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透历史:从三国开始 第480节

  《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二期,刘树勋陈遵沂《论杨时在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

  《史学月刊》1995年第一期,刘安志《近年来“烛影斧声“与“金匮之盟“研究述评》

  《江西社会科学》 2003年第五期,张劲《宋哲宗“绍述”时期新旧党争述论》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3年第一期,王立群、马明伟《宋朝教育的理论与实践》

  《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四期,栾博张晓丽《北宋地方官学的兴起与发展》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二期,包伟民《宋徽宗:“昏庸之君”与他的时代》

  《史学月刊》2012年第八期,邢勇《从《湘山野录》看皇位之争对宋代书禁的影响》

  《考试研究》 2013年第四期,田建荣《论古代地方官学与科举的关系》

  《池州学院学报》2020年

第521章 请客吃饭

  “诏罢科举?”

  甘露殿众人皆尽无言。

  光幕上后辈似是为了更加通俗易懂,还做了一个简单的图示。

  随三次兴学的依次推进,一座座学府的标志便逐渐在这北宋疆域中出现,一直到第三次的崇宁兴学,学府已经算得上密密麻麻。

  推广三舍法的作用也通过箭头,显示的更加清楚明白。

  表示县学的一个个蓝色标志拉出了一个个箭头,直指紫色的州学,随后紫色的州学又拉出一个个箭头,直指金色的辟雍,辟雍依然是用一个箭头指向红色的太学标志,由此一张细密的学府之网便彻底覆盖了北宋全境。

  北宋疆域内的点点光华经由这些学府收集,层层递转最终输送至京都,看起来这个大网就好似在呼吸一般。

  李世民直抵最前细细打量,最终似赞似叹:

  “趋治学之极盛,亦趋党争之极盛,贯治民之微末,则弃……”

  说到这里李世民似乎想到了什么就此止住话头,只是异常突兀道:

  “这宋徽宗必不晓战阵,亦不懂如何狩猎。”

  贞观文武面面相觑,一时间倍感莫名。

  长孙皇后则是相当懂枕边人的脾气,于是顺着猜道:

  “陛下之意,是说这治学易政之举,亦如战阵与敌军争胜,如山林与虎豹争活,须生死相搏也?”

  赞赏的看了眼发妻,李世民点点头,幽幽道:

  “这宋帝居庙堂之高,遥令州县取常平用地利以宜官学,却不说如何取用常平地利,”

  “诏罢科举,取仕之途尽归学校,则因科举获利之辈如何不生怨隙?”

  “此兴学犹如进军时不携粮草,死战前嘉奖不均,必生乱也。”

  “如此且有外敌环伺……”

  李世民止住了话语不想再说下去,接下来自便是靖康乱而北宋亡。

  此事后世虽未详细说过,但从其零星之言来看,其惨绝人寰之事或书之不尽。

  “陛下之见,发人深思也。”长孙无忌恭维了一句。

  相比于长孙无忌的溜须拍马,杜如晦与房玄龄则是拧着眉头思考陛下方才所言。

  明明登基称帝如今不过才第五年,但看这北宋之政事,陛下却反倒比他们这些精于文事的老臣更快一语破的。

  以军阵析阵事还颇有条理,再想想那宋两党之争释文生义捏造罪名一副你死我活之势,两人心情一时间竟沉重了起来。

  【需要说明的是,徽宗诏罢科举并不能凸显其人英明或者昏庸,这个决策更像是在新政改革这条路上,狠狠踩了一脚油门。

  拜宋朝相当兴盛的文治所赐,太学制与科举制的优劣和存废问题基本上贯穿了历次兴学。

  比如庆历兴学时,仁宗就诏群臣讨论教育,欧阳修等人上表力陈科举弊端,并首次提出了三舍法,只不过当时并未得到采纳。

  王安石主持的熙宁兴学中,新旧两党围绕科举和太学的弊端更是你来我往唇枪舌剑,丝毫不让。

  最为特殊的便是哲宗继位高滔滔听政的元年间,旧党得势后几欲废学,以苏轼为首的废学派对太学极端轻视,称若是圣贤复生,则“选举养才,其必有道,何必由学?”主张百年科举之法不可变。

  相较而言,当时力挺太学的苏颂看法也更接地气,首次喊出了“国家取士,行实为先”的意见,并诘问科举“但校文词,何知行实?”

  不过关于两者优劣存废之议当中最有远见的还是第二次兴学时吕公著的意见,在科举正盛的神宗一朝他上表劝告,请神宗“先建学校,兼而行之,学校进者岁增,科举取者岁减”,这样花上一二十年便可以保证从科举到学校的平稳过渡,但可惜后来两党斗争愈发酷烈,这份意见也被束之高阁。

  而关于徽宗为何选择如此激进的做法呢?

  现代知识告诉我们,改革是利益的重新分配。

  但封建时代自上而下的改革则不同,由皇权和朝堂发起的改革本质上是利益的互相妥协。

  变法新政既想求国家富强,又想求士人满意,还想求个人好处,显然是不切实际的,一次次变法中受伤的永远只有百姓。

  而当百姓再也榨不出油水的时候,再无妥协余地的新党就只能向旧党发起决战,科举就此取消。

  事实上回顾宋史,因为封建时代变法本身的软弱性,导致所有变法最终都只会变成对下索取,与三次兴学相对应,宋朝的第一次苛捐杂税激增就发生在仁宗一朝。

  而北宋的第二次苛捐杂税激增恰恰就是宋徽宗时期,而且这还是建立在并未废除仁宗一朝杂税的情况下,普通百姓的生活惨况和地主们兼并土地的盛景已可想而知。

  宋徽宗和蔡京执政时的极度腐败在咱们历史课本上都有,故而此处就不再赘述,最广为人知的便是《水浒传》当中的智取生辰纲。

  水浒传的故事是施耐庵根据宋江起义记录加工而成,但生辰纲这道苛捐杂税在徽宗时是真实存在的,而且相较于当时境况只能算九牛一毛。

  失去了科举掣肘的太学制度也飞速腐败。

  事实上神宗的元丰年间太学就已经滋生腐败,虞蕃讼案中虞蕃怒喷三舍法“非以势得,即以利进”,引得神宗下令清查,最终查出连参知政事和开封府尹都有牵连,形成了震惊一时的元丰太学狱。

  徽宗废了科举后,太学也很快偏离了三舍制以行实取士的初心,定“八德”取士,时人非议“利贵不利贱,利少不利老,利富不利贫”。

  在单靠三舍法晋升的情况下,奔竞贿赂之风大起,学术腐败之风难刹,在公平这一点上比起来科举反倒远远不及。

  而地方上的州学县学在财政上更是困难,地方地主联合官员侵吞学田更是屡见不鲜,于是十六年后科举又重新举行。

  虽然最终崇宁兴学本质上也是以失败告终,但整体来说徽宗时还是继承了前两次的变法,将王安石抬到了孔圣人的身侧,并最终推进出了北宋兴文的终极形态。

  其实回顾三次兴学,虽然能列出来一百条缺点,但单单王安石喊出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跨时代的指导思想就已经值得肯定。

  王安石是真正意义上点燃北宋变法兴学之火的人,但恐怕他自己也不能确定这变法能走到哪一步。

  毕竟教员说的相当明白,变法改革这事儿不是请客吃饭。

  由上而下单靠皇帝一条圣旨推动,想要不流血的完成利益分配,几乎在一开始就已经注定了失败的结局。】

  孔明感觉嘴巴里有点发干,端起来面前的茶水一饮而尽但犹觉不够,最终就这么捧着没水的水杯发呆起来。

  面如平湖,但心中却好似有惊涛骇浪与奔雷搏击,无论是那王安石的大胆之言,还是后世那人对变改之事提纲掣领之见,都让孔明难以平静。

  短短不过片刻的“漫谈”,给他所带来的震撼比之前那烛影斧声要大得多。

  处处似乎都在说治学,但又似乎都不是在说治学。

  细处言语耐人寻味,惊人之言更是值得细细琢磨,于是最终孔明扭头,撞上了庞统苦笑的眼神。

  “便无那万全之法?”

  庞统单刀直入问道。

  “那范仲淹志趣高洁,这王安石亦是能为天下不惜身之人。”

  孔明说起来这两个名字也多有慨然,随即道:

  “但你我皆不能求天下之人皆如这二者有圣贤之心高洁之志。”

  庞统默然,但他身侧的鲁肃则颇为振奋,闻言笑道:

  “若天下人皆如圣贤,那我等还需如此劳累作甚?”

  他如今应刘备孔明所请,掌太学诸事,因而如今之所见对鲁肃来说可谓开辟另一天地,诸多教学之法恨不能现在便返回太学颁制试上一试。

  鲁肃的笑言也让众人不再挂怀,毕竟从这光幕所见,求人人皆为圣人这件事在后世也做不到。

  而且……孔明琢磨着,无论后世华夏与周边邻国复杂的形势与恩仇,还是那科技之神鬼莫测之威,恐怕也都让这类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了。

  法正从抄写中抬起头来,不屑道:

  “天子宰辅变法,却要累一累黎民苦一苦百姓。”

  “一边与天下百姓说着万载圣王之业,一边苛捐杂税不停令黎民无生计。”

  “此般变法于后世或有得,然对彼时百姓或不如不变也。”

  法正的这般感叹倒是让张飞马超听了个明白。

  马超当下便有点迟疑道:

  “既如此,何不令钟鸣鼎食之家出余财以为天下利而铸贤名?”

  张飞大笑,猛拍着马超肩膀道:

  “那宋人喊的好听,结果竟连杂赋税都不愿减上一减。”

  “孟起要汝等出家资,倒不如请其去死来得简单也。”

  刘备看着被拍的东倒西歪的马超笑笑,也赞同道:

  “翼德说的粗俗,然读史见孝武皇帝算缗告缗令所生事端,亦可为类比。”

  说罢也是感伤道:

  “吾等此前见这唐朝旧事,多有感慨其不鉴前朝之祸。”

  “然今见这宋史……”

  沉吟了一下,刘备干脆也再撕一纸条挥笔写就,随后团成丸屈指弹入光幕。

  〖刘备:这宋劳民至此,不觉二凤所言君民舟水之言犹在耳也?〗

  沉思中醒过来的李世民顿时感觉眉毛跳了一下:

  都说了唤朕陛下即可,竟这般难也?

  不过想想昭烈帝乃是武侯主君,且若算年龄这昭烈帝也大了自己几百岁,李世民也选择暂且不去计较,而是先感了一下:

  “能作《沁园春》者,真乃千古之奇人也,朕亦不如也。”

  其人对变改之议,言语虽直白但颇值得回味,仅仅八字便道破新旧之替那不死不休的局面。

  自己看法与其相似,但言语不可谓不繁复。

  房玄龄没有陛下那么多感慨,选择从基本点入手,赞叹道:

  “国家取士,行实为先。如此良言当题之于国子监也。”

  杜如晦插嘴道:“若题于学校,当略微修改,若作读书人,行实当为首,如何?”

  “不成不成,还是繁复了一些,依我看这行实之论,犹如《尚书》所言,非知之艰,行之惟艰,若欲成行实,当知之行之方能实之。”

  魏征也插入议论。

  房杜二人皆觉得有些道理,于是干脆反问:“那当书何?”

  在一旁听着的李世民当即义不容辞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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