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热的年代 第295节

  吴川平静的注视着库尔恰也夫声嘶力竭的抗议,直到对方停下,方才开口说道:“什么时候沙皇保卫军的行动也要革命委员会来负责了?库尔恰也夫副领事请注意您的身份,不要胡乱指责,您这是在制造外交事件。”

  库尔恰也夫有些气急败坏的压低了声音说道:“可是我们都知道,沙皇保卫军一直都听命于远东密探分局,而远东密探分局又听命于您…”

  吴川做了个手势打断了他的话说道:“库尔恰也夫副领事你这就是胡扯了,远东密探分局怎么可能听命于我?前任局长是尼古拉少将,现任局长是谢尔盖上校,和我有什么关系。您应该抗议的对象是谢尔盖上校而不是我。

  事实上要不是我保卫了中东路和滨海省,你们这些效忠临时政府的官员早就被密探分局送上绞刑架了。我保卫了你们的安全,你们居然还指责沙皇保卫军听命于革命委员会,这难道不是恩将仇报吗?

  假如您确实抱有这样的想法,我倒是不介意送您去伯力,让您亲自去问一问谢尔盖上校,他是否听命于我。你可敢去吗?”

  库尔恰也夫觉得自己见过的厚颜无耻的人也不少了,当然绝大多数都在俄国的外交部,但是他觉得过去所见到的那些厚颜无耻之人加起来也比不过面前这位。他又没有发疯,为什么要跑去伯力和谢尔盖对质,对方现在打出的可是效忠罗曼诺夫皇室的口号,他这个背叛了沙皇的人见了谢尔盖难道会有什么好处吗?

  就在库尔恰也夫绞尽脑汁想着该怎么反驳对方时,吴川却又清了清喉咙,面色严肃的向他说道:“你来的刚好,你今天即便不来,我也要派人上门质问贵方了。

  3天前,在我国境内的卡其其尔干,一队哥萨克袭击了唐努旗总管巴勒珠尔,造成了我国十多名同胞的死亡,数十名同胞的受伤,现在革命委员会就此事件正式向临时政府提出抗议。

  第一,贵国应当交出指示这些哥萨克擅自进入我国领土并袭击我国民众的主使者,并给出赔偿;第二,所有非法进入我国唐努乌梁海及外蒙古境内的俄国军民,即日起撤出我国境内;第三,从现在起的24小时内,即明日上午10点之前,我们希望得到临时政府的善意回应。我方将会保留采取包括战争手段在内的一切方式来捍卫我国领土及人民的安全…”

第822章

  库尔恰也夫觉得自己大约是听错了,因此他不无诧异的瞪大了眼睛看着吴川追问了一句,“如果我没有听错的话,阁下这是要对自由俄国宣战吗?”

  吴川注视着他的双眼一字一顿的说道:“库尔恰也夫副领事您是不是搞错了什么,一个国家派出军队在他国的领土上驻扎,并迁移民众过来武装殖民,这本身就是一种入侵行为。现在你们又公然在我国的领土上袭击我国的人民,这难道不是战争行为?

  我们只是对贵国的入侵行为发出最后的警告,如果你们再不停止这种入侵行动,并从我国撤离军队和非法移民,那么我们将不得不对贵国的入侵行动进行还击。我们是在回应贵国的战争行为,两国之间的战争早就在贵国军队和移民踏入我国境内就开始了。”

  即便再迟钝,库尔恰也夫也看清楚了吴川双眼中跃跃欲试的神情,这样的眼神他在那些冒险家身上见得多了,只不过自己面前的这位更善于克制这种情绪罢了。明了了这一点之后,库尔恰也夫也无谓在和对方纠缠下去,24小时都不知道彼得格勒能否拿出一个决议出来,不,现在只剩下了23个小时24分钟。

  在送走了库尔恰也夫之后,吴川便让张云荣通知在哈尔滨的中央委员们召开了一个扩大会议。他给俄国人定下的时间,并不是给俄国人决策的时间,而是用来统一中央委员们的思想,并让革命委员会通过开战决议的时间。

  九位中央委员和四位候补中央委员于下午2点抵达了吴川的办公楼会议室内,吴川随即让张云荣把唐努山口爆发的冲突资料发给了各位委员,接着便出声说道:“除了5位中央委员和1位候补委员在地方办事外,其他中央委员及候补委员都已经到场了。

  今日请大家放下手上的工作过来参加这个扩大会议,主要就是为了向各位委员们通报中俄之间的战争看起来已经不可避免了。

  当然,说是中国和俄国之间的战争,但其实就是我们革命委员会同俄国之间的战争,至于其他方向上的助力应该是不会有了。不过我们的对手也不是整个俄国,充其量也就是后贝加尔省和伊尔库茨克军区,不过现在俄国人正处于混乱之中,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军政指挥系统,所以我们要面对的敌人最多也就只有一战之力。

  和俄军的抵抗相比,我反而更担心当我军开进后贝加尔省时,当地居民自发组织的抵抗运动。因此这场战争的目的不能放在夺取土地上,而是要放在消灭当地居民对于革命委员会的抵抗思想上。”

  之前吴川决定让军队开入滨海省的时候,中央委员们还顾忌着列强对此进行干预,因此对于吴川的决定还有所狐疑。但是现在列强对于革命军进入滨海省的行动虽然有谴责,却也并不是一边倒的支持俄国,这就使得各位委员们对于列强的虚弱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

  可以说革命军进入滨海省最大的好处,并不是重新收回这一大片被俄国人割走的土地,而是打破了共和党及革命委员会一些人对于列强的恐惧心态。在八国联军携手入侵北京后,几乎所有中国人对于列强合作侵华的方式感到了亡国灭种的危机,这也是满清拒绝宪政改革之后,社会各阶层转而支持辛亥革命的根本原因。

  因此,收回天津租界、海关,收回纳土纳群岛,收回滨海省,这一系列行动虽然让国民扬眉吐气,提振了民族自信,但是对于列强是否会出手干预的担忧,在许多人心里也是越来越沉重了。

  但是,在革命军出兵滨海省后,列强虽然雷声不小,比大家预料中的言词要缓和的多,却连半点雨都没有下来。在革命委员会派出了几架飞机飞越了朝鲜海峡,又支援了北朝鲜一批军火之后,之前还因为天津租界及日本浪人被逮捕等问题气势汹汹的日本政府,突然就变得沉默了下去。

  而英国、法国只是在口头上质疑了革命军的行动,实际支持俄国的动作几乎没有,甚至两国对于革命委员会的订单还进行了追加,因为德国的无限制潜水艇战和法军的春季攻势失败,英法不得不再次补充军需物资,并开始向中国寻求船只和造船用钢的输入。

  澳大利亚的造船厂虽然开始增产,但是澳大利亚的钢铁产量并不足以满足国内的需求,在美国禁止钢铁输出外,澳大利亚就只能从印度和日本、中国输入钢铁了。不过印度能够出售的钢铁数量也不多,倒是能够大量出售铁矿石。因此澳大利亚进口钢铁的对象,也就剩下了日本和中国。

  英法的这种行为,首先就让共和党内的许江浙浙湖浙多党员意识到,想要让列强保持一致,比制造列强之间的矛盾要困难的多。八国联军侵华这种事件的发生,满清政府的无能可谓是功不可没。

  这种对于列强干预的恐惧心态一破,试图搞清楚列强或是俄国的容忍底限,就成为了党内不少中央委员们的新想法。既然列强或俄国没有反制革命委员会的手段,那么不趁机试探一番,为日后的外交留出足够的空间,岂不是错过了机会。

  更何况,现在是俄军先动了手,虽然江东六十屯和瑷珲条约都是旧案,但是外蒙古和唐努乌梁海可是新仇,因为革命委员会的牵制,外蒙古始终没有独立成功,而唐努乌梁海则自始至终都算是中国的领土,只不过没有同俄国进行边界确认而已。

  因此俄国人在唐努乌梁海和库伦以北地区的驻军和移民显然都是非法的,只不过进入唐努乌梁海要绕道科布多,距离东北实在是太远,所以革命委员会原先准备今年先把外蒙古北面的俄军和非法移民驱逐出去,只不过唐努乌梁海大总管贡布多尔济去年年底抵达乌里雅苏台向政府求援,迫使革命委员会不得不决定两边一起动手,这才延缓了外蒙古这边的行动。

  老实说,革命委员会对于唐努乌梁海的内情并不是很清楚,但倒是了解了一点,就是俄军进入该地是得到了某些人的邀请的。而向沙俄寻求保护,也是某些人主动提出的。作为唐努乌梁海大总管贡布多尔济假如对此一无所知,那就说不过去了,更何况对方直到被俄人撤了职位才跑来求援,就更让人心中存疑了。

  不过,看在这是一个进入唐努乌梁海的机会,吴川也就没有就此前的问题追究贡布多尔济父子,而是下令张作霖部做好进入唐努乌梁海的准备。

  正因为如此,对于中俄双方在唐努乌梁海的冲突,中央委员们是有心理准备的。只不过大家都没有想到,俄国人居然先和唐努乌梁海人发生了冲突。不管对方有没有携带武器,既然吴川已经一口咬定这是一群平民和代表着中国政府驻唐努乌梁海的官员,那么他们就是手无寸铁的平民和官员了。

  中俄军队爆发冲突和俄国军队在中国领土上袭击中国平民和官员,这显然是两回事。因此没有那个中央委员会反对就此事件作出反击,否则就是在拿自己的政治生命开玩笑了。

  不过对于反击的方向,朱和中同宋云桐还是有着一定的分歧的,朱和中认为,“既然我们要反击俄国人,解救唐努乌梁海的同胞,势必要顺着西伯利亚铁路的方向西进,赤塔、上乌金斯克、伊尔库茨克这三处要点一定要拿下…”

  宋云桐则反对道:“拿下赤塔,阿穆尔和彼得格勒的交通就几乎被断绝了,拿下上乌金斯克,俄国对于后贝加尔省的控制也被瓦解了,拿下了伊尔库茨克,则俄军只能退守托木斯克,这差不多就拿走了俄国中西伯利亚地区的一半和东西伯利亚的大部分地区。

  这样的局面让临时政府怎么和我们和谈?那么接下来,革命军要打到哪里,才能结束这场战争?西伯利亚大铁路虽然给我们向西进攻提供了极大的助力,但是这样一条漫长的铁路,我们沿线要放多少兵力才能够保证这条铁路的畅通无阻?

  这样一路撒辣椒面式的打过去,我们能有多少军队抵达西西伯利亚地区?我们要对俄国的入侵行动作出反击,但是我们没有打算和俄国进行全面开战,我们的力量和资源储备都不足以支持这样的大战。更何况,我们的力量越是远离东北,日本发起对我们的战争几率就越高。

  因此,我建议,还是从黑河、瑷珲、同江等地发起反击,借此机会拿下黑龙江北面的各处要点,切断俄国同外黑龙江地区、滨海省的交通,然后再视临时政府的反应,再进行下一步的行动为好…”

  见到其他同志都把注意力放在了军事反击上,景魁不由皱了皱眉头说道:“我支持对于临时政府的入侵行动作出反击,但是,我们是否也要考虑一下俄国同志的感受?

  假如我们以反击为借口,去占领了俄国远东地区,甚至是中西伯利亚地区,那么我们的行为和帝国主义以领土为借口发动的战争又有什么区别?

  更何况,后贝加尔地区和外黑龙江地区的俄国人占据了8成,至少超过了100万人口,越是往西去,俄国居民的数量就越高。哪怕过去他们确实是入侵者,但是现在他们也已经成为了本地人。

  假如我们不能在道义上占据制高点,这些俄国居民就会在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感召下成为我们的敌人。我以为,俄国同志到时也会站到我们的对立面去,就像我们现在做的这样…”

第823章

  宋云桐和朱和中对于景魁的主张几乎是异口同声的进行了反驳,两人的反驳的理由都差不多。假如俄国布尔什维克支持临时政府入侵中国的决定,那么就等于说俄国布尔什维克还是支持沙俄时期遗留下来的帝国主义扩张政策的。

  反过来也就证明了布尔什维克所主张布尔什维克主义代表的不是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而是俄国无产阶级的利益。既然如此,共和党也应当把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放在无产阶级的利益之上。

  不过两人的主张,很快遭到了信仰共产主义的委员的反对。比如负责工人运动的吴泰就反对道:“把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放在阶级利益之上,这不是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人号召本国无产阶级以保卫祖国的名义向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开枪的宣传口号吗?

  现在欧洲战场上死去的数百万士兵,难道不就是各国在战前的无产阶级吗?资本家们借助这场战争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利润,而无产阶级除了流血牺牲之外,还得到了什么?

  英国人用行刑队枪毙那些拒绝上战场的士兵和患了战争恐惧症的士兵;法国人用机枪督战队逼迫士兵和德国人拼个你死我活;俄国的无产阶级连面包都吃不上了,俄国的资本家们和富农们还在囤积粮食谋取暴利…

  我坚决反对宋委员和朱委员这种把国家、民族利益和无产阶级利益对立起来的说法,只有资产阶级和封建王朝所控制的国家,才会用国家、民族利益去压制无产阶级维护自身利益的主张,因为他们口中的国家和民族利益,实质上就是在维护自身的统治。

  无产阶级所要维护的国家和民族利益,应当是在无产阶级掌握了本国政权之后,这个时候的国家和民族利益才是同无产阶级利益相融合的,维护无产阶级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就是在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

  所以,我们应当加强对于俄国无产阶级的宣传,让俄国无产阶级跟我们联合起来,一起去推翻俄国当前的资产阶级政权,建立一个代表俄国无产阶级利益的新政权,而不是急着去占领什么领土、要点,这是本末倒置…”

  在会议室内的争论不断升温时,吴川伸手轻轻敲了敲会议桌,总算让各位委员们收起了声音,重新把注意力转移到了吴川身上。

  看着大家开始安静了下来,吴川这才温和的说道:“在各位争论之前,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凭什么走到了今天?”

  虽然吴川问的有些没头没尾,但是主管宣传工作的景魁却不假思索的回道:“是人民的支持,没有人民的支持,我们推翻不了满清,也无法对抗北洋集团和帝国主义对于革命的围剿。”

  其他委员们也是微微颔首,这是共和党一直宣传的核心理念之一。革命党人和旧时代的官僚区别最大的一点就是,革命党人对于宣传工作总是放在第一位的,而旧官僚们则总是把钱和军队放在了第一位。

  虽然革命党人屡战屡败,但是凭借着宣传上的优势,终究还是唤起了民众对于满清政府的反抗意识,最终推翻了满清的统治。此前袁世凯放任孔教会大肆宣扬封建传统思想,其目的也是为了压制革命党人对于西方民主制度的宣传,试图把国人重新禁锢在三纲五常的传统社会秩序之下。

  不过袁世凯的这种盘算,随着革命委员会对日作战的胜利,就彻底破产了。既然北洋集团无法在军政上压制革命委员会,那些支持孔教的地主士绅们顿时就老实了下来,唯恐自己被革命委员会视为要被清算的反革命分子。

  因此虽然北洋集团掌握了中央政府,但是这一军政集团从来没有在宣传上获得什么成就。在社会舆论上,只有同盟会、国民党和改组后的中华革命党,方才能够和革命委员会相抗衡。但是双方对于革命的宣传内容,却是大相径庭的。

  不管是同盟会,还是中华革命党,他们对江浙浙湖浙于革命的宣传,总是把光荣留给自己,把失败推诿给别人。比如同盟会的成员总是把哈尔滨和武昌首义的功绩挂在嘴边;而中华革命党则喜欢提及十次革命唤醒了民众,和黄花岗起义之壮烈,接着就是本党为革命付出了多少牺牲云云。

  只有共和党的宣传,从来没有夸过自己的功绩,而是谈到了历次革命失败时,人民所付出的牺牲,及辛亥革命中人民响应革命,从而推倒了满清王朝。因此,在共和党的宣传中,革命的首功属于人民,而共和党只不过顺从了人民的呼声,去执行了人民的意愿而已。

  一开始有不少同志对这样的宣传内容并不满意,他们认为这样的宣传倒是让同盟会和中华革命党夺走了领导辛亥革命的光荣。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同志们就不再坚持要和同盟会、中华革命党争夺领导革命的荣誉了。

  因为党内的同志很快就享受到了这种宣传所带来的好处,虽然共和党没有标榜对于辛亥革命的领导地位,但是共和党却把自己和中国人民的意志捆绑在了一起。这样的宣传,再加上革命委员会对于民生建设的大笔投入,很快就让革命委员会治下的群众认可了共和党领导的革命委员会这一新政府。

  而不管是北洋集团还是同盟会,又或是国民党、中华革命党,都没有得到过这样普遍的民众的认可。事实上就是,除了革命委员会的治下地方,其他地区的政府控制力度反而比前清收缩了。

  比如北洋政府除了核心区域外,对于其他省份只能控制到省会和交通枢纽等少数大城市,对于县一级都只能听任当地的政治势力自行安排了。这还是在北洋有驻军的省份,在哪些没有驻军的省份,北洋几乎插手不了省内的人事权力。

  至于同盟会,在国民党独立出去后,就影响力大减。除了革命委员会治下的东北和山东等地,成为了协助共和党议政的附庸党派外,在其他各省不是投入到军阀的怀抱,就是已经退化为了地方军阀。

  而中华革命党则更惨,在陈其美于狱中暴毙,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日本的孙黄又决裂,直接导致了中华革命党在国内根基的动摇。不少人不愿意流亡国外,要么公开宣布退党向北京政府讨饶;要么干脆就迁居到了山东,拖庇于革命委员会去了。

  只是,听到了这个答案之后,宋云桐的脸色就有些僵硬了,他很快就猜出接下来吴川要说什么了。“人民为什么支持我们?因为我们许诺要解放他们,要把劳动人民从数千年来绑住他们手脚的封建枷锁中解救出来,要打倒人压迫人的旧社会,建立起一个人人平等的新社会。民族主义,爱国主义,能够做到这一点吗?

  答案当然是不能,因为这一次的欧洲大战,已经深刻的证明了这一点。当一个国家的政权没有落在无产阶级手中时,统治阶级用所谓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号召本国的无产阶级去屠杀他国的无产阶级,就是对本国无产阶级最沉重的压迫。

  为什么会如此,因为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并无阶级属性,不管是奴隶社会、封建王朝还是资本主义社会,都可以用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来对抗外来者的威胁,但是它就是不能用于本民族、本国家的无产阶级用来打倒本民族、本国家的压迫者。

  所以,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对于殖民地人民、受压迫的民族和弱小国家用来对抗帝国主义的压迫,是有其进步的一面的,但是因为其没有阶级属性,也就使得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无法用于对抗内部的压迫者,这就是它们的局限性。

  因此,如果我们要履行党对于人民的许诺,就不得不举起共产主义的旗帜,只有在这面旗帜之下,我们才能完成解放民众、解放各民族和解放祖国的伟大任务。共产主义是高于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信仰,它也是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升华。

  认为信仰共产主义就要抛弃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并与之对抗,这是一种对共产主义的错误理解。我们要抛弃的是压迫者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我们要对抗的是试图打着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口号对其他民族和弱小国家进行压迫的帝国主义。

  所以我支持吴泰同志的意见,对于共和党和中国无产阶级来说,推动俄国无产阶级夺取俄国的政权,是我们最大的利益,比收回几片领土的利益要大的多。因为只有一个俄国无产阶级所建立的政权,才能消除来自北方对我国的威胁。

  一旦我们和俄国无产阶级达成了互相信任和互相帮助的协定,那么我们就可以缩减在北方边境上的投入,转而专心对付日本帝国主义去了,这将会令我们的国防安全获得极大的提高。我相信,一个俄国无产阶级政权总比一个穷兵黩武的军国主义的日本,要可信任的多。

  所以,我不得不向各位同志再一次强调,党对于共产主义的信仰不可动摇。一旦我们失去了对于共产主义的信仰,那么我们也就失去了人民…”

第824章

  吴川此时也算是明白了,阶级斗争为什么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了。因为你不讲阶级斗争,那么就得做好被别人斗争的准备了。现在共和党还没有完成统一全国的任务呢,一些党员已经被东北这些年的发展给冲昏了头脑,开始高调的宣传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试图淡化起国内和国际上的阶级矛盾了。

  当然,他不是不理解这些人的想法,现在的革命委员会虽然在政治上立足于工人阶级,但是在实际的操作中却和资本主义有着紧密的联系。

  如果共和党不是一开始就确立了马列主义为党的政治理论,并采用了布尔什维克的组织方式和列宁主张的对于党员的严格纪律,那么党内倾向于美国式的自由民主理念的人,也不是少数了。

  在稳定了东北的社会秩序,并引入了大量的国际资本之后,东北经济在快速发展的同时,大量财富流入东北也刺激了东北民众对于资本主义的拥抱。

  革命较为彻底的东北政治要比前清和关内的北洋政府清明的多,共和党对于封建传统的打击和从帝国主义手中收回的各种特权,又让东北社会尽量处在了一个各阶层平等的局面。至少,现在人力车夫的儿子也是可以同资本家和官员的女儿坐在一张桌子上上学的。

  旧的等级传统正被一种自由平等的新文化所取代,而在这个社会变革过程中,过去受压迫的阶层所迸发出来的活力,不仅加速了东北旧社会关系的瓦解,也使得政治上的自由开放转移到了私人经济上的蓬勃发展。

  1911年,整个东三省的国内外银行存款加起了也不到传统钱庄存款的三分之一,而即便是加上了这些传统钱庄的存款,东三省的商业存款也不过才2亿银元不到。

  但是到了1916年,东三省的传统钱庄已经减少到了5家,资本额在500万共和元以下的钱庄已经全部关门。至于东三省的外国银行,几乎都被限定不得吸纳普通存款,只能为商业机构提供服务。

  被革命委员会控股的东北农业银行、东北交通银行、东北建设银行、东北邮政银行、东北进出口贸易银行等,吸纳了东北近9成的商业存款,1916年这些中资银行的商业存款已经超过了20亿共和元。商业存款大致和东三省的年进口总额相关联。

  这一数值不仅表明了这五年里东北工商业的快速发展,另外还表明了东北民众对于革命委员会的信心。一个动荡不安的社会,有钱人更喜欢购入贵金属然后储藏在自家的地窖中。而一个社会秩序稳定的地区,民众才会把钱拿出来进行投资,以获得增殖收益。

  但是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民众就更倾向于宽松的政治氛围,资本也就想要获得更多的权力,党内某些同志因此而失去了对于局势的正确判断,也就有了试图放缓阶级斗争,想用发展生产力来解决一切社会问题了。

  当然,这一思想的源头也是来自于吴川,毕竟在欧洲大战爆发之前,优先发展生产力就是他先提出的。只不过,吴川的主张是发展生产力是共和党的首要任务,因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许多社会问题可以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被消灭。

  比如东北地区三年一遇的水灾、旱灾问题、开荒的人力不足问题;黑土地耕作数年后土地肥力不足的问题;偏远地区的荒地虽然多但是交通不便,粮食和物资难以运输的问题等。在生产力的发展过程中,革命委员会通过对于水利的治理和对基础建设的投入,使得这些问题不是消失了就是正在缓解。

  但是吴川也很明白,有些问题光靠发展生产力是解决不了的,比如帝国主义对于中国人民的压迫。欧洲大战虽然让各列强主动从东亚收缩了力量,并反过来给予了中国大量的订单,从而给了中国一个难得的经济发展机遇期,但是当欧洲战争结束,帝国主义卷土重来,中国人民和列强之间的斗争就会从缓和走向激烈。

  假如人民不团结在共和党的旗帜下对帝国主义做出回击,那么共和党是无法对付西方帝国主义的联手的。而想要让人民团结在共和党的周边,光靠发展生产力是不够的,如何尽可能的抑制国内资产阶级,包括国家资本主义对于无产阶级的剥削,尽可能公平的分配劳动成果,才是共和党获得人民支持的根本。

  只不过,党内的某些同志只看到了发展生江浙浙湖浙产力的好处,对于吴川所讲述的劳动成果的分配问题,大多有意无意的忽略了过去。毕竟,发展生产力对于中国各阶层都是有利的,但是谈到劳动成果的分配,必然会得罪某一阶层或是大多数阶层。

  不过吴川也只能在心里叹了口气,并不打算就这个问题深入的探讨下去了,劳动果实的分配方式在人民没有觉醒之前,是不可能有突破性的进展的,能够稍稍抑制住资本主义追逐利润的贪婪,已经是当前资本和中国无产阶级之间互相能够接受的妥协基础了。

  他清理了一下脑子里的思路,又接着对各位委员们说道:“无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是怎么诞生的?和奴隶主、封建地主、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有什么区别?我以为,关键在于反抗压迫这四个字。

  受压迫的民族,受压迫的殖民地人民,为了反抗压迫而提出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就是符合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理论的。他们所发起的民族独立和国家独立战争,自然应当获得、也必然会获得世界无产阶级的支持和声援。

  我们为什么要和俄国人开战,因为我们要清算沙俄时期,沙皇政府对于我国及东方民族的压迫和一系列屠杀事件。二月革命虽然推翻了沙皇政府,但是其后组建的临时政府却一边标榜自己是自由俄国的代表,一边却要继续帝俄时代的民族压迫和对外扩张政策,这显然不是一个能够代表俄国人民的政权。

  我们要求打倒这个试图继承沙皇遗产的反动政府,除了那些帝国主义者之外,俄国的无产阶级和东方各民族自然是支持我们的。当然我们在进军时应当坚守这样一条政治原则,我们要打倒的是俄国的反革命政府而不是俄国人民,因此对于那些不试图反抗我们的俄国民众,我们应当保障他们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否则我们此次对于俄国入侵的反击行动就会变了味。

  我们反抗沙俄帝国主义的压迫天公地道,因此没有什么好对俄国同志隐瞒的。我们应当向俄国同志宣传,我们为什么要发动这场战争,尽力的让他们了解中国人民反抗压迫的情绪。我并不指望俄国同志都站在我们这一边,但是至少我们要给他们一个选择的机会。

  我们需要的是一个真心想要实现共产主义和帮助中国无产阶级的无产阶级盟友,如果俄国布尔什维克并不是这样一个政党,那么大家早点分手也不是什么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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