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新政之初，财政紧迫的状况非常明显。东北虽有大量的土地，但是却缺乏必要的人口来开垦。此时农业耕作还处在近乎原始的肩挑手扛（这种状况在正史上的60年后改革开放好久时仍然在中国遍地出现），短期内个人也没有能力开垦如此之多的土地。生产力的低下束缚着农业的发展，而农业正是张汉卿赖以为工业输送营养的基本要素。
搞工业，需要钱，钱开始只能从作为第一产业的农业中来；农业要想大发展，生产效率要提升，需要机器等工业的成果，仿佛陷入一个死循环。张汉卿不是搞经济的专家，但是经济学的理论他明白，这一点甚至要比东北许多财经界的高手们还懂得多。
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钱最终还是得从农业中来。
其实东北在全国来讲并不算穷，这里有“捏把黑土冒油花，插双筷子也发芽”的黑土地，有丰富的水利资源，地表江河纵横，地下水量可观，大气降水充盈，极为适宜农业发展。工业上，因为日、俄先后侵入，并将这里作为其原料的采集地，带动了采矿业、炼铁业及相关产业的出现，相比较而言，在工业方面，除得赖于沿海的地理优势的天津、上海、广州、青岛等城市外，当时全国还没有比东北工业更“出色”的----虽然东北也只有算是原始的手工作坊式的工业。
根据为解决地多人少的状况而制定的《东北移民法案》，政|府为从关内和朝鲜边民的进入大开绿灯。由于关内连年内战，以及听闻东北有地可种的吸引，赤贫的中国人口从华北大量涌向关外。京奉线上，闯关东的优惠政策继续执行，在京津水灾开始后的一年时间里，就有一百多万赤贫人口移民东北，其后以月入十万人的速度增加，到1919年1月，全东北人口（仅关外三省）为2622万，到年底猛增到2783万人，1920年底更达到3097万人，此一趋势明显加快。
感谢上帝！张汉卿虽然不是忠诚的基督教徒，却忍不住对风调雨顺的气候大加感激，因为1918年又是个丰收年。随着又一个丰收年，东北联省自治政|府所据的东北三省年产大豆200万吨，小麦160万吨，稻子56万吨，小米80万吨，高粱640万吨，玉米400万吨，杂粮豆类（大豆除外）48万吨，棉花24万吨，烟草13万吨。存栏牲畜包括马320万匹，牛240万头，羊2400万头，猪3200万头。全地区年产粮食约1600万吨左右。政|府统计局的信息显示，截止12月底，全地区可耕地面积为4000万顷（40亿亩），其中已耕地1250万倾。森林面积为1亿7000万顷。东北已是不亚于江南的“北方粮仓”（历史以来本就如此）。
农民丰收了，有一定经济地位的老地主们也富了，可是国家除了收取可怜的一小部分农业税外，好像完全与此不相干。之前政|府的种种努力，有种与他人作嫁衣裳的感觉。
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行！张汉卿要想方设法从农业中取得不斐的利润，不然国弱民富，他自己的多方努力，只是把东北养肥了而已，难道对于肥猪屠户就不杀了？错！肥猪是屠夫的最爱！
可是税收不能提高了：一方面这是新民土改精神的延续，朝令夕改是拿改革当儿戏，徒引起人民对政|府的不满和不信任；另一方面，为了吸引更多人进入东北，加入东北农业改革的浪潮中来，减税政策还要持续进行。
钱还是要从农民手中来。因为东北自治政|府，千百年来从未有过好日子的东北农民们，破天荒地第一次把丰收的成果据为己有，国家说的不干涉余粮还真的做到了。这一点，让农民们对政|府的信任空前，对政|府的各项法令法规和要求积极贯彻并相当相信。在这种情况下，为最大化募集经济建设的资金，东北国债，也称国库券，闪亮登场。与它一齐登上历史舞台的，还有粮票。
到底是先有国库券还是先有粮票？谁也说不清楚。到底是国库券的存在刺激了粮票的发行、还是粮票的存在刺激了老百姓对于国库券的认可，谁也说不清楚。唯一可以说清楚的，是这两个票、券的发行，都是少帅鼓捣出来的。
钱流通了才能变成资本，而老百姓的资本，就是手中的粮食。东北穷是穷，可是如果把老百姓手中的粮食变换成资本流通起来，那也是一笔不菲的金额，足够支撑起东北经济的原始积累。东北的地主、商人们可不穷，即使东北的人民穷，也架不住人多不是？不从他们手里刨点食出来，对不住穿越以来的各种优势。
历来资本的原始积累都带着血和泪，英国的圈地运动、16世纪的奴隶贸易都如此。东北国债粮票的发行，参考着这一原则，但又有很人性化的补充。
这被东北财经界誉为天才般的杰作的两样东西，让张汉卿起初背负了吸血鬼的坏名声。但等到政|府如期兑现承诺，又被赞扬为切切实实地为老百姓做了件大好事。所以说，很多事情，要走着瞧，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没错的。
农民的产出包括两部分：公粮和余粮，张汉卿着眼点是占比较大的余粮，他的思路是把这部分余粮拿出来、政|府用少付或不付钱的方式使用一段时间。
做这个事，开始是有点血腥，这个是阵痛阶段的必须。为了让老百姓把余粮“主动”交出来，政|府做了充分宣传：除留够口粮和来年的种子，所有农户、商贩，只要家里藏有粮食超过一定额定，均视为屯积粮食，一经发现即予没收，数量巨大者按扰乱经济罪予以重处。
当然，为了减轻老百姓对政|府的埋怨，工作组和宣传组也宣布，强制期限为三年。非常时期，国民要非常配合才对。
第350章 暗渡陈仓
粮多的老百姓自然选择另一条路，即出售余粮。
但粮食是重要物资，得由政|府统一收购，黑市交易是违法的。农业税收已经按市面粮价来征，总不至于让你在黑市上卖粮赚钱，没有这个道理！
这样老百姓把粮食按统购价卖给政|府，政|府再统一对外交易赚差价，这项工作就由商界不死的小强黄献廷来负责。他被任命为东北粮食总局的局长，开始用他所擅长的经营之道，为好女婿张汉卿的挣钱大计出大力。对做这行轻车熟路的黄奉廷来说，有机会集中了全东北的粮食在手，是半生没有碰到的大考验，不过他喜欢，这也是黄家东山再起的标志事件。
无所不至的人民党基层，通过扑天盖地的宣传，给了黄奉廷收粮工作以大力的支持，也让他有了信心。人民党组织了大批“政策演讲团、工作组”，把政|府的政策向乡村一级传达。
平价收粮、高价出售，看起来似乎是一本万利。毕竟去掉消耗、交通及保管费用和经办人员的薪资，剩下的差价都是净赚。但是张汉卿并不满足，他连现付都不想支出----政|府太缺钱了。
所以他要求收购粮款不直接现付，而是由老百姓选择国库券或粮票。
国库券上标注本金，按一年、两年或三年，分别约定一定的利息，到期后政|府将以付现的广式全额支付本息，兑现地点在各乡之财政所。当然，为吸引存储，时间越长，利息会越高。像一年期国库券利息为3，两年为7，三年为12。
相当于把粮食存了定期。
这利息会不会高了？张汉卿笑意盈盈：“没关系，在开始，不会有多少人要这个东西，他们肯定都是去换无利的粮票的。粮票，才是我们的重头戏！”
老百姓是最精明的。国库券的利息再高，一时半刻之间不能兑现也只能是“白条”，要是需要用到钱怎么办？还是粮票最好了。这是中国农民千百年来储粮备荒的习惯，怎能轻易改掉？
相比较国库券强制的性质，粮票的出现就人性化多了，对政|府的压力也小些。这是因为，国库券是要还本息的，而粮票则不然。
它的设计之初，就是配合国库券给人们信心的。由于都是政|府发行的，人们自然开始会将信将疑。当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把一部分粮食换成粮票后，然后一定有人再把它兑成现粮。
一者手中没有现粮了，符合政|府的“不准屯积粮食”的法令，二者如果真的能够兑换自由，只要政|府信誉好，还是方便及时的粮票比国库券相对安全得多，尽管国库券有什么利息。
这才是张汉卿的本意：他宁可人们使用粮票，而不愿意人们使用国库券，如果可以选择的话。
因为，就是因为粮票没有利息，在未来可以让政|府省一笔。
粮票同样是政|府发行按一定面额（面额为十斤、五十斤、一百斤）发行的纸钞，不过与国库券不同的是，在换取粮票的同时可以搭配一定比例的现金以供其日常使用，通常是九比一。
这是张汉卿的创举，这其实相当于把粮食存银行了，不过连利息都没有！但好处是百姓们不需要为粮食的储存发愁，而且兑现方便，所有乡镇之粮管所都可以随时凭票领粮。
不会出现市面上粮票都被兑现成粮食的机会，只要严格控制家庭存粮。
出于对未来粮食收成的不信任，也是对于粮食的热爱，大多数的农民一开始选择了能够随时兑现现粮的粮票。这样正好，政|府还省得使用为数不多的大洋呢。
千百年来，农民起义没有一次是真正成功的，原因，社会学家、历史学家们已经给出了很中肯的结论：农民意识的狭隘性和政治上的短视，说得好听点叫小农意识，这也是农民不能成为革命领导者的原因。
眼前利益为重、放不开手脚、过得去就好。
不用担心届时粮票兑不出现粮----因为耕地不断扩大的原因，政|府在下一年度向耕种者征收的 “地租”即税收也会更多，而且老百姓余粮公“存”的数额也会更大。粮食虽然是必须品，但只要政|府信誉良好，能够随时凭票换得粮食，没人愿意冒着犯法的风险非要把票变现。由于粮票的可及时兑换性（其实也兑不了多少，政|府对余粮的管控是很严格的，你没事放些粮食在家里招贼吗？），老百姓起初还是很喜欢它的，当然是相对于国库券而言，至少是心里安稳些。
这和银行业的经营是一个道理，只要不挤兑，正常经营的银行资金有进有出，便没有事。
至于政|府会不会赖账？反正我们劳苦大众一惯是有选择性地被迫相信了，要不，怎么对得起口吐横沫、契而不舍、真情流露的人民党农工部和宣传部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工作人员？
这样，以极少的代价，政|府得以把东北大地上的大部分农业产出集中对外出售，狠赚了一笔。
起步阶段是最痛苦的，因为既要保证最大限度地把粮食卖了，又时刻要注意不要让粮票兑现落空。无论粮票还是国库券，都是全新的东西，至少在这个时代是。它的唯一死穴是信用，张汉卿也花了很大代价保证了他的自由兑现，即使是政|府因投资过大而青黄不接的时候。
其实国库券与粮票都是政|府用一张纸换得实物，只是一个时间较长、一个时间较短而已。
这样一捂一年。由于粮票和一年期国库券都安全、及时的可兑现性，一些稍微聪明些的百姓就觉得，放在手里一年都“用不着”动的粮票，与一年“不能”动的国库券，安全系数是一样的。唯一不同的是，国库券在兑现时还能多出几斗的所谓“利息”来：十亩地的收成“存”入粮管所，一年后能多出斗半的利息。
因为粮食的连续丰收，有些灵活的农民想到为什么攥着一堆不生钱的粮票呢？国库券还能有利息呢！这样，滞销一年的国库券开始火起来。
作为良性循环，普通农民看到它的好处和政|府无条件兑现的决心和事实后，也在当时较少投资机会的条件下，第二年、第三年发行的国库被越来越多的人购买。而且更利好的是，因为利息更高，三年期的国库券的发行情况更好。国库券的发行从筹备时的不到两百万一下子跳到六千万，第三年又增到一亿五千万。
借着工业大规模投产的东风，这个数字的扩大不值得担心，完成最原始积累的政|府财政完全负担得起。因为相同规模的工业收入一定会超过农业所得，否则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区分在政治经济学上就没有意义。大不了用工业的盈余再来反哺农业。而且，每年都要发行新一期的国库券，虽然有些像寅吃卯粮，但总算能缓一口气嘛。
通过这种方式，政|府所发行的国库券开始得以比较顺畅地进行了。老百姓信任政|府了，一些更大胆的举措也可以实施而不像开始强制发行国库券那样受到各地的抑制。
张汉卿笑了，他把它叫做“暗渡陈仓”。
于是张汉卿再发行各种“券”就顺利多了。
通过各种“券”，将东三省杂散在民间的资本用以币易物的形式逐渐集中到政|府手中。少帅论别的比不上他爹，就整钱的能耐比他爹要强得多了。大帅整钱靠做马贼、胡子，那钱来得不地道。少帅“念”过洋书，懂经济，挣钱的方法要酷得多了。
比如东北特产是大豆，少帅就专门倒腾大豆到国际市场去卖，挺来钱。有人要说了，倒腾大豆能挣几个钱？倒腾和倒腾不一样，人家少帅发行的是一种不可兑换的“大豆券”，除了有花以外和废纸一样。少帅拿了那个废纸向老乡强购大豆，拿了大豆出口去换钱，换了钱去买军火、搞建设。虽说初期残酷了些，但是这是积贫积弱的中国要想走向复苏必不可少的第一步。想当初正史上政权也是用以农补工的方式行了几十年才走向工业的发展，而正史上的某个超级大国也就是依靠不断印制美元来维持其经济地位的，看来作法异曲同工。不过此张汉卿比正史上的少帅强了些，他可不会干那些杀鸡取卵的矬事。将来发达了，各种“券”还是要兑现的，就权当它目前是一个为期N年的国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