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下圣坛的周恩来 第47节

这两天,我们确实放松了。后来才知道,这次谈话,主席表现了对周恩来充分的信任,对周恩来提请四届人大通过的经济计划,配备人大及国务院领导班子的人选等等,都给予了充分肯定和支持。

总理心情很好,这两天跟我们一道散了步,还玩了一次扑克牌。玩牌时,总理借洗牌时间望着大家问:“你们去过韶山吗?”

我们纷纷说:“还没去过。”

“你们跟着我忙,没有机会。不到韶山你们不会真正体会‘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的意义。”总理庄严地点点头,加重话的份量。然后放开声说:“这样吧,你们可以轮班去一下。”

我们一起说:“有机会时,我们跟总理一起去。”

总理笑了:“那好,有机会时我们再一起去。”

26日上午,总理对我和高振普说:“今天是主席的生日,你们知道吗?”

“知道。”

“我要请大家吃饭。”总理愉快地说。

那一刻,我首先想到的就是总理62岁生日时,生气不肯吃寿面的情景。可他现在要为主席的生日请客庆贺了……

“都请谁呀?”小高问。

“就是这儿楼里的人,再加省里和军区的几位负责同志,哎,你们再问问那两位小姐来不来?”

总理说的两位小姐就是指王海蓉和唐闻生。

总理情绪这样好,大家都十分高兴。高振普还给王海蓉打了电话。

王海蓉在电话里问:“3号楼去不去?”

3号楼是指王洪文。那时的习惯,领导人住几号楼就简称几号楼。高振普在电话中说:“总理没请王洪文。”

王海蓉说:“那好,我参加。”

当时总理癌症已经很严重,是从医院飞来长沙的。膀胱癌是绝对不能喝酒的,两年前尼克松访华时总理就喝不下酒了,只是用唇沾沾表示个意思。但这一次,他却举起酒杯说:“让我们大家共同祝愿毛主席健康长寿。”

说罢,总理一口干掉了杯中的茅台。他的胃显然已经不能承受,他的喉结滚动了一下,苍白的脸上涌出两片红晕。但他始终在笑。这是我见到的总理喝下的最后一杯酒。

最后一杯酒是祝愿给了毛主席。

周恩来对毛泽东忠诚不二,当我们说其中有中国文化遗产的影响时,实际上已经包含了与过去几千年“忠君”思想完全不同的新内容。这种忠诚包含着对事业和信仰的忠诚,并且首先是源于对人民的忠诚。

重庆谈判期间,曾有记者问周恩来:“周先生,过去你曾在陈独秀、瞿秋白、王明等人领导下工作,现在又在毛先生领导下工作,你怎么解释你的这种变化?”

周恩来回答的大意是:谁能代表人民和革命的根本利益,我就选择谁。我拥护毛主席是因为他最能代表人民的利益。

我个人认为,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关系,基本可以从周恩来佩在胸前的那枚像章说明。

这枚像章。三分之一的面积是毛泽东头像,三分之二面积是“为人民服务”五个金字;

这枚像章。周恩来一直佩戴到去世;

这枚像章,周恩来不同意用任何单纯的毛泽东头像章来替换。这枚像章无疑反映着周恩来的内心世界,反映出他心中的人民、毛泽东与自己的位置和关系。对此,我想先引用一段周恩来的保健护士郑淑云同记者的对话。

郑淑云:那是“文革”初期。有一天晚上我去上班。白天总理活动太多?工作太忙,哪有时间顾什么保健治疗啊。那时他身体也很好,所以保健治疗非常简单。因此我常常是晚上去看看有什么治疗要做没有。

那天我走到总理办公室门口,一看门是半开着的,我就探过身往里瞧了一眼。一看总理今天破例没有伏案工作。桌上摊了一大堆毛主席纪念章,他正侧身站在那里仔细拣着。我一看很高兴。因为那时候,毛主席像章风靡全国,人人手里都有一大堆,常常拿出来比较、交换,有一枚好像章,就像得了宝贝似的,到处向人夸耀。我一看总理桌上有那么多的好像章就眼睛发亮,走不动了,想看看有什么新的。总理抬头一看是我就招手说:“进来,进来。”平常我是不进他办公室的,这次因为我见他显然是在休息,所以就进去了。总理说:“过来看看这些像章,我看来看去就喜欢这一枚。”我探过头去一看,并不是主席头像,而是主席手写的“为人民服务”章。以后他一直佩在胸前直到去世。

记者:后来佩戴的是一枚同样的,但也不是这枚了。张佐良(总理的保健医生)给我讲过这样一件事。1967年造反派要砸烂春季广交会,眼看无法及时开幕,总理亲飞广州做造反派的工作。好象是一次晚餐后,总理刚站起身,宾馆服务员,一个很年轻的小姑娘走了过来。说:“总理,我跟您换像章。”总理见她一点儿都不胆怯,赞许地笑了,说:“哦,你喜欢我戴的这枚?好啊,那就送你了。”小姑娘还真勇敢,跨前一步,自己动手把像章从总理胸前摘下来,又把自己的那枚头像章给总理戴上。待办完事,晚上休息时,总理将那枚头像章摘下来,重新又换上一枚“为人民服务”章。原来他身边还带了一枚备用。可见不是原来的那枚了。

郑淑云:对,当时桌上“为人民服务”章不止一枚,我见总理说好,也拿了一枚,至今还保存着呢!

周恩来永远是和人民站在一起,这是没有什么人产生异议的。震撼全国的“四五运动”,就其深层的意义而言,主要是表达了知识分子对“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再次呼求,表达了人民对“文化大革命”的喷怒不满,表达了对现实现状,对当时所执行政策的不满,表达了“要邓小平不要‘四人帮’的意愿。但所有这一切,都不可能在当时形势下公开表露,于是人民想到了能代表这一切美好愿望的周思来。去***广场悼念周恩来,可以把人民心中的一切所想,所求都表达出来。这就是周恩来与人民在一起的最好说明。

1953年左右,具体时间记不准确了,和平宾馆刚刚建成,一位著名的民主人士到宾馆来,我们的哨兵不认识他,把他拦住了。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有许多服从哨兵,遵守制度和纪律的故事,但这位不是共产党领袖,是民主党派领袖,当即发起脾气,扬起拐杖重重敲打了哨兵一下。哨兵当然不敢还手了。

周恩来平时对这位著名的民主人士尊敬、礼貌、谦让,可以说礼遇很高,听说这件事后却不答应了,当即去找这位民主人士评理:

“你这是侵犯人权么!”周恩来很少对民主人士这样态度严厉,“连毛主席都不能动我们士兵一根指头,你怎么可以用棍子敲我们哨兵的头呢!你也是主张平等博爱,拿起棍子打人家头能叫平等吗?别人打你一棍子你答应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么,这不是马克思讲的,是中国的老话了,你能不懂?”

这位民主人士赧颜地做了自我批评。50年代初关于“人权”的话很多,常可以听到“不许侵犯人权”的说法。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总理这次对民主人土的批评。

到50年代末,“人权”的说法渐渐没有了。那时的强迫命令很普遍,但我还是从总理那里听到了“人权”的话。

1958年7月,我跟随总理和陈云去安国、定县、徐水等地参观。徐水搞强迫命令,把老百姓房子都拆了,改建成清一色土坯二层楼,是为了那句“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共产主义美景。我跟总理走进那没有电灯电话的阴沉沉土坯楼时,我见到总理眉头紧锁。当地领导还眉飞色舞吹嘘他们提前跨进“共产主义”一条腿的经验和政绩呢。

“够了。”周总理不客气地打断介绍,我发现他眼里闪出了泪花,声音压抑而又颤抖:“你们这是侵犯人权么!北方老百姓睡炕,这是几千年的传统习惯,你们强行拆除,不叫睡炕,老百姓不生病吗?……”

“山高皇帝远,”陈云难过地说;“简直无法无天!”

60年代初,日本女排称霸世界,总理认为应向日本请教,就和贺老总商量,把日排教练大松请到了中国来。

总理去看大松搞训练,那气势确实叫人耳目一新,真令人想起战争年代的“武士道”精神。吼声、喊声、排球连珠炮似地射:出,中国姑娘真被折腾惨了,看得中国领导人一个个都瞪立眼,忘了呼吸。

训练结束后,总理大喘一口气,刚从冰水里探出头似的。他走过去,同大松握手,说了许多感谢的好听话,然后转了口气。

“训练中,对我们的姑娘们怎么严格要求都可以,‘严师出高徒’么。但是有一点,不能动手打我们的姑娘。在日本你们可以这么做,但在中国不行。两国的社会制度不同。”周总理说到这里,缓和一下语气,笑着补充:“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呀,要尊重人权,我们的制度不允许打人。”

1966年。河北邢台发生地震,我跟随周恩来过赴现场。总理不顾余震的威胁,亲自指挥救护工作。

一位乡村者太太因为她唯一的儿子在地震中死去而痛不欲生。总理走到她面前,用双手握住她的手,含着泪说:“你就把我看成是你的儿子吧!”

管理员向他报告伙食流水帐,报到咸盐时,因为涨了一分钱,他马上丢下手里的饭碗,叫起来:“什么时候涨价了?我居然还不知道!”

他马上让我们请来有关负责人,查问清楚,并要求弄清这次涨价对贫困地区的农民会有多大影响?……

一位美国人说:“在中国党政高级领袖当中,至今为止,周总理是最受人们尊敬的人,他比其他领导人更多地出现在街头巷尾的男男女女之中。他总是花时间同平民百姓谈话,到医院或者到家里去看望生病的工人……”

宋庆龄主席在周恩来去世一年之际,写下这样的文字:“我们的总理生活俭朴,平易近人。他在日常生活中,同干百万普通群众打成一片。无论是在战争岁月里,还是在我国三年困难期间,或是在他生活的其它阶段,他和老百姓吃同样的饭,他的衣服补了又补。在工作当中,他和最基层的干部一起,总是在他们的食堂就餐。他经常和他的司机或飞机上的机组人员一起吃饭。无论什么时候他和他们—起讨论各种问题时,他或者告诉他们什么东西,或者征求他们的意见。结果是,我们的总理赢得了他周围所有人的爱戴,特别是赢得了年青一代的爱戴。无论什么时候他们回忆起同总理在一起的令人激动的经历,他们就会流下难过的眼泪。”

正是由于周恩来对人民爱得这样深切,所以他才对毛泽东表现出无比忠诚。因为毛泽东不仅是无产阶级的领袖,共产党的领袖,更是中国人民的领袖。

毛泽东为他的队伍规定的宗旨只有一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1949年的胜利证明了那支歌的正确:“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就是他晚年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不论其错误多么严重,从他的动机和本意来看,也无疑是为了他所坚信并坚持的“人民的利益”,而不是像某些人所言为了个人的权力。

1973年,周思来身患癌症,已经很可能死在毛泽东之前。毛泽东即将面临政府权力的真空。谁来接班?林彪的叛逃使他陷入窘境。

最高兴的应该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周恩来行将倒下,毛泽东已经没人可选。叶剑英虽然“大事不糊涂”,但毕竟年事已高。军队将领中没有哪一位能被各派力量共同接受;能被各派政治力量所接受的领袖人物已经被统统打倒。现在气数最兴旺的似乎非“四人帮”中的人,别无他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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