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下圣坛的周恩来 第38节

对于总理的听歌和唱歌,有人形容为:“小气候里迟逐流动,大气候里震荡奔放。

对各地民歌小调,总理喜欢沉醉一般悄悄欣赏;全身心地松弛,独个儿追逐体会着那感情的跳跃,意识的流动,仿佛渐渐走入一个美妙而古朴的童话世界,充满了花草的温馨和泥土的芬芳。这就是“小气候里追逐流动。”

大气候里震荡奔放,那是带着登高一呼,万众响应的气势和力量,是一名职业革命家壮怀激烈,“仰天长啸”的抒发情怀的表现。也是宣传鼓动群众与自己一样激荡起豪情和热情,团结、奋斗、向前的真情流泄。

周恩来是位感情非常丰富的人。在某些作品里,常把周恩来工作中的严肃、谨慎、细致,笼统到整个生活中。其实不这样;休息时,哪怕是群众场面,只要不是办公事,他都是活泼又活跃。在老干部中,“活跃分子”是有其特定含义的,往往指革命队伍中上下组织,左右联络,出头露面进行宣传鼓动的同志。在中国的领袖群中,周恩来几乎可以称为唯一的“活跃分子”,再没有第二个人能像他那样常常按捺不住地放开歌喉,甚至要指挥起成千上万的人一道唱。更没有第二个人能像他那样乐于自告奋勇,教同志们唱“志在四方”,唱“长征组歌”。

过去有许多影视资料和报道文章都记录过周恩来带领群众放。声高歌的情景,无须多讲。我这里想讲一点的只是他这样做,丝毫没有什么做作或工作需要,那确实是一种感情洋溢,需要释放的再自然不过的表现、

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1965年6月,周恩来出访坦桑尼亚。这是中国民航第一次走出亚洲,走向世界。飞越天险喀喇昆仑山时,总理临窗,放眼远望:群山绵延,突兀颠连,好象维系中华民族的古老文化一样机妙玄奥,深不可测;又像鉴证着大自然不可思议的雄伟创造。冰峰林立,白云徜徉其间;碧空万里,与皑皑白雪上下辉映,幻化流转着七彩光芒。

总理的眼里像起了惊雷电闪,光彩照人。他的胸脯开始起伏,那是激情进发前的沉默。他连续几次长长地叹息,仍然无法平息心潮的起伏,便从胸腔里发出了浑厚的低沉的歌声:“红岩上红梅开……”

他唱的第一声像呻吟一样带着隆隆的胸膛共鸣音,并且马上停住了,轻咳两声,好象有些不自然,目光朝我们一扫。我相信他是从陶醉里刚刚醒来,明白了自己是在飞机上,是在一群随行人员之中;他把目光再次投向窗外时,千仞冰峰在脚下蜕起、跃动;滚滚而来、层出不尽。于是,那无法按接的激情便第二次喷涌而出,并且一发而不可止。那成了真正的引亢高歌;总理是彻底放开了嗓门,歌声萦绕在机舱里,在我们每个人心头引起强烈的经久不息的回响。于是,总理的独唱自然而然成了我们全体乘客和机组人员的合唱:

“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

总理喜欢民族歌曲,自然也喜欢京剧及各种地方戏剧,喜欢看各种国产影片。

对于戏剧,我曾问过周思来:“总理,你喜欢京剧还是喜欢越剧?”

总理说:“都喜欢。”

我问:“比较起来,更喜欢哪一个?”

总理一笑:“比较起来我更喜欢话剧。我在南开学校读书时,演过话剧。那时学校还不够解放,男女分校,我们演剧没有女角,就由我来扮……我们演得很成功。”

总理天天看报纸,天天必看各剧场的节目预告。无论哪一天,你随便问总理:“今天吉祥剧院演什么戏?”总理肯定可以马上告诉你。

有一次我问:“总理,你看那些剧场节目预告干什么?”

总理笑着叹口气:“看戏是享受,想戏也是一种享受呢。”

我含笑作一个总结:“很少有总理没看过的戏,也很少有总理看完全场的戏。”

总理听罢哈哈大笑,频频点头。因为我这一句话道出了实情。总理酷爱看戏,没有什么戏不想看,但他“官身不由己”,想看也看不完,太忙了。或者晚到;看个尾巴,或者早到,看个开头就马上要赶去参加会,有头有尾地看完一场戏实在太少,有数的几场而已。

有的老同志说我有办法叫总理休息,其实这办法就是“假公济私”,“投其所好”。

什么是“假公济私”?就是把休息和工作搞得界线不分。凡有新电影,新戏剧出来,我们总要找出各种理由原因,安排总理去审查新片新剧,并且尽量“上纲上线”,说这是对文艺工作者是否关心、重视、支持的大问题,说作者和演员如何如何已经准备听取总理的意见,如果不去看就会挫伤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甚至是不利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云云。

这样一来,总理就不审查也得审查,不休息也得休息几个小时了。

所谓“投其所好”,就是按照总理对休息的解释,满足他的那种“休息”。比如把作者、演员请到家里来,同总理一起吃顿饭,聊聊天;自然是聊戏,聊演员的生活。这样聚会一次,解决了剧团的问题,也达到了让总理休息一下之目的。

读小说对总理也是一种很好的休息和娱乐。总理早在刚刚结束童年步入少年时,就读完了《三国演义》、《水浒》等古典名著。他曾对我说:“读小说和办公,用的不是一个脑子;办公办累了,看看闲书也是休息。”

总理看电影看戏看小说的故事很多,特别是文艺界人士写过许多回忆文章。我这里只想讲两件事,说明我们的总理,即便休息娱乐,也保持着鲜明顽强的民族性。这对于刚刚结束殖民地、半殖民地命运的中国人民来说,是尤其重要的。

记得1950年1月20日,我跟随总理赶赴莫斯科,参加与苏联的谈判时,中苏正号称“磐石般的团结”,也就是铁板一块了。像我们这一层的人,单纯热情,一说苏联老大哥,那就一切光明,一切友好。记得那时斯大林的威望不得了,只要喊起他的名字,人们就可以前仆后继,不惜任何牺牲地冲锋向前。他在苏联人心目中是神,在中国人心目中也是神。但是,毛泽东与周思来与我们的心态显然不同,思考问题远不在一个层次一个水平线上。

毛泽东只跟斯大林谈,不参加与莫洛托夫,维辛斯基等人的会谈。这与其他任何社会主义国家都不同,是第一个当仁不让地把自己放在与斯大林完全平等的位置上。

斯大林在二次世界大战中所建立的崇高威望,使他原有的大国沙文主义表现更突出了些。毛泽东到莫斯科,离莫斯科,斯大林都没参加迎送。这样的结局毛泽东是不能接受的,他那强烈而鲜明的个性,使他当面向斯大林提出请求,坚持让斯大林去自己所指定的地点参加中国举办的答谢宴会。斯大林说他从来没有出去到别人确定的饭店去赴宴。毛泽东坚持斯大林应该给自己一个例外。

结果,斯大林第一次屈从了别人的意志,这个人就是毛泽东。记得周恩来为此十分兴奋,对宴会作了许多具体指导。我至今鲜明地记得那天的气氛:欢快、隆重、庄严。来宾非常多,有各国大使和苏联的高级将领及部长们。

显然,这些部长、高级将领、大使们也是轻易见不到斯大林,都激动得不能自己,焦急盼望着能看一眼斯大林。

在一片喧腾中,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大使们议论中的两句话:

“斯大林与毛泽东相见,在世界上是开天辟地的大事。”

“毛泽东厉害,能把斯大林请出来;罗斯福和丘吉尔也没能做到,没能如此。”

斯大林出现时,那些大使,那些部长、将军们都像孩子一样争抢着一睹斯大林风采,并不像现在某些作品出于政治原因所描写的那样。我当时看到的情景,所有人都是发自内心地欢呼,夹道迎着斯大林鼓掌,拼命挤前一点,就是想多看一眼,那是真正的崇拜,没有伪装和做作,见到斯大林与毛泽东站到一起时,多少人流下了泪。真流泪假流泪,真欢呼假欢呼,真激动假激动我还是分得清,看得明的。比如“文化大革命”开始一年后,那种欢呼万岁已是越来越假,越来越口是心非。岂止我看出来,绝大多数人都清楚,只是不敢说或不能说罢了。

现在没有什么不敢说或不能说的。实事求是讲,1950年我见到的所有欢呼者,流泪者,都是至倩至性的真实流露,决无半点虚伪假装。

就在这样的中苏友谊,这样的热烈亲密中,总理却没有生出盲目性。去莫斯科的列车上,他连续阅读获斯大林奖金的小说《旅顺口》。一般人读这本书,一听获斯大林奖金,便盲目跟着喝彩、叫好。周恩来没叫好,越看越皱眉,最后把书一摔说:“满纸胡说八道,这种书居然还获斯大林奖金,可见苏联也并不是什么都好,什么都对。”

到了1950年底,抗美援朝战争紧张进行之际,周恩来的军事秘书雷英夫担心敌人在辽东半岛登陆,利用工作之余读这本《旅顺口》,想从中得到一点在辽东半岛设防的启示。

在一次聊天中,周恩来听说雷英夫对照地图看《旅顺口》,就问:“你读这本书感觉怎么样?”

“不怎么样。”雷英夫说,“不像外面吹捧那么好,我是为了研究战争参考着看一看。”

“这本书很糟糕。”周恩来评价说:“很糟糕的书还获得斯大林奖金,获得某些人喝彩,那就更糟糕,简直是糟糕透顶。”

“总理看过这本书?”

“我是今年一月去莫斯科的路上看的,印象坏极了,有些地方简直看不下去,真正的中国人都会有这种感觉,不会盲目地跟着去吹嘘。”周思来很少有地掰了一下手指:“第一,这本书是吹嘘沙俄侵略战争;第二,旅顺口陷落时,列宁有篇文章说这是掠夺性、反动性战争,这本书却仍然大加宣扬;第三,极尽丑化中国人之能事,不是特务、奸商,就是妓女、骗子。第四,书中歌颂的英雄马卡洛夫,是个拥护沙皇反动统治制度及其侵略政策的家伙。有这4条,这本书是什么货色就很清楚了。他们就是改不了的大国沙文主义!”

在那个“一边倒”的年代,张口闭口苏联老大哥的年代,总理讲出这样的话,确实给我们发热的头脑降了降温。知道“斯大林奖金”也不能迷信;他们搞大国沙文主义,搞民族主义,我们也必须坚持自己的民族性,站起来的中国人民再不能有丝毫的奴颜媚骨。

正像周恩来所说,“我首先是一个中国人”。在娱乐中他也从不忘记。

1954年我随周恩来去参加日内瓦会议,出发前,他特意关照,让把我们新拍摄的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带上。

会议期间,我们先放映了纪录片《1952年国庆节》。这部纪录片受到热烈欢迎和赞叹,一位瑞士记者在报纸上报道说:“当全副武装的中国军队和手捧鲜花的姑娘们迈着矫健的步伐,跨进日内瓦的银幕时,西方和东方的无冕之王们都情不自禁地一起发出轻轻的赞叹声。”

影片结束后,观看影片的记者们纷纷围过来和中国代表团的人握手祝贺,讲了许多热情洋溢的赞美话。连英国的记者也承认:“再也不能拿1949年以前的眼光来看中国了。”

但是,美国一位记者却心怀敌意地说:“这部影片不能不叫我们担心,中国是不是在搞军国主义?”

情况汇报到周恩来那里,周恩来早有准备地说:“他说我们搞军国主义,我们就再给他们放一部《梁山伯与祝英台》,看他们还有何感想?”

大家听了这个决定,心里都没谱。前些日子周恩来请卓别林看《梁山伯与祝英台》,客人都是文艺界或与文艺界有关的人士,这些专门人才都看懂了而且兴趣很大,当时演出效果很好。但现在请政府官员和记者看,效果会怎么样?是否会应了那句话——洋鬼子看戏,傻眼了。

负责这项工作的新闻联络官是熊向晖同志,他对这件事有过回忆文章。为了洋鬼子看戏不傻眼,他请英文翻译将剧情和主要唱段写成了一本16页的说明书,剧名也译成英文《梁与祝的悲剧》。

熊向晖兴冲冲地向总理汇报他创造性的工作。

“这才是党八股呢。”周恩来没有表扬他,反而批评说:“你也不看对象,在那里对牛弹琴!”

熊向晖始料不及,被批得发怔发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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