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热的年代 第310节

  长春领事馆的外交官对于佐佐木私自更改行程也很恼火,因为佐佐木的犯规毫无价值,反而给了革命委员会留下了一个借口。自革命委员会在山东、朝鲜击败了日军之后,日本外交官发觉自己在东北地区的活动范围变得越来越狭小了。

  据《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及附约,清政府在东北三省自开商埠16处,商埠开设一处,日本政府即同步跟进,在开埠之区设立领事馆或分馆。到1911年辛亥革命时,日人在东北的领事馆和领事分馆已经超过了20处。

  这些领事馆事实上已经超越了外交机构的权限,和其他列强在中国的领事馆一样,成为了兼职殖民地机构权力的特征。比如1907年日本以保护朝鲜人生命财产的名义派出了60多名日本警察和宪兵越过图们江,在龙井村设立了朝鲜统监府间岛临时派出所,随即在当地实施了非法的警察权。

  1909年11月,在和清政府的交涉后,朝鲜统监府间岛临时派出所变为了间岛日本总领事馆,开始办理外交事务和对当地的朝鲜居民进行管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日本正试图把所谓的“间岛地区”变为日本的殖民地来管理。

  1914年中朝日三方爆发战争,北朝鲜地区从日本重新独立,革命委员会乘机就把龙井地区及安东地区的日本领事馆通通关闭了。虽然日本政府一直试图恢复这些地区的领事馆,但是遭到了革命委员会的拒绝,而在革命委员会去年收回天津各租界司法权和行政权力的同时,也再次对东北各地的各国外交机构进行了调整。

  简单的来说,革命委员会要求各国缩小在华外交官的编制,并严禁各国外交官干涉中国的内政和进行同外交官身份不符的间谍行为。革命委员会的这些行动主要还是针对俄国和日本,因为满洲过去正是为两国的势力地方,俄国还在外蒙、新疆设立了不少的领事馆以扩展俄国在当地的影响力。

  日俄双方在这一问题上取得了共同对抗革命委员会的共识,但是俄国二月革命的爆发,革命委员会和俄国之间的短暂战争,使得俄国临时政府在远东失去了大部分的话语权,过去俄国在外蒙古地区、在满洲地区的领事馆正不断被迫关闭,只留下了哈尔滨一处总领事馆,沈阳一处领事馆。

  失去了俄国的援手,其他列强也在这一问题上保持了沉默,日本颇有孤掌难鸣之势。因此日本外务省不得不同革命委员会重新开始谈判,试图至少保留满蒙地区最为重要的8处领事馆。在这样的敏感期,却爆发了佐佐木到一事件,这显然让日方在谈判中又多了一件不利的因素,自然来接人并陪同佐佐木前往大连的外交官对其没什么好脸色了。

  不管是这位日本外交官还是佐佐木到一自己都没有发现这样一件事,他们虽然声明偏离行程只是一个误会,但是心里却已经开始承认这一事件的过错在于己方。而在过去,日本军官在中国的战史旅行从来不会被认为是一种触犯中国法律的行为。

  佐佐木到一在大连坐上了返回日本的客船,在船上他无暇欣赏秋季大海的美景,而是把自己关在了客舱内为自己的这趟旅行做了一个总结,“…从以上这些见闻来看,满洲之民众已经把自己的生活好坏同国家的强盛联系在了一起。昔日宗方先生所言:国家乃人民之集合体。则满洲已经初步形成了这样一个集合体,我国若想重返满洲,当不可不忽视满洲民众对于保卫满洲的意志…”

  在佐佐木乘坐的客船离开大连港的时候,旅顺工科大学正在举办1917年度的入学仪式,新上任的革命委员会驻大连、旅顺办公室主任王永江和关东厅长官林权助出席了这场入学仪式。

  1913年旅顺工科学堂开始招收中国学生,1915年旅顺工科学堂升级为旅顺工科大学,这两次变化的背后是中国革命军击败了南满铁路护路军,中国革命军在山东和北朝鲜战胜了日军。

  1914年中日朝鲜、山东战争结束之后,以都成四川成汉高桥本吉、清水留三郎为首的日本议员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赴日留学生的数量远超欧美诸国,但是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却大多成为了反日分子,而前往欧美的中国留学生却都成为了亲欧美分子?”

  这些议员质疑文部省对于中国留日学生的教育内容和教育方式问题,并要求对留日的中国学生实施补助金政策,以灌输日中友好的思想。随着革命委员会力量的不断增长,中日贸易数额的急剧增长,日本政府开始对中国留学生的问题加以重视了起来。

  但是和过去的满清时期及南方的中国青年留学选择不同,革命委员会治下的东北和山东地区,出国留学的规模虽然稳步上升,但是文科方面的留学生数量却在急剧下降。

  而过去前往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却主要以文法政三科为主,日本和中国毕竟是一水之隔的邻居,日本文化又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因此对于那些外语成绩不大好的中国留学生来说,选择日本留学不仅便宜也容易适应环境。

  何况中国留学生想要学习的西方法律和政治,日本都已经进行了第一次转化,和自己跑去欧美重头摸索不同,在日本学习西方的法律、政治,只要在日本人归纳出来的体系下按部就班的吸纳就可以了,完全不需要担心学无所成。

  当然,这也导致了在日本留学的法政科学生往往被英美留学生所看不起,认为他们不过是在拙劣的盗版者那里再次盗版,丝毫没有研究欧美法律、政治真谛的决心和信念。简单的说,在这些英美留学生看来,到日本学习法律和政治的只有两种人,要么是想要拿一张文凭回去当官,要么就是借着留学名义去日本搞革命的,都不是想搞正经学问的。

  至于理工科方面,日本帝国大学虽然还算不错,但是和欧美相比就差远了,就连欧洲的几个小国,在理工科的教育上也是远远超过日本的。因此革命委员会所统治下的区域内,在战争爆发之前首选是去德国和美国留学,战争爆发后则大多选择了前往美国留学。

  革命委员会治下的这种留学倾向,自然是让日本的政治精英们难以接受的。在经历了1916年的天津租界事件之后,各国政府都已经相当明确的了解,假如说有这样一个政治势力能够统一中国的话,那么必然是共和党所领导的革命委员会。

  虽然各国都在努力着试图拖延革命委员会统一中国的进程,但是各国同样做着两手准备,试图在革命委员会和共和党内部扩大自身的影响力。改变一个成年人的世界观很难,但是对一个世界观尚未成型的年轻人进行文化上的影响却要容易的多。

  就如同美国人用庚子赔款在中国办学,事实上在民国之前是中国多支出的退款,民国以后美国政府才真正的退回赔款加大了对于中国教育的援助。其他各国也在纷纷效仿美国,用庚子赔款在中国培养亲近自己的年轻人。

  但是对于日本来说,不管他们怎么优待中国的年轻人,革命委员会治下的年轻学生都不会把日本当成首选之地,这也就意味着日本在一二十年之后,将会失去对于中国顶层的政治影响力。

  于是,旅顺工科大学,这座原本日本政府不太重视的海外大学,开始获得了日本文部省和日本财阀的大力援助,毕竟这所大学就在中国的土地上,对于那些家境不太好的东北、山东学生来说,确实是一个性价比较高的选择。

  在这样的扶持之下,1917年旅顺工科大学的入学生中,中国学生第一次超过了日本学生。本年度中国学生的入学人数259人,日本学生245人。

  刚刚上任的王永江第一次和关东厅长官林权助会晤,就是要求进一步扩大旅顺工科大学的规模,并提高学校中的中国讲师数量。林权助是本年三月上任的,外务省出身的他被调任关东厅长官,意味着外务省同革命委员会交涉事务中的话语权在上升。

  林权助也清楚原敬及海军省同革命委员会达成的协议,王永江所领导的办公室,实际上就是同关东厅逐步交接权力和制定双方在各方面妥协政策的革命委员会负责机关。显然对方是想先从教育方面入手,他自然不会不给予配合,但是也不打算让王永江夺取对于旅顺工科大学的控制权。

第867章

  作为旅顺工科大学的校长,富田忠诠同时还是关东厅的一名官员,他很快就明了林权助的想法。他举办一个隆重的入学仪式,以表明关东厅对于这所大学的重视,又召回了今年毕业生中的优秀分子,让这些中日毕业生给入学的后辈加以鼓励,以表明学校除了学业之外,也同样重视中日亲善关系。

  不过作为金州本地人王永江却不会被富田校长所安排的仪式所感动,能够被日本人感动的亲日分子不是移居日本了,就是被革命委员会给镇压了。甲午战争之后先不提,日俄战争之后日本人在南满强行购地、抢矿的种种举动,已经彻底让南满地区的中国人对日本失去了所谓同文同种的归属感。

  特别是在革命委员会的一系列宣传中,日本已经从所谓的友善邻邦变成了居心叵测的海外大敌。从唐朝的白江口入侵,万历时期的侵朝战役到甲午之战,都是日本试图踏上大陆的野心迷梦,把日本当成是东亚友善邻邦,那么中国就是下一个朝鲜。

  不管王永江对于这样的宣传是否相信,他也清楚自己应当接受这样的宣传,否则在革命委员会之内就不会再有他的位置。辛亥革命爆发时他没有立刻站队,本是想着以自己的才能,不管谁上台都是可以一展身手的,因此没必要在大势不明时表明自己的立场。

  事实上,当时革命委员会要是只针对满清的话,他说不定就站出来表明自己的立场了。不管他和袁金铠的关系多么好,也不可能为一个日暮西山的王朝陪葬的。在哈尔滨和武汉两地先后爆发革命之后,处于南北夹击之下的北京显然是回天无力的。

  但是,革命委员会不过才占了北满就急不可耐的对日本驻南满护路军下手了,这就让南满的一些士绅商人难以下注了。王永江当时觉得,革命委员会这么鲁莽恐怕大事难成,因此就选择了继续观望,这一观望就让他错过了加入革命委员会最好的时机。

  谁也没能想到,革命委员会居然击败了日本增援南满的部队,并迅速占据了整个东北地区。而王永江所自负的才能,在革命委员会的组织力面前也掀不起半点浪花。,农业时代,个人才能也许能决定事情的成败,但是在工业时代,组织才是一切。

  在这一点上,中国人其实应当是最能体会的到的,因为甲午战争就是一场组织对个人的对战。号称重臣的李鸿章所建立的北洋水陆大军,在按照了西法组织起来的日本军队面前,宛如儿童和相扑运动员之间的较量。

  假如没有张榕拉了他一把,那么王永江觉得自己最好的归宿大约就是去学校教书去了。因为不在组织之内,他就无可能发挥自己的才能,毕竟革命委员会可不是满清,对于社会资源的控制能力,已经让从前的乡绅几乎失去了直接干涉地方事务的权力。

  见过了旅顺工科大学的优秀毕业生,又听了关于这些毕业生对于新入学后辈的鼓励演讲,王永江也被富田校长邀请上台对着本校的学生说上两句,以资鼓励。

  王永江也没有推辞,爽快的接受了邀请上,站在演讲台上的他望着下方就坐的学生们扫视了一眼,数千名学生整齐的坐在那里,就是乌压压的一片人头,几乎看不出什么人的面貌来。

  王永江很快就收回了视线,调整了下思路后开口说道:“今日能够过来参加工科大学的入学仪式,确实是一大收获。因为从在座的诸君身上,我看到了中国和日本的未来。

  正如吴川主席所说:一个国家的前途不在于她有多大的领土,多少军队和军舰,也不在于这个国家有多少政治家和富豪,而是取决于这个国家究竟有多少工程师。

  我国东三省登记在册的工程师大约是2500多,差不多每一万人里有1个,而东三省是我国工程师最为密集的区域,假如平均到全国,估计10万个里面有1个就不错了。

  而在美国,每100人口中就有2.5个工程师;德国是每100人口中就有5个工程师。和这些欧美国家相比,我们同他们之间的差距是250-500倍…”

  坐在下方坐席前排中央的林权助侧了侧头都成四川成汉,向着身边的富田忠诠问道:“你怎么看那位吴川主席的言论?听起来似乎是倾向于实业救国论的理念。”

  富田忠诠沉默了数秒后回道:“我觉得这样的想法其实很不错,能够制造出先进的军舰大炮的,终究还是人。但是随着科技的进步,普通人或普通工人出身的技术工人已经很难去理解技术进步所创造出来的机器了,只有掌握了专业知识的工程师才能设计和建造这种先进的机器。

  所以,工程师的数量决定着一国之技术高低,这话是真诚的。不过我并不认为工程师能够决定一个国家的未来,毕竟再好的机器也是需要人去使用的。只有当国民万众一心的去报效国家的时候,这个国家的前途才是无限光明的。

  我以为,那位吴川主席固然是一时之人杰,但是在本质上还是没有脱离中国人的陋习,过于看重物质而轻视人的作用了。和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金钱才能培养起来的工程师相比,让更多的普通工人忘我的奉献自己,才是追赶欧美列强的光明之路。”

  对于富田忠诠的看法,林权助不置可否,对方虽然是旅顺工科大学的校长,但本质上还是一个日本官僚。对方在教育问题上支持对中国人开放,显然就不认为中国人学了这些西洋学问就会强大起来,倒是将吸引中国学生报考旅顺工科大学当做了扩张帝国在中国年轻学生中影响力的机会。

  他望着台上正在讲话的王永江片刻,随即又向富田问道:“那么本年度贵校的毕业生都去了哪里,学校有了解过吗?”

  富田忠诠马上小声的回道:“除了少数毕业生回国深造和返回故乡之外,大多数人都留在了南满和关东州工作,大约为本届毕业生的四分之三。前往南满工作的毕业生和留在关东州的毕业生之比,大约为4:1的样子。”

  林权助终于把头转了过来,正视着富田的眼睛问道:“怎么去南满的毕业生有这么多?难道关东州没有地方容纳他们么?”

  富田苦笑了一声说道:“关东州确实没有这么多公司能够容纳他们,不管是大连造船所还是沙河口的车辆制造所,能够接纳的毕业生总是有限的。本校毕业的学生又不是学习法律和政治的,因此就算是日本毕业生也不肯去关东厅谋个职位,他们都希望自己能够学以致用。

  但是之前关东州地位不明,因此许多日本企业都缩小了在关东州的投资,或是干脆搬回了国内去。至于那些胆子比较大的企业,又因为大连的电力、煤炭和原材料都比南满要贵,因此大多搬去了沈阳、营口甚至是隔壁的金州。

  既然日本企业都搬离了关东州,求职的日本学生自然也只能跟着去南满了,至于那些中国学生就更加不会留在关东州了,这里除了少数中国企业和中日合作企业之外,其他日本企业对于中国人都是持歧视态度的,而在南满他们就不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所以,林长官,光是在学校里谈日中亲善是不够的,如果日本企业继续这种对中国人的歧视性对待,那么即便他们在学校里亲近于我们,到了社会上经历了几年也就变成反日分子了。更何况,要是连我们教育出来的学生都不愿意替日本企业服务,我们还怎么期待他们为大日本帝国服务呢?”

  林权助沉思了片刻后说道:“关于日本企业的问题,我回大连之后会找相关人员谈一谈。既然我们不可能用武力征服这里,就不能不采取怀柔的措施…”

  王永江演讲完毕,富田忠诠上台做了致辞,1917年度的入学仪式终于宣告结束。礼堂内的学生们起身恭送了林权助、王永江等中日官员的离开,随即在班级指导老师的安排下规规矩矩的按班级次序离开了座位。

  至于那些被邀请回来的毕业生们,则不必如这些学弟们那么守秩序了,他们三三两两的从礼堂侧门离开了。平田五郎、小野贞藏、张文涛、白文武四人是毕业生中关系较为密切的,因此四人离开学校后就相约去海边转一转然后再去会餐。

  工科大学距离海边也就不到1里地,四人走到了海边的石堤上,看到远处的老虎尾滩,不免就停下闲聊了起来。四人稍稍聊了几句,小野贞藏谈了谈自己在大连造船所的工作,张文涛和白文武则讲了讲沙河口车辆制造厂的忙碌,唯有平田五郎沉默不语。

  张文涛不由向他问道:“平田,大连邮政局的工作怎样?”

  平田五郎想了想说道:“我来之前已经递交了辞职信了。”

  三人都有些惊讶的向他询问原因,平田五郎望着远处的老虎尾滩长长的吐了一口气后说道:“我是学无线电的,可是在大连邮政局只能发发电报,这不是我的志向。我打算下周去一趟哈尔滨,听说哈尔滨通讯器材公司在招聘关于无线电的人员,我想去碰碰运气…”

  三人顿时沉默了下去,小野贞藏犹豫了一下后说道:“哈尔滨通讯器材公司是东亚第一的无线电制造公司,据说除了销售部门对日本人开放外,技术部门中还没有招募过日本人呢。”

  平田五郎回头看了三人一眼,用力点了点头说道:“我知道,不过这一次的招聘并没有对日本人做出限制,所以我想去试一试。假如不行的话,那么我打算在哈尔滨找一找无线电维修方面的工作,日本在这方面至少落后了中国5年以上,除了军队还没有哪家商社投资无线电制造的,学校里教的那点东西根本不够用,我希望能够去哈尔滨学点真正有用的,然后回日本开一家无线电方面的制造所…”

第868章

  当平田五郎带着梦想坐上了前往哈尔滨的列车时,横须贺军港前许多日本民众正挥舞着小小的日本国旗欢送着启程出发到南洋保卫同胞的军人。

  过去日本国民欢送军人出征时可没有挥舞国旗的习惯,毕竟没有那个商人会专门制作这种华而不实的东西。但是在大战开始之后,欧美各国突然就流行起了家家户户挂国旗和送军人出征时挥舞国旗的潮流,这种用纸张或廉价的再生布制作的国旗花费不多,但是相当的鼓舞士气和民众的热情。

  在大战刚开始的阶段,大多是商业公司的赠品或是民间自购,但是随着战争的延续,已经变成了协约国政府专项采购的重要物资。当然,创造了这种风潮的中国人获得了大量的利润,美国人决定参战之后就向中国人采购了这种5美分国旗约2亿枚,用于分发给民众制造参战气氛。

  而日本人也是在美国人的大手笔之后才开始注意到这一行业的暴利,开始用本国产的再生棉制作这类小玩意。本次日军南下保卫南洋日侨的行动虽然规模不大,只有两个联队的规模,但是在这些商人们的鼓动下,倒是掀起了一场规模宏大的送行仪式。

  赶来横须贺给陆军出征部队送行的日本陆军省青年将校,看到这个场面倒是非常欢迎,有人不免对同僚说道:“民众对着军队挥舞国旗确实更令出征的军人振奋,看到这样一片挥舞着国旗的人群,将士们自然就少了和家人分别的哀怨,多了几分为国战斗的豪情啊。我看,陆军今后每次出征都应当给民众发放统一的小国旗,这样才能让军人快速的进入作战状态…”

  不过对于护送这支部队南下的海军来说,眼前的这一幕可真让人提不起劲来,原本这些民众的欢呼应当都是属于海军的。但是没办法,谁让海军自己在关键时刻掉了链子。

  海军省试图利用横须贺镇守府海兵团组建一个联队的海军陆战队南下,但是海军省很快就发现,想要在几天内组建出一个可用于作战的联队,对于横须贺镇守府海兵团来说是相当困难的。

  因为海兵团的主要任务是为军舰提供水兵,而不是为海军陆战队提供兵员,在欧洲大战爆发之后,随着日本海军急速扩展了自己的活动范围,各海兵团的熟练兵都上舰出海了,剩下的大都是一年内的新兵,且人数也相当的不足。

  海军省调查后发现,想要在一个镇守府内抽调出一个联队的海军陆战队几乎是不可能的,不仅老兵不够充分,就连领导部队的基层军官都不能满足。但是假如从数个镇守府各自抽调一个中队或大队进行编成的话,又需要进行一段时间的合成训练,那么估计要到了10月才能出兵了。

  而在这个时候,陆军又突然表现的相当配合,不仅表示愿意将此次出征的指挥权交给海军,还迅速集结起了2个联队等待着协助海军。在这样的情况下,就连海相也找不到合适的理由拒绝陆军协助。

  更加重要的是,随着南婆罗洲局势的发展,英国人似乎也觉察到了问题,有联手美国进行调解的意思,毕竟巴厘巴板附近的油田是属于英荷壳牌石油公司的,而这家石油公司虽然是1907年由英国壳牌运输贸易公司和荷兰皇家石油公司合并而成,但实际上已经被英国人所控制。

  欧洲大战发展到今日,飞机、汽车、坦克和燃油军舰已经成为了战争的主角,战争开始时的1914年,法国军队只有110辆卡车、60辆牵引车和132架飞机。到了1917年,已经增加到了45000辆卡车和9000架飞机。西线光是维持战场所需,每天就不少于3000桶石油,这还没有算上民用的部分。

  去年11月,德军占领了罗马尼亚,为了防止德国人利用罗马尼亚的石油,英国政府立刻派出特工摧毁了罗马尼亚的油田。而在东印度群岛,石油产量已经接近300万吨一年,其中8成石油出自加里曼丹岛,巴厘巴板附近的油田年产石油超过80万吨,由不得英国人不上心。

  只不过英国人之前都把注意力放在中美身上,在纳土纳群岛独立事件之前,英国人主要是提防美国人,英荷壳牌石油公司在战前几乎把苏门答腊岛有可能出油的地方都占了,甚至还试图让荷兰殖民地政府出台针对非英、荷石油公司的限制政策。

  美国石油公司也不能拿在英国保护下的荷兰东印度群岛怎么样,只能采取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利益,不过随着革命委员会加入到这场游戏之后,局势很快就出现了变化。就如英国人利用荷兰人阻止美国资本进入南洋一样,美国资本和革命委员会煽动了荷属东印度群岛的各民族独立运动,荷兰人也同样难以平息这场独立运动,不得不向中美做出了让步。

  因此在南婆罗洲爆发动乱时,英国人一度都成四川成汉以为是美国和中国撕毁了协议,因此把注意力都集中在了美国和中国的行动上,于是便忽略了日本人的行动。当然,英国和荷兰之间的紧张关系,也使得双方之间的沟通不够顺畅,给了日本政府不少操作的空间。

  不过等到日本大张旗鼓的在国内造势,在报纸上控诉荷兰东印度殖民政府对于南洋各民族压迫过甚才引发的这场暴动之后,英国驻日外交官终于感觉到了不对劲。毕竟,既然荷兰人邀请日本政府派出军队保护日侨,日本政府自然应当站在荷兰殖民地政府的立场上批判当地的土人暴行才对。

  只不过等到英国政府醒悟过来,试图阻止日本出兵的时候,装载着日军的运输船已经离开日本港口了。到了这个时候,在之前指责美国和中国在背后捣鬼的英国、荷兰外交官,再想回头帮助荷兰人调停这场南婆罗洲的叛乱,阻止日本出兵南婆罗洲就有些晚了。

  9月15日晚,得知日本正式出兵南婆罗洲后,英国驻华公使立刻约见了美国驻华公使,就南婆罗洲事件向其提出了共同调停的请求。芮恩施返回美国公使馆后就约见了王葆真,向其询问革命委员会对日本出兵南婆罗洲一事的立场。

  王葆真思考了片刻之后,就向芮恩施回复道:“公使先生,我听说贵国的先头部队已经在欧洲登陆了,在这样的局势下,我们有必要和日本人撕破脸吗?

  更何况,荷兰东印度群岛殖民地政府一向依赖于英国人,哪怕我们帮助他们守住了东印度群岛,他们也不会背弃英国,于是我们出了力却得不到感激,反而要承受日本人的怒火,最终让日本更加依赖英国而敌视美中两国,我不觉得这是一个合算的买卖。

  最后,欧洲战争迟早是要结束的,但是不管谁赢得了这场战争,英国的海权优势依旧不会被动摇。日本的海军规模现在仅次于英国和美国,也就是说一旦日本完全倒向了英国,那么我们同荷兰殖民地政府达成的,关于荷属东印度群岛的那些政治和商业协议,很有可能在战后被荷兰人撕毁,面的英日海军的力量我们到时只能接受现实。

  既然如此,倒不如干脆让日本先同荷兰人闹翻了,只要日本不触动我们在东印度群岛的利益并接受我们同荷兰殖民地政府达成的协议,我以为我们完全可以采取中立立场。而且有南洋这块地方牵制住日本政府的关注,那么至少在欧洲战争结束前,我们就不必过于担心日本接下来的行动了。”

  芮恩施思考了半个晚上,终于把王葆真的意见和自己的看法发给了华盛顿。威尔逊总统和自己的幕僚、国务卿、海军部长商议之后,随即让美国国务卿蓝辛召见了日本驻美大使,就荷属东印度群岛等东亚问题交换了立场。

  9月17日晚,内田外相收到了驻美大使的电报,得知美国在荷属东印度群岛问题上倾向于中立,但是需要日本保证不把东印度群岛变为自己的海外殖民地。知晓了美国的立场之后,日本政府随即向英国驻日大使表明了态度,表示日本不能无视国内民众的呼声和海外移民的安全,放弃对于南婆罗洲的军事行动,不过日本将维护英国盟友在南婆罗洲的利益不受侵犯。

  英国驻日大使虽然语气激烈的指责日本现在的行动是在破坏英日之间的互信,但是却未能得到日本外相的正面回应。不过英国驻日大使的电报抵达伦敦时,焦头烂额的戴维劳合乔治首相却已经无心关注荷属东印度群岛的未来了。

  去年底劳合-乔治担任首相后,就开始着手推行自己的东线决胜负的主张,于是就同英军总司令道格拉斯黑格元帅和帝国参谋总长威廉罗伯特罗伯逊元帅爆发了矛盾。为此他干脆越过总司令和参谋总长单独指挥英军,但是却遭遇了俄国革命,东线决战的计划破产。

  之后为了挽救意大利,他强行从西线抽调了5个师前往意大利战场,然后又不同黑格和罗伯逊协商,便同意由法国元帅费迪南德福煦担任西线联军统帅。接下来就遇到了西线攻势的失败,西线的法军一蹶不振。

  1917年上半年的东、西线失利,最终引发了舆论对于劳合乔治首相的猛烈批评。过去在陆军部担任要职的毛里斯爵士发表了一封公开信,指责他在西线犯下的错误。自由党进一步分裂,以阿斯奎斯为首的自由党约100名议员投票反对他,使他在自由党内处于少数派的地位。

  作为一名自由党的首相,劳合-乔治现在却不得不在保守党的支持下才不至于垮台。因此他现在还有什么精力去为了荷属东印度群岛同日本盟友翻脸呢。劳合乔治很快就像外交部发出了指示,尽可能的迟滞日本人的行动,但是没必要去激怒他们,另外加强同中国方面的合作,要求他们尽快出兵。

第869章

  在英国人开始缓和同革命委员会的关系之前,法国人已经开始同革命委员会调整关系了。接替康德上任的法国新驻华公使柏卜,9月初就到了上海,但是却隐瞒了自己的行踪,停留在了上海法租界总领事馆内。

  这位新上任的法国驻华公使留在上海法租界的目的,自然是为了同革命委员会驻上海代表耿谨文进行交流,希望通过这位和革命委员会恢复正常关系。

  之所以柏卜希望通过耿谨文去说服革命委员会,自然是因为革命委员会驻上海的办事处就设在法租界的地面上,即便天津那边的法租界因为扩界问题和革命委员会形成了激烈的矛盾,法国驻上海总领事也没有为难过革命委员会在法租界的办事人员,反而下令让法租界的巡捕房不得骚扰对方,因此双方之间算是还有几分情面。

首节上一节310/435下一节尾节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