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是公报没有先向主席汇报……我也讲不清，这事可不敢再乱说啊，到此为止了。”
“总理打了电话，当时主席在睡觉，时间又不能等……算了，不说了。”
那时这类事我们都不好多议。总理同江青等人的矛盾，大家都是心照不宣罢了。
毛泽东之后，邓小平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长处，发挥他的聪明才智，领导中国人民走他所设计的路；按照他自己的战略自由地采取每一步行动。周恩来那时没有这种条件和可能，他始终是在毛泽东领导下工作，他做出的每项成绩和贡献都离不开毛泽东；同样，为了能继续工作，继续做出贡献。他就必须努力保持与毛泽东的合作关系，相辅相成。同时，还不得不运用韬略和高超的斗争艺术，调和缓冲与江青、张春桥等党内极左宗派集团之间的矛盾和分歧。
总理同江青等党内极左宗派集团的斗争方式，最明显的一个表现是：你说你的，我干我的；不跟你吵或保持沉默，下来该怎么干继续怎么干。
延安时期，江青就喜欢找周恩来，特别是和毛泽东发生争吵时，总要去找周恩来“诉苦”，靠周恩来调和她的家庭矛盾。她有了什么学习心得，工作上有什么想法或计划，遇有什么困难，也像绝大多数干部一样，喜欢向周恩来汇报并取得帮助。因为周恩来的温和、善良、正直、耐心以及稳健和机敏是全党公认的，他是大家诉说心曲求得帮助和慰藉的最好对象。
那时党内的风气也正，阿谀奉承或打击报复都会受到鄙视和谴责，所以江青也还没有什么过分的恶劣表现。她在广州为她的居所换地毯换窗帘，当陈云同志的夫人于若木给中央写信．对此提出批评时，她也不敢说什么，还得表示接受批评。
这个时期，周恩来也没有把江青当回事来对待。偶尔江青要求坐专列等超标准待遇，或劝止，或“看在主席的面子上，适当照顾一下”，基本都是无足轻重的小事。
50年代初，总理的秘书韦明曾与江青发生矛盾，总理的态度就说明了这时期与江青无足轻重的关系。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有次总理累病了。大家想了个主意，找来一部娱乐片子请总理“审查”，借以达到让总理休息的目的。
刚开映不久，屋外电话铃响起来，韦明年轻腿快，有朝气，就跑出去接。话筒那边传来江青的声音：“我是江青，请总理听电话。”
韦明怔了一下。总理都累病了，好不容易想了个办法让他休息……”
“总理病了，他现在正在看电影。”韦明婉言说：“你的事情急不急？如果不急，是不是等总理看完电影后给你去电话？”
江青是毛泽东的秘书，韦明是周恩来的秘书，秘书对秘书讲话，这样讲是再正常不过了。但江青同时又是毛泽东的夫人，韦明很客气的话在她耳朵里就变得不够客气了，于是声音里也带了点火气：“这是你的意思还是总理的意思？”
韦明和那个时代的多数青年一样，热情、锐气、冲动，不大在乎什么职务身分，随口便顶了一句：“请总理听电话，是你的意思还是主席的意思？”
“你不要管！”江青有些冒火了。
韦明一声不吭，昧啦，挂了电话。刚要进屋去看电影，铃声又响起来。他皱皱眉，也怕误正事，返身重新拿起电话筒。
“你怎么把电话挂了？”江青大声责问。
“你不是不要我管吗？”韦明毕竟怕误了正事，接着又放缓声音解释：“主席每次打电话，都要问问总理身体怎么样，干什么呢，能不能听电话。今天总理病了，好不容易被我们想了个办法让他休息一下……好了，不说了。你等着。”
韦明真怕是主席有事，就进屋报告了总理，总理马上出来接电话。这个电话足足打了快一小时，江青就像现在某些喜欢电话聊天的社会女青年似地，罗哩罗嗦讲个没完。也就是碰到了总理这样的好性子，能耐心听她罗嗦，要是换了邓小平，不过一分钟肯定就把电话挂断。
事后我问总理：“她这个人烦不烦呀？”
总理无所谓地微微一笑：“她看了个剧本，跟我谈读后感呢。”
过了没多久，有次李富春来西花厅开会，江青又来了电话，恰好又是韦明接了电话。江青要问一声李富春，敲定与那位电影剧本的作者谈话的时间、地点。韦明问过李富春，给江青回了电话：“明天下午，就在富春同志的办公室里谈。”
“你记录一下参加谈话的人员名单，回头再向富春同志报一下……”江青一口气点了20多个人。韦明就好心好意提醒一声：“哎呀，20多个人了，富春同志的办公室坐不下吧？”
江青和许多心眼小的女人有个共同的毛病，就是常常听不出好坏意思、她硬梆梆又甩过来一句：“这是你的意思还是富春同志的意思？”
韦明不高兴了，冷冷一声：“我的意思。”
“那你不要管！”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韦明真火了，确实少见这种好坏不分的人，“我是不该管，这个电话我都不该接！我不是你的秘书，也不是李富春同志的秘书，有事你就直接找李富春同志吧！”说完，不等江青有所反应，韦明便挂断了电话。
江青气坏了，给总理写了一封2000多字的告状信，给韦明戴了不少“帽子”，其中还有条“媚上压下”。总理看过这封信，也没当什么事，还叫韦明自己看了那封信。韦明边看边发牢骚：“说我媚上压下，江青是主席夫人，我还不媚她一下，我还压她！”
总理只轻描淡写说一句：“压她也不对么，要各自多做自我批评。”
那时的政治空气和同志关系还是比较健康的。两天后，韦明在周末舞会上碰到江青，江青也没有再使性子，反而热情地邀请：“韦明，咱俩跳一场吧！”
周恩来终于把江青当个人物来对待，首先是因为毛泽东把江青当个人物来使用了。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江青与张春桥等人联合起来，形成了一股政治势力之后。记得1966年底，毛泽东召集的一次碰头会上，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等中央文革的一班人马坐在毛泽东左侧，周恩来、陶铸、叶剑英等一批老干部坐在毛泽东右侧。毛泽东在谈到运动形势时，先举左手朝中央文革的一班人马轻轻一挥：“对于那些老干部，包括各省市自治区的主要领导，不烧不行，要继续煽风点火。”他接着又举右手朝周恩来、陶铸等人轻轻一挥：“但是烧成灰也不行，要控制火候，还是要救人于水火之中啊……”
这是毛泽东的领导艺术。他的本意并不想打倒一大批老干部，只是想烧烧他们，“把泥菩萨烧成瓷菩萨就可以过河了。”但是，江青一伙只想借机把这一大批老干部“烧成灰”，总理千方百计想“救人于水火之中”。于是，他们两个人的矛盾就是无法避免并且愈演愈烈了。
韦明两次顶撞江青的事如果是发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结果将会怎样呢？
1968年3月中旬，总理根据主席的想法，主持召开讨论解决东北问题和宋任穷同志出来工作的问题。会议定于下午4时在大会堂接见厅召开。负责会议现场警卫任务的是中央警卫局警卫处副处长成元功同志。
会前半小时，江青的警卫员孙占龙给成元功打来一个电话，说江青刚起床，还没有吃饭，让成元功给准备饭，在会议室旁边找个房间，先吃饭，后参加会议。成元功忙找到大会堂党委书记刘剑，请他尽快按要求备好饭，放在旁边的小山东厅里。这时，党中央、国务院、军委及中央文革有关负责人都到了，就等着江青。
当时，中办主任兼警卫局长汪东兴也在场，成元功及时向他作了汇报。汪东兴就带了成元功站到会议厅门外迎接江青。
江青晚到了一刻钟。汪东兴先给她敬个礼，然后成元功上前报告：“江青同志，开会在接见厅，您的饭在小山东厅，要不要先吃点东西？”
江青斜了一眼成元功，傲慢地哼一声，昂着头进了开会的接见厅。
那时，江青挂在嘴头的一句话是“我代表主席”，被加以颂扬的是“旗手”，全体参加会议的高级干部们都起立了，表示尊敬。
江青最终的垮台，全是她自己一步步走出来的。即便毛泽东那样的威望和贡献，也无法挽救她免于受惩罚。她实在是无可理喻无法救药，面对这些最高层的领导人，她连起码的礼貌和彼此相应的尊敬都没有，昂着头，旁若无人地径直走到周恩来面前，冷冷质问一声：“你们在开什么会？为什么叫成元功挡在门口不让我进了？”
总理怔了一下，这是从何谈起啊？他马上平静下来，和气解释：“江青同志，开会内容不是早就和你通过气吗？下午4点在接见厅讨论解决东北问题和宋任穷同志出来工作的问题……”
“是讨论这个问题吗？”江青忽然放开嗓门，声音尖厉起来，“你们是不是怕我听见？啊，光明正大么，为什么让成元功到门口拦挡我？你是什么意思！”
“没有的事么，大家都在等你，这么多同志都在场，都可以作证么……”
“我不信！心里没鬼，为什么派成元功拦我？”江青知道成元功长期担任周恩来的卫士长，故意一口一个成元功地大吵大闹，以此制造人们的猜测，“你们背着我搞什么活动？”
“根本没有的事，我没派任何人去挡你。我们在这里等你来开会……”总理看一眼表，江青这个时候还在嚷，象犯神经一样喊：“不听，不听！你们不说实话，就是不敢讲真话！”
总理眉头紧锁，在大吵大闹中想了想，大声宣布：“我们暂时休会。江青同志，这里可能有误会，我们慢慢谈好不好？东兴、成武、李作鹏，你们一起来一下。”
周恩来同江青、汪东兴、杨成武、李作鹏等人出接见厅，来到小山东厅。周恩来指着准备好的饭菜说：“我只听说你没吃饭，要先吃饭再参加会议……”
“造谣！造谣！”江青喊着，“你们就是想限制我，瞒着我……”
“汪东兴，你叫成元功进来，当面跟江青同志说清楚。”周恩来吩咐。汪东兴出去叫人，江青一脸怒容，胸脯剧烈起伏，突然大叫一声：“成元功是一条狗！”
成元功是总理的老卫土长，江青这样骂，实际就是骂总理，并且与她的身分太不协调了，完全是市井里的泼妇样子了。
周恩来气得脸色苍白，带着青石一样隐忍的神情大声说：“江青同志，我是个老同志了，你应该相信我们这些老同志，你说的都是根本没有的事！”
话音没落，成元功推门进来了。周恩来看一眼成元功，对江青说：“你们查对吧，我不参加。”他边说边往出走。与成元功擦肩而过，站到走廊里去了。
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层竟闹成这个样子，比一般老百姓闹架还不如，实在叫大家寒心。像陶铸那样火气十足，跟江青对着拍桌子的“有争议的人”，江青容不得，像总理这样有口皆碑，以忠诚正派而受到普遍信任和爱戴的人，江青居然也不能容。说实话，当时我们不少人都看出她长不了，也办不成任何大事。历史上容不得人的人，没一个能成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