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天，九月二十六日，看守人员开始同我说话了。第一个同我说话的是一位指导员，他问我有什么要求。我告诉他：“天气冷了，我没有带增添的衣服，冻得受不了。”他答应向团长反映。我又问：“你们都是干部吧？”他说：“我们都是临时调来的连、排干部，负责保护你的安全。”以后，除了一个副营长在看守的时候对我的态度不大好以外，其他的连、排干部的态度都很好。慢慢地，我对这种生活也就习惯起来了。
第四天上午，我正在床上坐着，那位团长进来了，突然叫了声：“司令员，身体怎么样呀？”我赶紧说：“你以后别叫我司令员了，叫我老吴就行了。这几天累了你了。”他说：“你刚来，许多事情我们都没有准备。我们会逐渐给你改善生活条件，让你休息好。你有什么要求也可以提出来。我就在隔壁的房间陪你，你有事，随时可以通过卫兵来叫我。”我说：“非常感谢你。目前最大的困难是天气冷了，但是衣服、被褥都不够，衬衣也没有换洗的。”他说：“我们已经向上面反映了，帮助你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团里先给你一套衬衣、衬裤和一条绒裤。”我说：“谢谢你们了。衣服和裤子我家里都有，能给我拿来就行了。”他听了后说：“那么请你开一个单子，我们向卫戍区写个报告。”
于是我开了一个单子。接着，我又向王团长提出洗澡的问题。他说：“团里的澡堂子坏了，要修理一个月才能使用。你现在先用点热水擦擦澡，以后再到我家里去洗，我家里有澡盆。”我说：“这样不妥吧？”他说：“没有关系。你不认识我，我在苏北就认识你。你有什么困难，尽管向我说，我给你反映。为了保证你的健康，我们已经把团卫生队一个比较好的医生调来，跟你住在一起，以便照顾你。”我说：“你们太忙了。请放心，我不会出问题的。”我说这话的意思是暗示他，我不会自杀和跑掉的。
从此以后，王团长每天早上、中午、晚上都要来看我一次，晚上就睡在我隔壁的房子里。一个星期以后，王团长来告诉我说：“以后要逐渐改善你的生活，以保证你的健康。现在是住在一个连队里，将来要搬到团部的招待所去。”这以后，每天连里在吃饭时，都给我另外炒一点猪肉，或是鸡蛋，以示优待。
整天蹲在牢记房里，没有事情做，我就请求给一套《毛泽东选集》看，他们立即就给我送来了。我没有报纸看，什么情况也不了解，向他们提出来以后，每天又发给我一份《人民日报》和一份《叁考消息》。后来，我又开始写毛笔字。这样，我的情绪慢慢地就稳定了下来。
大约过了半个月，我又要求每天到外面去活动一下。于是，他们就在走廊上划了一块将近二十平方米的地方，用铁丝拉了一个隔离簾子，就叫我在这个地方活动，上午和下午各三十分钟。
我从来没有蹲过监狱，不知道什么叫“放风”。有一天上午，一个看守人员突然开门叫我出去“放风”，我不懂，就问他，什么叫“放风”？他解释说，就是叫我出来在走廊上活动活动。我这才知道，这就叫“放风”。其实走廊上一点风都没有。他们说，以后给我找一个地方，到外面去活动。
又过了十多天，他们给我送来了一套衬衣。由于长时间没有衣服换，换下来的衣服脏得很厉害。我想将换下的衣服自己洗一下，就要求团里代我买一块肥皂，先记下帐，等我以后有了钱再还给他们。他们说，不用记帐，以后我换下来的衣服，都交给他们，由他们来帮我洗，不用我自己洗。
到了十月下旬，团长又给我取来了必要的衣服和洗漱用具，以及棉衣、被子、大衣等用品。这样，过冬的问题总算解决了。
十月底的一天，我又向那位团长提出要点书看，请他向上面反映一下。他问我要什么书，我说要一些马列的书。我开了一个书单给他，过了一星期，我要的书全部都给我拿来了，而且还都是我过去看过的书，上面有我过去看书时划过的杠杠。看到这些书后，我知道老伴还在家里，心中稍稍得到了一点安慰。不是吗，别人是找不到我原来看过的书和衣服的，只有她才会这样一本本，一件件地找出来，经过检查以后才交给我的。
拿来了许多书，我就有事情干了。这以后，我整天读书，每天晚上都一直读到九点。看守人员不断地叫我休息。我说：“过去战争年代，是一仗接着一仗。解放以后，又是忙于工作，虽然读了一点书，但从来没有系统地学习过。现在有了这样的机会，我得补上这一课。
大约是在十一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团长带了一辆吉普车来，叫我去洗澡。汽车先在团里的营区转了一圈才进入了澡堂。我一看，好大的一个营区，团部的一个小办公楼就在附近。
这是澡堂修复以后的第一次烧水，里面空无一人，只有团长、看守人员和我。我们在大浴池里洗了一个多小时，王团长命令看守人员为我擦了背。从这以后，每个星期我都要去洗一次。
到了这时，我的监禁生活就走上了轨道。同时，我同看守人员之间的关系也逐渐融洽了起来，一些生活上的问题，他们也不时同我说一说。但我们从来不谈及别的。在人格上，他们对我是尊重的。
从我被关押到北京卫戍区以后，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没有上面的人来过，也没有问过我什么问题。我心里想，几十年来都没有这样清闲过了，这倒也好，休息一下脑子，看以后怎么办吧，反正我心里没有鬼，不怕鬼叫门。
次提审
大约是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二十日上午，团长来告诉我，说要有“中央首长”来找我谈话，要我有一点思想准备，等他们到了以后他再通知我。我问在什么地方，他说就在这座楼里。我心想，
两个多月了，没有任何人找我谈过话，今天来的“中央首长”是谁呢？难道是叶剑英吗？要谈些什么呢？是他们搞清楚了情况来放我出去吗？因为我同“九一三事件”确实没有牵连，在一些问题上有失察的错误，顶多是撤销我的职务，总不至于把我关在这里长期监禁吧。
那天上午，我照常看书、写毛笔字。等到了中午十二点，“中央首长”仍然没有来。午饭以后，我就睡觉了。下午三点，团长来叫我，说“中央首长”来了。我随他走出房间，来到了上一层楼的一个大房间。我看见屋里摆着一张大桌子，上面铺了白布，并放上了热水瓶和茶杯。正面坐着团长说的两位“中央首长”，一位是公安部副部长李震，另一位是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在他们二人的两边，又各坐着一个人，一个是公安部政治部的何副主任，一个是北京卫戍区政治部的李副主任。
李震和吴忠都是经我们的手提拔起来的，但今天也摆起了“中央首长”的架子，难道毛泽东已经把他们提升为“中央领导”了吗？是不是已经补选成了政治局委员，有这么快吗？他们一脸阴沉地叫我坐下。接着开始问我第一个问题，就是九月十二日晚上的情况。我说：“九月十二日晚上的问题，我同周恩来总理不断地通电话，对所有的情况，周总理是最清楚不过的。”他们还是要我再说一遍，我只好把情况又说了一遍。我说完后，他们就说今天先谈到这里，以后还会再同我谈话的。这一次审问让我感到非常失望，因为看来他们根本不了解情况，这个审查是没有一个头绪。看来，我一时出不去了。
十二月中旬的一天，团长来跟我说，已经正式来了通知，要我搬到团部的招待所去。我听了很高兴，他要我先过去看一看。我说不用了，搬过去就是了。王团长说：“车子就在下面，下午就搬吧。”我说：“好。”
下午五点钟，团长带来了一辆吉普车。我上车以后，车一直向西开，到了团部宿舍楼旁一座两层的楼房。他们要我上楼，我一看，二楼上一共六个房间，其中给我两间，一间放东西，一间睡觉，事先都安装好了铁门、铁窗。每个房间有两个窗户，铁窗外面有纱窗，里面有玻璃。房间都是刚粉刷过的，空气也比较好。我住的房间里有一张双人的木板床，铺着新的床单和两床褥子，被子是从我家里拿来的。还有夏天用的草席和蚊帐。屋里有一张写字台，供我读书写字，还有一张三屉桌，供我吃饭用。另外，还给了我一个新的热水瓶和茶杯，一个沙发和一个软椅子，还有一个衣架、一张中国地图和一个温度计。
我的隔壁，住着一个医生和一个干部。我们所住的房屋之间，建有一道取暖用的火墙。后来我才知道，这道火墙每年要烧掉四吨煤，都是公安部送来的。这道火墙的烟筒建得不太好，每到刮西北风的时候，烟总会往里面倒灌，真是把我们呛得够受的。
走廊的北屋是一个大房间，也是我活动间，每天下午，我可以到那里活动一下或散一散步。另外的两个房间都是储藏室，里面放了不少东西和取暖的煤，还有一个公用的盥洗室和一间厕所。
看守人员都住在楼下，大约是一个班。后来我慢慢知道了，他们都是些连排干部，一共有三个副连长、七个副排长。他们对外是绝对保密的，不能跟任何人说他们在执行什么任务，更不能说看守的是什么人。
他们在楼下安排了一间厨房，由看守人员轮流做饭吃，主食全是大米和富强粉。一般早上有油饼、咸菜和稀饭，中午和晚上都是两菜一汤。他们还不时买点鸡、鱼什么的，给我改善生活。另外，他们还给我买了一些茶叶、饼干、糖果和水果等，也可以吸烟，每个星期洗一次澡。
十二月二十四日上午，李震和吴忠两人又突然来到我的牢房里，问我生活怎样，有什么困难，还说天冷了，要我保重身体。他们还告诉我，中央成立了专案组，由他们两人负责我的专案，所以他们今后还要同我谈很多次。今后就随便了，有什么就说什么，实事求是，四川有一句话叫竹桶倒豆子——干脆。我说：“那就好，应该是这样的。”他们又说，今天只是来看看我，就不谈了。说完以后，他们就走了。
第二次审讯是在一九七二年二月份。一天下午，李震和吴忠又来了。这次主要是问，叶群一九七一年八月从北戴河回北京的一些情况。我跟他们说：“八月八日我奉周恩来之命，到叶群家里取一副毛泽东给林彪写的字，并且谈了谈林立衡的婚事，没有谈什么别的事情。”
他们反复追问：“有没有说到‘搞文的不行，搞武的’”这样的话。我多次说明，没有谈到这个问题。我说，只有在九届二中全会期间，林彪在一次同我谈话的时候说过：“我们这些人，行伍出身，搞武的行，搞文的斗不过他们”。我强调，林彪这样说，绝不是要搞武装政变的意思。
他们说：“庐山就是一场军事政变，你知道吗？”我回答说：“我不知道，没有听说，也没有见到军事政变。我听毛远新说庐山是军事政变，但我想不出这样说有什么根据。我知道毛远新并没有参加庐山会议。”
这次审讯还涉及到“谋害毛主席”和“武装攻打钓鱼台”的事情，我说对这些事情我一无所知。他们也承认，说：“我们还没有发现你知道这些事情，但是要问问你，以便把事情搞清楚。”这时，天已经不知不觉地黑了下来。李震说：“今天就谈到这里。记录整理以后，你要签字，你认为有出入还可以修改。另外你要好好地考虑，写一些揭发材料。”
到了三月份的一天，晴空万里，天气已经转暖。下午两点，团长来说：“今天下午‘中央首长’要再一次找你谈话，地点是在北京市里。”
我随王团长下了楼，看到已经准备好了两辆吉普车。我上了前面的一辆，坐在车后座的中间，身边是两个看守，团长则坐在前面副驾驶员的位置上。后面的一辆车是随车。出了营房门向西，即上了北京到通县的公路，到了建国门以后，汽车又向北往清河的方向走。我不禁问：“不说是到北京吗，怎么又往郊外走？”王团长解释说：“‘中央首长’指定了一个地方，走到清河就到了。”
大约三点多钟，突然到了空军高级防空学校。这个地方我是认识的，门口有高大的铁门，我们的车一到，两个战士迅速地把大门打开，车一直向里开进去，到了办公楼后面的一座小楼前停下来。只见李、何两位副主任在楼下等我。我到了以后，就领我到了楼上一个很漂亮的房间里，里边有很大的一张床，铺上摆了两床很漂亮的被子，挂着尼龙蚊帐。我不禁想：这是为谁准备的？因为“中央首长”还没有到，他们要我先在床上休息，还给我拿来茶水。
下午三点半左右，北京卫戍区的那位何副主任来叫我出去。我跟着他走过一个过道，然后进入一个大厅。厅里铺着地毯，四套沙发摆成四方形，我进去以后坐在南面，李震、吴忠、郭玉峰、杨德中坐在对面充当“法官”。我同他们几个原来都很熟，但现在我成了囚犯。
李震一开口就要我交代：“二五六号”三叉戟飞机是如何从北京调到山海关机场的。谈话一开始，陪着我的团长就要走，但李震叫住了他，说：“你不要走，你可以听一下。”
于是，我把九月十二日晚上如何得知三叉戟飞机调动的事情，从头说了一下。说完后，他们又叫来胡萍和我对质。但事实终究是事实，对质的结果和我讲的是一样的。胡萍走了以后，我对杨德中说：“那天你也在场。你是奉周总理的命令来监视我的，我当时的情况，你不是一清二楚的吗？”杨德中说：“十三号中午你要胡萍不要回家，而要他直接到三O一医院去，这是为什么？”我说：“胡萍是在三O一医院住院，当然要他回三O一医院，难道这还有什么问题吗？再说，我派车送他之前，也是经过你同意的嘛！”
我这一辩驳，李震索然大怒，说我态度不好，要我端正态度。于是，我不再吭声，不再说话。审问陷入了僵局。于是，郭玉峰出来圆场说：“我们主要是搞清问题，不是逼你说什么。”
不久，吴忠和杨德中退场走了，剩下了李震和郭玉峰，他俩又要我把九月八日到十二日的情况再说一遍。我说完后天色已晚，他们说：“今天就到这里，吃完饭以后再回卫戍区。”
吃饭前，他们和我闲谈了一会。李震问我：“你知道这个地方吗？”我回答说：“不知道。”李震说：“这就是林立果所设的据点之一。原来是一个车库，他们在上面盖了一层，就成了楼房，还修得这样漂亮。”我说：“这个地方我过去来过，但那时没有这样漂亮的房子。”
据我观察，当时的高级防校好像成了一所监狱，门被换成了铁门，墙上也架设着电网。我估计，里面肯定关了一些人。
吃晚饭的时候，我一个人单独在一个房间里吃，专案人员在另一个房间吃。给我这个犯人吃的居然也有鸡、鱼、对虾和大米饭等。我好久没有享受过像这样的美餐了。我吃饭的时候，李震进来看了一下，说：“好好吃饭，身体还是要搞好的，要保证你的身体健康。”
吃完了饭，他们就让我回通县的驻地。我上车以后，经过高级防校的院子时，看到有一些穿蓝裤子的军人在走动。我心里想：这里可能关押了不少空军的人吧，还不知道有多少人会受到我的株连呢！
我们从通县出来时，是个好天，到晚上却突然下起了大雪，而且越下越大。等回卫戍区的时候，地上已经铺满了雪。由于雪天路滑，我们整整走了两个小时，才回到了通县的团里。回到房间里，团长又同我说了一会儿闲话。他说：“你不认识我，我从前是在新四军三师的一个部队里，你当时是政治部主任，我见过你。我姓王，现在任团长，今后有什么事情，你可以通过警卫人员随时找我，我还给你找了一个‘放风’的地方，让你每个星期有两、三个上午，可以坐车到那里去活动。”原来他是三师的老部下，这让我很高兴，我说：“谢谢你！”他又说：“天已经晚了，你好好地休息吧，等天晴以后，就带你出去活动，那个地方是我们的油库，一般人是禁止到那里去的。我们这个部队是机械化部队，汽车很多。”说到这里，王团长看了看表，说：“已经一点多了，你休息吧。”
过了不久，王团长来通知我跟他去“放风”。我随他上了汽车，这个车的玻璃用布挡住，不让我看到外面，也不让外面的人看到我。车子走了没多远，王团长就说到了。我看到这里是个油库，他们已经在一个草坪上用砖砌成了一个四方形的墙，上面没有顶棚，只有一个出入门，但从墙缝中还是可以看见四周的庄稼地，但离村庄很远。虽然如此，这是这些天来我第一次呼吸到外面的新鲜空气，我真是很高兴。我一边深深地吸着新鲜空气，一边在墙中间散步、做体操。活动了一个小时以后，团长就要我回牢房。
从这以后，每个星期我都可以到那个油库放两次“风”。不过有时要车比较困难，就会一个星期也不出去。不出去时，他们就让我在营区的马路上散步，两头放上岗哨，不让别人通过。
一九七二年四月上旬的一天，已经是晚上十二点钟了，突然有人来把我叫醒。我糊里糊涂地起来，也不知道干什么。王团长叫我穿上衣服，说是有人要找我谈话，就在团部的办公室里。
我穿好衣服下楼，上了车。车一直往东开。在夜里也看不清，好像是在营区的最东面的一座楼，一上楼就是一间会客室，桌子上摆着一盆饺子，还有菜和酒。看来他们刚刚吃过夜宵，还喝了酒。
王团长叫我先在会客室里等候。这时我听到隔壁有人说：“你的问题就谈到这里，回去写一份材料给我。”我知道前面已经审讯过别人，下一个就该轮到我了。果然时间不长，王团长就来叫我到隔壁去，我看到李震和郭玉峰在里面。
我坐下以后，李震就问我：“你认识梁璞吗？”真是怪事，我一个空军司令能不认识自己的参谋长吗！难道梁璞也出了事情吗？李震又说：“请你交代一下同梁璞的关系。”我说：“是什么关系？如果是工作关系，我一时说不完；要说私人关系，我没有什么好交代的。”李震说：“梁璞交代说你们搞了一个作战计划。”我说：“空军的作战计划很多，有对苏联的，有对台湾的，有对印度的，不知道你指的是哪一方面的。”李震说：“是一九七一年七月份的‘防空作战计划’。”我问：“那个计划有什么问题吗？”李震不回答，只说：“你说说情况吧。”
我说：“一九七一年五月间，美国总统尼克松派基辛格秘密来华，进行中美会谈，中美关系有很大的改善，尼克松本人也向斯诺表示愿意访问中国，中美有建交的可能，同时联合国也有恢复中国代表席位的可能。这个问题对台湾的影响很大，因此台湾必然要想方设法地破坏中美谈判。在五月份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讨论研究对美政策时，毛主席、周恩来都提出要防范台湾方面破坏中美谈判的行动。后来果然，军委总参和外交部不断地报来材料，说是台湾方面准备采取行动。为此，毛主席、林彪、周恩来批示要军委办事组召集各大军区、各军兵种的负责人和作战部长开了一个星期的会，会议认为，台湾方面有可能采取陆、海、空军统一行动的方案。会议分析，陆军登陆可能有三个方案，第一、以一个师的兵力，在海、空军的掩护下登陆，企图占领一个不大的地方；第二、以一个团的兵力打上来，占领几天就走；第三、以一个加强营的兵力突然袭击，抓一把就走。另外，他们的海军和空军也有可能同时袭击我舰队港口、沿海城市和空军基地。侦察机也可能深入内地进行侦察活动，其重点可能在广东、福建和浙江。会议以后，我们将情况以及对台作战的反击方案，都报告了毛主席、林彪和周恩来。毛主席批示照办，林彪和周恩来也都画圈表示同意。”
我还告诉他们，梁璞参加了这次会议。根据总参的指示，空军又召开了各军区空军首长会议，研究并确定了空军的作战部署。会议决定，在不削弱北方对苏作战和保卫首都的防空力量的原则下，调整兵力如下：第一、调三至四个地空导弹营加强东南沿海的防御，在连城、福州、南昌、宁波四地配置地空导弹；第二、调四个高炮团加强汕头、漳州、福州、衢州、杭州等地的防御力量。以上安排，于七月底上报中央军委，总参谋部并上报毛主席、林彪、周恩来批准后，立即行动。这就是梁璞讲的“空军的作战计划”。
我又对他们说：“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并不难，中央军委和总参谋部保存有这个计划，你们只要去查一下就清楚了。”
我这样说了以后，李震和郭玉峰都有些明白了，要我写一个材料给他们。于是我就在办公室里写这个材料，一直写到天亮才写完。我把这个材料交给李震他们时，李震对我说：“这个计划是林彪以广州为基地搞‘政变’的计划，你知道吗？”我说：“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林彪要搞‘军事政变’，他要搞军事政变能这样明目张胆吗？几次召开会议研究，上报毛主席、周总理批准，难道他就不怕暴露吗？我从来没有听说林彪要以广州为基地，这是第一次听你们说起这件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