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群体在十月革命爆发之后就一直在俄国人社区中宣传自己的主张，前者一度还招募了不少俄国人返回祖国去保卫革命。布列斯特和约签订的消息传来之后，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俄国人就多了起来，双方之间也从文斗转为了武斗，四月以来就已经爆发了不下三次超过20人规模的街头斗殴。
而布列斯特和约签订之后，英法美日对于反布尔什维克主义群体的支持也转为了明面，现在这些反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群体，开始在哈尔滨建立起了公开的组织机构，并在远东自治领组建了武装训练营。
所以，我认为从目前的局势来看，不断从俄国逃亡进入我国的流亡者，已经对于东北的社会治安造成了威胁，并日益将哈尔滨变成了一个反共产主义的基地，这对于我国和俄国布尔什维克政权都是不利的…”
对于梁廷栋的汇报吴川并不感到意外，把党中央从哈尔滨迁移到长春，本身也是为了远离俄国革命对哈尔滨所造成的影响。
因此在思考了片刻之后，吴川就对着梁廷栋说道：“俄国革命所造成的俄国国内人才及财富外流，对于我国来说正是一个能够加速发展的机会。
是的，我们打开大门吸纳俄国外流的财富和人才的时候，同样会有脏东西跟着跑进来，但是因此而关上大门，显然是得不偿失的。
难道我们关上了大门，那些俄国的反革命分子和畏惧革命的有产者就不跑了吗？我认为是不可能的。就我国同俄国陆上接壤的漫长边境线，他们不来东北也可能去新疆、蒙古，对于那些地区我们控制力更加弱，那些逃亡的俄国人反而更容易制造事端。
此外，协约国各方也正关注着我们，我们在私下里支持俄国革命，他们也只能睁一眼闭一眼，因为至少在明面上他们还是能够利用中东铁路对俄国境内的反苏维埃力量以支持的。但是一旦我们主动跳出来支持俄国革命，那么协约国各方就有可能以此为借口对东北进行物资封锁，就算是美国人也不能理解我们支持俄国革命的行动的。
由此可见，关上大门拒绝俄国流亡者进入中国，这一举动的后果其实是不可测的，对于我们正在进行的国内建设也无多大好处。
在欧洲战争爆发之前，我们从德国、美国、俄国引入的技术专家和熟练工人还不到五千人，那个时候东北工业建设的核心技术都掌握在这些外国专家和熟练技工手中。
但是在战争爆发之后，我们从德奥战俘中都成四川成汉吸收了3万多工程师和技术工人，又从俄国的逃亡者中吸纳了7万多人，再加上前往美国培训归来的青年工程师和工人，至少我们已经把核心技术中外国专家掌握的部分降低到了40%。
如果没有德奥战俘及俄国逃亡者的帮助，我们是不可能这么快掌握这些工业技术的，我们等于用了5年的时间就走完了日本人15-20年才掌握的工业发展道路。但是在美国加入这场战争之后，这场战争距离结束的时间已经很近了。
德国和奥匈战俘在战后必然是要离开的，但是我们自己培训的工程师和技术工人未必能够填补的上这个空缺。这样一来，从俄国逃亡者中挑选出有用的人才就变得十分之必要了。
虽然俄罗斯帝国同欧洲其他列强相比，至少在工业发展上落后了20年，但是相比起我们的底子来说还是好的太多。俄国过去50年来积攒下的这点工业人才，大多都在有产者当中。
斯托雷平改革之所以能够有所成就，并不是因为此人的能力有多么的强悍，而是俄国的社会生产力确实已经达到了，需要对社会生产关系进行变革的时候。
即便没有这场欧洲战争，俄国也是要爆发一场革命的，不过那将是一场类似于法国大革命的资产阶级大革命。但是因为这场战争的关系，俄国的贵族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力量都被消耗的差不多了，所以才会让俄国布尔什维克抓到了革命的领导权，将这场资产阶级大革命直接推动到了无产阶级的革命进程。
俄国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之所以如此坚定地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不是因为布尔什维主义对待有产者过于残暴了，而是俄国的资本主义还没有盛开就被布尔什维克给砍断了。他们并不认为资本主义在俄国是行不通的，而是认为布尔什维克阻碍了俄国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
在这样的状况下，俄国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是不甘心就此退出历史舞台的，他们对于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反扑，也就在所必然。但是对于我国来说，他们之中的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却是一剂补药。
因为他们的种族和文化决定了，他们在我国只能成为少数派，就如同犹太人在欧洲各国的地位一般。我国的反动分子不可能同他们联合，我国的民众也很难接受这样一群外国人主导我国的政治，因此他们最多也就是在我国发挥出自己的聪明才智，从而给自己换得一个较好的生活环境。
而他们同俄国布尔什维克政权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又决定了他们不可能获得来自布尔什维克政权的支持，也就是说我们不必担心俄国布尔什维克政权通过他们在我国制造什么麻烦。所以，他们将会是接替德奥战俘，为我们的经济建设添砖加瓦的可用之才。
当然，我们要用好他们的有益之处，但也要限制他们的有害之处。比如，对于那些顽固守旧且没有才能的反动分子，我们还是应当限制其在我国的停留时间的，或是干脆将这些人驱逐到远东自治领那边。
而对于那些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但是又有才能的人，我们应当尽然的把这些人和他们的同胞分离，从而帮助他们制造一个远离政治的环境。
对于那些已经厌恶政治，只想着尽快安定下来的流亡者，我们只需要登记他们的能力，然后将他们分配到合适的岗位上去就好…”
梁廷栋沉默了数秒之后，终于还是忍不住向吴川问道：“我们难道不应该和俄国的无产阶级一起消灭他们吗？把他们留在国内，恐怕日后还是会成为问题的。”
吴川想了想方才认真的回答他，“严格的来说，我们应当消灭的是剥削阶级和剥削思想，而不是对人进行物理消灭。
当然，在某些时候，不从肉体上消灭反动分子，我们就无法推动革命前进，那么我们就不得不行使武力。正所谓：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么。
但是我们在动用武力时应当明白，消灭反动分子的肉体不是我们的目的，消灭反动分子的思想才是我们的目的。
对于无产阶级来说，当这些俄国的有产者放弃了国内的土地和生产资料离开俄国的时候，他们就已经从自己原本的阶级脱离出来了。也许他们中有些人并不甘心失去在国内的一切，还试图纠集其一支反动力量打回国去。
那么我们要做的就是破坏他们的行动就可以了，至于剩下的人则应当尽可能的利用起来。科学家是有阶级立场的，但是科学并无阶级立场，我们需要的只是他们的才能而已。
假如我国的无产阶级有足够的时间去培养自己的人才，那么我们自然不会去冒这样的风险。但事实是，培养出一个高中生至少要9年，培养出一个大学生至少要13-15年，而中华民国建立还不到6年。
关内且不说，哪怕是我们倾注了大量资金和人力的东三省，我们也才刚刚完成覆盖92%人口的五年制义务小学教育，才刚刚在几个大城市推行七年制义务教育。我们去年的高中和中专入学人数才19万人，大学入学人数刚到3.5万人，这是东三省、热河、内外蒙古和山东地区的总和。
如果我们要等待自己培养的人才来发展工业建设，那么我们至少要到10年之后才能撑的起当前的东北建设规模…”
作者的话：整理思路
第989章
在几位中央委员之中，梁廷栋的立场是稍稍偏向于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因为除了俄国布尔什维克之外，其他列强都没有对中国革命表达出善意。
他同宋云桐、朱和中等委员不同，并不认为只要能够让中国强大起来，那么走一走列强的道路也是可以的。在这方面他和章太炎的看法倒是差不多，就是中国强大起来并不是为了学习西方列强那样去掠夺周边的国家，虽然章太炎自认是一个民族主义者。
不过梁廷栋负责吉林省的行政事务也有几年光景了，经过了实际事务磨炼的他倒也不会如同纯粹的革命者那么理想化。至少他现在是能够理解吴川所指出的工业人才不足的问题，对于当前的东北经济建设是一个多么大的隐患。
革命委员会想要保住自己的胜利果实，就必须以日本、俄国为敌人，而不是什么国内的北洋团体和南方的地方势力，那些人再怎么闹腾也制造不出机枪和大炮，光凭他们从农民身上剥削来的财富，供自己享受都还不够，哪里买得起足以和革命委员会开战的军火呢？
而想要击败日本和俄国，革命委员会就得先学会自己制造机枪、大炮。但是制造机枪、大炮的前提是拥有足够的钢铁和煤炭；想要足够的钢铁和煤炭就需要用更多的机器来提高效率，这就需要一个庞大的脱离农业生产的工人阶级。
在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脱离农业之后，为了确保农业能够给养这些城市人口，就需要完善水利系统，培养良种，制造化肥、农药和良好的运输通道，而这些又必须是在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才能出现的。
因为挖掘水渠需要工具和水泥，而水泥来自工厂；为了加大灌溉面积，在无法自流的地区要设置排灌站，那就需要电力，不管是火电还是水电都需要钢铁、煤炭、水泥；修建铁路和公路需要机器和水泥，这又是和工业分不开的；至于农民视为珍宝的化肥和农药，光是瞧一瞧化工厂里那些钢铁管道就知道，农业国就造不出这种东西。
可以说，东北的经济发展的越快，就越离不开工业的供血。梁廷栋无法想象，一旦东北的工厂因为技术力量不足停下来的后果，那必然是一场灾难。
把俄国布尔什维克同俄国的有产者放在一起，梁廷栋自然不会犹豫的选择俄国布尔什维克，毕竟这是共和党的盟友。但是把俄国布尔什维克同共和党放在一起，梁廷栋也只能选择共和党的利益了。
梁廷栋接受了吴川的主张，认为可以通过挑选和限制俄国流亡者的行动来尽力保住中国境内的安宁。接下来他就提到了第二件需要汇报的事务，“之前您转给我的文件，京奉线沿路调查报告我已经看了。确实，报告中提出的党员干部问题是存在的。
我也并不是想要为这些派遣到关内的党员干部辩解，但是有些问题确实不能说就是这些被派遣的党员干部自身的问题。
首先，本党成立也就5年多时间，在本党成立以前，不要说国人就是那些参加组建了本党的同志也很少有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的。
虽然我们成立了翻译小组和出版社，并成立了马列主义思想研究小组，但是除了您之外，包括我在内的党内同志对于马列主义依旧还处于一知半解。马列主义所主张的革命和我们这些人过去所想象的革命完全是两回事，我们还需要不断的去学习了解，才能加强对于社会主义理论的了解。
我们这些中央委员们对于马列主义尚且了解不够深刻，那些基层的党员干部又能够好到什么地方去？他们在东北的时候，还能够按照组织的要求去完成自己的工作，毕竟在您的直接领导下，东北的革命事业已经走上了正轨。
但是现在要让他们在关内独挡一面，我觉得这些党员干部的理论还不足以指导他们的实践。因为关内和关外的环境是有差异的，关内没有关外那么强大的组织，也没有一整个搭配起来的工业体系，也没有那么多能够开垦的荒地，他们想要依靠自己的能力把关外的建设模式改成适合于关内的建设方式，无疑是相当困难的。有这样能力的人，早就应该在党内脱颖而出了。
其次就是关内的反动势力也远比关外强大都成四川成汉的多，关外因为满人封禁的缘故，大多数人都是近70年内才移居到关外的，这里的地主阶级没有关内这么盘根错节。
而且在日俄帝国主义的入侵下，关外的地主阶级也遭到了一定程度的削弱。在我们打倒了关外的日俄帝国主义之后，关外的地主阶级也自然没什么能力挑战我们了。
但是关内并不是如此，除了青岛和胶济铁路一带遭到了德国帝国主义的打击外，华北其他地区的地主阶级并没有遭到什么打压。虽然河南的白朗起义和去岁的华北大水灾对华北地区的地主经济造成了很大的打击，但是这些地主在当地的势力并没有被清除掉。
我们抽调党员干部前往河南河北，但是并没有那么快在当地建立起我们自己的组织，在我们和当地的地主阶级决定出一个胜负出来之前，大多数群众还是会选择观望的。当然，土地改革的推行，是联合当地群众消灭当地地主阶级势力的最为见效的办法。
不过土地改革的方向虽然是正确的，但是没有当地群众的支持，光凭我们派去的几个党员干部是发动不起当地的土地改革运动的。
根据我的调查，某些地区的群众之所以不支持我们派出的土地改革小组，首先是不信任我们派出的人员，毕竟他们都是外来人员，一些群众还没能从乡土宗族的封建思想中醒悟过来；其次就是我们派出的人员难以和群众打成一片，口音、生活习惯和不同的社会观念，都是造成双方隔阂的原因。
而群众和我们派出的党员干部有隔阂，根源还在于当地的官员干部同我们派出的党员干部存在着一道缝隙。当地的官员干部最为不满的一点就是，当地的县府事务员月薪在12-14元，而我们派出的相同职位的党员是25-28元一月。
干着同样的活，拿的却是相差一倍的工资，自然难免让这些本地干部亲近我们的党员干部了。但是东北的官员干部拿到的月薪和工人相比，至少要低三分之一，远离生活环境较好的地方，我们总不能再继续减少他们的工资以安抚当地干部吧？”
对于梁廷栋提出的这一问题，吴川很久没有出声，就在梁廷栋有些不安的时候，吴川这才轻轻拍着椅子的扶手说道：“听到你说的这个问题，我突然想起了山东那边报上来的一个乡村干部的案例。
1912年我们派出了一些干部进入青岛，建立起来山东革命委员会，在德国人的支持下，山东革命委员会首先对胶州湾地区进行了土地改革。
胶州湾东女姑山有个叫做刘石八的长工，他的家庭非常的贫困，小时候跟着父母在外讨过5年饭，十六七岁就在本村地主家做了长工，一干就是十五年。他下面还有两个妹妹，因为养不活都送给了别人当童养媳。
因此我们在当地推动土地改革的时候，刘石八是积极响应的，土地改革的时候他也分到了6.3亩田、全套的耕牛、农具，到了1914年他家里就建起了4间瓦房，算是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
1914年下半年日本入侵山东的时候，他不仅拿出了家里的粮食支援军队，还报名参加了前线服务队。可以说是我党在山东的铁杆支持者了，因此在战后就被吸收入了本党。
到了1916年，他家的人均口粮约547斤，全家一年食用油6斤6两，一年吃了27斤猪肉，日子开始过的红火了起来，而他本人也被提拔为了村里的书记。
但就是这样一个党的基层干部，去年放出了6担小麦和20块大洋的高利贷。他还在去年底的县乡镇干部会议上发表了：‘合作化糟的很’、‘统购统销把农民搞苦了’诸如此类的反对农村合作化和党的农业政策的言论。
所以你看，我们想要迁就放任党员的自由化是迁就不来的，我们在上面放松一点，底下就是一个大窟窿。刘石八这样的贫农，有了一点土地，刚刚填饱了肚子，就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摆脱合作社的束缚，奔着自己的小幸福去了，何况是其他没有得到革命直接好处的阶层。
改造农村发展生产力，首先要改掉的就是这种普遍的小农思想。打土豪分田地不是我们的目的，消灭乡村中的封建落后文化，建立起新的无产阶级主导下的新农村，以提高农村生产力的发展，这才是我们的目的。
简单的说，我们需要构建的是一个全新的中国，而不是传统的打江山坐江山。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就必须加强对于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并不断的开展批判和自我批判，以避免党员干部的腐化堕落。过去这几年我们主要把精力放在了军队干部和党内高层，我看现在是时候对地方和基层党员进行普遍的再教育了…”
第990章
对于在各地组建党校，分批对基层党员进行培训的提议，梁廷栋自然是赞成的，从过去这几年对军队干部和党的中高级干部的培训来看，党校的培训班还是富有成效的。
一批资历较老但不思进取的党政军干部，在这样的抽调培训和再分配工作的过程中被筛选了下去，一批更加年青且忠诚于党的干部被安排了重要的岗位上。
在这样较为和平的整合中，军队和党的中层以上岗位基本都进行人员互换或是新血更替，革命以来军中和党内的同盟会成员、北洋军官组织算是彻底瓦解，现在只剩下了党内各派。军政大学和中央党校出身的军官和干部，开始成为东北的党政军骨干力量了。
梁廷栋对于这个变化还是相当支持的，毕竟把同盟会和北洋经历挂在嘴边的党员干部，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不愿意融入共和党这个新团体的表现，他们还在留恋着过去革命时期的资历，并试图利用这种资历为自己寻求好处。
这就好比北洋内部动辄以小站练兵时自己隶属于某部某位大人名下，或是革命党人时不时的摆出自己加入同盟会的时候已经参加了革命多少年，无非就是在向后来者炫耀，并要求上位者酬谢自己的功劳或苦劳罢了。
但是，学习了这么久的马列主义，梁廷栋好歹也是学了一些革命理论的，自然知道革命并不是打江山，吴川也不是新朝的皇帝，自然不能拿江山酬谢这些开国功臣。
说句老实话，梁廷栋也不觉得大家在革命中有什么功劳，要不是吴川从海外拉来了大批军火和物资援助，又说服了德国和俄国在背后支持他们起义，从而得到了德俄军官的帮助训练革命军，那么不要说日本人，就是连北洋军他们都打不过。
军中所谓的“士官三杰”，当初可是被冯国璋打的溃不成军才逃回长春和革命军汇合的，而不是什么两支革命军队的胜利会师，为之后击败日本-北洋联军建立了胜利基础。
虽然因为欧战爆发的关系，和同俄国布尔什维克政权交好的关系，德国和俄国军官在革命中的功绩被宣传部门隐没了，但也并不表示这些功劳就是他们这些北洋起义部队的。
因此看到那些党员干部动不动拿出自己的资历向组织要求待遇和更好的位置，梁廷栋是既感到愤怒也感到不解，因为仅仅在几年之前，他们还是为了国家民族不惜献出生命的革命同志，何以刚刚进入到了建设祖国的和平时期，就变得让人难以相认了。
这也是梁廷栋坚决支持吴川主张的不着急入关的根源，在吴川的眼皮底下，在组织的压制下，这些革命功臣就已经如此蠢蠢欲动了，真要让他们分散到关内各地去，恐怕到时连组织都无法约束住这些功臣们了，那么革命岂不是就真的变成了换个人当皇帝？
同吴川交流了一下关于对基层党员的培训和对新解放区的干部培养问题，梁廷栋就表示关于这个问题回去理出一个方案再提交给吴川，随即他就开始汇报今次的最后一个工作了。
“最后一件事就是，我同马萨里克已经会晤了数次，虽然美国人和法国人都很支持他，但是他对于我们却还是表现的相当谦逊，因此就捷克军团借路返回欧洲的事情，我们谈还算是愉快，我们提出的条件马萨里克都表示愿意接受…”
捷克和斯洛伐克都是奥匈帝国的一部分，不过19世纪上半叶欧洲民族主义的兴起，随着1848年欧洲革命向全欧的蔓延，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的民族意识也因此觉醒，虽然这次革命中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的独立运动被哈布斯堡王朝给镇压了下去，但是捷克人的民族主义运动却没有平息。
托马斯加里格马萨里克原本是布拉格的一位哲学教授，但他也是捷克斯洛伐克民族主义运动的支持者。欧战爆发前他希望奥匈帝国能够改革为民主化的邦联国家，但是欧战爆发后他已经转向了捷克和斯洛伐克的完全独立主张了。
战爆发后不久，马萨里克就联合捷克在都成四川成汉瑞士的侨民成立了捷克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并同当时的法国总统白里安会晤，赢得了这位法国总统对于捷克斯洛伐克独立的支持，于是在1915年11月18日，捷克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宣布向奥匈帝国宣战。
不过马萨里克很清楚，仅仅只是在名义上向奥匈帝国宣战，而不付出什么行动，那么协约国是不可能在战后履行对捷克斯洛伐克独立的承诺的。
在这个时候，俄国的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就纳入了马萨里克的视线。欧战爆发前，大约有7万捷克斯洛伐克侨民生活在俄罗斯帝国境内，大多聚居在乌克兰西部。战争爆发一周之后，这些侨民就向沙皇政府申请组建一支自愿者部队为俄国作战，这一申请获得了沙皇政府的首肯。
于是1914年8月14日，一支名为“王室侍从队伍”的捷克营在基辅军区成立了，一开始这支部队仅有700人。到了1916年秋季，捷克营扩充为第1“扬胡斯”步兵团（2个营）；年底前又组建了第2“波杰布拉德的伊日”步兵团；；1917年3月与同胞会合，组成了第3“扬杰式卡”步兵团；这三个团组成了捷克斯洛伐克步兵旅。
不过这个时候二月革命爆发了，原本试图通过为沙皇征战而赢得战后捷克斯洛伐克独立的捷克军队顿时失去了方向。就在这个时候，马萨里克抓住了机会从英国跑到了混乱的彼得格勒，在协约国军事代表团的支持下接触了这支部队。
马萨里克以战后建立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计划，和宣布美国总统也支持这一计划为号召，很快就获得了这支俄国捷克斯洛伐克步兵旅的支持。1917年六月，捷克旅转向西南阵线，听从了克伦斯基的命令，在第十一集团军的指挥下发起了七月攻势。
和士气低落的其他俄国军队不同，抱着战后建立独立国家的捷克旅（约7000人）在战场上表现出色，他们俘获了3300奥匈军队和20门大炮，自己只损失了800多人。
因为捷克旅的表现，临时政府决定准许捷克旅吸收战俘进行扩充。于是到了8月时，捷克旅已经扩充成了8团两师，再加上一些骑兵部队、一个突击营、两个预备团、两个炮兵旅和一个迫击炮单位，1918年初已经增长到了4万人的规模。
十月革命的爆发导致为临时政府效力的捷克军团处境尴尬，而俄国布尔什维克和德奥和谈，也让捷克军团为战后独立的共和国战斗的希望破灭。俄国布尔什维克不希望这支不可靠的军队继续待在自己的领土上，而在黑海被封锁的状况下，捷克军团也很难转移到西线。
马萨里克再次来到俄国，和人民委员会协商将这支部队转移到西线去。马萨里克原想从阿尔汉格尔斯克乘船去法国，但人民委员会在德国的强烈压力下，不准他们走这条路。走这条路需要经过莫斯科等苏维埃政权的核心区，人民委员会也难以放心。
于是捷克斯洛伐克人只能向东进入西伯利亚，希望通过海参崴乘船去欧洲。不过从赤塔向东的铁路都在革命委员会的控制下，因此马萨里克便顺着西伯利亚铁路抵达了哈尔滨，同革命委员会进行了接触。
吴川对于捷克人还是比较敢兴趣的，捷克作为奥匈帝国的工业区，奥匈帝国70%的工业都集中于捷克盆地，因此捷克人的受教育程度很高。革命委员会吸纳的捷克工程师和技术工人大约占了奥匈战俘的一半以上，相比之下和捷克近邻的斯洛伐克人到都是些文盲农民。
因此吴川让梁廷栋替自己会见马萨里克，主要是提出了两个条件。第一、在进入中国境内时捷克人应当交出自己的武器，不过革命委员会不会没收这些武器，会将之封存然后直接装运上船；第二、革命委员会希望能够在捷克军团内招募一些工程师和熟练技工。
作为回报，革命委员会将不仅向捷克军团开放海参崴，也可以向捷克军团开放大连和营口港，并安排船只协助捷克军团快速返回欧洲。此外，作为招募这些工程师和熟练技工的报酬，革命委员会可以提供一些粮食和现金，作为捷克军团的平日消耗。
马萨里克和梁廷栋会晤了两三次后便答应了革命委员会提出的要求，和上个月25日他同人民委员会达成的奔萨协定相比，革命委员会对于捷克人的态度显然要温和的多，且捷克战俘在中国的工厂内也获得了合理的报酬，因此马萨里克选择了同革命委员会合作。
不过他也通过梁廷栋向吴川提出了两个要求，一个是希望尽快把捷克军团运往欧洲，另一个则是希望能够和革命委员会建立互利互惠的关系。
按照梁廷栋的说法，马萨里克现在很担心俄国布尔什维克对于捷克军团的态度，因为俄国布尔什维克中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正在煽动捷克军团的士兵反对军官阶层，并试图让捷克军团成为红军的一部分，这显然不是马萨里克等捷克民族主义者乐意看到的结果。
吴川听完之后不由摊开双手回道：“为什么不呢？尽快把捷克人运去欧洲对于我们来说也是有好处的，虽然我们解除了他们的武装，但是这样一支外国军队长久待在我国境内终究不是好事。
为了尽快让他们回到欧洲，那么把他们分散到各个港口上船也就顺利成章了，这件事你同宋云桐同志商量下，最好不要让他们在我国境内聚集起一个团的集中安置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