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热的年代 第5节

  吴川说完之后,便有些忐忑不安的望着对面的佩奇,不知道这位美国记者是否能够接受,自己为豪斯教授设置的左倾形象。然而坐在他对面的佩奇却久久没能出声,双手抱在胸前沉默着思考着,仿佛遇到了一个极大的难题一般。

  房间内变得安静了起来,吴川甚至都能听到窗外风吹树叶发出的声音了。后世的俄国就以地广人稀而著称,而克拉皮文县虽然有着一些工厂,但整座城市里依然呈现了树木比房屋更多的景象,就比如他们现在居住的这家旅馆,其实更像是一座修建在树林中的庄园,而不像是城中的旅馆。

  旅馆的周边数量最多的,还是密密麻麻的树干上长着黑眼睛的白桦树。这些白桦树细细高高的排列在一起,就像是成排的士兵一般。当每天早上吴川打开窗户的时候,成片的绿色合着阳光就冲进了卧室,就算是因为失眠而导致的头昏症状,也会在这样的迷人景色中消失大半。

  虽然在一人独处时,吴川很是喜欢躺在床上倾听着,窗外清风拂过白桦林发出的美妙歌声。但是在眼下的这个时刻,他倒是觉得不管听到些什么回答,也比这样的静谧气氛让他心神不宁的强。

  就在吴川有些坐卧不安的时候,佩奇似乎终于从沉思中清醒了过来,他突然便起身向着吴川说道:“我突然想起来,自己还有一封信件要写,看来我们的谈话只能先到这里了。吴先生,你不会介意吧?”

  吴川自然不会介意,他只是有些摸不着头脑,不知道这位美国记者究竟是赞成还是反对豪斯教授的革命主张。不过佩奇似乎也看出了吴川的不安,他将吴川送出门口之前又向他安抚道:“你也不必太过担忧豪斯教授了,我会摆脱彼得堡的朋友尽量寻找到他的下落的,想来教授应该不会出什么意外的。”

  吴川的脸部有些僵硬,勉强挤出了个笑容说道:“我也希望能够尽快找到教授,我只是担心自己是否能够支持到教授出现。”

  佩奇有些诧异,但很快就反应了过来,他露出了一个真诚的笑容说道:“你也不必过于担心,既然你是豪斯教授的学生,我也不会不管你的。哪怕教授真的出了什么意外,我也会帮助你前往美国的。”

  听到了佩奇做出的这个口头承诺,吴川悬在半空的心总算落了地。看起来刚刚的交谈中,佩奇对于他的表现还算是满意的。如此一来,他在这个时空里总算是有了一些着落了。

第十二章

  在本地警察证明了他的到来时间之后,吴川发觉一直盯着他的谢尔盖上尉总算是放过了他,不再有事没事来敲他的门,非要找他聊天了。

  于是吴川终于获得了一些人身自由,不过他觉得这根本没什么卵用,对于一个只会说俄文问候语的中国人,他现在根本不敢独自上街。他可不觉得,再一次惹出麻烦之后,他还会有第二次的好运气遇到佩奇.开普兰这样好管闲事的美国人。

  想要找个会中英文的人陪他上街走一走,这旅馆中也没什么人能够符合这个条件。因此他也只能窝在自己的房间内翻着英俄字典,对照着俄文报纸发奋学习俄文了。

  穿越到这个时空所带来的唯一后遗症,大约就是让他的记忆力提高到了一生中最好的时候,甚至比他读书时还要强的多。这本786页的英俄字典,他每日可以背下5-6页,吴川觉得学习还是需要动力的,特别是在未知的危险环绕下,他学习俄文就更有动力了。

  不过在消除了谢尔盖上尉对自己的疑心之后,吴川发觉他同佩奇和上尉一起用餐的次数陡然就变少了。上尉整天往外跑,而佩奇则整日将自己关在房间内写新闻报道,连用餐都是让仆人戴维送上去的。

  吴川倒是不介意和能够交流的戴维一起用餐,但是这位虽然是美国人,却依然认同着欧洲的等级观念,认为一名好仆人不应该逾越自己的本分,和老爷们在一张桌子上吃饭。虽然吴川并不是他的主人,但是主人的朋友依然还是主人。于是,吴川倒是过起了一种简单的生活,每日在房间和餐厅之内来回,一边努力学习着俄文,一边不安的等待着从彼得堡返回的消息。

  在涅瓦河畔著名的宫殿广场上,一幢三层楼高的长方形封闭建筑耸立在涅瓦河的河边,以蔚蓝色和白色相间的色彩妆点着这座宏伟的建筑,这就是彼得堡的心脏-冬宫。

  这座宫殿拥有着1000多个房间,不仅是沙皇的居所,也是沙皇办公的地方。而沙皇政府的各主要大臣也几乎都在这座宫殿或周边的建筑之内占有了一间办公室,在富丽堂皇的冬宫一层西北角落里,就是今日俄罗斯帝国执政的核心,内务大臣斯托雷平的办公室。

  虽然外国人喜欢把斯托雷平的职位翻译成总理或是首相,但实际上他的正式职位是内务大臣及大臣会议主席。在1905年革命之前,俄国的一切权力都在沙皇手中。但是在1905年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爆发之后,在知识阶层和俄国工农联合的打击下,沙皇不得不颁发了诏书实施改革。

  1905年10月17日宣言,沙皇"赐予"人民以信仰、言论、集会、结社、出版等自由权利,答应扩大选举权,成立具有立法权的国家杜马,并任命维特伯爵为大臣会议主席组成俄国执政内阁。

  彼得阿尔卡季耶维奇斯托雷平以内务大臣的身份接任了维特伯爵的大臣会议主席一职后,便在19年六月三日发动政变,解散了第二届国家杜马,并撕毁了10月17日宣言,使得俄国政府重新回到了沙皇专制政权的道路上。

  不过这个政权的专制权力却从沙皇手中转移到了政府行政首脑的大臣会议主席手中,斯托雷平也因此被其政敌称之为无冕之沙皇。政府官员把过去对于沙皇的崇拜,转移到了对于大臣会议主席的崇拜。

  大权在握的斯托雷平,以一种钢铁般的意志推动着对于俄国社会的改革,他的这种专断独行让他陷入了同沙皇尼古拉二世之间的权力争斗。到了1910年八月,他和沙皇尼古拉二世之间的矛盾已经越发尖锐了。

  当内务副大臣克雷扎诺夫斯基拿着一叠文件前来找斯托雷平签字时,推门进入办公室的他正好听到内务大臣斯托雷平和枢密顾问普尔泽拉德斯基的一段对话。

  “…陛下又把文件退回来了?”

  “是的大人,陛下让男爵传话给您,既然您可以自行处理海军部的事务,那么这些不重要的公务也就没必要再往他那里送去了。陛下说,他可不是签字的图章…”

  克雷扎诺夫斯基不敢再听下去了,他赶紧狠狠的咳嗽了两声,接着敲门说道:“斯托雷平主席,我能够进来吗?”

  斯托雷平一边叫着克雷扎诺夫斯基进来,一边示意枢密顾问可以暂且退下,回头他再找时间和对方谈论这件事。

  斯托雷平是一个留着一把俄国式八字胡的中年男人,他的身材并不算特别高大,但是当他出现在你面前时,不苟言笑的样子总是能够带来一种压迫感,让你不自觉的向他先行点头致意,这就是斯托雷平带给同僚们的感觉。

  克雷扎诺夫斯基也曾经听宫廷大臣说过,就连陛下在这位主席大臣面前,也常常感到极不自在,因此除了公事之外都不愿意和对方进行主动的接触。虽然斯托雷平和皇太后,两位公主的关系还算不错。

  斯托雷平一边在克雷扎诺夫斯基送来的文件上签名,一边向他开口问道:“内务部门最近有什么事情要向我汇报的吗?”

  克雷扎诺夫斯基立刻从走神的状态中恢复了过来,向着上司汇报道:“倒是有这么几件事要向您汇报。第一件就是关于东西伯利亚地区爆发鼠疫的事,当地官员声称,他们能够控制住城市的交通往来,但是乡村和各个伐木场的人员流动就没这么多人手去控制了…”

  斯托雷平头也不抬的说道:“那就把那些中国劳工赶回自己的国家去,停止疫区的一切伐木、经商往来,直到疫情控制住为止。”

  克雷扎诺夫斯基迟疑了一下问道:“那么要先通知中国政府吗?”

  斯托雷平毫不在意的说道:“我们为什么要给自己找麻烦,通知了中国政府,他们还会准许那些中国劳工自由返回吗?东西伯利亚地区的官员有能力安置那些中国劳工,直到中国政府做好防疫准备?”

  内务副大臣明智的跳过了这个问题,进入了下一个话题说道:“有一位叫做库罗什的海军军官写信给您,希望您能够给他做主。

  他的17岁儿子在上个月被人从窗外开枪打死,他的邻居目击了这件凶杀案,据说当时凶手曾经对着他的邻居高声喊道:这是为了赫尔辛基的革命党人报仇。

  库罗什承认,在1905年他曾经下令军舰向赫尔辛基城开炮,因为当时有革命党人在城中竖立起了红旗。他当时是在为陛下效力,这并不是什么罪过。

  可是当地的检察官在调查了这一事件之后,居然无视了他邻居的证词,出具报告说他儿子乃是自杀。他认为这样的事实在是太荒唐了,因此请你向当地的官员下令,重新调查案件,把杀死他儿子的凶手缉拿归案。”

  斯托雷平终于停下了签字,抬头看着自己的副手说道:“这个国家到处都是革命党,我该上哪去替他缉拿凶手?即便我们每年绞死一千个革命党人,他们还是会像杀不尽的兔子一样四处冒出来。

  革命党人就是想要用这种方式向俄国民众展现他们的力量,如果我们把他们做的案子一一曝光,那么整个国家都会陷入恐慌。不,我绝不会如他们所愿的。从现在开始,禁止报纸上刊登革命党人的任何消息,下令各地的警局掩盖掉革命党人制造的恐怖。我倒要看看,在民众无法得到消息的状况下,他们的独角戏还能坚持多久。”

  克雷扎诺夫斯基张了张嘴,终究没敢提出反对意见,只能委婉的询问道:“那么这位库罗什军官的信件,是否还要进行答复?”

  斯托雷平伸手拍了拍自己的前额,便下了决心道:“以我的名义给他写一封慰问信,在寄一笔慰问金给他。我能为他做的,也只有这么多了。”

  当斯托雷平坐回座位将剩下的文件签完,然后准备递还给内务副大臣时,却一不小心看到了对方脸上欲言又止的神情,他顿时皱起了眉头说道:“克雷扎诺夫斯基,你若是有什么还想说的,就请直接说出来,我接下来还要同财政大臣讨论关于到期国债的事务,可没时间等你前思后想的。”

  克雷扎诺夫斯基赶紧回道:“抱歉阁下,我只是有些拿不准,这件事该不该向您汇报。”

  斯托雷平有些奇道:“到底是什么事,居然连你都拿不准了?”

  “美国公馆前几日派人求见我,他们向我打听,最近一些日子密探局有没有逮捕什么外国人,另外还拜托我寻找一位美国人的下落。不过对方并不是正式提出的请求,所以我才拿不准该不该向您报告。”

  斯托雷平沉默了片刻,方才冷冷的问道:“那么你查到了什么吗?”

  克雷扎诺夫斯基硬着头皮回道:“内务部最近并没有接到任何逮捕美国人的报告,但是阁下,您知道的,自从处决权下放到地方警察局之后,地方上对于死刑的使用是极不慎重的。我已经接到过不少这样的报告了,就连莫斯科的警察局也曾经把向老板讨要薪水的工人当成了工运分子给处决了,其他省份的警察局就更是乱来了…”

  作为坚持把处决权下放,并力主简化审判程序的斯托雷平,显然并不乐意听到这样诋毁自己政策的报告,他厌恶的挥了挥手,就像是在驱赶一只令人恼火的苍蝇似的打断了内务副大臣的报告,然后不耐烦的说道:“够了,别再扯那些混账警察的事了。你还是说说,那个美国公馆正在寻找的美国人的下落吧。”

  克雷扎诺夫斯基马上省略了想要借机劝谏对方收回地方审核死刑权的想法,转而简单的说道:“美国人的下落并没有找到,不过在图拉省我们发现了一些未经审判的死刑事件,其中有不少人是无身份的犹太人,我担心…”

  虽然内务副大臣的话语曳然而止,但斯托雷平倒是听明白了对方话语中的未尽之意。如果失踪的美国人是一位犹太人的话,那么还真有可能已经被地方上的那些坏蛋给处决了。办公室内不由陷入了长久的沉默,就连斯托雷平也有些棘手于目前的局面了。

第十三章

  就在内务副大臣克雷扎诺夫斯基在一片沉寂中感到惴惴不安时,斯托雷平终于打破了沉默道:“维特伯爵这个人虽然在政治上糊涂的很,但是他在帝国财政方面的一些判断还是有些价值的…”

  内务副大臣有些不解,为何主席大臣在这个时候突然夸起自己的政敌来了,不过斯托雷平并没有让他疑惑多久,便点出了自己的真实心意,“…俄国的经济发展离不开外国资本的输入,当前改革最大的助力也不是来自于警察对社会治安的严厉控制,而是在于俄国经济持续不断的提升,只有繁荣的经济才能帮助我们消灭更多的无产阶级,使得他们不被那些社会主义者所蛊惑。

  虽然美国输入我国的资本数额,只占了外国资本输入总额的一个零头,美国人购买的我国债券也是极小的一个数目。但是美国的新闻界对于我国一向都是保有着成见的,特别是那些犹太人控制的报纸,更是把我国形容成为了犹太人的地狱。

  美国报纸的歪曲事实虽然影响不了我国,但是对于英国、法国的民众还是颇有煽动性的。如果一个美国人在俄国未经审判而被处决了,那么我国的敌人不可能不对此加以利用,并以此来攻击我国的专制政体。

  克雷扎诺夫斯基先生,您认为这样的报道出现之后,投资我国的外国资本家们会不动摇吗?法国和英国的银行家们,会不借机抬高我国债券的利息吗?对于我国政府即将同英、法银行家洽谈的三年期债券到期更换来说,这无疑是一个相当不利的局面。

  请记住,克雷扎诺夫斯基先生。这批国债的数额是以亿作为单位的,哪怕是利率的小数位置出现了小小的变动,都意味着我国将要为此多支付数十万乃至数百万卢布。一个美国人,甚至还有可能是个犹太人,他的性命值的这么多卢布吗?”

  克雷扎诺夫斯基感觉自己的后背都有些黏糊糊的了,他立刻向主席大臣保证道:“阁下,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我会告诉美国公使先生,我们从来都没见过这样一个美国人。”

  不过显然斯托雷平并不满意内务副大臣的答复,他再次向对方强调道:“不是让美国人知道我们没见过这个失踪的美国人就可以了。而是要让对方相信,不管是美国人也好,还是其他外国人也好,在我国旅行都是相当安全的。或许他们寻找的这位美国人,此刻都已经安全的离开了俄国了。明白了吗?”

  从斯托雷平办公室内出来之后,克雷扎诺夫斯基把手上的文件交给了自己的秘书官后,便迫不及待的掏出了手绢擦起了额头和耳后流出的汗水。明明是凉爽的八月末了,可是他却似乎刚刚走进了一个充满酷烈阳光的房间。

  当内务副大臣坐上了马车离开了冬宫,顺着海军部大厦前的沃兹涅先斯基大街向着西南方的圣以撒广场行去,他从车窗内看着远处海军部大厦顶部高高的镀金长针,心中不由郁闷的想着。

  “彼得斯托雷平还总是有着把别人变成傻瓜的能力,似乎整个政府的事务都由他一人包揽了一般,难怪陛下和议会的贵族议员们对他都抱有这么大的成见了。难道自己真要跟着他一条道走到黑吗?这似乎并不是什么好事,他终究不是姓罗曼诺夫的啊…”

  马车很快就行驶过了跨莫伊卡河的蓝桥,奔向了桥对面的马林斯基宫。建于1839-18年的马林斯基宫,本是尼古拉一世送给女儿结婚的礼物。不过现在么,这座简洁典雅的古典主义三层建筑,已经成为了帝国内务部和司法部的所在。

  虽然此地距离彼得堡的心脏冬宫有些远了,但是对于一个不经常住在冬宫的沙皇尼古拉二世,和大臣会议主席掌管一切的时代,远离权力的中心倒也不是什么坏事。

  克雷扎诺夫斯基还是很满意自己目前的位置和在马林斯基宫内的办公室的,名义上的内务大臣斯托雷平平日基本无法顾及内务部的事务,这让他这个内务部副大臣实际上成为了内务部的第一大臣,而他的办公室更是占据了马林斯基宫最好的一间,每天都能站在办公室内欣赏到河对面宏伟壮观的圣伊撒基耶夫大教堂,这样的日子还有什么可抱怨的。

  当然,每次去见内务大臣斯托雷回来,都是克雷扎诺夫斯基比较低潮的时候,因为对方总会教育他谁才是真正的内务大臣。基本上内务部的官员们都已经习惯了这个规律,因此每当内务副大臣克雷扎诺夫斯基从冬宫返回时,大家都尽量避免去打搅副大臣阁下,以避免对方把从内务大臣那里受到的气撒在自己身上。

  不过,并不是所有官吏都是那么明白事理的,总有那么几个特立独行的异种,觉得自己是出淤泥而不染的白莲花,每每试图向这样的官场潜规则发起挑战,从而招来了其他官员们的愤恨。其中最为著名的一位,自然是想要凭借一己之力拯救沙皇俄国的斯托雷平主席大臣阁下。

  对于大权在握的斯托雷平主席大臣阁下,大家只能把这种愤恨放在心里,向他的权势屈服。不过对于那些没有这样的权力,还试图挑战官场潜规则的同僚们,众人则总是愿意看着这样的人自己陷入官场的沼泽之中,从而渐渐被官场整个的吞没了下去。

  拉奇科夫斯基上校大约就是同僚们眼中的异类之一,作为彼得堡密探局特别行动小组的成员,他居然不想着借助手中的权力去捞取钱财,也不肯通过欺上瞒下来伪造业绩,好为自己的升官建立功勋,在同僚眼中自然是一个另类了。

  虽然有人暗示了上校,今天副大臣去了冬宫,不知何时会返回马林斯基宫,但是拉奇科夫斯基上校坚持要等待副大臣阁下回来,表示自己有工作要向他报告。本就和上校没什么交情的内务部官员们,自然不会再理会这位密探局的上校,只是让他坐在了走廊上的长椅上等候着。

  果不其然,从冬宫返回的副大臣一脸阴云密布的样子,使得内务部大办公室内刚刚还在聊天看报的官员们,迅速的进入了忙碌的工作状态,他们都不希望撞到副大臣的枪口上,招来一顿训斥。

  只不过今日的副大臣似乎心事重重,经过大办公室门口时都没进来转上一圈,倒是让他们中的一些人少挨了一顿骂。某些人期待的,副大臣将不懂规矩的上校呵斥上一顿的场面,同样也没有出现过。

  一干没事干的内务部官僚猜测着,被叫进副大臣办公室的密探局上校会不会受到训斥时,在副大臣的办公室内,副大臣对着科夫斯基上校却还算正常的交流着。

  “你一会发个电报给那个远在图拉省的上尉,让他停下关于那名失踪美国人的一切调查,并将案子的一切相关资料都封存起来。他跑去那里是去抓革命党的吧?谁让他插手当地人口失踪的案子了,这不是给政府找麻烦么。”

  上校不明白为何仅仅隔了一天,副大臣就对这起美国人失踪的案子变得如此冷淡,毕竟昨天他向对方进行电话汇报时,副大臣还让他抓紧调查这件案子,一定要给美国朋友一个交代呢。

  有些固执的拉奇科夫斯基上校,于是并没有按照副大臣的吩咐答应下来,反而有些愚蠢的为部下辩解道:“谢尔盖上尉是个尽职尽责的好小伙子,而且他也不是在地方上胡乱插手,他是陪同美国记者佩奇.开普兰下去调查我国土地改革的成果时,无意中碰到了那位失踪的美国教授的学生,才不得不接手案子的…”

  “什么?美国记者?为什么会有个美国记者在那里?这么重要的事情,你之前怎么没有报告过。上校先生,你究竟是怎么办事的…”克雷扎诺夫斯基突然就气急败坏的打断了上校的解释,对着上校咆哮了起来。

  可怜的上校只能紧紧的闭上了嘴,让副大臣狠狠的发泄了一番,方才等待对方停歇下来的时候委屈的说道:“副大臣阁下,我一个月前已经给你打过一个报告了。报告里很清楚的注明了,将要委派谢尔盖上尉陪同在美国记者佩奇.开普兰身边,以防备美国人报道一些有碍我国声誉的新闻…”

  “白痴,这种时候还要在大臣前面加个副字吗?真是无药可救的榆木脑袋。”站在一边的副大臣秘书别林斯基,在心中不屑的对上校的表现作出了一个评价。

  克雷扎诺夫斯基听了上校的辩解,果然脸色变得更为难看了,他盯着上校冷冷的说道:“我每天要处理的公文有两箱子这么多难道我还能记住一个月前的一份公文的内容吗?另外,那个失踪的美国教授的学生又是怎么回事?之前,你可没向我报告过这个。”

  拉奇科夫斯基上校这下倒是有些哑口无言了,他不得不再次解释道:“之前谢尔盖上尉用电报发回的消息比较简单,因此只提到了失踪者的名字。今天早上,他寄出的完整报告刚刚送到密探局,下官拿到报告就立刻赶过来了,都没有耽搁过一分钟…”

第十四章

  听说这位失踪的美国教授的弟子只是一名中国人,副大臣的脸色总算舒缓了些,不过既然这件事已经被那位美国记者所知道了,想要彻底掩盖这件事就有些难度了。

  此时内务副大臣也醒悟了过来,恐怕美国公使馆会知晓这件事,也是那位美国记者通报过去的。在办公室内来回踱步思考的他想到这里,不由便停下了脚步转头看向上校问道:“能不能把那个什么中国人和美国记者分开?要不然直接找个由头把他驱逐出境,没有了苦主,美国人总不好再过问这件事了。”

  上校赶紧摇头说道:“这恐怕有些难办,根据谢尔盖上尉的报告,那名中国人和美国记者相处的极为融洽,美国教授失踪的过程估计已经被那位记者完全掌握了。我们现在去驱逐中国人出境,只会让美国人起疑心,说不定对方就直接登上报纸了。而且我觉得这件案子里还存在着许多蹊跷…”

  虽然上校试图把大臣的注意力转移到案件本身,可是内务副大臣却丝毫没有了解案情的兴趣,他挥手打断了上校的分析,声音中充满了不耐烦道:“上校先生,您的嗅觉实在是太过迟钝了,现在这件失踪案已经不在是单纯的法律问题,而是变成了一桩政治事件。

  在我国同外国银行家们商谈大批政府债券以新换旧的关口,爆出这样一桩案子,除了让那些社会主义者嘲笑政府的无能之外,还会让那些英国、法国的银行家们找到借口抬高我国债券的利率。只要小数位置的小小变动,都会让帝国损失数十上百万卢布,你难道觉得那个失踪的美国人的生命有这么值钱吗?

  不,帝国政府绝不会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不管存不存在这样一位美国人,我都不想听到关于这个案子的任何一点风声。拉奇科夫斯基上校,难道你就想不出一点解决的办法吗?”

  在副大臣期盼的眼神注视下,拉奇科夫斯基上校张口结舌,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样的事。如果这里面只有一个中国人,这事情就好办的多了,不管是驱逐他或是让他消失,那位留着辫子的中国公使都是不会过问的。但是有一个美国人参与了其中,特别还是一位美国记者,那么他就无法采用这些粗暴的手段了。

  身为一名密探局的高级职员,一旦不能动用专制政权所赋予的暴力权力,那么他还真想不出如何平息掉这件案子了。

  就在上校“我,我…”的说不出一句完整的句子时,在内务副大臣彻底爆发之前,副大臣的秘书官别林斯基突然插嘴说了一句,“大臣阁下,其实下官以为,上尉报告中那位县警察局长的思路,对于我们平息这件事还是很有帮助的。”

  克雷扎诺夫斯基回想了一下刚刚上校的报告内容,不由依然皱着眉头说道:“你是说那个县警察局长说,那位美国人可能不是失踪,而是同自己的学生失散了?

  可是从图拉到彼得堡经过那么多车站,我们怎么知道这位美国教授到底在哪里下的车?只要我们一日找不到美国教授,美国公馆那边就可以当他是失踪了。对于那些报纸和银行家来说,事实的真相重要吗?只要能够给他们带来利益,他们才不在乎那位教授是失踪还是失散呢。”

  别林斯基不得不直白的说道:“大臣阁下,下官的意思是,也许彼得堡并不是那位美国教授这趟行程的终点站。虽然他和自己的学生在路上失散了,但也许他因为某种不得已的苦衷继续了自己的行程。

  在彼得堡的北方是芬兰大公国,再向西去就是瑞典。下官以为,如果那位教授离开了俄国,然后给彼得堡的美国公使馆写上一封信,请求他们帮助寻找自己学生的下落,那么恐怕就不能算是失踪事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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