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下圣坛的周恩来 第28节

所谓第二办公室,就是总理的餐桌。说餐桌不说餐厅,是因为总理无论在哪里吃饭,都不停止工作。有人间,宴会也不停止工作吗?不停止。无论宴请外宾内宾,本身就是做工作。

当然,我要讲的还不是宴会谈话那种工作,我讲的工作仍然是指处理各种公务。包括读报、看文件,批电报、听汇报,开小会,作指示等等。所以,“第二办公室”主要还是指他家中的客厅兼餐厅。

第二办公室远不如第一办公室名声大,因为赶早不赶晚,急事大事都赶在第一办公室处理了,没有特殊情况,不是临时发生急事大事,秘书们轻易不忍心在吃饭时间去打扰总理。何况邓大姐是为此发过话的:“你们20多个秘书对着他一个,轮番作战,也得给他个吃饭喘气的时间啊。”

话是这么讲,我们还是无法给总理安排出吃饭时间。总理的办公桌上摆有台历,值班秘书事先都将总理一天的活动安排记在台历上,台历的正反面都记得满满的,写不下还有一块小黑板,小黑板也常写得满满的,所以总理的工作也排得满满的。开会、汇。报、谈话、会见、接见、批阅文件、作报告,时间是以分钟来计算。比如毛泽东主席约周恩来下午4点见面,我们可以把总理的活动表一直安排到3点58分,剩2分钟是总理走路的时间。他走路快似一阵风,从西花厅到菊香书屋,两分钟就一溜小跑地赶到了。

1981年1月20日,邓大姐到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室,将周恩来总理留下的20多本工作日历交给了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

这是周恩来1950年1月1日到1976年1月8日所使用过的日历,叫作工作日历。因为记满了26本日历零8页日历纸的内容,全部都是工作。翻遍日历,一分钟追一分钟,一天接一天的,只是各种工作,唯独找不到吃饭时间安排在哪里?

因为总理吃饭多数是见缝插针,因为总理吃饭从不脱离工作。

毛泽东吃饭没有规律,周恩来吃饭也没有规律;毛泽东吃饭手不释卷,周恩来吃饭也手不释卷。周思来主要是看报,在第一办公室末及细读的文章,都要在第二办公室细读一遍。

不过,周恩来与毛泽东也有不同。当年去莫斯科同斯大林谈判时,毛泽东带的一班人基本都是搞哲学的,所以谈判中,有关援建项目和中国经济生产的现状,毛泽东和他带的一班人都讲不清。在场的同志曾告诉我,斯大林对毛泽东说:“谈生产和援建项目你不行,你叫周恩来来谈。”周恩来随后带了一班人马赶到莫斯科,他带的一班人都是搞经济的。宴会上,毛泽东讲过一句:“现在,我们搞上层建筑和搞经济基础的全套人马都来了。”

搞哲学可以摆脱大量具体事务的纠缠,搞经济就必须解决具体的实际问题。所以,总理吃饭不但要看报,还得批阅文件,随时听我们的汇报并作出指示。总理每天吃什么饭,我们基本都知道。因为20多个秘书,总得有几个碰上吃饭时间找总理请示事情。

只有遇上总理和邓大姐一道吃饭时,我们尽量避免去请示问题。总理吃饭没规律,极少和大姐一道吃。但要是真碰上了这种时候,也确实让人为难。

有一次,秘书杨纯就遇上了这个难题。有篇关于农业政策的稿子要见报,定稿时有几处改动,需要总理审定。她拿了稿子找总理,正碰上总理和邓大姐一道吃饭。等等再来吧?那边又盯着立等回话,她可真作难。在门口转磨似地走几圈,忍不住朝门里探一下头。脸孔在门边刚闪过,恰巧被总理看见了。

“进来嘛,”总理马上招呼,“有事就进来嘛。”

杨纯只好走进去,看看总理又看看邓大姐,样子很是尴尬。

“唉,”’邓大姐笑着摇摇头;“吃饭你们都不饶过他啊!”

“嗯,嗯……”杨纯可真狼狈了。

总理笑着瞟一眼邓大姐,又看看杨纯,温和地说:“没关系,你说么。”

杨纯就赶紧说,赶紧送上稿件请总理审批。由于总理的时间太宝贵,我们秘书都养成说短话,说快话,说“是”或“不是”的讲话习惯,一切客套话、寒喧语,甚至不十分必要的解释话都不要,连形容词都一律删掉。有人评价我们总理秘书说话是“开门见山于巴巴,单刀直入赤裸裸。”其实,越这样越能直接明确地说清事情,为总理节省一点宝贵的时间。

吃过早饭(其实往往不在早晨),总理漱着口便走进第三办公室,那漱口水往往是吐在第三办公室的痰盂里。

总理的第三办公室,才是一般人们概念中的办公室。这是布置简朴实用的一个房间,墙壁由于年代久而发黑,到了夏天泛潮,墙脚会转圈出现碱花,直到我因为修房子挨批评那次,才在墙上喷了浆,把铺砖地变成木板地,使整个办公室显得亮堂些。这个办公室里有块旧地毯,其他卧室等房间都没有地毯。总理说办公室里接待客人多,铺块地毯可以大家共同享受,所以同意了。

办公室正中,靠墙立个自制的木架子,铺着解放前使用的一块旧毯子,上面摆放着毛主席像,是石膏作的半身像。两边靠墙是书架,主要是马恩列斯著作及毛泽东选集。另外就是辞源辞海之类工具书多。

总理的办公桌四面不靠墙,是解放前那种两面抽屉的办公桌。开始为他配置的是一把转椅,他坐不习惯,改换成沙发椅,是解放初期最多见的那种灯芯绒布面的弹簧软坐椅,现如今,这种老式坐椅在各地都不易见到了。除了这张办公桌,还有一张不带抽屉的长条桌,铺块绿呢子布,每边四个凳子,两头还各有一个凳,共十个硬木凳。总理常在此召集副总理或某些部长谈话或开小会。

总理的办公桌上整天整月整年地堆满待审批的文件,只剩下坐椅前不大一方小桌面供他批阅文件用。这一方小桌面除有笔墨之类办公用具外,还有台历,还有三件“宝”,就是袖套、老花镜和清凉油。

总理曾经感叹他的这间办公室不如在延安办公的窑洞。延安的窑洞是冬暖夏凉,总理的“第三办公室”相反。天越热,屋里也越热;天越冷,屋里也越冷。

那时没有空调,夏天只有一个小电扇,天热得止不住汗,手臂湿得沾纸,便在电扇前放盆凉水或放盆冰块,算是我们土法制作的“空调器。”冬天我们就怕刮西北风,一刮起来,“第三办公室”就冷得没法呆,手冻僵了写不成字。这时,总理就会抱起文件转移到“第一办公室”,因为厕所没有朝西北方向的窗子,温度。相对高一些。

总理每天走到办公桌前,第一件事是仔细戴好袖套。那是和工厂工人常用的工作袖套完全一样,蓝粗布缝成筒,两边有松紧。带。这样可以保护衣袖不要磨破不要弄脏。他一边戴袖套,一边俯身,眯细眼看看台历上所记录的一天活动安排。

戴好袖套,总理便坐下来,一手将老花镜往鼻梁上架,另一只手已经去搬文件,在“第三办公室”里的办公就开始了。

每天最大量的办公,特别是批阅文件,主要是在“第三办公室”完成。从总理办公开始,我们这些秘书也都跟着运转,跟着忙起来;随时准备总理叫去提问,随时把手中较重要的文件送去,随时把情况报告上去。

一般情况下,总理白天的活动“节目”多,要开会、作报告、接待外宾、视察等等,所以在“第三办公室”坐下来的时间不多,也不会长。“第三办公室”真正紧张热闹是在晚间10点钟以后,总理结束了在外面的活动,匆匆赶回西花厅。汽车停在外院,他一边清嗓一边走进第三办公室。

听到清嗓声时,我们秘书们已经纷纷朝第三办公室聚集,人人手头一堆文件、电报、材料,都是总理外出活动这段时间报来的国内外大事,急等批示。总理当年搞地下工作,用咳声作暗号来叫门,久而久之养成了习惯,进任何门之前,都要条件反射似地清清嗓,咳几声。于是,这声音就成了我们上班的“铃声”,听到这声音我们就知道总理回来了,就往第三办公室聚。

总理跨进办公室门,习惯动作是目光绕屋一扫,看见来的秘书多,满屋晃来晃去,就知道今天的事一定多。我多次观察过,即便疲劳到家,只要眼前晃动的人影多,他肯定是深吸一口气,然后猛地从鼻孔里喷出,双肩同时用力地向下一顿,精神立刻振作起来:“给我泡杯浓茶1”

这几乎都成了惯例,看见我们秘书就要浓茶,就兴奋。邓大姐曾不止一次对我们说:“总理有个脾气你们不知道,他一看你们秘书呵就兴奋,就控制不住自己;眼前人影一晃,他就静不下来。你们能不能只留值班秘书,有文件的留下来,交持给值班秘书,总理一看人少了,就可以松弛点。”

我们尽量照大姐说的办,但有些事非口头汇报不行,人往往还是少不到哪里去。

这个时间总理的办公有几个特点。

首先是亢奋,带着一种燃烧的力量;使整个第三办公室热气腾腾,但有时也会灼疼你。特别是在办公刚一开始时,先报的都是大事急事,常常听到总理急切的声音:

“电报什么时候收到的?”

“中午。”

“为什么现在才送来?”

“您一直在忙,我看没有空闲……”

“这是不允许的!我说过多少遍,主席有事要立刻报,有灾情有重大事件要立刻报,不管我是休息还是忙,必须立刻报,为什么拖了半天?”总理目光始终盯着电文,边训斥边审批,交还秘书时,才掀起眼皮,语气变缓和:“你们不要怕我忙么,我能忙过来。

以后再遇这种情况,不管我是睡觉还是开会或忙其他什么事,都要立刻报来。”

嘴里说着,手中已拿起下一个文件开始看。

那是一位副总理准备以中央名义批转的文件。这位副总理是工农干部,实践能力强,文字水平差,二三百字的批语,结构、逻辑、文句都不大通顺。总理看过几句便皱起眉头,目光从老花镜的镜框上边闪烁,火辣辣地盯住站立办公桌前的秘书:“这东西你看过没有?”

“看过了。”

“你觉得行不行?”

“内容还可以,只是文字好象差点,需要调整一下……”

“既然知道,为什么不调整好以后再送来!”总理将文稿掷还秘书。

“哎呀,”秘书一脸难色,“这是副总理写的,我不好动……”

“你在我这里,就首先要对我负责!”总理分秒不松地又拿起

新的文件审批,嘴里兀自批评着:“不成熟的东西重复看,这是浪费我的时间!”

总理就是这样紧张亢奋、热烈激昂地进行着工作。但精神上的亢奋热烈,决不影响他态度的严谨、认真。

总理办公的第2个特点就是谨慎细致。

他办公,离不开辞海、辞源等工具书,为求一字准确,有时甚至要翻到康熙字典。我就曾帮他翻过康熙字典,翻到之后他还要亲自查阅核对一遏。凡属见报或下发的文件,更是严格把关,有引用经典著作的内容,他一定要找来原著核对。我们秘书帮忙核对之后他仍不放心,仍要亲自核对一遍。对生产建设上的数字,对计划项目,每个数目字他都要亲自再算一遍账。我们秘书随时都带有计算尺,遇有审查计划或财政预决算时,还得把手摇计算机搬到办公桌上,帮助总理计算核对。

有次,我见总理太辛苦,拉计算尺一个数字一个数字地核对,后面还有那么多文件,难免又是整天整夜不得合眼,便劝说一句:“别人都算过了,差不多总理就不要再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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