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旗是国家的象征之一。早在武昌起义后，在南京肇建的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就因各省革命军使用的军旗不一致而引起各省代表的争执：
鄂、湘、赣三省共进会使用铁血十八星旗，代表十八行省；苏、浙、皖三省的同盟会使用五色旗，以红、黄、蓝、白、黑代表汉、满、蒙、回、藏五族的共和；粤、桂、闽、滇、黔五省则沿袭同盟会传统，使用青天白日满地红旗；陈炯明在惠州举兵时曾采用井字旗，会师广州后，未再使用。
在民国之初，取代了清朝黄龙旗后的法定国旗是五色旗，这是1911年12月2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的作出的决定，以五色旗为临时国旗、武昌首义的铁血旗为陆军旗、青天白日满地红为海军旗。
当时的大元帅黄兴因孙逸仙看好青天白日满地红，也曾有过争论，因此迟疑不肯遽定。然而上海的报纸已经将有关消息披露了出去，在这种情况下，黄兴认为：“既经露布，用不着我核定，况国旗应由法律定之，只好待诸异日。”
此时的孙逸仙在海外力阻英法俄继续提供军资给满清军资，因此未与之闻。
次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逸仙被选为临时大总统。他虽提倡使用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但考虑到五色旗原为清朝海军一、二品官的官旗、北洋水师之军旗、革命党革命时期江苏、安徽、浙江等省也多用此旗，另外为争取袁世凯倒戈革命，便继续认可了。
这个时候的旗帜使用是很乱的：临时参议院通过五色旗为临时国旗、十八星旗为陆军旗、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海军旗，五色旗还被用为海军舰艏旗。同年临时参议院迁到北京后再审国旗案，只是陆军旗改为十九星旗（加上东三省），其它的都未改变。
到袁世凯称帝时，其它的都改过，只留了五色旗作为国旗。在此期间，奉军一直用五色旗用为自己的军旗，但无陆军、海军旗之分。直到张汉卿在宁夏改编，人民军诞生，奉系便产生两种军旗：老奉系为五色旗，少帅系为黄|星红旗，各不体属。
1921年孙逸仙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后，明令废止五色旗和十八星旗，以青天白日旗为党旗和军旗，以青天白日满地红为国旗；而在这个时候，张汉卿则把五星红旗这面党旗高高挂起，并成立了同样以五星红旗为招牌的政|府旗。
在奉系权力转移给张汉卿之后，奉军已放弃五色旗，全部皈依到五星红旗下。
不要小瞧这一面旗子，它是权力的象征、是思想的碰撞、是方向的指引。历史上的东北易帜，易的就是这面旗子。但是其后它也没有就此殒落，它成为抗战时期亲日政|府的旗帜，继续发挥它的余热…
就是在此时，围绕这一面旗子，各党派势力开始了激烈的争执。这是一个方向性的观念：最终用了谁家的，标志着谁最终取得胜利。
段祺瑞等北洋系认为五色旗已经被当时的袁世凯以“临时大总统令”正式颁布，且已经使用了12年之久，并被中外所广泛认可，建议保持。这个很好理解，毕竟自诩“三造共和”，如果旗子都倒了，相当于把他的成绩一笔抹掉----北洋都没了，还谈什么造共和的功绩？
孙逸仙和五色旗斗了十几年，现在有机会推翻，当然当仁不让。不过他要求使用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满地红在张汉卿看来有些过分：南北打了这么久，如果换上国民党的旗帜，是代表北方输了还是怎地？难道人民军在战场上浴血奋战，是要为他人作嫁衣裳的吗？战场上没有得到的东西，想在谈判桌上获得，可能吗！
不过对势力最大的张汉卿一系坚持要使用人民党的党旗五星红旗，国民党和皖系也都反对。人民军在军事上占有绝对优势，旗帜再按照他们的来，这“国家统一委员会”可就实打实地被人民党统战过去了！
所以各方一直形不成统一的意见就再正常不过了，这也是所谓西方式皿煮的共性：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零一个哈姆雷特，畅所欲言的背后，是一盘散沙、毫无效率的扯皮。
除非在议会里有一个十分强大且具有支配性地位的党派，可以在内部形成决议后直接以压倒性优势表决。
这时候，议会的意义才体现出来。因为“为什么而表决”和“某个提案到底行不行”相比，后者只举手、投票或者到后来进化到按一下按钮就行了。
如果人民党控制议会？
党内实行皿煮集中制、议会实行集中皿煮制，这样决策的过程会迅速得多，对外仍然符合皿煮的思潮，毕竟在现代有些西方国家，议会里是有垄断性的大党存在的。
这个想法在张汉卿的脑海中只一瞬间便扎了根。
在一番争执后五色旗首先退出了舞台，这是张汉卿代表人民党系先让一步，为的却是大踏步前进。
张汉卿认为中华民国是一个由多民族共同组成的中华民族大家庭，以五色旗乃前满清官旗、五色代表五大民族之分配代色取义不确、及五色上下排列违背五族平等等理由反对五色旗。
当然，努力消除老奉系对人民党内的影响是一个附带的功能，毕竟五色旗倒了，在心理上会对一些老奉系产生影响。情感移势之下，势必会寻找新的心灵寄托。
这一点得到孙逸仙的赞同，因为他也是积极反对五色旗理论的重要推手。孙岳等肯定也不反对，他们也在发动北京政变时就已经将五色旗换成了青天白日旗。
人民党和国民党两大党共同决定的事，其它党派和团体的意见效用基本为零。但在用谁家的旗子上面，两党大起争执，这下轮到北洋其它系来看笑话了。
张汉卿之所以要求使用五星红旗，因为这体现了人民党管理国家的象征，有改朝换代的意思在里头。在此之前，不管五色旗也好、青天白日满地红也罢，都是霍乱中国的毒瘤。现在用五星红旗取各旗而代之，会让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觉。
而且中国人尚红，红红火火嘛，兆头好，再说也是人民党党旗，有与国同休的意味。
孙逸仙对此颇有微辞，他认为用人民党党旗做为国旗，有“党国”之嫌----其实他的青天白日也并不比张汉卿含蓄多少。
不过张汉卿另辟奚径，用一个非常明快的论断来说事：“五星红旗相比较于青天白日满地红更简洁明了、对国民使用起来的负担最小！而且五星红旗代表四方各族人民团结在一起，又有士、农、工、商一起拱卫着国家这颗大星之意。”
这个解释本没有错，反正每个方案都代表着一番美好的想法和含义，只是张汉卿拿印旗成本来说事，这是个什么谬论？染个旗子能花多少钱？
其实这就是拿现代的思维理解古代的事。
不过讲起来也有些道理。因为这个时代纺织水平不足，相对而言，颜色最少的五星红旗只有红、黄两种颜色，成本最低。
这个无需置疑。
但是孙逸仙拿红五角星来说事，他认为同锤子和镰刀一样，红五角星代表社会主义的红色，容易被欧美等国认为有倾向于苏联制度的嫌疑。在如今的中国，还是不要招惹他们反对的好。
这话怎么那么让人不愉快？此前和苏俄人勾勾搭搭要建立运送武器的通道、后来甚至连武器都藏到大使馆去了----虽然表面上是冯玉祥和苏联人之间的交易，但是巨额的钱从何来？张汉卿不相信后面没有国民党的影子在，人家有大金主在背后撑腰呢！
“这个完全是附会。五星之说，自古有之。西汉司马迁在《史记?天官书》中就有记录说‘五星分天之中，积于东方，中国利；积于西方，外国用（兵）者利。五星皆从辰星而聚于一舍，其所舍之国可以法致天下。’现在正是中西方之间深度影响的时候，用五星红旗，可以增强国民革命的信心。”
张汉卿说孙逸仙附会，他自己又何尝不是？但是根据后来研究，实际天象的出现，证明古代星占记录大部分是准确可信的。
他对五星红旗的爱惜根深蒂固，不可妥协。为了使他钟爱的这面旗子得以通过，他甚至在压力下表示要修改人民党党旗作为让步。
这个方案让孙逸仙怦然心动。实质上他所反对的主要原因也是国旗与人民党党旗相同，那么外界传出的信号就是：人民党才是代表中华民国的，这是任何一个政治家所不能认同的。
但是最后孙逸仙认可了这个决定，其实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因为张汉卿放出的风声是：如果这个决定被各方否决，人民党将提出自己的政治方案，而并不再征求各方的同意！
面对优势的人民党，孙逸仙最后只能做了妥协，在得到张汉卿修改党旗的保证后，各方最终同意五星红旗作为国旗。
不过他们仍然被张汉卿耍了一把，因为在其后人民党内部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张汉卿所提出的修改党旗方案是：减去五星红旗上的四颗小星！
第657章 人民党|领导中国
这是什么意思呢？张汉卿得意地解释说：“五星红旗已经成为国旗了，它的原意就是‘士、农、工、商统一在人民党的带领下建立一个伟大的国家’。四颗小星是士农工商，中间那颗红星就是人民党。把去掉四颗星的国旗作为党旗，正合适不过了！”国旗已定，党旗是人民党自己定的，与多界无关。所以面对张汉卿这一近似无赖做法，各界只能摸摸鼻子。国歌也是要更换的。本来北洋政|府所订的《卿云歌》为国歌，可是这首歌翻来覆去只有4句话16个字，实在“有辱国家形象”。张汉卿所建议的《武汉军校校歌》慷慨激昂，又体现了中华民族不惧外侮的坚强不屈的意志，本来各方还有意见，但当张汉卿事先安排的军乐队演奏完这首歌曲时，一时鸦雀无声。众人都被这雄浑的乐曲打动，孙逸仙更是振臂一挥说：“好！”就此定下基调。接下来是要确立中华民国的国体和政体了。经过多次军阀战争，皿煮与的反复让各方一致认为，中华民国是“主权在民”的国家，政体仍将要走共和制。只是具体到细节上，免不了又有一番冲突。因为国体是虚的，政体则是实打实可以看到的、决定各方利益的。民国一直实行总统共和制，这也是中国两千多年的制度的现代延伸。只是“中国国情”决定了之前的总统都是从国会中选举出来、但是国会又无法有效地制约总统，时常出现责任内阁总理比总统权力还大的情况，这恐怕也是中国向学习皿煮的一大特色吧？喝过洋墨水的一拨人崇尚美国式的皿煮，但日本的君主立宪制、意大利的议会共和制也有市场。中国的皿煮氛围又决定不能像人家一样大选，所以各方对于具体珠政体应该怎么操作，莫衷一是。好在大家“推举”出了执政段祺瑞为缓冲，这个问题目前并不突出。优势在手的奉系采取的是温水煮青蛙的方式左右着政局，因为人民党实力强大的原因，在关键的国家机关的行政管理上大占上风，所以张汉卿并不在意仅仅是政体上的口舌之争。在新一届内阁中，以张汉卿的“计划委员会”权力最大，倒不仅仅因为他是张作霖的公子。顾名思义，“计划委员会”是将全国的统筹规划合而为一，进行总权衡、总分配的部门，在重大事项实行公有制的目前，这个委员会其实是国家政治经济运行的中枢。但是张汉卿的触角更大，不但详细安排了国家行政权力划分，还对国家宪法、国防作了统筹的安排。民国成立之初，即宣布她是合汉、满、蒙、回、藏等民族为一体的共和国。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逸仙在宣言书中指出：“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则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统一”。其对武昌起义后十数行省先后宣布独立也作了精粹的说明：“所谓独立，对于清廷为脱离，对于各省为联合，蒙古、西藏，意亦如此，行动既一，决无歧趋，枢机成于中央，斯经纬周于四至，是曰领土之统一”。强调指出各省的独立，不是独立王国之意，而是摆脱清廷的一种联合行动，并对西藏、蒙古等地方给予了特别声明。当时作为国旗的五色旗，即象征五族为一体。1914年5月在颁布《中华民国约法》中又重申：中华民国之领土，依从前帝国所有之疆域，中华民国人民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法律上均为平等。因为国家仍处在训政时期，张汉卿强烈要求修宪，将“中华民国是以中国人民党为领导的皿煮共和国”加入宪法第一条，并修改五族平等为全国各民族平等，且声称这是他能接受的底线。人民党|领导中国写进宪法，意味着在政治上取得了正统的地位和无可比拟的优势。政治上是不是皿煮共和国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人民党为领导。领导谁？有多大权力？没人拎得清。由于宪法是根本，不会写得这么详细，但给了奉系很大的发挥空间。众人都惴惴，但在和、分两决，且人民军已事实控制了国家的情况下，各方都选择了和为贵，勉强同意修改此项。不然，再重头来过？张汉卿用温水煮青蛙的办法，渐渐让人民党在事实上成为中国的绝对控制力量时，也在政治上收获绝对优势…接下来就是人民军自己的事了。华北各省收入麾下，有了这个靠山，东北的压力也随之减小很多。关内稳定之后，武警部队开始代替军队全面实施警备接管，东北边防军、东北护路军的存在就多余了，而且它们都已并入大本营司令部，这次军改，就取消两个司令部了。原边防军司令于珍赴华北参加华北司令部的筹备工作了，原护路军司令万福麟担任张作相的副手，并负责东北武警部队。人民军及原奉军本共有23个师的陆上兵力，在收编直军后另扩建了4个师。这些军队共组成西北、华中、华南、华东、华北、中央卫戍、大本营七大司令部，担负着各个地区的保卫工作。因为它们的驻地分别在兰州、武汉、广州、南京、济南、北京和沈阳，在当时也常以驻地之名简称自己的部队，如华中司令部也叫做武汉军区、大本营也称沈阳军区等。相比庞大的陆军，海军似乎可以忽略不计：三支舰队加上基地约有两万多人、两个成建制的海军陆战旅一共万把人…空军更是小得可怜，不算秦皇岛空军学校的两千多教员学生及司令部里的几百人，只有四个水机中队及几个机场的防卫人员，充其总量不到三千人。不过加上八十多万人的庞大的陆军集团，对付国内东南西北诸路军阀合起来只有约20万的军队足够了。这时的奉系，凭着“人民党|领导中国”的尚方宝剑，大有“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气概。所以奉系才能在关乎根本的建国事宜上有了充分的主导权----一切都靠实力。?
第658章 统一币制
接下来，张汉卿要整顿币制，以结束民国初年复杂的货币状况。在我国货币史上，白银自汉代已逐渐成为货币金属，到明代白银已货币化，中国真正成为用银之国。但实行的是银两制，以金属的重量计值，属于称量货币制度，没有踏进货币制度阶段。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颁行《币制则例》，正式采用银本位，以“元”为货币单位，重量为库平七钱二分，成色是90，名为大清银币。但市面上银元和银两仍然并用。辛亥革命后，于1913年公布《国币条例》，正式规定重量七钱二分、成色89的银元为我国的货币单位，但银元和银两仍然并用。中国疆城辽阔，货币制度一直很复杂混乱，严重地影响了商品的流通和交易，并且不利于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国家财政金融的稳定。各省军阀为了扩充实力，又在各地发行了许多债券和纸币，仅在本省流通。像奉系就在东北都发行过“奉天券”、“奉小洋”强制使用以缓解财政吃紧状况；像阎锡山建立铁路、盐业、垦业等银号，并为“四银行号”成立了实物准备库，并在1917年前后设立“铜元局”，以含铜量999％的旧式制钱为原料，用三文制钱改铸可当20文制钱的铜元一枚，在山西全省范围内流通等等。各地实力派拥有的军管政|府印制具有法偿资格的不兑现纸币，用膨胀发行办法填补财政赤字，以集中财力为已所用，导致恶性通货膨胀，成为后来许多战乱省份国民经济崩溃的重要原因。这也是民阀如走马灯似变更，却能够屡兴不止的重要因素之一。只要统一了货币，收铸造权于中央，就能够保证中央的集权统治地位和权威性，就像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即统一货币一样。这个道理虽然简单，做起来却很难。本来民国二年公布的《国币条例》，正式规定重量七钱二分、成色89的银元为我国的货币单位，“袁大头”银元就是这样铸造成的。但自袁世凯灭亡后，军阀四起，各地战争状态的延续使得各地已经在经济上变成了诸侯国，自成一体。铸币及发行纸币本来就是各地军阀赖以生存的保证，虚弱的中央当然无法收回货币权。只有当强有力的中央出现后，统一货币才能真正摆到桌面。但随着国民经济的好转，即使从民国初银元和银两仍然并用，现有市面流通的货币已不敷使用，增加一批新的货币已刻不容缓。在张汉卿的建议下，国民政|府公布《银本位币铸造条例》：民国初，一枚袁大头总重约266971克，比例为银八八、铜一二，即含纯银23493448克。自1923年起，国民政|府废两改元，实行银本位制，统一货币铸造权。银本位币定名为“元”，银本位币每元重量及成色，与法定重量、成色相比之下公差不得超大型过03％，并规定一切公私交易用银本位币授受，其用数每次均无限制，这是为了防止使用中造成的磨损。如果只以面值来定义其价值，似乎发行纸币也有同等效力，但是这只是理论。在国家实力还很孱弱的民国，纸币是不被列强接受的，特别是对一直陷入混乱状态的国民来说，真金白银才有市场。新年初，国民政|府实行“废两改元”，发行全国统一的银币。因为国家力量渐有起色，已经能够保证其流通，所以对于新的银元，似无必要投入这么多的白银比例。要知道因为奉系的努力，这时候中国的财政比之正史上何止十倍增加，对于那个时代，发行这么多的流通货币，对于白银的需求量是巨大的。所以在张汉卿的建议下，新版银元重量将略轻，每枚重约25克，含银量八成。但一元面值的新银元与袁大头等值。货币的头像历来是一国最高元首相，对老奉系内部呼声较高的以张作霖头像作为银币正面的要求，张汉卿力排众议，坚持发行“孙逸仙头像”银元，以纪念孙逸仙为中国革命作出的巨大贡献和体现人民党无私的情怀。以中国银行及重组后的中国农业、工商、建设、交通四大银行为国家控制之发行行，这就是后世著名的“孙大头”的样式。在孙大头流通后，规定其它任何银行不得继续发行新钞票，所有完粮纳税及一切公私款项之收付，概以银元为限，不得行使现金。其它原经财政部核准发行之银行钞票，准其照常行使，由财政部定期以法定银元换回。实行黄金白银国有，禁止黄金白银流通，并将收归国有的金银作为外汇准备金，凡银钱行号商店及其它公私机关或个人，持有金、银本位币或其它金、银币生银等银类者，应自1924年新年起交由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或其指定之银行兑换银元（袁大头或新版的孙大头）。这一招就断绝了国民党和其它军阀私铸货币以养兵的传统，没有了钱，一切都是浮云。通过银元兑换，奉控各大银行还摸清了各地方银行特别是国民党赖以生存的上海江浙财团的底细。因为“真金白银”不能流通，即使孙逸仙像以前一样从国外搞到外汇，也不能直接使用…为使银元对外汇比价稳定，规定由中国﹑交通、农业、建设、工商五行无限制买卖外汇；银元的价值用外汇率来表示；法币与美元保持固定汇率，当时规定银元1元合05556美元，保持为固定汇率。之所以以美元而不是以当时通用的英磅为标准，是张汉卿清楚地知道，美国已经并且不可逆转地取代了英国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头号地位。正史上就因为中国银本位制的实施并与英磅形成固定汇率，引起美国的争夺，最终于1935年底美国变更购银办法，迫使世界银价猛跌，影响中国外汇基金的稳定，这才有1936年5月国民政|府被迫与美国缔结的《中美白银协议》，其结果是最终使中华民国取代银元的法币成为英镑﹑美元的附庸。现在中国主动向隐形的大哥美国看齐，自然有机会让美国投桃报李，毕竟将来用着美国的地方还很多，反正以现在英国的经济实力也左右不了中国这样一个潜在的大国了。统一了币制，是中国货币制度的进步，在实行后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也使各方势力派彻底失去了和中央角逐的能力。?
第659章 如意算盘
在北方对国民军磨刀霍霍之际，东南局势也有突破。
人民军和平控制上海，卢永祥的部下何丰林率警察退往浙江，双方并没有发生大的冲突，这让江浙前线的双方将领闻讯后有了点安慰。
根据上海以“稳”为主的既定方针，以刘尚清为首的“军管会”也没有剥夺卢永祥的既得利益：他和何丰林以及其他浙系将领在上海的房产、商铺、企业只要合法经营，都被视作正常实业得到政|府保护。
江浙还是和平的好，打成烂摊子对大家都不好。
不过有了经济大权，又有军事政治优势，如果不趁热打铁热扫平东南，又绝不是一个职业政治家该做的事。江浙的富庶可是古今出名的，如果能够尽快为国家出力，一南一北，能给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增添相当的力量。
皖系段祺瑞在此次“三方反直”活动中出了名义上的力量，但却最终没得到任何好处，只做了名义上的国家|元首。而皖系大将浙江督军卢永祥后本来想有所作为，联奉取直，但在人民军的绝对优势压力下，立场急剧退缩，以由当初的索求浙沪联军总司令变为偏安浙江一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