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种线索表明，张汉卿的人真是有钱，这几十间营业厅里的金条，怕不有几千斤之多！光这个数字，就足以超出所运输的现洋数倍！这种财大气粗的事实比什么保证都管用，难怪市面上的挤兑在这种真金白银的震慑下一下子销声匿迹了。
再细细一调查，事情的真相便被一点点揭开。原来，这是张汉卿他们自导自演的一幕戏，充分利用了人们对于黄金的信赖心理。
真正全方位的金融危机，几百万甚至几千万的金额投到市面上也就是个渣。想想后来美国的次贷危机，那是全球多少个国家为之奔走用了几年时间才从阴影里走出来。而这个时候的武汉，全部家底包括人民军的军饷在内不过100万元现洋。
金条倒是现成的，但总不至于拿黄金来做交易吧？这个东西太过贵重，当初俄国人都是用的俄磅做单位，折合标准单位约410克，用在现洋交易上根本不可行。
可是黄金代表的是货币紧挺，是一种信心的象征。凭着这些金条，加上故意释放出的各种谣言，让人们相信，人民党政|府是有钱的。所有人来人往的储户们，看到的都是柜台一侧的黄金，所众口相传的，也是这一堆堆黄金，无形中对于银元的关注度下降了。
所以张汉卿他们敢于用充斥石块的箱子假装银元。除了用作交易的在柜台侧的，所有储藏室的箱子里都是石头。
一些存储大户，省政|府已经提前派人作了沟通，以省政|府的信用作担保，要求他们暂停兑现。即使要兑现也要在省政|府指定的地方处理业务。没有了大户，散户金额有限，不至有现洋用光之虞。
至于非要和政|府作对的，比如武汉有名的汪家金铺，不去省政|府而非要在营业点扰乱金融秩序的，也有的是办法。前脚银行大张旗鼓地把银元用车送过去，夜里汪家赶紧又分批送回来，汪家家主还亲自向张汉卿赔罪----少帅已经严令，对敢于违反政|府要求者，坚决以“破坏金融秩序、投机倒把”的罪名从重从严从快处理。
当初几个大户在奉天省的挤兑风波中被祭旗的故事同时在各大户间传播…
汉口挤兑事件瞬间就风平浪静了。这一事件也使鄂省财政大员了解了奉系的实力，对这位少帅敬畏有加，张汉卿也在无形中增加了在鄂的影响力。
成功地稳定市面后，张汉卿此次努力的结果也得到丰厚的回报。通过事前对各家银行本票的担保，张汉卿用不到100万元加上一堆堆展览用的金条控制了武汉三镇的几乎全部中资银行，并使建设银行作为母行的性质实现了对此处的经济控制，而且黄金也在这里成功地洗白白。
此役后人民军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保证其在华中的优势地位。
东北向外发展的空间有限，而湖北则有广阔的前途。在这里不用顾虑奉系老人们的想法，能够自行决定军政的动作，所以少帅办公室搬到了这里，人民军和人民党中|央总部也搬到了这里，以方便他就近指导工作。伴随着军政机关的迁入，他的经济班底也随之过来，这里俨然成了奉系的另一个指挥中心。
在这里，他和他的伙伴们的目光不再局限于一隅，开始用更宏大的视野纵观全局了。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没有掣肘的张汉卿，他的翅膀会飞向哪里？?
第534章 大势
随着时间的推移，曹锟、张作霖和徐世昌对靳云鹏内阁，却都不满意了。
直系认为，靳云鹏偏向奉系，在财政和权利的分配上，因为靳云鹏和张作霖是儿女亲家，靳有意向奉系倾斜。这也是实情。因此，曹锟对这个内阁渐生厌情，意欲改组。
本来靳云鹏是亲奉疏直的，奉系对靳应该好些。但靳在一些问题的处理上，难免不考虑直系的一些要求，或者说，也要顾及到直奉双方的实力均衡，这也使张作霖不满。使张作霖最不满意的是，靳云鹏竟然为平衡直奉势力，拟任命吴佩孚为两湖巡阅使。
他绝对不能容忍这件事的发生，虽然他兼着蒙疆经略使的头衔，但主要头衔部分还是东三省巡阅使。若非张汉卿在湖北的行动已在实质上已打乱历史的流转，让吴佩孚无法染指湖北，张作霖最看不起的小师长也许一下子就会提到和张某人平起平坐的位置上。这个事是他的逆鳞，动这个主意的靳云鹏就该死。
总统徐世昌和总理靳云鹏之间，矛盾也是非常尖锐，几乎不能共事。徐世昌和旧交通系分子关系密切，渊源很深。旧交通系首脑叶恭绰亟想把靳云鹏赶下台，在出了让奉系购买交通银行股份的主意后还想利用掌握中国财政金融的特殊有利地位，掀起一次倒阁风波，扶持亲日派的旧交通系骨干梁士诒。
到了冬季，北京政|府达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闹穷的风潮业已波及到了中|央政|府雇员，并进一步扩大。先是教育部部员举行“同盟罢工”，其它各部部员也因欠薪而“怠工”，日常政务几乎不能进行。更有甚者，参谋部自动请求解散，许多部的长官也要求辞职。
陆军总长蔡成勋、海军总长李鼎新、司法总长董康等，面对部员索薪，无计可施，只得要求辞职。各省军阀一面截留税款，招兵买马；一面却用十万火急、百万火急的电报向北京政|府催饷，暗含杀机。更为严重的是，日本人在华盛顿会议时期散布五国共管中国财政的谣言，藉以破坏中国国内银行的信用。因此，自11月16日起，北京、天津等处的中|央银行和交通银行发生了挤兑风潮，渐渐蔓延到了汉口。
张汉卿不愿意发生这样的变更，历史就是因为张作霖倒靳扶梁，最终给吴佩孚以借口，才发生了导致奉军第一次大败的直奉大战，将奉系在关内经营多年的事业毁于一旦。靳云鹏虽然左右摇摆，也是因为实力较弱、担心地位不保所作的平衡之举而已，总比有潜力的旧交通系好得多。
毕竟其在位时北方安定，于自己实力扩充方面也一直抱以默允的态度。且靳内阁曾为英美各国所承认，并为大部分省份军阀所赞同，具有法理上的正统优势。现在曹锟反靳，趁此机会，奉系更要以扶靳为契机，在北京人事行政上占有更多的话语权，可能比倒靳更有好处。
思谋再三，张汉卿先发密电于张作霖，电云：“父亲大人均签：窃闻我人有弃靳拥梁之举，学良绝不赞成。现国家局势，皆在父亲之手。中国孱弱，实无力尽驱列强，虽英、美、日均为一丘之貉，但日本尤为我东北之心腹大患。若梁士怡辈执政，则为曹、吴所素忌，形势将急剧恶化，直奉必有一战。我胜，则英、美不甘于日本独占|中国，必有反弹，而日人则坐得渔利，于北方形势不稳；我败，则痛失一统天下之大好局面，从此胜负易手，将来未可料也。适学良已与美人取得互谅，以求渐次取代直系地位。南方乱局渐起，父亲可利用孙逸仙之名望，行统一中国之大计，方可不仰人鼻息。以上种种，均赖政局之稳。
直系钱粮本依中|央，彼虽兵多，然北、西、南均为我所得，发展乏力，已成困兽。皖地平瘪，鲁地不安。父亲当控制中|央财权，而后以各省自治为号，则人心向奉，而直系势力为各省所不容。彼时统一军政，行废督裁兵之名，则其军后勤无着。且我欲东下皖、鲁，打通津浦线，南北奉军联成一体，则我军力量倍增，直军发展困顿，假以时日，彼消此长，可不战而平北方。”
另以明电一份，通电支持靳云鹏，并发出“统一全国”的口号，电文是：“陕甘鄂巡阅使张汉卿致电徐总统世昌、靳总理云鹏、孙逸仙先生并各省军政领袖：自袁总统反复以来，民国四分五裂，法统不存，政分南北。国之大厦将倾，民之人欲无存。当此之时，列强环绕，亡我之心不死，黎民生活困顿，经济危如累卵。南北分裂以来，国家由武人、官僚的割据垄断，各省人民，因受武人、官僚垄断之毒，奋起而争自由。以奉人自治始，发展到现在成为国家统一委员会联盟，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其是非功过，已有公论。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逸仙在宣言书中即已指出：所谓独立，对于清廷为脱离，对于各省为联合，蒙古、西藏，意亦如此，行动既一，决无歧趋，枢机成于中|央，斯经纬周于四至，是曰领土之统一。各省自治如此者什年乃至二十年后，再有异军苍头特起，乃是彻底的总革命。
为今之计，当重开南北议和之会，废督裁兵，还政于民，广修水利，扶助农工，普及义务教育，整顿财政，军队统一于国家。众志成诚，共御外辱，取消治外法权，收回租界，海关自主，行三皿煮义，建设统一、强大之新中国。”
张汉卿洋洋洒洒，欲以联省自治组成统一之中国，即为联邦制之滥扬。这是为了迎合诸路军阀：民国时期，势力弱的军阀为保存实力，即号称“保境安民”，势力大的军阀如皖系，即叫嚣着“武力统一”。而今奉系一派独大，各省均惴惴不安。若以各省自治为名，则均可保留实力，成一省之霸主。所以四川、两广、云贵、湖南、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山西均纷纷通电赞成。处在直系压力下的山东、河南亦极力支持。在第一次粤桂战争后的广东督军新秀陈炯明先行通电表明态度，赞赏联省自治，这让由上海南下广州，力主“北伐”的孙逸仙无可奈何。
其实张汉卿打心底不赞成联省自治。中国有两千多年的中|央集权王朝历史，《三国演义》第一页就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历来杰出的政治家，无不在国家分裂的局面下以武力打开局面，实行大一统，从而名垂史册。不是说中国人一定不能实行联邦制，只是千年以来惯性使然。两千年来的封建制度使中国人的帝王情结很难在短期内被克服，看一看辛亥革命后几年袁世凯还想着称帝、张勋还要复辟就知道了。
联邦制的优势当然也是极为明显的，但是在中国却非常行不得：一是缺少民意基础，缺乏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又是分裂的前兆；另一个是帝国主义势力的渗透，很容易扶持地方势力，成为新一代军阀及外国势力在中国的代理人。之所以清晰喊出这个口号，仅是为了在现阶段打倒直系时减轻来自其它地方的阻力而已。
非常不爽的是吴佩孚：联省自治，财政归于省，则省防军省管，中|央财政仅支持所正式编制军队。以河南、河北两省地方财政无力且想来也不愿供应直系6个师4个混成旅的庞大编制，则直系陷入两难境地。将军队交于中|央，则直系失去了角逐政坛的资本。皮之不存，毛将附焉？反对各省自治，则为越来越强烈的民意呼声所不容，于法理上也站不住脚。
只有奉系从中得利：张作霖以东三省强大的工农商矿业资源完成了财政的第一桶金，15省加入联省自治后其实已将军、政、财权牢牢握在手中，形成游离于中|央政|府之外的事实上的独立王国。经过5年的建设，东北的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大城市规模已不下于上海，史实上也因此奉系才有在第二次直奉大战后称霸苏、沪的能力。因此在北京政|府财政捉襟见肘时，奉系治下经济活动正进行的如火如荼。
至1921年底，奉系总财政收达到创纪录的57亿，是同期中|央财政（除奉系外总收入）的6倍。如此雄浑的经济实力让张作霖及其他的同僚们底气大增。他们知道，以这样的能力，入主北京统一中国已为时不远了。也趁此机会，奉系通过向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中国交通银行（后来又有中国农民银行）注入大量现银，取得绝对控制权，并平静地化解了这一次的财政危机，从而也将旧交通系排挤一边。
奉系经济已有成型的班底，旧交通系目前的用处已不大，底气也远逊于奉系，想在这场一边倒的较量中谋取话语权，这是缺少政治智慧的表现。从梁士诒、朱启钤担任天津投融资委员会副主任开始，旧交通系作为民国史上势力厚重的一方，已经渐渐淡出政治的视线。
亏得叶恭绰还想着借重自己的智谋东山再起。若非他在目前因为对中|央各银行的资本运作有较深的了解还能有点价值，他的交通大学校长的职务也保不住。
东北银行通过少量入股，即取得中|央银行的控股权；东北农业银行用它绝对的资本量取代了中国农民银行。奉系凭借庞大的经济能力大举挺进京、津各地，各个行业都被以奉系各行业公会（托拉斯的宣传与统战机构）的势力所挤占----单一的作坊式单元，怎么能和已经初步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的东北大型企业相抗衡？而且行业公会又擅长于力量的集合！
这就像在沙漠里行走多时突然遇到了泉水一样，庞大而有力的东北金融集团、工业集团潮水般迅速地湮没了众多星罗棋布的海岛般的实业，他们已经用新的高度审视华北这块热土。除了军事活动被严格限制外，京、津、热诸地的经济命脉，已经掌握在奉系手里。
经历了倒阁风波的靳云鹏也彻底倒向了张作霖。他顶着总统徐世昌的压力，将奉系要员刘尚清、潘复、孙烈臣召进了内阁，分别任财经、农工及极重要的陆军总长，使主要阁员均为奉系人马。
这还不算，以人民党为首的政治势力也借此机会开始向国会进发----老国会的议员们都是在奉系岷起之前当选的，许多人并不认同作为“衣食父母”的国家统一委员会，这让张汉卿非常不满，期待着通过一场选举改变现状。
他相信，只要经历一次国会改选，有15个省之多的奉系一定会在国会占有相当地位，并堂而皇之地控制政|府而不用使用各种阴谋策略，此之谓“阳谋”。因为他们常在香山开会，人称“香山会议派”，作为人民党党魁的张汉卿也成为民国第一个十年后中国北京政坛提到的最多的名字。
鉴于孙烈臣已经进入中枢，继续担任奉军关外总司令已经不合时宜，而且他的身体状况也是张汉卿一直担心的----不管怎么说，离他历史上1924年的大难时间已经不多了，虽然张汉卿已经替他安排了专职的保健医生且认为身体状况良好。经孙烈臣“推荐”，张作霖认可，军事委员会批准，郭松龄晋升为关外奉军总司令。
郭松龄取代孙烈臣进阶为奉军三大支柱之一（其二为吴俊升、张作相），是张汉卿系全面渗透并接管奉系的标志。
经过人民党的努力推动及宣扬，“国家统一”已成为民国北方一个非常响亮的口号。强有力的组织、宣传及动员能力使人民党在国人的意识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而杰出的军事、政治、经济能力，是奉系所提倡的“国家统一委员会”带给国人鲜活的希望的保证。
越来越多的人们相信，奉系统一中国已是板上钉钉，只是时间问题罢了。?
第535章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湘鄂一战，湘督赵恒惕损兵弃地。他也是个异人，其功过是非暂且不论，就其书法而言，在近现代历史名人中非常突出。
史上对他的评价是“传统功底深厚，师承有序，脉络清晰，中规中矩，尤其隶书，沉稳中有灵动，豪迈中含静寂”。正史上蒋经国七海“总统官邸”客厅，墙壁上挂的就是张大千的水墨画和赵恒惕所书对联。
军事上无能不代表政治上幼稚。民国初年他在湖南督军任上又是要制宪，又是搞湖南自治，说穿了，是为了拉民意之大旗作虎皮，不让外省军阀染指湖南，以求自固自保。
其实这个目的并不违反湖南人民的根本利益，比较南北各省的军队杀过来杀过去，徒有一个统一的名义，实际上生命财产朝不保夕，何如湖南人在自己这块土地上说了算数？所以尽管赵恒惕行皿煮之名、搞贿选之实，湖南人还是最终默许了他的作法。
客观地说，别管赵恒惕这个“自治、制宪”来得多么不正当，但他一旦戴上了这顶“自治”的帽子，确实对南北两方染指湖南的企图造成了很大的障碍。
正史上后来北边的吴佩孚占着岳阳，随时可以向南攻取长沙，那不过是灭此朝食的事，可他为什么不这样干呢？一方面是为了留下赵恒惕作与广东孙逸仙之间的缓冲，另一方面也无庸讳言，这个湖南省自治与赵的民选省长地位是吴佩孚不好绕过的法理障碍。
而南边的孙逸仙，一门心思要武力北伐统一全中国，可他也只能用拉拢的办法说服赵恒惕加入自己的阵营，而不好冒然向湖南动武。当赵恒惕不同意的时候，孙逸仙也只好绕道江西进行北伐。
战败了追究责任，他对这种情况不思已过，反说：“此战不特自治主义未克发挥，竟至丧师失地！”从这之后，别说联省自治了，就是湖南一省的所谓“湘人治湘”，也失去了确切实施的可能。赵恒惕原想以湖北为缓冲地带，使北洋系统不致轻易染指湖南，却没想到偷鸡不成反蚀把米，将人民军直接引进了自家大门，只能事事仰张汉卿的鼻息了。这次湘鄂之战，赵恒惕共花费了军费一百多万元，士兵死伤两万多人，湘北鄂南的人民遭受兵祸荼毒更难以数量计。而且，总是连着天灾，湖南连着两年遭受水旱灾害，各县饥民数百万流入长沙、衡阳等大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