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我所知，总理进城后，大约做过5次衣服。
进城不久，他搞过一次“大规模基本建设”，就是前面讲过的，做了大衣、夹衣、夏装，都是青色、蓝色或浅灰色的中山装，要表现出中国人的“脸孔”。
1954年6月，周恩来第一次访问印度，与印度总理尼赫鲁发表联合声明，重申了中印两国政府在4月29日的协定中首次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二)互不侵犯；(三)互不干涉内政；(四)平等互利；(五)和平共处。
这5项原则现在已为世界最大多数的国家和政府所承认和拥护。这5项原则是由毛泽东最先提出基本精神和内容，由周恩来具体化成5项原则。据当年的外国记者报道，尼赫鲁对签署这5项原则曾有过犹豫。是年轻的甘地夫人被周恩来那亚洲最伟大政治家的翩翩风度所吸引，深深地受到感动，并为之“着迷”。她运用自己的全部影响和力量，“终于说服尼赫鲁接受了周恩来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是当年国外报纸登过的报道，我虽然记不全具体文字，但大意是记得清楚并无法忘记的。
就是这次访印归来，我们接受了教训。印度热得受不了，总理穿的衣服都是布做的，太厚，热得流鼻血，影响活动。访印后又访缅甸和越南，今后访问东南亚、印度及印度支那的活动不会少，所以周恩来同意我们为他做了两件绸衫。由此进一步考虑下乡时也会有个穿制服不便参加劳动的问题，我们陪总理逛了趟天桥，为总理买回两件衬衣，浅蓝色，便于下乡穿，便于参加生产劳动。
这算第2次买衣服吧。
第3次是去柬埔寨访问前夕，因为柬埔寨国王去世，处于国丧期，总理下令，代表团全体人员每人做一件白色西服，带有吊唁哀悼之意，总理自然也不例外。这次作衣的目的性很强，并非一般添置衣装。为此，西哈努克亲王很受感动，与周总理建立了深厚的私人情谊。
第4次作衣置装是在1963年，周恩来访问欧、亚、非的14国前夕。这是总理第一次访问非洲，意义重大。
行前，我们工作人员讨论这次活动的准备情况。有人说：非洲那地方没人敢去，温度特别高，蚊蝇又多又厉害，咬得人受：了。大家都没去过，就有些紧张，把邓大姐姐请来，商量办法。
我说，要接受10年前访问印度的教训，听说非洲比印度还要热，应该预作准备。总理50年代做的衣服都已破旧，一旦热得穿不住制服，衬衣没有一件适合公开场合“亮相”，所以必须做几套适合热带穿的衣服。
大家都是这个意见，邓大姐也同意，并征得总理认可，我们为总理的衣装进行了自50年代初以来的第一次“大规模更新”。所谓“大规模”是比较第2次、第3次那种有目的有限地添置一两件衣服而言。这次趁14国之行，为总理做了几件一百支纱的府绸白衬衣，做了毛的确良中山装，那是浅灰色有暗格暗道的当时国内比较好的料子。总理脚上那双黑皮鞋已经换过几次掌，趁这次去非洲，我们为他做了一双皮凉鞋，配浅色衣服，凉鞋选了棕色牛皮。这次“大规模更新”也许不如现在青年人的随便一次换季，但对于我们的总理，却是50年代到60年代的十余年间，唯一一次认真的添换新衣。
60年代到70年代，总理10年未添新衣。进城时做的那件法蓝绒中山装，虽有工作袖套保护，也多次破损，经我手多次送到“红都”服装店请王师傅织补。到70年代，已经有外宾看出了总理那身“礼服”是织补过的，并传说出去。
于是，我有了理由，在基辛格访华前夕，郑重给总理提意见：“你那套衣服会见外宾实在不行了，再做一套吧，仿原来那套法蓝绒的，不改变样式，还是过去形成的一贯衣着形象……”
总理终于同意了。在基辛格访华前夕，做了一身新的法蓝绒中山服。这身衣服中国人都很熟悉，就是总理坐在沙发里照的那张半侧像，被群众广为张挂，并被《周恩来传略》一书选为封面；就是这张照片上总理所穿的那身衣服。
这件法蓝绒中山装，总理一直穿到1975年3月。根据总理一贯的意愿，他去世后，我们选择了这件衣服为他着装，这在后文有所交待。 十、休息与娱乐
毛泽东太忙，但是有自由；不想忙时可以不忙，去休息娱乐。周恩来太忙，而且没自由；不想忙时也常常被具体事务缠身而脱不开。我跟随总理几十年，他只是在1951年去大连养病，休息了几十天，就这么一次休息。
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周恩来当然需要休息娱乐。我的感觉，他对休息娱乐采取的是积极有效、“公私兼顾”、目的明确的态度。
概括起来讲，总理的休息娱乐，主要有三种方式和内容：朋友聚会、文娱活动、体育锻炼。
朋友聚会被周恩来称作是“最好的休息”。
进城后，我见总理不休星期天，曾劝他：“总理，星期天你尽量少安排一些活动，多休息休息……”
周恩来嘘我一声，眯着眼摇摇头，用这个孩子气的动作表示。我讲的不通，没道理。然后才睁开眼望着我说：
“你们对我还不完全了解。什么叫休息？我和文学艺术界朋友谈谈心，吃顿饭，与民主党派的人士喝酒饮茶聊天，这对我就是最好的休息。”
想一想，总理讲的也有道理，这种休息往往比看一台节目还要心情愉快，甚至留下几十年难忘的美好印象。
记得1946年在上海，国共谈判已经无望，周恩来为争取和平日夜奔忙，心力交瘁，我们都劝他休息一下。
我说：“该做的我们都做了，该想的也都想尽了，现在急也没用，索性休息一下静观形势变化。”
周恩来摇摇头又点点头：“该做的都做了，还不能这么讲。永远有该做的事情，没有都做完的时候。不过，急也没用，讲得有道理。我们去串串门，休息享受一下。”
于是，周思来和邓大姐带我去了上海静安寺路廖梦醒的家里。
这是很小很小的一套公寓，小得叫人想到玩具。好象一间住房也就几平米，肯定不过10平米，却又设施齐备。卧室、厨房、卫生间应有尽有；卫生间可以洗漱也有厕所马桶，给人“家”或是叫“窝”的感觉极浓。
周恩来到了这里很随便，确实象到家了一样，洗手擦脸，该坐就自己坐，该帮就帮一把女主人，只有我像个客人需要别人关照。
廖梦醒叫周恩来阿哥，叫得亲切、自然、随便。她的女儿叫李梅，文静漂亮，一看就是大家庭里出来的，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和影响。
廖梦醒请我们吃阳澄湖的螃蟹，鲜美极了。说实话，过去我从没享受过这样精美的食物。不过，也有不适应的地方，就是上什么饭菜都是小碗小碟，小得叫人不敢大张嘴，不敢“如狼似虎”地大嚼大咽地过过瘾。到了这样的小窝儿，面对小碗小碟，特别是见到周恩来、廖梦醒细嚼慢咽的文明样子，我不知不觉也就“文明”起来。过去当兵吃粮，大海碗也不过瘾，恨不能盆盆罐罐地吃饭吃菜才舒坦，才受用。现在，我也一点一点朝嘴里夹食物，慢慢地嚼，细细地。品；这种吃菜吃饭法，在嘴里嚼就嚼得消化吸收完了，几乎没有舒服痛快的吞咽感觉。天哪，这得哪一年才能吃饱？
周恩来平时吃饭比我还快，可是到了这样的环境，他却像回到了熟悉的生活中一样，表现得那么潇洒、优雅、自然、适宜。我相信，他过去一定过过这样的生活。
这种吃饭，最适合聊天了。谈形势，谈奋斗，谈前途；政治风云，战场风云，在这不到十平方的小天地里隆隆地卷过来，荡过去；有忧愁，有欢乐；有激昂，有愤怒；有热血，有温情，转眼间2个小时过去了。
告辞之后，我随周恩来离开这一方小天地，返回思南路周公馆。
“你吃饱了吗？”周恩来忽然问我。
“嘿嘿，”我难为情地笑笑，“碗太小，不敢吃，怕一口不满就吃光了。”
“吃光了还可以盛么。”
“一口一碗我得吃多少碗？回头传出去，说周副主席的副官能吃30碗50碗饭，那多糟糕呀。”
“哈哈哈，”周恩来把头朝上仰去，开心大笑。然后说：“广东人吃饭是最讲究的，都是小碗小碟。不过，我相信你不会再饿。”
我下意识地摸摸肚子，真的，没有饿的感觉。
“不饿了。”我说，“可是也没觉饱。”
“什么叫饱了？不饿就是饱。”周恩来换上一副略带忧伤的神色，思考着说：“几千年了，中国的老百姓在饥饿线上挣扎，肚子整天是空的，好容易吃一顿饱饭，这一顿的标准一定要把肚子撑得圆圆的才叫饱。什么时候天下百姓再无饥饿，那就不需要吃一顿把肚皮撑得圆圆的了。撑得太多和饥饿过度一样，都不利于健康。我们的奋斗，就为了有这一天啊。”
这一顿饭，这一番聊天，给我留下终生不忘的美好记忆，谁能说这不是最好的休息娱乐？
建国后，廖梦醒又曾请过我和我爱人去吃饭。这种亲切宜人的气氛我又享受过几次。虽说每次都不敢大张嘴，放开肚皮过瘾，但每次都能感觉到一种休息娱乐的舒适安逸。于是，我又想起总理的话：不饿就是饱。想起总理的期望：愿天下人都能过上这样放松的生活，不要饿一年，才撑死饱死在春节那几天。
进城后，廖梦醒常给“阿哥”周恩来送些吃食。东西不多，有点送点，经常送点，据说广东人习惯这样。
宋庆龄也知道总理喜欢吃阳澄湖的螃蟹。她每年8、9月份，都要带些阳澄湖的又大又肥的螃蟹来北京，带来了就给我打电话。
若是宋庆龄亲自来送螃蟹，那就是周恩来亲自接。但大多数都是由隋副官送，由我接。他们不托人代送，我们也不托人代收，因为这是入嘴的食品。那时受苏联影响。苏联对于食品都严格要求经化验之后才能送领导人吃，我们对于食品也有严格要求。
总理收到螃蟹，有时同我们工作人员一道吃，有时请陈毅、张茜一道来吃。
周恩来喜欢交友，可以说朋友遍天下；他喜欢与朋友聚会，吃饭、饮酒、品茶、聊天。
党内干部，在我的印象中，朱德、陈云、董必武、陈毅、李富春、王稼祥以及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的王震、陈郁(曾任煤炭部部长)、乔冠华、王炳南、章汉夫，以及地方负责人陶铸、欧阳钦、曹获秋、潘汉年等，都是他的座上客，聚会来往较多。其中，与陈毅关系更密切些。
比较而言，与文艺界人士和民主人士的这种朋友聚会更多些。这种聚会交往的朋友多得我都数不清，其中，文艺界人士以郭沫若为最密切，民主人士中以张治中、傅作义来往最多，友谊更深些。
周恩来喜欢陈毅的性格，说他刚烈而不失潇洒，豪侠而不乏文雅。周思来推荐陈毅顶替自己担任外交部长。陈毅讲话常常热血沸腾，任由激情自由奔放，有些话按照官方标准来衡量，难免讲得有些出格。就有人向周恩来报告，说陈毅讲话像放炮。
“不要怕放炮么，放炮才能吸引人，震撼人。”周恩来很欣赏地说：“他比我讲得好，大气势，很符合我们这样一个大国的国威军威。”
“可是有些话走嘴，讲得不很恰当，不够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