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准备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了。”毛泽东望着赫鲁晓夫，语气庄重。
赫鲁晓夫并不感觉意外，因为1954年毛泽东就讲了不想当国家主席的话，他讨厌诸如迎送国家元首，接受各国大使递交国书一类国事活动。半年前，伏罗希洛夫访华，毛泽东再次表明不当国家主席的决心，伏罗希洛夫带回了这个信息。
“有人接替吗？”赫鲁晓夫眨着眼问。
“有。我们党里有几位同志，他们都不比我差，完全有条件。”毛泽东综合评论后，便搬动手指，如数家珍：“第一个是刘少奇。这个人在北京和保定参加了‘五四'运动，后来到你们这里学习、1921年转入共产党，无论能力、经验还是声望，都完全具备条件了。他的长处是政治上坚定，原则性很强，弱点是灵活性不够。”
“文化大革命”打倒刘少奇，听到过这段评价的中国同志都想不通。外国的共产党人也明白；评价上的前后矛盾显然出于政治原因，而非实事求是。
“第二个是邓小平。”毛泽东搬下第二个指头。在场的同志都印象很深，因为按声望和职务，大家都以为该说周恩来了，但毛泽东先说了邓小平。“这个人政治性强，思圆行方；既有原则性，又有高度的灵活性；柔中有刚，绵里藏针。很有发展前途。”
赫鲁晓夫忽然苦笑：“是啊，我也感觉到这个人很厉害，不好打交道。他观察问题很敏锐……”赫鲁晓夫收住嘴，作个手势，表示办事坚定果断的意思。
毛泽东也笑了，他知道邓小平在两党谈判中使苏联人日子不好过。他在面前竖起一根手指表示强调：“今后他到这里来，同我到这里来一个样；你们怎么对待我，就怎么对待他。”
当时在场同志对这段话记忆深，是因为毛泽东对邓小平评价高又唯一没讲缺点。
毛泽东继续搬下第三根指头：“第三个是周恩来。这个同志在大的国际活动方面比我强，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矛盾。但是周恩来政治上弱点……但他是个好人。”
赫鲁晓夫点点头，说：“咱们都是6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里将由柯西金接替部长会议主席职务。米高扬也是政治上原则性不够强，拿掉谁他都难过……但他是个好人。”赫鲁晓夫舔一下嘴唇，又情不自禁地补充说：“不过大家还是希望由我来管全局。”
毛泽东已经搬下第四个指头：“朱德同志年龄大了。他德高望重，”毛泽东略一停顿，加重语气，“威望很高。但你不能指望他主持工作办大事了，年龄不饶人。总之，这些人不管谁到这里来，希望你们都把他们像我一样来对待，都看作是你们的朋友。”
“那好，我们一定会这样做。”赫鲁晓夫晃动一下右手食指：“实际上他们也是我们的朋友。”
毛泽东这些评论语言，言简意赅应该说是深刻而又实事求是的。建国后，周恩来多次坦率地讲：“我不是帅才。”
在一次涉及人事分工的会议上，毛泽东望住周恩来：“恩来同志，你来怎么样？”
周思来摆手：“不行不行，主席，你是了解我的，我不是帅才。我理理家可以，作不了帅……”
邓小平也曾在一次会议上坦率地说：“周恩来同志不能当主席的接班人，不是帅才。”
董必武点头，慢条斯理地说：“总理是我们这个国家的很好的大管家。”
我们如何理解领袖群中这样一致的看法？或许薄一波的回忆可以对我们有所启发。
1950年6月6日，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因为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毛泽东的报告《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所以全会期间，周思来曾与中财委的薄一波聊天，谈论稳定物价等问题。
话一聊开，内容渐渐广泛。周恩来想到什么事，带着思考的神情问：“一波同志，你在晋冀鲁豫同伯承、小平共事多年，你对他们二位的工作怎么看？”
薄一波说：“他们在工作上配合得很好，确实是同心同德，和谐有致。”
周恩来笑着摇头：“我不是讲他们的配合，而是问你对他们的工作方法怎么看？”
薄一波恢谐、幽默，聪明地反问道：“总理，您是老领导了，又跟他们相识甚早，您看呢？”
“好啊，”周恩来爽笑道：“你又把问题原样奉还了。”薄一波也笑：“不是说解铃还需系铃人吗？我这叫解问题还需提问人嘛。”
周恩来敛去笑容，思考着说：“据我多年观察，他们两人的工作方法各有特色。小平同志是‘举重若轻'，伯承同志则是‘举轻若重'。你看是不是这样？”
薄一波连连点头：“完全同意总理的评价，这八个字概括得很准确。他们在工作上所以配合得那样得心应手，恐怕这是一个重要因素。”
周恩来仍然是一副凝重的思考神色：“那么，这两种工作方法你比较喜欢哪一种？”不待薄一波回答出他的所选，周思来已经沉思着继续讲下去：“从愿望上说，我更欣赏小平同志的‘举重若轻'，但说实在话，我这个人做不到这一点。我同伯承同志一样，在工作上常常是‘举轻若重'。这也许是同我长期负责具体的执行工作有关吧……”
无疑，总理对自己有着深刻的认识，并且乐于承认。他确实做不到举重若轻。他的外事秘书陈浩，见他三更末眠，五更又起，日理万机，辛劳过度，曾忍不住劝说：“总理，有些事你不要管得太细；又管这又管那的，一个人的精力哪顾得上那么多呀？”
周恩来忽地从办公桌后立起身，真生气了。他从桌上拿起一份文件扇动着大声问：“你看看，这事我不管行吗？”
总理扔下这份文件，又抓起另一叠文件：“你说，这些事我不管行吗？”
接着，他又拍拍第三叠文件：“这几件不管也不行！”
他疲惫而又委屈地叹口气：“别人不知道，你们还不知道吗？总是这样来说我！”
事无巨细，总理拿起就不肯放，放不下。
有些人喜欢用“日理万机”搞歌颂，见了领袖人物就说“百忙”，就说“日理万机”。
用滥了，根本不准确。
日理万机只能是“宰相”。为“帅”者只能举重若轻，以这种气势胆魄去作战略决策和决断重大事件；只有举轻若重才会出现日理万机。这不是基本常识吗？
总理对各省市各部委领导爱讲一句话：“你们有什么事情可以直接找我，直接给我办公室打电话。”
总理对他的秘书们也爱讲一句话：“你们有事一定要报告，不要怕我忙么，我不怕忙，我能忙过来。”
一位秘书对我讲，他见周恩来忙得两天没合眼，忍不住说：“总理，首长里面就数你忙了，这些材料可以送给小平同志去看么……”
周恩来往太阳穴上抹抹清凉油，继续批阅，一边轻声说：“我是总理。这些具体事我多干一些，他可以去管点更大的事，多想想决策上的事。”
总理讲这个话的时间是国家进入困难时期那一年，说明他那时就肯定了小平同志举重若轻的帅才。
有些事是那些部长、司局长都不屑一顾的琐事、小事，周恩来不但乐于管，而且管得仔细认真。毛泽东在听到几件这类事后，曾对许多人感慨：“还是我们的总理啊，上至国家大事，下到服务员的工作都关心到了！”
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曾对毛泽东说：“我真羡慕你有个周总理，我们就缺一个周总理。”
尼克松与周恩来接触算不上多，却在一面之后即对周恩来的“举轻若重”大发感慨：
周恩来也具有另一种罕见的本事：他对琐事非常关注，但没有沉湎于其中而不能自拔。我们在北京的第三天晚上，应邀去观看体育和乒乓球表演。当时天已经下雪，而我们预定第二天要去参观长城。周思来离开了一会儿，我以为他是去休息室。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亲自去关照人们清扫通往长城路上的积雪。第二天，路上洁净得如同不曾下过雪似的。这个例子是很典型的。
我还发现，在机场欢迎我们的仪仗队是周恩来亲自挑选的。这些士兵身体健康、魁梧，穿着整洁。周本人还亲自为乐队挑选了在晚宴上为我们演奏的乐曲。我相信他一定事先研究过我的背景情况(事实上正是如此)，因为他选择的许多曲子都是我所喜欢的，包括在我的就职仪式上演奏过的《美丽的阿美利加》。在结束这次旅行后，国务卿威廉·罗杰斯告诉我：有一次，在他与周恩来会谈之前，进来了一位年轻的妇女，递给周恩来一份报纸清样请他过目。这是周为第二天报纸编排的头版。
对于周思来来说，任何大事都是从注意小事入手这一格言是有一定道理的。他虽然亲自照料每一棵树，但也能够看到森林。
毫无疑问，当我们赞颂周恩来“事无巨细，事必躬亲”，“周密细致，扎实稳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时，每一个中国人都会联想到诸葛亮，但我相信不会有人想到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对于一个人来说，不可能兼俱“举重若轻”和“举轻若重”的两种优秀品格。但对于一个事业来说，必须兼有这两种优秀人才。
曾有一位老干部不解地对我说：“哎呀，有些事小平同志就真能放得下手，就真敢放手不管交别人管。”曾有更多的老干部跟我谈起他们接触邓小平所目睹他“举重若轻”，“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的故事。
其实，这正是帅才所必备的优秀品格。若无这种大气势，他怎么可能成为继毛泽东之后，又一个改变中国历史，改变中国命运的伟人巨人？
我还要说的一点是：周恩来的伟大高尚决不在于他是否是帅才，而在于他在自己的位置上怎样做的？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和业绩？
当毛泽东从延安飞重庆，以大手笔感怀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和那位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俱往矣”时，周恩来却在这条路上丢开秦皇汉武不看，只看了张良庙和武侯词。
当毛泽东赴莫斯科同斯大林谈判，津津有味地渎着彼得大帝和拿破仑时，斯大林着急地说：“你不行，这些具体事你谈不清，你叫周恩来来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