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说自己没有象马建设一样，成为方圆处长“圈子”里的人，方老处长在工作上生活上也没有特别关照过自己，但毕竟是他曾是自己的老领导，特别现在都过去几年了还记得自己曾经两地分居的事，龚仲还是有些感激，真心的感谢方老处长道。
“你是学财务的，怎么改行搞办公室了？”方老处长的老婆听到龚仲这样说，感觉很奇怪的，没有待方老处长说什么，就不禁在旁边插口问道。
方老处长见到自己的老婆在旁边插话打断自己，不禁有些不高兴嗔道：“你不知道就不要乱问，这是局党组的安排，已经好多年了。”
方老处长说完以后又问龚仲道：“树大明现在怎么样了？我好久没有看到他了。”
龚仲听到这里，立即敏感地意识到，方老处长今天要求与自己散步，是想从自己这里打听树大明他们搞出来的“黑山事件”的一些具体情况。
自从“黑山事件”发生后，以赵一局长为首的江南正气管理局党组立即停止了树大明的职务，不久就把他调到江南正气管理局林家港办事处工作。
按赵一局长的想法，在案件最后了结以前，除了树大明不再适应担任机关后勤保障中心主任外，另外还有二个深层次的意图，一是眼不见为净，将树大明调离他的视线，免得看到他心烦；第二个意思是给树大明一个反省的机会，看他是否能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是否有一个正确的心态，对局党组有什么表示，是否会认罪服错。
可惜的是，树大明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自始至终都没有把握到赵一局长给他的最后机会。
他被停止职务调到林家港后，根本没有静下心来想想，自己在这起案件中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应当承担什么责任，应当对局党组表明什么态度。树大明还是如前一样，除了千方百计推脱责任外，根本不承认自己犯了什么罪，也天真的以为以赵一局长为首的江南局党组拿他没有办法。
当然，这些都是几年后案件了结后，大家才慢慢意会到的。
这些都是江南局的禁忌，更何况龚仲情况更加特殊。
开始是“以当事人的身份”被通报在江南局干部职工面前，后来又有人私下议论说龚仲什么“知情不报”，要是他及时报告局党组，树大明他们就搞不成“黑山事件”了，江南局也就不会面临这样大的经济损失了。
龚仲也不好申辩什么，他相信事实终归是事实，事实的真相最后会大白于天下。至于这几年他被剥夺竞争上岗的资格，工作生活甚至人格上都受到影响。这只能是自己命苦，是命中注定有这一劫难。
第六十一章 旧事重提（2）
“他还在林家港办事处，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对于这些敏感话题，龚仲当然不敢多说什么，只是简单地回答方老处长道。
“你被他害惨了。要不是他，你现在肯定不是这个样子，早就上了一个台阶了。”方老处长有些同情也有些惋惜地说道。
“这都是一个人的命吧！只怪我命苦，遇上了这样的事，是我命中注定有这一劫。”龚仲有些无奈地说道。
对于树大明等人搞出来的“黑山事件”，严格来说与龚仲没有任何关系。
但为什么龚仲却又脱不了关系，被江南局党组责怪这么多年，以至于还取消了他这几年的处级领导干部竞争上岗资格，至今都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就是后来随着司法机关的介入，以前一些各种各样的说法慢慢浮出水平时，以赵一局长为首的江南局党组，也不愿意根据事实真相还龚仲一个清白。
龚仲无辜地绞入这起案件中，就是因为他有二次“接触”了这起案件。
第一次就是树大明在实施这起事情前，将当时正气物业公司的财务负责人兼任会计方丽红，还有机关后勤保障中心办公室主任龚仲，叫到他的办公室说道：“现在物业公司账户上有几百元，放在那里不能产生任何效益。现在有一个机会，就是物业公司在黑山建设银行开一个账户，三个月不动用，除了正常银行利息外，还可多得三十万元利息。你们俩人的爱人都是银行的，你们去了解一下这样做有没有风险。”
第二天早晨一上班，龚仲就找到树大明主任的办公室，将昨天晚上去自己爱人商量的意见告诉他：“这样做肯定有风险。树主任，你想一想，资金存在我们物业公司的银行账户上，与对方有什么关系？对方凭什么多给我们三十万元利息？事情没有这样简单，一定要慎重考虑，我感觉做不得！”
由于龚仲不负责物业公司的财务管理，也不知道树大明所说的“机会”的具体情况，他只是以一个旁人的身份，善意提醒树大明主任。
至于方丽红是怎么回答树大明主任的，龚仲就不知道了。
但后来案情暴露出来后，江南局干部职工包括龚仲才知道，在龚仲提醒并明确反对这个“机会”的一周内，树大明就与方建军、方丽红三人，背着江南局所有人员，当然也包括龚仲在内，以最快的速度去黑山建行，以物业公司的名义开了一个银行账户，将五百万元资金从江南市转到了黑山市物业公司的银行账户上。
这就是龚仲第一次“接触”“黑山事件”的全部经过。
龚仲以前负责物业公司的财务管理，但在此事发生前一个多月，树大明主任在机关后勤保障中心科以上干部会议上，决定龚仲不再负责物业公司的财务管理，物业公司的财务管理由会计方丽红全面负责。
因此，从工作职责上来说，物业公司财务与龚仲没有任何关系，龚仲没有任何权力干预物业公司财务管理的权力。而且树大明要龚仲了解能不能做时，并没有多说这个好“机会”任何具体情况。
后来案情暴露时，树大明他们三人就以这次机会为借口，说“黑山事件”是他们四个人一起商量办的，做之前一起统一了意见。
而且江南局党组书记赵一局长也以此次事件为依据，把龚仲“当事人”的身份改套上了“知情不报”的帽子。他们一致认为，如果当时树大明要龚仲了解那个机会有没有风险时，龚仲向江南局党组报告了，树大明他们就没有办法搞出“黑山事件”了，正气物业公司也就不会面临损失几百元的风险了。
这真的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龚仲根本不知道树大明他们会去实施这个机会，也不知道这个机会的对方是谁，他们是怎么联系上的，具体怎么操作。
树大明没有说，龚仲限于身份当然不会问。而且龚仲还是根据自己的见识与理解，提醒了树大明其中存在的风险，明确提出了自己的反对意见。
如果树大明问龚仲这个所谓的机会能不能做，就视为是与他一起商量了，那古代“莫须有”的故事真的又要在今天重现了。
至于以赵一局长为首的江南正气管理局党组，后来给龚仲套上的“知情不报”的帽子，不但与事实真相不符，与制度规定不符，更与组织原则不符，与实际做法不符。
在没有真凭实据的情况下，在没有发现问题的情况下，在没有事实依据的情况下，龚仲总不能捕风捉影，仅凭树大明的一个说法会就去报告吧？
更何况还是越级报告，还是报告自己领导的事情？
在机关里做人做事，是要严格遵守组织程序的，也有很多习惯性的规则是不能违反的。
如果没有特殊情况，如果没有铁的事实依据，下级是不能越级反映情况的，也不能过问领导的事的，更不能私下打听领导的事的，更谈不上越级去反映自己领导的情况。
这些都是官场大忌，不仅是组织原则不允许，习惯性的做法更加不允许。如果一个机关工作人员不懂这些，他不仅违反了组织原则规定，也将如过街老鼠处处碰壁寸步难行。
但“官”字里面有二个口，正说反说都是在那个宝盖头下面进行的，普通老百姓是没有任何办法改变的。
以赵一局长为首的江南正气管理局党组，后来在追究龚仲的责任时，是按照这样的逻辑进行推理的：“一、正气物业公司被骗了五百万元是事实；二、这巨大的经济损失是树大明等人搞出来的是事实；三、树大明搞之前问了龚仲能不能搞是事实，也就是说龚仲知道这事也是事实；四、龚仲没有报告局党组是事实；五、如果龚仲报告了局党组，树大明等人搞不成了也是事实。”
对于这种严格的逻辑推理，龚仲除了心理不服外，没有任何理由拒绝。
后来法院在公开审判树大明时，当法官质问树大明为什么不尊重龚仲的意见，树大明是这样回答法官的：“龚仲是说了其中存在风险，也提出了自己的反对意见，但龚仲没有说存在什么风险。我以为他说的是三十万元的利息有风险，担心对方不会按承诺支付。龚仲根本没有说那五百万元存在风险，如果他当时说清楚了，我可能就不会上当了。”
对于树大明这样的解释，当然不能减轻法律对他的追究，法院也不会如他所想将责任推脱到龚仲身上。
龚仲有一次郁闷时，与财务处马建设处长说起此事。
马建设处长是这样理解的：“你是赵一局长派去机关后勤保障中心，专门负责财务管理工作的。树大明主任虽说剥夺了你物业公司财务管理的权力，但你还是机关后勤保障中心的财务负责人。”
“而正气物业公司是机关后勤保障中心的所属经济实体，从职责上来说你还是有管理物业公司财务的权力。更重要的是，这件事树大明多少告诉你了，你也多少知道一点点，出了事后你当然跑不了，局党组当然会追究你的相应责任。”
龚仲第二次接触“黑山事件”，就是那五百万元按约定到期后，树大明安排龚仲与方建军、方丽红一起去黑山建设银行，将那资金从黑山市转回到江南市。
由于龚仲是第一次为此事去黑山建设银行，也是第一次与对方正式接触。但大家在介绍认识时，除了黑山建设银行解放路支史江生副行长的具体身份外，其他人都没有说具体的工作单位与职务。龚仲也因此认为他们与史江生副行长一样，都是银行的工作人员。
经过一番交涉，并电话请示树大明主任同意，方建军总经理等人同意了对方滞后几天还款的请求。
在协调过程中，史江生副行长对龚仲等人保证道：“现在资金由银行统一控制，资金是安全的。”
后来在公开审判这起案子时，史江生副行长在法庭上也承认当时确实是这样保证的。
就是因为史江生副行长的身份及保证，加上其他各方面的原因，龚仲就没有坚持去银行营业间查明具体情况，使案件到当年十月份才被龚仲揭露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