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周星驰的是在公映几年后才由北大学子挖掘出它的内涵而捧红一样，这首看似不起眼不应该引起波澜的新诗却同样在北大一群有心人中间被发现到宝了。
这个时候，还只是综合性的评论刊物，创作并不怎么着重，除介绍一些欧洲现实主义及其他流派作家作品之外，刊登的小说及诗都还是文言的。直到民国六年初，李大钊先后发表了胡适的和陈独秀的，这才正式揭起了“文学革命”的旗帜。
到民国七年2月，2卷6号刊出胡适的白话诗词8首，是中国新诗运动中出现的第一批白话新诗。但是由于过于“白话”，这些诗在文学史上自有其意义，但在文学价值上，基本等于零。其他作者沈尹默、刘半农亦没有任何新意，他们对于新诗的创作，基本上还处于一个摸索阶段。只是因为他们强烈的认为白话文有其先进的意义在，完全可以替代文言文，自然对文言文中占有极大一席之地的旧体诗有了迫切的攻击。
新诗初创阶段的努力，便以废除旧体诗形式上的束缚，主张白话俗语入诗，以表现诗人的真情实感为主要内容。因此，当时也称新诗为“白话诗”、“白话韵文”、“国语的韵文”。可是零零散散的，新诗都不尽如人意。这些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一席之地的元勋们----陈独秀、李大钊、钱玄同、鲁迅、胡适…，对于这一构想是深深相信并为之持续奋斗的，只是这摸索未免太让人着急了。
张汉卿的诗作，给他们徘徊在黑暗中的旅途不亚于点亮了一盏灯塔，原来新诗可以这样写，原来新诗可以一样有深度、有感情、言之有物！
有心人甚至翻出了张汉卿“出道”以来的第一首完全意义上的诗歌，力图研究这首新诗的出处、意义和划时代的号角来。尽管他们也扒出了他与朱家三小姐之间的往事，最终定义为新体的情诗----但无妨于它的伟大----原来新体诗写朦胧的爱情也会相当婉转！
当然也不全是叫好声，反对的声音也相当的大，只是因为张汉卿作诗时赈灾的背景，一些有良心的文人不愿意为此过分指摘而已。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张汉卿是官僚，不是文人。文人相轻，那是相对同行而言，为了一首半是戏作半是应景的诗歌，不值得大动干戈，这是很多人权衡之后不予一驳的态度所在，其实这种忽视也表明了一种态度。
倒是有一位张汉卿私下里极为欣赏的大儒公开表示了反对，他对张汉卿的诗作在崇尚新文化文人圈中传播极为不满，讥笑说：“新文化专用乳臭未干之新人，以掩饰于国学之无知。现在人做文章都不通，他们所用的名词就不通。譬如说新诗的‘改良’吧，以前的人都说‘从良’，没有说‘改良’，你既然已经是‘良’了，你还‘改’什么？你要改‘良’为‘娼’吗？”
此公是惯会反潮流的，连袁世凯都敢三番五次地骂，还直呼“贱种”，何在乎一个张汉卿？他直接攻击新诗的话，就发表在上。慑于他的诡辩的名场和骂阵的能耐，没人敢直面锋芒。讲起来，他还是在北大一手捧红张汉卿的“恩师”咧。
张汉卿是谁？此时此刻，他才没有作为弟子的觉悟呢。尊重是一回事，文学理论辩驳是另一回事，连亚里士多德都说过“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这话，可见理不辩不明，中外自古有之。
在他的心目中，是极赞同温源宁在里那句“在生前，辜鸿铭已经成了传奇人物；逝世之后，恐怕有可能化为神话人物。其实，他那个人，跟目前你每天遇见的那许多人并非大不相同，他只是一个天生的叛逆人物罢了。”
他没有同这位儒林怪杰直接打嘴仗的准备，那也不是他的强项，但总要辩驳一番的吧，不为新文化运动，也要为自己！他于是在上隔空喊话，没有直接对战，却有旁敲侧击之力：“对辜先生的学问和崇华抑洋的见识理论，学良是一贯表示钦佩的。先生所著，我们无不佩服，那你就更应该明白，春秋的主张是‘内中国而外夷狄’。而你，却在夷狄的报纸上发表文章，诅咒我们中国人，有违先生向来之道，还请先生解释清楚？”
或许说出了辜鸿铭与时相违的要害之言吧，反正，被誉为“文坛斗士”的辜鸿铭，此后便难得的息了声音。或许在他认为，以他的身份，和张汉卿这样一个小官僚开骂胜之不武吧。弟子尊重师傅不敢对战是德，但是做师傅的也要有点觉悟。
却一幕小插曲，却被新文化运动的一拨人眼睛一亮。他们不能不知道张汉卿的身份，正因为如此，他们迫切需要拉张汉卿入伙----传统势力太大了。张汉卿为赈灾尽心尽力，他们是知道的，这个时代的大学还不是呆在象牙塔中作它的“寻章摘句老雕虫”。张汉卿对于赈灾的演讲，以及他不让人耳目一新的，都让他们相信，这是一个不拘旧礼的年青人，完全可成为的代表。此外，他的少帅身份，足可以让他们认为是中国文化发展方向的“新文化”运动力量倍增。
事实亦是如此。
他们急切地联系到张汉卿，探询他对此事的态度。
他们派出的代表是钱玄同。
清爽利索、一脸书卷气的钱玄同，连同那幅眼镜很快让张汉卿有了熟悉的感情：校园生活。尽管在北大的时候自己曾经怼了对方一次，也他赢得了“小疯子”的美名，但在学术的角度，张汉卿是相当尊重他的。
率先提出并起草简化汉字、倡导使用新式标点符号、阿拉伯数字、公元纪年法、汉字横行书写…可以说建国以后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钱玄同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就做过很多坚实的奠基工作，他称得起是文字改革工作的前驱。他既是国语运动的理论家，又是语言文字工作的实干者。
在北大“交流”的时间太短了，现在，终于有机会再续前缘了。
钱玄同对于张汉卿是有一定程度的了解的----能不了解吗？一篇可是让其在北大校园里名声鹊起，并一度让自己怀疑取消汉字想法的偏激性。
同时在北京城里由纨绔向精明的华丽转身，让很多关注的人看到了一个有远见有担当有智谋的少将军。然后听说让许多观察员们大跌眼镜的奉天军政改革、他的建立新式军队与成功的剿匪、他的新民土改，无一不让人产生强烈的关注：政治与军事都有出彩表现，这是一个年仅十七八岁的年轻人做的事吗？
可是事实俱在，这位年轻的少帅更以一首感人至深的新体诗让他有种“自古英雄出少年”的感慨。有能者，恒能之。在看到张汉卿英姿勃勃的脸上因为连日来赈灾的劳累而挂上的一丝疲惫，钱玄同深深地为国家有这样有这样的英才而骄傲。
张汉卿并没有因之而自傲，这也是钱玄同起初所担心的、很多年轻人都有的毛病。听说是钱玄同，张汉卿非常激动地迎上前来，丝毫没有少帅的架子和盛气凌人的感觉。
“钱教授，很不好意思，让您亲自过来。我这里也没有其它可坐的地方，我们就席地而坐吧。怠慢之处，尚请海涵。”这是一处安置灾民的临时搭建的草棚，没有凳子，没有桌子，只有几个稻草铺就的草窝，刚才张汉卿就这样席地而坐。
敢情，身价尊贵的少帅刚才就这样像乡间老农一样坐在草窝里？看着另外十几个中青人，淡定地捋着屁股上的草头，钱玄同十分惊讶地想。要真是如此，那此子绝非常人！
第257章 改组兵工厂
本来杨宇霆在奉天是一人之下，他又素有抱负，上时空也是张作霖在政治上的坚强膀臂。可是现在有张汉卿异军突起，这使他的总参议之位有些尴尬。
他的很多意见和建议都被张汉卿以更立竿见影的方式施行，比如他规定田赋制度，从军阀、地主手中挖出大量未开垦的荒地让农民耕种，发展生产，以增强奉天的经济实力。这个工作起初的设想是以租借的方式转让，张汉卿却以土改完美收宫；他在张汉卿之前就已经致力于奉天兵工厂自制武器弹药装备军队，眼光都比张汉卿快一步，但是张汉卿自制武器的决心远比他为甚。
除此之外，作为总参议，他还向张作霖提出修筑战备公路。因为当时东北的南满铁路权归日本，修了战备公路后，奉军的交通运输才能不受日本挟制，一旦战争起来，可以用公路与日军周旋，像上次剿匪出现的日本人控制列车不让卫队旅使用的窘境才不致再发生。不过，当张汉卿也提出自建公路的想法后，张作霖却把功劳都给了自己的儿子。
林林总总，不能改变他必须依附于张作霖才能做事的尴尬。张汉卿以一个毛孩子，却因为有了军队，便被奉天人称为后起之秀，影响力直超他这个上峰。连韩麟春这外来人也能做到一师之长，他又为什么不能多想？张汉卿不就是靠着他在军界的一批人么！
这次竞争省长的失利让杨宇霆觉得在政界的发展受到制约，他需要在军界有所作为了。一线主官的位置人选已定，而老少张都在大力提升辅助军种的地位，那么，剑走偏锋似乎也未尝不可。因为韩麟春远走黑龙江，他原先所担任的兵工厂总办职务势必无法兼顾。因此，他向张作霖提出，以自己在日本士官学校时的同学丁超代之。
他是兵工厂督办，如果丁超再把总办拿到手，就控制住了奉天军队装备的命脉，这样就会大大增加他在军队中说话的分量。
在这个事情上老张无可无不可，但张汉卿绝对不同意，就像当初韩麟春进入卫队旅仍兼着兵工厂总办一样，再忙也要挂职，尽管具体事务交由杨文凯处理。
穿越带来的优势一个是国际、国家大事件的提前预知权，另一个就是对于军事发展的主导权。奉系已经渐成羽翼，上上下下都憋足了劲要努力，谁都想为未来作打算。这个时候，奉天兵工厂的重要作用不用说，谁掌握了它，谁就获得武器分配的优先权，谁的力量就会更大些。
这也是正史上杨宇霆虽然没有正式掌兵，却在奉天权力仅次张作霖的原因之一。长期以来，他一直握有兵工厂督办和总参议两个职务。用这两个职务，他的身边围了一堆人。
知道他在历史上的表现，张汉卿有心算无心，因此提前把重要的负责处理日常例行事务的权力抓在手里，韩麟春就是一个重要支点。督办和总办，他必居其一。
韩麟春在黑省就职，他的总办不能长期由杨文凯代理，杨宇霆抓住这个机会推荐自己人本无可厚非。相比较之下，杨文凯的资历比丁超差得远了，他一个外来户除了一身技术活外对兵工厂的那些兵油子们没任何威慑力。
杨宇霆觉得十拿九稳。
可架不住人家父子情深啊，在私下，张汉卿和张作霖谈及兵工厂的改制问题。他说：“父亲，如您所知的，我一直鼓吹军警分离、军政分离，目的无非是让有专长者恒专、让父亲下面的山头少些。参谋长职务的提升、师级规模的扩大，也分散了山头们的权力。现在军政大体都在父亲的掌控之中，但我们投入最多、花费最大的兵工厂这块还没有相应的分权机制，这里是容易滋生和势力的地方，所以接下来，希望父亲对此加以约束。
兵工厂既有督办又有总办，还有会办、帮办和坐办，乍一看管理人员不少，但我们到现在还不能生产出自己的大炮，这与投入严重不成比例。据我的观察，人浮于事、各有算盘是一大主因。都知道造枪比造炮容易，所以枪支生产线扩建了两条，但是大炮生产线现在机器都凑不全。我估摸着，是管理者都是技师出身，思维僵化，不愿承担风险，先捡好做的、容易出成果的来；另外对于部队里真实的需要和武器发展的日新月异跟不上形势。
所以我觉得让各师的师长或其派出的代表都兼任兵工厂的督办，让他们向兵工厂提出要求而不是兵工厂生产什么就分配什么。杨总参议还兼做他的总督办，但以各位督办的审议及决议为工作重点，以督办委员会的名义向兵工厂提出生产要求及组织验收。
为防止令出多头，兵工厂的组织架构也要重新洗牌。毕竟它以生产单位，管理还是以技师为主而少以行政命令的方式。我的想法是设一个厂长，只负责工厂的运转及质量提升，及达成督办委员会的生产要求。
而所有产出，都要由另一个部门负责按要求统一分配。之前只有一个27师，肉烂在锅里没得说，分配并没有形成制度。现在连二伯的我们共有四个师，分配得多或少都会影响各部队之间的关系。我的意思是设立一个部门统一抓这个事，名称可以叫装备部或军械部，也挂在督军署下面。
这样，计划、生产、分配三个环节互相牵制，又切合军队实际需要，还都能控制在父亲手中，各军队的装备也都能够实现透明化。”
对穿越前做到企业中层的张汉卿而言，现代企业管理的精神已经深入骨髓。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才会使企业良性发展，“一言堂”的方法早就被证明为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落后管理制度，后世震惊军内外的总装备部“蹋方式”已经证明无约束的权力不仅仅会出现于政界。
张汉卿的想法，实质上是把原本杨宇霆的权力一分为三，特别是最重要的分配权被剥离出来。如果真的实现了，杨宇霆的总督办就真的成了“督”办，变为出力单位。总督办的这个职务，只能算是总监理，而负责分配的部门才是董事会。这样的话，张汉卿也不吝让他插手兵工厂的管理----在管理能力上，杨宇霆没说的。
张作霖又一次震惊了。杨宇霆的心思，他是心知肚明，无非是军队主官没有他的事，在后勤装备上刷刷存在感而已，他已经基本上同意了他推荐的人选，丁超也不错啊。
可以预见小六子一定会为他的人力争到底的，因为他自己有两个师，需要大量的武器供应，有韩麟春在兵工厂，当然行事方便多了。可是张汉卿的这番话，完全是从公心、从控制权力的角度、以达成兵工厂生产效率为目的的，可以预见，采用这个办法一定会产生好的效果。
非浸淫官场多年的政客不能为也，小六子哪来的这么多鬼点子？
欣慰的张大帅立刻从善如流，于是，不但韩麟春可以在兵工厂继续发挥作用，张汉卿也有机会分担杨宇霆的督办角色。其它几个师的师长也不是善茬子，对关乎自己利益的大事当然会派出得力人手做督办，无形中把原本由杨宇霆把持的兵工厂权力稀释了。
不知道偷鸡不成反蚀了一把米的杨宇霆做何感想，反正此轮人事波动最终的结果是由杨文凯做了奉天兵工厂的厂长、米春霖兼任了督军署新成立的装备部的部长，少帅系大获全胜。
当然，为了照顾杨宇霆的情绪，丁超还是被任命为黑龙江督军署的总参议，军衔也被提升为少将。不过考虑到黑督鲍贵卿有限的影响力，他这个总参议的作用只怕更有限。
见少帅的影响力完全盖住了自己的风头，杨总参议说没有怨念是不可能的，他本身就不是一个能够有容让心的人，要不然正史上也不会因为“傲上”而被张学良毙了。这不，在马上召开的第一次督办会议上他就直接驳斥了张汉卿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