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下圣坛的周恩来 第33节

总理遇到的第二个难题是怕热耐寒,这使他不想突出也常常在一群领袖人物中鲜明地突出出来。

战争年代,总理穿过棉衣棉裤。所以,刚进城时,虽然知道总理不怕冷,仍然在秋凉时节,由我作主替他缝制了一身丝棉袄。接着是入冬,毛泽东去莫斯科谈判不顺利,毛泽东点名要周总理去谈。我就向总理建议:“总理,苏联比咱们黑龙江省还要冷,听说吐痰动作慢了就会冻在嘴唇上。”

“那是胡吹,”总理笑着摇头,“我去过苏联,冷是比我们这里冷点,没那么严重。”

“西伯利亚跟莫斯科还不同。整天讲西伯利亚寒流,那边来胜风,我们就能冷大半个中国,普遍降温,可想不是吹牛。我们这次还要参观他们的工业城市,在西伯利亚少不得要走走,那就到了寒流的老家了。”

“你讲这些是什么意思?”

“你需要一件皮大衣,和一顶皮帽子。”

“我不需要。”总理摇头。

“有备无患。”我劝说,“你不是去观光,也不是做客,是去做工作呢。万一冻病了,躺倒了,就要影响党和国家的大事……”

总理被我说动了。沉吟一下,表示同意:“那好吧,听你的。”

于是,我们给总理做了一件皮大衣,一顶皮帽子。我以为这次是真做对了,莫斯科比北京冷得多,我们是毛衣毛裤,棉衣棉裤,再加皮大衣,仍然冷得不敢在野外长时间停留不动。特别是到西伯利亚,零下30多度还是好天气,夜里一刮风可真不得了,虽然不至于吐痰冻在嘴唇上,唇上也确实不敢沾唾沫,沾湿了就马上有结冰的感觉。

我有点替总理担心。因为一带皮大衣,他就把毛衣毛裤,绒衣绒裤,棉衣棉裤统统丢下不带了,上身除了外衣,只多一件夹背心;下身就是一层衬裤一层外裤。大衣是个皮筒子,上下通气灌风,真怕总理冻出病。

这一层担心很快就消失了。那是难以想象难以置信的,总理即便在零下30度的严寒中一站3小时,所有人脸上都会出现青灰的寒色或鸡皮疙瘩,总理却红光满面,从皮领口和帽沿下流出腾腾热气。不动还好,稍有运动,比如说走着参观,工夫不大,他竟能流出汗来!

“上当了,上当了。”总理开始小声发牢骚,“这家伙又沉又热,何秘书,我可是上你们的当了。”

总理不时地用手提提穿在身上的沉甸甸的皮大衣。他是极讲仪表的人,什么衣服穿上身,决不随便解开一个扣,再热也要保持整齐。

我很纳闷:“总理,我们毛衣毛裤,棉衣棉裤还要穿个皮大衣,你……”

“我怕热,你又不是不知道!”总理心里有气。

“转战陕北到进京,你也穿过棉衣……”

“那是盖棉被!”总理纠正,“那时走到哪儿,随便一倒就睡一觉,棉衣是当棉被。现在我又不需要走到哪就倒在哪儿睡……”总理摇着头,朝我挥挥手:“上当了上当了,你忙你的去吧。”

在莫斯科,总理基本不穿那件皮大衣,只是多穿一条布衬裤,上身加件我的绒衣。就这一身,到处走走看看,没有事。

我不能不担心。哪伯是穿上那件海军呢大衣呢?偏偏带了皮大衣就没带海军呢大衣。总理连呼上当,本来就不高兴,所以穿得再少也不敢多劝了。

然而,离开莫斯科,到了西伯利亚就不能不劝了。有时气温能降到零下三四十度,再挨骂也得劝他穿上皮大衣。当时我可没料到这一劝犯了多么严重的错误。

那一路多次停车,参加地方党政领导人举行的宴会,参观工厂。户外活动时,总理穿了皮大衣。在客人面前,他不能说热也不能嘀咕上当了,热着热着,忽然鼻子一湿,忙把头转向一边,用手绢去堵。

糟了,总理流鼻血了!

从这次“血的教训”,我才明白总理确实怕热不怕冷。回到专列上,总理丢下皮大衣,又开始说“上当了。”大家面面相觑,都默认这是事实。

此后,这件皮大衣就压了箱底,总理再没穿过一次,直到他逝世。邓大姐对我说:“这件大衣基本没穿过,还新着呢。总理逝世前有交待,那时是供给制,大衣应是公物,还是把它缴还公家吧。”

于是,总理1950年1月20日访问莫斯科所穿的这件大衣,在25年后又新新地“完壁归赵”还给了公家。

我们为总理做的那件丝棉袄,总理也从没穿过。我们也接“血的教训”,一次没请他穿。每年冬天,总理下身就是一条衬裤、一条外裤,上身就是一件衬衣,一件呢子外套,偶尔加件夹背心。天气最冷时,哪怕是去机场迎送外宾;所有主人客人都是一身棉又裹一身皮毛,只有总理一身单,外面穿件呢子大衣就可以在寒风里一站两个小时,红光满面,没有丝毫寒冷之状。这使许多人都惊讶不已。贺老总等几位首长想学学总理,可是不行,在机场上一站就明白不是挺一挺能过去的。也只有总理是个例外。

总理不怕冷也不怕感冒。他极少感冒,偶尔有点感冒,嘴里含口酒就可以好。常听议论:苏联人在寒冷中生活惯了,特别经冻。还有一种说法:白种人比有色人种耐寒;白种人比黄种人耐寒,黄种人比黑种人耐寒。如果这种说法真有什么科学根据,那么周恩来肯定是个例外。他比绝大多数白种人都耐寒。记得1965年11月,总理去罗马尼亚参加乔治·乌德治的葬礼。那天风雪交加,雪是那种颗粒状的雪,不像那种轻盈飘落的雪花,而是像沙暴一样横扫一切。这种天气的寒冷总是带着钻透力和齕咬力,总理在这样恶劣的天气里,不穿大衣,不戴帽子,站在一群皮毛裹身的各兄弟党和国家领导人中,默哀,送葬。

墓地很远,仪式又长,从早晨8点到下午1点,总理在风雪中整整站立、缓行了5个小时。

不断有各国外宾惊讶地打量总理,关心地问几句:“怎么没穿大衣?“今天变天了,你穿这么少……叫人取些衣服来吧?”

一位外宾甚至批评起我们这些随员:“哎呀,你们就是这么保护你们的总理?天这么冷!”

我们不想多解释,多解释怕吓坏了他们;我们的周总理何止是没穿大衣?他连毛衣毛裤都没穿一件!

总理不但对穿戴的选料有讲究,对如何穿戴及款式也是蛮有讲究的。

总理这一生,多数都是在礼仪环境中度过,极少有随便松弛,自由自在的时候。我们私下聊天,都觉得总理这一生太累太苦了。

毛泽东在穿衣方面很与他的性格有关:宽松随意,无拘无束,漫不经心。他穿衣往往由卫士帮忙,自己并不动手,也不会注目在他面前手忙脚乱的服务人员;他的目光落在你身后很远的地方,可能正在看赫鲁晓夫干什么或美国人跟越南人打成了什么样?这个时候,你给毛泽东穿什么衣服?纽扣是少了一颗还是扣错一个眼?胸襟上的菜汤是否洗去了?他都不管。你怎么摆弄他怎么动,听话得很;衣服给他穿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扣子扣错一个眼,衣服左高右低,歪一天没人说他也不知道。

周思来的穿衣也反映出他的性格:规矩严整,清洁平展;认真仔细,一丝不苟。他不叫卫士帮忙,穿衣脱衣都要自己动手。就寝时,他每脱一件衣裤,都要叠放整齐,从不乱扔,更不会胡乱一揉一堆;他从外衣裤到内衣裤,从下往上一件件叠放好,第二天起来,又从上往下一件件取来穿上;按部就班,顺序明确。他不但衣服一上身就要系好每一个扣子,神展每个衣角袖口领口,而且注意不能有一点点污渍。一旦发现,哪怕只是米粒大的污渍,他也会马上用湿毛巾仔细地擦去。我不只一次被他那种爱好清洁,仔细揩拭去溅到身上一点污渍的专注神态所打动。那神态常使我联想到爱惜羽毛的勤于梳理功鸟儿。

毛泽东喜欢“乱”,屋里的书,床上、椅上、桌上、沙发上“随便”扔,越乱他越好找,谁若不经他允许而破坏了他的“乱”,越归置得整齐有序越会挨他批,惹他发脾气。他会由于这种人为的整齐有序而无法一下子找到自己要找的东西。

周思来却是讲究条理顺序的人。一天到晚无论多忙,都忙得有条不紊,生活和工作井井有序。办公桌上的文件按轻重缓急排放得清楚规律,闭上眼也不会拿错;纸墨笔砚文具眼镜各自就位;举手就能拿对;就连衣服口袋也都分工明确,永远不乱揣东西。手绢是固定装在右边的裤兜里,左边的裤兜装手纸;右面衣袋装眼镜盒,盒里还放两支圆珠笔,左边衣袋里永远是装笔记本;上衣袋里只装别人递来的名片或汇报条,涉及机密的材料就放入贴身的内衣袋中。这种条理性和规律性保证了总理的工作效率,从来不会发生手忙脚乱找不到东西的情况。一有事,他说走就走,不像一般人,越急越丢三落四地迈不开步。

由于长期生活在礼仪环境中,时时要面对照相机,摄影机镜:头,时时要面对外宾、内宾和广大群众的注目,他养成了穿制服的嗜好。他多次对我们讲:“衣着整齐是一种礼貌,表示对人家的尊重。

一旦养成嗜好,就不容易去分场合。所以,总理即便在家里,四周围没有外人,也总是衣着整洁,连领扣也不放松,好象面前有个摄相机随时记录着他的一举一动,他理应永远保持自己的形象,保持好中国人的脸孔。

前面讲了总理怕热不怕冷,那只是一个方面,是对冬天而言。

到了夏天,总理就变了,比我们任何一个人都不惧暑热。

记得进城后,总理做的布料服,都是浅灰色的中山服,有斜纹布,也有平纹布。他认为孙中山“发明”的这种中山服是最能表现中国人脸孔的,当时的干部制服都是中山装。夏天无论多热,总理穿的也是布稍稍薄一些的平纹布中山装,而且太“正统”太“制式”,中山装里还一定要穿衬衣,衣领整齐地露一圈白边。当天气热得人恨不能脱光了再泡在凉水中时,总理也坚持“全副武装”,他甚至不肯赤脚穿拖鞋,一定要穿双短袜子。

公开场合这样严整还有一定道理,回到家,没有外人,仍然保持这种“严整”性,我们可有点受不住了。总理办公,哪怕热出一身汗,决不会脱下那身制服,连领扣都不肯松开。他这样表率,我们就不得不跟着注意。在自己办公室还可以悄悄脱下制服,随意地只穿件汗衫或圆领衫,赤脚踩双凉鞋。但电铃一响,就赶紧穿制服,全身严整地去见总理。

记得有次热浪袭击北京,热得人要死要活,张开嘴喘气。总理开会回来,汗水湿了全身。他匆匆去冲凉,从卫生间出来,已,经又是全身披挂,制服领扣都系严了。在办公桌前坐下,还认真戴上工作袖套。

我们帮他开了电扇,电扇前还放盆凉水。但那风仍然是灼人的热风,总理刚坐下,汗水已经又流出来。

“总理,”我终于忍耐不住,打断他的办公:“我想给您提条意见。”

“噢?”总理抬起头,由于汗水不断被电扇风吹干,脸上变得粘湿;他认真望住我:“说吧,有什么意见?”

“天气这么热,”我朝办公室外望一眼,在聒耳的蝉鸣声中,空气热得浮动波颤,“你不脱外衣,我们也就不好脱,太受罪了,影响办公啊。”

邓大姐很少有地也走进了总理办公室,支持我的意见:“是啊,这么热。你那是干吗呀?又是背心又是衬衫,外边还要套制服,穿那么多!”

总理打量自己:“我觉得还可以……问题不大。”

“等觉出不可以就晚了。再说,大家都捂着……”

“你们可以脱,不要跟我比。”总理还不肯放弃“形象”。

“你不脱,我们怎么好脱呢?”我拿定主意要让总理解脱些,轻松些,“在家里又没什么影响问题,完全没必要受那个热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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