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兵运动，涉及到了中国整整的一代人。就这些红卫兵个人来说，大多都是一些真诚革命的青年，尤其是在一九六六年六月最早在北京组织起来的中学红卫兵（也有人叫他们“老红卫兵”的）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干部子女，包括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子女。在刚刚开始的时候，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部分红卫兵是比较盲目的、狂热的，但是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开展，面对当时的一些现实，他们便逐渐清醒了，开始认识到了红卫兵运动所具有的一些负面作用。
在这一背景下，一九六六年八月，北京的一些中学红卫兵集会，成立了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以后被大家称为“西纠”）。不久又成立了东城纠察队、海滨纠察队等。纠察谁呢？主要是对当时红卫兵的一些错误行为纠察，想以这种方式来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纠察自己。实际上，这标志着一部分青年学生对当时“文化大革命”的一种重新认识，是对“文化大革命”的一种反思。
西城纠察队成立以后，即发出了一系列通令，强调要“文斗，不要武斗”，要求对红卫兵中违反政策、随便打人者，要进行严肃的批评教育，并规定了“严禁打人，严禁体罚和变相体罚，严禁侮辱人，严禁逼、供、信”的纪律。这些通令曾在全国流传一时，产生了一些积极作用。除此之外，“西纠”还保护过宋庆龄、何香凝、郭沫若、张治中、李宗仁等一些著名人士的安全。
不久，随着“文化大革命”斗争的更加扩大化，许许多多的老干部，包括相当一部分中国最高阶层的领导人被打倒、被靠边站的时候，这些青年学生在政治上就更加清醒了。到了十一月，北京的三个红卫兵纠察队在北大附中成立了“联合行动委员会”，并且喊出了“踢开中央文革闹革命”、“江青不要太猖狂”等口号。这一下惊动了毛泽东、江青和中央文革。为了应付这一局面，江青与中央文革一起，专门研究了“联动”的问题，亲自将“联动”定为“反动组织”。于是，“联动”被强行解散，“联动”在各地的联络站全部被摧毁，负责人也几乎都被逮捕。一直到一九六七年四月，这些被逮捕的“联动”负责人，才由毛泽东亲自下令予以释放。
随着“联动”的被解散，在一片批评声中，北京乃至全国的中学红卫兵运动也就走向了末路。不少以前“闹革命”十分积极的青年学生，这时变成了“逍遥派”，他们从此不再关心“文化大革命运动”，各自找自己的出路，不少干部子弟就在这个时候参了军。
与北京的中学红卫兵相对应的，是以大学生为主体的“首都红卫兵司令部”，他们的领袖是五个人，即北京大学的聂元梓、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和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这五个人，当时被人们称为造反派的“五大领袖”。当时，他们五个人受到了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全力支持，他们对中央文革真可以说得上是有令即行，有禁就止。当时在北京乃至全国，都可说得上是风云一时的人物。
不过，这些“司令部”存在的时间也不长。随着红卫兵使用价值的终结，这些“司令部”以及当年威风八面的“五大司令”，也就很快随之烟消云散了。“五大司令”之首的聂元梓，一九六九年底被发配到江西的一个农场劳动，一九七一年初被隔离审查，一九七八年四月被正式逮捕，一九八三年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七年。
与聂元梓一样，其他几大“司令”的命运也差不太多。一九六六年因打倒刘少奇的需要，而在一夜之间大红大紫的“学生领袖”
蒯大富，一九六八年底就被毛泽东抛弃，流放到宁夏，一九七O年被隔离审查，一九七八年被正式逮捕，一九八三年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七年。谭厚兰一九七O年被隔离审查，一九七八年被逮捕，一九八二年因患宫颈癌在保外就医中死于湖南湘潭老家。韩爱晶一九七一年被隔离审查，一九七九年被正式逮捕，一九八三年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王大宾一九七一年被隔离审查，一九七八年以反革命罪被捕，关押在武汉第一看守所，一九八三年得以获释。
这就是当年叱咤风云的“五大司令”的结局。
九、军队院校的“文革”
在军队怎样搞“文化大革命”的这个问题上，林彪与中央文革以至毛泽东之间，曾经有过不少的矛盾和冲突。
从总的方面看来，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的杰出人物，林彪长期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对他一直都十分崇敬。对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文化大革命”，不管林彪是否衷心拥护，但同周恩来一样，他都全力去执行毛泽东的部署和计划，这是毫无疑问的。至于对江青，最初因爱屋及乌，林彪对江青也是很尊敬，对江青提出的问题，也很重视。
但是，作为主管军队工作的军委第一副主席兼国防部长，至少在两个问题上，林彪的态度是比较明朗的：一个是希望军队能相对地稳定下来，至少不要像地方那样搞得一团糟，否则如果敌人乘机入侵，就无法履行保卫祖国的职责，也无法向党中央和全国人民交代；另一个就是不希望军队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认为地方的事情，应该让地方自己去搞。
但在当时，林彪的愿望是很难实现的。首先，他不希望在军队里搞“文化大革命”的这一想法，在军队院校里就行不通。当时军队的院校很多，单是空军就有四十多所，其中包括十八个飞行学校和空军学院、空军技术学院、空军工程学院、空军政治学校、空军地勤学校，以及雷达、高炮、导弹、通讯、后勤等学校。至于全军的学校，那就更多了。
一开始，当一九六六年五、六月全国各地的地方院校“停课闹革命”、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之时，出于林彪不在军队中搞“文化大革命”的想法，军委及时对军队院校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作出了几条规定，明确规定军队院校只进行正面教育，只在本单位内搞“四大”，不准搞串联。但是，自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北京第一次接见红卫兵以后，一种狂热的政治气氛逐渐影响了全国。与全国的形势相比，军队院校就显得跟不上形势了。于是，军队院校的不少人就涌向北京，到中央文革那里去闹，要求和地方院校一样，同样给予他们在全国进行大串联的权利，并要求允许他们进北京接受毛泽东的接见。
于是，在毛泽东第三次接见红卫兵以后，中央文革和江青就把军队院校师生的意见，端到了军委，端到了林彪那里，说：“地方的学生能串联，军队的学生为什么不能串联？应当让他们进北京来接受毛主席的检阅。”
鉴于江青与中央文革的特殊身份，林彪不能不对此加以认真对待。经过考虑，他要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叶剑英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同各总部，各军、兵种的负责人一起讨论一下，看看究竟怎么办。在会上，大家提出，军队的院校师生进北京来见毛泽东是完全可以的，但是接见以后，必须立即返回原单位，不能同地方的学生搞串联，不能干预地方的“文化大革命”。
林彪接受了大家的意见，对军队院校师生进京接受毛泽东的接见作了三条规定：第一、军队院校的师生可以分期分批地来北京，接受毛泽东的检阅，但是接见以后，必须马上返回原单位。第二、来北京以后，一定要模范地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切行动听指挥，要有组织地来，并且一定要有领导带队。第三、来京以后，由军队负责接待，不准到外面去串联。
之后，林彪又于一九六六年十月上旬授意全军文革草拟了一个《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这个文件由林彪当面请示毛泽东同意之后，于十月五日经军委和总政治部联合签署下发执行。《紧急指示》虽然也说：“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和地方院校一样，完全按照十六条的规定办，要充分发扬民主，要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在这方面，军队院校要作出好的榜样。”但同时又明确规定：“为了搞好军队院校的斗、批、改，应当允许进行革命串联和调查，但军队院校不要干涉、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
《紧急通知》一发出，大批的军队院校师生涌入北京。结果怎么样呢？他们也跟地方学生一样，来了就不肯回去。只有空军的飞行学员，因为要进行飞行训练，间隔时间不能太长。我一动员，他们就立即回去了。这些飞行学员算是听指挥的，在毛主席接见以后就回去了，可其余的根本就不肯走，有的回去了，但是第二次又来了。这些滞留在北京的军队院校学员，很快就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与地方院校的学生串联在一起，开始在北京“闹革命”。
这些军队院校的学员在北京首先冲击的是国防部。当时，国防部在北京北海公园一带，与总参、总政、国防科委等单位在一起。十一月上旬的一天凌晨三点，军队院校学员们突然包围了这几个军事机关，吵吵闹闹地叫嚷着要揪出副总参谋长李天佑。他们认为李天佑不久前去张家口检查工作时，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那天，学员们在殴打了警卫战士之后，冲进大院，赖在里面不走，非要把李天佑揪出来不可。
面对着这种局面，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副主任刘志坚在请示军委叶剑英秘书长以后，向林彪提出，这个问题是严重的，必须进行严肃、果断的处理，否则会对统帅机关的安全和战备工作，造成难以设想的后果。为此，他们建议：命令冲进国防部大院的学员立即撤出大院，否则以违反军令论处。同时，抓一、两个带头闹事的头头。对冲进大院的学员，要他们写出书面检讨，保证今后不再重犯。
林彪没有接受这个建议，相反来了一个“四不政策”，即要求对学员们实行“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抓人，不开枪”；要求在这个前提下，对冲进国防部大院的学员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动员他们退出大院。
遵照林彪的指示，总政文化部长谢镗忠、宣传部长李曼村、青年部长辛国治等几个全军文革的成员，先后出来讲话，想动员学员们离去，但都是讲不了几句，就被学员们齐声高呼口号声给压了下去。最后，还是张春桥和戚本禹拿着陈伯达的一张便条到了现场，向学生们宣读说：“我听说你们冲进了国防部，心里很不安。国防部是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亲自领导的地方，你们冲了不好。你们的革命热情是很好的，但是你们的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我希望你们很快撤离国防部。”听了陈伯达的这几句话，学员们虽感到很意外，并且也很不满意，但是无人敢提出异议。不久，冲进国防部大院的军队院校学员们陆续散去。
但这仅仅是军队院校学员冲击驻京的军事机关的一个开头。从一九六六冬开始，军队院校的师生在中央文革支持下，在北京横冲直撞，到处串联，无法无天，不但冲击国防部，冲击总参、总政、总后，还冲击空军、海军、工程兵、铁道兵、炮兵、装甲兵、通讯兵和北京军区，几乎所有的军事机关都被他们冲遍了。他们每冲一个军事领导机关，都是先进住领导机关的办公大楼，然后再白天黑夜地揪斗这个机关的领导干部。另外，在这些军事机关里贴大字报、炮轰、火烧、并且抢档案，肆无忌惮地随意折腾，几乎把所有的军事领导机关都搞瘫痪了。当时，全军文革组长刘志坚以及全军文革的全体成员，全都忙于处理各种问题，日夜应接不暇，忙得不可开交。现在想起来，对我们这些军委各总部和各军、兵种的负责人来说，一九六六年冬到一九六七年初这一段时间是我们最难过的日子。
别的单位情况我不完全清楚，单单从我们空军来说，当时从各地来北京串联的空军院校和空军工厂的造反派，到处冲击北京的空军机关，把我们空军闹得乌烟瘴气。当时进驻空军大院的军队院校学员，就大约有三千多人，住在空军其它机构的学员还没有计算在内。这些造反派一冲进大院，就将所有的办公室、礼堂、饭厅统统占领，使空军领导机关陷入瘫痪状态。
那个时候，造反派都是以揪“走资派”为荣，谁揪出的“走资派”越大，谁的功劳也就越大。所以，空军院校和工厂的造反派到了北京以后，最主要的矛头就是对着我，想揪出我这个“空军最大的走资派”。为显示这个决心，他们还在我家门口前面的马路上，写了好几米见方一个字的大标语，“打倒吴法宪”。除了揪我以外，他们也揪余立金和成钧等。闹得最凶的，是西安空军通讯学校、空军技术学院，以及太原空军机务学校的学员。除了院校的学员，空军下属一些工厂的工人也来了不少，他们和学员们会合在一起，天天要你接见，要你交代问题，要你参加批斗大会。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根本无法正常工作。空军每天都有那么多的飞机在天上飞，搞得不好就会摔飞机、出事故。更令人担心的是，万一形势动乱，失去控制，飞机跑到台湾或国外其它地方，我这个当空军司令的，怎么向全国人民交待！不得已，我向代总长杨成武作了汇报。他当时也面临着造反派的冲击，为避开学员们的揪斗，已经离开了总参谋部的所在地和自己的家，住在总参管理局的第五招待所里。他听了我的情况后，要我直接请示叶剑英，是否也像他一样，住到第五招待所去。于是，我又把自己的情况报告了叶剑英，叶帅要我先上他家里去住几天。他还把这一情况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对此表示同意，并说：“暂时不要叫吴法宪回去了。”
可是老住在叶帅家里也不行啊！这样不仅对他干扰太多，而且空军的机关乱成这样，我也放心不下。因此，我在叶剑英家里只住了三天就出来了。
哪知道，我刚刚回到空军大院，造反派就要来揪斗我。他们用痰盂做成了高帽子准备给我带，准备了墨汁要涂我的脸，还准备了剃刀和剪子要剃我的阴阳头。这一切准备好了以后，就通知我去“营建大队礼堂”。那时我们在党中央、国务院不准建楼、堂、馆、所的三令五申下，整个空军大院都没有建什么像样的礼堂，更没有后来那样的体育馆，只是把建设大院时施工部队留下的一个简易饭堂，修改成为一个简易礼堂。这个简易礼堂，就被人们称为“营建大队礼堂”。周围的同志都告诫我不能去，说是一旦去了，很可能就回不来。他们说，在这种批斗会上，万一局势失去控制，后果就会很严重。
不得已，我把这些情况告诉了叶剑英。叶帅叫我不要参加大会，并立即离开大院，以免被造反派揪住不放。执照叶帅的指示，我带了一个秘书、一个警卫员，时而在空军的指挥所，时而在西郊机场，时而在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每天以电话和空军指挥所及各军区空军的指挥所密切联系，时刻关注空军各部队的动向。我还不断要求空军各领导机关和各飞行部队注意防空警戒，注意不要跑飞机、摔飞机。
我躲出空军大院后，造反派们找不到我，就弄了几部汽车，到处对我进行跟踪侦察。他们当时决定，如果一旦在路上与我相遇，或者是发现了我的住处，就要闯进来抓人。就这样，我整天一边东躲西藏地躲避学生和造反派，一边指挥部队。时间一长，拖得我精疲力竭。我还是没有办法正常工作。最后我请示了叶副主席，叶帅说：“你住到京西宾馆吧，我要军委办公厅给你一间房子，就在那里住些日子。京西宾馆现在由卫戍区警卫，学生是不敢冲的。”
不久，军委办公厅按照叶剑英的指示，给了我一间房子，我就在京西宾馆住了下来。那一段时间，我晚上出去工作，白天回宾馆睡觉，就这样一直过了两个月。京西宾馆虽然就在空军大院旁边，但是在这两个月的时间里，我始终没有回过大院。射进京西宾馆以后，我倒是稍稍清静了一些，可家里的人却受够了造反派的骚扰。造反派们找不到我，就晚上越墙进我家里去找。每次进去，他们都要在各房间里搜查一番，看到我确实不在才算完事。
我妻子陈绥圻当时在中国民航总局任生产计划处处长，除星期天以外，每天都要到东四的民航总局大楼上班。从位于北京西郊的我们空军大院到民航总局大楼，两者相距二十来里路。那时正值红卫兵串联的高峰期间，公共汽车十分拥挤，有时连等四、五辆车都挤不上去。好不容易挤上去了，车厢里也是挤得水泄不通。以后她经常开玩笑说，那个时候坐公共汽车，简直是天天在练习跳芭蕾舞。意思是说，那个时候她在公共汽车上往往被挤得连脚跟都落不了地。
由于交通十分困难，每天上下班往返一次，花在路上的时间要三、四个小时。每天这样上班实在是太辛苦了，所以有时候她就想住在办公室里，不回家了。但想到每天晚上造反派气势汹汹地闯进家里，常常把几个年龄较小的孩子吓得哇哇直哭，她放心不下孩子们，只好每天都坚持回到家里，第二天早上再去上班。这样，她白天上班，晚上回到家里，往往一夜里要起来几次，和在家里值班的秘书一起，应付前来寻找我的学生造反派。这样的日子，差不多持续了两个多月。
这样一种极不正常的生活状况，持续的时间长了，就不可避免地对孩子们幼小的心灵造成严重影响。尤其是我最小的女儿，当时才只有六岁，有时候晚上一觉醒来，就会条件反射似地喊：“妈妈，又来人找爸爸了。”其实，当时并没有什么动静。这说明，那些造反派的行为，已经对一个不懂事的年幼孩子造成了相当的心理损伤。
十、十万人大会
由于外地来京的军事院校学员在北京的冲击行动，已经严重影响了驻京各军事领导机关的正常工作，给国防部战备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隐患。因此，为了使各军事领导机关能够进行正常的工作，稳定军队，经林彪同意以后，军委决定于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三日下午，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一个十万人的大会，动员外地来京的军事院校学员，各自撤回本单位去进行“文化大革命”。大会还专门邀请了贺龙、陈毅、徐向前、叶剑英四位老帅参加大会，想利用老帅们的威望，动员这些外地学员离京返校。我们这些各总部和各军、兵种的负责人，也应邀参加了大会。
大会由总政部主任萧华和副主任刘志坚一起主持。大会正式开始后，萧华首先请陈毅讲话。因为陈毅既是军委副主席，又是国务院副总理，德高望重，在群众心里的威望较高，所以萧华首先请他讲话。
陈毅在讲话中公开批评了到会的军队院校师生，批评他们无组织、无纪律，到处冲击，搞打、砸、抢，随意抓人揪斗。他说，这种行为是极端错误的，这不叫“文化大革命”，这叫破坏。他在讲话中说：“搞路线斗争，第一要顾全大局。毛主席多年作路线斗争都顾全大局，不考虑个人得失，不考虑个人利益和小单位利益。作路线斗争，要顾全中国革命大局、世界革命大局。为顾大局，可以牺牲局部利益，牺牲个人利益。那天，有的学生冲中南海，冲国防部，我是坚决不同意的。我们不怪大家，以前没讲清楚，是我们工作没做好。讲清楚了，希望今后不要发生这事。你那个单位再重要，能比中南海、国防部的安全更重要？不要夸大本单位的重要，把局部夸大。打解放军、打干部，都是解放军，解放军打解放军，我是没有见过，没有什么事比这更痛心的了。我是一九二七年参军，当解放军三十九年，还没有见过解放军打解放军。要顾大体、识大体，大道理管小道理，小道理服从大道理。”
他还说：“你们年轻没有经验，我跟毛主席十年，我懂得毛主席要我们干什么和怎样干，不是你们现在所做的。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你们片面地理解了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指示，你们的行动完全违背了毛主席的本意。我们大家还要好好地学习毛主席的指示，理解他的精神实质。毛主席的学问，我们学不完，我们必须认真学习，努力真正学到手。”
陈毅的讲话博得了大多数人的热烈掌声，尤其是我们这些参加会议的解放军各总部和各军、兵种的干部，大家更是一致认为，陈毅元帅敢于讲话，说出了大家心里的话，讲得真是太好了！但并不是所有的人对陈毅的讲话都表示赞同，也有少数学员在陈毅讲话之后当场表示了反对，而且还有那么一小部分人蠢蠢欲动。由于大多数人不支持他们，这才把他们压下去。
陈毅讲完后是贺龙讲话。贺龙讲话的主要内容，是推荐空军十七航校几位学员提出的关于军队院校师生串联的十点建议。
接着，是徐向前讲话。徐向前在讲话中着重谈了在现代修正主义、美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联合反华，企图在政治上孤立我们，在军事上包围我们的情况下，要保持高度警惕，密切注视敌人，随时保持战斗状态，一刻也不能中断指挥，否则敌人来袭就不得了。他说：“你们从白天到黑夜，从黑夜到白天缠住一些领导同志，这怎么得了！国家的安全怎么考虑？领导机关怎么领导你们？要考虑到国家的安全，要考虑到敌人会袭击我们。因此，请同志们考虑一下，一方面他们要满足你们的要求，另一方面，你们要照顾他们的工作、作战的任务。他们都是老家伙，都五、六十了，有的还有病，你们要照顾一下他们的身体健康和工作。”
最后讲话的是叶剑英。由于叶帅是主持军队日常工作和长期负责全军院校工作的，因此在讲话中提出了一些具体要求。他要求军队院校的师生们坚决执行毛泽东亲自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遵守中央军委原来的规定，受到毛泽东的接见以后，要立即返回原单位，不要在北京逗留。他还规定了具体的时间，要求在外地来京的军队院校师生们，在这个限定的时间内，迅速离开北京。
叶剑英讲到这里时，下面不断的有条子递到主席台上来责问：你们的这些讲话，经过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同意了没有？今天为什么没有中央文革的人到场？
叶剑英看了这些条子非常生气，他拿起一张条子，向全场的人说：“有个兽医大学红色造反团的XXX，递来了条子，说我们的会议没有经过中央的批准，是背着毛主席和党中央召开的。你们说，我们中央军委召开的会议不经过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同意，又经过谁的呀，大家相信我们吗？
这个时候，有人在台下高喊：“把XXX揪出来。”叶帅摇摇手说：“要允许人家犯错误，也要允许人家改正错误。冲击国防部，冲击中南海，冲击解放军的各个机关，还有解放军打解放军，这是无产阶级的感情吗？解放军打解放军是帮助谁？是帮助敌人。”
这个时候台下面群情激动，绝大多数与会者都对叶副主席的讲话报以热烈的掌声。但也有少数人，大概有那么一、两千人的样子，不满意几位老帅的讲话，在会场上轰起来了。他们乱喊乱叫，企图闹事。萧华和刘志坚看到这种情况，待叶帅讲话告一段落以后，就立即宣布散会。随后，立即护送老帅们离开了现场。
十一月二十九日，总政治部又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了一次军队院校来京人员的大会。由于国务繁忙，周恩来无法参加这次大会，但他还是抽出时间，在大会正式开始前来到会场绕场一周，与参加大会的军队院校人员见了一面。
这次大会仍然由陈毅首先讲话。他在讲话中反击了上次大会后一些人对几位老帅的攻击，并再次讲，搞路线斗争，不要打击面太宽、太大，不要把路线斗争扩大化、简单化。“真正的黑帮、真正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真正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是极少数。”他强调说。
接着，他严厉斥责了那些乱批乱斗的人：“我接触过一些同志，他们造反的搞法，我是不同意的，没有打中要害，反而打中了同志。他们的作法就是简单化、扩大化。我对他们说，你们的作法不纠正，我交班也不交给你们。现在你们大学还没有毕业就这样凶，将来掌了大权，还不整死人？将来还了得呀！我就是这样讲话，刺激人。老毛病改不了，但这是老实话、真话。”
陈毅讲完话，叶剑英又发表了讲话。他一开始就说，自己本来不想讲话的，但看到又递了很多条子，所以忍不住要讲几句。他首先念了几张条子，其中有说陈毅讲话有严重错误的，有问叶剑英有什么资格代表军委的，也有要求给XXX恢复名誉的。然后，他嘲笑了递条子的那些人，并说：“我把我自己的意见讲一讲，也许明天又来大字报了。来大字报也不怕，我还要讲一讲。”
接下来，他也像陈毅一样，斥责了冲击军事领导机关的行为。他说：“我们的最高统帅是毛主席，军委主席也是毛主席，但是一小撮人煽动一部分群众到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办公的地方猛冲、猛打，这行么？你们如果不改，就是废品，将来不能用的。有人说我又挑动群众斗群众，不是！我不敢挑动群众斗群众。这样的人不是群众，是废品，要洗刷！有人冲我们的国防部，这是个大错误，严格讲是反革命，还有比这严重的错误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