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华，我走了，不要沉溺在往事之中，要勇敢地活下去。快分手了，我想看看你的笑容。”
孟丽华是含着泪，面带笑容与张国昌诀别的。张国昌知足了，而孟丽华却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中难以自拔。
我知道孟丽华不是普通的女人，她一定会挺过来的，她为了儿子也要坚强地活下去。应该说，东州市市长李国藩就是被这个女人告倒的，为此她也害死了自己的丈夫。不然案子不会挖得这么深。
有人说，李国藩毕竟不是曾国藩，没有自己的《挺经》。其实，李国藩是上了小人的当，点了把火把自己烧死了。
在法庭上，律师的辩词很精彩。他们说，李国藩贪赃不枉法，合情不合法，多是受贿而非索贿，多是酬谢型而非收买贿赂型的，多是事后收而非事先约定，多是不违背职务的行为而非违背职务、违法生财使国家受损失的行为。
我听了这些辩词总有一种强奸未遂的味道。殊不知强奸一次叫强奸，强奸多次叫同居。李国藩是幸运的，他贪了两千多万只判了个死缓，这一点让张国昌地下有知肯定叫冤。
市政府办公厅里的人大多惋惜地说，雷默这小子真傻，怎么就辞职了呢？！也有幸灾乐祸的，说，我看他就不是好得瑟。谁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吧，反正我雷默就是辞职了。这就是我的性格，宝刀不锋，宁愿折断。
这些年在官场混得太委屈了，哈腰成了习惯便驼了背。用性格的一面压抑另一面，阴气太盛，直到张国昌死也没让他看看我的阳刚之气。
还是案发前，我私下戳穿他在澳门豪赌之后，他才发现身边跟随多年的这个秘书不是天生驼背而是哈着腰的，冷不丁儿地他可以把腰直起来。可惜我的腰直得太晚了，否则张国昌不至于一命呜呼。
其实每个人的性格都有两面性，有阴的一面，就有显的一面；有静的一面，就有躁的一面；有柔情似水的一面，就有性暴如火的一面；有功利的一面，就有淡泊的一面。
我辞职以后迷惘了，用性格的哪一面也找不到自己，周围的静造成了内心的躁，世态越来越炎凉，功利的一面蠢蠢欲动。人一旦恢复了本真就成了怪物。
3、分歧
新一届领导班子一上任就遇到了麻烦，外商不来了，财政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迫于巨大的压力，新上任的东州市市长薛元清亲自率领招商团南征北战，但效果不佳。
就任东州市市长前，薛元清是清江省主管工业的副省长，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会受命于东州危难之际，东州是清江省的省会，是拥有八百万人口的副省级老工业城市，是清江省经济腾飞的发动机。薛元清非常清楚，在东州干好了很可能会在政治台阶上继续攀登，但是干不好东州也可能成为自己政治生涯上的滑铁卢。薛元清是抱着置于死地而后生的决心来东州的，他决心让东州成为自己政治生命的新起点。
然而，两会后，薛元清代市长的“代”字刚刚拿掉，就与市委书记魏正隆在经济发展的大政方针上发生了严重分歧。
魏正隆对薛元清像无头苍蝇似的到处带队招商引资意见很大，他在市委常委会上提出了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
“政府是干什么的？”魏正隆黑着脸问，“你们大家都会说，政府就是要发展经济。这种观念如此流行，以至于大家对此不假思索地接受了。然而，最近发生在我们东州市政府各部门人人上阵招商引资的做法，突现了这种观念其实是很不恰当的。”
“正隆同志，”薛元清不满地说，“我到东州七八个月了，受‘李张大案’影响，没有外商来，美国公开把东州列为高风险投资区，外商怎么可能到东州来？国内方方面面的人就更不愿意来了。老百姓很悲观，他们认为东州经济至少要在低谷中徘徊三到五年，但是，东州人不可能给我三到五年的时间，一年都不会给我的。如果今年遏制不住东州经济继续下滑的趋势，我在东州就呆不下去了，所以，市政府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对于这一点，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在背水一战。”
“元清同志，越是在困难的时候，越是要保持清醒的头脑，”魏正隆语重心长地说，“我认为，政府只需管好自己应该管的事情，这是经济转型时期政府的责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是让你这个市长去当厂长。市政府办开发区，县区政府也办开发区，难免要撂荒大片土地；至于人人招商引资最后究竟能落实多少，也很值得怀疑。”“老书记，您说市政府应该怎么办？”薛元清想将魏正隆的军。
“一句话，政府的正当经济职能就是为企业、个人从事经济活动、展开公平竞争创造一个良好的制度框架和社会环境。”魏正隆有些激动地说，“要有所为，还要有所不为。我看当前要在三个环节上加大力度，一是政府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二是应该按什么程序做，不应该违反什么程序；三是行政责任追究，不按法做的乱作为，要追究行政责任，不按法做的不作为也要追究责任。
一个好政府之所以好，也许仅仅在于它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不应该干什么，可以干好什么，可能干不好什么。人贵有自知之明，政府也当有自知之明啊！”在东州市，市委书记魏正隆是德高望重的。在东州干了一辈子了，他爱这块土地，他更爱东州市的人民。“李张大案”的教训是深刻的，他为此无比痛心。自己再干几年就退休了，但是肩上的担子却越来越重了。如果说死掉的李国藩专横跋扈、一意孤行，那么今天的薛元清却总是给人一种女里女气的感觉，小家子气十足，不仅心胸小而且倔得很。
魏正隆心想，对待薛元清，自己再也不能犯像对待李国藩那样软弱迁就的错误了。这届班子一定要在东州老百姓面前树立“创新、亲民、务实、廉洁”的形象。
薛元清刚到东州，他不敢和魏正隆搞得太僵。他心里知道，自己不像李国藩天生就给人一种做大事的感觉。他常在常委会上公开承认，自己干不了大事，自己到东州就是给老百姓做一些小事的，做那些贴近老百姓生活的小事，做那些老百姓关心的小事。
可是，东州的老百姓并不买账，他们要工作，他们要增加收入，他们要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这几样可都不是小事，这是连国家领导人都放在心上的大事。
薛元清没顾及这些，他一上任就将李国藩、张国昌的做法全盘否定。凡是李国藩、张国昌沾过边儿的事，一律不闻不问。市长如此了，副市长自然效仿。于是修了一年半的东运河停工了，与德国人谈妥的地铁建设合同撕毁了，由于急需用钱，唯一一家美国上市公司也卖掉了。
薛元清想通过招商引资，以城市建设为突破口，尽快树立自己的形象。然而，城市建设是需要大笔资金的。靠财政不行，靠外商，大外商不来了，于是，只能干点小事。他集中资金做了两件事：一是种树，二是修路。
薛市长下决心在任期内把缺林少绿的东州市建成绿树成荫的花园城，俗话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一届任期也不过五年，五年是无论如何也树不了木的，于是便将成木移植进了城里。
也不知是谁出的主意，移植进城的大树全是松树。各区区长为了完成指标，在城市的犄角旮旯儿种满了松树，树挨树、树连树，也不讲究个间距，老百姓戏称东州市快成烈士陵园了。
只是把松树种到老百姓家窗户底下不行，园林部门头一天种，老百姓第二天拔，搞得园林部门十分头疼。在市政府常务会上，薛市长命令死看死守。
在修路问题上，薛元清与魏正隆的观念又发生了冲突。
魏书记认为，要适当调整城市建设指导思想，由原来重视大广场、大马路改造，逐渐转为重视中小马路改造，当前应当集中力量抓好五大“民心工程”，即棚户区改造，小街小巷维修，小区庭院美化，低洼地区雨后积水整治和中低档楼房翻新。薛元清不以为然。他认为，一个城市要上档次、上形象，必须修建大广场、大马路。
毫无疑问，薛元清上任不久，便与魏正隆的关系微妙起来，薛元清认为魏正隆怕自己干出成绩后取而代之，因此在工作上处处掣肘。
4、迟小牧
薛元清的秘书冯皓是从省里带过来的，薛元清任清江省副省长时，冯皓就给他当秘书，一个八百万人口的副省级省会城市的市长秘书比副省长的秘书要威风得多，也实惠得多，再加上自己是薛市长多年的心腹，冯皓一到东州市就有一种二掌柜的感觉。
绿都房地产公司的老板迟小牧是冯皓的大学同班同学，两个人是最好的朋友。迟小牧在大学时就是有名的情种，一表人才。
冯皓的老婆胡艳丽当时在白山大学是校花，她有一双妩媚的眼睛，白皙的脸庞和尖细的下巴，身后有无数男同学在追，她却玩命追求迟小牧。迟小牧嫌她风流韵事一大堆，两个人虽然上过床，但迟小牧只是玩玩，根本不当真。
冯皓一直暗恋胡艳丽，迟小牧并不知道。他私下里经常对冯皓说起与胡艳丽上床的事，冯皓听后怀恨在心。
胡艳丽追求不到迟小牧非常痛苦。冯皓乘虚而入，一举赢得胡艳丽的芳心。但是，冯皓对迟小牧与胡艳丽上过床的事一直耿耿于怀，他偷偷给校党委写匿名信，揭发迟小牧的风流韵事，害得迟小牧背了个留校察看的处分。
事后迟小牧猜到这件事是冯皓所为，两个人打了一架后绝交。
我是通过林大勇认识迟小牧的，当时我任综合二处副处长，林大勇任综合三处副处长。有一天，林大勇领着一位美男子到我办公室。
“雷默，这是我最好的朋友，叫迟小牧，小时候，我们是邻居，他遇着点麻烦事，你得给帮帮忙。”林大勇开门见山地说。
“什么麻烦事？”我和迟小牧一边握手一边问。
“小牧是搞房地产的，他晚上施工，噪声扰民，让居民举报了，市环保监察大队开了罚单。”林大勇认真地说。
“罚了多少？”我瞥了一眼迟小牧问。
“钱倒不多，五万块钱，不过这钱罚了太冤，有这钱还不如咱们弟兄们喝酒呢。”迟小牧爽快地说。
在市政府办公厅，我和林大勇关系最好，这个忙我必须帮，综合三处对口主管文教卫生的副市长，建口的人林大勇自然不熟；综合二处的人对口张国昌，张国昌不仅主管建口，而且协助市长李国藩主抓全局，所以建口的人我很熟。
我给市环保监察大队大队长打了电话。
“这个小公司很恶劣。”市环保监察大队大队长气愤地说：“一到晚上就施工，附近居民怨气很大，案子惊动了局长，一点不罚过不去。这样吧，罚五千元，让他来交罚款吧。”我放下电话，把结果告诉了迟小牧，他很高兴地说：“雷处长，你真够意思，晚上我请客。”
“请客就算了，噪声扰民的事不能再干了！”我叮嘱道。
“雷默，挺长时间没在一起聚了，晚上在一起闹一闹吧！”林大勇诚恳地说。
盛情难却，我就答应了。晚上吃饭时，迟小牧很大方，说话也很投我的脾气，我们三个人一直闹到下半夜才散，就这样我和迟小牧成了朋友。
不过，迟小牧的公司说是房地产公司，实际上只是一个挖掘公司，只负责给大的房地产开发公司挖地基。
后来，我当上常务副市长张国昌的秘书，林大勇调到综合二处当处长。
张国昌出事后，我被牵连，一直呆在家里，心里非常痛苦。迟小牧经常找我喝酒，安慰我，他说，“雷默，有什么困难尽管说话。”我对迟小牧的仗义很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