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霖信心满满，他对王永江说：“我没读过书，知道肚子里没有墨水的害处，所以可不能让东北人没有上大学求深造的机会，岷源，一切事我都交给你了，开学越快越好。用钱告诉我，不管多少，我宁可少养五万陆军，但东北大学是非办不可。”
张汉卿却不满足于这一所大学。对他来说，东北难得的有充足的钱在手，用起来还不太心疼。现在比历史上有更多更好的条件，可以几所大学同时建设了，因为人才缺乏的状况开始明显了。
东北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吉林师范大学完全可以并行，特别是哈工大，一定要建设好了，那是中国工业发展的基地----因为中国的工业发展一定会看东北的。
成立东北各个大学本是中国自己的事情，可是日方得悉东北当局要自己办大学之讯，日本驻辽宁总领事竟公然向王永江提出“劝告”：“听说你们要办大学，那可不容易呀！又费钱，又没人。你们要读理工科，我们已有‘旅顺工科’；你们想学医，我们早有‘南满医科大学’；你们愿学文法科，也可以派留学生到帝国大学去上学，大日本政|府将予以优待，给予官费补助。你们何苦自不量力，自寻苦恼，而去自办大学呢？”
王永江当即将此谈话报告给张作霖。张作霖听后，十分气恼：“妈拉个巴子，他们越是反对咱老张办大学，咱们就是非办不可。得快办，要办好，快出人才。”
时不我待，百废待兴的东北亟需各种人才。虽然日理万机，张汉卿还是强烈建议东北大学早建、大建，再说学校的兴建不是一日之功，等到逐渐有了规模时，东北的经济届时应该可以满足需要。
于是1920年12月26日，东北大学正式成立，校舍暂用位于省城大南关的高校和文专两校旧校舍。后于北陵购置500亩地，开始动工兴建新校舍。购地款除外，东北大学的基建费用即达奉洋1200万元。一年后，新校舍建成，其规模宏大，功能齐全，在国内亦是首屈一指。
除兴建校舍外，辽宁省长公署还在北陵西南长宁寺附近划拨官地500亩，拨款880万元，兴办大学工厂。这种大学设附属工厂，既顾及学生实习，又承接外来机械生意，修理铁路机车、客车及机件零活。这种保障经费来源的在大学附设工厂的模式，也是当时国内其它大学所没有的。
东北大学另有植物园地100亩。这样，整个校园面积达900亩，是当时国内最大的校园。可见张作霖的建校计划，是相当宏伟壮观的。
东北大学常年经费在各大学之中也是首屈一指。北京大学当时的常年经费是90万银元，南开大学40万，清华大学虽有庚子赔款补贴也只有120万。辽宁省财政向东北大学的投资巨大，经费计划第一年160万，以后逐年递增，人均为奉洋800元。
东北大学开课后，在聘请师资上存在一些问题：有些外省学者不了解奉省财政状况，惟恐来东北大学教书，月薪用奉票发给，一旦奉票贬值，必至影响收入，因此不愿应聘。了解此情况，张作霖当即做出决定：“凡大学教授等薪金，一律用银元发给，并不许拖欠！”
为吸引一流学者来此任教，东北大学所设定的薪金和待遇相当优厚，甚至高于国内的几所知名大学。以教授为例，北大、清华教授月薪300元，南开240元，东北大学则为360元，后期章士钊等人竟高达800元。东北大学还为教授们盖新村、建别墅，安排宽敞舒适的住宅。教授们回北京探亲，还予以报销往返路费。这与当时国内战争情况下，各校教授欠薪、减薪为常事形成鲜明对比。
有了梧桐树，不怕引不来金凤凰。东北大学的这些优厚待遇，引来了当时许多的知名教授前来任教。后来据东北大学1928年的统计，在其128名职教员中，留学归来的有77人，其中11个博士、37个硕士、29个学士。
而且他们当中大部分留学美国，毕业于美国的一些着名的大学，如：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
其余教授即使没出国“镀过金”，也是毕业于国内一些知名的高等学府，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等等。其教授阵容之盛，远非其它大学可比。
东北大学的教学设备在当时国内也数一流。东北大学的实验仪器和机械，诸如物理和化学仪器、工学机械、动植物标本、图书、工厂设备，几乎无一不备。而且大都购自国外，比较先进，这在国内名校中也不多见。据1926年的统计，学校藏书共册，各类仪器标本共件，以及价值达万元的机械设备，为学生阅览、实验和实习提供了优越的条件。
至20年代末，东北大学已是国内学生最多的大学，教授300人，学生3000人，而当时北京大学也只有学生2000人。
最初，有不少日本人不相信张作霖会把东北大学办好。可是，日本学者新岛淳良在参观东北大学之后，也不得不说：东北大学的实验设备是第一流的，教授薪金也比国立大学高许多，其教育水准“远高于日本在满洲开办的高等教育院校”。
若是日本人留心一下同时动工的哈尔滨工业大学便会发现，除一部分科系如人文类、经济类、医学等少于东北大学外，远在黑省腹地的哈工大对于工科教育的投资，甚至超过东北大学。这里的机械工程系、电子工程系、矿务系、土木系在全亚洲都是第一流的。
对张汉卿的抱负而言，如果说对东北大学的期望是成为国内一流综合大学，那么哈工大的要求则是敢于媲美麻省理工的世界超一流的工科学府。
当然，哈工大也不负少帅重望，用十年时间真正成为“中华民工的摇篮”，也使中国国防事业真正进入现代。?
第466章 陕西争夺战
奉系在北方的形势渐渐平稳之际，地处西北腹地的陕西此时却各方势力云集，直、奉两系均欲以此为双方实际势力范围划分界限。
长期以来，驻扎在陕西的主要兵马有：靖、以奉系许兰洲为首的援陕总司令部、以皖系督军陈树藩为首的陕西护和以省长刘镇华为首的河南镇嵩军。
在这几股势力中，靖力量虽然谈不上最强，却是很有来头。还在1917年9月，孙逸仙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就任海陆军大元帅时，发动了讨伐段祺瑞的护法战争。渭北的曹世英、高峻，西安的耿直，响应孙逸仙纷纷起义，举起了倒陈伐段的旗帜。之后，胡景翼、曹世英也赶到三原，两军会师，成立了陕西靖。
靖以凌厉的攻势摧毁了陈军在西安西郊的防线，从西、南两面包围了西安。在靖东西两路大军的夹攻下，陈树藩惊慌失措，一面向北洋政|府告急，要求增援；另一方面以省长相许，向豫西的刘镇华求救。
刘镇华本来就是个鼠首两端的野心家，对自己盘踞于豫西一隅早就不满。陈树藩的求援，是肉饱子打狗，正好合了刘镇华的野心。于是，刘镇华亲率5000人马，号称“河南镇嵩军”，开进潼关。刘镇华的入关，对靖十分不利，但是刘镇华也从此留在陕西不走。
胡景翼审时度势，下令靖从西安撤军。西路军退回三原、泾阳、富平，以泾河为防线。东路军回到渭北原先驻地休整。
靖作战虽勇敢，但缺乏统一的指挥，这是军家的大忌。胡景翼、曹世英、刘允丞等商议，决定请在上海的于右仁先生回陕主军。1918年8月，于右仁从上海回到渭北，担任了陕西靖总司令，从北京回来的张钫担任了副总司令，全军实行了统一的编制。设靖总司令部于三原，以驱逐皖系督军陈树藩。
四分五裂的靖，从此有了统一的指挥，但靖仍处在陈树藩的包围之中，处境仍然十分危险。胡景翼决定向陈军包围薄弱的东部发展。
胡景翼去渭南固市找故友姜宏模，姜宏模建议其和陈树藩和谈，胡景翼接受了姜宏模的建议。但出人意料的是，陈树藩根本没有和谈的诚意。借和谈之机，将胡景翼劫持回西安，拘禁起来。
当年11月，北京政|府以奉系师长许兰洲为援陕总司令，指挥甘军、川军、晋军等入陕“围剿”陕西靖。张作霖当时羽翼还未丰满，自然以段祺瑞政|府惟命是从。奉军装备精良、训练有素，许兰洲部大将李景林部善以敢打快冲的本色，三战三捷。
郭坚和云南靖第八军叶荃部合力抵御许兰洲于武功、扶风之间的杏林镇，相持两个多月后，败而退守凤翔；又被围困数月，交通阻隔，城内弹尽粮绝，军民交困。
郭坚以血战连年，强将多殒，力竭势蹙，乃与张钫、樊钟秀会商，决定“联许倒陈”，与许兰洲局部议和，靖一、二路军接受改编为援陕军第10旅，许兰洲遂获得渭河以北各地大片地域，被中|央政|府委以陕北镇守使之职。此后靖余部退往陕北边区。
直皖战争爆发后，敌我阵营再次划分。因原陕督陈树藩抗不交权，按直、奉双方协议，许兰洲率部南下渭河，与皖系督军陈树藩部战于咸阳，并逐渐占领宝鸡、汉中诸地。靖经过休整后，整军复出，恢复陕北以东地面。
9月，阎相文奉命以驻河南南阳的冯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为主力进攻临潼直趋西安，以驻湖北的吴新田的第七师从武关、紫荆关入陕，侧击西安；自己则亲率第二十师随冯玉祥的先遣部队西进，准备武力接收。
陈树藩得知阎军西进消息后，一方面向曹锟、吴佩孚表示愿意放弃陕督地位，另一方面却积极调兵遣将，欲同直军决战，维持皖系在陕西的统治。为了改变不利局面，他决定以释放胡景翼为条件，和靖讲和。
就这样，胡景翼结束了近三年的囚禁生活，回到了渭北，担任了陕西靖总指挥。时任陕西省省长的刘镇华，左右逢迎，两面讨好，实际上却暗中支持直军，拆了陈树藩的台；多年坚持反陈斗争、已占领渭北广大地区的奉军属陕西靖一部，客观上也给阎军入陕驱陈的军事行动帮了忙。
陈树藩的军队迅速瓦解，陈本人于9月15日带领少数卫士逃出西安。9月17日，冯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吴新田的第七师和阎相文的第二十师会师西安，阎相文不等中|央任命，当即就任陕西督军。
刘镇华由于出卖陈树藩和帮助阎相文有功，由皖系转为直系，保住了省长职位。
战后直、奉矛盾也体现在陕西。在分配地盘上，阎相文坚持按战前所约定的以渭河为界，这样奉军须退出已实际占领之渭河以南宝鸡半边、汉中市、西安东北角及渭南以南小部。
当然张汉卿不会让出这块到手肥肉，他派人通知许兰洲：“在实际占有地域绝不可出让半分，陕西划分一切事宜，均由奉军总部作正式统筹安排”。
直系大佬曹锟因为张汉卿以两个总长的代价换取其对陕西的纵容，对奉系的“捞过界”的行为持默认态度。
此时陕西驻军各方驻军已多达10万余人，粮草军需都要地方供给，陕西人民不堪重负，怨声载道。
阎相文自登上督军宝座，因为政令不出三地（直系仅实际占有渭南西安、商洛、安康三地），非常不满。他根据冯玉祥建议，准备从政治上和军事上威胁或引诱等手段分化陕西靖，加上郭治军不严，部下掠民等胡作非为之事时有发生，为阎相文镇压提供了口实。
10月13日，冯玉祥按阎的手谕，在西安西关军官学校宴请郭坚。郭带少数随从前往赴宴，当场被抓捕后枪杀。
这急功近利的鲁莽做法，激起了靖将士的愤怒和不满。
正虎视眈眈的张汉卿立刻觉得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不但在政治上完全有理由压制皖系的兵马，在军事上扶持陷入分崩离析的靖对奉系名正言顺的成为“铁三角”之一极也是有好处的。他授意许兰洲发表声明，强烈谴责阎的行径。
张作霖对此也表示“非常震惊”，严电命令吴佩孚彻查阎相文，并措辞严厉地要求中|央不承认阎的督军职务，并电示直系首领曹锟，要求直军完全退出陕西。
同日，张汉卿电称将郭坚所遗第10旅与“援陕军”的一个旅合并为西北人民军第5师，兼由许兰洲节制。同时命令韩麟春调西北人民军骑兵第4师迅即出动，陈兵于汉中、宝鸡要地，宋九龄第2师兵出兵宁夏盐池，接管陕北地界。
这一动作使容合了直、皖、奉诸系及晋、豫等地军队的陕西局势更加动荡不安。
因目前直系尚无实力全面对抗奉系，阎相文受到吴佩孚的严厉斥责，以后整天吸食大烟，懒于军政事务，凡事多委托冯玉祥代办，时人有“冯焕章包办了阎焕章”的说法（冯玉祥、阎相文均字焕章）。加上直军内部矛盾日益激化，阎穷于应付，于同年10月22日吞服鸦片，自杀于陕西督军行署。
陕西东部与山西以黄河为界，南接的湖北，东临的河南京汉铁路均为直系大后方，战略地位十分险要。吴佩孚有心回护，无力回天，只得匆忙发表委任冯玉祥升任第11师师长，以接替阎相文的地位并试图以抗衡奉军在西北的扩张。
张作霖不甘示弱，以倒阁相威胁，示意靳云鹏发表任命张汉卿为陕甘巡阅使的通告。直系方面曹锟和他的弟弟、直隶省长曹锐，都不想把事态扩大。曹锟一再约束吴佩孚切勿感情用事，以免造成严重后果。曹锟派直军第二十三师师长、辽宁人王承斌三次到沈阳打老乡牌表示善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