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川向着两人摆手，轻松的说道：“不用那么紧张，革命的形势暂时不会有什么根本上的变化。但是，我们应当为未来做好一份准备。
列宁同志说过，法国的资产阶级为了建立共和国发动了五次革命，俄国的无产阶级也应当有这样的心理准备，以08年革命为第一次的话，俄国还需要2次革命才能建立起无产阶级的政权。
我极为赞成列宁同志的判断，和俄国相比，中国的无产阶级更为弱小，而中国无产阶级所面对的敌人却更为强大。
虽然我们借助了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获得了中国革命的一部分领导权力，但是请两位认真的思考一下，我们所领导的这场革命难道真的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吗？
不，这是一场民族独立运动和中国资产阶级的革命，只不过中国的资产阶级力量过于弱小，根本没有能力独立领导这场革命，所以才会让我们和那些立宪派士绅获得了一部分革命的领导权力。
和中国的无产阶级一样，处于帝国主义和封建社会压迫下的中国资产阶级同样力量不足，虽然他们有着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王朝的需求，但是他们从来也没有发展成为一只独立的政治经济力量。中国的资产阶级，是依靠着国外输入的机器和技术才能活下去的附庸经济体，也是依赖于官员的庇护才能得以免除苛捐杂税活下去的弱小产业。
正因为中国资产阶级的弱小和先天不足，使得之前资产阶级所发动的数次革命，基本没有掀起什么风浪就被满清的地方政府所平息了。
而本次大革命之所以能够成功，并不是中国的资产阶级力量突然强大起来了，而是因为满清倒行逆施的铁路国有化政策，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运动。正是因为借助了这场民族追求自我解放的思潮和运动，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才能一夜之间点燃了全中国。
但是，中国资产阶级的先天不足和弱小，就导致了他们对于反动势力的妥协。随着武昌革命之后，起义部队推举出一位旧军官黎元洪担任了革命领导者，这场借助民族独立运动爆发的资产阶级革命就表现出了其反动的本质。
中国的资产阶级并不明白，这场革命之所以能够得到人民的支持，是因为自1820年以来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政治、经济侵略，已经让中国底层民众难以生存下去了。中国受压迫的民众迫切的希望，能够建立一个新政权以保卫中国的政治、经济独立，而不是追求资产阶级的民主和自由。
但是很显然，中国的资产阶级并不明白民众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他们只想着建立一个适合自己生存的社会，因此他们毫不犹豫的抛弃了人民，转而去拥抱了帝国主义和立宪派士绅。于是资产阶级所领导的这场民族独立运动，迅速蜕变成了资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的资产阶级革命。
虽然在革命大潮的惯性中，人民还不能分辨资产阶级的本质，但是一旦当人民意识到资产阶级不能带给他们真正的解放，那么他们必然是要抛弃资产阶级的。而失去了人民的拥护，帝国主义和各地的立宪派士绅也就没有必要再把资产阶级摆在前台了。
于是我们就能看到，这场革命最大的成果，不过是把满人的皇帝赶下台，换上一个汉人的大总统，除此之外整个国家的性质不会有任何改变。
我们共和党所领导的东北革命是从属于这场大革命的一部分，鉴于东北的特殊政局和地理特征，东北的革命很难影响到关内，这也就意味着我们的革命最多也就能够影响到关外近2000万人，而不是整个中国的2万万人。
那么一旦革命的大潮退去，革命委员会就成为了内外反动势力的首要打击目标。在这样的大势面前，我们不能不做好两手准备。”
捷尔任斯基虽然有心想要反驳吴川的失败主义，但是对方并不是在会上的公开发言，而是私下的协商，在这样的场合拿不出论据来反驳对方，只会让对方看轻自己。而吴川所做的分析，在大方向上也没什么问题，这就很让他难受了。
倒是长期在俄国中心城市和沙皇政府对抗的斯维尔德洛夫，虽然他也提倡革命的乐观主义要比所谓的理智重要，但他还是比捷尔任斯基更能接受吴川对于这场中国革命作出的分析判断。
在思考了一会之后，他便向着吴川说道：“你对于这场革命的分析大约是正确的，那么你想要如何安排一部分同志潜伏下去？另外，我们应当如何应对当中国革命大潮退去时，内外反动势力对于革命委员会的敌对？”
吴川思考了一下后说道：“根据我手上从俄国各地收集来的资料，斯托雷平生前大力推动的向西伯利亚移民的计划，随着斯托雷平的去世，现在正处于一个极为尴尬的地位。
彼得堡的大臣们想要缩减移民预算，从而把资金运用到更需要它们的地方上去。负责向移民发放贷款的官员们在失去了斯托雷平的威慑后，现在只是一心想要把国家拨付的移民贷款转移到自己的口袋里去。而那些以为来到了西伯利亚就能获得肥沃土地和田宅的移民，却发现他们要面对的是恶劣的气候和匮乏的物质生活。
至于西伯利亚本地的官员则觉得，这些从欧洲来的移民要求太多，却又不能为地方上作出什么贡献，反倒是因为和本地居民争夺适合耕作的土地经常闹起了纠纷。有许多移民来到了西伯利亚之后，待了没多少日子就干脆的返回家乡去了。
从以上这些迹象来看，没有了斯托雷平的主导，这个西伯利亚移民的计划已经距离失败不远了。这些抛弃了家乡的财产前来西伯利亚的俄国移民，除了背上一身债务之外并没有在东方获得什么财富。在响应政府号召移民的时候，他们也许对沙皇感恩戴德，但是随着他们两手空空的返回家乡，他们就成为了最为坚定的反沙皇分子。
我认为，在下一阶段远东的布尔什维克党员应当把精力放在这些新移民身上，向他们传播布尔什维克主义和反抗沙皇的思想，然后当这些人返回自己的家乡时，他们就会带去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火种。能够进入移民计划的俄国人，大多都是被地方政府视为良民的普通群众，因此当他们返回自己的家乡时，地方政府并不会对这些人加以关注，这正是传播布尔什维克主义最好的人选。
至于中国这边的党员，我打算派出一部分人前往德国人控制下的青岛，依托青岛为基地，建立起一个向华北和华东方向传播布尔什维克思想的共和党分部。那么即便我们在北满的革命失败了，革命的火种至少还是传播开去了，当下一次革命大潮涌起时，这些火种就会点燃中俄两国的革命之火。”
虽然对于吴川在革命形势一片大好的局面下提出本次革命将会失败的结论感到不满，但是对于吴川所建议的潜伏和为下次革命做好准备的安排，捷尔任斯基却又是极力支持的。在他看来，哪怕革命不陷入低潮，这些事情也应当去做。
布尔什维克来到远东支持中国革命并不是布尔什维克的最终目标，打回欧洲老家去解放沙皇俄国才是布尔什维克的最终目标。虽然当前在远东布尔什维克的组织发展的很是顺利，但是远东地区的俄罗斯人一共也就120万人，和整个欧俄部分近亿人口相比，完全是难以比较的力量。
只有把布尔什维克的火种播种在欧俄地区，布尔什维克主义才能获得最终的胜利。吴川给出的建议，正是远东布尔什维克日思夜想的未来。在这个伟大目标的面前，中国革命的成功又显得不那么重要了。虽然大家现在已经承认，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开启俄国革命的重要支柱，但这依然比不上把一个帝国主义变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目标。
即便是吴川自己也数次在党内重申，中国革命的胜利并不能改变世界力量的对比，只有把沙皇俄国变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才能真正改变世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力量对比。也只有一个社会主义的俄国站在中国革命的背后，才能消除中国革命四面皆敌的不利局面。
所以支持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就是在支持中国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也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政治宣传，革命委员会和党内的民族革命者才能放下和俄国之间的民族矛盾，选择了和俄国布尔什维克合作，先对付日本帝国主义。
接受了吴川的第一个建议后，斯维尔德洛夫终于稍稍放松了下来，对着吴川问道：“为将来预留后手，这我们可以接受。但是在当前的大好形势下，我们也不可能就这么放弃革命，眼睁睁的看着革命走向失败。对此，你难道就没有想过对策吗？”
第411章
吴川看了看坐在自己面前的两人，又把目光转向了炉子中变幻不定的橘黄色火焰，沉思了许久才回道：“不能不说我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但是不管我怎么去计划，我都找不到一个确定的答案。
就如同08年的俄国革命起源于一个突发性的群体事件，沙皇的卫兵向着前来皇宫前示威的群众开了枪，但事实上领导群众前来皇宫前游行的牧师却是密探局的线人。这位牧师带着群众前往皇宫前游行，只是为了想让沙皇展现自己的仁慈，从而打消群众被左翼人士激发出来的反战和反政府情绪，结果群众得到的只有子弹。
很难想象，如果不是那些沙皇卫兵采取了这样愚蠢的行动，从而激发了全国群众对于星期日血案的同情，08年的革命还会不会爆发。
而北满的革命爆发同样掺杂着诸多不可控制的因素，当然共和党一直在努力控制着，不让这些不可控因素干预到革命的进程。但是我们应当意识到，革命就像是一艘在运河上前进的轮船，一旦我们确定了方向，就很难再令其转向，除非我们先拉上蒸汽闸门。
在我们和日本没有爆发冲突之前，革命委员会也许还有着其他选择，但是当这场战争爆发之后，革命的主导权力事实上正在远离我们。从现在开始，这场革命的成功与否将越来越取决于帝国主义之间矛盾的发展和各帝国主义的判断。”
斯维尔德洛夫同样陷入了沉思，过了许久方才冷静的说道：“我承认你说的是正确的，革命委员会越是和日本相持下去，沙皇政府的动向就越难以预测。
根据我们现在的情报，俄国驻库伦领事和驻海拉尔副领事，都在煽动当地的蒙古人从中国独立出去。我们和日本人打的越激烈，那么俄国的帝国主义分子就越是蠢蠢欲动。
而俄帝国主义分子的行动又会刺激到德国、英国、法国、美国和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在这样的矛盾冲突下，革命委员会的力量确实是难以捍卫革命的政权的。但我们并不是什么都做不了，起码受到帝国主义压迫的中俄人民还是会起来保护革命政权的。”
捷尔任斯基同意斯维尔德洛夫的意见，认为即便吴川的判断是正确的，中国革命的大潮正在退去，但是党不能因此而放弃挽救革命的努力，“…好歹我们手中现在也有十几万的军队，二十几万的革命追随者，数百万的人口，怎么能够就怎么向帝国主义投降呢？”
吴川马上为自己辩解道：“我并不是主张大家接受革命低潮到来的结局，并向帝国主义投降。我只是想要提醒党内的同志，在革命低潮到来之际，我们要预先做好准备了。
我一早就对党内的同志说过，革命委员会之所以能够在北满建立起来，是依靠着帝国主义在满洲地区的矛盾冲突所至。正因为俄国、日本、美国、英国对于满洲这片土地都有着各自的野心，所以这些帝国主义才不能联合起来对付我们。”
斯维尔德洛夫立刻抓住了吴川话中的重点问道：“难道我们不能继续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从而将革命政权维持下去吗？”
吴川沉默了半响后回道：“并不是不可能，当前世界的中心还是在欧洲，对于英、法、德、俄、美等列强来说，欧洲的利益总是高于他们在东亚的利益的。
所以，只要欧洲出现了问题，除了日本之外，各列强都会寻求暂时给与世界其他地方安宁，以确保他们可以把力量完全用于欧洲利益的争夺。只是这种安宁的代价，或是帝国主义暂时从某些地方撤离，给与当地势力一个较大的自由空间；但也有可能是帝国主义重新划分欧洲之外的势力范围，把一些自己无力控制的地区丢给自己的盟友。
比如当前的欧洲时局，协约国和同盟国两大阵营的形成，使得这个世界日益分裂成了两大对立的军事集团。俄国和日本都是协议国的一份子，虽然他们之间对于满洲、蒙古及朝鲜半岛的统治权力有着矛盾，但是在协约国和同盟国对立的状况下，这一矛盾又小于两大阵营争夺世界统治权力的矛盾。
也就是说，当同盟国和协约国之间的矛盾激化时，英法就会积极协调日俄之间的矛盾。而当两大阵营之间的斗争趋向于缓和时，英法对于日俄之间的矛盾就会放松一些。毕竟对于英国来说，不管是英日同盟还是协约国体系，都是为了维护英国对于全球的霸权。
英帝国的全球霸权就是建立在均势外交的基础上的，不管是欧洲均势还是东亚均势，保持住当前的国际秩序，就是英国人最大的目标。
所以，为了维护东亚均势，英国还是会支持日本在南满的特殊利益，反对革命委员会把日本势力清除出南满地区的。想要迫使英国放弃维护东亚均势，默认革命委员会改变东亚的力量平衡，那么除非欧洲的均势被破坏，英国无暇再顾及东亚，为了防止俄国把注意力转向远东，英国就不得不承认革命委员会在满洲的存在事实了。”
斯维尔德洛夫沉思了半天，方才一字一顿的说道：“所以，主要的关键还是在于俄国。我们需要俄国把目光转向东方，这样才能迫使英法出面干预这场战争。但我们又不能让俄国真把力量转移到东方来，那么英法将不得不支持日本阻止俄国的势力南下。
而一旦俄国的力量转移到远东来，北满的革命政权也就对俄国失去了意义，要么彻底成为沙皇的傀儡，要么干脆就被沙皇政府所解散。这确实是我们难以解决的问题，沙皇政府的决定显然不是我们能够加以影响的。”
捷尔任斯基却不认同的说道：“我看也未必，当吴说服沙皇筹划一个新的黄俄罗斯计划时，他就已经影响了沙皇政府的决策。既然斯托雷平在世时都没能阻止这个计划，现在的沙皇政府中就更没有人能够阻止这个计划了。
从这一点上看，我们至少已经完成了一半的任务。不管我们是怎么考虑的，对于其他各国政府来说，革命委员会在俄国势力范围内的起义和发展，又接着同日本人发生了冲突，这已经说明了俄国正在远东搞鬼了。
至于下一步，沙皇政府有可能趁着革命委员会和日本帝国主义两败俱伤之际增兵远东，这也许是个极有可能的选项，但是对于俄国革命来说却也未尝不是一个机会。
沙皇政府自斯托雷平去世以来，一直处于一种混乱的状态，而政府内部关注近东和巴尔干问题的官员要比关注远东的官员多的多。对于沙皇俄国来说，统一斯拉夫民族和夺取黑海海峡永远是优先于黄俄罗斯计划的。
如今意大利和奥斯曼帝国之间正爆发着战争，沙皇政府一定不会放过这个机会整合巴尔干地区的斯拉夫民族的。我们应当发动欧洲社民党的舆论，揭露和批判沙皇对巴尔干半岛及海峡的野心，以尼古拉二世的性格，他就会像一头斗牛那样冲向巴尔干半岛和海峡地区的。
这样一来，俄国就分不出多少力量放到远东来了。在这样的局面下，沙皇政府还想要对付革命委员会的话，那么我们也许可以给他一个狠狠的教训，并发动起西伯利亚地区和中亚地区的民族独立运动。”
看着斯维尔德洛夫和捷尔任斯基开始讨论起了西伯利亚和中亚地区民族独立运动的可能性，吴川觉得事情好像已经脱离了他的掌握，一开始他的计划可不是这个。不过他思考了片刻之后，觉得捷尔任斯基针对沙皇政府的计划比他想的要出色，而且能够给革命委员会留下更多的回旋余地，于是也就住了口。
于是接下来的讨论，就变成了以斯维尔德洛夫和捷尔任斯基为中心了。对于西伯利亚和中亚地区的民族运动，吴川这个外国人显然是不及两位掌握了远东布尔什维克组织的老布尔什维克更为了解情况的。
当窗外的阳光渐渐西斜之后，吴川终于结束了和两人的交谈，准备去军事委员会转一转了。把吴川送走之后，站在门前雨棚下的斯维尔德洛夫忍不住向身边的捷尔任斯基说道：“你不觉得，吴其实并不赞成集体农庄制度，方才找借口推迟对于农业问题的讨论的吗？”
捷尔任斯基望着地面上将要化开的薄雪，不由脱口说道：“是的，要不然他也不会借着安排潜伏人员的名义，让我们去远东各地向那些新移民进行布尔什维克主义宣传了。当支持集体农庄制度的布尔什维克们走的差不多了，党内的决议就会偏向于他的主张了。”
斯维尔德洛夫有些诧异的说道：“您知道这一点，还同意把人派出吗？”
捷尔任斯基叹息了一声后说道：“因为吴给出的建议我没办法拒绝，或者说就算我拒绝了，那些欧洲来的布尔什维克们也会主动支持吴的决定的。对于我们来说，中国革命毕竟只是世界革命的一个边缘组成，是不能同俄国革命相提并论的。
更何况有些极端主义者还认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应当从英国和德国这些先进的资产阶级国家爆发，就连俄国都是不具备无产阶级革命基础的。在推动俄国革命的进程和深入中国革命的选项中，他们必然是要选择前者的，这不是我们能够阻挡的潮流。”
第412章
作为一个波兰籍的布尔什维克，捷尔任斯基对于欧洲来的布尔什维克们的想法要比斯维尔德洛夫看的更清楚。虽然后者在组织上有着出色的才能，但是限于始终在俄国工人团体中打转的缘故，对于布尔什维克上层的斗争和各国社会民主党之间的联合斗争，却是远不及作为一个职业革命家的捷尔任斯基熟悉的。
斯维尔德洛夫被对方提醒之后，顿时把对于吴川的担忧又默默的藏回了自己的肚子里。作为列宁的好学生，他自然是支持列宁提出的统一战线的观点。
虽然此时的列宁还没有完成对于统一战线完整的阐述，但是08年革命失败的教训，却已经给了列宁一个思考统一战线的契机。经常和列宁通信的斯维尔德洛夫，自然是知道列宁对于革命统一战线的新观点的，他也认为这种观点是正确的。
而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要利用一切机会，哪怕是极小的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尽管这些同盟者可能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靠不住的、有条件的。但只要能够让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或稳定政权，那么无产阶级就应该和其结盟。
而同盟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直接的，即尽可能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另一种是间接的，即充分利用敌人营垒中的一切矛盾。但是无产阶级要在这个过程中牢牢的掌握住对于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力，而不能将革命的领导权让予他人。
08年的革命，就是无产阶级没能把握住对于革命的领导权力，又不肯和反沙皇的各势力联合先打倒沙皇政府，结果最终就让沙皇政府翻了盘。对于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们来说，这可是血的教训。
吴川作为一名中国革命者主动前来寻求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帮助，对于正陷入低潮的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来说，无疑是打了一针强心针。此时的俄国布尔什维克还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独立革命政党，只能算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的多数派，而这个多数派内部还存在着不同的路线主张。
一些布尔什维克们认为，他们应当向德国的社会民主工党学习，走议会斗争的合法道路；另外一些则主张用暴力推翻沙皇专制政府建立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前者主要为知识分子出身的布尔什维克们所赞成，后者则为工人出身的布尔什维克们所拥护。
在1110年年末，两派的路线斗争还没有决出胜负来，但是吴川旗帜鲜明的向暴力革命派寻求帮助，这极大的抬高了暴力革命派在多数派中的声望，并进一步激发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独立性。在这之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是深受德国和法国的社会民主工党的影响的。
就如同俄国的资产阶级整天向着西欧的资产阶级顶礼膜拜，认为俄国的方向就是变成第二个德国、第二个法国一样。俄国的无产阶级也同样认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发源地-德国和大革命第一次爆发的所在地-法国，这两国的无产阶级才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领导。
只是08年革命的失败，让俄国无产阶级对于和平的议会斗争方式有了质疑，而中国革命者向俄国无产阶级求援而不是向德、法无产阶级求援，更是让俄国的布尔什维克意识到，其实俄国革命是可以走自己的道路的，并不一定要遵循西欧无产阶级的和平斗争道路。
虽然此时的中国无产阶级并没有什么力量，而自称中国革命者的吴川看起来也不像是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但是对于主张暴力革命的布尔什维克们来说，中国同志的支持却刚好可以用来抵消西欧社会民主工党对于议会斗争路线的支持。
虽然双方的力量对比并不平等，但是对于俄国的无产阶级来说，只要出现这样一个支持者的声音就足够了。毕竟在沙皇政府的压迫下，俄国工人阶级本就倾向于暴力革命，只是作为俄国无产阶级的老师们都不赞成使用暴力革命的手段，这才让布尔什维克内部出现了分裂。
但是现在有了中国革命者的支持，立刻就让不少中间派的布尔什维克都倾向了暴力革命的主张。这并不是说吴川给了他们多少物质支持，而是一种思想上的认可，使得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们开始有信心走向自己设计的革命道路。
当然，中国革命者的支持加速了俄国布尔什维克内部的团结，但同样也出现了一个问题，要是中国革命失败了，必然是会对当前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内部的整合造成一个重大的打击。所以斯维尔德洛夫并不希望吴川所说的成为现实，更不希望像吴川这样对俄国布尔什维克有着重大意义的中国革命者蜕变为一个真正的资产阶级分子。
所以，吴川在会议上对于集体农庄土地所有制的抵触一度让斯维尔德洛夫很是紧张。不过在捷尔任斯基的提醒下，他顿时回忆起了列宁所说的统一战线思想，这让他意识到不管吴川作出什么样的变化，他需要确保的是共和党的无产阶级性质不能发生变化，只要抓住了这一点，中国革命就不会变质。
吴川自然不知道，在他离开之后两位俄国远东布尔什维克的领导关于他的讨论。坐在马车中的他，一路上都在思考着，接下来的战争会引起俄、日两国作出什么样的反应。不管其他列强再有什么想法，此时也不可能亲自下场的，毕竟满洲现在还算是俄日两国的势力范围。
和已经下场的日本人相比，现在对于革命委员会威胁最大的，反而是还没有下场的俄国人。哪怕俄国的中枢权力还处于一个混乱状态，但是俄国的帝国主义本质正自动的发挥着惯性作用，比如支持外蒙古和呼伦贝尔的自治。
事实上如果不是因为彼得堡的反对，俄国的外交官们实际上是想要直接让这两块地区独立出去的。只不过彼得堡正关心着巴尔干及海峡地区，才不愿意在东方陷入一场战争。满清政府虽然无能，中国也正爆发着一场革命，但是彼得堡并不认为能够光凭几句空话就能让满清政府把这样两片土地割让出来。
而限于欧洲的紧张局势，彼得堡也知道自己想要把兵力用于远东只会招来盟友的极力反对。奥匈帝国一直对巴尔干地区虎视眈眈，彼得堡可不能肯定当自己把兵力调动到远东时，对方不会趁机对巴尔干地区下手。
在同盟国和协议国两大阵营越来越对立的今日，俄国想要自行其事，很有可能就会首先受到攻击。这也就是为什么吴川的计划能够为沙皇接受的根本原因，一个中国代理人发动的战争并不能让盟友对于彼得堡过于指责，反而让俄国站在了一个超然的地位。
当革命委员会发展顺利时，俄国政府就可以在恰当的时间用和平的方式吞并革命委员会的地盘，就好像俄国吞并中亚各国一样。若是革命委员会发展的不够顺利，俄国也不会受到什么损失，不过就是把革命委员会抛弃掉而已。
虽然吴川利用了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抵抗着沙皇政府对于革命委员会的控制，又利用了俄国内部官僚主义的斗争，牵制了远东的俄国政治力量，但这并不代表革命委员会可以高枕无忧了。
只要革命委员会的力量被日本消耗的差不多了，或者说日本人在大陆的力量被革命委员会消耗的差不多了，那么俄国就必然要趁着这个机会下场的。以当前俄国的国力和欧洲的紧张局势，俄国人显然是无法如日俄战争那样调动那么庞大的资源于远东，但是如果只是动员西伯利亚的军事力量就能在远东拣便宜的话，俄国人是不会有什么顾虑的。
更何况，吴川也不能确定，在俄国的西伯利亚驻军中没有一个如同自己这样的冒险家。整个西伯利亚的开拓历史，就是一部俄国冒险家的记录史。吴川可不想让革命委员会的失败，变成为某个俄国冒险家的伟大功绩。
只是直到他的马车停在了军事委员会的小楼前，他也依然没能对俄国政府和俄国远东的军政力量的动向作出一个清晰的判断。这已经不再是他所了解的那段历史了，现在的未来对于他来说已经开始出现了不确定性。
当吴川见到守在军事委员会地图室内的朱和中时，也是大吃了一惊。这个平日里极为注重个人形象的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现在却是脸色蜡黄，眼中布满了血丝，头发乱的如同鸡窝一样，一看就知道好几天没有出过这间房了。
扫视了一眼地图室内的二十多位工作人员，形象也和朱和中大同小异，吴川当即打断了想要向自己报告的朱和中问道：“四平还在吗？”
被打断了思路的朱和中一时还没反应过来，好半天才点了点头说道：“四平还在。不过前线…”
吴川却再次打断了他，提高了声音对着房间内的人员说道：“各部门留下三分之一的人员留守，其他人回去洗漱休息，明日早上九点过来换班。从明日开始，军事委员会所有部门分为三班，每12小时换班一次。具体的工作安排，等明日你们返回后再确定，现在大家先商议留下值班人员，其他人下班休息。”
朱和中和军事委员会的工作人员都有些发愣的停留在了原地，一时都以为自己听错了，刚刚回来的吴川居然会给他们下达这样一个命令。
第413章
朱和中愣了好半天才对着吴川说道：“可是我们现在还在打仗，这个时候怎么有功夫去休息…”
听着朱和中结结巴巴的语调，似乎连口齿都无法正确的控制了，吴川于是打断他向他突然发问道：“3-2*2等于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