8000多倍，而山西更厉害，太原物价高于上海，达到了全国的最高峰。阎锡山看到这种局面，也甚为惊慌，认为：“自乱因素不除，本身就有瓦解危险。”于是提出“简化生活，保护生活，分配工作，配给产物”的四项原则，管制物价，特别是管制生活必需品。随即严厉实行粮食、面粉、布匹、食盐等四种生活必需品的经营管制，禁止“非商人”插手买卖，禁止囤积居奇，禁止滥抬物价，禁止买卖空盘。之后又成立了“平民经济”办事处，管制物资的输出输入，实行统一采购，统一定价，统一批发，将大利都揽到了他的“公营”商号中。在“限制过分利得”的招牌下，对发放高利贷得利的，从每千元日息中抽取一元“归公”，实际上是纵容和鼓励了高利贷，最终将负担转到了普通民众身上。
节节败退 只身逃出太原
不甘心失败的阎锡山，还企图扭转战局。1947年元旦，他连续发表三篇文告，吹嘘将此年定为“复兴年”。晋绥军再次与胡宗南的中央军配合，调兵遣将，妄图收复晋西。人民解放军太岳军区和吕梁军区则集中兵力，挥戈东向，向着晋绥军兵力薄弱的地带进攻，迅速攻克孝义，并逼近汾阳城下。孝义失守，就意味着阎锡山在太原周围的晋中地区的防线被打开一个缺口。阎锡山得到败兵的报告，十分恐慌，连夜从太原赶赴平遥，亲自坐镇督战调集大量援兵，企图收回孝义，解除汾阳之围，把行将溃决的防线稳住。解放军发起汾孝战役，仅仅11天，就将阎锡山的主力部队消灭了11万余人。
1947年3月之后，蒋介石全面进攻解放区的战略遭到彻底失败，被迫改为重点进攻。为了配合陕北解放区的作战，解放军太岳、晋绥军区在山西战场上连续发动晋南、乡宁、正太、运城等几个战役，歼灭了晋绥军大批有生力量，晋南重镇运城被解放，临汾成为一座孤城。正太线沿线300多里被解放军控制，太行、冀晋两解放区也连成了一片。阎锡山被打得目瞪口呆，除了大骂部下之外，再也拿不出什么妙招。1947年不仅没有成为他的复兴年，反倒成为他走向最后末日的转折年。
1948年2月，解放军发起了临汾战役。在山西全省的地图上，南边的临汾，北边的大同，是省城太原的南北屏障，也是山西境内南北两翼的中心。经过多年经营，临汾城周围建立起了坚固的工事，城墙又建筑在一个大土丘上，易守难攻。激战展开后，连蒋介石也惊慌失措，忙给阎锡山打气，宣称要“决心保卫临汾”，请美国陈纳德的飞行队派飞机助战，阎锡山则连续给驻防军司令梁培璜打电报，声称保卫临汾就是保卫太原，恶恨恨地令他“人尽物尽，城存成功，城亡成仁”，只能死守到底。梁培璜表示要与临汾“共存亡”，并在自己的床下堆了柴草，备好了汽油，显示与临汾共存亡的决心，同时就给部下下达了所谓“八杀”令：奉令进攻延迟者杀；奉令赴援延迟者杀；未奉令放弃守地者杀；邻阵被攻有力不援者杀；邻阵被陷不坚持本阵者杀；滥行射击虚报弹药、阵前无敌尸者杀；谎报军情企图卸责者杀；主官伤亡次级不挺身代行职务者杀。除了用一个“杀”字逼迫部下卖命之外，这位司令没有其它命令可发，充分暴露了在解放军的强大攻势面前，已经陷入完全绝望的状态。而最后的结果又极具讽刺意味：临汾城被攻破之时，这位晋绥军第六集团军中将副总司令并没有杀身成仁的勇气，而是乖乖地举手当了解放军的俘虏。临汾解放后，阎锡山失去了晋南，吕梁、太岳解放区连成一片。至此，山西全省只有北边的大同一座孤城，太原及太原附近的晋中地区若干县还在阎锡山的控制之下，阎锡山的统治岌岌可危了。
面对一连串失败，阎锡山倒也还有点自知之明，他不得不承认解放军成功地运用了运动战，“能把孙子的‘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从未实现的兵法，实现在他的军队中。”而自己的军队，“有飞机，有大炮，占了这飞机大炮的光，学下个守；受了飞机大炮的害，没有学下个跑。”结果是落下两条死路：分散开叫人打死，集结起来自己饿死。不能说他的这些总结没有道理，但他不可能懂得，与人民为敌，与历史潮流对抗，即便学会跑也还是个死。
解放军在解放临汾后，稍作休整，就挥师北上，准备与阎锡山的晋绥军在晋中决战。6月18日，晋中战役正式打响。解放军总兵力6万多人，而阎锡山方面包括地方团队总兵力在10万以上。在徐向前指挥下，解放军连战连捷，消灭了阎锡山的王牌军“亲训师”，击溃了晋绥军主力赵承绶的野战军，赵本人也当了俘虏。历时一个多月的晋中战役结束，阎锡山的10万大军被消灭，31名高级将领被击毙或俘获，晋中14座县城被解放。太原成为一座孤城，阎的主力丧失殆尽。他所能控制的区域，只有南北约60公里，东西约50公里的一个狭长地带了。
太原是华北军事战略要地，东临地形复杂的罕山，城西有汾河作为天然屏障，河西20公里处又是山地。这种地形，决定了太原易守难攻。阎锡山从开始统治山西起，就利用城周围的有利地势，不断构筑和加强城防工事。抗战胜利返回太原后，更是大修碉堡，并自命为“碉堡战法”。太原有当时堪称强大的兵工厂，钢铁、水泥等建筑材料充裕。为了建筑碉堡和城防工事，所产出的建材，没有阎锡山的亲自批准，一律不准用于其它。在修碉堡的问题上，阎锡山确实费了不少心血。他认为：“共产党凭的人多，用的是波浪式冲锋的人海战术，所以到处取胜，谁防不住这一手，谁就要失败。我们一定要凭借碉堡群组成的据点工事，充分发挥火力，做到以铁弹换肉弹，共产党就没有办法。”宣称要仿照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凡尔登”战例，采用比要塞还高出一筹的碉堡政策。他亲自绞尽脑汁设计碉堡，坐在家里，一边苦苦思索，一边用手中的小文明棍在地上画来画去，画成一种图形，立即命令待从参谋，根据图形画出图纸，迅速照图样构筑起实物，叫部队派人参观并照样构筑。还秘密命令各级指挥官，一俟战斗打响，就将碉堡的门从外边锁上，让守碉堡的士兵无法逃跑，美其名曰“置之死地而后生”。他多次在军事会议上强调，太原周围30里以内要修筑一万个碉堡。到解放太原前夕，城周围的百里防线上，实际共修筑起大小碉堡5600多个，有的碉堡由厚达一米的钢筋水泥筑成，极其坚固。对于阎锡山大力修筑碉堡的用意，王靖国曾在“铁军”内部的会议上，有过画龙点睛式的说明，他说：“会长”的用意，是以政治作用为中心，军事还是其次。他是要大张旗鼓，遍地筑起坚固的碉堡，让共产党知道咱们有充分准备，进攻不易。共产党向来是只占便宜不吃亏，知道要吃亏，他就不来了。这是“会长”的一个政治手段，人家一辈子就会耍这个手段，十拿九准。咱们听“会长”的保险没错。”一位美国记者看过太原的碉堡后，曾经发表感想说：“任何人到了太原，都会为数不清的碉堡而吃惊。高的、低的、长的、圆的、三角形的，甚至藏在地下的，构成了不可思议的严密火网。”阎锡山自己更是大吹大擂，声称其碉堡工事“可抵一百五十万军队”，其枪炮弹药，“有杀伤一千五百万敌人的火力”。阎锡山还对部下表白他的决心说：“共产党与我们是誓不两立，是我们真正的死敌，我决心与太原共存亡。不要说我活着不与共产党人见面，就是死后，连骨灰也不留给他。做一个人一定要做一个自由的人，决不能叫共产党捆着手脚打。”其实，这说明，他已经陷入了绝望的境地。
面上摆出决一死战的架势，而他心里明白，晋中战役后，晋绥军的战斗力已经基本丧失，要保住太原，十分困难。为摆脱困境，他只好向蒋介石求援。蒋、阎之间，虽然勾心斗角几十年，但蒋介石出于保住太原有利于华北大局的考虑，于1948年8月中旬，亲自飞到太原，与阎锡山当面协商太原防务问题，并允诺立即调兵增援。不几天后，黄樵松的第30师从西安空运到太原，随后又将榆林的83旅调到太原。美国空军飞行队陈纳德也予以空中支援。得到这些援助，阎锡山的腰板又感觉硬了起来。他提出所谓“总体战”的方针，成立“总体行动委员会”，把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的力量都统一调动，并制定保卫太原的“十二条行动纲领”，强迫太原民众组成参战队和助战队，将太原变成“战斗城”。提出“毁家才能保家”的口号，进一步搜括民脂民膏，频繁举行募捐劳军活动，大量拆毁民房，将高一点的民居都改筑成炮楼和据点。还把各机关的公务员和学校的学生，编成“公务员师”，强迫进行训练，担任城防和特别勤务。
阎锡山虽然下了很大的力气，但所有这些办法，都已不可能扭转大势。解放军先是对太原进行外围战，打掉了他的两个多师，并进占了武宿飞机场，突破了太原的第一道防线。10月以后，又攻下了太原东山的四大要塞。
这时，从西安空运来的中央军30师（到太原后，为与阎锡山徒有虚名的大规格番号相一致，改称为30军）师长黄樵松萌生了起义的想法。黄原属西北军，西安事变时，就接受进步思想影响，抗战胜利后对蒋介石打内战的做法深为不满。来到太原后，见太原一片凄凉，已经陷入绝境，自知打下去一定不会有好结果。而他的西北军旧友、已经在邯郸起义的高树勋又给他写信，劝他认清形势，弃暗投明。黄樵松经过反复思考，决定举行起义，派人出城与解放军秘密联络。解放军方面表示欢迎，并立即派华北第一兵团政治部主任胡耀邦和高树勋将军与其代表商谈起义具体办法。起义计划紧锣密鼓地开始实施。11月初，黄与其部下商谈起义事项，不料其部下师长戴炳南口是心非，当面表示拥护，却趁到前线之机，跑到太原绥靖公署告密。阎锡山听到告密，吓得脸色苍白，手脚发抖，好不容易才镇静下来，忙调动部队，布置防范，并以召开紧急会议为名，请黄樵松参加。黄没有想到部下会出卖他，对此缺乏应有的警惕，接到通知，就往太原绥靖公署出席会议，结果不幸被捕。正在他的部队做联络工作的解放军第8纵队参谋长晋夫等人也被捕。之后，黄、晋都被押送到南京，在国民党军人监狱中壮烈牺牲。
起义失败的这一段插曲，暂时救了阎锡山的命。而此时解放军在东北取得了辽沈战役的胜利，大批部队正开进关内，准备会战京津地区。为防止平津地区的傅作义部下决心突围南逃，中共中央军委对太原前线发出暂缓攻击的命令，要求“再打一二星期，将外围据点再攻占若干，并确实控制南北两机场，即停止攻击，进行政治攻势。部队固守已得阵地，就地休整，待明年1月上旬，东北我军入关攻平、津时，你们再攻太原。”太原前线进入为期五个月的围困阶段。
解放军开展了强大的政治攻势，阵前喊话，散发宣传品，针对性强，又都是实话，对晋绥军官兵产生很大的冲击力。如快板《东山解放后的太原形势》这样说：
太原城东是大山，汾河往西还是山，太原好象饭碗底，孤孤摆在汾河滩。阎锡山，自己讲，太原形势像人像：东山好比太原头，手是南北飞机场；石咀子和风梁阁，好比双眼高又亮；两脚伸在汾河西，太原市内是五脏；四大要塞是屏障，牛驼寨，是生命。
阎匪自己画的像，已被扯破多半张：两手干脆被打断，两腿胳膊受了伤；两只眼睛早剜掉，脑袋已经离肩膀；大炮架在山头上，炮弹打在内五脏；阎匪饥饿又恐慌，等着破肚来开膛。
解放军的团团围困，饥寒交迫的难挨日月，毫无出路的绝望情绪，推动着晋绥军官兵纷纷投降。由单独行动，逐步发展到整班整排甚至整营。到了这种时候，阎锡山再有欺骗和控制的办法，使用起来也不灵了。围困期间，晋绥军官兵先后有12000多人主动投诚，使阎锡山眼睁睁地损失了一个整编师。
太原的处境越来越困难。阎锡山预感到太原要失守，在作困兽之斗的同时，加紧搜括和转移财富，为最后的逃亡做准备。此时，他那善于投机取利的才能又得以发挥。为了转移资金，以支持中央政府发行“金圆券”之名，从山西各营业单位提出黄金一万两，派飞机运往南京，兑换成金圆券，准备发一笔财。但后来兑值跌落，他不肯吃亏，又要求退还黄金。蒋介石岂肯将到手的黄金再吐出来，于是批准换给外汇，但此外汇必须向指定国购买面粉。不得已，山西这一万两黄金就变成了4000吨面粉。面粉运不回来，只好存在上海，希望价格上涨时抛出去再赚一笔。到上海也不安全了，阎锡山命人将面粉仓皇拍卖，携巨款逃到了台湾。1948年年末，阎锡山又命令省内外的大量官办工商业结束业务，将货物折款转移到上海，时值黄金四万五千两之多。除了现成财产的掠取，阎锡山还趁机大吃空额，克扣粮饷，大发“国难”财。南京政府发给的粮饷，按20万人的编制领取，而实际人数还不到10万。从南京领到的粮食，除不足一半空运到太原外，其余留在了上海、汉口、青岛等地，折款到手，月得黄金五千余两。仅此一项，按起、止十个月计，阎锡山即得黄金五万余两。其它军服布匹棉花，莫不如此处置，又得黄金合计一万五千余两。真可谓心刁手黑，生财有术。
1948年12月，阎锡山亲自飞到南京，向蒋介石诉苦说：“太原被围已届三月，粮弹补给已感极度困难。”然而，这时的蒋介石已经自顾不暇，没有余力顾及太原了。阎锡山冒着危险，辛辛苦苦跑了一趟，也没有求来什么援助，只好把军政官员和部队的裤带勒得更紧。至于民众，更是陷入了惨不忍睹的境地。阎锡山一筹莫展，每日里焦躁不已，也顾不得再装什么虚假面孔遮遮掩掩了，把渺茫的希望寄托到了扶乩打卦的巫婆神汉身上。从求得的“好”卦象或“吉祥”乩辞中得到点滴安慰，更重要的是用这些名堂来欺骗和安定人心。
1949年1月，在南京的贾景德奉蒋介石的命令，给阎锡山发来一个指示性质的电报，称：“一、就大局看，太原绝难长久支持，请速退往西安，担任西北行营主任，负指挥西北各处重责。干部由陈纳德用飞机接走，军队尽量西撤。由胡宗南派遣精锐，从离石军渡到太原的公路，打开一条走廊，另由陈纳德的飞虎队，抽战斗机100架次掩护西撤；二、共产党对太原兵工厂很重视，放弃太原的时候，一定要把兵工厂破坏。”应当说，蒋介石的这个意见，是从大局出发，对阎锡山还是一片爱护之情。但阎锡山不同意，他要死守太原。明知没有出路，为何主张死守？因为阎锡山的政治生命，是与山西紧密相连的。离开山西，他就成了无根之草。未到最后关头，他还要拼命再赌一把。
1949年1月31日，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率部接受和平改编，北平宣布和平解放。因傅作义原是晋绥将军，这一事件在山西就引起特别大的震动。阎的一位亲信曾这样说：“会长在1927年能看见国民革命军是刚升起的太阳，毅然换上青天白日旗，今天看见共产党这个刚升起的太阳，为什么不能和平地换上红旗呢？”但这种步傅作义后尘，求和平解放的进言，都被阎锡山“把口封死”了。当时居住在北京的山西人士，许多曾是阎锡山的亲信或部下，如温寿泉、郭宗汾、赵丕廉等，他们都希望太原能仿照北平，和平解决；而在晋中战役中被俘的晋绥军高级将领赵承绶等，也一再写信给阎锡山，劝他识大局，顺大势，争取和平解决太原。中共中央则允诺，阎锡山如能改变过去的立场，可考虑让他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但阎锡山对这些善意的言论和举措，一概拒绝，还特别召开会议，大骂傅作义，大骂赵承绶等人是“没人格，不要脸”。1949年2月，在为几个到太原采访的美国记者举行招待会时，特意在桌子上放了些装毒药的小瓶子，在屋外摆放了一口棺材。面对那些记者，阎锡山装模作样地宣称：“蒙是坚决反共的，永远不会与共产党妥协。抗战胜利回到太原第二天，就开始筑碉堡，准备和共产党作殊死战。蒙阎锡山决心死守太原，与太原城共存亡。蒙已令侍从医生和德国医生研究，配装了五百瓶自杀药水，如果太原失守，蒙就和部下饮此毒药，同归于尽。蒙不只不与共产党妥协，且不做他们的俘虏。”他还鼓吹要向古代壮士田横学习，说什么“昔日田横五百壮士，壮烈牺牲。咱今天有五百基干，要学五百壮士，誓死保卫太原。不成功，便成仁。”他把500瓶毒药，发给每个基干一瓶，企图让这五百基干都服从他的意志，“壮烈成仁”。此前不久，在晋中战役后期，解放军曾设法找到阎锡山的老师、一位年近八旬的老秀才进城试探。阎锡山为了显示自己“决不与共产党谈判”的决心，竟置“不斩来使”和“一朝为师，终身为父”的古训于不顾，残忍地将这位老者杀掉。 解放军胜利进军的步伐，也使国民党内部的矛盾不断激化。蒋介石于1949年初宣布下野，退居幕后，由李宗仁代理总统，企图以“和平谈判”的策略延缓解放军的进攻。而此前，伪国大选举正副总统时，阎锡山一面支持李宗仁参加副总统的竞选，同时却又将一半选票投给蒋介石支持的孙科，照例玩弄他的左右逢源的手法。因此，在太原危急，阎锡山急于寻找退路之时，李宗仁也没有满足他担任行政院长的如意算盘，而是发表何应钦为行政院长。阎锡山得到消息，很是生气，大骂李宗仁是混账王八蛋，却又无可奈何。几十年来，阎锡山总是以一付稳重和蔼的面目出现在部下面前，到这时，变得终日神不守舍，坐卧不宁，横眉竖目，暴躁异常。手中的文明棍，时不时地就挥舞起来，向着部属打去。这就应了那句谚语：上帝让他灭亡，必先让他疯狂。为了寻得一条逃跑的道路，他委曲求全地给在南京的亲信打电报称：“为了拯救晋民，名位高下，在所不计，虽副席亦可也。”同时，又不断给在南京的老关系徐永昌等人捎话，请他们多方活动，务必让李宗仁给他一个逃脱的借口，以便及早离开太原。
3月28日，盼望中的电报终于来了。李宗仁电称：“百川兄：和平使节定于月杪飞平，党国大事，诸待我公前来商决，敬请迅速命驾，如需飞机，请即电示，以便迎迓。”阎锡山顿时转怒为喜。次日，也就是3月29日下午，山西的高级军政官员都接到通知，前往太原绥靖公署内的阎公馆参加紧急会议。一反多日来萎靡不振，焦躁烦闷的状态，阎锡山穿戴齐整，恢复了他一贯的稳重谦和，客气地请大家入座。让秘书长念了李宗仁的电报后，平和地问：“大家有什么意见？”众人心里明白，嘴上自然不好说什么，只能说些敷衍的话。阎锡山最后表态说：“这次到南京，大概会多住几天，三天五天，十天八天，未必能回来，最低限度要等北平和谈的结果。不过你们放心，太原一旦吃紧，一定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回来。”接着他宣布了离开期间由梁化之等五人负责的决定。不让大家送行，只有梁化之和五姑娘相伴，匆匆忙忙到汾河西畔临时修起的一个小机场，带了八、九个随从，登上飞机，在解放军隆隆炮声中，急匆匆灰溜溜向着南京飞去，从此离开了他经营38年之久的山西。
阎锡山一离太原，山西的军政集团便进入分崩离析状态。
北平的和平商谈没有成功的希望，太原的紧张形势也就没有缓解的迹象。身在南京的阎锡山四处活动，寻求国民党中央的支持；同时通过与太原梁化之的专线联系，不停地给他们鼓气，开出一张张空头支票，宣称中央答应派兵增援，美国的陈纳德飞虎队也即将飞往太原助战等等，要他们坚守到底。而离开山西后，阎锡山也像贾宝玉丢失了项上的玉一样，失魂落魄，心神难安。他曾经乞求陈纳德用飞机送他回去，但太原的机场，包括他离开时用以起飞的临时机场，都已在解放军大炮的控制范围之内，他想回也回不去了。在太原时想离开，离开之后又想回去。阎锡山感受到了穷途末路的窘迫，又体会到了走投无路的绝望。不管他口头还说着什么样冠冕堂皇的话，遥望太原，他只能是百感交集地喟然长叹。
短命院长 无可奈何花尽落
连日炮声如雷，震耳欲聋，炮火似雨，骇魄惊心。屋外烟焰弥漫，一片火海；室内昏黑死寂，万念俱灰。大势已去，巷战不支。徐端赴难，敦厚殉城。军民千万，浴血街头，同仁五百，成仁火中。妹虽女流，死志已决。目睹玉碎，岂敢瓦全？生既未能挽国家狂澜于万一，死后当遵命尸首不与共匪共见。临电依依，不尽所言。今生已矣，一别永诀。来生再见，愿非虚幻。妹今发电之刻尚在人间，大哥阅电之时，已成隔世。前楼火起，后山崩颓。死在眉睫，心转平安。嗟呼，果上苍之有召耶？痛哉，抑列祖之矜悯耶？
阎锡山在上海读到这份绝命电，泪流满面，悲痛莫名。阎慧卿，即阎锡山的五妹子，又称“五姑娘”，在阎锡山的晚年曾是身边一个特殊人物。她是阎锡山的叔父五个女儿中的老五，比阎锡山小27岁。阎锡山担任山西都督后，她才在家乡念了几年小学，后又到太原上过一段时间学，未从事过什么职业，基本上是一个家庭妇女。其第一个丈夫是日本留学生，病逝后，又嫁给梁延式，梁是清华毕业，也曾留学日本。但这个丈夫对他并无感情，直言宣称“一个人要在事业上有点作为，没靠山不行，我们是政治夫妻。”因此，“五姑娘”在家庭生活中是很不幸的。这也许是她把全部精力投入到照看大哥生活起居中的原因。“五姑娘”虽然是个家庭妇女，但为人精明，工于心计，善于察言观色，因此，得到阎锡山的喜欢和宠爱。后来就成为照顾阎锡山日常生活的亲人。抗战时期，阎锡山在克难坡生活不太规律，常常在吃饭时思考问题，有时因思虑影响食欲，有时又因一时高兴不免食多伤身。医护人员便对他的饮食进行监视，设计出定量，既不让多吃，也不让少吃。但派侍从监视，常遭阎的训斥谩骂；由夫人亲自监视，仍然无法控制。于是，就请“五姑娘”出马。“五姑娘”每到阎锡山吃饭时，就坐在炕桌前，自己并不吃，专门生法儿让阎锡山进食。看到他不思饮食，就拿筷子尝尝，说多么多么好吃，同时讲些开心的笑话，让阎锡山能够从郁闷中解脱出来，正常用餐；而有时又见他吃得太多，便轻言细语地劝说少吃一些，劝不住，就率性将碗夺过来，命令副官将饭菜立即端走。阎锡山也只好听由她的摆布。她还经常下厨，亲自动手做些家乡饭，让阎锡山吃得高兴痛快。此后的长时间里，“五姑娘”每餐必监，监必认真，阎锡山的健康得益甚大。抗战之后，阎的姨太太因心脏病突发猝然去世，“五姑娘”就担负起了照看阎锡山日常生活的责任。除监视饮食外，每到阎锡山睡觉时，她还要亲自为其捶背、掖被，直到阎锡山安然入睡，她才与侍卫长退出卧室。
正因为阎锡山与“五姑娘”有着如此特别亲近的关系，在太原的军政高官们都曾经通过观察“五姑娘”的动向，猜测阎锡山的行动。当他离开太原时，曾一再表示，虽然三、五天，八、九天回不来，但一旦太原紧急，就会马上回来，并特意将“五姑娘”留下。这使不少人以为，“五姑娘”既然没走，他还会回来的。将一个并不懂政治的至亲的堂妹，留在炮火连天的绝境，用以安定人心，阎锡山的算盘打得不可谓不精明。但“五姑娘”如此悲惨地死去，也唤起了他的一份亲情。面对那份文诌诌的电报，想到“五姑娘”到死也还得胡里胡涂充当一回工具，他该是什么感想呢？
此时的阎锡山，眼泪该不是作秀吧。
在解放军的凌厉攻势下，太原城迅速回到人民手中。山西军政高官王靖国等皆成为解放军枪口下的俘虏，太原守军，包括正规军和非正规军共13500人，遭到彻底歼灭。4月29日，盘踞在晋北孤城大同的守军万余人向解放军投诚，大同宣告和平解放。山西全境回到了人民手中，阎锡山苦心经营达38年之久的老窝，从此将他彻底抛弃。
阎锡山到达南京之后，四处吹嘘太原的“坚强防守”，吹嘘他的所谓“五百完人”。本想着长期呆在南京，既躲开了解放军的炮火，又能遥控太原战局。不料，解放军南下速度实在是太神速了，南京比太原还早解放了一天。没奈何，他只好匆匆赶往广州。到广州时，他写了一首《游海珠桥有感》：“钢骨水泥兮，合作坚牢；孤雁南飞兮，哀鸣嘐嘐。”神情感伤，很是凄凉。看到《中央日报》上刊登新闻，称“反共守城名将阎锡山莅穗”，他又得到些许安慰，颇为自豪。但后来，广州的书报摊上就出售一期美国的《时代》杂志，在杂志的扉页上，印着一帧照片。那照片是在太原时他接受美国记者访问拍摄的。照片上，他穿着长袍，神情端庄地坐在办公桌前，左手把一盒注射针剂（杂志上注明是氰化剂），倒在桌面上；照片下写道：“誓与太原共存亡的阎锡山将军现在安然无恙地活跃在广州政坛上。”这辛辣的讽刺着实让他难堪，但他也确实知道，太原是回不去了，在山西的资本已经拼尽了。面对末路，精于算计的他又打起了新的左右逢源的主意：一是失去了军事力量，反共当然没有了资本，赤手空拳却也不会再招致蒋介石的忌恨。能做的，就是要努力讨好蒋介石，努力表现坚定反共，在政治上努力捞取一些资本，作为今后“存在”的基础；二是千方百计利用保卫太原的借口，向国民党中央政府要钱要粮，为此后筹划生活费用和经济资本。国防部给了一部分粮食和金元券，他令人将它们都换成银洋和黄金；并把西北实业公司在太原的资金和在上海、天津等地的物资，一律变现成黄金，尽量外运。对于自己和家人的生活，也作了“狡兔三窟”的安排：将继母和二媳送住台湾，在台北设立阎公馆；将四子和四媳送往美国，在美国营造好了寓所；又派五子和内弟到日本，在日本也找下了巢穴。总之，不论时局如何变化，他都有了安身之地。后顾之忧的解决有了眉目之后，他就在政治上频频活动，沿着顽固反共的道路走到底。
他曾秘密到浙江奉化，去拜望当时“下野”在家的蒋介石，在蒋面前买好，以取得蒋的支持，在国民党中央政府中图谋位置；他还数度拜见美国驻南京大使司徒雷登，期望得到美国的支持；他多次接见“立法委员”和中外记者，吹嘘死守太原的高招和收拾残局的意见，并想创办报纸，作为他自己的舆论阵地。南京解放后，国民党政府迁往广州，阎锡山到广州后，就和CC分子联合发起，成立所谓“反共救国大同盟”，并担任主席，狂妄地提出了“集中全民力量，坚持反共战斗”的口号，网罗各派系的残余。自以为通过这个组织，还能得到地方势力的拥戴，把广州建成“第二个太原”。也正是在蒋介石的暗中支持和CC派的摇旗呐喊声中，阎锡山于1949年6月担任了国民党政府的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对于此时此地出任这个“高官”，阎的部下颇有不同看法。一种认为：入阁拜相，位极人臣，统率百官之职，哪有不就之理？另一种认为，自己手无寸铁，凡事都要看人脸色，仰人鼻息，挤在蒋介石和李宗仁的夹缝中，做也难为。阎锡山自己则表示：“我这内阁，犹如请来的大夫，只要开出对症的药方，就算尽到责任。至于病人是否肯依方服药，那就不是我这大夫能过问的了。”虽然表示的是“勉为其难”的态度，但为了显示自己反共的决心和不平凡的才学，不几日后，他就提出一个“扭转时局方案”：政治上要转乱为治，转危为安；军事上要转败为胜，转守为攻；政府机关要整饬吏治，提高威信，提倡廉洁奉公，勤俭节约；经济上要改革货币，抑制物价，安定国民生活；还要加强政治教育，澄清国民思想，摆脱共产诱惑，团结反共致胜，等等。规定后方省份都要成立“反共救国军总司令部”，由省主席兼任总司令，加强各地的反共行动；又与蒋介石、李宗仁等联名，借“纪念七七抗战”之名，发表“反共救国宣言”；以行政院的名义，颁布所谓“反共公约”，规定五家连坐，强制民众作他们反共的炮灰；国民党临时成立的决策机构，还通过了阎锡山提出的“反共救国方案”。从组阁之日起，阎锡山就大开空头支票，前后共制定《扭转时局总案》等方案，总计阎阁文案达100万字以上。直到1949年10月中旬，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宣告成立之后，阎锡山被迫逃往重庆，仍然企图在四川推行什么“总体战”，制订什么“军政一体化”的作战方案；逃到成都后，阎锡山还亲自兼任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成立的“反共救国战斗团”的团长。短短的几个月内，阎锡山如丧家之犬，明知不可而为之，足见其反共的狂热和逆历史潮流而动的顽固都非同一般。对于阎锡山这一段拼上老命的奋斗和努力，蒋介石曾给予很高的评价。到台湾后，蒋在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的报告中说：“自三十八年底及三十九年初，赤焰滔天，挽救无术，人心迷惘，莫可究极，……其土崩瓦解之形成。……当此之时，中央政府幸有阎院长苦心孤诣，撑持危局，由重庆迁成都，复由成都迁台湾，继续至当年三月为止，政府统绪，赖以不坠者，阎院长之功实不可泯。”
1950年2月8日，阎锡山由成都乘飞机到了台湾。3月，蒋介石又粉墨登场，在台湾做起总统来。此时，国民党的要员纷纷出面，对内阁在重庆、成都时的种种举措提出指责，甚至恶意攻击。阎锡山的处境甚至得到了“国际友人”的同情，说：“军中的悍将，政中的流氓，社会上的土棍，无人替你制服，你难免受他们的侮辱。”阎锡山忍气吞声之余，也终于明白，即使自以为反共到底，拼了老命，也还是难以得到蒋介石的认同。于是便以“中枢有主”为辞，向蒋递交了“辞呈”。蒋介石立即通知“立法院”开会讨论，很快便予以批准，并通过行政院长由陈诚继任。七、八个月的行政院长做完了，阎锡山的政治生命也就到此彻底结束。阎在台湾，还念念不忘他所器重的所谓“五百完人”，通过行政院拨款新台币20万，在台北北园山建立了“太原五百完人成仁招魂冢”。蒋介石还特意题字曰“民族正气”，蒋经国则题赠“齐烈流芳”的匾额。阎锡山题写的是“先我而死”，并亲自撰写了一首“太原五百完人歌”，其歌曰：“民族有正气，太原出完人；海天万里招忠魂，歌声悲壮动三晋。何以为完人？生而能杀贼，死而不留身，大节凛然表群伦。谁能为完人？男学梁敦厚，女学阎慧卿，死事壮烈泣鬼神。赴汤蹈火全忠贞，救国救民重死生；五百完人齐尽节，太原今日有田横。民族有正气，太原出完人；日月光华耀国门，万古流芳美名存。”由于阎锡山的竭力鼓吹，蒋介石的大力支持，所谓“太原五百完人”在台湾产生了很大影响。这既显现了阎锡山善于造声势、造舆论的能力，也曲折地表示出他对生他养他的故地有一缕难断之情。
离职前，“行政院”的手下人，为阎锡山举行了一个小型的茶话会。会上，有人引用了老子《道德经》中的两句话，送给阎锡山作为安慰。这两句话是：绝圣弃知，大盗乃止。阎锡山由此发了一通感慨说：“无珠宝而不争珠宝，不是不争，是无所争；有珠宝而不争，是自己心上无珠宝，才足为奇。人不污辱你，你不和人争，不是不争，是无争；人污辱你，你不和人争，才是不争。”在险恶的人生中，经历过无数艰难曲折，也使出过无数图谋诡计的人，为了争权夺利而无所不用其极的人，到这时候，道出这一番似乎旷达大度、与世无争、安于命运的话来，究竟是一种幡然的悔悟呢，还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认命？
在台湾，阎锡山以“总统府资政”及“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的身份，长期隐居于台北市阳明山菁山草庐。虽然口头声称与世无争了，其实仍然丢不下放不开的他的反共理想，也丢不下放不开他曾经为之付出大半生心血的故乡山西。有人作《菁山草庐纪略》，记述和描写了阎锡山在台湾的日子。文中说：“菁山系台北市北郊阳明山的一部份，位于山仔后之东。……一九五0年三月十五日，阎伯川先生卸任行政院长，九月迁入菁山草庐，即士林公馆里九邻八十一号。其地系日据时代之茶园，时已荒废。阎先生于此建屋，茅草代瓦，竹泥为墙，无电灯、电话、自来水，石子道路，极其坎坷；生活条件，十分简朴。来客甚稀，无都中之烦扰，适于专心致志，从事著述。住未久，蒋先生夫妇来访后，命国防部整修道路，架设电话。民航空运公司陈纳德及夫人陈香梅来访后，赠一小型发电机。为节省汽油甚少使用，以蜡烛照明数年，始有电灯。台湾七、八月间不断有台风来袭，强风屋塌墙倒，拔树断路，茅屋一年间屡坏屡修，亦不安全，遂于地势稍低依山背风处建水泥钢筋顶之窑洞五孔，就地取材以石为墙，命名为‘种能洞’。‘种能’是指宇宙本体演变成物及人的根本。……（有客来时），阎先生谈论主旨，一为人应当怎样，包括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人的责任；二为如何挽救人类核子毁灭的危机，取各种主义之长，舍各种主义之短，建立永久安和的世界大同；三为如何建设富强文明长治久安的新中国。……先生每日起床后，散步早餐，八至十二时写作，与客会谈。午餐后，休息，下午二时至五时写作，五至六时听报告重要新闻论文及书籍杂志之要闻。六时晚餐，散步，七至九时写作，十时就寝。饭食较清素，有若‘寄身京华久，醇朴犹老农’。”作者的笔端，流露出隐隐的同情和不平。与先前的铺排豪华相比，日子确实过得有点儿寒碜。阎锡山自然明白，虽然蒋介石对他客气有加，但并没有将他当成自己人对待。试想，蒋的高官们哪一个会住到此等荒凉所在？对于与蒋几十年中的恩恩怨怨，他心里清楚，因此也有自知之明，不去自讨无趣。到台湾后不久，各界就已纷纷议论，蒋介石将来要把“总统”传给儿子蒋经国。阎锡山对此有自己的看法，他借评论古人，发表意见说：“中国数千年来政治经济上的病根，在家天下政权私有。”他认为，废除井田而土地私有，将传贤制度改为传子，就是把给人类带来幸福的措施变为使人类悲惨的谬误。议论声传到蒋介石的耳中，蒋让人转告说：请少发些空泛议论。
在这种政治上被冷冻，生活上遭贬斥的情况下，阎锡山没有像有些高官那样，转到国外当寓公，也没有像有些不得志的高官那样，皈依宗教求解脱。他安居草庐，避在世外，不看电影，不看戏，不吸烟，不饮酒，不赌博，也不参加诸如剪彩、证婚之类的应酬，认认真真地做起了学问。用一辈子挥刀舞枪、拨拉算盘的手，兢兢业业地开始了艰苦的写作。他深有感触地说：“言语道断，心思路绝，乃可语学问修养。”殚精竭虑，惨淡经营，奋斗一生之后，落到一无所有的下场。这种人生境地的大起大落，可使人心灰意冷，也能让人旷达超脱。应当说，阎锡山没有被命运整得唐颓不已，他是要努力超脱的。他钻到“反共”学说的研究中，为自己的失败寻求难以验证的辩解；钻到儒家文化去寻求心理的慰籍和平衡。有评论说：“阎锡山好学深思，晚年对于反共之道，有若干深入独到的见解，不流于空泛；对儒佛之学，虽然未至一旦豁然贯通的境域，但有若干尽情合理的名言，确超过一般平凡的思虑。”这种说法，值得欣赏和玩味。
他先后写作并出版了先后出版了《世界和平与世界大战》、《孔子学说》、《世界大同》、《大同之路》、《共产主义的哲学，共产主义共产党的错误》、《反共的哲学基础》、《收复大陆与土地问题》，《反共复国的前途》、《三百年的中国》等著作二十多部，还雄心勃勃地制订了研读二十五史和十三经的计划。1959年，当香港《真报》记者采访他，谈到重返大陆的问题时，77岁的阎锡山仍然大发议论：“一旦如能配合国际局势，王师跨海北进，直捣黄龙，毫无问题。诸位别看阎锡山已经老态了，真个反攻号响，看吧，我还是要请求率领健儿再打几个胜仗给国人看看，我有信心。生从太原来，我这把老骨头仍将活着回太原去。”对于已经输尽了资本，逃到台湾在苦闷和抑郁中度过孤寂岁月的老人而言，反攻大陆与其说是一种空洞美妙的梦想，不如说是丢不开割不断的对故土的思念。岁月无情，山河无望，他这番活着回太原的豪言壮语只能是空洞的梦呓了。
1960年5月23日，阎锡山病逝于台湾，终年78岁。
生前，阎锡山就为自己作挽联数幅，嘱咐其家属在他死后悬于他的墓地。其中一幅写道：
有大需要时来，终能成大事业；
无大把握而去，终难得大机缘。
最终，他承认：奋斗一生，虽然也成就过一番大事业，但他没有得到大机缘。
后 记
笔者是山西人。有关阎锡山的故事和传说，从小就听到不少。年岁渐增而懂得的愈多，在当时的文化氛围中，对这个反动军阀就只有一腔憎恨。可是，有一件小事，却在心底留下了深深的印象。那是1960年初夏，我正在高中学习，有一天，《山西日报》上登了一则几句话的短消息，说是“阎锡山老贼死了”。同学们都把它当作一件重要新闻，议论纷纷。回到乡下老家时，我也在乡亲长辈面前，报告这个重要新闻，并发了一通声讨阎锡山的议论。当时，大伙没有说什么。但事后，有一个长者却悄悄对我说：“小孩家不知道，阎锡山也给咱山西办过不少好事哩！”我听了后愕然良久，最终还是以“老胡涂，没觉悟”为由，将这事抛到了脑后。
随着历史的前进，思想的解放，文化的开放，见闻多了，想得多了，这件小事却又翻腾起来，并引起一些思考：时光总是会经历一些特别的阶段，难免的偏激和片面会妨碍人们认识真实的历史。这次写作过程中，阅读了大量资料，也参阅了一些较新的研究成果。自己无意也无力对阎锡山作全面完整的评价，而是希望通过简洁地勾勒轮廓，从错综复杂的事件中更为明晰地理出线条，力图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认识和看待历史人物，力图从历史造就的难免的片面和偏激中解脱一点。通过对阎锡山个人的了解和认识，进一步加深对一般历史观的理解。所述事实皆有所本，但未一一注明出处；未淹没于大量琐细的史料之中，行文也力求平实朴素。希望能使读者比较轻松又比较明快地阅读和思考。由于学识和能力所限，问题在所难免，请读者诸君不吝指正。
参考资料：
《文史资料选辑》，中国文史出版社，有关分册；
《山西文史资料》，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有关选辑；
《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写，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3月；
《阎锡山传记资料》，朱传誉主编，台北天一出版社，1979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