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下旬，我们二团奉命经临汾`蒲县`午城`大宁往西北转移，逐步向十五军团靠拢。这时，国民党军第二十五师已进抵晋南，而且占领了大宁县城，正向午城前进。
四月二十八日，正当我们向西北转移的时候，走在前面的五团同国民党军第二十五师关麟征的队伍遭遇，双方随即对峙起来了。我们二团`四团和师部迅速绕过午城，到了午城以西。这时军团部给二师下的命令是，要坚决把关麟征的队伍堵住，不让它再往前进，限期是一个星期，以掩护整个一军团以至整个抗日先锋支队安全西渡黄河。
开始三天，是五团在那里抗击敌人，我们在后面待命。山西的地形很特殊。由于山西地处黄土高原，到处都是因雨水冲刷而形成的高地和沟壑。像陕北一样，山西的高地也叫塬，这种塬大都是四边陡峭`下有深沟`顶上平坦，塬与塬之间只有很窄的一块地方相联，名曰“腰险”，是个要隘，只要守住了这块地方，敌人就过不来，要想翻沟上塬也很困难。因此一开始五团守得还算顺利。
没想到第四天午夜，国民党军从远处绕到午城后面的师部附近，袭击了五团，五团死伤了好几百人，团政委林龙发负了重伤，师参谋长钟学高也牺牲了。在这种情况下，师部决定把五团撤下来，要我们二团顶上，去接替五团的防务，堵截关麟征的部队。
二团上去后，利用各个塬口的“腰险”，构筑坚固工事，顽强抗击了三天，使敌人没能前进一步。到了第七天晚上，师部突然接到命令，要二师向西南方向撤退，把敌人引向西南。因为在我们的西北是永和县，而永和县就是我们预定的渡河地点。因此要我们二师诱使敌人向西南走，让他们离我们的渡口远一点。接到军团命令时，正好是我们二团紧靠着敌人，于是师部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们团。
接获命令，我们当即与敌脱离接触，回头快速向吉县前进。天快亮的时分，部队就来到离吉县十几里路的地方，看到山坡上有敌人的一个连在放连哨，于是断定吉县驻有敌人的部队。我们把这一情况报告了师部。这时师长刘亚楼的羊癫疯发作了，神志不清，什么事都不知道，被人用担架抬着走了，政委又负了伤，师里只剩下了政治部主任邓华和接替钟学高参谋长职务的熊伯涛。邓`熊二人命令二团在吉县附近坚守，掩护全师向西转移，师部和四团`五团先走，我们在后面作后卫掩护。
当时，梁兴初和我看到山坡上的敌人只有百把人，而且离我们不到一里路，就想不如趁这个机会，把这个连搞掉。经过商量，我们当即下达命令，要一连和三连很快出动，消灭山坡上的敌人。这两个连摸上去以后，很快就把敌人包围了起来，只二十来分钟，敌人就全部缴械投降了，把这个连全部捞来了。天亮以后，我们全团迅速撤退，吉县的守敌没有敢追。就这样，我们在山西打完了最后一个小胜仗。
回到师部，我和梁兴初把作战情况报告了邓华，这时刘亚楼的病也已痊愈，恢复了神志。他们表扬二团作战主动积极，认为我们在这次掩护大部队渡河的斗争中起了很好的作用，同时批示我们要缓慢地向永和前进。
五月五日，当我们到达永和时，刘亚楼已在那里等待我们。他告诉我们，四团正在渡河，要我们赶紧做饭吃，吃完饭立即渡河，他还告诉我们，毛主席刚刚渡过河去。到这时候我们才知道，毛主席是一直跟随我们一军团行动的。我们当时非常惋惜，因为到得迟了那么一点，就没能见到毛主席。
很快吃完了饭，我们开始紧跟着四团渡河。渡船很大，一条船可以坐七`八十个人，来回十多次，我们全团就都过了河。我和梁兴初是最后跟随三连一起过的河。
至此，我们的东征行动彻底结束。这次东征，从一九三六年二月十八日强渡黄河开始，到五月五日重新渡过黄河回到陕北止，共历时七十五天。
部队回到陕北后，经过几天行军，来到清涧县住下来，开始进行整训。
一九三六年五月十四日，东征红军部队在延川县大相寺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总结东征战役的经验和教训。这次会议的参加者约七`八十人，我和梁兴初也参加了这个为期十天的会议。
大相寺是当地一个比较大的庙宇，前面有两个门，两面有围子，后面是个戏台，台下有几棵老柏树，我们的会场就在这个戏台子前。戏台子上是主席台，中央军委领导`两个军团的领导和各师的师长`政委坐在戏台子上，会议由毛泽东亲自坐镇主持，我们团的干部则在戏台子下面，什么也没有，每人捡一块石头当凳子，坐在老柏树下参加会议。
会议的前一阶段是总结东渡黄河的胜利经验，毛主席和军团领导讲了话。他们在讲话中指出，我们这次东征山西意义很大，不仅打开了北上抗日的前进阵地，揭露了蒋介石`阎锡山和日本军国主义相互勾结的阴谋，打破了阎锡山的独立王国，而且歼灭了阎锡山的一部分有生力量，在历时七十五天的作战中，共消灭敌人约七个团，俘敌四千余人，缴获各种枪支四千余支`炮二十余门。另外，通过组织渡河作战，取得了江河作战的重要经验，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并迫使“进剿”陕北的晋绥军撤回山西，使陕北苏区得以恢复和发展。
在此期间，我军共扩充新兵约八千人，筹款三十余万元，并在山西的二十多个县开展了群众工作，宣传了党的抗日主张，扩大了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华北以至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会议的后一阶段，就反开了一军团的“本位主义”。毛主席在会上点了一军团的名，说一军团到达陕北后，就同十五军团的团结存在问题，第一是骄傲，两个军团会合后，十五军团就组织干部到一军团参观学习，而一军团就没有这样做；第二，一军团只顾自己，不顾友邻，对兄弟部队帮助很少，不愿意调出干部去支援十五军团和陕北的地方部队，这是严重的错误；
第三，一军团的部队不礼貌`不谦虚，并列举了一些典型事例来说明这个问题。他还特别强调了这种“本位主义”的危害性，指出它会破坏红军和整个党的团结，影响同友邻部队的关系，结果会孤立自己，造成严重的损失和后果。他最后号召大家对这种“本位主义”的作法，进行坚决的批评和勇敢的自我批评，坚决纠正错误，同时要求一军团的领导干部带头作出检讨。
这时林彪已调到红军大学去当校长，一军团由参谋长左权代理军团长，军团政委仍是聂荣臻。毛主席提出批评以后，一军团的领导干部，特别是聂荣臻的精神非常紧张，看样子负担很重。因为毛主席点了名，聂荣臻不得不带头承认错误，并要求一军团的各师`各团干部踊跃发言，揭发问题，检查自己。
一开始，发言的人并不多，所谈的也主要是军团部的问题。到后来，发言的人逐渐多了起来，不仅揭发了军团部的问题，还揭发到了师，揭发到了团，最后揭发到了我们二团的头上。
事情的经过是：在直罗镇战役后，二团曾将几个伤员，包括一个副连长`四个排长和十几个战士送到延长的后方医院治疗。伤愈后，他们要求归队，院方领导不准他们回部队，要把他们留在医院分配工作。我们得知这一情况以后，就报告了师部，师政委萧华同意我们派人去要，但是医院仍然不放人。后来在部队东征山西时，一天我们行军恰恰经过这个医院附近，于是我和梁兴初带了一个排，到医院门口去要这十几个干部`战士，并强硬地说不给就不行，就这样，硬是把人给要了回来。
就这件事，会上有人批评我们“本位主义”严重，说梁兴初`吴文玉带着部队威胁医院，硬把医院的干部拉走了。聂荣臻当即在台上问二团有没有这样的事，我们实事求是地作了说明，并检讨说不应该带队伍去，更不应该以粗暴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我们讲完以后，师长刘亚楼当场代我们二团承担了责任。刘亚楼说：“这件事情我们知道，有错误我们负责。我们认为前方的部队伤亡大，补充的新兵多，缺少干部，伤愈的干部就应当及时归队，是我们批准他们去要的。”
刘亚楼解释完以后，毛主席和聂荣臻的眼睛就都朝向了我们，聂荣臻说：“即使师里同意了，你们这样做也不对，人家不愿意就算了嘛！”我很不服气地顶撞说：“那是我们的干部`我们的伤员，伤痊愈了，不及时归队，医院留着不放，这样做对吗？我们这样做，也是应伤员自己的要求。”这一说可坏了，因为聂荣臻当时也挨了批评，心里本来就很恼火，听我这一说，顿时火冒三丈，立刻就对我大喊：“你这样说法对吗？”
见到这种情况，我不再吭声了。这时梁兴初站了起来说：“这件事我也有份，是我们两个一起去的。”刘亚楼接着说：“有错误我们师部负责，不能怪二团。”
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啊！当时还罚我和梁兴初站了一会儿，后来才叫我们坐下。
真没想到，在总结东征的会议上，挨了这么一顿批。
六`西征甘肃`宁夏，迎接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师
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公开放弃反蒋口号，并呼吁蒋介石及其部下的一切爱国军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从而将从前的抗日反蒋政策转变为逼蒋抗日政策。但是，蒋介石不顾日军侵略造成的严重民族危机，依然坚持自己“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继续调兵遣将，以图尽快解决西北红军问题。为此，他在逼迫张学良`杨虎城的军队积极在陕北进行“剿共”的同时，又调集了十六个师另三个旅，专门成立一个边区“剿共”总指挥部，以陈诚为总指挥，准备大举“围剿”陕北根据地。另外，蒋介石在得知红二方面军从湖南`红四方面军从四川开始北上后，又加紧调动驻湖北`四川的胡宗南部队进到甘肃`陕西一带，准备在川`陕`甘交界处阻击红二`红四方面军，阻挠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三大主力红军的会合。
中央军委经过详细研究后认为，陕北根据地东部及东北部的晋绥军是坚决反共的主力军，到那里去开展工作，阻力较大。南部的东北军和西北军的领导人，已同红军初步建立了秘密的统战关系，我们的前线部队与东北`西北军的广大士兵不断有联系`接触和对话，相互之间不冲突`不打枪，有的甚至像朋友一样往来。特别是东北军的士兵，他们倾向抗日，迫切要求打回东北老家去，应避免同他们正面作战。只有西部的宁夏军阀马鸿宾`马鸿逵，虽坚决反共，但防区广大，兵力分散，是个薄弱的方向。而且宁夏拥有富饶的河套平原，人口也在一百二十万以上，是西北最为富裕的地区之一。如果能进占宁夏，就可以和陕北根据地联成一片，使陕北老根据地也得以巩固。
一九三六年的五月中旬，中央军委决定，红一方面军开始向宁夏`甘肃方向行动，力争建立广大的陕甘宁根据地。这样，向北可以争取打通同蒙古和苏联的关系，向南可以争取打通同红二`红四方面军的联系，并可争取东北军`西北军共同走向抗日。
为统一协调西征行动，中央军委还决定，组成红军西方野战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红一军团为左路军，代理军团长左权（兼参谋长），政委聂荣臻，副军团长陈光，政治部主任朱瑞，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红十五军团为右路军，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参谋长陈奇涵，政治部主任王首道。毛泽东`周恩来留在陕北，主持中央军委工作，没有参加西征。
正在这时，因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在陕北安定县的瓦窑堡成立，继林彪调任红军大学校长之后，红二师师长刘亚楼也被调去学习，由杨得志接任二师师长。二师的其他领导，如政委萧华`政治部主任邓华`参谋长熊伯涛等都未变。梁兴初和我也仍在二师二团分任团长和政委，团参谋长胡发坚调红大学习，由夏德胜来接任参谋长。
中央军委关于西征的目的`任务传达下来后，我们立即按照野战军的要求进行动员和准备。针对西征作战区域主要是回民聚集区的特点，我们除向部队进行政治形势任务教育之外，还重点进行了关于严格遵守回民政策`纪律的教育。与此同时，我们还传达贯彻了大相寺会议反对“本位主义”的精神，把会议精神一一传达到连，传达到每个党支部，并要求大家展开讨论，展开检查，使大家深刻理解“本位主义”的危害性。在军事上，则着重进行了战场侦察和临战训练。
陕北的五月，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我们又第二次来到吴起镇，感想颇多。吴起镇是陕`甘边区最西面的边沿，背负大山，俯靠洛河，城寨筑在河堤上。一九三五年九月，我们经历了两万五千里长征，就是在这里找到了家的感觉！现在旧地重游总能引起人们的亲切回忆。
五月底，西方野战军分两路从各自的整训地出发。一军团奉命从陕北西经安塞`保安`吴起，向甘肃境内的环县县政府所在地曲子镇前进。一军团以二师为前卫，二师又以我们二团为前卫。
头几天没有事，行军路上，只见起伏的黄土高原上人烟稀少，到处都是荒凉草坡，以及在上面奔跑的羚羊`纷飞的野鸡和乱窜的野兔。这里吃水困难，小河沟里的水都是苦水。当地老百姓吃的水大都是自家水窑里的水，再就是在冬天下雪以后，出去将积雪运回来倒入水窑中所融化的雪水。水窑里积存的水往往有限。部队到了宿营地后找水做饭很困难，常常一天只吃两顿饭。
六月三日，我们来到了离曲子镇大约有三十里的一个地方。我们出发前还没有发现曲子镇有敌人，但这时先去侦察的侦察参谋回来报告说，曲子镇是个土城，城里有敌人的骑兵部队在那里休息，多少搞不清楚。我和梁兴初赶紧把这个消息报告给杨得志和萧华。他们就命令二团准备消灭曲子镇的敌人，同时强调不管镇上有多少敌人，都要先迅速地把曲子镇包围起来，绝不能让敌人跑了，而且要争取不让敌人发现。他们还交待，如果敌人少，二团就先发起攻击；如果敌人多，就等后续部队到来后再一起打。
接到消灭曲子镇敌人的命令，我和梁兴初两人高兴地跑回团里，命令部队继续前进。我们在离曲子镇十五里路的地方，稍事休息后，就召集各连连长`指导员开会，说明情况和任务，要求大家立即进行准备工作。在会上，我们具体分配了各连的包围任务，选择好突击点和火力阵地，特别要求各连准备好梯子和竹木工具，以便爬城墙用。
还要准备好铁锹，必要时挖地道`炸毁城墙。要组织好机枪火力点，以掩护爬墙队伍。另外，还要选择最好的干部`战士组成突击队，首先登城。由于任务紧急，我们最后还特别强调，各连的准备工作，务必要在短时间内完成。
部队开始做准备工作的同时，梁兴初和我就去侦察曲子镇周围的地形，发现曲子镇的城墙方圆一公里多，墙高二丈`厚六尺许，四周建有碉堡，墙外还有一丈深的堑壕，但无水。经过详细侦察，梁兴初决定从东南角主攻，在西南角助攻，并在城外的制高点架好机枪，以压制敌人的火力。
我们是从下午一点钟开始准备攻城的。奇怪的是，城里的敌人既不打枪，也不吭声。两点半，对部队的各项准备工作检查完毕，三点，部队开始攻城。我们一爬城墙，敌人就开始打枪了。由于我们准备充分，攻势迅猛，不一会儿就打开了一个口子。梁兴初和我带领两个连攻了进去。突击队的战士们在猛烈的重机枪火力掩护下，很快爬上城墙，并攻占了城东南的小碉堡。紧接着，我们又攻击前进到下面的街道上。守敌被迫退到西北角的居民区顽抗。杨得志`萧华就在城边外的马路上指挥我们。
我们是从东南攻进城的，进城后一直向西北方向攻击前进。待攻到西北角时，看到了敌人的一大片骑兵，大约有好几百匹马，从抓到的俘虏口中得知，那是马鸿宾的部下，一个外号叫“野骡子”的旅长带的三`四百人，主要是骑兵。他们准备从庆阳赶回宁夏去，这天正好路经曲子镇，在这里休息吃饭，不料想叫我们给围住了。
我们部队刚刚到陕北，只是在吴起镇的城外遇到过一次骑兵，我们对打运动战比较有经验，但是对城市攻坚战，我们没有打过，对这次在镇子里的街道上打巷战，更是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由于没有经验，我们攻进城后，一开始并没有顺着房屋逐渐攻击前进，也没有构筑工事防备敌人的反击，而是用两个连沿街道横扫过去，直逼西北角。我们认为敌人在街道上骑术施展不开，原以为一鼓作气把他们消灭掉是不成问题的。没想这就疏忽大意了。
就在我们一直向西北角攻击前进时，“野骡子”抽足了大烟，亲自带着他的全部兵马从西北角的各个街巷里钻了出来，向我们发动反击。“野骡子”的部下都是一些被金钱收买的亡命徒，他们不骑马，全都光着膀子，提着一把或两把马刀，奋力反扑。他们来势汹汹地冲出来，立刻就压住了我们的前进道路。由于我们的部队没有巷战经验，也没有反击敌人的准备，敌人这一凶猛反扑，很快就被他们用马刀砍掉一些人，这样一来，前面的队伍顶不住了，我们两个连只好边打边撤。我们一退，敌人就更向前猛压，结果我们伤亡了百余人。
就在这时，战场情形又发生了变化，西北角被我们二师五团得手，在我们二团和五团的夹击下，反扑的敌人退了下去，蜂拥在几个石头窑洞内同我们顽抗。
从俘虏的口供和当地群众的口中得知，“野骡子”确实是马鸿逵部队里一个强悍的干将，因此萧华要我们告诉部队，“野骡子”的部队一定要消灭，但必须要勇敢加机智和技术。这时太阳已西下，夜幕将临，我们二团的同志对半天未解决战斗很不服气，请求再攻。杨得志`萧华很照顾我们，命令二团和五团各派一个连从两个方向进攻。
黄昏后，五团先用一个班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城墙上的碉堡全部打下，把敌人逼进几个院子里。我们就用手榴弹一串串地投进去，炸得里面的敌人人叫马嘶，到处乱窜。乘此机会，我们冲了进去，用刺刀同敌人搏斗，捅死了不少拿马刀的敌人。在我们的猛攻之下，敌人抵抗不住，有的就窜进老百姓家，换上便衣，躺在炕上装病，有的则把头钻进洞里，把屁股露在外边。我们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搜查，抓俘虏，缴枪缴马刀。到晚上十点钟，除“野骡子”自己盘踞的院子之外，其余各处的敌人都缴了械。
最后，五团的同志把手榴弹投进了“野骡子”藏的那个窑洞，结果把他的卫兵炸死了，“野骡子”也负伤被抓。“野骡子”被俘后，五团把他送到师部。在师部，师领导对他做了很多工作，并给他治了伤，最后按照中央和军委指示，将“野骡子”个人放了回去。
这次战斗开始进行得很须利，一下子就突破了城墙，攻进了城，后来之所以受挫，总结起来就是一条，那就是在城市里作战，不应当只在街道上一窝蜂似地勇往直前，而应当凭借房子，凭借障碍物逐步向前推进，退却时也一样，如果只在街上猛冲，把自己完全暴露于敌人之前，是非吃大亏不可的。
这次战斗是杨得志`萧华命令五团增援才解决的战斗，虽然最后战斗取得了胜利，但是我们二团却受挫了。因此，打完这一仗后，大家心里都很难受。
事后邓华来看我，问我负伤了没有。我告诉他，我没有负伤，只是从城墙上摔了下来，自己也闹不清是怎么摔下来的。我和梁兴初还向邓华表示，这一仗没有打好，大家心里都很难受。
邓华安慰我们说：“你们不是把敌人包围起来了吗？不是攻进城了吗？表现得很英勇嘛！最后你们二团和五团消灭了敌人获得全胜，为今后攻坚战取得了宝贵的经验。对此你们要很好地总结，接受教训，这是我们的财富。”
曲子镇战斗打响了西征第一炮，此仗打完，马鸿逵部便望风而逃，被迫退守宁夏，再也不敢与我们正面交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