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碱，前清时我国年用碱70万担，其中进口约40余万担，每担不过银3两。不过今日我国除了关外及山东外，年用碱已经超过270万担，但是进口碱却减少到了30万余担，市面上的碱价已经超过了9两。虽说我革命委员会已经掌握了制碱工艺，除了满足自身所需还能对外出售一部分，但是根据我们的计算，今年的碱缺口至少有50万担。
不管是造纸还是玻璃制造业都需要碱，碱的生产不足将会极大的影响到其他产业的发展，而制碱的原料盐，在天津却是极廉价的。因此我们很愿意向愿意投资制碱业的实业家提供技术和低息贷款，以帮助你们尽快掌握碱生产的能力。
其次就是棉纱棉布纺织业，今年一件棉纱的盈利差不多是36元，成本不过32-35元，也就是说年初投资一只纱锭，到了年底就能赚回一只纱锭。
而按照我们的计算，去年我国人均消费的棉布不过才10-11码，而战前的印度就已经达到了人均13码棉布，至于欧洲等国家，人均消费棉布至少是我们的3到5倍。也就是说，即便现在我国的棉花年产量增加3倍，也不过是刚刚够我国自己消费而已。
但是现在，我们年产1000万担左右的棉花，还要向外输出个2、300万担棉花，这显然是不合理的。而更加不合理的是，日本作为进口我国原棉最大的国家，同样也是向我国出口棉纱最大的国家，因此我们等于是用廉价的原材料去换取了更高价值的进口棉纱，平白让人赚了一笔。
所以，革命委员会希望，鼓励私人资本向棉纺织业投资，我们将向你们提供低息贷款和协助采购机器、改善基建建设和节约运输成本…”
其他人虽然被夏阳的一番话语说的蠢蠢欲动，但还是按捺着激动的心情等待着周学熙的发话，不过久大精盐公司的范旭东却已经忍不住向夏阳抢先问道：“贵方真的愿意把制碱工艺转让出来吗？能不能说一说这个转让的办法？”
夏阳注视着他说道：“这位是范先生吧，我听说了你们久大想研究制碱工艺。确实，有了久大精盐公司这个原料供应公司，上马制碱工厂是最合适不过的。
如何转让制碱工艺，这当然得由你去同专业人士商谈，我们这里只谈合作意向，至于技术合作和商业合同，我们都会转给专业的厂家。我相信，你们至少也要到实地考察一番，才能决定合作的办法，不可能在这里和我谈上几句，就签署什么买卖合同的。”
“当然，当然。”范旭东终于注意到了同伴们的眼神，知道自己似乎着急了些，赶紧收敛了自己急迫的举动。
但是，拥有这样迫切心情的并不止他一人，虽说坐在这里的都算是见过世面的人，如范旭东就是京都帝国大学的高材生，甚至一度留校任教。他们都是希望通过从事实业来改变中国落后的面貌的，但是当前的中国各项基础都不具备，因此他们所投资的实业几乎都难以同外国企业竞争。
也只有革命委员会在关外所建立的各类工业，以一种令人难以理解的发展速度，突然就打破了外国企业在中国的技术垄断地位，成为了东亚新兴的工业基地。这正是坐在这里的实业家们所梦想的，可现在却又变成了他们的噩梦。
第774章
比如周学熙，从滦州公司退出后就将大部分精力放在了启新洋灰厂。去年，启新水泥获巴拿马国赛会头奖，农商部国货展览会特等奖。而在1911年引入丹麦的新机器后，日产水泥更是达到了2100桶，成为了当时中国水泥厂的佼佼者。
如果没有革命委员会的出现，启新洋灰厂最大的对手其实只有日本水泥厂。但是革命委员会的出现，完全打乱了启新洋灰厂的计划。
一直以来，周学熙为了保证启新水泥在中国水泥行业的第一地位，可是出尽了手段的。一是利用自己同北洋的密切关系为启新厂获得政府方面的支持，比如把税收从2.5%减少到2.22%，从滦州公司获得廉价的煤炭，降低铁路上的运输成本等；二便是收购其他地区的水泥厂，然后减少这些水泥厂的生产能力。
但是周学熙的这些手段用在革命委员会上并没有什么作用，他之前试图说服革命委员会无需自己开办水泥厂，也拒绝了和对方合办，但是很快革命委员会就在吉林和辽宁办起了自己的水泥厂。到了去年，革命委员会投资的三家水泥厂，年生产能力已经达到了300万桶，足足是启新厂的3.75倍。
而今年据说这三家水泥厂的新生产线启用后将会突破450万桶，此外革命委员会在山东新投资的水泥厂也接近完工，年生产能力约为150万桶，也就是说明年革命委员会的水泥产能将会达到600万桶，是启新厂的7.5倍了。
革命委员会这种丝毫不顾及市场规模大小的投资，几乎就把启新水泥厂给打蒙了。1911年一桶水泥大约在2两2钱左右，但是到了1912年因为日本水泥进入争夺中国市场，启新水泥厂一度把价格定在了每桶1两5钱5分，不过民元成立各地都在大兴土木，特别是东北大修公路、铁路，使得中国市场上的水泥价格最低也就达到2两8钱5分每桶，之后的市价就一直在4两2钱每桶徘徊。
1914年欧洲爆发后，水泥最高价甚至达到了10元每桶。但是也就在这一年，革命委员会建设的水泥厂开始陆续投产了，到了1915年初水泥市场价格就被打到了7.5元每桶。这还是在革命委员会自家水泥用量消耗了大部分产能的情况下，要是没有东北这么多建设项目，估计市场上的水泥要被打到3、4元一桶。
对于革命委员会这种做事的方式，周学熙也是又爱又恨，对方这种大手笔的投资基建，使得水泥市场的需求一直再扩大，这对于启新厂来说自然是利好消息。比如那个丰满水库大坝的浇筑，一天要浇筑7000立方米混凝土，也就是每天要消耗近2万桶水泥，仅这一个项目就消耗了革命委员会自己生产的大部分水泥，幸亏这是分期浇捣的大坝，否则革命委员会光是购买水泥就能让市场出现巨大的波动了。
但是革命委员会对于水泥厂的不断增加投入，甚至听说革命委员会已经开始自己制造水泥生产线了，这就让周学熙顿生无力感了。革命委员会仅仅是现在露出的水泥产业这一角，就已经让他望而兴叹，如果对方再这么发展下去，启新厂迟早要败落下去，因为启新厂无法自制水泥生产线，又不能继续依靠政府的权力给予启新厂以特殊优惠，迟早要被革命委员会投资的水泥厂以低价击败。
这也就是为什么，当革命委员会透过新上任的天津市长释放出在实业投资上的合作意向时，他立刻从北京匆忙赶了过来，因为他希望能够至少保住启新洋灰厂在河北地区的市场占有率。
夏阳给出的条件不可说不好，但是周学熙踌躇了半天之后，还是向对方询问道：“那么革命委员会给出这些优待的条件，究竟想要从我们这里获得什么呢？”
夏阳扫视了一圈室内的众人，看着这些人都认真的望着自己，一副颇为紧张的样子，他只是沉吟了数秒就开诚布公的说道：“革命委员会既然得到了管理天津的权力，自然是希望能够让这座中国北方最繁华的港口继续繁荣下去，甚至还要比之前更加繁荣。
我们希望同各位合作，并对我们希望各位所投资的产业进行扶持，想要获得的其实也只有一个，城市的繁荣。按照吴主席的说法，一座城市想要繁荣就不可缺乏实业，而想要让实业获得较大的发展那就得具备四个要素，社会秩序的安定，资本的密集，技术的密集和劳动力的密集。
后三个要素，各位相比要比我懂的多，我就不班门弄斧了。但是社会秩序的安定就完成是政府的责任，如何让社会秩序安定下来，一是在法律面前一视同仁；二便是给那些闲人一份足够养家糊口的工作。
天津城约有人口61万有余，但是能够称得上成规模的工厂却只有32家，其他多为手工作坊，正因为如此天津城内的混混才屡屡禁绝不了。哪怕打掉了一批为非作歹的，那些无事可做的闲人依旧还是得在街面上混饭吃，依旧会再冒出一批混混出来。
所以，在我上任之前，吴主席叮嘱我一定江浙浙湖浙要做好两件事，促进天津城市的经济建设是一件，另外一件便是给天津制定一个令人信服的规矩。我所希望的，就是请各位在这两件事上支持我。”
周学熙的心里踌躇了许久，正不知道该怎么决定时，对于政治比较不敏感的范旭东已经出声说道：“这两件都是好事啊，就算夏市长你不提出来，我们今后还是要向你要求的。
这天津的社会治安是该好好管一管了，那些街面上的混混不敢在租界里捣乱，但是在城里却是包娼庇赌、敲诈勒索没有他们不敢做的。说到这个，不知夏市长什么时候把保安警察队重新分派出来，没有了这些警察护着宅子，我们晚上睡觉也不安稳啊，前几天晚上我隔壁就遭了飞贼…”
被范旭东这么一打岔，其他人也纷纷附和了上来，这个说自己的工厂最近遭到了失窃，那个说自己家里光天化日都有人敢闯门。到了这个时候，周学熙也醒悟了过来，虽然他心里还有所顾忌，但是其他人显然已经不看好北洋政府能够重新拿回天津城了，因此都借着范旭东的无心之语，向着夏阳表明了愿意合作的立场。
周学熙自然也难以再坚持下去了，虽说他和袁世凯关系亲密，但是他的产业都在天津，且革命委员会还捏着启新洋灰厂的命脉，他自然无法拒绝革命委员会释放出来的善意，更何况他也知道袁世凯的身体现在大不如前，他也不能不为自家考虑今后了。
有了周学熙这些天津实业家的支持，夏阳对于接下来要进行的战斗就更有把握了。当然对于优待这些资本家的行动，派遣到天津的政治保卫局成员并不是全然支持的，毕竟这些年轻人可是经过了严格的选拔才进入政治保卫局的，他们原本以为自己来天津的目的就是惩治那些帝国主义者和买办资本家的。
对于李文熙的疑问，夏阳只是摇了摇头说道：“现在还不是时候，我们这次只对付帝国主义和他们在中国的代理人。民族资本家这一次不是我们的目标，暂时他们还是我们的合作对象，在收回了租界之后，我们还需要他们出来稳定市面，我们需要收回的不是一个废墟，而是一座完整的城市。”
7月26日上午，东门外的天后宫内，新任天津市长的就职典礼就放在了此处。杨以德虽然以前并没有操办过这样西式的典礼，但是好歹这里是津门，他并不缺乏参照的典礼形式。
雍正九年，天津升州为府，下辖六县一州。民国元年7月，北京政府撤销了天津县的建制，保留了府。民国二年4月又撤销了天津府，重建天津县。此次革命委员会拿到了天津县的管制权后，又把天津升级为了特别市。
革命委员会虽然并没有解释特别市的含义，但是参照哈尔滨特别市的存在，天津各国人士就不能不猜疑革命委员会的用心。因此除了德国、奥匈帝国、美国驻天津领事应邀前来之外，其他各国驻天津领事都没有到场，相反这些领事倒是聚集到了英租界的戈登堂内，商议起了革命委员会接手天津之后，是否会影响到各国在天津的利益。
法国领事卜格斯在各位领事面前坚持道：“我们应当联合起来反对革命委员会对于天津行政权力的干涉，如果北京无力管理天津地区的事务的话，那么我们很可以接过天津地区的管制权力，而不是让一个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充满恶意的革命组织接管天津，这只会破坏天津的繁荣…”
卜格斯在各位领事面前的声嘶力竭并不能掩盖他内心的不安，在1913年他担任天津领事一职之前，前任法国驻天津领事已经和中国政府达成了妥协，法国可以购买老西开地区的土地，除了不能收税外，中法可以共同管理该地区。
但是卜格斯认为前任领事对于中国人过于软弱了，他对自己的同僚说过，“我们必须承认在天津的租界里，法国是被给予优待最少的一个国家，法租界无法像其他外国租界一样得以发展。
…我们不仅要着眼于未来，更要保护好当前的成果。鉴于我们在租界内的发展，现在已经到了要求承认我们在该片土地上所拥有的权力的时候了。让中国的警局和行政机构在这个区域内取代我们，也就意味着法租界被永远地封死了，因为它的北面和南面靠着海河和海光寺运河，它的东面和西面挨着英租界和日租界…”
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卜格斯上任后就对扩界行动采取了公开且强硬的态度，于是便激起了天津商民的愤怒和反抗。只是卜格斯并没有将这种反抗放在心里，他认为中国人终究还是要让步的，直到软弱的北京政府把天津交给了革命委员会。
第775章
对于一个敢于同纳入协约国体系下的日本开战，并成功的击退了日本军队，还乘机拿回了山东两处德国和英国租借地的中国地方势力。就算是盲目自大的法国人也不能对其不正视的，只不过卜格斯思考的是如果不能在革命委员会正式控制天津之前完成扩界行动，这一次的扩界行动恐怕真的要半途而废了。
考虑到此次扩界行动是他上任以来主导的主要工作，一旦扩界行动失败不仅将会给他的政治声誉带来极大的打击，也会令此前在老西开地区投入大量金钱的法国人大受损失，因此卜格斯就不能不站到第一线，鼓动天津各国外交官反对革命委员会接管天津地区了。
对于卜格斯的鼓动演说，除了俄国领事表示支持外，其他各国领事都在观望着英国领事韦礼敦的态度。韦礼敦其实并不想站在法国人的一边，即便英国和法国现在还是亲密的盟友，但是韦礼敦也依旧认为法国在这个时候挑起扩界行动是不理智的。
但是北京公使馆的汉务参赞巴尔敦却是个帝国主义支持者，他一向是主张采取强硬姿态来维护英国在华利益的，而作为日常负责同中国政府打交道的英国外交官，他对于朱尔典公使的对华态度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在开滦煤矿罢工工人事件解决之后，因为美国财团的插手，使得朱尔典不得不在这一事件中采取了息事宁人的立场。但是对于巴尔敦来说，这一事件的退让不仅损害了大英帝国的声誉，也损害了到了英国商人的利益，因此他一直都主张要给予中国人一个还击。
因为巴尔敦参赞的坚持，使得朱尔典对于法国天津租界的扩界行动采取了暗中煽动的方式，这便让原本想要在这一事件中保持中立的韦礼敦，也不得不在公开场合说了一些袒护法国行动的话语。
但是现在，国内却又发来了电报，要求天津领事馆同中国商人进行交涉，通过他们雇佣一批中国人前往欧洲工作。事实上，雇佣中国人的行动，英国人并不比法国人慢多少，且拥有着香港殖民地的英国，比法国更容易招募到中国人，他们可以直接在香港境内进行招募，这样就不会受到中国地方政府的阻扰。
只是在战争持续了两年之后，英国和法国都发现，热带地区招募的殖民地人手，其实并不适合在法国北部作战和工作。英国从印度招募的大量人手和部队，法国从北非招募的大量人手和部队，都证明了这一问题。
因此。英国政府决定从中国招募人手之后，便把招募对象放在了北方，特别是山东、河北一带的中国农民身上。按照某些英国外交官的说法，这些地区的中国人身材高大，不畏惧寒冷，且性格温顺，吃苦耐劳，是相当出色的劳工人选。
但是，眼下山东和小半个河北地区都在革命委员会手中，韦礼敦如果想要完成伦敦交给自己的任务，那么就不能不同革命委员会搞好关系，但是这样一来就势必得罪了巴尔敦。巴尔敦作为汇丰银行董事长的女婿，又是一个以强硬态度维护英国在华利益的帝国主义者，一向颇得英国在华商人的支持，特别是天津的英国商人的支持，他是一点也不想和巴尔敦交恶的。
因此在思考再三之后，韦礼敦终于含糊的说道：“卜格斯领事的说法固然是有道理的，但是我们外交官的任务首要还是维护本国商人的利益，而不是去争夺他国地方上的行政权力。当然，如果这种行政权力妨碍了我国商人的利益，我们自然是要加以干涉的。”
日本领事松平恒雄立刻附和道：“我国完全赞同英国和法国的主张，不管由谁来管理天津，都不能损害到各国在天津的利益，否则就是在挑战列强一致的原则…”
意大利人向来看不惯法国人，也瞧不起整天跟在英国人身后的日本人，因此不免在日本人说完之后，顺口嘲讽的说道：“列强一致的原则当然是要保卫的，但是松平领事，德国人和奥地利人是不是被你开除出列强了？美国人要是不肯和我们站在一起，是不是也要开除出去？”
松平恒雄根本没想到意大利人会冒出来反驳自己，一时瞠目结舌不知该说什么，其他各国外交官员倒是因为意大利人的话，发出了几声意味不明的笑声。
面对这个熟悉的场景，松平恒雄顿时面红耳赤了起来。作为列强中唯一的黄种人，面对一群白种人莫名的嘲笑自己的场面，松平恒雄都有些见怪不怪了。他有时都不明白，这些白种人究竟在笑什么，明明自己说的都是他们日常所讲的东西。
过去松平恒雄也只能在心里骂上几句白人江浙浙湖浙鬼畜，然后咽下这口气。但是对于意大利人他就有些难以忍耐了，英国和法国鄙视日本还有些道理，一个背叛了盟友，还在战场上打的一塌糊涂的意大利人，究竟有什么资格在这样的场合嘲笑自己。
不过还没等他向意大利领事还击，法国领事卜格斯却已经同意大利领事争吵了起来。法国人本就和意大利人不合，之前意大利人同德、奥结盟就是为了对付法国人，现在双方虽然站在了同一阵营，但是法国和意大利之间的矛盾却并没有消除。虽然意大利人出言嘲弄的是日本人，但是这无疑就是在反驳卜格斯的主张，自然也就引起了法国人的愤怒。
听着法国人和意大利人之间毫无营养的对骂声，韦礼敦更觉得头疼了。他正想要出声制止两人的争吵，却见一人走进了会议室，停在了工部局董事长毕德斯身边说了一会悄悄话。
韦礼敦犹豫了一下便保持了沉默，果然在这个人汇报完毕之后，毕德斯便起身敲着桌子说道：“安静，请安静一下，我要告诉大家一个新状况，一群天津市民正围住了天后宫向新上任的天津市长进行示威，我们应当先瞧一瞧，也许不用我们动手，天津市民就能帮我们达成我们想要的愿望了…”
夏阳望着想要涌入天后宫的示威群众，听着门外传来的震耳欲聋的口号，不由转头看着一旁的杨以德，面色不渝的质问道：“这就是你说的准备妥当，万无一失？”
杨以德也好，站在他身后的天津地方官员也好，都是一副茫然失措的神情，根本不敢同夏阳的双眼对视。特别是杨以德，这些天来一直都在关注着学习班和警察制度改革的事情，完全没有想到今天会有这么多天津市民跑来，向新市长示威。
他脑子里现在是一团浆糊，都不知道该做什么了，好半天才牛头不对马嘴的回道：“夏市长，要不您先避一避，让卑职去把他们劝散了。”
夏阳侧着头听了听外面人群喊的口号，不由冷笑了一声说道：“外面都在喊，警察贪赃枉法，司法黑暗腐败，让你去劝，你真的劝的了？再说了，这天后宫只有这一个大门，你是想让我爬墙出去吗？那不就成笑话了吗。”
驳斥了杨以德一顿后，夏阳就甩手向着天后宫门口走了过去，李文熙则赶紧拿起了一个扩音喇叭跟了上去。杨以德在原地站了数秒，也终于踩着僵硬的步伐跟了上去。
夏阳走到了天后宫门口，让人搬了一张桌子过来，他拿着扩音器就登上了桌子，对着天后宫外面的人群喊道：“大家都静一静，都静一静，听我说上两句。”
被一队警察拦在门外的天津市民顿时有人大声嚷嚷道：“你谁啊，凭什么听你说？为什么不是让那些官员出来听我们说。”
就在一些市民为说话的人拍手叫好的时候，夏阳大声的表明了自己的身份，这才让外面的群众慢慢的安静了下来。
听着群众开始安静下来之后，夏阳赶紧说道：“我很愿意听一听各位市民的心声，但是天后宫的门前地方并不大，大家挤在这里容易出事。我建议，你们推选出几位代表，让这些代表进来和我说，其他人在外面等候好不好？”
门外聚集的群众又嘈杂了起来，似乎在讨论夏阳的提议靠不靠谱，很快就有人在人群中质疑道：“让我们派出代表，你们不会想要把他们骗进去抓捕起来吧？”
夏阳立刻拿着喇叭喊道：“我来天津不久，天津过去的问题和我毫无关系，我为什么要为这些贪赃枉法的人去得罪各位呢？更何况，诸位还在门外，我抓几个代表又出不了门，惹的大家怒气上来冲进天后宫抢人，我这不是自讨苦吃吗？
我相信各位今日聚集到一起，是想要解决问题的。而我也很愿意和各位一起解决这些个历史问题，毕竟解决完了历史问题，日后我治理起天津来，也更平安无事不是…”
在夏阳的苦口婆心的劝说下，再加上人群中不少人也支持和夏阳进行对话，最终示威的群众还是接受了夏阳的主张，推出了33名代表进入了天后宫和夏阳进行对话，而夏阳也命令撤掉了天后宫门口的警察，好让外面的群众看清谈判的过程。
原本可能会闹出政治问题的天津市民示威行动，在夏阳的应对下，终于成为了一场平和的对话，这让在场的天津绅商名流都大感侥幸，也在心里留下了夏阳这个人的深刻形象。
第776章
等候在戈登堂的各国领事们并没有等到他们希望的事件后续，围住天后宫示威的天津市民在获得了和新任市长的对话之后，最终还是和平的散去了。
面对这一结局，英国领事韦礼敦对于这位新上任的天津市长就更为忌惮了，他思考了良久之后就对着会议室内的众人说道：“对于是否同意革命委员会接管天津，我认为大家不妨再等一等，如果他们没有处理好天津市民示威的事件，那么我们到时在舆论上发难，也算是名正言顺。
但是现在就忙不迭的对革命委员会发起攻击的话，我担心革命委员会那边会采取不顾一切的手段强行接管天津，那么天津的局面对于我们来说就不大乐观了，毕竟前年革命委员会可是毫无顾忌的进攻过登陆山东的日本军队的…”
松平恒雄心里很是不满韦礼敦拿前年的山东战事来敲打众人，这简直就是在揭日本的伤疤，丝毫没有顾及到在场的日本人的面子。不过他也只能保持沉默，因为说话的是英国的外交官。
自从原敬担任首相以来，新内阁对于日英同盟就看的更为重要了，外务省已经三番四次的下令，对华外交政策一定要和英国保持一致，不可让中国人以为日本和英国在对华政策存在着分歧。
之所以外务省会如此下令，不仅仅在于外相更换为了内田康哉后，首相对于外务省的控制更加严密了。更加重要的是随着欧洲大战爆发后，美国和革命委员会的贸易往来正如井喷一样的爆发，双方的关系日渐亲密，渐渐形成了类似于准盟友的关系，这就让日本的政治精英们越来越警惕了。
在日俄战争之后，日本虽然依旧把俄国当成了大陆政策的一个阻碍，但事实上日本却渐渐把头号敌人的桂冠戴在了美国人的头上。特别是美国对于夏威夷群岛的占领和美国太平洋沿岸各州对日本人的歧视态度，都让日本的政治精英们觉得，既然美国可以公然在美洲太平洋沿岸驱逐日本的移民，那么他们自然也能拒绝美国把手伸到东亚来。
而有着英国这个盟友在大西洋的牵制，和美国在太平洋沿岸并不发达的工业基础，日本很有信心把美国海军阻止在太平洋的东部。但是革命委员会的出现，却粉碎了日本对于美国在太平洋西面的海上封锁。原本已经成为日本国土的北朝鲜的独立和近乎于日本殖民地的南满被中国人收回，都重创了日本对于东亚大陆的实际控制权。
最麻烦的则是，革命委员会和美国的亲密关系，使得美国资本在东三省的投资呈现了不断上升的势头，而这也让革命委员会越来越靠拢美国。这样就给日本造成了一个极大的困扰，一旦日本和美国在太平洋上爆发冲突，革命委员会到底会站那边？
从鸭绿江到东京的距离，可比从横滨到夏威夷群岛的距离要近的多。一旦日本这边和美国爆发冲突，革命委员会却在朝鲜发起进攻，那么日本就变成了两面作战。
中国可不是俄国，俄国看起来在远东势力不小，但国家的重心到底还是在欧洲，即便日俄爆发冲突，双方的交战规模还是可以控制的。但是中国一旦拿定主意和日本开战，老实说现在谁也没这个底气保证这场战争是可以控制的。
山东之战给日本政治精英留下了一个深刻的教训，即便是革命委员会没有确立统治权的关内各省，凭借着民族主义这面旗帜，革命委员会依然是可以把这些地区的人力和物力动员起来的。也就是说，军部认为军队要对付的不过是革命委员会治下的数千万人口，但实际上一旦开战对方能够动员起来的，至少也是上亿人口。
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一点，原敬首相对于日英同盟的关系才看的格外的重，因为只有日英同盟才能保证革命委员会和美国不会联手对付日本。依赖于日清、日俄两次大战，才使得日本登上了列强的末班车，因此日本的精英们自然是明白一件事的，在当前的国际秩序下如果没有一个足够实力的盟友的话，很容易就会成为其他列强的目标。
就像从前的满清和俄国，都是先在国际上被孤立，接着才会被得到了国际支持的日本胖揍了一顿。假如日本失去了日英同盟的庇护，那么同样也要面对刚刚兴起的革命委员会的挑战。
所以，面对英国领事的当众打脸，松平恒雄也只能把这种恼怒埋藏在心里了。意大利人和比利时人都立刻出声支持了英国领事的看法，他们虽然也是协约国的一部分，但是作为法国的陆上邻居，他们倒是更亲近英国人一些，毕竟这场战争就算击败了德国人，对于他们来说也没什么可喜的，一个强大的法国同样不会给他们带来安宁。
除了俄国人之外，其他各国外交官都不希江浙浙湖浙望在这个时候和革命委员会爆发冲突，特别是为了法国租界扩界问题和革命委员会对抗，这对于他们来说并无什么好处，除了向中国人表示一下列强的威权。但是在德国、奥匈帝国和美国领事跑去祝贺新任天津市长上任之后，列强内部都不能保持一致了，还如何彰显他们的威权呢？现在的欧洲可集结不了军队来远东。
对于英国领事的退缩，卜格斯觉得非常的恼火，要知道在这之前法国公使和英国公使可是达成过约定的，法国支持英国就开滦煤矿工人罢工事件向北京施压，而英国则支持法国在天津租界的扩界行动。现在英国人倒是解决了开滦事件，但是他们的扩界问题可还没有解决呢。
不过卜格斯此时倒也是看出来了，英国人对于革命委员会似乎显得有些色厉内荏，完全不像对付满清政府和北京政府那样胸有成竹。扩界问题再继续拖延下去，搞不好英国人真的就要松手不管了。
俄国领事和他的看法一样，在和他一起离开戈登堂的路上，更是不加掩饰的撺掇道：“现在事情已经这样了，你们总不能半途而废让中国人看了笑话吧？虽然我们不能公开支持法国的扩界行动，但是如果你们造成事实的话，难道革命委员会还敢强行冲击法租界不成？他们这么干，就是在挑衅协约国全体…”
卜格斯虽然没有当场应和俄国领事，但是在和俄国领事分手之后，倒是真的开始思考起强行占据老西开地区的可行性来了。
至于夏阳这里，虽然通过和市民代表对话安抚了来示威的群众，并一一听取了这些市民代表对于天津社会治安的不满。这些游行的天津市民可不仅仅是为了张氏姐妹抱不平，更是对于民元以来天津市面上的混乱和罪案频发感到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