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全国，曙光已现，这大好局面，可不能有任何纰漏！所以为了安全起见，郭松龄应该被调离，换上更忠于老帅的汲金纯！
对此，郭松龄难免会有些想法。毕竟北京卫戍部队是整个奉军系统内最强大的一支武装集团，能够成为它的主官，既是荣耀，也是被信任的象征。像吴俊升贵为大帅，现在也只管着寥寥数个师而已。
可是张汉卿对这次的换将行为酝酿了很合理的说词：
“茂宸兄，如果撇开政治因素，你做这个卫戍司令，我肯定既放心也双手支持。关内奉军的改编，你尽心尽力人所共知；前段时间遭受直军攻击你经受考验，从功劳和能力上讲各方都很服贴。
可是政治讲究平衡。奉军统一改编成人民军，一些元老肯定会有些想法，我也要照顾他们的情绪，毕竟在奉系发展壮大过程中，他们和大帅出生入死，建立功勋不可磨灭。
汲司令在我们壮大过程中曾经起过决定性的作用，而且他忠于大帅，以忠厚闻名关外。奉军在改编后如何安置这些元老决定着军队改编的成效：能否阻力最小？能否疑虑尽失？能否人尽其用？汲司令就是镜子。
他打仗带兵是一把好手，担任卫戍司令绝对可以胜任，这个你应该说句公道话（郭松龄：老汲是不错，可是…）。
没有可是！在淡泊官场上，八叔是我们奉系的骄傲和榜样。两让27师师长、两让督军，他被称为东北的‘大树将军’，被奉系上下尊重不是没有道理的。虽然他数让官职，现在不也仍然和大帅、吴大帅、孙大帅并称东北四大帅？他的付出大家都看得到，他的奉献精神也是人民党人的丰碑！
所以我要你主动让出这个位置，一是努力把奉军和人民军这一碗水端平，二也展现你的高风亮节，当然最重要的是我给你准备了新的职务：首任海军总司令！”
郭松龄本来对到手的卫戍司令一职易手很有意见，在张汉卿这一番说词之下也有些释然了。汲金纯从资历和功劳上绝对没得讲，少帅说他是为了照顾老奉系的情绪也能理解，关键是这个海军总司令的职务很诱人。
民队两大支：海军和陆军，其总长一直是内阁阁员，地位非同一般。像战前，陆军总长就是孙烈臣。张汉卿把这个重要、拉声望的职务给他，还推心置腹地讲述了原因，这种信任和尊重让他没话说。
建设一支强大海军的想法曾经被张汉卿一再被私下里提起，也为之进行了颇有成效的发展，他是知道的。东北海防舰队、长江舰队、华南舰队都已成立，海军的建设已初见成果，这个时候换他做首任总海军司令，不算降职。
其实，这个时候奉系把一向被公认为国家化的海军司令职务拿到手，也是迫不得已的，因为张作霖和张汉卿实在想吞并张宗昌手里的那支舰队了。
这时候东北海防舰队司令沈鸿烈向张作霖献计说，张宗昌因为一直游离于奉系之外，其实是渴望得到认可的，不如封他个海军副司令的官衔，并暂把海军司令部设在青岛。这样，因为名义上拥有了那支舰队的管理权，可以慢慢处理…
这才有了郭松龄为海军总司令、张宗昌为海军副总司令、沈鸿烈为海军参谋长的任命。
对于自己能与奉系少壮派郭松龄搭台子，张宗昌觉得不知是计，觉得自己有了一大进步。他还在为前不久的大战中自己的出彩表现被少帅欣赏而自喜。
接到这一张轻飘飘的任命书，自己先轻飘飘起来，以为这是奉系对自己的认可的表达方式，还对先期入鲁的陈绍宽大拍胸脯地表示：一定协助他把青岛海军基地建成建好。
只是他高兴之余却想不到，既然他是奉系海军副总司令，这支渤海舰队自然属于奉系了…
陈绍宽此时已被任命为青岛基地的首任司令，并兼海军总军需部长。随着他一起到来的，还有新成立不久的海军陆战第2旅和东北海防舰队司令宋长治率领的部分军舰。
海军军官来了很好理解，接收军舰是要人的，何况直系海军新降，需要奉系海军改编；但对于全副武装的海军陆战队，张宗昌表示自己有好几万人马，可以担当保护军港的重任。
当然，陈绍宽的解释是：海军是不同于陆军的军种，基地守卫工作还是交由海军来负责最佳。
海军是专业性很强的兵种，没有十几二十年的培训根本玩不转。纯外行的张宗昌哪里是陈绍宽和宋长治的对手？被忽悠着三下五除二便放弃了对渤海舰队的控制权和青岛基地的管理权。温树德是已降的人，威信已失，任由着奉系接收了全部军舰。
于是渤海舰队和东北海防舰队合并，组成一支中国现今最大的海军舰队----新的渤海舰队，驻地分散在营口、秦皇岛、青岛。
为了让郭松龄远离孙逸仙的影响，张汉卿真的把海军总司令部暂时设在青岛。对郭松龄说的理由是，考虑到山东不在人民军的控制下，让海军堂而皇之地介入不愧是好办法。等有机会了，他的任务是把张宗昌取而代之。
中国最大的舰队落入奉系手中，加上河南、河北的人民军进展迅速，很快把直系的原有地盘吃下，让冯玉祥等人如卧针毡。
没有了地盘，到哪里弄钱养军队？他们两人，在政变后即宣布：北京为商议政事之所，应为免战之城，建议大家各自将军队驻在北京城外，这才有冯玉祥主力驻廊坊、孙岳主力驻通州之举。
若是真能做到这点也可，问题是北京的警备司令是鹿钟麟，他是冯玉祥的人。头头脑脑都进北京城了，若是被一鼓脑被端了，空有数十万人民军又能如何？所以北京的城防大权，非抓到手不可。
第633章 主意打到了紫禁城
张汉卿任命久随他、实际上一直担任他外围警备的原华中人民军司令部保卫部的部长黄显声为北京武警总队的总队长兼北京警察厅厅长。黄是在“五四运动”中应声而出的青年才俊，比自己大四岁，历史上也极有名。
自己能够看到他并从众多的人物中简拔出来，是因为他传奇的一生以及多次面临大事而不乱的镇定：东北讲武堂炮科出身，已经担任旅长的他被张学良任命为辽宁警务处长，委任黄担任这个职务，是张学良希望黄的精明干练可以在中日冲突时最大限度地控制一线局面，给中日军队以缓冲。
他对日本人的仇视早已有之，曾私刻了一个大印，篆有：“骑富士山头展铁蹄，倭奴灭，践踏樱花归”一行字。
历史上的九一八事变前，八月底他已经通过当时的警务督察长熊飞弄到日军情报，知道事变即将发生，黄不肯坐以待毙，回沈阳后当即下令将下属58个县的警察队公安队扩充成12个总队，并发放枪支弹药。
这个举动意味深长，这批枪支成了后东北各路义勇军中的主要武器来源之一。后来人称东北军中人称东三省只有两个明白人，就是辽宁省长藏式毅和黄显声。
他是后来东北义勇军的发起人和领导者，历史上成为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其实就是最早描述他的军队的功绩的，只是现在很少有人去细究这里所说的“义勇军”最初指的是哪一支部队了，只是笼统地认为它代表的，是白山黑水的关东人，也是全体中国人不屈的精神。
更重要的是，他一直忠于自己，当然，这个自己是这幅躯壳的主人，但不妨碍他对黄显声的简拔。不同于蒋百里、杨杰等人的是，黄显声的提拔是一步一个脚印。
从五四时的刚出道被看中，进入东北讲武堂学生军，然后以少尉军衔担任张汉卿的侍卫班长、炮兵团上尉参谋、少校营长、汉阳兵工厂上校警备司令、华中人民军司令部少将保卫部长。
他人在军队，张汉卿却有意识地培养他在公安方面的经验----军队和警察，看似类同，里面区别和学问大着呢！
攻城拔寨用军队，但安顿后方、对付隐秘战线的敌人，乃是警察的强项。而且黄显声让张汉卿很喜欢的是他的字“警钟”，对公共和国家安全战线，警钟常鸣好啊。
军、政、警都在奉系的控制下，冯玉祥、孙岳对此无可奈何。论实力，他们比奉系差得远了；论道义，张作霖是国家统一委员会的主席。只要孙逸仙不出面对抗，没有人是奉系的对手。
而孙逸仙也是识大体之人，知道目前的形势，不想与奉系闹翻，甘心做他的交通委员会主席一职，不再过问政事，这让冯玉祥大失所望。
讲起来国民党也是悲摧，他们从建党起到目前始终处于一种不温不火的境地：不是在政治上被打压、就是军事上受排挤，或是在经济上受窘迫。孙逸仙在总结起义失败教训时，反复强调：“失败皆因金钱不足，财政难题无从解决”。
辛亥革命爆发后，革命党人发现他们比之前更缺钱。当过状元的实业家张謇说的实在：“除去可能得到的收入，新政|府每年至少短缺八千万两”。孙逸仙在起义发生后并未第一时间回国，一个重要目的就是筹款。他后来回国后有记者问他带了多少钱来，他回答：“予不名一文也，所带者革命之精神耳！”
没有钱打仗就无从谈起，聚集到南京的部队临时政|府甚至都不能遣散，因为没有遣散费士兵会哗变。革命党人之所以把政权交给袁世凯，财政困境是重要原因。
1918到1919年间，孙逸仙居住在上海，革命生涯进入低潮期，又闹起了钱荒。有些革命党人生活穷困，致信给他借款以维持生计。孙没钱可给，但对每一封求助信都亲自回复。
一天，接到一封称孙逸仙为“革命鼻祖”的信，写信之人称自己为孙的后裔，请求寄钱。孙回复：“既知我为鼻祖，你为后裔，应当是后裔供养鼻祖，未有鼻祖养后裔的。即使是尧舜，也是没办法的。你们应当自谋职业，做到生活自给。不能做革命一日，就要人养你一世。如果你们还要依赖我，则我愿为你们的后裔，尊奉你们为鼻祖，请你们给我钱吧！”
人穷志短，靠精神吃不饱饭。孙逸仙没钱控制不了军队，他的命运注定颠沛流离。
而在此时空，同样的三方控制北京政坛，由于奉系财大气粗，国民军的命脉仍党握在奉系手里。要摆脱困境，需要另僻奚径。
看来能够壮大实力的只有自己了，冯玉祥两人在北京城，不是没有捞到好处。像财政部账面上仅有的三十万元就被两人瓜分、京汉铁路刚解来的一批为数五十万的路款也被逮个正着。只是这些钱对于拥有近十万之众的“国民军”来说，只能卿以自娱片刻。
他们还打起了俘虏的主意。像驻守在保定的十六混成旅（即曹锟的卫队旅）旅长曹士杰（曹锟之侄，系曹锟五弟曹钧之长子）在战事结束后，孙岳软禁了曹士杰，逼他交出30万元作为释放条件。
曹士杰以身在囹圄无法筹款为借口。孙岳便派人到天津往见曹钧，经调人往返多次洽谈，最后商妥由曹钧代为交出10万元，孙岳方将曹士杰释放。
行军打仗不能老靠这些偷鸡摸狗的事来解决军饷问题啊，思来想去，两位忠诚于国民革命的将军想到了革末代皇帝的命了。
----我们辛辛苦苦为民国打下一片天，溥仪这个下台皇帝还舒舒服服地坐他的龙椅，每年从民国拿着四百万两银元的好处费，连续十几年了，估计紫禁城里的银元都堆成山了吧？
对冯玉祥而言，打紫禁城的主意，除了缓解财政紧迫的局面外，还能顺便解了他的一块心病。他是个坚定的革命者，至少在反对帝制上是认真的。
袁世凯恢复帝制时，曾经封冯玉祥为男爵，他听到此消息居然痛哭流涕，说：“这是对我冯玉祥的极大侮辱，不把袁贼铲除，不把帝制推倒，对不起滦州起义的弟兄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