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楼位于灵壁以北，寨子里共有八百多户人家，为首的是一家姓高的地主，手下有一支几千人的武装，共有四十多挺轻机枪`两千多支步枪。高楼的土围子很坚固，不仅里面筑有炮楼，而且周围有一道很深的壕沟，沟里都是水，水很深，人过不去。对这个土围子，谁也不随便动它。日本人不动它，是因为这个寨子与敌伪有关系；国民党部队和我们不动它，是因为要是硬攻，伤亡就会比较大。
当时一大队三营教导员石瑛，搞民运工作很有经验，他自告奋勇，说愿意进寨子去谈判。于是，我要秘书写了一封公函，希望他们与我们共同合作抗日，并供给我们一部分粮食和款子。
石瑛拿着公函去了，受到了很好的土款待。回来时也带回了一封信，信中说：你们来了，支援你们是我们应尽的义务，只是我们力量有限，杯水车薪，多了不行，少供给一点是可以的。石瑛还向我汇报说，他感觉他们只是敷衍，说得很好，但实际上不给。要他们跟我们合作的希望不大。我说：“那我就再写信，限期要他们把粮`款送过来。”
好，过了几天，他们不但不给我们粮`款，还集合了一千多人，从北往南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地向我们攻击，见我们就打。对他们的进攻，我们开始只是避让，后来见他们过于猖獗，就拿出一个主力营绕道到他们后面，待他们的队伍离开围子后，一下子就把他们的退路掐断了，然后围而歼之，缴了他们一百多条步枪，四`五挺机枪，还抓了四`五百俘虏。
由于对方背信弃义，让我当时非常生气，我马上集合俘虏进行训话，斥责他们跟日本人站在一边，想把我们撵走，是汉奸`卖国贼。接着，我询问他们，是谁领头来袭我们的。吓得他们谁也不敢吭气，都不作声。石瑛在旁边告诉我，中间有一个人是他们最坏的头子。这时我掏出了枪说：“你们不讲，我就先枪毙你们一个。”
结果我一开枪，打在那个坏头头的腰上，虽然没有把那个坏头头打死，但却把其他人吓坏了。他们口口声声地告饶，说只要放他们回去，马上就给我们送粮食来。我说：“那好，就放你们回去，如果再出来骚扰绝不会再这么客气，一定消灭你们。”
我们把这些俘虏放回去以后，他们很块就送来了粮食和猪肉。虽然很少，但也就算了。从此，他们就龟缩在自己的土围子内，再也不敢出来挑衅了。我们也没有再动它，只是让它孤立起来就完了。
后来日军出来“扫荡”时，一下冲进去抄了他们的家，把东西抢得光光的，枪也给收缴了。从那以后，这个寨子的态度改变了，逐渐的向我们靠拢，和我们互通情报，要求共同抗日。这个寨子解决后，我们在这个地区就再没有后顾之忧了。
之后，我们又继续往东发展，逐渐进入了洪泽湖畔的半城`南新集`蒋坝等地区。这期间，一大队大队长胡炳云带部队出去了半个多月，接连打了几次胜仗，缴了几百条枪。从此出了名。当地的老百姓都知道，苏鲁豫支队有个胡老大。当时，在伪军中曾普遍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胡老大。”因为在这里，再没有其它的主力部队在活动了。
打开皖东北局面的同时，我们也顺利地同鲁南取得了联系。一九三九年七月中旬，山东南进支队的近千人，由支队长李浩然`政治部主任胡茄（唐棣华）率领，来到睢宁以南同我们会合了。这是我们第一次同鲁南的部队打通联系。以后李浩然`胡茄等经常同我们联系，有时两支部队还共同开展活动。
在此之前，有个叫抗敌演剧第六队的，经过长途跋涉，来到皖东北找到我们，想要我们把他们送到山东去。这个演剧队全队约有五`六十个人，基本上都是一些大`中学生，他们是在重庆响应周恩来`郭沫若的号召，在我们党领导下组织起来的一支文艺演出队。他们在皖东北逗留期间，非常活跃，经常给部队演戏`唱歌，帮助做群众工作，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同南进支队会合后，我们就把演剧队交给了他们，请他们把演出队送到沂蒙山区去。
到了八月，山东纵队政治部主任江华（黄春甫）又带领一个团南来，在睢宁`宿迁之间同我们会合。团长翁徐文，原是一一五师的供给部长，和我很熟悉。这次在敌后重新相见，我们都很高兴。会合后，我们各自介绍了自己的活动情况，互相交流了经验。这是我们第二次同鲁南部队打通联系。从此，我们与在山东的师部`党组织及山东的部队，一直保持密切的联系，顺利完成了陈光代师长交待的任务。
不久，江华返回山东，但翁徐文这个团没有跟着回去，一直留在皖东北活动。到后来重建新四军`张爱萍出任新四军三师九旅旅长时，翁徐文的这个团同孙象涵`韦国清所带的部队一起，合编成了九旅的一个主力团，韦国清还成为九旅的政委，当然这都是后来的事了。
当时，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的书记是朱瑞。朱瑞是安徽宿迁人，知识分子出身，红军时期曾任过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对我比较熟悉。我们打通与山东的联系后，他得知我以前叫吴文玉，是一军团下属的一个干部，就给我发电报说：“我是宿迁人，在宿迁的上层人士中还有一定的影响，我现在拟了一封信，致宿迁及苏北的父老兄弟，请你用我的名义印好后散发出去。”
我接到电报后非常高兴，当即叫人出去买纸。当时纸张极其困难，我们到处买纸，也只能油印二百多份。后来，我们通过各种关系把他这篇《告苏皖边父老兄弟书》，在苏北`皖东北各地散发了出去。
就这样，到一九三九年的夏末秋初，我们把皖东北包括一部分苏北地区的局面基本打开了，东到运河边，西到津浦路，北到徐州附近，在这片土地上，我们建立了抗日根据地，有自己的政权，有我们的党组织，有游击队，有主力部队在活动，军队`地方各负其责，局面打开了。
八`湖西“肃托”事件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七日，是苏联十月革命二十二周年纪念日。我们召开了地方`军队联合庆祝大会。大会由我主持，并由我讲了十月革命的意义。我讲话之后，张爱萍代表皖东北区党委讲了话，。随后吴云村也讲了话，会开得热闹而简单，唱了《国际歌》，就结束了大会。
就在这次大会的进行过程中，我突然接到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专门给我的一分电报，命令我立即返回湖西地区。电文大意是：吴法宪同志：我来到你们支队部已有一个礼拜了，我来处理湖西“肃托”事件。你们支队部业已回到湖西，请你也立即回来，我在这里等你，请你马上动身。
接到电报，我立即在会后把情况告诉了张爱萍。随后，我召集胡炳云`王东保`孙象涵在一起，告诉他们，罗荣桓政委来电报要我立即返回湖西地区。一大队`七大队在这个地区的任务不变，由胡炳云`王东保`孙象涵组成集体领导，要他们把张爱萍当作上级领导，因为他代表区党委，有什么事情都应当及时向他请示汇报。同时，我也希望张爱萍在我走后多帮助照顾一下这支队伍。
十一月八日，我把电台留给一大队，自己带着秘书和警卫员就出发了。为了保护我的安全，一大队派出一个连护送我。这时树上的叶子已开始转黄，天已开始转冷。我带着这个连，先过津浦路，再过陇海路，经过五天的急行军，终于回到湖西，来到了支队部。
这时，支队部正好又住在我们初到湖西时和挺进支队会合的地方——十字河口的萧庄。我进村后，首先见到了罗荣桓政委。他同我紧紧握手后，说我一路赶来很辛苦，要我回去先休息一下再谈。罗荣桓单独住在村中一个地主家的一间房子里。
晚上，我来到罗荣桓的房间，先向他汇报了我们在皖东北`苏北的活动情况。罗政委只是听，没有说什么。接着他就告诉我，这次湖西“肃托”，搞得一塌糊涂，有很多干部被杀，很多干部被抓，最后甚至把梁兴初也抓了起来，还差一点把他给枪毙了。由于问题非常严重，因此他才同山东分局的郭洪涛`张经武专程前来湖西处理“肃托”问题。他们来了以后，感到这个问题很棘手，所以先把支队部调了回来，又发电报要我回来，已经等我一个多礼拜了。他说：“郭洪涛`张经武已去延安汇报情况，等我来后，把一些情况谈清楚以后，他也要回山东去了。
当天晚上，罗荣桓同我谈了一夜。他告诉我，湖西肃托的错误是少数人搞起来的。大概在这一年的八月左右，湖西区党委干校的学员因不服从分配而闹事，区党委派组织部长王须仁到干校去处理。王须仁将闹事的主要责任者魏定远抓到区党委来亲自审讯，逼魏承认自己是“托派”，并逼供出了一份“托派”名单。接着，王须仁在得到区党委书记白子明的支持后，将这一“肃托”行动扩大到了区党委内。后来，王须仁又取得了苏鲁豫支队政治部主任王凤鸣的支持。于是，王凤鸣`王须仁两人在部队和地方相互配合，开始独断专行，变本加厉地搞“肃托”扩大化。他们用捆绑`吊打`压杠子`灌凉水`灌辣椒水等各种刑罚，进行逼供`指供`串供，几乎将湖西区党委的所有部长和各县县长`县委书记，全部打成“托派”关押起来。如区党委组织部长郝中士`组织部长马霄鹏`统战部长王文彬`军事部长张如`社会部长赵万庆等干部，都被抓了起来，被王凤鸣`王须仁等严刑逼供。再以后，“肃托”行动越来越扩大化，最后发展到县区干部大部分被抓，打成托派，扣上“托派”帽子，最后将抗日挺进
支队长李贞乾`王文彬`郭影秋等主要负责人都抓起来，并对他们进行严刑拷打。之后，他们竟然把苏鲁豫支队的副支队长兼四大队长梁兴初也抓了起来，还诬蔑梁兴初同徐州日伪有联系，是“托派”总司令，最后差一点把梁兴初`郭影秋`李贞乾枪毙了。
在整个“肃托”行动中，白子明和湖西区党委被王凤鸣`王须仁控制摆布，不起任何作用。王凤鸣`王须仁可以随便抓人`杀人，终使大批干部被抓，近三百人被冤杀，最后甚至连区党委书记白子明自己也被抓了起来。这样大的事情，王凤鸣独断独行，不请示`不报告师部。在师部和山东分局知道此事后，几次电令王凤鸣停抓停杀，但他们不听，仍然一意孤行。在这种情况下，罗荣桓政委只好亲自同山东分局的郭洪涛`张经武一起，来湖西处理“肃托”问题。
罗荣桓政委还告诉我说，我到来之前，他们已经初步处理完了湖西“肃托”事件，被冤枉的干部全部给予了平反，被错杀的也全部给恢复了名誉，给予道歉，并按照烈士标准给予抚恤。对此，湖西地区的党和人民万分感激山东分局这一处理。被平反的干部和党员及其家属对罗政委永远铭记在心。
罗荣桓认为，王凤鸣`王须仁他们没有接受我党`我军历史上所犯的“肃反”`“肃托”“肃AB团”`“肃改组派”`“肃社会民主党”错误的教训。这次湖西“肃托”，是抗日战争开始后，在我根据地内第一次犯这样大的错误。这次“肃托”扩大化的严重后果，是湖西地区几乎全部垮掉了，队伍削弱了，党的影响搞垮了，党和八路军的威信受到损害，湖西群众因“肃托”同我们开始疏远了。七大队的耿蕴斋已叛变投敌，国民党顽固派队伍则剩我们之危扩大了，丰县`沛县队伍都已发展到六`七千人，砀山县也发展到两千多人。如果罗政委和郭洪涛`张经武不来这里，湖西的局面就很难挽救。
最后他对我说：“我们查明，那个王须仁才是真正的‘托派’，他想以‘肃托’来保护自己，夺取湖西地区党的领导权。为此，他残害了大批真正的共产党员，我们已经将他逮捕了。对他的错误，我们还要请示中央和山东分局后再作出处理。至于王凤鸣，暂时仍让他兼任四大队政委，四大队由梁兴初和王凤鸣率领东去鲁南，归师部直接领导和指挥。以后怎么处理，也要由中央和山东分局来作出决定。”
听了罗荣桓这一番有关湖西“肃托”经过的介绍，我惊心动魄，我向罗政委解释，我是七月份离开支队部的，离开时绝没有想到湖西竟会发生这样大的问题！我根本不知道肃托的事，我的电台同四大队不通报，支队电台可以通，但彭明治`郭成柱也没有说到湖西肃托问题，我连传说都没有听到。我根本不知道梁兴初被抓起来了，王凤鸣无法无天，我不清楚。我提出想见梁兴初，但罗荣桓说：“梁兴初已带四大队离开湖西去鲁南了。”后来才知道因为罗政委要走，梁兴初带着队伍到微山湖东边滕县和邹县布置警戒去了。因此，我这次回来连梁兴初的面也未见着。
罗荣桓政委最后说：“正因为你不知道‘肃托’的事，所以我才要你回支队部。‘肃托’的错误我不怪你，你不用多心。”
但紧接着，他又对我进行了严厉地批评。他说：“你是苏鲁豫支队的政治委员`军政委员会书记，你离开大部分主力部队，单独带一支部队出去活动，这是为什么？这样做行吗？”
我表示，罗政委批评得完全对，我完全接受，我根本就没有想到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过去历史上这样的沉痛教训多得很，想不到现在又在我们这里出现了。
不过我同时也向罗荣桓说明，当时我们将整个支队一分为三，分别在三个地区进行活动，是陈光代师长来这里时同意决定下来的。陈光代师长要我向东打通同山东鲁南的联系，要彭明治向西打通同彭雪枫支队的联系，梁兴初`王凤鸣留守湖西地区。这些都是代师长点头批准并亲自安排的。陈光代师长当时还特别交待，留在湖西的部队由师部直接指挥。
没想罗荣桓听了我的解释后却说：“陈光同志来你们这里，并没有经过党委批准。在罗坊战斗中，我们带着师部突围后，他就到你们这边来了，这事当时我不知道。”
我继续检查说：“我们把梁兴初和王凤鸣留在湖西时，没有给他们之间规定领导上的主次关系，结果王凤鸣竟然把梁兴初给逮捕了，这是我们的错误。幸亏罗政委及时赶到，不然这个损失就无法弥补了。”
说到这里，彭明治和王凤鸣来了。罗荣桓当场又将王凤鸣十分严厉地批评了一顿，王凤鸣只能唯唯称是，不敢作声。
第二天上午，我在征得彭明治的同意后，又跑去找罗政委向他建议说：“现在一大队在皖东北已发展到一千七`八百人，还有孙象涵部的八百多人，加起来将近三千人，是不是再派一政委去，以加强领导。”罗荣桓问：“叫谁去呀？”我回答说，我已征得彭明治的同意，想让参谋长田维扬去一大队兼任第一政委，让王东保任第二政委。这样，两个政委，领导力量就增强了。罗荣桓听后回答：“好，同意。”
我又说：“如果你同意，我就留在支队部不回去了。我从一大队还带了一个连在这里，向田维扬交代清楚以后，就要他跟这个连马上出发到一大队去，我就不走了，先解决了这个问题。”罗荣桓很快回答：“完全同意，就照这么办。”我们当即下了命令，任命田维扬兼任一大队第一政委，通知他马上走。
那天下午和晚上，罗荣桓又接连找我们支队部的几个同志谈话，研究苏鲁豫支队下一步的工作部署。在谈话中，他首先对我们的工作进行了充分肯定。他说：“一年来苏鲁豫支队的队伍壮大了，地区局面打开了，现在大片土地都在你们的控制之下，这很好。今后，坚持湖西地区的斗争，挽回‘肃托’造成的损失和影响，还是要依靠你们苏鲁豫支队。只要把情况向群众讲清楚，群众是会相信你们的。”
关于我们以后的主要任务，罗荣桓指出，第一要恢复这个地区的工作。要恢复党的组织`党的影响，恢复地方政权，恢复地方武装部队，恢复工`农`青`妇等各种群众组织。第二是要继续处理好因“肃托”扩大化而还留下来的问题，给所有受迫害的同志平反。山东分局准备再派人来帮助湖西区党委处理“肃托”问题，进一步把“肃托”事件调查清楚。
罗政委接着说：“第三是今后支队部不要再离开这个地区了，支队部和二`三大队留在湖西坚持斗争，把四大队交给我，仍由梁兴初`王凤鸣率领，跟我走，渡过微山湖，到微山湖以东，陇海路以北的地区活动。队伍直接归师部指挥，你们可以同他们联系，但指挥权属师部。你们要赶紧把队伍疏散开，在整个湖西地区扩大宣传，宣传“肃托“是犯了错误，但这个错误只是党内极少数人造成的，目前正在清查纠正中，要力争尽快地恢复党的影响。第四是湖西区党委书记白子明，是‘肃托’问题的直接责任者，已无法再主持区党委的工作。我无权委任你们哪一个人继任区党委书记，因为这是要由山东分局决定的事，但是我可以代表山东分局指定吴法宪暂时帮助湖西区党委的工作。这些问题，我也已经向区党委交代清楚了，今后湖西地区的工作，主要要依靠苏鲁豫支队的帮助，区党委开会，要请你吴法宪到会。”
工作安排完毕以后，第二天，罗政委就走了。我和彭明治等一直送他到谷亭，就在那里向他告别。他要经谷亭`南阳，直奔微山湖。梁兴初已于先几天到达微山湖东边准备船只，组织掩护迎接罗政委东渡。后来，梁兴初率领的四大队一直在微山湖东的邹县`滕县一带活动。至于在活动时是继续沿用苏鲁豫支队四大队的名义，还是师部又另外授与了什么番号，我就不清楚了。
送走罗荣桓以后，我和彭明治`郭成柱等经过研究，决定按照罗政委的交代，首先把两个大队撒出去，把二大队撒向沛县`砀山` 铜山一带，三大队撒向鱼台`金乡`单县一带。支队部带领警卫营驻谷亭，要区党委也一起转移到谷亭。
然后，我们立即开展罗政委布置的工作。我们召开了营长`教导员以上的干部会议，把这次湖西“肃托”的全过程向他们交代清楚，说明这次湖西“肃托”事件的主要责任者只是王须仁一个，这个人已被逮捕`关押，查明情况后，已被处决。苏鲁豫支队“肃托”事件的直接责任者是王凤鸣，他已随四大队离开了湖西。对这次错误，山东分局还准备作进一步的调查处理。现在，我们部队的主要任务，是协助地方党，做好根据地的群众工作，恢复党的影响。
第一步先做区党委的工作，把区党委的干部都集中起来，这时白子明`郭影秋`李贞乾`郝中士等一批区党委和区党委部长都已被释放出来，要他们先出来工作，继续办公，纳入正轨。区党委工作仍由白子明主持，他一边检查，一边工作，重大问题由区党委集体讨论决定。同时强调加强内部团结，不要互相埋怨，要团结一致，先执行罗荣桓政委的指示，要把湖西地区恢复过来，至于那些没搞清的问题，要相信党组织以后一定会逐渐搞清楚的。
第二步，恢复地方政权，重新建立鱼台`金乡县政府，以及丰县`沛县`铜山的几个区政府政权，并恢复了各地的工`农`青`妇等群众组织。对“肃托”中的冤假错案一律平反，恢复名誉，被捕的一律释放，被打伤的养伤，伤愈后恢复工作，被杀的追认他们为烈士，安抚其家属，开除了党籍的恢复党籍。同时，向广大群众公开道歉认错，恢复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
第三步，向国民党顽固派发出警告，同他们公开谈判，指出他们的错误，告诫他们不要利用我们“肃托”的错误，公开的孤立我们，侵占我们的地区，限制我们的发展，并把我们挤走。八路军在敌后抗战的功绩是磨灭不了的，希望他们不要忘了一年多来，我们对他们的支援和帮助，迅速退回原来的地区，把侵占了的地区还给我们，继续共同抗日，不要轻举妄动，否则，王歪鼻子就是他们的前车之鉴。
当时他们都同意了，都退回到了原来的地区。这个时候，双方虽然还没有发生磨擦，但对立情绪已经明显增加了。在一九三九年一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国民党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从这以后，丰县的黄子珏`黄体润，沛县的冯子固，砀山的窦雪岩，单县的刘耀庭，都明显的同我们疏远了，态度完全变了，处处戒备我们，不同我们接触。我们也向部队指战员，地方党和政权作了交代，要防止顽固派对我们的挑衅。
第四步，以实际行动帮助群众，恢复党的影响。当时春节已过，春耕即将开始，我们便组织部队帮助群众积肥`翻地，准备种子，给麦子浇返青水。我们还特别注意抓好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逐渐挽回影响。
经过这段时间的艰苦工作以后，湖西地区的局面基本稳定下来了，情况开始得到好转。党和八路军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也有了一定的恢复。
这个时期敌伪的“扫荡”次数减少了，只有砀山和金乡的敌人出来过一次，转了一圈，经过五`六天后，就又回到了据点里。在这次敌人的“扫荡”中，国民党的县大队同我们一起，与敌伪打了一些小仗。在这次“扫荡”中我们没有什么损失，但在前一段“肃托”期间，一部分“抗日沟”因下雨而垮塌了，没有及时得到修整。这时我们又加紧动员群众抢修，以对付敌人可能进行的新的“扫荡”
一九四O年二月，罗荣桓政委派山东分局保卫部长刘居英来到湖西，直接调查和处理“肃托”问题，并负责指导湖西区党委的工作。刘居英在湖西期间，住在我们支队部，由我们负责照顾他的生活。我们向他详细汇报了“肃托”善后工作情况。
我向他建议说：“你没来以前，罗荣桓政委要我兼管一下区党委的工作，现在你来了，是不是就请你直接主持区党委的工作，以后区党委的活动我就不再参与，以便集中精力照顾部队工作。”刘居英表示同意，于是我便脱离了区党委的工作。
刘居英在湖西一共待了两个多月，一直到四月份才返回鲁南的山东分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