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文件是《中央军委命令》（即《军委八条》）。文件规定：军以下和军委指定的特殊单位不搞运动，只坚持正面教育的方针，“一切指战员、政治工作人员、勤务、医疗、科研和机要工作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军队内部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要“严格区别两类矛盾，不允许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一切外出串联的军队人员，迅速返回本地区、本单位进行斗、批、改，不准在北京和其它地方逗留，今后一律不许冲击军事领导机关和军队内的战备系统、保密系统。
关于这个文件，叶群告诉我说，一月下旬，林彪紧急约见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三位元帅以及杨成武，林彪说：军队这样下去很危险，要搞一个“条条”。然后，林彪根据大家的意见，口授了七条意见。这个意见，在场的叶、徐、聂帅都同意。这个“七条”，很快送到军委扩大会议进行讨论。可江青和中央文革不同意这“七条”，因此叶帅他们和中央文革争论得很厉害。后来叶帅打电话给林彪，说是不是想个办法，找一下毛主席？这样，林彪决定立即带徐帅去见毛主席。毛主席见了林彪，同意了这个“七条”。还提议再加上“加强对子女的教育”这一条，这样成了“八条”。当毛泽东在文件上批完“所定八条，很好，照发”之后，林彪说：“主席你签了这个字，真是万岁、万岁、万万岁呀！”
《军委八条》十一月二十八日下发。这个文件下发以后，冲击解放军的歪风开始被刹住，对保障整个军队的稳定，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赢得了全军指战员的热烈拥护。
第三个文件是中央军委《中央军委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文件规定：解放军军以上机关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在党委的领导下进行；军队领导机关不宜成立各种“文化革命战斗组织”，一律不允许自下而上的夺权。军以下机关，坚持进行正面教育，一律不得进行“四大”。于二月十一日正式发出的这个文件，对减少“文化大革命”运动对军队的冲击，起到了较为重要的作用。
在军委扩大会议通过的众多文件中，《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是一个例外。关于这个文件，我要说几句话。我认为，这个文件的制定，并非出于林彪的本意。
在“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林彪对军队的“文化大革命”，有这样两个原则：一是保证军队的稳定，二是军队不介入地方的运动。在当时的情况下，依我看只能如此。但对林彪的这个态度，毛泽东是不满意的。所以，他于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在《南京军区关于是否派军队支持造反派的请示报告》上批示说：“林彪同志：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找军队支持、援助，都应该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似应重新发出命令，以前命令作废。请酌。”
很显然，毛泽东的这个批示是对林彪的一个批评。林彪当然知道，毛泽东说的不是“请酌”，而是要必需执行。于是，在接到毛泽东的这一指示后，他立即开始了行动。就在毛泽东作出这个批示的第二天，军委扩大会议就通过了《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并在毛泽东批示“照发”以后，于一月二十三日正式发出。这个文件，可以说是被毛泽东逼出来的。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九日，中央军委又发出了《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这个文件的制定和执行，就使军队支援地方的任务，从之前的“支左”，一下子扩大到了“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五项。通过执行“三支两军”的任务，军队全面介入了地方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这一结果，显然是与林彪以前的想法相左的。
除以上这些文件之外，会议制定的其它文件还有：《关于军以上机关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补充规定》；《关于军队夺权范围的规定》；《关于外出人员串联人员限期返回本单位的通知》；《关于重申切实执行军委二月八日决定的通知》；《关于国防工业系统所属厂矿企业、科研、设计单位和基建单位不准串联的通知》；《关于基建工程兵进行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关于森林警察部队进行文化革命的通知》；《关于军事研究机构和机要密码工厂进行文化革命的通知》等等，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以后形势的发展充分证明，这些文件的制定和执行，不仅有效地稳定了军队，控制了军队的局势，而且通过稳定军队，进而逐步稳定了全国的局势，为恢复军队和地方的正常秩序，都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这次军委扩大会议是在林彪直接领导下进行的，这些文件都是由叶帅他们向林彪汇报，并由林彪和周恩来共同领导制定的。这些文件的制定，很好地体现了林彪力求稳定军队尽量减少“文革”对军队冲击的指导思想。在这个问题上，周恩来、叶剑英等人与林彪的想法是一致的。对这一点，参加这次军委扩大会议的同志都可以证明。
林彪倒台以后，有些文章说：林彪是个反军、乱军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利用手中窃取的权力，煽动在军队搞全面“四大”，拼命想把军队搞乱，等等。这个说法显然是极不客观，也是极不负责任的。林彪是军委的主要领导人，他为什么要一心把自己搞乱了？这个说法于理不通，也绝不符合事实。大量事实已经证明，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自始至终都在注意保持军队稳定，甚至不惜与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发生激烈的冲突。
十七、林彪痛斥江青
军委扩大会议所确定的稳定军队、尽量避免“文化大革命”对军队冲击的主题，显然与中央文革的意图不相符合，因而引起了中央文革一些人的不满。为此，叶剑英、徐向前等老帅与中央文革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特别是林彪与江青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也就开始了。
首先是揪斗萧华的事件。大约是在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九日，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全军文革共同在京西宾馆召开一个小型会议，我也参加了。这个会议由关峰主持，重点是批评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对军队“文化大革命”运动领导不力。
陈伯达在会上首先发言，批评萧华，而且把很多问题都引到了军委身上。他说：“萧华是个‘资产阶级政客’，他把部队的政治工作引导到了资产阶级的轨道上去了。军队的‘文化革命’搞得冷冷清清。军队已经走上了修正主义的边缘。我一路过‘三座门’（军委所在地）就有气，那里的官僚主义严重，政客风气难闻，是个阎王殿。我们都不敢进这个‘三座门’。”
他还指责萧华说：“萧华你这个人骄傲自满，看不起中央文革。中央文革小组的会议请你参加，你一次都不来，周恩来主持的中央常委碰头会议，你是每次必到。你请四位老帅参加首都十万人大会，动员军事院校的师生离京，都不通知中央文革一声。你这种作法，就是和中央文革唱对台戏，就是抵制‘文化大革命’，就是违背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决定。”
听了陈伯达的这番话，在座的绝大多数军队干部都感到愤愤不平。萧华当时坐在主席台上，脸上一阵阵变色，最后终于忍不住，站起来说：“让我申辩几句好不好？”陈伯达却说：“我们不愿意听你的讲话，要讲，到斗争你的大会上去讲吧。”
听到这里，叶剑英怒不可遏，猛力拍案而起。由于用力过猛，他把自己的小手指都敲断了。他愤怒地斥责陈伯达：“你陈伯达胡说！你凭什么对萧华横加指责？你这是对人民解放军的污蔑。你们已经把地方搞乱了，现在又想把军队也搞乱。你们这样搞究竟对谁有利？你们究竟想干什么？”
叶剑英这一发火，会场上的气氛立即极为紧张起来。看见这样，身为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徐向前，就不得不出来批评了萧华几句。他说：“你萧华是有错误的，你把军队的政治工作搞成了这个样子，影响了我们全军。”
也许徐向前的本意是为了缓和会场的气氛，但两位老帅在萧华问题上的公开矛盾，给了我们这些与会者很大的震动。一时间，整个会场上鸦雀无声。这天晚上的会议就这样不欢而散了。参加会议的同志回到房间里休息，但是背后都议论纷纷。
就在这天夜里，萧华的家遭到了北京军区文工团和一些军事院校造反派的包围。这些造反派不但抄了萧华的家，抢走了家中一部分文件和档案，还要揪走萧华。但萧华从后院跳墙出走，跑到叶剑英的家里躲了起来。
叶剑英非常生气，他立即打电话，请求毛泽东的指示。毛泽东表态说：“抓萧华、抄家和抢档案都是不对的。”毛泽东还马上找到江青，要江青亲自到萧华家里去处理这个问题。
在毛泽东的明确指示下，江青不得已来到萧华的家里，对那些军队造反派说：“谁让你们来抄家的？是谁让你们来揪斗萧华的？还不赶快撤出去！天亮以前，一定要把‘打倒萧华’的大字报全部覆盖住。”江青这样一训，把造反派训走了。江青还批评了萧华的秘书，责怪他不该随便把保险柜的钥匙交给那些造反派，让他们抄走文件和档案。
第二天，二十日上午七点半，杨成武在京西宾馆召集大家继续开会，专门传达萧华的问题。他告诉我们说，江青要他来向大家宣布，昨天晚上在萧华家里发生的事情已经查明，泄露会议情况的是杨勇。杨勇在前一天晚上散会以后，向北京军区文工团传达了陈伯达的讲话。对于这件事情，杨勇要负责任。他还传达说，毛泽东已经对这件事表示了态度，认为抓萧华、抄家、抢档案都是不对的。
这件事情究竟是像江青等人说的那样，我不知道。不过这次会议以后，中央文革就批准又把杨勇抓了起来。
这之后的一天晚上，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观看演出时遇到萧华，对他说：“萧华，你写个简单的检讨，我给你批一下，就没有事了。”萧华听了后很高兴，连声说：“好”。谁知他这个检讨一写，造反派就继续揪住不放。于是，毛泽东又要萧华写了第二次检讨，这才让他好不容易过了关。
二十日上午，叶剑英也向林彪汇报了那天晚上会议的情况，以及后来发生的抄萧华家的问题。林彪听了以后勃然大怒，当即要秘书打电话，叫江青专门到毛家湾来一趟。
下午三点，江青来到了林彪的家里，想向林彪解释一下发生的问题。不料林彪一见江青就火冒三丈，不等江青开口，就大发脾气，连珠炮一样地责问江青：“你们说解放军已经走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已经被我们带到了资产阶级轨道上去了，有什么根据？说‘三座门’是阎王殿，你们一见‘三座门’就有气，你们太放肆了！这完全是对军队和军委领导的污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是毛主席指挥的，军队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何解释？你们这样仇视军队，仇视军委领导，我干不了，不干了！我辞职总可以吧？我要报告毛主席，你们不同我商量，就大骂萧华，鼓动抄家、抢档案，这是为什么？你们不通过军委，就直接插手军队的工作，想搞掉总政，这符合毛主席的指示吗？我要找毛主席，请求毛主席免去我的一切职务。”
在林彪说话的中间，江青一直想插话解释，但林彪连说带骂，根本不让江青解释。等林彪稍一停，江青立即说：“林副主席，你请息怒，我说几句行吗？军队到修正主义的边缘这句话，不是我说的，我昨天晚上没有参加会议，陈伯达是组长，我是副组长，我没有权力制止他的发言。”
林彪说：“中央文革是你说了算嘛，实际上是你把持着的嘛！陈伯达出席军委会议你不知道？他要讲什么你也不知道？不经过你的同意他敢随便讲？”江青回答说：“昨天晚上，他讲了什么我确实不知道，这些话确实不是我要陈伯达讲的。不过，陈伯达对总政、对萧华有批评是可能的，中央军委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清规戒律多一点也是真的。”
听到这里，林彪更加火了。他一下子把身边的茶几也掀了，说道：“什么叫清规戒律？《八条命令》是毛主席亲自批发的！你们一定要把军队搞乱才罢手吗？搞乱了军队究竟对谁有利？毛主席批准的《八条》，你们也要推翻吗？”
愤怒之下，林彪连声高叫警卫参谋备车，说：“我们两个人马上去见毛主席，把事情说清楚。是我的问题，我辞职，我不干了！”这时，叶群走进了林彪的办公室。林彪一见又大叫：“叶群你来得好，我同江青闹翻了。我现在马上去见毛主席，提出辞职，我不干了！”
叶群赶紧拦在他们两人中间，一面哭，一面苦苦哀求两人不要吵。叶群事后告诉我，在这种情况下，林彪即使见到了毛泽东，也不会冷静下来，可能会闹出大乱子来。没有办法，叶群只得在林彪面前跪下来，抱住林彪的腿不让他往外走。她向林彪劝说道：“你和江青同志是老朋友，都肩负着重担，在这个困难的时期不要闹意见，有话好好说。你们应当相互谅解，这么闹出去影响太大，对你们两人都不利，你们这么闹怎么得了。”
接着她又劝江青：“请江青同志不要见怪，林总脾气不大好，现在正在火头上。等他冷静下来，再好好商量，把问题讲清楚，现在不要急于解决问题，更不能到毛主席那里去，影响主席的休息，分散他老人家的精力。”
江青接着向林彪道歉说：“你是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我有错误，你可以批评我。你批评我、斥责我，甚至骂我，我都可以接受，何必一定要到主席那里去呢？那些话的确不是我说的。骂萧华、抓萧华、抄家，都是不对的，绝对不是我支持的，你可以检查。这件事我已经报告了毛主席，是我错了，我检讨。”
江青说完以后，叶群又劝林彪说：“江青同志已经接受了批评，向你表态了，就不要再闹了吧。”江青这一软下来，林彪也不吭声了，坐到了沙发上。叶群拉着江青的手也坐了下来。叶群又向江青说了许多好话，然后，又陪着江青坐车回到了钓鱼台。
这次林彪与江青大闹，撕开的裂痕是很深的，可以说是种下分裂的种子。林彪对江青是不满的，但是又怕得罪了毛主席，不敢过分谴责。就这样，双方的矛盾和斗争一直延续到“九大”，延续到庐山会议，延续到“九一三”林彪的终结。
据我所知，在当时的中央常委以至整个的中央领导层里，敢这样当面斥责江青的，除了毛泽东之外，就只有林彪了。
十八、中央文革检讨
在与江青大吵之后的第二天，二月二十一日晚上，林彪通知叶剑英和徐向前，让他们两人主持召集军委会议，请中央文革的陈伯达、江青、康生等参加会议，传达毛泽东对萧华问题的处理意见，并通知萧华本人参加会议。
当天晚上的会议，中央文革的成员只有关峰一人到了会，其他人都没有来。会上，关峰代表中央文革对萧华的问题作了解释。他说：“陈伯达昨天晚上的讲话，是因为开会之前喝了一点酒，糊里糊涂乱说的，讲了一些错话，造成了不良后果。对此，江青同志已经请示毛主席，及时作了纠正。江青同志在中央文革的会议上已经批评了陈伯达，陈伯达也已作了检讨，他承认事前没有和江青同志商量。”这样，就把陈伯达推到了第一线，保护了江青。
关峰讲完后，徐帅接着问大家有什么意见。萧华第一个站起来发言，说：“你们说我反对‘文化大革命’，难道稳定军队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吗？军队乱了又怎样保卫祖国，保卫‘文化大革命’？”
之后，与会的军队干部争着发言，以发泄自己心中的不平。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在发言中严厉斥责中央文革，斥责陈伯达、江青、康生等人不听毛泽东的话，不执行毛泽东的指示，胡乱批评解放军，乱斗解放军的干部，要夺解放军的权，希望中央文革作出认真、深刻的检讨。说到这里，黄永胜的话被关峰打断了。关峰责问他：“你这样说，是指江青同志吗？你是反对江青同志吗？”
听关峰这样一说，徐向前显得十分紧张，因为他是全军文革的组长，要对中央文革负责，不得已，就想替黄永胜掩饰一下，说：“黄永胜是乱说的，有意见可以提嘛，不要指责江青同志，江青同志是拥护毛主席的。”当时我也很怕黄永胜这样说，会遭致江青的不满和仇恨，反过来整黄永胜，就赶紧说：“江青同志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是听毛主席的话的。”接着叶群也说：“江青同志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不能乱说。”
就这样，会议的气氛才稍稍缓和一些。大家逐渐冷静了下来，但还是纷纷提意见，要求中央文革注意稳定解放军，不要把军队搞乱。
关峰回去以后，把会议的情况向陈伯达、江青、康生作了汇报，江青、康生听了大怒。江青说：“今天这个会议是个反对毛主席、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我的会议，军委文革组长徐向前召开这样的会议，是斗争我们的。”他们把问题一下子追到徐向前身上，责问他为什么要开这样的会议。徐向前没有办法，只好说：“既然黄永胜放的炮，那就由黄永胜来作检讨吧。”于是，他几次催黄永胜写个检讨，由他转交中央文革。为此，黄永胜跑去请示林彪，要不要写这个检讨。林彪说：“绝对不能写这个检讨，要坚决顶住。我去直接报告毛主席。”
江青拿林彪没有办法，只好把这笔帐算到徐向前的身上。从此，江青对徐帅表示不满，几次建议林彪撤换徐帅的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职务。林彪说：“徐帅德高望重，由他出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又是你们提出来的，如果连徐帅都不合适，那么，在军队里我也找不出合适的人选，就请你们再提一个吧。”
林彪事后对我说：“谁当全军文革的小组长，过不了多久，就会被打倒。如果一定要撤换徐帅，全军文革那就让他名存实亡吧。”
后来果然如此，徐向前下来以后，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由杨成武代理了一个短时间。不久，杨成武随毛主席东巡以后，全军文革也就销声匿迹了。
接着就发生了“二月逆流”事件。我想，“二月逆流”事情的发生，是和当时军委扩大会议的气氛分不开的。
十九、“二月逆流”
“二月逆流”事件发生的时候，我还没有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这些情况都是以后周恩来告诉我的。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三日下午和二月十六日下午，他在中南海怀仁堂两次召集中央常委碰头会议，研究“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在这两次会议上，陈毅、李富春、谭震林、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李先念以及谷牧、余秋里等几个人，当场就跟陈伯达、康生、江青、王力、关峰等人吵了起来。陈毅等人说，“文化大革命”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是把党和政府搞乱了，把国家搞乱了，还要把军队搞乱。叶剑英还对张春桥等人策划的“上海一月风暴”进行了抨击，他说：“上海夺权，改名为‘人民公社’，涉及到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也不请示毛主席，就擅自改变名称，这是想干什么？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不要党的领导就是巴黎公社的原则吗？
这两次会议上，要数谭震林闹得最厉害。他说：“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这是什么？这是形而上学！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四十年的老革命，落得个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这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蒯大富是个什么东西？是个反革命！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通通打倒。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他还说：“我从来没有哭过，现在哭了三次。哭都没地方哭，想来想去，自己不该那么早参加革命，不该活六十五岁，不该跟着毛主席。”
这时，陈毅说：“谭老板，你说话真有水平，坐下来说。”接着，陈毅又从当时的“文化大革命”，联系到了“延安整风”。他说：“在延安，过去有人整老干部整得很凶。延安‘抢救运动’搞错了很多人，到现在都还有意见。这个历史教训，不能忘记。那次挨整的还有我们这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