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此影响，日本在国内的纺织工业几乎被摧毁，其它各个行业也渐渐陷入萧条。
而一海之隔的中国却别有一番天地。
人民党通过实行训练干部、编组民众、计口授田、积极开垦、积极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组织全国性的基础设施建设等，以达到在社会上不许有一个无业游民的目的。
国家在财政上实行二、五减租，以保障佃户转型的得地农民恢复生产；此外又陆续施行利得税、遗产税、筹办社会保险、推动劳动福利、推广合作事业、实行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等等，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这位张汉卿少帅施政花样层出不穷，一些连政治上比较成熟的老牌帝国主义国家都想不到的纲领花样，他却信手拈来。
最近据说在徘徊以民生主义社会建设及其政策实施为要务，更拟推动土地债券、土兵与工人的保险制度等，以建设现代社会等，取得了越来越多的民众支持和期待，人民党影响力空前。
借着中国丰富的资源，国家连续几年致力于钢铁产业的迅猛发展，使中国在基础工业能力上迎头赶上日本的步伐越来越快。
1924年钢产量接近日本的28倍，到1925年底达到39倍，为2625万吨，基本上将由于晚清政|府的落后和连年内战造成的国家工业实力损失补了回来。光这两年累计生产出来的钢铁产量，已接近于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总产量。
不是张汉卿能让落后的中国拔苗助长，实在是这位少帅知识太过渊博，他不但能上马管军下马管民，而且懂经济知工业，连中国哪些地方有油有煤有铁矿似乎都了熟于胸。这种“先知”的能力，让中国哪怕是想稍微放慢一点经济发展的速度都不成！
由于重工业能力及基础工业的大幅好转，使中国的军工能力得到巨幅增强，人民军的36个整编军将成为日本在华侵略力量不可逾越的屏障。
几年时间里，蒋百里的人民战争理论和实践结出了硕果。因为没有了战争，人民军官兵的服役期明显地少了，以普通的陆军步兵为例，从此前的无期限变成六年、四年、三年、两年，张汉卿甚至在军委会议上提出再减为一年半。
这不是简单的年数约定，而是一项影响深远的国防战略。服役周期短，接受军事培训的预备役官兵便增多，将来在发生战争时能够第一时间动员的兵员也会增多。而且预备役官兵的大量存在，也给基层民兵建设平添了力量和便利。
这个道理，和藏富于民是一样的，张汉卿谓之藏兵于民。
财政收入方面，入主中国前的奉系在1922年为同期日本的一半强。到1923年末，虽然中国直、奉两系发生大战、日本也堪堪从经济危机中恢复过来，但日本又偏偏遇到了关东大地震，而中国迅速将一大笔黄金用于国家的建设投资，另由于直鲁豫及京津等地的加盟，所以年末财政盘点，中国已经达到日本的88。
到第二个经济发展三年计划完成的1924年，由于长三角、晋省及川、滇、黔、桂等的加盟，近代中国第一次有机会超越日本，使中日之间的差距拉开到约15倍。
乘此东风，在中国全面发展的1925年，差距继续飙升到近18倍。
其实即使在正史上的民国时期，从经济总量来看，中国仍然是世界经济大国。中国在1913年的国民生产总值仍然位列全球第2位，甚至在发生九﹒一八事变、日本囊括了中国经济最发达的东三省后，中国关内的国民生产总值仍然是日本的19至28倍。
只是因为工业、交通业的落后及战乱，当时的列强并没把中国看作大国。
在此时空，由于中|央积极的财政政策，使得政|府得以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引导国民经济的各个行业，并使得停滞多年的经济得到飞跃的发展。也由于交通的便利和民国政|府强有力的中|央集权能力，中国的工业及经济实力才渐渐被世界所瞩目。
人民党彻底把松散在各个角落的中国力量盘活了！
遍地是狼不可怕，只要带领它们的是羊；而哪怕是一群羊，只要在狼的带领下，齐刷刷亮出并不刚硬的角，一样会咄咄逼人的。
是否因此日本感觉到了危险的来临？为了防止中国尽快崛起，日本国内对华动武的嚣声越来越大。后来臭名卓著的甲级战犯、现任的天皇侍卫武官东条英机一眼就看到了中日力量对比接近的威胁：
“如果不尽快发动一场新的对华战争并战而胜之的话，中国将很快全面超越日本，帝国并将永久性地失去自明治以来的大好局面，不但失去对中国局势的控制，还将被斩断重要经济命脉的来源，继而在亚洲被边缘化！”
第758章 呼声与应对
因为对日力量的增长，使中国对日政策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以张作霖、张汉卿父子为主要的对日强硬派占据着越来越大的力量，连一向对日畏惧的吴俊升也转换枪口，引导着国会的舆论向日据的关东州开火。
在政|府的日常工作中，如何使关东州回归国家也是对日政策的焦点。
只是中国近几年的发展有点像暴发户，从增长指数看一片大好，但由于长期受到列强的欺凌，在对外底气上仍显不足。近半个世纪的束缚导致的工业底子差，基数少，起步晚，与日本这样工业革命累积了几十年的大国还是有一定差距。
俗话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日本能以一隅打败北极熊，绝非浪得虚名。
考虑到国家经济刚刚走上正轨，与老牌帝国主义强国英、法、德等的工业实力还有很大差距，离美国更是不可同日而语，所以民国政|府在大方向上还是选择了低调。
作为指导，张汉卿用一句十六字方针概括了中国未来一段时间的对外政策：“韬光养晦、埋头发展、有所作为、有所不为”。
日本在一个世纪前即制订了堪称“完美”的大陆政策，也一直视远东及朝鲜为其“生命线”，所以从政|府的政策延续、国民的精神上已经给“满洲”加上了紧箍咒，成为欲罢不能之势。
武力夺取关东容易，用张作霖的话说是“二十几万东北军还不让这几万关东军包了饺子”？但是日本国民是不能忍受这种象征着日本帝国的灵魂的丢失的，中日必将提前发生一场大战，这为初生的民国政|府所不能承担。
当然以目前这种中国力量远超正史、国家工业交通能力越来越强的局面下，日本是否还敢先发动一场注定是持久的战争的变量越来越小，至少目前不具备这个条件；而中国应对这场战争的本钱在积累，底气在充实。
不能主动开打，不意味着可以坐视日本在关东的发展和坐大。继1922年老奉系将日本势力牢牢地限制在南满铁路沿线后，张作霖政|府对东北的铁矿、煤矿、森林、农田的控制越来越严苛，也已经有多起日人越界深入东北境内被“不明人员”斗殴致死的事件。
对此中国政|府以1922年之声明为理由发表谈话，反谴责日本政|府不能约束国民遵守边界，以致有此争端。外交部一再重申：“不能容忍日本人违法越界、因此也不能保证非法入境之日本侨民在中国的安全。”
东北人民为争取关东州的解放做了大量的工作和牺牲，“五卅运动”后在东北日本各大中工矿企业中的中国人纷纷离职转入国有企业，使日本在东北的企业遇到了第一次“用工荒”。
随着中华民国政|府对东北矿业的控制和对日本企业的束缚越来越紧，使得日本在东北扩大再生产困难重重。京佳线的开通，不但分流了南满铁路的客货运量，使其对中国的战略影响大大降低，还使得日本国内对华政策有了些微的转变。
众所周知，自1924年起，为摆脱经济困境，日本原外相推行与英、美妥协的“协调外交”和对华尽量避免武力的经济侵略政策。
因为中国国家力量的增强，民众对于国家的认同感和使命感也在同步增长，就是在今年，著名的诗人闻一多写下了他著名的《七子之歌》。对日本，向中国民众发出了索回日据关东州的呼喊：
“我们是旅顺，大连，孪生的兄弟。
我们的命运应该如何的比拟？
两个强邻将我来回的蹴蹋，
我们是暴徒脚下的两团烂泥。
母亲，归期到了，快领我们回来。
你不知道儿们如何的想念你！
母亲！我们要回来，母亲！”
中国民众的“不友好”表现与中国政|府的日渐强硬态度，使日本继续推行延续近一个世纪的“大陆政策”变得渐渐虚幻起来：日本一直视东亚大陆为其生命线，本来想通过朝鲜这块跳板，融合中国东北、内蒙古东部，成立亲日的满蒙政|府 （历史上也是这么干的），利用其资源，为支持日本的扩张打下基础。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走上近代工业化国家之路，“日本四面环海，若以海军进攻，则易攻难守。若甘处岛国之境，则永远难免国防之危机，故在大陆获得领土实属必要。如要在大陆获得领土，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不能不首先染指中国与朝鲜”。由此可见，日本对大陆的向往一直根深蒂固。
甲午战争前，远东地区基本是俄、英争霸，中国和日本的情况虽有不同，但都受到不平等条约的制约。甲午战争的胜利，使日本一跃成为亚洲强国，完全摆脱了半殖民地的地位。而中国的国际地位则一落千丈，财富大量流出，国势颓微。
甲午战争的失败，对中国社会的震动之大，前所未有。一向被中国看不起的“倭寇”竟全歼北洋水师，索得巨款，割走国土。朝野上下，由此自信心丧失殆尽。清政|府的独立财政至此破产，靠向西方大国举债度日。
甲午一战，日本成为亚洲的暴发户。签订的《马关条约》，光战争赔款就有二亿三千万两库平银；舰艇等战利品价值也有一亿多日元。
而当时日本政|府的年度财政收入只有八千万日元！
当时的日本外务大臣高兴地说：“在这笔赔款以前，根本没有料到会有好几亿元，全部收入只有八千万日元。所以，一想到现在有三亿五千万元滚滚而来，无论政|府还是私人都顿觉无比的富裕。”
根据条约占领朝鲜、台湾后，在战略上对中国东北、华东构成了直接威胁，成为进攻中国大陆的跳板。日本第一次尝到了侵略的甜头，极大地刺激了其扩张他们侵略领土的欲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