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罢，他又上前拍了拍走在他身前那个年轻人的肩膀：“亚瑟，雨下这么大，你怎么不走快点呢？”
走在前头的那个年轻人看起来智力水平有点残缺，就连说话都是慢悠悠的：“急什么，前面不也在下雨吗？”
名叫亚瑟的青年扭过头盯着同伴的口袋问道：“我忘记带钱了，你身上有多少？看戏看的，我都有点饿了。”
后面的青年将手伸进自己的口袋：“我的左裤袋有两先令，我的右裤袋有六便士。”
那个名叫亚瑟的青年果然智力有障碍，他不会换算，而是不耐烦的开口道：“埃尔德，我不关心你的左口袋和右口袋，我只想知道你有多少钱。这星期的油水太寡淡，我现在想吃点好的。”
名叫埃尔德的青年两手一摊：“抱歉，我一分钱都没有。”
智力障碍的小伙子愣了半天：“你的左口袋和右口袋不是有钱吗？”
埃尔德一撇嘴唇，他耸了耸肩膀：“我知道，但是这裤子不是我的。”
亚瑟仔细的打量了一眼同伴的裤子：“你撒谎，我记得你今天穿的就是这条米黄色的裤子。埃尔德，一顿饭而已，你至于吗？”
“亚瑟，我可不至于抠到那个份上。我今天是穿了条米黄色的裤子没错，但我异常笃定现在身上这条不是我的。”
“为什么？”
“第一，因为我今天口袋里明明揣了两镑，而不是两先令六便士！第二，也是最重要的，这裤子我穿起来卡裆，我的尺寸可他妈没这么小！”
智力障碍的青年亚瑟看起来无法处理这么大的信息量，他沉默了好半晌才发问道：“那你的裤子呢？”
轻浮的青年埃尔德吹了声口哨：“天知道！我肯定是把它丢在剧院的小房间了。刚刚警察突然闯进剧场，吓得我随手抄了条裤子就跑了。刚刚我一直在庆幸没被抓到，直到这会儿我才感觉到裤子好像穿错了呢。”
说到这儿，埃尔德忽然感觉到了不对劲，他先是一皱眉毛，随后捏着下巴露出了沉思的神色。很遗憾，这小子貌似也是个智力障碍者。
埃尔德抬起头，向智力低下的伙伴问道：“房间里为什么还会有一条裤子？亚瑟，我是不是叫那婊子骗了？”
“你说呢？”
名叫亚瑟的青年忽然在智力水平上占据了上风，看得出来，他还很不习惯。
他礼貌的摘下帽子询问道：“卡特先生，需要我帮你报警吗？”
本文刊发后受到了伦敦大学校友会的强烈关注，《英国佬》编辑部于发行当晚收到了来自剧院云集的苏格兰场西区各警署信件。
尽管《英国佬》一再澄清本文为作者虚构创作，但各警署却依然在来信中坚持要求编辑部应当提供文中提及的剧院地址。
……
本文由林奈学会选送的不列颠杰出青年学者、皇家海军贝格尔号的博物学家及随船牧师、剑桥大学知名校友、一人撑起《英国佬》博物领域一片天的查尔斯达尔文先生发表于《英国佬》1831年6月下半月刊。
《南美洲的趣事二三则》
虽然我已经慢慢接受了南美大地与不列颠的不同，但是每次听到居民们议论我收集的贝壳化石都让我感到很好笑。
他们的言谈用语几乎跟在一个世纪以前的欧洲人似的，即这些贝克化石是否是“天生如此”的。我在这个地区的地质考察工作让智利人非常惊诧，他们宁愿相信我是来找金子或是来找银子的，也不相信我是来搜集化石的。
这种情况有时候很让人困扰，我发现解释我的工作的最好办法就是反问他们，你们怎么会对地震和火山不感兴趣呢？为什么有些泉水是热的、有的却是冷的？为什么智利有高山，而阿根廷的拉普拉塔却连山丘都没有？
这些直截了当的问题很快就让大多数人信服并哑口无言了，不过总有一些人，就像是英格兰也能碰见的那些就像是落后了一百年的讨厌鬼一样，认为我探索这些问题都是无益的，而且是不虔诚的，他们认为知道群山是上帝创造的就足够了。
有一天晚上，我们住在一个僻静的小村舍。我很快发现，我带的两三件东西，尤其是袖珍指南针，让当地的农民们惊讶无比。他们家家户户都让我把指南针拿出来给大家看，并借助它在地图上指出各个地方的方向。
明明刚才还对我的工作漠不关心，但仅仅是一个指南针，就让他们对我敬佩有加了。因为他们觉得，我这样的一个陌生人，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居然能认识路，这实在是太了不起了。
一个卧病在床的年轻女人，也特地请我过去，让她瞧瞧我的指南针。他们觉得我实在是奇怪，但是我看他们则更加吃惊：这些拥有成千上万头牛和“大庄园”的人们竟然如此愚昧无知。
唯一能解释这个问题的就是，这个偏僻地区应当很少有外人来访。他们问我，地球或者太阳会不会转动，北方是更热还是更冷，西班牙在哪里，是谁在美国的隔壁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
当我告诉他们，我是个英国人时，大部分居民只能含含糊糊地认定英格兰、伦敦和北美只是同一个地方的不同叫法。有点知识的人则认为伦敦与北美是比邻的独立国家，而英格兰则是伦敦的最大城市！
当然，他们也有他们的长处。比如他们使用拉佐索或流星索的技巧，他们可以在骑着马全速前进并突然转身时，依然把拉佐索或流星索在头上抡得稳稳的，而且还可以瞄准。
有一天，我自娱自乐地练习在疾驰中把流星索在头上抡圆时，转动的那个球意外地撞上了一簇灌木，随后它立即停止旋转，落了在地上，又突然间像变戏法一样，缠住了我的马的后腿。
另外那个球旋旋即从我的手里被拽出去，马就这样被捆牢了。幸好这是一匹有经验的老马，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回事，没有不停地乱踢把自己摔倒。高乔人们看到我窘迫的模样哄然大笑，他们大声嚷嚷，说他们见过捉牛，见过捉马的，但还从没有见过人把自己给捉住了。
纵然，他们在知识上稍显匮乏，但是这确实是一帮热情、诚实的家伙。高乔人说一就是一，说二就是二，这点比英格兰要好。因为在这里，你永远不会发现伦敦动物园那样的闹剧。
我相信林奈学会的许多人都知道，伦敦动物园明明有两头狮子，但是却只给一头狮子喂肉，而另一头每天只有一袋坚果和两根香蕉。哈？你问我这是为什么？那是因为他们只有一头狮子预算，所以另一头占得是猴子的名额。
本文刊发后遭伦敦动物园的强烈抗议，这群绅士严正声明，达尔文关于两头狮子的论述完全是子虚乌有。《英国佬》时尚小说编辑亚历山大仲马先生在核实情况后，于下一期杂志上发表道歉声明，并表示查尔斯达尔文文中提及的伦敦动物园，并不是摄政公园里的那一间，而是办公地址设在威斯敏斯特宫的那所机构。
第424章 海峡那边的年（6K8）
第424章 海峡那边的1832年（6K8）
2024-04-16
第424章 海峡那边的1832年（6K8）
在一八三二年的春天，尽管三个月以来的霍乱已使人们精神活动停止，并在他们激动心情上蒙上层说不上是什么的阴沉的死气，但巴黎仍处于长期以来就有的那种触即发的情绪中。
这个大城市就像一尊大炮，火药已经装上，只待粒火星落下便会爆炸。在一八三二年六月，那粒火星，如期落下，拉马克将军死了。
拉马克将军是个有声望也有作为的人。他在帝国时期和王朝复辟时期先后表现了那两个时期所需要的勇敢：战场上的勇敢和讲坛上的勇敢。他那雄辩的口才不亚于当年的骁勇，们感到他的语言中有把利剑。正如他那老辈的富瓦样，他在高举令旗以后，又高举着自由的旗帜。
他的死，原是预料中的，人民把他的死当作种损失而怕他死，政府把他的死当作种危机而怕他死。这种死，是种哀伤。像任何苦痛样，哀伤可以转化为反抗。
六月五日是拉马克将军安葬的期，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亮塞纳河的波光，殡仪行列要路过的圣安东尼郊区便像是沸水一般翻腾了起来。
这街道纵横交错的杂乱地区，处处人声鼎沸。们尽可能地把武装起来。有些木工带上他们作台上的铁夹去撬门。
其中一个人用把纳鞋底的铁钩去掉钩子，磨成一把匕首。
旁边的木工见了，便要起身离开，他的同伴问他：“你要去哪里？”
“我还没有武器。”
“你打算去哪里搞？”
“工地上，我得去把我的两脚规拿来。”
一个送货工买了十个苏的酒，看见任何工人都要攀谈两句：“你有家伙吗？”
“没有。”
“到费斯比埃家里去，他住在蒙特勒伊门和夏罗纳门之间，你们在那里能搞到家伙，那里有枪支和弹药。”
在宝座门附近的巴泰勒米的店里和卡佩尔的小帽酒馆里，到处都能看见一脸严肃喝着酒的人，他们聚成一团秘密的交谈。
“你带枪了吗？”
“在我的袖子里。你呢？”
“在我的衬衣内兜。”
喝完了酒，工人们便开始在贝尔西街的街角等待一个名叫勒马兰的人，他是共和派在圣马尔索郊区的联络员。所有的口令，都是公开传达，没有半点想要隐瞒的意思，所有人都知道，巴黎又要革命了。
这天的早晨，天空时而转晴，时而下雨，拉马克将军的灵柩在陆军仪仗队的簇拥下穿过巴黎。正如工人们一样，政府脑子里的弦也是一直紧绷着的。
护送灵柩的陆军仪仗队显然不是正常规模，两个营，行军鼓上蒙着黑纱，士兵们倒背着枪。紧随其后的是腰上挂着刀的万国民自卫军，他们的炮队伴随着棺材。柩车由队青年牵引着，巴黎伤残老军人院的军官们紧跟在柩车后面，手里握着象征和平与安宁的桂树枝。
而在沿途的道路上，车队的后面，是无穷无尽的人群，人头像是蚂蚁一样攒动。
人民之友社的成员，法学院、医学院、文学院的学生，各国的流亡者，正在罢工的木工、石匠、印刷工人。西班牙、意大利、德意志、波兰的旗帜，横条三色旗，各种各样的旗帜。
他们大声叫喊着，有的挥舞着棍棒，有的挥舞着指挥刀，还有的毫不掩饰的拍打着腰间的两把手枪，他们有时混乱，有时成行，没有秩序，但却万众一心。
临街的房屋阳台、窗口、屋顶，街道边，树枝上，男人、女人、小孩，眼里充满了不安的情绪惊慌的看着这一群带着武器的人走过去。
在路易十五广场，政府的四个卡宾枪骑兵连已经处于待命状态，他们全员上马，长枪短炮，子弹全部上膛，挂在马鞍上的子弹袋也被塞得满满当当。
在拉丁区和植物园，维多克率领下的大巴黎警察厅保安警察队一条街接着一条街的分段站岗。
巴黎酒市部署了一个中队的龙骑兵，第十二轻骑兵联队的半在格雷沃广场警戒，另半则被派到了巴士底布防。
第六龙骑兵联队进驻则肋斯定，卢浮宫的大院里挤满了炮兵部队，其余的军队则在军营待命。
而这甚至还没把巴黎郊外的联队计算在内。
只要情况不对，提心吊胆的政府随时准备把市区的两万四千名士兵和郊区的三万名士兵，压在横眉怒目的群众头上。
当政府调兵遣将的时候，送葬的队伍里也在流传着种种小道消息。
有的在私下谈论着正统派的阴谋，波拿巴派则在议论奥地利的雷希施塔特公爵拿破仑的儿子罗马王，他们对他寄予厚望，希望他能站出来带领法兰西人民重现帝国的荣光。
有人小声告诉大家，今天晚些时候，将会有两个被争取到的工头从内打开武器工厂的大门向人民开放。这个消息瞬间把大伙点燃了，他们急切的想要做些暴烈又高尚的行动。
当然，其中偶尔也掺杂着几张言语粗鄙、确像歹徒的嘴脸，他们说：“让我们去抢！”
柩车绕过旺多姆纪念碑时，有发现极端保王派的代表费茨詹姆斯公爵站在个阳台上戴着帽，便向他扔了不少石头。
有根旗杆上的高卢雄鸡被人拔了下来，在污泥里被拖着走。在圣马尔丹门，有个宪兵被人用剑刺伤了，第十二轻骑兵联队的个军官用很大的声音喊说：“我是个共和党人。”
综合工科学校的学生，在被校方勒令强制留校不许外出之后突然出现，人们高呼：“万岁！共和万岁！”
势汹汹的赶热闹的群，像江河的洪流，后浪推着前浪走，从圣安东尼郊区，到巴士底，便和送葬队伍汇合起来，这种翻腾震荡的骇人声势把人群搞得更激动了。
人群从桥头场，到布尔东河，盖满巴士底广场，再顺着林荫道直延伸到圣马尔丹门。
葬礼开始，喧闹的人群忽然静了下来，拉法耶特上台致辞，向拉马克告别。在这个庄严的时刻，所有人都脱下了帽子，所有的心都在怦怦跳。
突然，有个骑着马的黑衣人出现在了人群中，他的手里擎着一面红旗，这面红旗掀起了阵风暴，从布尔东林荫道到奥斯特里茨桥，声鼓噪有如海潮咆哮。
群青年，在阵阵叫好声中，将柩车里的拉马克推向奥斯特茨桥，挽着拉法耶特的马车顺着莫尔朗河沿走。
在莫尔朗河的左岸，市政府的马队在桥头挡住了去路，右岸的龙骑兵从则肋斯定开了出来。跟着拉法耶特的青年们发现了他们，大喊：“龙骑兵！龙骑兵！”
龙骑兵缓步前进，声不响，枪插在皮套里，马刀插在鞘里，卡宾枪插在枪托套里，神色阴沉地观望着人群。
拉法耶特坐着马车来到他们的面前，龙骑兵向两旁让开了一条道路，让马车通过，然后又重新合拢。他们与人群隔着两百步的距离对峙，浓重的火药味让妇女们惊慌失措的逃散了。
再之后的情况，巴黎众说纷纭，有人说兵工厂响起了冲锋号，有人说有个孩子给了龙骑兵一匕首。但不论如何，事实是，现场突然连发三声枪响。
第枪打死了龙骑兵中队长灼雷，第二枪打死了孔特斯卡尔浦街上个正在关窗的聋老妇，第三枪擦坏了一个军官的肩章。
人群中有个妇女大喊：“动手太早了！”
但现在说这话已经太迟了，人们听见马蹄声作响，整整一个中队的龙骑兵从莫尔朗河边的军营中冲出，他们高举马刀，就像是狂暴的飓风，将一切横扫。
石块乱飞，枪声四起，许多人跳到河岸下，有的拔木桩，有的开手枪，个街垒就这样形成了。被撵回的那些年，挽着柩车，路飞跑，穿过奥斯特里茨桥，向着保安警察队冲去。
四个卡宾枪骑兵连发起了冲锋，龙骑兵逢人就砍、见人便杀，人群向四面八方逃散，一时之间，巴黎的四面八方都被怒吼与火焰点燃。
在1832年的六月，革命再次爆发了。
维克多雨果，1832年6月5日，于巴黎。
……
自霍乱瘟疫流行以来，巴黎的死亡人数已达17000到18000人。
在死亡与疾病的威胁下，在农业歉收的背景下，巴黎的紧张气氛仍在升温。每个人的眼神里都流露着愤怒和仇恨的火焰，在最近一段时间，我甚至不敢独自身穿警服出门，小市民们对警方的投毒谣言深信不疑。
我知道，如果让他们在大街上发现一个落单的警察，挨一顿打已经算是受到上帝的眷顾了。
但是就在这样的非常时期，在警力已经紧张到极限的情况下，我们还不得不去执行许多其他命令，去配合国民自卫军以及军队的行动。而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在许多时候，我们不得不对群体事件让步。
我们私底下都开玩笑说：“霍乱夺去了大量生命不说，弄不好，还会将路易菲利普的新王朝一起葬送了。”
所有明眼人都知道，拉马克将军的葬礼非常有可能成为起义的导火索。
六月五日，我和我的小伙子们便装混入了送葬的队伍中，果不其然，我得知了许多意想不到的消息，并及时将这些消息传递了回去。而在一众坏消息当中，最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得知正统王朝派并未参与，这次只是共和分子与波拿巴分子紧密地联合在了一起。
共和分子能和波拿巴分子走在一起，呵！这是多么奇怪的一件事。
他们好像认为：拿破仑的名字就代表了民主和自由，而这民主和自由的信号就是从拿破仑的流放地圣赫勒拿岛发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