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当年轻的王以哲被任命为军政干部教导团的团长时，他还沉浸在被少帅委以重任的震惊之中。这个团长并不直接带兵，也是个新生事物，但是不妨碍他与几位团长并驾齐驱的身份。张汉卿在与他沟通时也不断地鼓励他：“大胆做，开创前人未有之新局面。”
在张汉卿看来，一支军队的灵魂在于有灵魂，即让士官们理解为谁战、为何而战的问题，一旦这个问题解决了，军队的士气就上去了。什么武器装备、后勤补给等等不足都可以算作次要的事。张汉卿有心按照后世解放军的建军思想打造一支忠诚、不怕死、有活力的新式军队，作为奉军的样板。这样的部队，如果战略战术得当，配之以不落后的兵器，基本上可以做到无敌于天下了。
一个恰当的例子是二战中的日军。不管其存在是多么反动，其上层军官的指挥与眼光是多少落后，下层士兵的作战勇气是令人佩服的。虽然可能有人说他们作为“蝗军”，有愚忠的成分在，但不可否认其战斗力，这就是有了灵魂的巨大能量。
同是民阀，吴佩孚的部队战斗力普遍要比其它直系、皖系的要强，当然更强于奉系。但是就这样的部队，遇到蒋介石的党军，却一败涂地。同样弱小的八一南昌起义的军队，在下变为工农红军后，斩将夺旗，摇身一变，所向无敌。正史上经常看到一种现象：同样的一个国民党兵，可能之前畏敌如虎，但一旦被gc党改编后，立即像吃了激素，变得浑不畏死，这就是灵魂的力量。
在几位团长中，王以哲是与张汉卿关系最密切的。与少帅一同训练的这些天，他深深地被年轻少帅的刚毅、沉着与睿智所惊讶。这个年龄比同期生小许多的年轻人，却比其他在战场上摸爬滚打多年的老“兵痞”们更能吃苦，在战术课上也更聪慧，往往一些比较艰深的道理，少帅能一眼看穿。
更令人吃惊的是，明明没有带兵作战经验的他，往往能提出令人耳目一新的想法来。就是老帅张作霖，听了众口一词的对少帅的夸奖，起初也是非常不相信，还亲自出马并安排了张作相、杨宇霆、孙烈臣等老将考校来着，结果怎么着？少帅可能对一些术语并不非常熟悉，也可能回答得结结巴巴，但对于军事的素养却让老将们一致折服。不知道为什么少帅有军事的天赋，只能归咎于“将门虎子”、天降英才了。
而张汉卿提出的建立现代军队的构想很让人动心，反正王以哲是坚定的支持者。怀着士为知己者死的感慨，甫一上任，便提出政工干部这个概念，并以奉天小学校为基础，成立政工干部学校。这所学校，后来便成为中|央党校的前身，为后来的人民党培养了大批优秀干部，一大批党的高级干部都从这里毕业，并走上新的更高的岗位。
为了最大限度不妨碍学生军官们的学业，张汉卿下令全部卫队旅逢单日进行军事训练，逢双日则进行思想、文化、政治、内务培训，让学生军官与政工干部们合理调配时间。此外又让军政干部教导团组成了十数个夜校识字班，在业余时间教授士兵学字学文化。
当然，作为政工干部的鼻祖，张汉卿是经常来给他们上课的，用他的话，是“沟通”。
这些学生军出身的政工干部，绝大部分前脚还是社会上的知识分子，后脚便摇身一变成为政治官。他们的技战术水平，说实话，比奉天的军人军官是差多了。张汉卿是把他们当后世（或前世？）gcd的政委培养，如、如罗荣恒等。但那些闻名遐迩的政委们可是从死人堆里滚出来的，很多人要论作战能力可一点不比老帅们差。这些学生军从未接触过军事，冒然拔高到与军事主官平齐的政治主官位置上，可不愿让他们变成纸上谈兵的赵括。
张汉卿不讳疾忌医，他也正视这个问题，并作为政工干部条例定了出来。针对作战军官们对这支政工干部未来是否会像古代“监军”，并可能成为指挥上的掣肘的疑问时，张汉卿在连以上干部培训会上堂而皇之地提了出来，并正式宣布了政工干部的职责：
“政工干部的存在，古亦有之。有人说它像古代的‘监军’，我要告诉各位，它就是。但是它又与古之监军不同。差别在哪呢？
一是军事指挥权在司令官之手，政工干部可以提出建议，但不得干涉，这是铁律，不然就如同手…怀表。当一个人手里有一个怀表时，可以知道时间，但当他同时揣着两块怀表时，他就不知道时间，此谓之手…怀表定律。
但是一块怀表有可能出事，为什么呢？因为怀表可能会停，可能有快有慢，这就需要有另外一块表来随时参看。孰是孰非姑且不论，至少司令官知道，现在的时间存疑，这也是一种提醒。
如果揣着怀表的人真的出了问题，会给整支部队带来深重灾难。这里出了问题有很多，如逢重大的军事决定，或者作战牺牲、负伤、因故不能指挥等情况下需要有人代理职务，但正、副官长同时出事，我说的是假如，部队该怎么办？（他一直记得正史上九一八当晚，作为奉军最高指挥官的“自己”因治疗毒瘾且远在关内无法视事，副司令长官张作相因奔丧离开指挥岗位，而代理长官、参谋长荣臻对日军发动的北大营攻势不知所措、急等命令导致日军一枪未发打破北大营从而兵不刃血占领东三省的情形。按后世的分析与推演，如果当时有那么一个人在，下达了抵抗的命令，可能历史就是另外一个样子了）
这时候政工干部就可以召集下阶同级军官一道讨论，并定出代理指挥的人员。
二是随着作战任务的增加，各级军官、士兵对新武器、新战术会不有适应、不接受的可能，还有战前战后军事动员、稳定军心，平时了解官兵思想动态的需要。这些工作，司令官可能没有精力处理，有一个人、一拨人来协助完成这些琐碎但又极重要的工作，这时候是体现政工干部的场合。
人们常说‘术业有专攻’，我们就把司令员专职负责技战术、政工干部负责思想动态作为他们各自的术业。一支部队，司令员和政工干部如何有效处理好各自的工作又能够相互配合，是这支部队能否‘来之则战，战之能胜’的保证。”
少帅说话就是有水平，不好表述的话，他三言两语就深入浅出地概括出来，还让人发醒。不管怎么说，政工干部这一新生事物的作用，在卫队旅是被深深烙在官兵的心里。
第136章 军训
随着张汉卿所结识与了解的学员特别是文化程度颇高的一批见习军官纷纷在学余入职卫队旅，有别于当时一般军队的新式军队渐有雏形，也使得张作霖的卫队旅成为当时民队里唯一的“文化兵”。特别是张汉卿以讲武堂学员的身份兼职团长再兼副旅长，郭松龄以教官、将军府高级参谋身份兼职卫队旅参谋长后，上下几乎清一色的“学生军官”。
对如此之多的学生军官在卫队旅担任要职，外界腹诽很多。新兵不可怕，可是当上下都是没打过仗的“秀才”带新兵后，这乐子可就大了。一些人就在暗中冷眼，准备看卫队旅的笑话。也是，三个团长中，只有韩麟春一个人是正牌军事人员出身，却没直接带过兵；少帅纯粹是子以父贵，凭关系上的台；郭松龄则是“纸上谈兵”的教员出身。这三个人不懂军事的主官窃居高位，不知道会把卫队旅带成什么样子？反正“崽卖爷田不心疼”，随他折腾吧！
然而事实胜于雄辩，张、韩、郭、王四大团长牵头后的卫队旅不但没有像某些人所认为的那样乱起来，还一日三变，士气高涨，惊爆眼球。
在张汉卿，他主要用的是危机意识。学生军担任军官，职务虽然晋升幅度很大，但几乎都是代理。任命之初说得很明确：半年后如果考核为合用，自然会去掉这个“代”字，到时由张汉卿提出正式任命，恩从他出；如果不合用，那也就不用代了，直接回讲武堂重头再深造。就这么简单的一个决定，让这些有抱负的学生军官不得不卯足劲干，不说实现强国理想的事，光被赶回去就够丢人的了，士可杀不可辱嘛！
为了弥补中下级军官的差额，张汉卿果断地将还在学习中的优秀基层军官纷纷简拔在营连级军官的位置上，还特别规定卫队旅今后凡班排级及以上军官之升迁必须认识1000个基本汉字，以此改造原有军官。这些人与一般的兵油子不同，他们不是为穿衣吃饭而参军，而是真正以报效国家为己任。他们与学生军官们有袍泽之亲，也是认可张汉卿的想法并愿意追随的，加上自身也不断寻求进步，所以卫队旅的基层干部先天条件都是极好的。
郭松龄本来就是讲武堂教官，对于军事知识的掌握程度和训练技巧及刻苦程度确实让张汉卿这个半吊子汗颜，因此也对他言听计从，从而让郭松龄感到知遇之恩，更加努力。他对军官的训练要求是每天早晚各出一次干部训练，尤其是连长以下的军官必须认真执行，主要的是训练刺枪术以及制式教练动作的划一。郭松龄立身严谨，所以他的手下军官渐渐也大都传袭了他的作风。
军人训练是应有之义，但是张汉卿却认为精神的培养远在军训之外。他可不喜欢军阀作风的军官，在他计划中，官兵一体是必须的，这才真是赢得士兵尊重、建造一支战无不胜的军队的法宝，老兵欺负新兵、军官鱼肉士兵的行为是不可原谅的。
他力主在各个连队建设一个士兵委员会的组织，以期得到基层士兵的呼声。营设政治科，团设政治部，统归在旅部直属的军政干部教导团。这个团是一个挂名，本身没有编制，只是进行军训间或的思想教育，几位干部都是不打仗的军官。但这才是张汉卿最大牵挂所在，是心目中新式奉军的种子，是未来政工干部的摇篮。
如果官兵真的能够做到一体，令出必行，而且是从心底里得到执行，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想像一下，为什么历史上国共两党的军队打仗，gcd军队能够以弱胜强越战越勇最终统一中国大陆？政治上经济上的因素姑且不谈，从一些反映战争的影片可见一斑：战斗中，国民党军官是手枪一挥：“兄弟们，给我冲！”而gcd军官则是跳出战壕大喊一声：“兄弟们，跟我冲！”
这一“给”一“跟”之间，高下立现。
对士兵的教育，由卫队旅司令部参谋处制定全年教育计划，发到各团及各直属营，再由各团、各营制定每周的学术科教育计划实施表，印发各营、连遵照实行。总的原则是把训练当真正的战斗来看，各连排班也时常召开小组会议，讨论训练得失。一些官兵从老兵出身，很难接受少帅这种“剥夺了老兵与军官的种种特权、把士兵当人”的管理风格，不免私下嘀咕。而长期未接受战争考验的新兵们，在乍经受这种非人的“折磨”时也不免认为未免有些难以忍受。对此张汉卿有句名言对应：“只有平时多流汗，才有战时少流血。”
另外因为基层军官与士兵一起训练，吃相同的饭菜，还要在晚间接受各种“扫盲”教育，所受的苦比之士兵更多，所以即使卫队旅的训练比二十七师强度更大，士兵们的怨气却始终在可引导的范围内，那种被老将们私下揣测的士兵“哗变”随着训练的深入人心而变得越来越难以出现。
张汉卿亲自编写“卫队旅军训”、“士兵问答十二条”印发到各营、连、排；贴到兵舍、讲堂内，作为早晚点名时必须进行的教育课目。“卫队旅军训”全文如下：
“我民族受强邻之压迫，危在目前。凡我卫队军官、士、兵、夫等，务本旅之意旨，牺牲一切，努力工作，以互助之精神，精诚团结，服从命令，共赴国难。”
士兵问答12条：
问：我们的父母是什么人？答：是老百姓。
问：我们的兄弟、姐妹、亲戚是什么人？答：是老百姓。
问：我们穿的衣服是从哪里来的？答：是从老百姓那里来的。
问：我们吃的粮食是从哪里来的？答：是从老百姓那里来的。
问，我们原来是什么人？答：也是老百姓。
问：我们和老百姓有这样的关系，应当怎样对待老百姓？答：应当爱护他们，帮助他们，保护他们，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问：敌强我弱怎么办？答：狭路相逢勇者胜。
问：枪林弹雨怎么办？答：为国牺牲死亦坦然，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
在那个时候，对军队教育还谈不到什么主义教育、政治思想教育。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士兵问答”，也还是别开生面的。若不是新军理解能力稍差点，张汉卿还想提前搞个“三项纪律八项注意”来呢。
就这样，还是引起很多人的腹诽。不少奉军元老对于少帅的新式训兵法深感疑惑，在他们认为，军人的天职就是提枪打仗，花费精力时间去学写字画画做什么劲？难道你字写好了，多认识几个字了，敌人就被你吓跑了？
同城为官的冯德麟在听到这位张少帅的动静时，也不无讥讽地说：“真是有其子必有其父啊，奉天不赶走张作霖，天理难容！”
军事能力和政治素质的提升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对卫队旅的变革，很为当时一般军阀所讥笑。即使奉军内部，亦褒贬不一。以汤玉麟为首的顽固派当然在明面上对少帅的整军有所顾忌，但是对任参谋长的郭松龄，他还没放在眼里。对郭松龄的这种思想动员与训练模式，汤玉麟曾经讽刺地说：“郭鬼子尽出洋相。”
真是躲着也中枪。看人不爽，什么都会有问题。本来郭松龄日常生活均是严以律己的典范，风纪扣在任何时候都是板板正正的，颇有些西洋鬼子（日本）的风范，这也能被拿来当事说。
一部分政工干部逐渐崭露头角，从副职军官慢慢转了正，正式步入卫队旅指挥体系内；另一部分则在以少帅为主的政策纲领吸引下，从干部转为政工教员，开始培养新人，从而奠定了未来少帅未来的政治班底。
思想境界的不同决定了素质高下。在郭松龄的帮助下，少帅将有机会从帮派林立的老奉军内部有机会培养自己的人马来，在这一点上，张作霖基本没什么意见并乐见其成----接班人的嫡系，其实也是自己的嫡系啊。
但是谁都没想到这批“学生军官”的能量未来竟有如此之大。
反对派对于《卫队旅军训》的说法也不以为然：什么强邻之压迫，指的不就是日本吗？现在奉系与奉天日军的关系尚可，没事可不要引起什么妖蛾子来哦！
奉天日军不是没有动静。以小鬼子对东北的渗透程度，对张汉卿在卫队旅里搞的这一套不是没有耳闻。日本国驻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也曾半真半假地表达对少帅所谓“强邻压迫”之说的探究，而张汉卿则一边大谈奉日友好，一边表示，此“强邻”非指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