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汉卿拿出了杀手锏：“陈处长、林处长已经和我详谈了这件事，不单要培养作战军官，还有技术军官、我已经征得巡阅使的同意，先拿出两百万元在哈尔滨筹建一所海军工程学校，专门为海军培养各种人才。等到条件成熟了，我会在合适的时候在合适的地点建立一所专门的舰艇指挥学校，还有专门的训练舰。那时候，有训练有素的人员，有能够生产我们所需的各种武器设备的技工，我们的海军一定会有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
作为军人，没有人不喜欢力量的壮大。张汉卿的前瞻和庞大的支持力度，很快就驱散了因为司令易位导致的动荡，每个人都沉浸在升官和对远景的乐观中。
在张汉卿认为，东北新政的摊子已经铺得很大了，但各行业都是各自为政，补的是积年留下来的欠账。经过几年的发展，张汉卿觉得有能力进行一些深入了。复杂的，费时费力，简单的，又形成不了拳头作用，倒是建造一些内河军舰和运输船只是个好主意。
虽然海军投入很多，但是一旦它有效运转起来，是完全可以实现军转民的。像造军舰，远比造民用船只复杂的多。在军用、民用船舶基本上都是靠买的中国，如果东北率先实现造船业的突破，对于提升奉系的影响力、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是有相当好处的，毕竟在铁路、公路交通处于起步不久的这个年代，水运是重要的补充，而且所费极少、性价比最高。
不同于海防军舰，它的装甲需要特别处理，这点东北工业能力做不到。内河军舰，没有特别强大的对手，像日本人的军舰虽然厉害，但它没有办法溯阿穆尔江往上，到庙街就走不动了。所以不需要有多少讲究，只要吨位够大、够快、能够装备一些稍强的火力即可。
就像“利绥”号这样的浅水炮舰，标准排水量70吨，两座燃煤锅炉300匹马力，最高航速3节，乘员45人，装备二门57炮，机枪三挺。论综合实力，它大致相当于或大于目前奉军一个陆军加强连的实力。这样的炮舰如果多造，相当于内河跑满了机动的一个个陆军连，对于安定东北腹地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奉军也能腾出手来专心做陆军该做的事。
奉系强硬夺权的压力开始发酵，吉黑江防舰队协同陆军封锁了全部东北中俄边境，张作霖一再表明不允许挑战他的权威的决心，让日本政|府大为吃惊，感觉踢到了钢板。
而后在5月日，美使向中国外交部质问日军在中东路满洲里检查旅客，在客观上表达了美国对此事件的关注。关东军司令立花小一郎觉得不能再相持下去了，他指示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荗做出让步，以平息此次事件。
在张作霖的强烈要求下，日方保证维持旧有局面，撤出海拉尔与哈尔滨的驻兵，局势缓和。但是在日本固有之南满铁路沿线，日军持续增兵。但不管怎样，以张汉卿为首的人民党和东北政|府毕竟代表孱弱的中国发出了响亮的吼声，震动全国，也使国外观察家们再一次将焦点投放到年轻的少帅身上。
继4月6日远东共和国成立，5月日驻海参崴日军司令大井宣言，日对西伯利亚无领土野心，亦不袒助俄国任何党派，捷克军撤退后，须在远东设立一皿煮政|府，日军方能撤退。
5月6日，远东共和国宣言要求苏俄红军停止东进，外国政|府勿援赤塔旧党，撤退外国远征军，立即与协约国订立邦交。
张汉卿密切关注着这一进程，并通电欢迎远东共和国的成立，期待着远东局势稳定。
第407章 大正不正
历史仍然按照它前进的方向前行，只是中国的变化出乎日本人的意料罢了。
相比较中国领导人，无论老一代的张作霖和已经跃为后起之秀、接班人势态明显及毫无悬念且年轻有为的张汉卿，许多日本高层在为他们的主子叹息，因为现在名义上统治日本的是行事有些不太正的“大正”天皇。
1868年，长州、萨摩、肥前、土佐四藩联手打垮德川幕府，高举“王政复古”的大旗，拥立明治天皇开启了明治维新的时代。日本变成了君主立宪的国家，天皇成为国家宪法确认的“最高元首”。那么天皇实际上空间拥有多大的权力？日本社会究竟谁是真正的主导力量呢？
应该说，同样的制度，同样的法律，不同的天皇拥有不同程度的权力！权力从来不是法律能够完全赋予的，也不是制度足以彻底保证的，权力乃是各方利益激烈博弈的结果。
四藩夺权以来，逐渐形成了“明治寡头”的政治权力核心，其代表人物主就是“明治九元老”。在他们背后乃是军阀势力和财阀势力的双重支持。他们将天皇高高地供奉成神，然后“借用”天皇的名义，对国家的大政方针实施影响。天皇的意志，必须也只有通过他们才能够得到执行。
明治天皇以其独特的个人魅力和政治权谋，将自己的皇权意志与“明治寡头”的利益进行了有效整合，从而获得了各方的拥戴，皇权得以巩固，天皇的市场权威得以彰显。
然而，当明治天皇去世，他的儿子大正天皇即位之后，情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大正天皇自幼骄横傲慢，性格暴躁，容易激动，一不高兴就用马鞭抽动打他的待从。他也是个西方崇拜者，留着德皇威廉式的牛角胡子，上面还涂满凡士林；他的穿戴看起来活像一个德国骑兵，经常骑着高头大马在宫中横冲直撞。如果说这是他个人的弱点还能说得过去，但他是天皇啊，是日本国高高在上的神！一举一动会影响到国格与国策！
他既无明治的个人魅力，更缺乏明治的政治权谋，老化、政绩、威望都远逊于乃父。俗话说，一个人的才所比脾气大时，人们通常可以容忍，但若脾气比才气还大，往往会招致反弹。一句话，大正属于典型的弱势天皇。
大正的毛病正在于此，而他的悲剧是对此毫无知觉。
在中国的辛亥革命前后，西园寺公望第二次组成内阁，大正的皇权意识强烈到各方都明显反感的程度，而他并不具备韬光养晦的权力谋略，更没有借力打力的政治手腕。他的自我感觉是超级牛人，一个被神和宪法双重护佑的牛人，牛到一声令下，各方会立刻无条件服从的程度。
大正时代开始时，政治上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调和军部推行的急剧增加军备与严重的财政困难的矛盾。经过日俄战争，日本将朝鲜和中国东北南部划为自己的势力范围，这使军备的需求急速膨胀。于是，大正一上台就着手扩充军队，强化国防，包括增加陆军和海军的人数和装备，准备在天疆辟土和军事征服上能够青出于蓝，赶上甚至超过其父明治天皇。其心气之高，决心之坚定，根本忽视了他的权力基础并不足以支撑他的雄心壮志。
元老们首先就不买账。西园寺公望就是明显的反对派，而他的背后就是大银行家与产业资本家的势力。
明治天皇时代，天皇与财准备们共同在海外开发垄断和殖民，并从中分得一份红利。依靠天皇的支持，财阀控制了日本银行、重工业、运输、贸易等支柱产业，作为回报，财阀对天皇忠心耿耿，根据天皇的长远国策来调整工业和商业计划，成为名副其实的“政商”。到明治时代结束时，皇家积累的财产由明治掌权时的区区几万美金增加到4000万美金。
在这一布局中，三井财阀的表现最为出色。1922年曾这样描述三井：西方文明中从来没有这样的组织，只从事金融业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和三井财阀比起来就非常一般了。三井是富有的财阀，控制了矿山、银行、铁路、航运、工厂和贸易公司。“像三井一样富有”对日本人来说意味着无穷的财富，就像美国人梦想“像洛克菲勒一样富有”一样。
大财阀不仅控制着国家的经济命脉，而且勾结元老、官僚、军阀，操纵政|党，左右政权。当时日本的几大政|党后面都立着各自的“财神爷”。政友会的元老井上馨，被人称为“三井的大掌柜”，核心人物山本条太郎和森恪与三井财阀有密切的联系，而改进党总裁大隈重信和宪政|党总裁加藤高明与三菱财阀关系密切，后者成了三鞭他妈人岩崎的女婿。这些人从19世纪末开始，一直是日本最活跃的政治人物，成为财阀的代理人，为财阀的利益服务。
随着大正天皇时代的开始，财阀们壮大到把持国家经济命脉的财阀，他们也像西方国家的大银行家一样，越来越以自己的利益为重，企图凌驾于天皇之上。他们频频插手帝国的政策。当年大正实施以“完善国防”为核心的帝国纲领，对军队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充实，以西园寺公望为首的代表财阀利益的元老们，便以全国仍在为平衡日俄战争留下的财政赤字而节衣缩食为理由，屡次否决了天皇精心构思的扩军方案。
西园寺公望仗着自己的政友会在议会占绝大多数，其内阁政策和天皇的意志截然不同。他努力削减日本因日俄战争而背上的15亿日元的庞大债务，坚决控制财政预算，结果与大正天皇僵持不下。
扩军备战的政策当然符合军方的利益，于是大正与军方结盟。为了迫使西园寺公望让步，1912年12月，西园寺公望内阁的陆军大臣辞职，从而导致西园寺公望内阁解散。
陆军大臣辞职何以会导致内阁登台呢？原来，日本的法律规定，在内阁中，陆军和海军大臣必须是现役军人，如果双方中有一方决心不配合首相，可以拒绝派出代表加信内阁，从而使内阁无法存在。
西园寺公望内阁倒台后，大正授意军阀巨头、陆军的桂太郎组阁。西园寺公望立刻还以颜色、团结所有的文官拒绝担任大臣职位，结果内阁破产。最后，大正不得不运用宪法所允许的最高权力，硬把桂太郎推上了首相宝座。
大正的这一手段相当生硬，直接将自己送到了暴风雨的中心，完全失去了天皇应的回旋余地。
果然，大正天皇的做法，在议会中掀起了一场抗议风波。议员们表面上指责桂太郎是“躲在龙袖后面的家伙”，其实是在抱怨天皇滥用皇权。大正天皇大怒，直接下诏命令议会休会3天，好好反省。可西园寺公唐县这些民权政治家们“被惯坏了”，复会后仍然公开批评内阁。这样的事在明治年代只需天皇皱着眉头打一个嗝，就可以平息，现在天皇亲自下了诏书居然还搞不定！
怒气冲天的大正天皇召见西园寺公望，命令他回去统一思想，停止抗旨。西园寺公望回去昭本宣科地传达了圣意。议会又讨论了两天，居然还是否决了天皇的提案！
这下全日本都傻了！在日本历史上，天皇的旨意从来没有被否定得这样毫不留情！西园寺公望脸上也挂不住了，他毕竟是皇室宗亲，理应站在天皇一边，否则天下人将会如何看待背叛天皇的他呢？于是，西园寺公望辞掉了政友会总裁一职。但是他坚持天皇是人不是神、皇权必须被宪法节制的思想并没有任何改变。
桂太朗的上台，引起了普遍的抗议风潮，东京爆发第一次护宪运动。立宪国民党和立宪政友会提出“打倒阀族，维护宪政”的口号，这一运动的幕后支持者是企图从军阀、官僚手中夺取政权的产业资本家和银行家。买卖人首先关注的是投资回报率，赔本的买卖没有人愿意埋单。军备过度扩张，军事冒险万一失败，投入巨额金钱的投资人岂不是血本无归吗？赔本的买卖可没人会做。
1913年，反对党提出弹劾内阁案，迫使国会休会。愤怒的民众包围国会，袭击警察局、派出所，动荡波及大阪、神户等大城市，东京、大阪等地发生反对内阁的示威和骚乱，这就是日本历史上的第一次“宪政风波”。
大正天皇立刻处于极端孤立的尴尬境地，除了从扩军政策中直接获益的以长州藩为核心的陆军还站在天皇一侧，其余各种势力纷纷站在了西园寺公望的一边。
形势恶化，大正天皇出面干涉，表达了希望维持政局稳定的意愿，桂太郎内阁因此下台，西园寺公望等元老向大正力荐了超党派的首相来。此时的大正天皇心力交瘁，威严尽失，冲动之下，甚至威胁要退位，尽显其性格中脆弱的一面。
最后，闹情绪也好，威胁退位也罢，大正天皇不得不在国家政策和人事安排上，做出了一系列安排和让步：撤销扩充军队计划的大部分内容；暂时放弃武力征服南洋的计划；万一爆发世界大战，日本和控制太平洋地区的英法美同步；天皇年龄最大的顾问由一名平民出身的官员取代；裕仁皇太子离开皇家子弟的特别学校，到一所斯巴达式的学校里接受教育。
此役，资产阶级皿煮运动战胜保守势力，史称“大正政变”。它在给中国的影响是，掌握权力的财阀们认为日本现阶段还没有做好与中国全面一战的准备，也不愿意出让好不容易到手的权力给军方----一旦全面大战，军方势力必然大涨。
这是中国的机会。
第408章 台前幕后
远在年初，段祺瑞即已预感到直系的不臣之心。他对防止直系北上想尽了办法，却终于没能得逞。新年之始，即谋划以皖系人物吴光新取代河南督军赵倜，以阻断吴佩孚北归之路。后者倾向于奉系，却一直反对皖系对日纵容。但是总统徐世昌恐酿成巨变，不允发表。时靳云鹏为获得直系支持，也表示反对，因此不见谅于段祺瑞，差点辞职。
3月7日，驻湘南之直军第3师师长吴佩孚不顾北京政|府连电阻止，要求撤防北上。3月18日，吴佩孚麾下混成旅旅长王承斌、萧耀南、阎相文等开始撤防北上，广州军政|府续付毫洋三十万元作为开拔费。作为反对，北京附近驻军皖系的师长曲同丰、陈文运、魏宗瀚、李进才、刘询等通电，谓营房不足，拒直军移驻。
这个时候，曹锟还只是试探，见到皖系针锋相对地直接打回来，也不敢过于紧逼，只是双方都知道，更大规模的战争即将开幕，这是不可调和的。
“五四运动”使得段祺瑞政|府及皖系所控制的“安福国会”声名狼藉，在国民中的威信逐渐丧失。看着张汉卿的“安西军”在西北取得的成绩，曹锟与吴佩孚眼热起来。两人见时局如此，认为有机可乘，便派人出关积极游说张作霖，以求达成直系与奉系南北夹攻皖系之势。
此时奉军已完成10个师的整编，正是兵精粮足人才济济之时。兴安、热河、察哈尔、蒙古四地的稳固及“西北军”的成就，使东北联省自治政|府的声望达到新的高峰，也使得奉系高层的眼光再一次转向了关内。
但对直系抛过来的橄榄枝，张作霖权衡利弊，始终不能决断：一边是入关获取好处的诱惑，一边是得罪皖系背后的支持者日本人。他虽然在骨子里是个十分爱国的军阀，但是此时此地，以他的力量和地位，不能不顾忌到日本人的影响力。他一生中的重要盟友吴俊升也不愿意出关，吴坚持“奉系闭关自守以待来日，辽东虽小足以为王”，目前以静观局势、藏拙养晦为要务。
张汉卿与孙烈臣是出关的支持者，孙烈臣认为皖系主力尽被分散在各地，易于击破。奉军出关阻力甚小，挟安定蒙古之威及在国人中的影响力，在直皖反目中或可乘机入主也未可知。而张汉卿则知道史上直皖战争的速胜，当然力主出兵，以不让直系在北洋政|府中坐大。他认为日本人由于对英、美的忌惮，与国内经济实力的不足，加上政治气候的影响，且有远东干涉军的负担，尚无能力给予规模的干涉，只会象征性地表示反对，因而不足惧。
张作霖已习惯于张汉卿的进言，他欣然应允，在4月以王乃斌为全权代表，商讨与直系结成反段联盟的条件。张汉卿给出的条件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