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意义也正是李起需要的，所以对于“恒盛”这个年号，李起也是比较满意。
有道是新皇登基，普天同庆，特别是在这样一个战争动乱的年代，更应如此，方可彰显新朝气象。
所以李起在登基的这一天，立即下旨昭告天下，免除天下农税三年，徭役三年。
不但如此，而且所有投身于贼寇的人，不论其罪行大小，自李起登基之日起一年内，只要向朝廷俯首认罪，朝廷便对其既往不咎，让其有一个从新做人的机会。
即便是像李自成、张献忠这样的首恶，李起也是公然表示只要他们可以改邪归正，投靠朝廷，李起也可以不追究他们的罪过。
而与此同时，所有被关押在监牢里面的罪犯。除恶意杀人，罪行民愤极大的大罪，其余人也都是全部被赦免，
出狱，让他们和家人团聚，从新开始新的生活。
李起的这一封旨意一出，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意义重大，这自是不言而喻。
第一，免除天下农税三年，徭役三年，这是封建王朝亘古未有的事情，从未听说，更不要说亲身感受。
须知封建王朝靠的就是农税啊，历朝历代他们能够维持基本的统治，靠的就是收税和徭役。
可是现在李起竟然一口气免了农税和徭役三年，不得不说，这样的魄力真真是令人叹为观止。
有的人可能就要问了，李起为什么要免去天下的农税和徭役呢？
难道仅仅是讨好百姓吗。
免除了赋税和徭役，李起还拿什么来供养大明的军队，拿什么来维持朝廷的运转。
难道军队和官员都不吃不喝了。
这一点当然李起是心中有数的。
第一，因为天下大乱了二十多年，大明大部分的地方早就是一塌糊涂，许多的省份别说收税了，不给王朝添麻烦，就已经是阿弥陀佛了。
现在纵观整个天下，还能够正常收税收的地方，那也就只剩下江南等少部分地区。
其他的地方，例如京畿，陕西、河南、山东、四川，山西等地方，因为多年的战乱，早就是民生凋零，人口锐减，赤地千里也是常见的事情。
这样的情况下，你找谁去收税。
而像江南那些省份虽然没有受到太大的波及，目前多少还能正常的收些税。
但是如果免除了战乱地区，这大半个大明的赋税，而不免江南之地的税赋，那又难免落人口实，说李起处事不公。
有道是不患贫而患不均。
要免就都免，要么就一个都别免，这便是这年头大多数人的思想。
否则，李起便是又要将江南那些地方推到自己的对立面，以许多劣绅的德性，他们就有理由来反对李起了。
这是李起考虑的一个因素。
另一点便是因为大明王朝自太祖高皇帝以来，基本上在税收这个制度上就开始变得僵化。
可以说维持大明帝国财政税收的主要来源就是农税。
农税占了帝国财富税收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其余的商税茶税什么的，这些本该重税的税收反倒是少了。
这样的税收制度在大明王朝开国之初，自然也是合理的。
毕竟那时候百废凋零，农业是重中之重，是发展的第一当务之急，也是当时唯一着力发展的产业，
所以农税自然也是占据朝廷税赋的绝大比例，这无可厚非。
但是时间在流逝，事事自然也在变化，随着大明王朝两百多年繁荣昌盛，天下经济形势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穿越大明之汉骨永存
穿越大明之汉骨永存
第五百六十章 气度
贸易早已经是兴盛起来，大明商人别说和边上的朝鲜日本等国通商，便是那万里之外的法（）国、英（）国等国家，也是贸易频繁。
由此可见如今大明对外贸易之昌盛。
而贸易却又是利润极其可观的一个买卖，转手之间，便可获利数倍，数十倍，这又岂是地里刨食的庄稼汉可比。
便说那江南之地，还有那沿海地区，那些以贸易发家致富的豪门大商，这些人身家哪一个不是以十万两，百万两，甚至千万两计算。
但是大明王朝的税收制度却又是如此病态，家徒四壁的农户，每一年被农税逼的要死。
而那么身价巨万的商户却又是几乎不用交多少税。
而且这样的情况越到大明后期，越严重。
到了崇祯帝时期，崇祯帝在那些所谓的正人君子们的建议下，更加是将商税茶税什么的撤销大半，和废了没什么两样。
以崇祯十五年九江一个沿河港口为例，一年所得的税赋竟然只有七十三两二钱银子。
就问一点，这收上来的银子，够这一个港口官员所需俸禄的分毫吗？
俸禄都不够，更不要谈补贴朝廷了。
这种情况可以忽悠崇祯帝，可是忽悠不了李起。
所以李起这一次免除的只是农税而已，并没有免除商税。
李起就是要借这一次机会，用商税来取代农税的地位，在这三年里，商税毫无疑问将会扮演重要角色。
有的人也许就要问了，那李起难道就不担心这些豪商巨贾会聚众作乱吗？
要知道这些豪商巨贾个个身家巨万，这身后的势力和人脉那也是不俗，
难道李起一点都不担心吗？
答案是李起还真是不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