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严不是无代价的：从日本史料揭秘中国抗战（全文）作者：萨苏 《尊严不是无代价的》是著名军史作家萨苏《国破山河在》(2007年出版，入选香港亚洲周刊2007年度华语圈十大好书)的续篇。 主要内容同《国破山河在》一样，通过日方史料和中方记载互证，或重现，或填补了不少中国军民抗敌卫国的珍贵历史事迹。 萨苏所使用的日方资料，大多是专业研究者忽视、或者关注不到的尘封在日本资料馆、旧书肆，以及私人手里的老兵回忆、战时报道、未刊稿件等资料。这部分资料大多是日本侵华人员对自己参与的军事活动的回忆，虽然立场不同，但真实性高，细节准确。而中方记载，因多为防御战和溃败，资料极其匮乏，尤其是日方损失和战斗细节，不是编造就是阙如，日方资料正可丰富这方面的记载。 萨苏文笔诙谐灵动，感情真挚，考证严谨，在一篇篇重现中国军民为了民族尊严慷慨赴死的感人历史中，处处体现出萨苏满腔的家国情怀。书中还有大量日方拍摄的抗战时期的历史照片，图文互动，更具历史价值。 捍卫我们尊严的事儿（上） 击落“天皇号”背后的秘密（1） 捍卫我们尊严的事儿 击落“天皇号”背后的秘密 一 《朝日新闻》报道1939年5月5日，日本陆军航空兵派遣荒莳大尉等乘九七式司令部侦察机冒险前往天皇号坠落之处抛洒鲜花，进行慰灵飞行——萨的问题：如此兴师动众，他们是去给谁“慰灵”？ 日军1939年1月31日派遣九架轰炸机配合地面部队向湖北荆门县的沙洋攻击，由陆军航空兵“天皇号”指挥机长渡边广太郎大佐率领。中国军队第四十四军第一四九师第八九三团团长李禾农指挥全团重机枪向日机射击，“天皇号”被击中，迫降在沙洋镇东北约十公里的襄河东岸。渡边和藤田雄藏少佐等六人跳伞落地后，打死船工，抢得木船一只，企图从襄河顺水而下前往日军占领区。 中国军队乘船拦截，渡边等一边向中国军队开火，一边将随身携带的文件等物抛入河中。中国军队将敌六人悉数击毙。收缴文件、地图、日记、手枪等七十余件。在渡边的日记中，有他两次指挥轰炸重庆的记载，在他的军刀上刻有“天皇御赐”字样。 ——摘自《俘获日皇座机“天皇号”始末》 在我国的抗日史料中，击落日军“天皇号”飞机，一直是一个带点儿神秘色彩的传奇事件。在纪念抗战将领李浓的报告文学《西充名将威震日寇》中，对此有着更详细的记载。李浓（1907－1998），川军抗日将领，即上文中的八九三团团长李禾农，按照他的回忆，击落天皇号时，该团正驻守在湖北省沙洋附近的杨家峰、新城等地。 日机被击中迫降后，他下令所部西充籍营长阳怀本率部拦截，经警告无效，将持枪顽抗的五名日军飞行员全部击毙，并缴获其携带的武器文件等物。一说当时三十七师吉星文将军的临时指挥所恰在附近，见到日机坠落，曾派出参谋和警卫人员参加战斗。湖北百姓素性剽悍，因痛恨这伙日军杀人夺船，也主动赶来助战，并在战斗后对日军尸体砸以乱石泄愤。 据记载，天皇号被击落后吉星文将军曾来该机坠落处视察，并登上飞机检看被机枪击中的地方。由此可见，“天皇号”并不是日军所说的故障坠落，而是的确被打了下来。 空军第八修理厂的修理纪录，也可证明这一点。这架天皇号飞机，被中国方面修复，一度作为轰炸机使用。负责修复工作的是空军第八修理厂修造课少校课长黄渭雄，他带人到达沙阳以后，经两个月努力工作，将该机修复，并在当地河滩上开辟一条2000米长的临时跑道，由飞行员将该机开回重庆。其间，还发生了因为该机带有日军机徽险遭己方击落的插曲。有趣的是，执行这个任务的飞行员也是个传奇人物，是朝鲜族飞行员李英茂。此人二战后返回朝鲜，后来成为韩国第一任空军司令。 而该机的归宿则一直是个谜团，一说该机修复后停于成都凤凰山机场，因日军对此事恨之入骨，专门策划在一次轰炸中突然派飞机降落在机场跑道上，浇汽油将其烧毁；一说该机一直使用到抗战结束，其间还曾在各地展出。 并有说法称渡边被击毙后日本东京曾举行隆重悼念活动，并说这架被击落的天皇号并非轰炸机，而是一架日军一百式运输机。 老实说，当我最初看到这些资料的时候，心中曾有些疑惑，这里面有很多让人觉得矛盾和难以理解的地方。 比如，当时检查该机的中方人员描述，这是一架“巨型飞机”，“钢架铝皮，双星式九缸发动机，有正副驾驶各一座，另有无线电通信员、领航员各一座……机头侧面有恭楷所书‘天皇号’字样”，而且“内部布置典雅，设施豪华，机舱里也未置武器”。 所谓“巨型飞机”，显然是相对于日军常用的轰炸机而言，我一度曾因为在日本见到一张渡边广太郎身着飞行服立于日军侦察机旁边的照片，而认为所谓“天皇号”，实际应该是一架侦察机。 1-1在日本保留下来的日本侦察机照片，走在前面的就是渡边广太郎。 然而，如果说双发动机的“巨型飞机”，那就和侦察机不搭界了。照片上的侦察机只是一架单发动机九九式司令部侦察机，编号キ-51，全重2.7吨，乘员三人。中国空军当时最经常迎战的日军九六式轰炸机自重即达4.7吨，再怎么样黄渭雄也不会把两吨多的九九式当作“巨型飞机”吧？此外，中方纪录，击毙的日军共计五人，九九式司令部侦察机根本装不下。当时中国空军号称万国牌飞行部队，黄渭雄可不是没见过世面的人，从又修又看新鲜的劲头，这“天皇号”显然是架他老兄没见过的古怪玩意儿。 其实看对这架“天皇号”的描述，里面真是迷雾重重。 首先，有的说法击落的是架轰炸机，可“天皇座机”怎么会是轰炸机呢？这天皇是不是也太穷了点儿？而且，天皇在日本，抗日战争其间从来没来过中国，他的座机怎么会跑到中国来？ 那么，会不会就是一架普通轰炸机或者运输机呢？但又有说法该机没有武装，而且装潢豪华——这样的飞机你到前线来干嘛？就算是运输机，也没有“装潢豪华”的道理啊，那还能装货吗？再说，日军的一百式运输机是1940年才试飞的，根本不可能在1939年被击落。 要说是要员专机，比如某个日军司令长官的座机，这倒有点儿可能，当年日本华中派遣军总司令塚田攻的座机也是让中国军队的高射炮打下来的。但是，塚田攻那是在自己后方飞行，才疏忽大意被一二八师打了靶，这沙洋当时可是在日军前线以外呢，哪个日本要员吃饱了撑的会往这儿跑？ 再说了，那机头上还写着“天皇号”的字样，就更荒唐了——要知道天皇在日本可不是能随便当商标贴的，随便提“天皇”那叫“大不敬”，有哪个飞行员敢把飞机改名叫“天皇号”？他活腻歪了他上头的总不能都活腻歪了吧？ 会不会是国民党军夸大了战果？ 直到我看到《朝日新闻》1939年6月5日对“天皇号”乘员葬礼的报道，才感到——恐怕这边不是夸大了战果，而是没明白到底战果有多大。 以下，就是这篇报道： 在我国航空事业留下伟大足迹，而凋谢于大陆前线天空中，卓越的六位勇士——渡边广太郎少将、藤田雄藏中佐、高桥福次郎少尉（以上特晋），以及泉泽延雄、粕谷佐助、新村寅次郎三官兵之共同葬礼十四日下午两点钟开始。 仪式在立川町陆军航空技术研究所盛大举行。 击落“天皇号”背后的秘密（2） 放置六人遗骸的朝所内机库里面彻夜灯火通明，满怀深切怀念的同僚们彻夜不眠为其守灵，自参谋总长亲王殿下（即日军参谋总长闲院宫——译者注）以下，陆军大臣、航空总监、东京市长、帝国大学航空研究所、朝日新闻社等各方面敬献了一百多个花圈。接受各界公祭的、在祭坛上方悬挂的纪录六人姓名的白幡，令人回想他们的功绩。白木祭坛上遗骨的上方，六勇士的照片投射出凝固的微笑…… 原来这一战击毙的日军里面包括一个将军。 不过，就是一个将军，也犯不着这么折腾吧？侵华日军里面，被打死的将军可不止十个八个呢。第二天，《朝日新闻》接着进行连续报道，日本方面在东京为死者举行慰灵飞行，担任驾驶员的是臂缠黑纱、两眼红肿的日本著名飞行员饭沼正明。前一年，饭沼刚驾驶神风号从东京飞到巴黎，创造了国际航空联合会承认的飞行速度世界纪录（94小时17分56秒）。 这一点儿都不奇怪，“天皇号”被击落，不但打下来的飞机奇特，打下来的人也一样的奇特…… 从哪儿说起呢？ 二 说起“天皇号”被击落的事件，恐怕第一令人好奇的就是这架“天皇号”到底是一架什么样的飞机。 那么，就让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真容吧。 1-2全长16.1米，高4.3米，宽21.56米，起飞重量9.9吨，双发A-80RC空冷星型螺旋桨发动机，最大航程三千公里。对比这种飞机被称作“巨型”在当时堪称名副其实。 而这架飞机的外观，显得和大多数日本飞机格格不入，近乎方形的机头、半埋式起落架、略显笨重的前机身，都更像是欧美设计师的产品。 “天皇号”的确是一架颇为怪异的飞机。根据伊泽保穗所著《日本陆军重爆队》一书的描述，1939年1月31日迫降沙洋的这架飞机的原型，并不是日本制造的，而是意大利制造的菲亚特BR-20重型轰炸机。1937年10月，日本向意大利订购了72架BR-20式重型轰炸机，用于对中国战场的远程轰炸。在日军序列中，这种飞机的编号为“イ式重爆”（イ是日语中意大利的首写字母），是1941年一百式“吞龙”轰炸机服役前日军最大、航程最远的轰炸机，曾参加对我国重庆、兰州、永昌、汉中等地的多次轰炸。根据兵库爱机协会桑原卓提供的资料，这架“天皇号”，是其中唯一没有武装的一架，当时并不在对华作战的序列之中。在它被击落的前三天，还曾经运送日本高松宫亲王从东京前往广岛呢。 1－３带有日军标记的意大利菲亚特BR-20重型轰炸机 日本陆军怎么会使用意大利的轰炸机呢？而没有武器的“天皇号”又怎么会飞到中国来被打下来呢？ 事情巧得很，这种轰炸机出现在中国战场，正和这位在“天皇号”上被打下来，而且死于随后战斗中的日本陆军航空兵少将渡边广太郎有极深的关系。更值得一提的是，如果这位渡边不死在这次飞行中，他大概也会很快获得少将军衔，只不过随后又可能吃官司。一切，都和这种轰炸机有关。 渡边广太郎，日本陆军大学24期优等毕业，长期担任日本航空兵团兵器开发方面的领导职务，阵亡时职务为日本陆军航空兵团兵器部部长、陆军大佐（死后追晋陆军少将）。渡边1937年8月受命担任日本赴意大利军事装备采购团团长，购买イ式重爆，就是他负责的。渡边之所以受到这样的任命，是因为他曾经在意大利留学多年，是日军中少见的意大利通。 日本方面之所以有意购买这种轰炸机，是因为经过几个月的战斗，日军发现其轰炸机部队在长程作战中的表现差强人意——这是个客气的说法，不客气的说法就是中国地方太大，而日军轰炸机部队只要飞得远些，就会被打得稀里哗啦。日军总结说，现有的几种轰炸机，在对华作战中都不适合承担远程作战任务。不幸的是，中国的持久战恰恰是以空间换时间，战线越来越长。这样，日军急需一种能够进行远距离、大当量轰炸的新型机种。 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军事专家们始终有一个琢磨不透的事情，那就是日本很早就开始把美国和中国作为自己的假想敌，但日本在开发大型轰炸机方面始终投入不多，没有什么建树。这和日本海军大量制造战舰，积极准备和美英作战的表现大相径庭。事后，人们才明白，原来日本陆军和海军是日本帝国的两条铁轨——平行永不相交。 日本海军的确是以美英为主要假想敌积极备战，但大型轰炸机只能使用陆上基地，因此在开发方面自然是日本陆军做主导。不巧的是，日本陆军的将军们打仗从来不看对手，个个长着装满了白刃战自杀冲锋一类思维的榆木脑袋，认为无论对谁只要抱定了武士道精神就百战百胜。他们认为战争中精神是第一位的，至于装备嘛，只有缺乏皇军那种武士道精神的国家才会重视。 所以，自始至终不把高技术兵器的开发当作重点。于是，日本陆军开发出来的装备，都多少有些不伦不类。战车，比如典型的九七式中型坦克，在各国中是最袖珍型的；飞机，比如干预海军设计获得的一式陆上攻击机，外号“日本造打火机”——一打就着啊。日本重型轰炸机的发展，自然也落在了时代的后面。 于是，日本对华战争开始的时候，能够用于远程作战的轰炸机，可谓屈指可数。 当时，日军使用的最典型的两种轰炸机，一种是九六式中型轰炸机，一种是九三式重型轰炸机。 九六式陆上中程轰炸机，是日本海军1936年6月正式开始使用的长程双发攻击机，航程倒是比较充裕。1937年8月13日上海开战后，由于日军暂时没能控制大陆机场，驻扎在台湾的日本鹿屋、木更津两航空队的九六式轰炸机从台北起飞，对中国大陆上海、杭州等地进行“越洋轰炸”，日本舆论喧嚣一时。 然而，喧嚣一时的背后，却是巨大的损失。在中国空军的奋勇迎战之下，日军的轰炸机部队损失惨重，按照日本航空史学专家野原茂《史上空前的“越洋轰炸”敢行之勇者》一文（《丸》杂志648期）记载，仅仅8月13、14、15三天，日方就被击落12架（含返航中坠毁的3架），九六式中型轰炸机，被击伤不能再战的，仅15日一天就超过10架。三天后，两个日本航空队被迫暂停这种半自杀式的攻击。 击落“天皇号”背后的秘密（3） 在八一四空战中，被高志航率先击落的是日军陆屋航空队领队指挥官新田慎一中佐。新田绰号“凶猛之熊”，是日本著名试飞员，也是“战斗机无用论”的狂热信徒。在这次战斗中，他为自己的理论付出了最合理的代价。而新田慎一的老师，日本鹿屋航空队领队指挥官，后担任第十三航空队领队指挥官的得猪治郎中佐，1938年4月26日在实验新战法单机突袭武汉的战斗中被击落阵亡。得猪是九六式中型轰炸机首席试飞员，曾经留学德国，也是日本航空理论的学者之一。得猪、新田、佐多直大（少佐）、曾我义治（少佐）号称日军对华开战时的“中攻四天王”。 中攻四天王在短时间就阵亡一半，日军中型轰炸机部队的损失可见一斑。 之所以损失如此之重，原因很多。首先，由于一二八抗战中，中国空军的出色表现，使日军产生了一种错误的理论——战斗机无用论，认为保护轰炸机最好的办法就是增强轰炸机的自卫和速度，而不是用战斗机护航。不幸的是，九六式中型轰炸机并没有美国B-17重型轰炸机那样完备的火力，而且为了追求长航程结构薄弱（后来的“日本打火机”一式陆攻机就是它的发展型号），结果没有战斗机护航的中型轰炸机成为中国军队的靶子。 其次，中国空军出乎意料的英勇善战，也让日军眼镜大跌。而中型轰炸机载弹量十分有限，付出如此代价，只不过给中国军队的阵地上扔几个作用不大的小炸弹，日军这笔买卖不亏才怪。 1－４日本九三式重轰炸机 当然，日军当时也不是没有重型轰炸机。最典型的就是“九三重爆”轰炸机。这种轰炸机载弹量倒是比九六大多了，可惜作战半径只有四百公里，属于身重腿短的类型。而且，这种固定式起落架的飞机的操纵性极差、故障率极高、对地面勤务依托极大，得了个外号叫做“直线飞行迫降练习机”，打起仗来实在是力不从心。 在七七事变中，熟悉当时历史的朋友都记得南苑之战中日军对二十九军的轰炸使佟麟阁、赵登禹两将军所部遭到巨大损失，但很少有人注意到此后战斗中的一个细节——此后的战斗中日军轰炸机是从承德起飞投入轰炸的。 实际上，根据《日本陆军重爆队》一书所记，这是因为此战日军主力第十联队、第十二联队使用的主力机种都是九三式重型轰炸机。7月27日至29日，张自忠将军三十八师所部连续攻击日军在天津的机场，日军支援设施多被摧毁，加上连日大雨，跑道积水，“娇嫩”的九三重爆竟然无法起飞出战，只好后撤到承德才能投入作战。 1-5日军重轰炸机乘员拍摄的中国空军战斗机。这架伊-15战斗机正在追赶日军轰炸机进行攻击。八一三战后，日军虽然认识到“战斗机无用论”的错误，但纠正它并不容易——现有战斗机的速度跟不上轰炸机，所以依然经常一起出发，轰炸机却先出现在目标上空，遭到中国空军的痛击而损失惨重。 而根据该书，我们才可以知道，日军在这一阶段华北地区的作战中，实际损失相当大。7月7日到7月30日之间，日军在北平周围投入战斗的18个中队、144架飞机中，由于战斗和故障，损失共计20架。其中，九三式重型轰炸机就损失了柴田进中尉机与内川三郎曹长机两架。此后的战斗中，9月2日第十二联队代理联队长、第二大队队长秀岛正夫少佐也在轰炸张家口的战斗中被击落，跳伞后遭到中国陆军围攻阵亡。 其实，当时日军还有一种大型轰炸机，称为九五式大型攻击机。这种飞机航程超长，单看这一点，堪称战略轰炸的好手。日军从9月14日起，也从济州岛出动这种飞机对上海进行空袭，至10月24日共出动13次。不幸的是，战果甚微，在中国的记录中，甚至很难找到这种飞机的影子。 原因是这种飞机性能极其糟糕，试飞它的就是前面提到的中攻四天王中的佐多和曾我，他们的评价是：“这种飞机舵特别沉重，尾翼不断颤抖，疑似即将空中解体。”所以，这种飞机勉强飞到上海，也只能是把炸弹乱丢。 否则，无论高射炮还是战斗机，都可以轻易把它打下来。饶是这种敷衍了事，依然给这种飞机带来了灭顶之灾，10月24日一天，日军就损失了6架九五式重型轰炸机（被击落详情未能查到，似乎和自相碰撞颇有关系）。可怜这种飞机总共生产了不到10架，就此一战，几乎绝了种。 于是，日本方面一面尽力加快正在研制中的九七式重型轰炸机的研制进程，一面开始琢磨从盟国购买相应的武器。目标，就锁定在了德国的亨克尔轰炸机和意大利的BR-20轰炸机上面了。 1－６九七式重型轰炸机，日军期待的轰炸明星，真的那样能够耀眼吗？ 德国方面的接触并不顺利。抗战初期，德国在支援日本还是中国上面还举棋不定，特别是中国方面派出的特使蒋百里、蒋纬国的工作卓有成效，和德国空军司令格林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因此，德国空军方面对于支援日本这个小兄弟并不热心。再加上日本最初只准备定购一架样机。 这是日本的习惯做法，买来拆了研究，然后仿制，这一点德国人早有体会，日本的九三式重型轰炸机就是德国容克斯K-37的仿制品。如此小家子气让古板的德国人大摇其头——亨克尔的业务代表这样对日本代表说：“我们什么时候可以从您这里拿到一架以上的订货呢？”——这个日本代表，就是本文屡次提到的那位渡边广太郎大佐，当时任赴德代表团的团长。 碰了一鼻子灰的日本人在意大利得到了好消息。日本派到意大利的是军事课参谋真田镶一郎中佐，询价购买重型轰炸机。驻意大利使馆武官有未精三积极努力，终于使意大利表示愿意向日本出售BR-20轰炸机，尤其是获得了意大利可以六个月为日本生产一千架BR-20的承诺。 不过，日本最终的购买数量让意大利人大跌眼镜——仅仅是70架而已。这还是在德国购买轰炸机失败后日本政府咬着牙提出的订货数量，而且，价格给得让人无法接受。意大利人不干了，这笔交易眼看也有夭折的危险。 在这个危急关头，不知谁想起了渡边广太郎曾经吹过，他留学的时候曾和后来成为意大利首相法西斯头子的墨索里尼有过交往。于是，一个电报，渡边就从柏林改飞了罗马，大本营命令他务必做成这笔交易。 从后来的情况看，此人还真不是吹牛。 击落“天皇号”背后的秘密（4） 三 抗战初期，德国和意大利对于中日之间的战争，看法很矛盾。尽管德意与日本是盟国，但两个原因使他们难以取舍。一方面，蒋介石对“法西斯”颇感兴趣，与德意交往密切，包括蒋委员长经典式的防弹黑披风，都是希特勒的礼物。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中，德国顾问配备到营一级；另一方面，德意在中国也有他们的利益。比如德国重整军备中，中国江西省的钨矿就有着重要的价值。这种种利害让德国和意大利在开战前期并没有明确地站在日本的一边，甚至开战后德国还曾向中国交付大量武器装备。 老实说，尽管当时德国政府是法西斯，但德国人的民族性使他们的原则性还比较强。蒋百里在德国期间，和曾担任中国政府顾问的德国高级军官、行政官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博得了他们的同情和“决不出卖中国”的保证——事实上，整个二战期间，这些德国人的确信守了自己的承诺，日本并没有从这个盟国那里得到什么关于中国的有价值的情报。 然而意大利就不一样了。 正同该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整个进程中的表现一样，意大利在中国问题上的表现也十分的“意大利”，一言以蔽之——很不可靠。 战前，意大利与中国的关系十分密切，中国空军在洛阳的飞行学校，聘请的是意大利教官，在南昌的飞机工厂，聘请的是意大利技师。蒋百里到意大利的时候，墨索里尼亲口保证和日本的结盟关系不会危害中国的利益。 然而，真打起来情况又是怎么样呢？ 洛阳飞行学校毕业的飞行员，在轰炸日本军舰的时候把炸弹扔到了岸上的租界里面——不是飞行员炸错了目标，是意大利人“有多少人入学，就有多少人毕业”的教学方式，使学员的技术难以经受实战的考验；南昌的飞机工厂开战不久就遭到空袭损失惨重。在击落的日军轰炸机里，中国人意外地发现竟然有欧洲人的尸体——正是前些天中国人用美酒佳肴欢送回国的几位意大利技师之一，坐在日本飞机上面，来指示目标摧毁自己帮助建造的中国飞机工厂…… 至于那位下巴比簸箕还大的墨首相就更不用说了，相信墨索里尼同志的承诺，还不如相信那啥会在天上飞。 渡边广太郎没有吹牛，他在意大利期间，曾经与墨索里尼有一定的私人交往。于是，通过这个关系，渡边想方设法得到了和墨索里尼会面的机会，参加会见的还有日本驻法国大使馆武官土居明夫等人。 渡边在会见中利用他对墨索里尼的了解频频给这位法西斯老大戴高帽子，夸赞意大利在墨索里尼领导下的进步，并且提到日本对意大利先进军事技术的敬仰，对杜黑将军（意大利空军将领，战略轰炸的理论创始人）的崇拜……当然，如果墨索里尼首相可以批准向日本出售新型的重轰炸机，那么他在东方的声望将超越任何一个领袖（暗指包括希特勒），并且获得日本天皇个人的友谊。 天花乱坠的恭维、远方来朝的诱惑，让墨索里尼大为快意。老墨马上作出决定，帮助老朋友完成使命。价钱？价钱不是问题，慷国家或者公司之慨绝非一国独有，墨索里尼大笔一挥，飞机的价钱就打了六折，70架BR-20轰炸机卖了6000万日元（原报价1亿日元）——菲亚特公司不干？他敢？！谁说的谁去学习法西斯发展史三遍……这些飞机，加上菲亚特公司免费赠送的试验机1架，共计71架，从1938年1月开始，按照每月10－12架的速度交付。 1－７日本《航空情报》上登载的BR-20“イ式重爆”照片，在日军中它可是被寄予很高期望的秘密武器。 然而，日军纪录中，接收的BR－20重型轰炸机却一共72架。 怎么多了一架呢？ 墨索里尼首相说了——以我私人的名义，赠送给日本天皇一架专机作为礼物。 这就是用BR-20重型轰炸机为原型，取消武装，加以豪华内装修和卫生、通信系统改造的“天皇号”贵宾行政专用机。也就是1939年1月31日让李浓用机枪打下来的那一架。 正因为这架飞机是墨索里尼赠送并命名为“天皇号”的，因此，没人敢追究他的“大不敬”罪。 谈判成功的消息传来，日本陆军省给渡边广太郎和有末精三发出了贺电，认为此举解决了日军装备中的一个大问题。 1938年1月，第一批12架日方采购的BR-20轰炸机运抵大连，意大利方面并派出博内萨上校为首的教官团和菲亚特公司的工程师十余人指导日方训练和熟悉装备。以后的两个月间，日方连续用这种轰炸机装备了十二航空联队的四个中队，以及独立飞行第三中队，积极准备将其投入实战。 日方表现得如此急切，是有道理的。原因是日本自己研制的三菱九七式重型轰炸机也已经在1937年11月完成试飞定型。但，实战检验，却让日军感到对它颇有顾虑。 九七式重型轰炸机，载弹量和航程都比BR-20稍差，但比起现有日军轰炸机来说可算差强人意。于是，原型机试飞后，刚造出第一批生产型样机，日军便迫不及待地将其运到中国进行实战试验。 1938年3月8日，日军派遣第六十战队飞行员驾驶两架九七式重型轰炸机从彰德机场起飞轰炸西安。不幸的是，两机刚刚将炸弹投到西安飞机场，就遭到三架中国空军伊-16战斗机的截击。由于没有战斗机的掩护，两架日机只得丢弃炸弹仓皇逃走。但刚刚飞临黄河上空，又有八架中国空军战斗机赶来截击（这是日方记载，没有找到中国方面关于这次空战的记录）——伊保重明军曹的飞机当即遭到集中攻击，成了第一个牺牲品。蟹讧一准尉驾驶2号机拼死格斗，依靠精湛的技术，才从战场飞回。 1-8驾驶试验型九七式重型轰炸机样机出击攻击西安的第六十战队第一中队队员合影，穿黑色上衣站着的，就是此战中阵亡的伊保重明军曹，他的飞机“光荣”地成为九七式轰炸机队第一个牺牲品。 1-9此战中蟹讧一准尉的2号机总算激战后返回彰德基地，只是机身上中了三十八发弹，这是该机尾部中弹部位的照片。 此后一段时间的战斗，九七式也接连被击落。其实，九七式初战不利，其原因很复杂，起飞护航的九五式战斗机飞错了路是最主要的问题。同时，乘员还不熟悉这种飞机，没有装甲、自卫火力较弱、武器有枪无炮、没有自封油箱等也是原因。但日军方面第一个反应就是这种轰炸机实用还有问题。 击落“天皇号”背后的秘密（5） 一瞬间，加上“外来的和尚会念经”这种典型心态，正在公主岭集中训练的BR-20成了日军期待瞩目的焦点。 应该说，BR-20重型轰炸机对日军来说，的确有很多可吸引人之处。其空前的载弹量和续航力，都是现有日机无法达到的，而可收放起落架、内置弹舱、部分飞机（包括天皇号）装备的自封油箱，都是日本飞机上当时还很少看到的先进技术。 日军甚至一面表彰渡边的谈判功绩，一面下指令给有末精三，准备增加购买100架BR-20轰炸机。 不过，这个订单，一直到有末卸任，也没有正式发出。 其原因，是进入战场之后，BR-20“イ式重爆”在实战中，并没有预期得那样厉害。 1938年3月，训练方酣的イ式重爆部队被严令从公主岭南下参战。迫不得已，只有已经基本完成了训练的独立第三中队六架飞机经过南苑进驻彰德机场。 不过，这六架飞机却迅速失去了战斗力，使这型飞机的参战，推迟了两个月。 因为什么失去了战斗力？国军空军的拦截？共产党袭击机场？飞行员闹了霍乱？ 都不是，是因为彰德下了一场雹子。 外一篇日本到底买了多少意大利轰炸机 在对击落天皇号之战的考证过程中，有两问题颇值得注意——日本当时到底从意大利买了多少架“イ式重爆”，也就是BR-20轰炸机。 我在文章中采用的数字是72架，而不久gundamzaku兄（西西河网友）提供了他的看法。 关于这订购数量，应该是日本订购了100架，而意大利只制造了85或者88架。但是为什么会有72架这个说法呢？ 二战日本陆军航空兵的编制是：集团/师团-团-战队-中队。每个战队按照装备的机种、所处时间的不同，由2-3个中队组成，每个中队标准定额是12架，这样一个飞行战队的飞机标准定额是24-36架。日本引进这菲亚特BR-20之后，装备了飞行第十二战队和飞行第九十八战队这两个部队，而72架正好是2个或3个中队编制的飞行战队总共所辖战机的标准定额。 要保证部队编制一直维持定额数量，购买战机的时候要多买几架留作备份，另外还要留出几架用于试飞，因此可以确认85或者88架的说法是正确的。 看了他的说法我觉得有必要对此进行进一步的考证。 实际上，这个订购数字，在日本的资料中确实有不同的说法，一直没有统一。我写这篇文章时倾向于72架的，因为这是日本驻意大利武官有末精三日记中的数字，而他一直没有接到继续订货的命令。 不过参考上面的说法，这个数量却不够两个战队使用，因为至少有两架飞机不能投入实战——一架是送到三菱公司拆卸研究的样机，后来若干技术被应用到一百式吞龙和四式重轰炸机上面。另一架是没有武装，也没有编入在华日军序列的“天皇号”。 这样，数字就有点儿不对了。 为此，我重新查阅了日本方面的资料，现在，我更加倾向85架的数字。其主要原因是我发现在1939年2月兰州空战后，BR-20轰炸机队遭到我顽强抗击损失惨重。《日本的重爆击队》一书记载，3月间为九十八战队补充了十一架BR-20轰炸机。这时，显然已经是72架轰炸机交付以后的事情。那么，综合计算一下，如果最初的订货如所推测是为了装备两个战队，共72架，兰州空战后补充了11架，加上三菱工厂的样机和天皇号，正好是85架。不过，从记录看来，日本航空兵这第二次订货，应该是没有通过有末精三的渠道。 至于100架，那倒是另外一回事了。在公主岭训练的时期，日本曾经提出过继续购买100架BR-20的意向。但是，由于在轰炸重庆和兰州的空战中损失惨重，特别是天皇号的坠毁，死了日本两个空中英雄，让日本人对这种飞机失去了信心，这笔订货随后取消，所以只留下了一个数字而已——连藤田雄藏都玩不转的东西，日本还有几个飞行员能飞得好啊？ 有朋友可能会质疑，二战意大利的装备烂得很，日本人怎么还会买他们的东西当宝贝呢？实际上意大利在二战中的装备不是薄皮大馅就是一打就着，除了海军的人操鱼雷以外很少有能拿得出手的东西。但那要到事后方知，谁也难做事前诸葛亮的。战前，意大利的装备颇有些令人心动的地方。这主要是其造型外观的现代化，和高速、低廉的特点。不要说日本一贯有“崇洋媚外”的传统，甚至苏联在设计战列舰的时候也曾对意大利的设计十分青睐。 1－１０中国空军装备的B-24轰炸机，遗憾的是中国的重轰炸机队在训练中战争就结束了，未能在对日战场上得到使用的机会。 实战检验证明，漂亮的造型和战斗力并无多大关系，正如意大利人的名字也都起得很好听，但打起仗来却远不如简单的约翰、伊凡那样坚定。对于这种イ式重爆，日本虽然曾经寄予厚望，最终还是很失望地放弃了。二战后期日本陆军非常需要大型、重武装的轰炸机，甚至前线直接要求军工方面用美国B-24为蓝本来造，哪怕是全盘仿制都可以。但这种东西实在不是一朝一夕可以造出来的，日本在这方面的起步太晚了。 日本在二战后期开发过几种重轰炸机，但都没有能够量产赶上实战。 其实，就算是日本军方能够制造出B-24，恐怕也没多大意义的。一方面日本有多少资源可以建造这样的大飞机呢？另一方面中国飞行员在训练中发现，这种飞机的驾驶盘笨重得出奇，而且体积很大，对于当时身材矮小的日本人来说，只怕更是玩不转了。 顺便提一下，在今天日本的市场上，意大利货依然是以设计精美和高档而著称的，看来天皇的子孙们并没有吸取多少教训。 击落“天皇号”背后的秘密（6） 四 1938年3月，河南彰德一场普普通通的冰雹，让日本人对“欧洲先进国家”意大利制造的“世界最先进轰炸机”第一次产生了怀疑。当时，日本陆军航空兵独立第三飞行中队的四架イ式重爆刚刚耀武扬威地到达这里，正准备向南投入徐州会战一展风采。冰雹过后，中队长二井卓大尉麾下的“空中武士”们目瞪口呆。只见刚才还威风凛凛、巨人一般的重型轰炸机，现在个个都变成了趴窝的鸡——机身、机翼布满凹坑，后机身更是被打出了无数窟窿。所有的飞机都需要大修，增援台儿庄战场的计划只好取消。 一场雹子让イ式轰炸机的处女亮相推迟了一个多月，等二井大尉一行重新南下，台儿庄的日本兵骨头都可以敲鼓了。 原来，BR-20虽然号称是全金属轰炸机，但使用的铝材质量极差，特别是后机身有一段的材料不过是附着了一层铝箔的蒙布而已，纯属掩耳盗铃。所以，在一阵冰雹袭击之下，轰炸机就成了大麻子加蜂窝煤。 连冰雹都挡不住怎么能上战场？日本兵们一边抢修，一边找意大利人打官司了。然而，意大利人丝毫也不买账，拿出手册来说你看我什么时候说过我们的轰炸机可以防雹子了？“世界最先进的轰炸机”也没这条指标嘛。这是你们维护的不好，对飞机爱护不够造成的（下雹子时候机械师趴飞机上去？）。 官司打到陆军上层，二井大尉等人遭到了申叱——意大利朋友能够骗我们吗？要谦虚，合作，要算政治账……原话不是这个，意思大体相同。其实，不仅是日本，就是在中国，和外国人合作的时候，双方发生矛盾，也是中方被上头训的时候居多，就好像高鼻子蓝眼睛的外国人都是上了诚信保险似的。 日本军队强调服从，所以下面的官兵也没话说。但是，对这种飞机的不利评价，却不是上头申斥就能压住的，“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啊。 就拿日军原来装备的九三式重轰炸机来比吧。它的确有种种毛病，到中国打仗都不敢飞过来只能船运，但至少下雹子它还不当回事。说九三式不怕雹子这话不假，要说九三式重轰炸机结构结实还是它的一大特色。比如它的金属蒙皮，采用了波状铝材，所以看起来飞机表面上布满一道道棱和凹槽，这使它的空气阻力上升，但要挨个雹子，可比只有一层薄皮的BR-20经折腾。 九三式重轰炸机的外号“直线迫降练习机”，与它的结构结实也有关系。九三式的发动机设计不合理，所以尽管它装备两个发动机，但如果一个发动机因中弹或者故障停车，九三式就会干净利落地冲向地面，进入迫降程序了。好在它的结构坚固，所以迫降的成功率倒是很高。 巧的是，看日军纪录，九三式的发动机还特别娇气，在中国军队当时薄弱的地面防空火力面前，也屡屡被一击中就熄火。所以，这种坏掉一个发动机以后进行迫降练习的例子比比皆是，且取几个例子来看看吧： 野野垣大尉第十联队1937．9．1轰炸大同，遭地面机枪击中，左发动机熄火迫降于河滩，成功，乘员没有受伤，抢了老乡的驴和西瓜逃走（驴算拿飞机跟老乡换的？）。 秀岛少佐第十二联队1937．9．2轰炸张家口守军，左发动机中弹熄火，成功迫降在中国军队阵地上，遭围攻被全员击毙（技术不错，就是眼力差劲，白练了）。 久保木大尉第十二联队1937．9．13轰炸石家庄守军时，右发中弹起火，工作断续，竟飞回南苑机场，为九三式发动机被损后飞回机场的唯一一例。事后，久保等到飞机前给“带伤工作”的发动机鞠躬（这么做发动机会不会折寿？）。 栗原大尉第十二联队1937．9．21轰炸太原战斗中遭到中国空军战斗机阻击，机枪射手慌乱中击毁自己飞机的左侧螺旋桨，迫降在机场附近，成功。（想起了《虎口脱险》） 涉谷少尉独三中队1937．9．22轰炸京汉线中国装甲列车，被车上高射炮击中，右发全毁，迫降河北省白东镇，成功，全员遭地方武装围攻乱刀砍死（又一个眼力不好的，还不如一下摔死痛快呢）。 浜田大尉独三中队1937．9．22同涉谷少尉，左发起火，迫降成功。 …… 您看，如果没这个总需要迫降的毛病，它得不到这个外号，如果仅仅经常需要迫降但一降就机毁人亡，那也就谈不上“练习”了。这个外号很贴切。 就是这么一种破飞机还结实得可以呢，日本飞行员自然对雹子也能打趴下的新轰炸机有些不敬。 其实这种“雹子都能砸坏”的问题在意大利的装备里面，仅仅属于普遍现象而已，吃亏的不只是日本一家。中国方面也曾从意大利购买了大量CV-33战车，原因是价格便宜，等拿到手才知道这种装甲车在埃塞俄比亚居然有被部落战士用大斧铁锤砸烂消灭的“光荣”历史。 不过，日本人是有名的服从性强，虽然不满，依然努力学习掌握这种新飞机的使用，终于，从1938年5月开始，中国战场的空中，开始出现这种意大利大型轰炸机的影子。5月下旬，日军独飞十五中队的イ式重爆（从南苑起飞的，不敢用彰德机场了）轰炸了连接徐州和蚌埠之间的铁路线，徐州的停车场、电信局、司令部等地。此时，日本自制的九七式重型轰炸机也开始投入现役，日军用九七式轰炸机编成第六十战队，用イ式重爆编成第九十八战队，成为日军在中国战场的主力重轰炸机部队。从此以后，九三式轰炸机渐渐退出中国战场。 这期间，九七式重爆的表现其实不错，曾经积极为台儿庄日军解围，作用很大，但损失也不小。其中3月18日砥绵三郎中尉机被中国军队地面炮火击落首开正规九七式轰炸机被击落的先河，随后竹川贞义中尉等三机也在徐州会战中损失。而イ式重爆因为投入战斗较晚，主要从事对黄泛区日军空投弹药食粮的任务，倒是没有损失。两相比较，意大利轰炸机（イ式重爆）因为其比九七式更大的续航力和载弹量更受日军上层的看重。 此后，到11月期间，日军以这两个战队轮番轰炸武汉、西安、田家镇等地，颇有战果。另外日军还有一个值得琢磨的战术——炸延安专门用“イ式重爆”。这什么意思呢？大概是想用这庞然大物的洋玩意儿吓唬山沟里的“土共”吧，可好像没多大效果。大概，日本人也没调查一下，“土共”虽土，上层却多是留法、留苏吃过洋面包的，对洋玩意儿见得多了，毛公虽没留过洋，还是个“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豪横主儿，这是凭这几架中看不中用的意大利西贝货能吓唬住的吗？ 击落“天皇号”背后的秘密（7） 说BR-20是西贝货，倒不是冤枉它。开始，这么个大玩意儿出现在自己面前，中国飞行员大概还真有点儿蒙，所以头两个月一直没有什么战果。等到交手几次，却发现这东西虽然个儿大，但是飞得慢，动作笨，而且也是一打就着，那……那就打呗。 1938年年底，日军用九七式和イ式编队首次轰炸重庆，中国空军甩开比较灵活的九七机，专打意大利大块头，当即击落一架，相泽、船敏等机均带伤逃回。事后跑回去的日军报告此战イ式击落中国空军战斗机19架，不确定击落9架。萨说这皇军嘴上还有把门的没有？真有二十多架围着打早把您变中国队大门了，还能回去报告？ 其实这样说中国队有点过分，中国足球队的确战绩不佳，但输球总还在10个以下，这意大利最先进的轰炸机呢？相泽的飞机上就开了32个大窟窿。 或许，得这么说——踢球，中国队不行，打仗，意大利队不行…… 作战有些损失倒也不算过分，更糟糕的是在使用这种飞机的日军部队中，抱怨不断，综合起来，包括以下几点：故障率高，手册上的性能和功能实际无法达到，备件不足而且与国际标准不符，这一系列问题造成该型飞机出动率低，使用中事故迭出。这事故还花样翻新，一会儿是发动机故障，一会儿是迷航，一会儿是飞到中间起落架自己出来了，一会儿是落地的时候起落架怎么也放不下来……在远程轰炸中，无论是对兰州还是重庆，イ式重爆都不断出问题，损失也越来越大，乘员纷纷表示不信任这种轰炸机。 1-11空袭兰州中返航的日军イ式重爆，图上的白圈都是被击伤的地方。 开始，日本陆军上层是坚决站在“国际友人”一边，但听的抱怨多了，不免有些狐疑。就在这时，又发生了第一次轰炸兰州行动中的“一一?一二”事件。 为了切断中苏运输线，1938年11月11日，日军第十二战队司令宝藏寺久雄少将下达命令由前线指挥官、第二中队中队长栗原贺久大尉指挥进行对中苏物资供应线上要点——兰州进行第一次空中攻击。 1-12运城机场的日军イ式重爆 由于日军所在的运城飞机场距离兰州六百五十公里，超出了战斗机的活动半径，深知イ式重爆战斗力有限的栗原大尉决定进行夜间偷袭。为了进行这次袭击，他安排第一、第二中队在12日、13日夜间分别进行夜袭训练。 不幸的是12日的训练开始后，第一中队四架飞机起飞，很快就彼此失去了联系，等到快天亮，只有陪着去训练的栗原自己一架飞回来，其他三架都没了踪影。 总不会遇到飞碟了吧？ 当然不是，不久消息传来，那三架飞机，虽然保持了同样的航向和速度，照样飞散，中队长井关正夫大尉油尽以后迫降成功，飞机摔毁，人员返回；坂本松治机居然偏航到了大别山，迫降后被游击队包围，坂本中尉以下都被俘虏；最惨的是大胁时夫少尉机，好不容易飞回到自己后方，落地一看，居然是共产党的敌后根据地，仓皇逃跑负隅顽抗的大胁一行被闻讯赶来的土八路全部击毙，算是给延安遭轰炸的父老报了一点仇。 以当时价格论，一架这种轰炸机价值80万日元，三架就是240万，要知道日本开发零式战斗机，第一期拨款才50万日元，可见这是当时多么大的一笔款子。肉痛的日本陆军也开始不干了，找意大利人来理论。 而意大利方面坚决否认是飞机的问题，认为是日本飞行员学习不认真，领会得不够好才造成如此问题。 双方僵在那里很久，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何不找权威人士飞一下，验证验证这种轰炸机的性能呢？权威如果说好，当然是好的，权威如果说不好呢，那谁也没的说。 问题是，谁来做这个权威呢？可要双方都服气的。 日本还真有一个这样双方都服气的——这就是被称作“日本的林白”的藤田藏重，时任日本陆军少佐。 五 意大利人不认为自己的轰炸机不行，这是有道理的。大家可知道最早战略大轰炸是谁的主意？告诉您吧，意大利人杜黑将军。他们不但有理论，还曾经在战前“秘密”做过轰炸美国的作战计划（够前瞻的）。为此，墨索里尼的密友，飞行家巴尔博元帅亲自率领大编队水上轰炸机进行过演练，当时作为飞行表演轰动一时（没人知道他是在琢磨炸美国不是？）。 巴尔博元帅不幸在开战的时候被意大利海军打下来。此后，意大利仍然继续这个计划，并命名为“艺术国度”，连第一次轰炸的机组成员都安排好了。 1-13巴尔博元帅带队进行大编队飞行“表演”的S-55双机身水上轰炸机 问题是人都安排好了，能用的轰炸机一直没造出来，消息倒先披露到报纸上，美国人看了一笑置之——这倒真够“艺术国度”的。战后知道意大利人是认真的，不免大吃一惊。 萨——也是大吃一惊。 1-14意大利计划用来轰炸美国的SM-95轰炸/运输机，1943年5月才试飞，9月意大利就投降了。 不过日本人遭到的损失也不是伪造的，这事儿的确有点儿麻烦。 让藤田雄藏少佐来为“イ式重爆”的远航轰炸做试航检验，在日本和欧洲都可算众望所归。 藤田雄藏，在日本航空界可是个了不起的名字，甚至，在当时的世界航空界，都是个响当当的角色。他1898年生于清森，是日本最优秀的试飞员，任职于日本航空研究所，曾经多次成功完成新型飞机的试飞任务。那年头日本男的只要不傻不涅的都当兵，所以藤田也是穿军装的，在日本陆军中被授予少佐军衔，甚至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毕业生。 很多日本航空界的佼佼者，比如冢越贤尔，饭沼正明，都是藤田的学生。藤田在1937年4月主持创造的世界闭合线路长距离飞行记录，是日本被国际航空联合会承认的唯一世界纪录，也是亚洲当时唯一的飞行世界纪录。就凭这一点，藤田如果说你的飞机不行，意大利人也真不好说话。 击落“天皇号”背后的秘密（8） 1-15日本创造飞行距离世界纪录的飞行家藤田雄藏 藤田雄藏曾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飞行也是一种修养。”他对战争似乎并不十分热心，曾在世界战云密布的时候依然和飞机设计师木村秀政(后来设计过YS-11)大谈破飞行世界纪录的梦想。他死后，日本女作家羽人悦子曾为他写了赞美的传记准备发表，却被日本陆军制止，理由是藤田“是一个热心的基督教徒”。很怀疑他在执行这次“イ式重爆”的检验任务，是带着一种参加体育比赛的精神。 二战后美国著名飞行员杜立特尔曾经点评过日本的“名飞行家”，说到藤田的时候，认为他是个比较单纯的人，是被日本军部利用了，他的死“是一个悲剧”。 这人虽然被我们给击毙了，依然要叫他一声飞行家，打死他是因为他当了侵略者，叫他飞行家是因为他的成就。一码归一码，我们中国人账算得很清楚。事实上天皇号事件中，打死一个将军（渡边广太郎）问题倒是不大，打死了藤田雄藏，那影响可大多了，都大到欧洲去了。当时欧洲各国的飞行家都往日本去唁电，那种感觉就好像光头裁判科里纳让人给毙了似的。（那不是科里纳，那是把日本的加加林给打下来了。） 科里纳可没来侵略过中国，藤田是咎由自取。 这一点，飞行家们也没谁说中国打得不对。 其实，等看完藤田的那些事儿，萨都忍不住叹了两口气。第一口气是给藤田，你要是一心搞你的技术，将来走哪儿都是一个专家，干吗非掺合到侵略我们中国的事儿里面呢？瞧，把命都玩进去了；第二口气是给打死藤田那些不知名的中国兵，那渡边你打死也就打死了，这个藤田，你别看他块头儿大，其实这人没打过仗，上去抓个活的很容易。要活捉了他做个活的反战广告，那多合算啊！ 藤田咎由自取，但他为人确实有不少优点。和当时大多数日本人不一样，藤田是少有的大块头，身高一米七六，虎背熊腰，还是个大近视眼。这样的人本来不适合当飞行员，但是藤田冷静的头脑、优秀的技术让他脱颖而出。藤田熟悉机械，他进行创纪录飞行的飞机叫做“航研机”，藤田参加了整个设计制造过程，并提供了很多有益的意见。比如该机的全收放主起落架，就是在藤田的主持下完成设计的。同时藤田为人恬退，日本航空研究所中人们称其为“禅让的藤田”，与“不让的山本（航研机机身设计师山本峰雄，性格固执）”算是对照。 从保留下来的资料看，藤田的形象，与我国横渡渤海海峡的张健颇有点儿相似（拿张健比日本鬼子，张先生估计会大打喷嚏）。这位挑战人类极限的北京铁人三项协会会长看来仿佛一头懒懒的大熊，体胖臂长，性格和缓，毫无“铁人”的风范。然而，他却能够徒手横越宽度一百多公里的渤海海峡，创造了人类的奇迹。 考虑到藤田创纪录的时候也是一项挑战人类极限的举动（在飞机上连续飞行三天不下来），也许这种项目的佼佼者都是这种形象，急性子干不了这个。 说到这次创纪录飞行，就不得不谈到日本航空界一架特殊的飞机——航研机。 所谓航研机，是日本航空研究所从1932年开始研制的长程飞行试验机，它是一架专门用于创纪录的概念飞机。 日本的航空技术，在二战前期曾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其零式战斗机采用极轻的锰钢合金大梁，重量轻，强度高，空战中极为灵活。在太平洋战场上，当时英国人的水牛，俄国人的伊-15、伊-16都不是它的对手。唯一勉强能和它一拼的是美国P-40战鹰，这种飞机论性能也不是零战的对手，但陈纳德的飞虎队们创造了一种古怪的战术来对付零式，飞虎队的小伙子们发现如果和零战陷入Dog-Fighting,笨重的P-40九死一生，于是干脆把它拉到高空，然后一个猛子扎下来给日本人一下，然后不管打不打得着立即俯冲逃跑，拉起来再战。 1-16飞虎队的P-40 这种跟广州骑摩托抢包贼一样的战术，弥补了两种飞机性能上的差异，但不得不承认，零战的设计的确是很出色的。 在上世纪30年代前期，日本的航空工业已经有一定基础，正在起飞的边缘。但无论速度、高度、飞行距离，日本的飞机从来没有跟世界纪录沾过边的。 日本当时是军国主义，军国主义一般都是好大喜功的，如何能够承受这样的空白？ 所以当局严令航空设计部门采取“攻关”的模式制造可以创造世界纪录的飞机。这个任务1931年文部省拨款25万日元给航空研究所，要求其两年内拿出能够创造世界纪录的飞机来。 事实证明，尽管日本集中了全国最优秀的工作人员进行攻关，但两年的期限未免太短。日本的科技人员首先认定，这种飞机最有把握的项目是飞行距离，其他高度、速度等日本的技术储备不足。尔后，艰苦的设计工作一拖再拖。 1936年3月，在总设计师木村秀政主持下航研机终于完工。尽管这种飞机存在很多缺点，例如两翼太脆弱、驾驶舱视野极差。但是，它的确有着破长距离飞行记录的可能。 1-17航研机 为了破世界纪录，日本人在这架飞机上下了极大的功夫——远航飞机多用几个发动机，而为了减轻重量，航研机采用单发动机；采用了脆弱但效率很高的细长机翼；大副油箱，可收放却很轻便的起落架。 1-18航研机独特的机翼设计 不过，日本毕竟技术底子还比较薄弱，这架飞机有很多设计十分勉强，故障多，操纵困难。比如，起飞降落飞行员都要打开舱盖，探头看跑道才能正确操作；飞机不能做剧烈的动作，否则双翼就会折断等，这都需要通过飞行员的技术来弥补。为了省油，在创纪录飞行的过程中只能以160公里/小时的速度飞行，这意味着飞行员要在飞机里呆几天几夜，没有超人的耐力根本无法实现。 在日本，藤田雄藏可能是唯一的候选人了，只有他和他训练出来的徒弟高桥福次郎（与他一同因为天皇号事件死亡）能飞这架飞机。所以藤田被击毙后另一个优秀的飞行员饭沼驾驶航研机在东京上空盘旋飞行以作纪念，都被认为是冒了生命危险。后来木村说“航研机的成功，没有藤田少佐是不可能的”。 击落“天皇号”背后的秘密（9） 第二年5月13日，藤田带着助手高桥以及一名机械师坐进了航研机的座舱。那天是13号星期五，木村劝信仰基督教的藤田另选时间，因为这一天正是星期五……而藤田却对此毫不在意，说等我们下来就不是星期五了，没关系。 这一次，他真的成功了。航研机按照木更津―銚子―太田―平塚－木更津的闭合线路连续飞行29圈，创造了飞行距离11,651.11公里的世界纪录，此前的纪录比他少一千多公里，是九名英国飞行员驾驶威灵顿轰炸机从埃及飞往澳大利亚创造的。 1-19藤田破纪录飞行成功后日本发行的纪念邮票 这次飞行引人注目的是，还成为了日本对外宣传的一个活广告。当藤田的飞机在天上转到第三天的时候，世界各地的收音机都在不时插播这次创纪录活动的进展。由于航研机上没有无线电装置，无法与地面通信，于是更增加了一些神秘感。 实际上，当时航研机在空中故障频出，发动机停转、冒火、机舱漏风等问题层出不穷，但都在藤田冷静的对应之下得到解决。 落地以后的藤田，成了航空界的明星。 可叹的是，也正是因为成了明星，藤田被赋予了这次检验意大利轰炸机远航性能的重任。让藤田想不到的是，看着威风凛凛、全套原装外国进口的“イ式重爆”，竟然比简陋的航研机还让人头疼。 负责这次试航的渡边广太郎热切希望墨索里尼同志的飞机是好的，这样的结果才能证明日意合作是成功的嘛！另外这笔买卖的经手人就是他，如果证明为天皇买了地摊货，有两个肚子也不够他剖的啊。 为了顺利完成这次检验飞行，渡边特别动用了豪华的“天皇号”给藤田使用。这里面略有一点作弊的嫌疑，因为它上面没有安装武器、重量轻、远航性能比前线的轰炸机要好，而且，它的设备完善，对于远航来说，也是更加舒适的。 1939年1月30日，藤田一行乘坐“天皇号”从东京各务原机场起飞，飞向中国的方向，开始了对“イ式重爆”的检验飞行。 “死亡之旅”开始了。 六 天皇号这次航行，藤田一行共计六人，由渡边广太郎大佐（死后晋升少将）亲自压阵，从东京各务原机场起飞，当天到达上海大场飞机场，再次起飞前往汉口后，就此一去不复返。 1-20出发前的天皇号 发现天皇号失踪后，日本华中派遣军大为紧张，连忙下令各地驻军协助寻找，并派出飞机从空中进行搜索。2月5日，最终发现了天皇号的下落。 当时日本《朝日新闻》用下面的报道向国民报告了“天皇号”的下落。 噫(ああ)！航研機の両至宝藤田少佐ら大陸に散る 「藤田機(陸軍航空兵少佐藤田雄蔵操縦、陸軍航空兵大佐渡邊廣太郎、陸軍航空兵准尉高橋福次郎、陸軍々属泉澤延雄、同粕谷佐助、同新村寅次郎同乗)は某重要任務を帯び一月三十一日○○方面に向いたるまま行方不明中なりし所、地上捜索の結果二月一日沙洋鎮附近に於て乗組全員壮烈なる戦死を遂げたる事判明せり」 译文：啊，驾驶航研机的两至宝藤田少佐等丧生大陆 藤田机（陆军航空兵少佐藤田雄藏驾驶，陆军航空兵大佐渡边广太郎，陆军航空兵准尉高桥福次郎，陆军所属泉泽延雄，粕谷佐助，新村寅次郎搭乘）因担任某重要任务，一月三十一日某某方面方向航行途中失踪。地面搜索的结果表明，该机全体成员已经在沙洋镇附近壮烈战死。 注意这则新闻的奇特之处。日军报道损失，常规的做法是军衔最高的排在前面，这次却破例将军衔少佐的藤田雄藏放在前面，而军衔更高的渡边广太郎放在后面，可见藤田当时在日本的影响力。 消息传出，日本国内一片震惊，纷纷以「陸軍の至宝失う」（陆军失去至宝）的标题报道这次事件。而陆军方面继而发布消息，称藤田是在向中国汉口方面进行三千公里远距离试验飞行时，由于汉口等地的天气恶劣，无法发现机场，结果于中国军队在沙洋镇的阵地附近迫降，在战斗中阵亡。日本陆军并追晋藤田为中佐，渡边为少将以示尊崇（此前藤田已经被上报晋升中佐，但还没有批复）。 说起来倒是中国这边的报道，统统把渡边广太郎放在前面，藤田只不过随口一提。 这倒不是中国人的官本位思想更加严重。中国这边忙着抗战，忙着抓汉奸，谁会顾得上看什么航空破世界纪录的新闻呢？和天皇号交火的两个部队，一个是川军，一个是西北军，能看懂外文字母的都没几个，不知道藤田何许人也实在太正常了。 要日本人知道这个，会不会要“仰天”？ 战后，《每日新闻》发表了天皇号事件的详情，现把这篇文章翻译如下： 昭和12年（1937年）７月，支那事变（即侵华战争）爆发的时候，陆军虽然开发了新型轰炸机九七重爆，但生产中依然存在问题，不敷使用。为此，陆军紧急从意大利购买88架菲亚特BR-20轰炸机。 菲亚特BR-20，即イ式重爆，是曾经威震埃塞俄比亚前线的轰炸机。但是，前线部队却对イ式重爆提出许多意见，比如航程不足、炸弹搭载量不如预期，操纵复杂困难，对其评价不高。 这时，海军已经制成性能优良的九六式陆上攻击机，在越洋轰炸等行动中十分活跃，陆军因此十分焦虑。这是因为，购买イ式重爆，只是根据意大利方面提供的纸面材料作的决定。 这样，陆军对于这种轰炸机到底性能如何，特别是远航能力如何心中无底，因此将对此进行验证的任务交给了藤田少佐。他因为驾驶航研机创造了世界长距离飞行记录而具有很高的声望。 藤田少佐和他的学生，曾共同驾驶航研机完成创纪录飞行的高桥准尉一起实施这次任务。他们首先进行了从日本本土到台湾的往复飞行，认为如果技术足够优秀，准备也充分，イ式重爆看来可以达到预期的航程。 击落“天皇号”背后的秘密（10） 为了做进一步的验证，藤田一行从各务原机场起飞，前往上海的大场镇飞机场。 这次飞行比较顺利，到达大场镇机场后，看来飞机的性能还有余地。 看到飞到上海燃料还有富余，他们按照计划继续进行向汉口的试飞。 不料，那天汉口的天气恶劣，云层很低。因此，在无法找到机场的情况下，藤田一行飞越了战线，在燃料将近时被迫在沙洋镇附近降落。 为了保持机密，他们摧毁飞机并试图逃走，途中与中国兵发生战斗，结果全员战死。 本来已经在计划下一次创纪录长距离飞行计划的藤田少佐突然死去，让有关人士受到极大冲击。 5月5日，报纸上披露了藤田少佐的战死，日本民间对他的死都深表悼惜。 1-21天皇号因为地位原因，留下照片很少。藤田死后，为作报道寻找其合适的照片而不可得，日本记者只好用这架它的姊妹飞机代替，重漆机徽进行了拍照以为纪念。但出于战时保密缘故，当时日本的老百姓既不知道藤田的飞机是意大利制造的，也不知道它就是天皇号。 对于天皇号事件的描述，应该说基本是正确的，但对于天皇号最后的命运，因为飞机上所有乘员全部毙命，则纯属推测。 中国方面对此的描述更加详细，而且说明天皇号并非油尽迫降，而是被打了下来。 按照我这篇文章第一段引用《俘获日皇座机“天皇号”始末》的内容，该机是被一四九师李禾农部击中，才迫降被俘的。 那么，这个说法是否可靠呢？ 老实讲，出于宣传和争功的目的，当时中日两军的战报中都多有夸张，只是方式略有不同。两军都经常夸大敌军规模和歼敌数字，以提升士气。和海湾战争中的美军一样，日军也经常少报自己的损失，以表现皇军何等神勇。奇怪的是国军方面恰恰相反，经常夸大自己的损失——这看似奇怪的事情其实也符合逻辑，因为当时国军各部中吃空饷现象严重，多报损失可以让以前吃掉的空饷死无对证，也可以让长官对属下部队的真实兵力有所了解，不要派出一个实际只有一两千人的师去跟日军一个四五千人的联队拼命。 如这次击落天皇号的报告中，就可以看到水分。文中提到天皇号是在指挥九架轰炸机执行轰炸任务时被击落的，这显然与实际情况不符。 但是，我认为其所记录天皇号是被击落的，属于可靠的说法。 这是因为，有不同的佐证可以证实这个说法。 七 这里面涉及到一个有趣的问题，到底有几支中国军队参加了攻击天皇号的行动。 从李禾农所部的作战记录来看，发现“天皇号”和击伤它的，是第四十四军第一四九师第八九三团的部队，他们是集中了重机枪火力进行射击，才击中天皇号的。这也符合国民党军的作战习惯。抗战前期，国民党军的作战条令与德国相似，对于防空作战，要求必须要有两挺重机枪、四挺轻机枪和一个步兵排以上的火力同时对空射击，才可以进行防空作战。德军认为如果没有这样的火力，防空时基本不会取得战果，只会暴露目标。 这一点，土八路可是没有学过，经常一个人一杆枪就敢对日本飞机开火。 奇怪的是，不科学的土八路倒也凭这个“胡来”的战术多次打下过日本飞机，而且损失并不比国民党军大多少。 直到战后人们才总结出来，原来共军这个打法，其实也很科学。 这是因为，德国作战的地区是欧洲战场，各国军队基本兵种齐全，装备配备较为合理，对于空军也有基本相似的认识。在这种作战环境中，作战的空军部队都有较强的防空意识，飞行高度较高，以避免地面火器的打击，其攻击的目标主要是对方的车辆和堡垒。 而中日军队作战时，由于双方实力相距极大，农民出身的中国士兵根本不知飞机为何物，对其颇为畏惧。有个真实的冷笑话，发生在1932年淞沪事变的时候，蔡廷锴将军视察十九路军前沿阵地，发现士兵最畏惧的日军飞机竟然是日舰放出的水上飞机。按说这种飞机只有微弱的自卫火力，主要作用是侦察，何以比轰炸机更令人恐惧呢？后来才发现原来是因为水上飞机都要带一对巨大的浮筒才能在水面起飞降落，十九路军的战士不懂，只是琢磨——“那么大的两个炸弹掉下来要炸死多少人啊！” 1-22上世纪30年代的水上飞机（中国制造的辛1号水上巡逻机），看来果然好像带着两个大炸弹。 这种情况使日本飞行员十分骄横。同时，中国军队装备简陋，没有多少战车坦克之类特别有价值的目标，对地攻击时经常要对付的是步兵和战壕。因此日本飞行员支援地面部队时经常飞得很低，参加过抗日战争的战士有人说当时日本飞机“掠着树梢”，有的说“能把帽子刮掉”，说法虽略有不同，但都承认可以看清座舱里飞行员的脸。 假如中国空军有足够多的战斗机，这些在低空乱飞的日本飞机就是活靶子。 可惜我们当时没有，所以和张自忠大战鄂西的时候，日本炮兵竟敢用气球当空中观察所指示目标。 这种情况下，共军那种一杆步枪也敢打的防空做法，有时候的确会取得意外收获。 当然，打不中的时候更多，可是至少能逼得日本飞机高飞躲避，距离远了，飞机要打中地面分散的步兵，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一个飞过了再转回来就可能差好几公里。今天执行对地攻击任务，武装直升机已经取代了固定翼飞机的主导地位，这种大速度飞机打低速目标经常掉链子是一个重要原因。 一个意外的收获就是共军在不断的防空中总结出了不少对付飞机的经验，很多指挥员成了防空专家。这在后来的朝鲜战场上令美国人叫苦不迭——要知道麦克阿瑟曾经亲自坐飞机到中朝边境做过侦察的，一双老眼也没看出下面的雪地里居然藏着几十万中国军队。 嘿嘿，都是日本兵帮着练出来的。 击落“天皇号”背后的秘密（11） 要说国军也不都是墨守成规的，而且要玩就玩得更离谱。田家镇要塞之战中，日军进攻不利，呼叫飞机傍晚来袭。国军打得发了性，见到敌机袭来无人躲警报，上千官兵乱枪齐发，一起对空射击，场面十分壮观。其时陈诚正好到前线视察，正要表扬时忽然看到一些古怪。只见条条弹道中夹杂着一个个小红火球冉冉升起，像狐狸炼丹似的——这什么玩意儿？炮兵出身的陈上将马上反应过来——这个是迫击炮啊！迫击炮打飞机？！迫击炮是曲射武器，打近战的，连瞄准具都没有，这么干简直跟拿哑铃砸麻雀没什么区别，日本飞机又不是呆鹅，这能打得着吗？ 陈上将破口大骂，要法办这些浪费弹药的浑小子。话音未落，只见空中红光一闪，一架日军轰炸机竟然被这小红丸子给炸成了碎片。原来，日军飞机轻视中国军队轻武器的防空威力，在弹雨中照旧低飞轰炸扫射，不料一个迫击炮弹飞上天空后落下来，正砸在日军飞机的座舱上。国军的迫击炮可不是轻武器，那都是150毫米口径的，炮弹跟煤油炉子一边大，可以把水泥碉堡连根拔起，这玩意儿落到日军飞机上，不用爆炸，砸，也给砸下来了。 阵地上欢声雷动，陈上将也跟着叫好，处分云云，自然是换成嘉奖了。 李禾农部在当地是前线驻防部队，经常和来袭的日军飞机交手，防空肯定早有预案，所以集中重机枪射击天皇号是合理的打法。 1-23用高射机枪进行防空射击的中国战士 然而，天皇号负伤迫降后，提到追击其乘员，《西充抗日名将李浓》中的记录却有些含糊，说的是“中国军队乘船拦截”，“中国军队将敌六人悉数击毙。收缴文件、地图、日记、手枪等七十余件”。李禾农确曾派部下追击，要照正常记述，应该写比如“三营乘船追截”，或者“五连将敌六人悉数击毙”等等，才比较合理。用了这个“中国军队”，范围可就大了，读着有点儿突兀。 如果看其他文献，这样写法的理由就可以找到了。 原来，对天皇号进行防空射击的只有李禾农团，这并无异议，但追击和消灭广田一行的，却还有一支部队参战。这就是吉星文所部的西北军三十七师。 根据曾在五战区担任战地记者的舒耀煌所书《吉星文将军鄂西纪事》一文，提到1938年冬，三十三集团军移驻荆门。天皇号被击中的时候，时任37师师长的吉星文将军驻防姚集、马良镇一带，正在指挥所中。看到天皇号拖着浓烟下降，其参谋人员用望远镜看到该机降落在襄河岸边的沙滩上，并有几个人从机舱中逃出，抢夺了一艘民船，试图顺流而下逃往武汉。参谋判断是日军飞行员试图逃跑，于是请示吉将军当即下令部队前去追击和搜寻。 有证据表明三十七师的部队参加了对广田一行的最后攻击。 2007年七七事变七十年纪念日的时候，参加过卢沟桥抗战的六名二十九军老兵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纪念活动，其中一名老兵张可宗（曾任二十九团连长），无意中提到参加过的一次战斗，被文史专家杨保森认为正是击落天皇号的事件。 1-24抗战老兵张可宗等重返卢沟桥 张可宗老先生的回忆是这样的： 大约是1940年前的一天，驻防在湖北荆门一个叫砖头湾的地方的我们接到命令，称一架日军轰炸机中弹，被迫降在阵地附近，要求我们搜寻飞机及驾乘人员。 经搜寻，飞机降落在一条名叫香河(音)的小河边，机上共有5名日军官兵。5名日军已卸下飞机部分零部件，劫了河中一条小船，杀死水手准备逃跑。双方发生激战，最后，见抵抗无效的日军大佐杀死4名部下，开枪自杀。 那段时间，日军天天派出几架飞机在驻地上空搜寻，由于河滩上的飞机已用树枝等物伪装，逃过轰炸。出于好奇，我常常和战友们爬上飞机，梦想着哪天也能飞上天。后来，我听说这架飞机运往了沙市。 其中，香河，应当是“襄河”的误记，此外，日军共死6人，而不是5人，其他都与此战的情况相符。襄河，即汉水，又称汉水襄河，沙洋则是荆门下属地区。 以上由不同背景的当事人，在不同时代发表的访谈，都提到了天皇号被击中后才迫降的情景。而修理天皇号的记录上，也提到该机多处被击伤，特别是一侧垂直尾翼被打掉四分之一。这些都证明其曾遭到过防空部队的打击，是受伤后被迫降的。所以，中方称“天皇号”被击落应该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综合双方的记述，藤田一行被击落的过程大概如此。 由于天气和导航（这个确有问题，后面还要交待）的原因，天皇号未能找到武汉王家墩机场，在1月31日下午误入沙洋中国军队阵地上空。这时，藤田降低高度，放慢航速（为了节省油料）在低空盘旋，寻找机场，也可能油料将尽，在寻找地面的日军部队，以准备迫降。这架行动古怪的飞机被李禾农部发现后，八九三团当即对其猛烈开火。由于高度低、速度慢，天皇号当即被连续击中，而它本身没有自卫武器，无法还击。负伤后的天皇号操纵艰难，藤田被迫将其降落在襄河的河滩上。 仓促之间，飞机又受了重伤，藤田竟能将其基本完好地降落在河滩上，说明他的技术的确是比较过硬的。但是反应迅速的中国守军使其未能脱逃。 至于落地后这部分日军是被中国军队击毙，还是自相残杀后自杀，那已经不是我们要考据的问题了。 飞机让中国人缴了，藤田和渡边死了，这次飞行该怎么评价，还需要说吗？ 不幸的是，日本人的思维比较古怪。 照他们的说法，人死了就成了神。所以，渡边广太郎死了，也变成了神。既然是神，那神还能有错吗？ 击落“天皇号”背后的秘密（12） 既然神没有错，那神当初买的意大利飞机能有问题吗？ 这……可就不太符合逻辑了。 日本人却按照自己的思维方式，提出了一个初步结论，天皇号的试飞，是成功的！ 得，我们看看日本人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吧。顺便说一下，这一个结论，给中国空军送来一堆军功章的说…… 八 1-25“天皇号”被俘后照片,可以看到其头部在迫降时损伤 日本海军一直对陆军颇带讥讽，说他们喜欢“蛮干”。日本海军里面海龟比较多（那年头还不流行海带），陆军里面土包子比较多，这样一来双方有些矛盾，相互看不惯是很自然的。 不过海军的看法并非全无道理，比如日本陆军在诺门坎打仗就是这样的。当时朱可夫指挥苏军，秘密向前线增援大批装甲部队准备打日军一个泰山压顶。不幸，这个增援部队恰好被回国述职的日本驻苏武官土居明夫大佐在列车上看见了，而且他判断起码苏军有两个机械化师。按说日军这下子该有准备了吧？可是当他对关东军提供这条情报，并且建议“一定要内地增援坦克和飞机，否则作战困难”时，更加不幸的事情发生了，关东军参谋辻政信居然对他说：“回东京以后可千万别乱说，要不然那些少壮军官会把你宰了！” 得，对这种坏消息日本陆军应付的好办法是掩耳盗铃，照原计划行动。 结果呢？照冰冷雨天《军国幕僚》的纪录：日军大败，“死残，失踪达17898人，联队长级指挥官几乎全部战死或自杀。第23师团更是损失率达到70.3%，换句话就是被全歼了。身负重伤的第72联队联队长酒井大佐被辻政信找上门去，给他一把手枪。干吗？自杀用。战后自杀的大佐级军官就有三名”。 辻政信在日本陆军中是号称天才的人物。从这段历史看，日本陆军办事儿，的确有点儿杠头。 这次对“天皇号”的试航以人机两失告终，可以有两个结论，第一个，这回是失败了，藤田少佐都玩不转的东西谁玩得转？意大利人的飞机不可靠；第二个，这回是失败了，不过可能是个偶然的失误，再找人试航，确认飞机性能再说。 1-26编入中国空军的天皇号侧视图，据说刷中国空军机徽的油漆是宜昌守军提供的，该机在中国被命名为“沙阳号”。 偏偏日本陆军提出了第三个结论，试航成功，要多成功有多成功，万岁！ 按照日军的逻辑，天皇号不但飞到了武汉，而且还多飞了一千公里左右，充分证明它的“远征能力”。所以，藤田虽死，试验成功。 之所以得出这样一个怪异的结论，第一个原因是因为面子问题，如果说这飞机不行，等于说渡边广太郎当初做错了买卖。如今渡边成了日本陆军的神，他犯错，等于说日本陆军犯错，这是不能容忍的。第二个原因是日本陆军当时已经下达了对中国西北重镇兰州的作战计划。兰州当时是苏联物资援华的中转枢纽，对于几乎没有工业基础的中国来说，苏联援华物资是大动脉中的生命之血，兰州就是援华路线上的大动脉窦。为了摧毁中国的外援路线，日军决定在2月中旬对兰州进行大规模的猛烈轰炸，主力就是装备“イ式重爆”的第十二战队。 这个计划已经下达，就等藤田试验成功的消息传来，即刻发动。 藤田的试验要是失败了呢？对不起，好像谁都没准备藤田要失败了该怎么办。 难怪日本海军说陆军“蛮干”。 其实，日本海军自己这方面也不怎么样。明知道逻辑上海战将由天空主宰，照样大造外观威武雄壮的大和和武藏号，以至于两艘世界最大的战列舰连条小舢板都没击沉过就葬身大海，您说他们比陆军好多少呢？ 其实对于日本陆军发动“兰州爆击”，应该说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中国空军的轰炸机部队在2月5日突然轰炸了日军控制的运城机场。 日军对兰州的轰炸，从1937年以来就断断续续地进行，运城机场是日军距离兰州最近的基地。由于敌众我寡，抗战前期中国空军的轰炸机部队很少出动，因此运城日军也一直过的很安逸。 然而，2月5日，在地工人员的配合下，中国空军第八大队却主动发动了一次对运城的远征。 这是一次只有中国人能进行的远征。 说这句话的时候萨带了一丝苦笑，不是自豪，而是伤感。 1-27中国空军袭击运城使用的伏尔梯V-11轰炸机 因为这次出动的第十中队（中队长刘福洪）使用的，是七架美制伏尔梯V-11轰炸机。这种轰炸机属单翼飞机，性能当时还算先进，为何让人苦笑呢？ 这是因为，这批飞机，要放在其他国家，早就是要报废的东西了。 根据文献记载，购买的这批飞机一共30架，经手人是行政院长孔祥熙。当时美国方面的最终开价是10万美元一架，而中方负责谈判的孔令俊（孔祥熙的侄女）硬是压价压到了8万美元。结果美方也针锋相对，将飞机的发动机从1，000马力降到了800马力。 也许孔令俊是想给国家省钱，但这个性能上的让步是致命的。因为伏尔梯V-11型轰炸机是单发飞机，所以发动机马力的问题对于飞行安全是致命的。中国空军接手后，一挂弹起飞就摔了三架，机毁人亡。 纠察原因美方振振有词——合同里说明是用作教练用途的，所以发动机马力小，自然不能按照轰炸机的标准起飞了。 合同上美方没错，只能怪孔二小姐不懂飞行，但是谁敢追究她的责任呢？ 这批飞机抗战开始后一度交给陈纳德指挥的“国际中队”外籍飞行员使用，结果证明很难作战，仅勉强出击两次，皆不成功，反而在敌方的攻击下损失惨重，连番号都打没了。 击落“天皇号”背后的秘密（13） 迫不得已之下，航空委员会将残余伏尔梯机收回，交给第八大队使用。 不料，第八大队的中国飞行员们，竟然把这种天生残疾的轰炸机给飞起来了，而且发动了这次对运城的远程攻击。当然，性能的确有问题，飞行员形容“勉强起飞，但只能低低的平飞，再以极小的角度爬高”。 不是我们中国人的本领大，实在是因为当时中国空军没有自己的飞机，飞万国牌飞机倒练出了一身好本领。 至于代价，就不要提了。 2月5日，刘福洪中队七架伏尔梯轰炸机千里奔袭，打了运城日军一个猝不及防。实际上，由于发动机问题，有三架飞机起飞不久就被迫返航，只有技术较高的四机完成了这次轰炸任务，每架投掷14公斤燃烧杀伤弹20枚，集中攻击了日军的停机坪。此战在日方战史中有记录，挨了打的日军紧急修建防空壕，后来出击轰炸兰州的日军飞行员都在防空壕前待命，但对损失没有提及。中方通过运城的特工站侦察，证明日军停放在机场的十余架飞机都被炸毁。 此后，中国军队曾两次组织SB-2轰炸机部队空袭运城。 1-28准备空袭兰州的日军十二队指挥官河岛庆吾和九十八队指挥官上田虎雄，他们两人指挥的部队都是“イ式重爆”，他们就坐在运城机场的防空壕前，文字说明提到了中国空军SB轰炸机的空袭。 此战日军因地面温度低，战斗机的发动机无法预热根本不及升空迎战。中队长刘福洪上尉的长机大约因为遭到地面炮火的攻击负伤，在返航途中到达临潼上空时爆炸坠毁，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刘洪福上尉是河北人，杭州中央航校二期毕业生，刚刚成婚不久，夫妻十分恩爱。他牺牲后其妻（东北流亡大学生，姓蔡）自杀殉情。 这次攻击使日军十分恼怒，决心反击轰炸兰州进行“膺惩”报复。 此时，数量不足的九三式重型轰炸机依然只能充当配角，真正担任主角的还是装备“イ式重爆”的第十二航空队。 既然“天皇号”的试航是成功的，从2月12日开始，日军按照计划开始了为期两周的对兰州的大轰炸。 不幸的是，“天皇号”的这次试航实际上暴露了BR-20型飞机上意大利的航空仪表所存在的重要问题——导航不够准确，特别是航程，方向计算经常出现误差。这是无论怎样写报告都无法改变的事情。在空袭兰州前的几次演练中，日军轰炸机部队与护航的战斗机部队无论如何也无法配合好，编队极为困难。当时轰炸机和战斗机航速不同，所以不能同时起飞，可是，“イ式重轰”总是在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航向上出现，弄得日军战斗机疲于奔命。 考虑到运城到兰州航程远，气象复杂，战爆混合编队比演练更为困难，日军蛮性大发，干脆不要战斗机了，很自信地完全依靠轰炸机的相互掩护实施轰炸！ 这倒也不是完全没人这样干过，美军早期在欧洲作战的时候也这样做过。不过，那可是用的如同刺猬一样的B-17，而且其中还掺杂有多装机炮，专门对付战斗机的改型战斗轰炸机。 1-29B-17轰炸机，因为全身带有大量自卫火炮被称作飞行堡垒。 就这样，也是损失惨重。 日本人不管这些，硬来…… 结果，中日之间1939年2月间在兰州上空先后发生三次大规模激战（12日、20日、23日），史称兰州空战。 那么，这几仗到底打得怎么样呢？ 还是当时保留下来的照片说话吧。 这几张照片，都是2月23日日军“イ式重爆”空袭兰州之战中，随军上天的日本记者拍摄的，幸运的是，他……活着落地了，这才给我们保留下了这些珍贵的照片。 第一张，日军大队轰炸机耀武扬威，直扑兰州，真有遮天蔽日之感，简直需要给配个嚣张点儿的背景音乐。 1-30实在是要多嚣张，有多嚣张 第二张，接近目标，方头的イ式重爆外观十分明显。 1-31注意说明，远处右侧两架看来最威猛的，就是井关大尉的“ウ”号机和牧野大尉的“イ”号机。 第三张，不好，中国战斗机来了！ 1-32在这张照片里，左侧日军宫岛、井关、牧野三机前方，可以看到一架小小的中国战斗机。 在这之前的2月12日，日军イ式重爆导航失误，飞临无防空也没有驻军的靖远县上空，发现飞错了方向的日军恼羞成怒，把所有的炸弹都扔到了这个小小的县城。此时，正是农历春节前夕，人们正忙碌着准备过年，突然降下的54枚炸弹把这座小城变成了一片火海。后来写下《日机轰炸靖远亲历记》的张尚瀛眼看着同学高志仁在日本飞机的扫射中拼命奔逃，等再找到他时，已经是一具血肉模糊的尸体。 中国空军报仇来了。 第四张，战斗打响了。 1-33在日军整齐的编队下方，可以看到一架急速接近的伊-15战斗机。 日军记者的标注说明，这架飞机正在向日机猛烈开火，而且紧接着井关机和牧野机就中弹起火，被打得倒栽了下去。 值得一提的是，日军飞机遭到攻击时，乘员耳机里一片“六，六……”的惊呼。 原来，他们喊的不是“六”，而是喊的“柳”，因为这架从后下方向日机腹部发起攻击的伊-15战斗机作了个非常独特的滚转射击，这是中国空军名将柳哲生的招牌动作。能够从最初对日的残酷血战中活下来的中国飞行员个个都是空中高手，早就对此耳熟能详的日军都认为这架来攻击的飞机驾驶员一定是柳哲生! 击落“天皇号”背后的秘密（14） 实际上，根据中方记载，这名出色的中国飞行员，很可能是第十五中队的副队长余平想，他和李德标、陈崇文驾驶三架伊-15战斗机率先冲向日机。因为20日已经和日军发生过一次空战，他们对这种看似凶猛实则笨重的意大利轰炸机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熟悉，知道它腹部下方没有防卫武器，是攻击的死角，所以专门钻到它的下方往上打！ 后面……后面记者的飞机也遭到攻击，就顾不得摄影了，直到落地，才拍下后面的照片。 第五张，生还的“イ式重爆”。 1-34这架幸运的日军轰炸机竟然被打了一百多个窟窿。 被打怕了的日本陆军航空兵被迫提前中止对兰州的轰炸，估计，也是想给自己留点儿种子。 至于中国方面对兰州空战的记载，我就不再赘叙了，直接引用笕桥中央航校文史馆中《兰州空战》的记录好了，对比日军记载，无论是日军20日谎报击落36架中国战斗机（整个抗日战争过程中，兰州基地也没有损失过这样多），还是23日九七式丢了笨重的イ式重爆先逃，甚至日军指挥官的番号，都是很准确的。 12日上午10点半，日军三个轰炸机队的29架飞机从运城机场起飞，直扑兰州。由于领航判断失误，先遣的河岛轰炸机队的9架飞机，全部向北偏航，将兰州东北约一百公里外的祖厉河，误认为兰州以南的洮河，将靖远县城误认为兰州，便将54枚50公斤级炸弹全部投了下去。 其余20架轰炸机于下午2点到达兰州上空，展开轰炸。担任空中阻击的中国空军第十七中队直到这时才发现市区内有大量烟尘升起，而日军机群的位置竟比自己更高，于是纷纷提升高度追击日机，但为时已晚，未能创下战绩。全体飞行员觉得脸上无光，憋着一口气，准备下次与日机大战一场。 几天后，日军第一飞行团决定发动该年度对兰州的第二次空袭。作战任务除河岛轰炸机队改为袭击兰州西机场外，其他两个机队任务不变。 20日12点45分，日军30架轰炸机先后起飞。下午3点40分，服部机队的9架轰炸机升到四千米高度，排列成三个品字形，从黄河铁桥上空进入兰州空域。中国空军战斗机总队部总队长毛源初率领第五大队第十七中队的12架苏制И-15和И-16战斗机拦截攻击。第五大队的岑泽级大队长，首先将日军领队机击落。接着，日军僚机被第十七中队副队长马国廉击中坠毁。陈耀南死死咬住三架日机射击，直到看见日机落地着火为止。 下午3点50分，日军第二梯队田中机队的12架轰炸机，刚刚进入兰州空域，便遭到苏联空军志愿队14架战斗机的围攻。日军机群慌忙将144枚50公斤级的炸弹胡乱投下，夺路而逃。 日军第三梯队河岛机队的9架轰炸机，在兰州城内和西古城机场投弹完毕，正要返航，在机场东北角被中国空军第十七中队拦住，双方展开空中激战。 这次空战，中国空军共击落8架日机，白塔山的苏罗通高射炮击落1架，苏联志愿队损失1架飞机。日军向上司谎报击落中国飞机36架。而上司信以为真，根据这项离谱的战绩进行评估，认为兰州的中国空军力量已经瓦解，于是将第三次攻击目标从机场改为兰州市中区的中国第八战区长官公署。 23日，日军发动第三次空袭。他们改变花样，在发动进攻前一个半小时，以上次轰炸中受到重创的服部机队执行佯攻，轰炸兰州以东约二百六十公里的平凉，然后轰炸宝鸡，企图迫使兰州地区的中国战机提前升高，消耗油料，日军河岛机队和田中机队再乘机轰炸兰州。 河岛机队8架轰炸机和佐濑育三第六十机队的12架轰炸机，从运城出发，分别于下午2点53分和2点54分侵入兰州上空。中国空军第十五中队的3架苏制И-15战斗机，分别由余平想副队长和李德标、陈崇文驾驶，首先冲向日军机群。接着，第十七中队和苏联志愿队的28架战机从四面八方向日军机群展开攻击。 日军机群见势不妙，立即丢下炸弹返航。佐濑机队的九七式重型轰炸机具有转弯灵活和速度上的优势，遍体鳞伤地逃出遭到围攻的空域。河岛机队的意制菲亚特BR-20型轰炸机却很笨重，遭到中国空军和苏联志愿队的沉重打击。这一仗，中国空军击落6架日机，击伤其余的所有日机，对其中一架射中了153发子弹。 中国空军兰州军区司令部作战科科长李逸侪先生，事后在《中国航空掌故》里提到此战：“兰州这两天空战，为我国空军八年抗战，历次空战中，创立了歼敌最多的辉煌战果。” 1-35兰州空战中被击落的日机残骸，イ式重爆的特征依稀可辨 中国空军并收集被击落的日机残骸，在兰州举办祝捷展览，饱受日军轰炸之苦的老百姓无不拍手称快。 这一仗，打断了日本陆航第十二战队的脊梁骨，也彻底打掉了日本陆军对于意大利洋大人的信心。此后，日本正式通知意大利方面，取消后续定购100架イ式重爆的合同。这种曾被日本陆军寄予厚望的“新式武器”，此后再也没有亮出什么光彩，悄然离开了远东的战争舞台。 这一年5月16日，藤田雄藏的葬礼在东京正式举行，他的学生饭沼驾驶航研机环绕空中，作为对他的送行。出席葬礼的多是身穿军服的陆军人员。 藤田曾经的梦想，似乎并没有多少人提起。一年半以后，饭沼被日军征兵，战死马来亚。 这，也算给天皇号事件，彻底地画了一个句号吧。 被遗忘的东北军铁甲列车部队（1） 战锦州——被遗忘的东北军铁甲列车部队 东北军这个名字，在西安事变之前，一直与九一八的耻辱连在一起。在我们的印象中，这支军队是“一枪未放”就全军逃入了山海关。然而，随着抗日史料的发掘，我们渐渐发现，在九一八事变中，尽管确实执行了“不抵抗政策”，但在日军攻占东三省的过程中，部分东北军官兵还是进行了一定的抵抗，如被隔断在北方的马占山将军、李杜将军所组织的顽强抗击，都给日军造成相当杀伤。根据日军纪录，中国方面的黑龙江省政府，一直到1933年初才撤入苏联境内，九一八事变后于国境内足足坚持抵抗了一年零四个月。1933年初日军公布在东三省的作战中，共计伤亡将近七千官兵。 即便是张学良将军在辽宁南部的本部部队，尽管由于节节后退最终不战放弃锦州深受责难，但也曾与日军展开过作战，有些战斗还颇为激烈。这些战斗，由于东北军整体的退缩而鲜为人知。1931年冬季，东北军与日本关东军的铁甲列车部队在锦州以北发生的连续战斗就是其中之一，他们的抵抗一度阻止了日军对锦州的攻击。 2－１这是一辆在战斗中被俘的中国装甲列车，从日军服饰看是在七七事变以后的战斗中被俘的，怀疑为平绥线上阎锡山军在平地泉放弃的原“湖北号”装甲列车。根据考证，在锦州前线与日军作战的很可能是它的姊妹车。 《日本近代战争史》在第三部“满洲事变”一章中记载了这次罕见的战斗，内容如下： 本庄司令官认为不能坐视支那驻屯军遭到围歼的危险而不顾（译者注：指的是当时中日两军在天津发生的冲突，日军以此借口试图攻击侵占锦州），因此决定尽快击破锦州附近的张学良军，控制山海关一线。在此决断之下，（关东军司令部）下令第二师团除留一部于齐齐哈尔以外，全军向辽西转向攻击。 11月26日午后8时，混成第四旅团占领新民，部队继续向西开进。 27日晨，以独立守备第二大队搭乘装甲列车为前部，混成第四旅团乘四列军列随后出发，计划午后混成第三十九旅团也从奉天向锦州进发。 27日晨9时左右，与从锦州方面开来的中国装甲列车部队遭遇，双方爆发战斗。双方都用装甲列车上装载的火炮向对方猛烈开火。中国军队最终后退……攻击锦州的行动暂时中止。 而《朝日新闻》，随关东军南下的随军记者长谷川也在27日用特急专电的方式对这次战斗进行了连续的报道： 26日夜，在天津中日两军交战的消息传来，关东军司令部紧急编成装甲列车部队，二十七日晨，沿北宁线进发攻击锦州。5时33分，装甲列车从奉天出发，7时30分渡某河，8时与正肃清张学良公安队的我方斥候部队汇合，继续前进。（译者注：以上均为日本时间，比中国时间晚一个小时） 皇军以装甲列车开道，沿北宁线精神抖擞地向锦州前进。 27日上午10时，在北宁线白旗堡车站，皇军与敌人装甲列车发生战斗，战斗中敌人的装甲列车后退，追击的皇军在大虎山东侧与中国援军一六四团（译者注：当时中国军队前线并无一六四团，疑为东北军第十二旅六三四团或第十九旅六五四团）发生激战。 在大虎山以东双方的战斗一直持续到下午4时。 中国军队控制大虎山车站。 日本军与中国军进行了罕见的装甲列车对战，尽管击退了敌人，但是在关东军的撤退命令下，退出大虎山，撤回巨流河、新民、白旗堡一带。 尽管日军描述中仿佛打退了中国军队在装甲列车掩护下的反击，但此后日军迟迟不动，始终与东北军对峙于大虎山一线。12月10日，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为了攻占锦州，向陆军省要求增派一个师团和增配重炮、山炮的要求。 2－２苏制装甲列车 装甲列车，是一种今天已经很少有人注意的武器，它依靠铁道进行机动，由多节装备大炮，机枪和装甲的车厢组成。由于它既有强大的火力与机动性防御性，又可以运载足够的步兵，在坦克发展成熟之前，装甲列车堪称陆地战争中最有威力的武器。装甲列车在苏波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大显身手。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德、日、波等国也都装备有成建制的装甲列车部队，在战争中起到一定作用。然而，与海上遭到淘汰的战列舰相似，随着航空兵力的发展，装甲列车也成为现代陆地战争中的恐龙，逐渐蜕变为对铁道和要塞进行保护的装甲炮台，并渐渐从各国军队中消失。在东方战场上，装甲列车之间的对战更是罕见。大概，这就是日方将这次规模不大的战斗写入战争史的原因吧。 然而，当我根据日方纪录查找当时战斗的记录时，却发现当时中国东北军的装甲列车部队，与日军的战斗并非仅此一次。在锦州陷落前，东北军的装甲列车部队在对日作战中十分活跃，曾起到相当重大的作用。 而通过对战斗细节的描述，我们甚至可以推测出双方使用的装甲列车，各是怎样的来源，拥有怎样的装备。 二 2－３在和东北军马占山部作战中，被马部摧毁的日军装甲列车，可以看到它的机车颇有小马拉大车的感觉。九一八事变后的战斗中，日军与东北军装甲列车相比战斗力实际上略逊一筹。 对于11月27日发生的这次战斗，中方也有纪录，阻击日军南下的中方部队主力，并非东北军正规军，而是项青山、耿纪周、王显臣所部义勇军，主力为“辽宁抗日义勇军第一路”项青山部。 在《九一八大事记》（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辑）中，东北军装甲列车参战的过程如下： 11月27日上午９时许，日军混成第四旅团先头部队在飞机、装甲车的配合下，开抵新民境内的青岗子附近，当即遭到埋伏在铁路两侧的抗日义勇军的阻击，被击毙多人。时有东北军的一辆装甲车滞留在白旗堡（今大红旗）附近，经义勇军动员，装甲车的爱国士兵也参加了阻击敌人的战斗。义勇军以装甲车做掩护奋力抵抗，打退日军多次进攻。战斗从上午９时一直打到下午３时，义勇军杀伤大量敌人后，主动撤出，日军始进入绕阳河车站。 被遗忘的东北军铁甲列车部队（2） 另一个接近的说法是当日清晨，日军一列铁甲列车突然行驶至白旗堡南方的饶阳河车站，并令停在该站的东北军“中山号”铁甲列车撤出车站，给日军铁甲列车让路。“中山号”未予理睬。日军铁甲列车随即向“中山号”开炮射击，“中山号”即开炮还击，以76毫米野炮击中日军铁甲列车，日军大尉指挥官板仓至被击毙。不久，日军另两辆铁甲列车开来增援，“中山号”后退到大虎山车站。日本国际情报社出的《满洲?上海大事变画史》第18页中间记载，日军守备队第二大队的装甲列车于（11月）27日晨9点半左右经过白旗堡向饶阳河驿前进途中，在前方500米远出现8辆（指8节吧）中国的装甲列车。中方先开炮，日军任代理大队长的板仓大尉战死，日军还召来飞行队助战，激战约两小时后中方列车向打虎山方向撤离，沿途破坏线路和桥梁，日军列车则追至饶阳河驿。 这次战斗之后，1931年12月23日，日军再次进攻锦州的时候，从营口方向沿沟营线进军的日军第二师团，曾再次与东北军的铁甲列车部队发生连续的战斗，日军依靠飞机逼退中国装甲列车。这次战斗，东北军参加作战的铁甲列车部队，在记录中称之为“东北军十九旅护路队刘汉山铁甲车队”。 这时候，我们可能会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这列装甲列车，是否和在饶阳河击毙板仓大尉的为同一列车？如果不是，东北军在锦州前线到底有几列装甲列车在活动。 第二个，日军也有装甲列车，但明显这两次战斗中没有占到多少便宜。第一次战斗中，日军吃了亏而且被迫中止前进（日方也有说是当时日本为了给美英调停面子暂停，但是其在其他战线的进攻从无中止，所以这种说法不甚可信）。第二次战斗中，日军明显没有信心与中国进行装甲列车的对战，而动用预先准备好的野战炮兵与飞机助战，才将中国铁甲列车击退。日本当时已经是工业国家，远比中国科技先进，为何中国的铁甲列车会略胜一筹呢？ 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吧。 根据我的判断，当时在锦州前线，中国方面至少有三列装甲列车，而在饶阳河参战的“中山号”铁甲列车，与在田庄台地抗日军的并不是同一列。 之所以判断饶阳河与田庄台作战的装甲列车不同，主要是因为三个原因。 第一，根据记载，刘汉山铁甲列车是奉命配属第十九旅行动的，活动范围主要在沟营线。而饶阳河与白旗堡都属于北宁线，11月23日之战时，在这里组织防御的东北军部队并不是第十九旅，而是第二十旅。 第二，28日，在沟营线的东北军装甲列车再次与日军在盘山交火，地点在大洼南4公里处。根据张学良31日给国民政府的电报，此战十分凶险，东北军的这列装甲列车负伤且被切断后路，险些被俘。当时的记录显示，这列装甲列车共有4节（辆）。然而，根据日军记录，在饶阳河与日军交手的列车，却有8节（辆），似有不同。 第三，28日，沟营线东北军装甲列车与日军交火。而同时，日军沿北宁线第二次攻击饶阳河的时候，中国方面“装甲列车掩护队”在大虎山炸断车站东段铁桥，阻敌前进。由此可见，这几天中东北军的装甲列车在北宁线和沟营线各有战斗，看来似乎是分属不同列车。 根据金先所写的《锦州失陷经过》，有北宁线战斗紧急的时候，“东北军荣臻参谋长乃抽调古冶铁甲车沈瑞礼一中队”增援前方。这个“沈瑞礼铁甲车一中队”，据考是一列8节装甲列车，所以推测它可能就是11月在饶阳河阻击日军的那列车。12月，第二十旅移防南下，它有可能是随二十旅一齐撤退到二线的。 不过，锦州前线应该还有第三列装甲列车，在饶阳河阻击日军的也许就是这第三列装甲列车。 这是因为，东北军在锦州丢掉了一列装甲列车。同样在金先的文中，他提到1932年1月2日，在大凌河桥西防守的铁甲车中队因为被日军轰炸，机车损坏不能行动而被俘。这列装甲列车被俘的消息，日本《朝日新闻》也曾报道。 然而，在金先文中，提到东北军撤退时，“原驻沟帮子及前方之铁甲车队，均于31日晚及1日先后过滦州”。由此可见，在撤退入关的东北军中，当时至少还有两列铁甲列车。 这样，可以推断东北军在锦州前线的装甲列车，至少有三列。 那么，为何这几次战斗日军的装甲列车都没有讨到便宜呢？——确切地说，日军也曾经出动骑兵和炮兵攻击，同样没有讨到便宜，中国的装甲列车最后是败于日军飞机之手。 这就要从两军装甲列车的不同来源来说了，简单地说，要在动物界，东北军的装甲列车，属于“公狮子”，而关东军的装甲列车，属于“母狮子”。 何解？ 外一篇东北军在锦州前线的布防 写到中日装甲列车在锦州前线的战斗，为了清晰地再现此战的原貌，有必要对当时的敌我态势，特别是东北军的布防情况做一个简单的叙述。 事实上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以后，并未能迅速控制整个东三省。东北三个省中，马占山以代省主席、黑省警备司令名义督黑省，呼伦贝尔警备司令苏炳文部控制兴安屯垦区（今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吉林驻军8个旅中，赵毅二十二旅、李杜二十四旅、张作舟二十五旅、邢占清二十六旅、丁超二十九旅，吉林省政府警卫团冯占海皆起兵抗日，不肯附逆。东北江防舰队组织炮队参战。即便日军控制最严的辽宁省，也仅有中部地区沦陷，54个县中，东边道通化等23县在动摇不定的于芷山控制之下（于芷山降日后，唐聚伍据此地组织辽宁民众自卫军，兵力十余万，曾收复东边道21个县），西部锦州为中心的辽西走廊14县则与关内联成一体，在张学良的直接控制之下。辽北的彰武、法库等地也在东北军手中。而各地义军蜂起，连日本长期经营的“关东州”大连，当时都有赵国文、秋世显等领导的“大连抗日放火团”积极活动。附逆伪军稍有风吹草动即反戈相向，东北地区日军的统治极不稳定，形势尚大有可为。 被遗忘的东北军铁甲列车部队（3） 而此时关内国民党政府中，亦并非完全消极，不乏力主支持张学良抗战者。9月21日，陈诚等将领联名上书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蒋、张，表示“国难之际，至今已极，亡国之惨，转瞬即见。吾革命军民以打倒帝国主义为职志，此而可忍，何以为人？职等份属军人，责在卫国，愿率所部与倭寇决一死战”。“宁可致死于亡国之前，不愿偷生于国亡之日”。26日，陆军二十六师师长郭汝栋通电各军长官，要求各路部队誓率所部“武装同志”作外交之后盾。 要是不看历史文献，真想不出陈诚还有这样血气的一面。 对张学良来说，更重要的是蒋介石力主的“通过国联交涉”方针，似乎也颇有进展，国际联盟列强大多表示对中国的支持。在外交压力下，日本政府方面态度似有软化。10月初，日本公使芳泽在国联发言，有相机归还奉天，将沈阳警务给中国，除两处步哨外撤军等说法。10月22日，国联通过决议，要求日本撤军并在11月16日前撤完。11月1日，国民政府甚至指派顾维钧、张群、张作相、刘哲为东北接收专员，准备接收日军撤退后的东北行政。这种表面的“进展”，当时很多有识之士根本就不予信任，认为第一，国联的决议没有实施能力；第二，日本军部的强硬早已不是日本文官政府所能控制。事实上这种观点很快就得到证实。10月11日，日本关东军发布公告向日本国民宣布战果，仅战利品就达到8，000万元，炮235门，枪17万支，日本举国欢腾，天皇也转而支持关东军扩大战果。形势根本已经不具备日本撤军的可能。 然而，在这种昙花一现的好转情况下，张学良一度表现出相当程度的振作。9月23日，张学良通电在锦州设立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和辽宁省政府行署，由张作相代理边防军司令长官，米春霖代理辽宁省政府主席。10月初，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率长官公署在北平人员到锦州办公。辽西地区，原有驻扎义县的张廷枢第十二旅、孙德荃独立第十九旅和刘翰东的炮兵第八旅共计两万余守军。当时，由于东北军名将黄显声作为灵魂人物的有力协调，辽西地区在最初的混乱后开始呈现稳定，政府机构重新开始运作。这时，张学良又调常经武第二十旅，以及张树森骑兵第三旅，装甲列车各部进驻辽西，加上黄显声所部三个骑兵公安总队，辽西地区东北军的总兵力上升到近五万人。 根据当时的情况，在锦州前线指挥作战的，主要是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和辽宁抗日义勇军总司令黄显声。 锦州附近的地形，情况如下：锦州扼辽西走廊咽喉，南面与山海关相连，是狭窄的沿海走廊，也是当时辽西部队与关内的连接通道，是守军的后方，要点是锦西、绥中。锦州通过义县与属于热河的朝阳也有铁路相通，但这个方向没有日军，所以基本不需要设防。 锦州向北，有铁路通沈阳，这条北宁线铁路是日军来犯的重点方向。锦州北侧第一道天然防线为大凌河。 大凌河向北，是第二个支撑点——北宁铁路和沟营铁路的交汇点沟帮子。日军可以从两条线路进攻沟帮子，一路是从沈阳沿北宁线南下，途中要经过新民、白旗堡、绕阳河、厉家窝堡、打（大）虎山；另一路是从日军已经占领的营口，经过沟营线西犯。途中要经过田庄台、大洼、盘山、胡家窝堡。这些据点，当时日军都没有控制。 那么，东北军是怎样布防的呢？ 根据救国会秘书朱焕阶的回忆，最初组织锦州布防的，是从沈阳撤退下来的黄显声。黄到达锦州后，立即与第十二旅张廷枢联系，沿大凌河布防，以他带来的三个骑兵公安总队与从通辽调来的骑兵第三旅维持辽西地区治安。 显然，此时东北军本部还没有动员起来，这是一个前线将领应付紧急情况的布防，目的是如果日军南下，在大凌河对其进行阻击，以等待援军出关。张廷枢所部是东北军精锐，直接放在前线说明此时东北军顾不上保存实力了。他是张作相的儿子，与黄显声同属少壮派，所以黄调得动他。骑三旅应该是奉张学良的命令紧急赶来，骑兵不适合防御，因此放在后方。另外两支当时在辽西的部队，布防中没有提到，我推测这是因为刘瀚东部炮八旅为炮兵，机动不利，无法紧急应变。而孙德荃部第十九旅是汤玉麟的部队，张学良与汤玉麟关系微妙，所以黄显声不能调动它。 这个布防是在27日张学良下令辽宁省政府移驻锦州之前完成的。 不过，这倒是一个真要打的架势，说明东北军关外将领当时认为后续发展应该是东北军主力出关，不把日军赶走，也要和它碰一碰。 实际上，日军此时兵力并不充裕，并没有能力迅速犯锦。当时日军在东北的主力为第二师团（包括三、四两个混成旅团和直属部队），混成第三十九旅团、大连警备旅团和六个关东军独立守备大队，以及若干由当地日本侨民、退伍军人组成的“自警团”。这些兵力中，大连警备旅团是看守关东军老巢的，专事防守没有出动。第二师团北上攻击吉林、黑龙江，第三十九旅团在沈阳周围警戒，六个独立大队看守铁道并占领沿线城镇。对锦州日军只有少量部队和伪军骚扰窜犯。此后，一直到11中旬，日军始终与马占山部在江桥－齐齐哈尔线激战。因此，直到11月下旬，日军并未对北宁线用兵。但东北军方面也没有进行反攻。 这时，双方部署都有些调整变化。 中国方面，由于沈阳沦陷，群情激奋，地方豪强，绿林武装纷纷起事，或拥兵自保，或起兵抗日，黄显声乘机收编各部，在辽西很快得到能战部队万人，增强了前线兵力。张学良下令增援的第二十旅也赶到锦州，装甲车队应该也是这时候出关的。 此时东北军的布防，由于没有确切的资料，只能通过猜测。在双方对峙前线，东北军有三个番号出现。沟营线上第十九旅曾多次与日军前哨发生冲突。11月下旬日军通过北宁线进攻白旗堡的时候，报告中称与第二十旅发生战斗，而救国军一部在黑山一带曾与骑兵第三旅发生冲突。同时，第十二旅官员多次出现在锦州的公开活动中。据此，我推测到11月下旬，东北军把防线前推，北宁线上到达绕阳河一线，警戒线推到白旗堡，但不及新民，沟营线上清除凌印青、张学成伪军后推进到大洼，警戒线推到田庄台。前线以铁路分界，沟营线为第十九旅警戒，北宁线为第二十旅警戒，骑兵第三旅为前方机动兵团。这时，中方有两列装甲列车在前线参加作战，一列为刘汉山中队，配属第十九旅巡逻沟营线。一列可能是沈瑞礼中队（未确定），配属第二十旅巡逻北宁线。第十二旅部队回防锦州。 被遗忘的东北军铁甲列车部队（4） 这些东北军正规部队基本只是固守原防，没有发动过主动进攻。活跃在外围的部队，是黄显声的骑兵公安总队（打击伪军）和抗日义勇军（打击日军）。北宁线上11月23日在新民的义勇军和公安队与日军发生过战斗，沟营线上义勇军反攻过营口。 从这个布局上，可以看出张学良内心的矛盾与战术思想。 锦州的防守是一个面对沈阳的半同心圆，里强外弱。把东北军精锐第十二旅撤回锦州（张廷枢本人一直不在前线，直到12月22日才到锦州），比较不那么精锐的第十九旅和第二十旅放在前方，但是尽量避免和日军接触，而正规军和日军之间的是非正规军的义勇军和公安队。更多的东北军关内部队按兵不动。 这是一个毫无进取心的消极防守阵势，可见东北军上层当时连反攻收复沈阳的姿态都没有，对锦州的防务也敷衍了事而已。尤其是1931年10月到11月日军与马占山在江省激战的时候，锦州方面东北军毫无动静。反而是12月日军进攻锦州，极端困难的马占山电请张学良反攻，于26日令苑崇古、程志远、吴松林旅进攻齐克铁路，牵制日军攻锦。 值得注意的是，11月27日，白旗堡－绕阳河战斗后，北宁线上的东北军装甲列车却不见了，直到12月30日，才有铁甲列车掩护队在大虎山再次出现。 这是为什么呢？ 从12月31日张学良给国民政府关于锦州撤退的电报中，或许可以看出原委——张学良在电报中称“我军之开始撤退，始于12月29日，原驻锦州绥中一带之我军，为十二旅及二十旅。十九旅则驻大虎山，沟帮子一带……驻锦州绥中一带之第十二旅，首先转移……至于前线掩护撤退之第十九旅，于３０日退出大凌河”。撤退过程中，荣臻曾下令沈瑞礼指挥的装甲列车行动。根据张的电报，驻扎沟帮子及锦州的装甲列车，分别于31日和来年１月1日撤退到滦州。 综合可见，在11月下旬打退日军进攻后，东北军在锦州曾经再次调整部署，却并没有加强前方防御。相反，将前方北宁线，沟营线全部交给第十九旅，把第二十旅退守锦州－大凌河（包括沈瑞礼部的装甲列车），第十二旅，干脆退到了靠近山海关的绥中，已经摆开了要跑的架势！ 可见，随着日军的不断深入，东北军正规军本部节节后退，保存实力和避免接触的迹象十分明显。而张学良拒绝给新收编的部队正规军番号，并且取消了吉黑原东北军部队的番号，试图借此避免给日方口实，结果却是日方正好名正言顺地宣称东北没有中国的政府力量，自己是在“剿匪”。 这期间，日军曾进行过两次进攻。第一次，是第二师团混成第四旅团，独混第三十九旅团为主，11月26日沿北宁线进攻。由于义勇军为主的中国部队在大虎山、白旗堡一带的顽强抵抗，也包括装甲列车部队的参战，日军认识到中国军队在锦州有相当的实力。因此，暂停了攻击，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向国内求援。双方对峙于饶阳河一带。 12月24日，得到增援的日军再次开始攻击。这次日军兵分两路，一路为二十师团，从沈阳沿北宁线攻击饶阳河、大虎山一线，一路为第二师团，独混第八旅团等部，从营口沿沟营线进攻田庄台、盘山一线，都有装甲列车和坦克部队参战，并携带重炮。张学良举棋不定，打退敌军的时候仅仅消极防守，面对优势敌军的时候又想保存实力，缺乏固守决心，致使前线和日军对峙的主要是装备训练不足的义勇军部队，渐渐失利。东北军正规军参战的，只有第十九旅一部、骑三旅一部，除了装甲车队以外，大多意志不坚。 两路日军会师沟帮子，而后沿走廊南下，攻大凌河直趋锦州。 29日，在关外的东北军开始总撤退，1932年1月3日，日军占领锦州。自此，锦州之战结束。 东北军从锦州撤退后，日军得以集中力量，将关外东北军旧部各个击破。先破吉林丁超、李杜等在哈尔滨的抵抗，再逼降马占山，而后攻破苏炳文，最后回师击破唐聚伍。至此，东北军在关外的原有力量丧失殆尽。 刘伯承元帅所说，“五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大体如此。 了解了双方的攻守态势，才能够比较好地理解这次战斗中东北军装甲列车的战斗情况。所以，不揣繁琐，把这段情况介绍出来。 有人用“实力悬殊，无奈撤退”形容东北军在锦州的表现。然而，看当时的史料，心中颇为黯然。 日军进入锦州，尽管汉奸纷纷来迎，但日军认为他们资望都不够。于是将生病的县长谷金声抓来，令其维持地方。谷坚不就职以至大哭。第二天，日军又把谷抓去。 当时在场的县府工作员刘梦九回忆： 一个日军队长、一个朝鲜翻译，问谷三个问题。第一，日军来了你们欢迎不欢迎？谷答：不欢迎。第二，张学良好不好？谷答：好。第三，奉军在东北很扰民，是不是？谷答：没有。 日军队长不悦，又说：“日军来了是为了救东北的百姓，你们因何不欢迎？”谷说：“我是地方官，只愿地方安静，没有军队才好。不但日军，就是中国军到锦州，我也不欢迎。” 日军说：“张学良为人很坏，东北人民怨声载道，你因何说他好？” 谷说：“他是我们的长官，我认为他是好。你们日本人也一样，能说长官不好吗？” 日军说：“听说张学良的军队很骚扰地方，坑害百姓，我们都调查属实了，你因何说没有？” 谷说：“我是文官专管地方事，他们军队的事没有告诉我，有无扰民我不知道，所以说没有。” 日军欲再问，谷说：“天已黑了，没事可送我们回城。” 谷金声后来还是在伪满作过西丰知县，算是汉奸的人。 被遗忘的东北军铁甲列车部队（5） 看到此处，没有对谷金声气节的钦佩，没有对敌人的愤怒，只有一种深深的悲哀。国家沦丧时一个普通人无路可走的愤懑悲哀——你让他怎么办？我们的兵没看见敌人就跑得影子都找不着了，你让他有什么脸面跟敌人哪怕说出一句硬话呢？ 忽然想起一个人。 也是“朝廷”下令撤军，他却不肯走，死死地守住了一座城。他活着的时候，敌人始终没有看到山海关。 大明朝辽东那么多大将大官，就他一个人不肯走，留下来守了宁远城。 那些大将大官们没有人谈。 只有人谈他，直到今天。 赞扬他的人却越来越少。 有人考证他守住了一座城也没打死多少敌人，是夸大冒功；有人考证他不守，敌人也强弩之末了，根本不会打过来；有人考证他要是跑回山海关，国家的防线可以少几百里，节省大量国防经费，他干脆就是汉奸…… 这个人就叫袁崇焕。 我宁前道也，官此当死此，我必不去！ 你说他什么都好，两件事你否不了。 第一件，有他在，就有宁远城，敌人就看不到山海关！ 第二件，东北军撤退的时候，万千大军就是没有一个袁崇焕！ 三 整个抗日战争中，中日两军都曾广泛使用装甲列车作战，双方战绩各有千秋。不过，尽管在1931年的时候日本的工业水平，军事水平远远超过中国，但要说起拿装甲列车作战，中国方面并不输给日本。日军在战争前期甚至多少有些回避装甲列车之间的对战，应该说是有一点锦州之战的后遗症在里面。 2－４日军装甲列车，注意其两侧的机枪塔，加上探照灯的效果，对于袭击铁道的游击队还是很有作用的。 数量少的中国装甲列车能打到这个水平，与双方战车的设计与历史渊源大有关系。可以说，中国装甲列车，是按照公狮子的模式设计的，而日本的装甲列车，是按照母狮子的模式设计的。 公狮子和母狮子有怎样的区别呢？ 在非洲，动物学家注意到一个现象，成群活动的狮子中，通常只有一头成年公狮子，却有成群的母狮。真正负责狩猎的，是母狮子，它们用集群追击的方式攻击斑马和羚羊，公狮子却很少出动。从身体结构而言，公狮子身材笨重，跑动不快，也不适合参加这种狩猎。 那么，公狮子平时做什么呢？ 人们发现，其实公狮子的作用非常重要。它要负责与进入自己地盘的任何其他公狮子或大型猛兽搏斗，将其驱逐。如果没有公狮子，狮群就没有自己的猎场。 公狮子与母狮子交手，则母狮子必然吃亏。其原因就在于，虽然都是猛兽，但公狮子是“设计”来对抗肉食兽的，而母狮子是“设计”来对抗草食兽的，双方交手，公狮子自然会占上风。 这就和中日两国的装甲列车的情况有点儿相似了。当时中国军队的装甲列车，设计的蓝本是用来和敌方装甲列车作战的，而日本军队的装甲列车，设计的蓝本是用来支援步兵的。 让我们来看一下锦州之战中两国装甲列车的渊源吧。中国军队的装甲列车，特别是锦州张学良部东北军的装甲列车，究竟来自何方呢？ 2－５国民党军使用的“中山号”装甲列车，推测这就是在兰封大战土肥原师团的两列装甲列车之一。 在上世纪20至30年代的中国，坦克和飞机主宰战争还是一种新概念（对，新概念，不是新东方），在中国的将军们眼里，装甲列车是一种更加熟悉的重型武器，因此备受重视。据史料而论，中国曾经使用装甲列车与日军作战的部队包括——蒋介石的中央军、阎锡山的晋绥军、蔡廷锴的十九路军、宋哲元的二十九军，此外就是张学良的东北军。 这几支部队的装甲列车来历各不相同，在战场上的表现也不相同，大多数却都可以追溯到我们北边的那个邻居——苏俄。 2－６苏俄装甲列车图样，中国的装甲列车设计与此类似。 苏俄素来重视装甲列车的使用，而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苏波战争等战斗中多次使用装甲列车进行作战。由于当时苏俄的主要对手是西方工业化程度比较高的欧洲各国，所以双方的战斗中装甲列车的对战时有出现。因此，苏俄的装甲列车在设计上对此很是重视。 或许正因为处在同一环境，西方坦克的发展也比较早地考虑到了与对方坦克的作战。而日本所在的亚洲地区，由于它本身是独一无二的工业国，原料物资又比较短缺，因此日本整个二战期间，其装甲部队的主要设计思想都是打对方的步兵和堡垒，其装甲列车也受这个思想影响很大。 几路人马中，构成最简单的应属宋哲元二十九军的装甲列车。宋部曾有一列装甲列车在七七事变后于保定北平间活动，后被日军俘获。宋哲元部脱胎于冯玉祥建立的西北军，冯玉祥1926年曾从苏联获得装甲列车图纸，加以简化后自行生产过数列，组建装甲列车旅，由梁方企、耿耀张担任正副旅长，在1931年中原大战中曾经很出过风头。中原大战失败，梁耿都投入蒋介石门下，这支装甲列车部队也大部损失。但至少有一列随宋哲元部北撤。推测起来，应该就是在保定以北被俘的这一列了。 在日本《不许可写真集》中有日军拍摄的这列列车照片，看来颇为简陋，是覆盖钢甲的闷罐子车，似未安装火炮，更应称作“装甲运兵列车”。不过西北军装备低劣，这已经是难得的重武器了。 蒋介石中央军的装甲列车部队在抗战中活动频繁，徐州会战中曾与日军展开激烈战斗。台儿庄会战后期，中国装甲列车在炮兵和步兵配合下揭开反攻序幕，在这种类似恐龙的装甲怪物面前，日军尽管拥有八九式、九五式、九四式等坦克和装甲车，但打起来像面对巨犀的恶狼，无从下口，只好且战且退。在装甲列车的掩护下，中国军队攻占台儿庄北日军多个据点，战果辉煌。 被遗忘的东北军铁甲列车部队（6） 豫东战役中，中央军的装甲部队与土肥原部队交过手，攻占兰封火车站。邓贤在他的纪实文学《黄河殇》中这样描述此战：“由于豫东战事日趋激烈，兰封火车站反复争夺拉锯，中国大本营命令铁甲列车十万火急星夜驰援，决心予敌致命一击。为防止暴露目标，铁甲列车实行灯火管制，沿途车站也一律实行戒严……铁甲列车在黎明前的夜色掩护下悄悄抵达兰封前线……东方既白，曙光刚刚染红天际，两条钢铁巨龙突然出现在惊惶失措的日本人面前。本来日本人已经在路轨上设置许多障碍，铁道两侧还筑有坚固的地堡和沙袋工事，但是他们万万没有料到中国军队竟然开来两列庞然大物的铁甲列车。铁甲列车不仅装甲坚固火力强大，而且前端装有专门对付路障的清障器，所以毫不费力就突破敌人封锁，把敌人苦心经营的防线统统碾得粉碎……当天，一面国旗终于高高地飘扬在兰封火车站上空。” 平汉线上的中国装甲列车，曾在石家庄附近与日军装甲列车发生战斗，并击落日军九七式重型轰炸机一架。 在各次战役中，蒋介石等高级指挥官也多使用装甲列车作为机动司令部。 中央军的装甲列车，来源有三： 第一，是黄埔军校建立的时候，苏联赠送的一列铁甲列车（一说两列）。1924年，这列铁甲列车组成了“大元帅府铁甲车队”。从担任过铁甲车队队长的周士第所述来看，这两列装甲列车还比较简陋，炮塔中只有机枪而没有炮，官兵在从车厢侧面的装甲射击口射击时还要脚踏长凳。这两列装甲列车的作用，更像是孙中山的移动指挥部，所属一百多名官兵，也多来自帅府卫队。有趣的是，这样一支护卫国民党总理的八三四一式部队，却是共产党当家，后来发展成共产党第一支自己掌握的武装——叶挺的独立团。直到这次四川地震，这支部队在解放军中的后身还在四川参加抗震救灾呢！ 这列铁甲列车共有6节，前面是披挂铁甲的火车头，后拖5辆铁甲车。各车厢均有装甲，两侧开有高低不同的长条形射击窗口，中间一辆顶端有旋转炮塔。 此列车未见参加抗战，应是到抗战时期已经老旧淘汰。 第二，北伐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从德国购买了两列装甲列车，命名为“中山一号”和“中山二号”，据说曾经有所仿制，是国民党军中央装甲列车纵队（斯烈指挥）的主力。徐州会战和豫东会战中参战的，应该就是这两车或它们的仿制姊妹车。 这种装甲列车是怎样的呢？按照1937年冬乘坐过该车北上的人员回忆，这列装甲列车共有5节，最前面一节是炮车，首尾各有一门平射炮，中央顶上是一挺可升降的重机枪。第二节是防空车，装一门苏罗通高平两用炮，放置在车厢里；第三节是指挥车，也可作司令部，前后都有望台；第四节是运兵车，装载一连步兵；第五节是装甲火车头。中山一号车车长名叫冯庸，营长阶级。 2－７德国装甲列车，推测中山一号的炮车外形和它应该是相同的。 那么，德国的装甲列车与苏俄有关系吗？当然有了。德军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多次俘获俄军装甲列车，对其进行过充分的研究，并吸取其技术。二战中德军使用的装甲列车都有苏俄设计笨重，坚固的风格。 第三，北伐军到上海时，闸北铁路机车厂的工人在沈干城等组织设计下，紧急改造6列装甲列车供北伐军使用，曾与孙传芳所部在松江等地交火。 这6列车是在车厢中放置火炮，外包装甲制成的简易装甲列车。根据当时战报，1931年中原大战的时候，第一师代师长徐廷瑶（长城抗战名将，国民党军装甲部队之父）曾亲率其中一列挂上大铁钩冲向冯阎军阵内，试图捕捉对方的装甲列车，结果被炮火击毁，自己也负了伤。 这几列装甲列车中，推测可能有两列参加了对日作战。 九一八事变一年之后发生的淞沪抗战中，蔡廷锴将军指挥的十九路军曾暗藏两列装甲列车在上海北站内，准备在日军进攻时作为杀手锏使用。可惜仅仅使用了一次就由于汉奸告密暴露目标，遭日军轰炸被毁，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当时日军轰炸机威力不大，被轻易炸毁说明其不似专门设计的装甲列车，更像改造产品。因为尚未发现上海当时制造其他装甲列车的纪录，十九路军从广东北上的时候也没有携带装甲列车，所以很可能使用的就是这批闸北铁路机车厂产品中的两列。 十九路军使用的装甲列车还有一种来源可能，就是从孙传芳所部缴获的。孙传芳部本没有装甲列车，但1925年秋，他在与张宗昌部交战中缴获过张部白俄军团的装甲列车，并俘虏了在车上的张部总指挥施从滨。孙传芳部在北伐战争中被歼灭，这列装甲列车可能又被国民党军缴获，保留在上海并被十九路军使用。然而，美国人丹?赫尔曼写过一本书叫做《白肤色中国官员》，曾经用当事人目击的记录描述了孙传芳部一列装甲列车的最后命运。当北伐军与起义者攻占上海时，这列“燕京号”装甲列车满载孙军败兵和官员试图冲入租界避难，结果被北伐军炮火击毁，翻车后逃跑向租界的人员又遭到“暴动者”的截击，全军覆没。 阎锡山和张学良部抗战中使用的装甲列车，概出同源，都要追溯到“狗肉将军”张宗昌身上。 四 2－８日军保留下来的一张珍贵照片，在锦州作战中装甲列车遭到义勇军袭击，日军下车迎战。 总的来说，义勇军对铁路线的攻击远不如八路军活跃。这是因为大多数义勇军部队起兵目的在于保卫乡土，主动进攻和协调组织比较差，这也是义勇军最后失败的重要原因 张宗昌不知道兵有多少，钱有多少，姨太太有多少，粗鄙无识，忘恩负义的轶事俯拾皆是。就这么一个粗人、混人、不仗义的人，居然凭着一副好身板和匹夫之勇干到总司令、督军，部下十个军，张宗昌，是中国近代军事史上的笑柄。 被遗忘的东北军铁甲列车部队（7） 然而，要说张宗昌就是一个混人，也不够全面。1995年到山东某部驻地，称老营盘，实乃兵家必争要隘，尚残存夯土旧工事寨墙残址，恰在军事禁区的最要紧之处。一打听，竟然是张宗昌修的。可见老张对用兵也颇有些无师自通的灵巧。而说到中国装甲列车的使用，张宗昌可算是老祖宗，不但会用而且会造。他的装甲列车部队使用白俄雇佣军，也是一大特色。正是因为这样的人员构成，张宗昌部装甲列车的设计带有浓厚的俄国色彩。 张宗昌的装甲列车部队如何形成，发展与车辆情况，这里不再赘叙。这支部队装备的车辆，后来分别成为东北军、孙传芳军和阎锡山军的装甲列车部队主力——这种不可多得的重武器没人会轻易将其抛弃的。 孙传芳在击溃施从滨一役中缴获了张宗昌的装甲列车，因为是截断铁路迫其缴械，车辆没有损坏，可以继续服役。《白肤色中国官员》中描述在上海被摧毁的装甲列车，大概就是此车。当时直鲁联军援孙传芳，孙全面合作，装甲列车这样的重武器也提供上海守军使用。唯孙与张宗昌战斗中所得装甲列车似不仅一列，其余列车命运则不详。 文中提到“湖北号”装甲列车投奔阎锡山。但是，湖北号的轨距宽，无法在山西的窄轨铁路上运行，故此进不了大同，始终在晋省外活动。1937年日军在平地泉缴获晋绥军装甲列车一列，怀疑即此车。 张宗昌装甲列车部队的主力，则归了东北军。1928年，奉军不敌北伐军，意图出关自守，与奉系合作的直鲁联军，包括张宗昌和褚玉璞部战败后退到滦河一带恰好夹在北伐军白崇禧部和张学良之间。张、褚最初意图随张学良出关。但张学良深知张宗昌反复无常，部队纪律极差，所以不肯同意，提出张宗昌等离开部队，直鲁联军缩编为四个师才可以出关的条件。张宗昌不肯，先试图绕过张学良与白崇禧媾和，失败后又试图走杨宇霆的门路压张学良就范，都不能成功。最终冒险起事讨奉，被张学良轻易击溃。此时，文献中有纪录其所部五列装甲列车开到古冶都被缴械。而锦州战斗中张学良在电报中称沈瑞礼所部为“古冶铁甲车”，由来即是在此。不过此时车上作战的已经都是中国官兵，张宗昌的白俄铁甲列车部队早已被缴械遣散了。 2－９日军在东北作战中缴获的小型铁道装甲车，估计丁超支援马占山的“铁甲车”与此类似 在缴获张宗昌的装甲列车前，东北军也使用装甲列车，但只是普通列车加挂钢甲而已，战斗力不强，甚至有人把张作霖被炸时乘坐的蓝钢列车也称作装甲列车。此外，中东路护路司令部还有少量小型装甲巡道车。1932年，起兵抗日的护路司令丁超曾派两辆“铁甲车”增援马占山，就是这种小型装甲巡道车。 张宗昌的装甲列车，其特点是使用俄国设计，在前后炮车中间设置机车，指挥车和两节运兵车（有时不挂），列车首尾则各有一台装载铁轨等铁路抢修器材的防雷破障平板车。从此后在沟营线的战斗来看，张学良部东北军使用的装甲列车确实首尾都保留了这样的平板车。也正是因为有这个装备，刘汉山的铁甲列车在盘山作战中才能全身而退，否则难免被俘的危险。而日本的装甲列车，最初并无此物，直到百团大战时护路部队被“扒路军”打惨了，才意识到其价值。笔者在大阪日本桥旧书店曾得到一本上世纪60年代旧杂志，内有华北日军装甲列车加挂平板修理车和百团大战中被八路军摧毁的装甲列车照片 相对于中国方面，日军在九一八前后使用的装甲列车远不是这样正规。当时日军在东北地区通过“满铁”控制铁路线，虽有若干装甲车辆，但第一次大规模装备装甲列车，则是九一八事变后，由满铁职工在沈阳紧急改造了6列装甲列车。 2－１０日军使用的装甲列车，重炮是只能向前射击的。 这种紧急改造的装甲列车，被称作“前卫装甲列车”，由装备105毫米重炮的首车，顶部装有75毫米轻炮的观察车，加挂装甲的机车，指挥车与运兵车组成，运兵车可加挂达十几节，车身涂有迷彩。这也是锦州战斗中日军使用的车辆，其驾驶人员不是正规士兵，而是由经过军事训练的满铁职员组织的“义勇队”。日军经过实战发现，装甲列车既能运兵，又是活动堡垒与火力支撑点，还可以担任指挥部，的确很有价值，但中日装甲列车的战斗中日车略逊于中方。 对比双方的设计，可以发现日军装甲列车的缺点。 第一，火力不及中方。尽管日军装甲列车装备有比中方口径更大的105毫米重炮，但这种重炮是固定的，只能向列车正前方射击。中方列车上的火炮，装备在旋转炮塔之中，整列车有四座炮塔，都可以转向任一方向射击，火力强度远大于日军。 第二，防御不及中方。日军列车装甲设计上主要针对步兵武器，机车只有两侧装置部分装甲，首车的重炮舱是向前开放的，发现这样容易遭受伤亡的日军只能在重炮两侧垒置沙袋作为辅助防卫措施，聊胜于无，其75毫米轻炮是半敞开炮塔，只有正面有装甲。 第三，机动不及中方。日军的机车是临时调用1C2客车车头，带动装甲列车马力不足。中方只挂一到两节运兵车，而日方挂运兵车达十余节，一旦发生战斗日车目标大，顾虑多，不免在战术动作上有前怕狼后怕虎的问题。 对比于中方俄式装甲列车，可以看出日军的装甲列车，其主要设计目的在于对抗敌方步兵和固定堡垒，为己方步兵提供掩护，有些布置炫耀大于实用。 针对这些问题，关东军重新进行了设计，开始紧急新造战斗力更强的装甲列车，这种战斗车辆由陆军技术本部设计，性能良好，称为“临时装甲列车”，这种列车有12节，但是1933年5月完工的时候锦州的战事早已结束。在华北和八路军作战的装甲列车，即是此类。后来日方更开发了用于和苏联作战的九四型装甲列车，是俨然活动炮台的庞然大物，也可算是日本装甲列车发展的极致。 被遗忘的东北军铁甲列车部队（8） 2－１１日军所谓“临时装甲列车” 从11月下旬到12月下旬的一个月，锦州前线战事沉寂，除黄显声组织的义勇军时而发起小规模的战斗外，双方始终没有大的交火。蒋、张试图通过国际联盟与日军谈判恢复东北，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 实际上，这一个月的时间，日军正处在对占领地区的消化与观望中，并试图了解中国方面对于九一八事变的应对反应。这中间，日军不断增兵，收编伪军，扩大在东北的军事力量。12月初，马占山曾反攻齐齐哈尔，关东军担心张学良与马占山发动南北夹攻的反击。日军智囊、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亲自乘缴获东北军的保贞式飞机前往锦州，进行侦察和轰炸。由于这种飞机并非轰炸机，石原的所谓轰炸是用手将迫击炮弹从窗口丢出进行的。对这样的轰炸锦州方面反应十分消极。加上对其他情报的分析，石原断定，张学良根本无意收复沈阳。因此，日军集中力量全力攻击马占山军，马力不能支，反攻部队打到省城以北23公里处的铁桥终于难以为继，被迫向东败退。 12月下旬，日军认为马占山的残军已经不足为患，遂转移兵力再攻锦州。这次进攻锦州，日军兵分两路，由第二十师团，第三十九混成旅团组成北路军，从奉天经新立屯、大虎山攻锦，由第二师团组成南路军，从营口经田庄台、大洼、盘山攻锦，两路会师地点为沟帮子，此后共同攻击锦州以北中国军队最后防线大凌河。此时张学良由于12月15日蒋介石下野，对继任的孙科等人缺乏信心，已经着意放弃锦州，因此作战并不积极，在第一线的部队只有第十九旅和骑兵第三旅一部，其余均为训练，装备均不足的义勇军。 只是前方一线将士对张的想法并不了解，因此在日军进攻前期，受到的抵抗依然颇为激烈。 2－１２日军进攻锦州时使用的装甲列车全貌 12月23日，双方装甲列车在田庄台再次爆发战斗。 这一天，东北军刘汉山指挥的装甲列车巡视沟营线到达田庄台南魏家沟时，发现日前被义勇军破坏的铁道处，日军一辆装甲列车正在督促工人进行修路。发现中国装甲列车，日军装甲列车当即发炮攻击。中国方面不甘示弱，随即还击，战斗打响。 此战，依然体现出中日装甲列车设计上的优劣。日军装甲列车这次没有挂轻炮车，由于火炮安装角度的原因，只来得及发射两炮就无法对准目标，而中国装甲列车已经还击八发。但是，这次日军没有撤退，而是使用了新的战术——在双方装甲列车相互炮击的时候，其跟进的步兵迅速抢占阵地，放列火炮对中国装甲列车开始射击。 这一意料不到的战术动作，使东北军颇为吃惊，因此迅速脱离战场，日军乘机攻占田庄台。 张学良在24日至马占山的电报中详述了这一战斗： 漾（23日电头代码）午后1时，我甲车巡查沟营路线，至田庄台南魏家沟铁路破坏处附近，适有日甲车一列，计装甲车一辆，载炮，拦门刃挖有枪眼之铁棚车二辆，载日兵五十余名，进至该处，保护工人百余名修复铁路。见我甲车开至，当即发炮二响。我甲车为自卫计，还击八响。2时许，日方于甲车之后，增步兵四百余名，附炮七门，另以骑兵百余攻我左翼，步兵多名，攻我右翼。我军竭力抵御，激战移时至40分，我驻守田庄台镇之步兵不支北退。日步、骑、炮兵四、五百名携大炮十余门，速将该镇占据，我甲车仍在车站坚持中。 败退下来的刘汉山检查一番，却发现日军的步兵炮对装甲列车没有造成什么损伤，全车运转正常。于是，不甘心的东北军官兵在田庄台北扬旗外以装甲列车为中心集中起来占领阵地，向锦州催促援军，伺机收复这一辽西军事要点。 第二天，日军发现中国装甲列车依然在车站附近，当即调动炮兵进行攻击。由于日军训练精良，炮火十分猛烈，连续发炮七十余，东北军装甲列车即中弹十余发。刘汉山见势不妙，连忙开车，一直退到田庄台北8里处才停下来检查伤势。 结果是……这十余发步兵炮的炮弹，并不能穿透装甲，只是给装甲列车搔了搔痒痒，一点儿像样的损伤都没有！ 刘汉山车长看到日军的“新战术”对自己没什么效果，顿时胆气大振，当即下令打回去，反攻田庄台！ 由此可见，当时东北军下层官兵，并不是对日军非常畏惧，例如这个指挥装甲列车的刘汉山，虽然一退再退，骨子里倒是条汉子，一旦有机会并不是不敢打。刘汉山锦州失陷后不满不抵抗政策投了义勇军，继续在关外和日军作战，下落不明。 24日午后3点30分，东北军装甲列车反攻田庄台，集中炮火向日军阵地猛烈开火。 这是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正规军极少数的几次主动进攻之一。 五 中国铁甲列车偕第十九旅六五五团一部反攻田庄台的战斗，中方记录一度使日军撤离田庄台车站，而日军虽然并无这方面的纪录，《朝日新闻》却在报道中有趣地出现了两次攻占田庄台车站的新闻。试想，如果没有失守，怎么会第二次攻占呢？总不会是日军在练双手互搏。 这一战日军装甲列车没有参战。根据《辽宁省文史资料》第30辑记载，日军步兵在上午与东北军铁甲列车的炮战中，曾将车站南端铁道炸断数节。如此一来，在车站以南的日军装甲列车自然无法进入车站支援步兵了，可说作茧自缚。 但是中国军队这次反攻的成果几乎瞬间就丢失殆尽，因为日军为东北军装甲列车准备的克星终于出现。 关东军进攻锦州的正式命令，是在24日正午下达的，其中命令第4条是“军飞行队应于进攻开始后以主力协同第二师团作战”，这支飞行队，包括独立飞行第八中队、第九中队24日已经到达沈阳，归军飞行队长指挥，已经做好了配合第二师团从营口进攻的准备，也标示了日军这次的主攻方向在南不在北。 从军事角度看，石原莞尔制订的这个一南一北，虚实结合，前后呼应的作战计划（《我军为反攻锦州向大凌河畔进军的要点》和《进攻锦州附近敌阵地的内定计划》）颇为出色。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出色的作战计划真正使俏眉眼作给瞎子看，完全没有发挥作用。在整个第二次锦州防御作战中，在前线与日军作战的东北军，从京奉线到沟营线几百里正面上，除了铁甲列车部队以外，只有一个汤玉麟部的孙德荃独立第十九旅，其他部队的番号除了“转进”的时候根本找不到。由此，东北军放弃锦州的作战方略已经呼之欲出了。 被遗忘的东北军铁甲列车部队（9） 其实，在反攻田庄台的战斗中，铁甲列车上的官兵已经注意到有一架日军飞机参战，但因为认为日机是侦察机，东北军并未在意。 4时30分，日军飞机数架对中国装甲列车突然发动攻击。这次的攻击，因为从意想不到的方向出现令东北军官兵猝不及防——张学良致马占山等电报中纪录“4时半，日军掷炸弹五六枚，一弹中我机车。我甲车遂再退二里，日方复将车站占据”。 这一战东北军装甲列车带伤撤退，官兵们发现坚盔厚甲的战车在空中打击面前原来不堪一击。但日军也没有扩大战果，估计是第一次用飞机打装甲列车，也有些作实验的意味。 败退下来的东北军沿铁路撤退，在盘山与日军对峙。这时，义勇军项青山部反攻营口，迫使日军第二师团回援，使南线战况稍微缓解。 2－１３东北的“胡子” 项青山出身绿林，报号“忠义”，骁勇善战。根据孙辉宇先生的《新市街见闻》记载，他这次反攻打得有声有色，战斗到激烈的时候，营口的日军兵力不够，连警察马队都出动了。战后日军还特意请来了“本愿寺”的和尚与高级军警官员七八十人，在营口“大衙门”后院给被打死的日本警察念经开吊。 其实项青山兵力并不多，而且缺乏重武器，打营口并没有足够实力（不足三千，而且由几支队伍临时组成）。他只是当久了“胡子”，自有一套打仗的招数，用他不多的马队绕着营口快速游走，造成浩大声势，不时突进去捞一把，使留守日军顾此失彼。这时候日军还真没和东北“胡子”怎么交过手，被打得被动万分，竟认为项部有“四五万人”，第二师团被迫抽调北上的佐藤支队回援保护营口，项青山却已经率部回盘山了。 当时锦州人有顺口溜赞颂项青山：“青山老北风（萨注：老北风指的是另一个参加义勇军的绿林好汉张海天），成心把日坑，活捉凌司令（萨注：指汉奸凌青印），枪崩日本兵……”项青山后率部入关，张学良曾赠送他一块镶有自己照片的怀表，并将其所部改编为一个旅，项任旅长。 可惜这样一员猛将，后来的结局却是窝囊得不能再窝囊。入关后不久，在一次部队乘火车调动时，项旅的列车出发以后，项违反铁路安全规定，站在车门口的踏板上，一手抓着车厢侧面的扶手，身体倾出车外向后眺望（目的不明）。不料路边突然出现一块标牌，列车高速行驶中项与这块标牌相撞当即身亡。 从他的这个死法，可以推断项活着时候肯定是个桀骜不驯的人物。 但是，东北军并没有利用这个机会加强前线防御，而是坐等敌军来攻。这期间唯一积极向日军反攻的东北军将领，是处境极为艰难的马占山。为了掩护南线，马占山26日以苑崇谷、吴松林、程志远三个多为新兵的骑兵旅突袭齐克铁路，并电请张学良下令反攻。同一天，南京国民党执监委召开紧急大会讨论锦州问题，广东一派力主东北军统统出关反攻，蒋、张亲自带兵去东北，华北交给阎锡山管理；南京一派认为这是借刀杀人，有人乘机收渔翁之利坚决反对。双方吵成一团，最终除了电令张学良坚决抵抗外没有其他结果。 28日，整顿完毕的日军第二师团再次出击，正午12时进至盘山与田庄台之间的大洼，再次与东北军刘汉山指挥的铁甲列车相遇，双方发生战斗。但是，这次日军不再纠缠，一面开炮阻击，一面立即招飞机来参战。 实际上，24日的战斗后，日军已经发现，对付装甲列车最好的武器，就是飞机。这是因为装甲列车缺乏防空武器，而且只能沿铁路行进，加速减速也比较困难。因此，对于飞机来说属于准固定目标，命中率很高。同时，由于依赖铁路，即便没有击中铁甲列车，只要炸中其前后的铁轨，铁甲列车就失去了机动能力，只能任人宰割。 日军此前数日已经不断派飞机出击，寻找东北军铁甲列车进行攻击。26日，日机识别错误，在大洼以东误击602次旅客列车，炸毁票车一节。 28日午后4时，日机6架对刘汉山铁甲列车发动猛攻，这下子终于打中了装甲列车的软肋。 在《辽宁文史资料》九一八专辑中，对此战的纪录是： 4时，日飞机6架向铁甲车投弹，铁甲车炮塔被击歪旋转柄颈，并炸翻材料平车两辆，前后铁轨都被炸毁”随后，日军派出骑兵，从两侧包抄东北军装甲列车，防止中国军队抢修铁路，试图将其缴获。经车上官兵和六五五团援军奋力抵抗，才将日军逐退。这一列重伤的装甲列车已经失去作战能力，但在中国官兵疯狂的抢修努力下，终于在29日得以摆脱日军封锁，沿修复的铁道拖回盘山车站。 张学良31日至南京政府电报，曾描述这次战斗——“28日下午6时30分，我铁甲车在田家坟南修复被毁铁路，敌见我军不能移动，即以8门大炮由我左侧集中射击，并有大批骑兵突进包围。我铁甲车枪炮发射过多，机件已失效力。敌接近时，我官兵及掩护队奋勇肉搏，酣战多时，约10时左右我援军赶到，一面御敌一面掩护工作。29日早3时，将甲车挂回盘山车站…… 被遗忘的东北军铁甲列车部队（10） 日军当日上午又飞来盘山车站轰炸，负伤的东北军装甲列车匆忙向沟帮子方向退却，退守胡家窝棚（这个地方，看过电影《大决战——辽沈战役》的朋友可能有印象，1948年10月26日，廖耀湘兵团在这儿扎下指挥部，结果被摸上来的三纵一营解放军打了个掏心战，通讯系统大乱，就此走向覆亡）。 与此同时，在大虎山一线，敌第八旅团也发动进攻。这里，中方作战纪录不全，一方面称装甲列车部队进行了抵抗，一方面又称参战的仅为“装甲车掩护队”，破坏铁道后也向沟帮子后撤，这样他们也可能是刘汉山装甲列车留在此处的警卫部队。此时大虎山前线东北军有无装甲列车，找不到明确的记载。日军也没有在这里与中方装甲列车的交战纪录。 2－１４日军用染色技术“制造”的彩色装甲列车照片，这是“前卫装甲列车”上后方开放的轻炮车。 2－１５这是用沙袋加强防御的重炮车 同日，东北军主力开始从锦州向关内撤退，荣臻以“兵力过疲，损失过重”为由，下令锦州周围部队后撤关内，仅留黄显生部三个公安大队作象征性的防守。24日荣曾到北平面见张学良请示方略，撤退的命令应该是做好的预案。 东北军撤退中，在大凌河曾因为遭到轰炸机车损坏，损失装甲列车一列，日本《朝日新闻》也记录了炸毁和俘虏这列装甲列车的消息。但是，由于作战中荣臻曾令“古冶铁甲车沈瑞礼一中队”增援前线，使我无法判断这列被击毁的列车，到底是撤退下来的刘汉山铁甲列车呢，还是增援上去的沈瑞礼铁甲列车。 金先先生《锦州沦陷经过》中，对于沈瑞礼铁甲列车的纪录，暴露了真相——他记述道，1932年元旦下午，日军海军陆战队约一营兵力登陆天桥厂方向，向小凌河攻击前进，荣臻随即派沈部与张廷枢第十二旅两个步兵团增援反击。 这段话看来很正常，但如果看看地图和当时的纪录，就可以发现这是一段彻头彻尾的谎言。 第一，日本海军在锦州战役中并没有参战纪录，所谓日本海军一个营登陆进攻小凌河，根本就是子虚乌有的事情。 第二，天桥厂在锦州以南，而当时日军进攻部队，在沟帮子会合后都在锦州以北，敌人从北向南进攻锦州，锦州守军却向南增援，虽说地球是圆的吧，不免有些滑稽。 第三，张廷枢的部队，是最早从锦州撤退的。张学良31日致国民政府电称“我军之开始撤退，始于12月29日……驻锦州绥中的第12旅首先转移，移驻开平昌黎一带，共分乘兵车八列，于30日午后三时第一列到滦”。既然如此，1932年1月1日，锦州又怎能再变出一个有两个步兵团的张廷枢旅来？ 这里有个推测，那就是所谓沈瑞礼中队的增援，无非是为锦州撤退找一个“腹背受敌”的借口而已。根据张学良的电报，锦州的铁甲车队在31日晚和1932年1月1日先后过滦州，是不可能真正调上前线去的。 那么，在大凌河被击毁的东北军铁甲列车，只能是刘汉山车了，该车随东北军掩护部队步步后撤，30日胡家窝棚失守，31日沟帮子失守。锦州县志记载，31日8时，日机8架轰炸沟帮子，投弹50，炸毁铁道，装甲列车1，死伤官兵37人。可能该车被炸毁后依然得以退到大凌河，因此还有记录曰“2日，在大凌河桥西防守的铁甲车中队机车损坏不能行动，被俘”。锦州东北军装甲列车的战斗就此落幕。 2-16日本《朝日新闻》曾登出被俘装甲列车照片，但经过鉴定拍摄的实际是日军装甲列车，估计是东北军装甲列车损坏太大，拍照效果不佳。其照片今天在日本《朝日新闻》网上还可以看到，犹在以讹传讹。 锦州一战中，装甲列车部队的奋战，可算东北军的一个亮点。但是，也暴露了装甲列车的弱点。抗战开始后，中国军队也曾多次使用装甲列车与日军交战，日军则屡屡出动轰炸机对抗，大约，就是吸取了锦州之战的经验教训。 捍卫我们尊严的事儿（下） 十九路军奇袭日军战车之谜（1） 火焚巨兽——十九路军奇袭日军战车之谜 上 很早就注意到在日文资料中，提到过淞沪抗战中，十九路军曾袭击过日军战车部队，并给日军刚刚装备的制式主力战车八九式中型坦克造成相当损失。可惜，这段记载语焉不详，而且在中国方面的资料中至今没能找到相应的纪录。 说起这次战斗，需要谈到日军战车发展的一个创举。前面提到，日军装甲部队发展比较落后。但是，它也有一个闪光点，那就是较早地在战车动力上采用柴油发动机代替了汽油发动机。这在安全性和经济性上都具有重要意义，代表了战车动力的发展方向。今天的世界装甲车辆，大多都采用柴油发动机。最早采用柴油机的日军坦克，是1934年7月定型的八九式乙型中型坦克，它采用一台三菱A-6120VD气冷式柴油发动机代替了八九式甲型的戴姆勒118马力六缸汽油发动机。 3－１日本八九式甲型中型坦克，是日本第一种制式主力战车，全重12.7吨，装备57毫米短加农炮一门，机枪两挺，其中一挺装在炮塔上，方向与火炮相反，形如辫子。这种独特的设计也被下一代日军主战坦克九七式采用。 八九式坦克，一般被认为脱胎于英国维克斯C型战车，而根据有“日本战车之父”之称的原已未生中将回忆，这种坦克的设计综合了维克斯C型战车和此前超重失败的日本“第一号战车”的特点。这种战车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坦克中排不上号，但在中国战场堪称巨兽，中国军队除了从印度打回来的远征军中装备有美式M3、M4坦克，整个抗战期间还没有比它更重的战车。 3－２英国维克斯C型战车，日本曾经进口两辆这种战车，主要用于研究。可以看到八九式与它外观有几分相似。中国也曾进口若干维克斯6吨半战车，在淞沪战役中使用与日军作战,可惜没有实现仿制国产。 最初引起我注意的是，在原乙未生《日本战车发展史》中，记载做出这种改变的原因，第一是为了节约燃料，第二则是“吸取第一次上海事变八九式坦克作战中汽油发动机生存力低，容易起火的战训”。 所谓第一次上海事变，就是我国常说的“一二八事变”。1932年1月28日，日军入侵上海闸北，驻防的蔡廷锴部十九路军奋起抗战。中国军队的拼死抵抗打得日军三易主帅，击毙敌第七联队联队长林大八少将，活捉日军大队长空闲少佐。在日文资料中介绍此战时，对“支那精锐十九路军”的评价始终多有敬畏。 林大八曾经担任过吉林特务机关长、张作相的“吉林督军署总顾问”，是日军里的中国通，死后被敬为“军神林联队长”。此人是九一八事变后第一个在中国阵亡的日军将领，他的死留下了一个历史之谜。那就是林大八阵亡于3月1日，日军第三次总攻的前线阵地，是被机枪击中身亡的。对面的中国军队，一半是十九路军，一半是中央军第五军，所以林大八到底是死在了哪支中国军队手里，至今是个说不清楚的事儿。 由于钢产量不足，加上日本陆军坚持白刃战第一的作战思想，日军战车从设计上就被作为步兵支持武器。装甲薄、火力弱、战术落后的日军战车只有在和装备落后的中国军队作战时可以耍耍威风，在太平洋战争和对苏作战中则屡屡被打得一败涂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日军使用的战车始终评价不高。 其实，即便是装备落后的中国军队，当时也曾经给日军战车部队沉重打击，八路军山东部队就曾在曹各庄用得意的诱敌深入战术，歼灭过一支配属独立混成第八旅团执行扫荡任务的日军战车部队，日本《春兵团的战斗》一书中曾描述过这次战斗。 既然改装柴油发动机是吸取战训，说明一二八事变的战斗中鬼子的坦克部队肯定吃了咱们不小的亏。 然而，在中国方面的资料中，并没有摧毁日军中型坦克的纪录。从战斗中的记录看，中国军队有击中击毁日军战车的战例。但从描述看，大多应该是日军海军陆战队使用的轻型装甲车。无论十九路军还是第五军，都缺乏能击穿八九式10－17毫米装甲的有效武器。八九式坦克重量12吨，如果放在欧洲闪电战的战场上只能算是三流装备，但在当时的亚洲战场堪称庞然大物，几年以后全面抗战爆发时，中国军队威力最大的英制6吨半战车也只有它一半的重量。如果真的曾将其摧毁，中方应有纪录。 中方的资料没有找到，日方的资料呢？ 日本战史学家儿岛襄的《日中战争》一书，被认为对一二八抗战的战场描述比较详细客观，包括空闲少佐被俘，日军侦察机被中国高炮击落等作战细节都有专文介绍。他在书中描述过中国军队在上海战场击毁日军装甲车的战斗，提到八九式坦克左侧前方有一个大观察窗是设计的败笔。因为中国军队在八九式坦克面前吃亏后，曾组织神枪手专门瞄着这个地方打，杀伤日军车内人员。 八九式坦克左侧的确有一个观察窗，是个窗套窗的设计，想法是行军时候开大窗，作战的时候开小窗。想法虽好，无奈那个小窗视野实在太窄，战场上日军多不得不打开大窗以利观察，结果成了这种坦克的阿喀硫斯之踵。 3－３日军八九式甲型战车，可以看到其车体左侧的观察窗（机枪旁），发展到乙型的时候，这种坦克正面装甲改成了完整的一块，而不是这样的上下分层状，观察窗也缩小了，而且放在了右侧，这是区分八九式甲乙型别的要点。从照片上由此可以判断，在台儿庄被中国军队俘虏的日军中型坦克，即为八九式乙型。 十九路军奇袭日军战车之谜（2） 遗憾的是，儿岛襄也没有纪录中国军队在这一战中曾摧毁过八九式中型坦克。 莫非是以讹传讹？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战斗？ 中 然而，根据日军作战纪录，在上海战场，确曾损失了两辆八九式坦克。日军在上海投入的八九式坦克隶属于独立第二战车中队，指挥官重见伊三雄大尉（这名有点儿耳熟吗？你要是熟悉太平洋战争史，有这种可能。1944年此人被击毙于菲律宾，当时已经是中将坦克旅团长，为日军装甲部队战争中死亡职务最高的将领。）日军对八九式这种当时的新式武器，抱有试验和检验的目的。因此，这个独立第二战车中队装备两种坦克——日本国产的八九式坦克五辆、法国进口的雷诺NC战车十辆，以便对比两种坦克的实战能力。到淞沪协定签署的时候，该中队的八九式坦克只剩了三辆。 3-4日军在上海使用的雷诺-NC战车，为法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处理库存物资，这批库存物资中国东北军张作霖部也曾购买。 另外两辆哪儿去了呢？若是简单的遭到中国军队的人员杀伤，甚至击穿其装甲薄弱部位，并不能将这样的巨兽摧毁。战场上中国军队并无俘虏这种坦克的纪录。所以，即便曾将其击伤，日军坦克也肯定逃了回去。而这种情况下，不大可能使其享受从花名册上除名的待遇的。 一定是遭受了灭顶之灾，才会让一向好面子的日军做出这样的决定。没有相应纪录，似乎更像是日本陆军打了窝囊仗以后，一贯的维护脸面做法。 再查！ 再次的查找甚至找到了这次战争中日军对雷诺坦克与八九式坦克战场性能对比的报告。 根据日本方面的看法，八九式坦克的表现，比雷诺战车要好。其主要优点，第一是性能稳定，第二是火力强大。性能稳定是因为雷诺坦克的毛病太多，故障频出，经常开到中国军队的阵地前就“立往生”了，成为死靶子。而火力强大则是因为它装备了57毫米短管加农炮。八九式坦克的57毫米短加农炮基本没有打击装甲目标的能力，却适合摧毁固定的机枪掩体等目标。日军纪录中提到一条经验，即战车上装备火炮比装备射速高的机枪更有价值，面对对方以机枪据守的阵地，如果也用机枪对射一般会形成对峙，但如果轰上一炮对方通常就失去斗志而丢掉阵地了。俗话说“老兵怕枪，新兵怕炮”，十九路军倒不是新兵，但是基本没有重武器作战经验，日军的这条战斗总结有一定道理。 3－５一二八事变中的日军八九式坦克 其实，这种战车的设计并不怎么出色，造型笨重，布满硕大铆钉的车体宛若巨型蟾蜍，作战中在山西原平第一次遇到装备37毫米反坦克炮的中国军队姜玉贞旅，被打得落花流水，日本陆军装甲部队的招牌人物百武俊吉大尉当场阵亡（同时还阵亡了另外两个战车中队长）。 这个百武俊吉和重见伊三雄是日军早期战车部队中最出色的两个指挥官，分别担任第一、第二独立战车中队的中队长。如果百武不死，估计到太平洋战争和重见一样，也能混个装甲旅团的旅团长了。这种八九式战车在上海受到好评，关键原因还是它的设计重点恰好适合当地战场。例如，它17毫米的正面铆接装甲如果被平射炮击中很容易被摧毁，可基本没有平射炮的中国军队，其轻武器却无法击穿这种装甲；它25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动作迟缓，连日本士兵都讥笑其为“铁牛部队”而不是自称的“铁狮子部队”，但这个速度伴随步兵前进正好够用。 不过，这份报告中，也没有八九式坦克遭到攻击损失的纪录。 这样，萨也基本死了心，估计即便真有这样的战斗，也已经陨灭在历史的长河中了吧。 谁想无心插柳，日前到大阪日本桥吃“锦鸭料理”，出门的时候忽然看到右厢有个小书店，便随手买了几本旧书，其中一册2002年第3期的《丸》杂志（总683期），里面有个《日本装甲战斗车辆》的特辑，有一篇装甲兵专家三味由纪雄的文章（P76）恰好提到了这次战斗，证明这并非子虚乌有，日军的八九式战车确实在战斗中吃了中国军队的苦头。 这篇文章描述的是八九式战车开发和使用的过程，内容颇为枯燥，但是谈到促使日军为这种战车开发柴油发动机时，提到其原因之一是一二八事变中与中国军队的一次战斗证明了其汽油发动机的生存力不足。 按照文中的描述，这次战斗是日军的后方阵地遭到了中国军队的奇袭，交火中日军的一个战车停车场也遭到打击。这时，日军在该车场的战车都处于“保管”即维护状态，无法投入战斗。中国军队的炮弹也没有命中日军战车，但还是给它们带来了灭顶之灾——中国军队用迫击炮猛烈攻击了慌乱中的日军，其中一发炮弹恰好命中战车队列附近一辆两轮带斗摩托车。这辆摩托车立即被摧毁并起火燃烧，而烈火沿着地面的汽油滴迹延烧开来，停放在一旁的八九式战车也被引燃殉爆。 89-2.jpg淞沪战场上让日军胆寒的中国迫击炮兵 区区百余字，没有时间、地点，也没有具体被摧毁了几辆八九式坦克，但战斗过程描述得颇为清晰，给人身临其境的感觉。然而正是这次战斗让日军痛下决心，开发柴油机动力的主力战车。 十九路军奇袭日军战车之谜（4） 然而中国当时在前线的十九路军和第五军，都没有战车部队，也不曾提到在这次作战中有战车部队和日军交手。难道是日军看花了眼，把第五军的卡车当成了装甲车？ 还有一种可能是日军所说的并非克鲁斯丁装甲车，而是卡登?洛伊德（carden-loyd）两栖装甲车。宋子文组建税警总团的时候曾从英国进口了24辆，1929年交出了18辆给新成立的陆军机械化学校，手中的另外6辆不知所终，或曾参加过一二八抗战。由于税警总团不属于正规军，它的战史比较混乱，缺乏这方面记载也是可能的。 3－１０中国军队的卡登?洛伊德战车，水陆两用，可惜装甲太薄弱，总重量只有2.5吨，考虑到十九路军曾靠机枪手榴弹就收拾了同为2.5吨的日军装甲车，这种战车在实战中作用不会太大。 根据十九路军的作战史料，此战颇有可能是发生在2月15日的夜袭钱家湾战斗。 2月中旬，日军久留米旅团等援军到达后发动的第二次总攻，十九路军在顾家宅等地与日军反复拉锯，最终依靠各部顽强的抵抗和对江南水网地带的熟悉击退了日军的攻击。15日，六十一师副师长张炎为了清除日军出击据点，指挥所部夜袭位于敌军战线后方的钱家湾，其战况记录如下： “夜袭钱家湾”的方案在张炎副师长心中已定。晚10时，他亲自带领两个营，悄悄地接近日军宿营地，先摸掉敌人岗哨，由士兵组成的敢死队，人人身上浇满汽油，绑上手榴弹冲向敌营。随着一片爆炸声，敌营顷刻间成了一片火海。战士们又集中火力猛攻钱家湾，日军乱成一团，溃不成军，慌不择路，只顾逃命。 --杨文、乃良《一?二八”季家桥之战》 3－１１张炎，老粤军出身，曾担任六十一师代理师长，十九路军重要将领，因为十九路军在福建反蒋受到排挤，不肯低头的张炎在国民党系统中备受压制，虽然官至中将，兵马却越带越少，到抗战期间，成了只有几百名民兵的土著司令。1945年，心高气傲的张炎与共产党方面合作，在广东起兵再度反蒋，不幸兵败被杀。 所谓捆绑手榴弹，自己身上浇上汽油出击，当属宣传，这种打法即没有在双方的战史中有所纪录，也不符合战场现实——自己身上浇了汽油，冲击过程中如果作滚翻匍匐等动作，很容易被战场上到处都有的明火引燃自焚，根本达不到杀伤敌人的目的，还不如手提一桶汽油冲锋更有效些。从战斗描述的敌军阵地遭到破坏情况来看，更像是遭到了中国军队火炮的攻击，而以当时十九陆军的装备，能够携行冲锋的火炮非迫击炮莫属。这也是一二八事变中仅有的对敌后方阵地实施奇袭的战斗纪录。 考虑到钱家湾正好在战线之后，日军的八九式坦克在这里开辟临时的停车场，作为向前方出击的前进基地和损伤后的修理所比较合理。而日军阵地被袭击后燃烧的纪录，也和日军记载八九式坦克遇袭一战的情形比较吻合。 由于材料的限制，对这次战斗的考证，只能进行到这个程度，但想象一下。 黄浦江畔钱家湾的日军坦克部队前进基地，暗夜中精壮的日军装甲兵们得意洋洋地加油装弹，准备第二天给河对岸的中国军队致命一击。双方的枪炮弹不断划过夜空，突然照亮了一支如鬼魅般出现在日军阵地后方，面涂焦油、身背斗笠的中国军队。不等慌乱的日军哨兵做出反应，一阵乱鸦投林式的迫击炮弹从天而降，把日军的前进基地炸成一片火海。被炸散了架的三轮摩托飞上半空，地面上的火焰顺着汽油的滴迹飞卷开来，一道火线直奔正在起动的日军战车油箱。剧烈的爆炸伴随着日军装甲兵的惨叫，巨兽一样的坦克顿时变成了大型火炬，把夜空照得更加灿烂，掩映出远处上海市区楼房大厦的影子…… 怎么有一种战争片长镜头的感觉？ 车桥之战中活捉的日本兵（1） 上 或许出于对精钢宁折不作钩的叶挺军长之敬佩，在日本考察抗战史料，于新四军的材料颇有偏爱。无奈，这方面的资料并不容易找到，盖新四军活动地区，是日军、国军、伪军相争的漩涡中心。相比几方而言，兵力、补给上处于劣势的新四军生存环境更加艰苦。再加日本老兵往往一见共军就称八路，结果颇有些战例发生在新四军的活动区域，却每每归之于“八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日本有个叫福山琢磨的老头儿，看到年轻人渐渐忘记战争的苦痛，觉得长此以往闹不好又忽悠出一个大东亚圣战来，那可不是玩的。于是，发愿收集资料，写了一套书叫《给孙辈的证言》，都是经历过二战的日本人的回忆。其中有一篇叫作《走向觉悟的证言——S?J先生访谈录》，里面相当详细地描写了这位化名S?J的日本老兵与新四军之间的战斗。 这位S?J先生在中国所用的名字是“山本一三”，他的回忆是这样的： 昭和19年（1944）三月六日，战斗在江苏省淮安县爆发。我的部队以不过两百人的兵力试图解救被新四军包围的一个小队级分遣队。但是，新四军出动的是兵力三千至四千人的大部队，将我们围困并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因为我们兵少，不得不向附近的村庄逃避。但是，新四军穷追不舍，我们遭到集束手榴弹的猛烈攻击，房子都起了火。这种情况下只好四处寻找逃生之道，因为日军残兵在被烧毁的房子里隐藏存身，新四军可能认为日军都被烧死，一度撤离。但是，当日军残兵试图突围的时候，终被发现，再次陷入重围。最后，我们十四五个人都成了俘虏。其中包括清水、宫本两个士官，还有梅村等。我们才知道攻击我们的是新四军在苏中的第一师。第一师的敌工部长陈先生是广东人，曾在日本留学，日语非常好而且待人宽厚，即便有所责备，态度也从来不会生硬…… 看这段描写，如果对照我国史料来看，我推测，山本一三参战并被俘的，应该是1944年3月，新四军发动的车桥之战。此战新四军为打通苏中苏北根据地的交通，利用日军抽调部队参加湘桂作战，兵力相对空虚之机，对日军据守的集中五个团展开的攻坚战。 对于车桥之战，在国内看战史资料时，我曾有两点疑惑。第一，车桥一度是江苏省临时政府所在地，国民政府的江苏省省主席韩德勤曾在此处办公，而且是日军分割新四军苏中苏北两根据地的重要据点。但无论中方还是日方史料，战斗打响时都只有一个小队日军，一个大队伪军驻防，兵力何其单薄呢？第二，守敌只有一个小队的日军（永山加强步兵小队附12名辎重兵），六十余人，为何战果包括歼灭日军四百六十余人，伪军四百五十余人？ 从日方的记载，对这两个谜才能略窥端倪。第一个问题不足为问。1943年从韩德勤手中夺取车桥后，因此处地理位置重要，而且有韩部原来修筑的土围子工事（日军在车桥最后的据点小围子工事就是当初韩部所修）日军在车桥据点原驻守六十四师团一个大队，伪军一个大队。只是由于豫湘桂作战的需要，日军从第十一军、第十三军中抽调八个师团参战，地方守备兵力顿时捉襟见肘，这样才将车桥守备日军兵力减少到一个中队。而由于新四军陈挺部在车桥与宝应之间积极进行骚扰活动，日军车桥、宝应守军十分恼怒，3月初调集主要兵力合作进行清剿，此时尚未归建。因此，车桥日军遭到攻击时，正是最为薄弱的时刻。 而攻击60个日军（最后还有二十人左右突围逃生）打出了460的战果，通过山本一三的描述，显然鲜明地带有了新四军指挥官的特色，那就是——围点打援。在行进间的部队远比固守阵地的部队抵抗力为弱，这个战术充分体现了消灭敌军有生力量的战术思路。此战，新四军的指挥官是号称“常胜将军”的叶飞，围点打援是其拿手好戏。此时还仅仅是牛刀小试，到了国共之战的时候，老叶玩这个战术更让国民党的将军们大吃苦头。而国民党将军们始终不悟。叶飞一生最后一次大战是东山岛之战，对上了国民党最狡猾的将军胡琏，当时胡上将已经将守军游梅耀团死死包围，却一心一意集中兵力，忙着在大陆援兵到来前全歼游团，结果被叶飞轻而易举抄了后路。假如胡琏不忙着歼灭游梅耀而是集中兵力伏击叶飞的援兵，又会是怎样结果呢？虽然是纸上谈兵，但国军似乎从来没有想过学习共军围点打援这个行之有效的战术，至死不悟。 言归正传，从山本一三所部的损失来看，新四军歼灭日军四百六十余人是可信的。因为日军增援车桥，先后出动了五批人马，都遭到新四军的痛击。很明显新四军是利用了日军分路来援，到达战场的时间差，打了一个缩微版的萨尔浒之战。 日军表面上看几路来援，气势汹汹，实战却打成了兵家大忌的添油战术。从山本一三所描述的情况看，他所部的日军，应该是从淮阴乘汽车来援的日军笹川大队所部一个中队，也是第一批落入新四军伏击圈的部队。他们被歼灭的战斗，被新四军称为“韩庄战斗”，中方纪录新四军战史对此的纪录是为“当第一批增援日军进至车桥以西时，遭新四军一师阻击部队的沉重打击，被迫退入新四军预设地雷区。新四军一师乘雷群爆炸奋勇出击，歼敌两百余人。”“遭第一团坚决堵击，迫其猬集于韩庄固守。5日晚，第一团等部对韩庄日军发起攻击，经白刃格斗，将其大部歼灭，其残部向西逃窜。”这些，都与山本一三的描述若合符节。而新四军中间一度撤围，并非误以为日军被全歼，而是因为第二批从琏水赶来的日军这时也进入了包围圈，叶飞需要集中兵力进行攻击。 车桥之战中活捉的日本兵（2） 下 这第二路日军是日军第七十二旅团山泽大队（新四军纪录为“三泽大队”）一部，由大队长山泽干夫少佐亲自指挥。因为兵力上新四军占据绝对优势而且熟悉地形，日军开路的装甲车陷入泥沼，后续部队被纷纷切断，最终日军山泽大队长被击毙（日本文献的描述非常古怪，这个大队长是“负致命伤”，这个，到底是打死了呢，还是负伤呢？让人没法弄明白，不过从后来军服都丢给新四军了来看，应该是打死了，否则负那样重的伤还要脱衣服，不怕伤风感冒转肺炎吗），其“一杠一朵花”的军服也被新四军缴获，残部掉头逃跑。此后，又有三路从宝应、淮阴等地赶来的日军先后遭到新四军的伏击。从山本一三所部二百余人的命运看，新四军此战歼日军四百六十余人，尚是个保守数字。 而此战的效果也显然体现了消灭敌军有生力量的好处。虽然车桥最后的约二十名日军是逃走而不是被全部击毙，但此后新四军对泾口、曹甸等地日军据点的攻击，就一路顺风，日伪军望风而走，再没有组织像车桥这样大规模的死守或增援作战。原因无他，当地日军总共可以调动的机动兵力不过七八百人，车桥一战被叶飞干掉过半，已经是元气大伤，无力再打一次这样的战斗了。 有趣的是，山本一三对他作为新四军俘虏的日子也多有描述。从其文中的蛛丝马迹，我推测这个山本一三，后来应该是在新四军中后来一直担任炮兵教官的，他也是日本反战同盟盟员，真名叫作山本敬一郎，被俘前为日军中尉，所谓S?J，不过是中文中“山本”和“敬一郎”的缩写罢了。在日本用这样的缩写，是很难有人猜出他的真实来历的。很多新四军老兵记得山本这个人，他的中文不怎么好，所以沉默寡言，但是每有联欢会，他都会用口琴吹奏日本民歌作为节目。 不管山本一三是不是山本敬一郎，他在这本书中描述的俘虏生涯都挺值得一看。 被俘的时候，山本根本就没有想到自杀报效天皇。这是为什么呢？且看他在书中的描述： 被俘之前，在部队里已经有“被共产党军抓了俘虏不会杀，如果愿意还会被放还”的说法。如果是这样，那么能活下来的话，溜到南京或者上海作点小生意，不是也可以吗？（翻译到这里，感到有点儿似曾相识，日军中的大阪第四师团颇有这种风格。一查，山本敬一郎祖上，果然是大阪人。虽然他本人不是出生在大阪，但看来“大阪商贩”的精神，可以隔代遗传的），我被俘的1944年，颇有些战友被俘又被共产党军放回来的事例。所以，当时一点儿要自杀的想法都没有。不过，放回来的都受到了军法会议的审判，有的被枪毙了。所以，被俘的士兵们之间商量说，要是死就没办法，要是能活呢，那就得琢磨怎么活下去不被枪毙。同时被俘的富山安寿郎、藤田丰出主意说我们可以报个假名，这样上边会认为我们都阵亡了。然后到南京或者上海开个澡塘或者饭馆过日子也很好。对此，大家深以为然，于是富山化名香河正男，藤田化名古贺初，我则化名为山本一三。 在新四军中，我们开始了“学习”的生涯。每天，有一位来自台湾的教官王先生来讲《资本论》、历史唯物主义，要讲两三个小时。我们对此毫无兴趣，姑且听之。奇怪的是，过了半年，看事情的眼光慢慢改变。不拿老百姓一针一线的“三大纪律”的纪律我们竟然也接受了，到老百姓家借宿，还会去帮老百姓扫院子。看来真是环境改变人。半年以后，我和清水、宫本开始为新四军作些事情，主要是从事日文新闻与宣传材料的翻译和印刷。材料来源很杂，显然新四军在南京上海这些地方也有很多细作。包括我们在高邮湖畔安丰的印刷所的设备，都来自上海。至于我们印的这些东西，则由新四军拿去散发。中间一度遭到日军扫荡，我们还搬到湖上去工作过…… 再后来？ 就是加入反战同盟呗，去延安呗，对日军老乡喊话呗，帮着共产党炮打汤司令呗……最后，他是回了日本，但是这本书出来的时候是2001年，看来他是到了晚年也“赤化”未改的。 莫非，这就是所谓的“洗脑”？ 似乎，这个过程，也挺有意思的。 南京保卫战中两支成功突围的部队 4-1南京战役中日军突破中华门——值得一提的是画面上这些气势汹汹的日军坦克并未能突破中华门，他们遭到守军用37毫米反坦克炮的反击损失惨重。 我曾写文涉及八十八师在南京战役中坚守雨花台一战，这也是这支精锐部队全军覆没的一战。 1937年11月下旬到12月上旬的南京战役，中国当时有最精锐的四支德械部队——八十七师、八十八师、三十六师和教导总队参战，此战除三十六师因为比较靠近后方保存了部分部队以外，其他基本损失殆尽。此战，中国军队数量基本等同于日军（以当时装备和部队素质，其战斗力应只有日军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而且多为淞沪战场下来的疲惫之师。以八十八师为例，已经补充了五次，人员素质下降很大，而日军为了攻占中国的首都已经杀红了眼。这样，战败不算意外，但很多部队的损失并不在战场上，是很可惜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负责防守渡江撤退通道挹江门的三十六师没有接到撤退命令，因此对到达防地的友军一律视作逃兵。唐生智所在的南京卫戍司令部上午还在命令坚守，下午忽然又下令总撤退，而且命令传达极为仓促，有些主官如八十七师师长沈发藻(一二八时候也是一员虎将)干脆逃跑了。许多机关和部队根本没接到撤退命令，发现情况不对，纷纷蜂拥渡江，是南京各部在撤退中损失惨重的重要原因。三十六师和其他部队甚至相互射击，自相践踏，造成更大的混乱和无谓的伤亡。出城后的部队也完全失去建制，撤退到下关的部队，大部分损失掉了。 但是，这次撤退中，却有两支部队得以较为成功的突围。 第一支，是邓龙光的八十三军（附叶肇六十六军一部），按照撤退的计划，各部主力应该向东方日军来犯方向突围，而这支广东部队奉命打掩护，在最后从下关方向撤退。但是，军长邓龙光看到各部已经混乱不堪，自己的部队根本不可能到达掩护阵地，到了也无从掩护，于是果断率部向东按总计划突围。 应该说唐生智毕竟是保定军官学校的高材生，在他没有失去勇气和理智的时候，指挥制定的计划还是比较有水平的。日军当时对南京是钳形攻势，东方除了雨花台等强攻的点上以外，空隙很多，从这里突围，的确有出其不意的效果，邓龙光按照这个计划突围，大约是当时最好的选择了。 值得一提的是，邓龙光是个典型的老广，打仗很有闲情逸致的，在前线还要用高丽参煲汤，给自己喝补身子，也给大家喝——他一五六师的老部下回忆，邓龙光部到淞沪的时候，战局已经很不好，刚到阵地就遭到日军猛攻。邓部署防御，然后说明，已经在给大家煲汤，汤好就送到阵地上，一时军心大振——老实说，这个军长滑头得很，广佬煲汤，没有七八个钟头不算靓，这七八个钟头守下来，日军的攻势，也该再而衰，三而竭了吧。 但是此战他很清醒，认识到关键时刻来了，有部下看到邓军长出发前把泡到一半的人参酒都给扔了。 虽然战术对头，还是和日军展开了多次激战，八十三军才得以突出重围，到达安徽屯溪休整。这支广东部队，后来成为万家岭大捷的主力之一。此战，邓所部突围部队中仅仅将级军官就阵亡了三名，分别是一五九师少将师长罗策群、第一六〇师少将参谋长司徒非、第一五六师少将参谋长姚中英。其中，罗策群师长是在突破日军战线时率先冲锋战死的，冲锋时对部下高呼：“弟兄们，跟我来，勿要做衰仔呀！”是为最后的遗言。 邓龙光部突围，是在12月12日夜间。一般的说法，认为邓龙光部是为南京守军中最后能够成建制突出重围的部队。 4-2南京战役中被中国战车击毁的日军汽车，这辆车上坐的是东京新闻代表团，著名记者浜野嘉夫当场被击毙。 但是，从日文史料中，我们发现，当时能够成功突围的，还有另一支部队。这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虎贲——第七十四军（也就是张灵甫整编第七十四师的前身）。 关于七十四军的突围，中国方面的记载比较简单，只是提到该军的两个师中，五十八师一部大约是12日下午随军长俞济时渡江撤离的，五十一师则是王耀武率领经过一夜抢渡，撤出了约五千人，武器损失殆尽。然而，在日军纪录中，留在包围圈中的七十四军残部，并没有坐以待毙。该部残存的六千余部队，在第二天向西侧突围，与日军展开激战后，终于得以突围成功。 这段史实并非孤证，可见于日本战史学家儿岛襄的《日中战争——南京到武汉》，以及岗绮溪子的《日中战争问题点检证》第69节“南京战”。 儿岛襄的著作中是这样描述的： 陷入包围的中国军队反应各不相同，但基本已经丧失战斗能力，幕府山中有大约一万名中国溃兵，没有食物也没有斗志，日本军队只派一个联队就轻易地解决了他们的武装……令人吃惊的是13日夜间，一支大约五千人的中国军队向西强行突围，丢弃了大量辎重后冲过日本军的防线。阻挡其前进的一个中队顽强战斗，不幸“全灭”。经过调查，这是中国军最为能战的七十四军所部。追击的部队错误地向西寻找，却因为该部突围后即转向南方而失去踪迹。 岗绮溪子的文章中，则是这样描述： 12月13日早晨，浓雾弥漫，向西侧突围转而南下的中国军队第七十四军与为迂回切断敌退路北上的第六师团四十五联队主力爆发战斗。深夜时分，日本军已经占领了南京城的大半，可说胜负已分，但是这支突围的约六千人的部队攻击依然炽烈，击溃第十一中队的阵地后匆匆逃走。 尽管时间一个讲13日夜间，一个是讲13日拂晓，但战斗的经过大体一致。因此，七十四军部队13日突围并成功，似乎应该是南京守军的最后战斗。而且，由于它选择突围的西方，正是日军重兵所在，战斗一定更加惨烈。失去指挥，面对一个联队强敌，败军阵中依然能团结杀出重围，还顺手消灭日军一个中队，这般打法，充分说明了七十四军的战斗素养，不愧虎贲之名。 只是，这次战斗中，中国军队的指挥官究竟是谁，这支突围后的部队何时何地返回建制，则是中方资料中无法查到的。这是此后多年战乱档案遗失造成的遗憾，还是战时混乱导致未能清楚记载，则是不得而知的事情了。 中国空军奇袭武汉之谜（1） 在日本文献中看到对于1939年10月3日中国空军空袭武汉的战斗描述，根据其主要内容可以判断，此战至少击毁击伤日机160架，击毙日军鹿屋航空队副司令官小川弘大佐、木更津航空队副司令官石川淡大佐等多名高级军官。 特别是日方提到，当时在场的日军海军“第二航空队”司令官塚原二四三将军在此战中负伤致残。由于他致残后无法继续担任海上任务，原来极有可能由他担任的日军海上机动部队司令官职务，改由他的同学，没有航空指挥经验的南云忠一担任。 南云指挥的中途岛战役，是日本海军在太平洋战争中的转折点。如果是塚原而不是南云担任指挥，日军很可能避免失败的命运，中国空军的轰炸造成意料不到的效果云云。 ５－１中国空军包括苏联志愿航空队使用的SB-2快速轻型轰炸机 日本记载翻译如下： 奇袭汉口基地 苏联送给中国的SB-2轰炸机神威大展，于1939年10月大举进袭了日本军占领下的汉口基地。中方趁机而入的背景是此时正值诺门坎事件爆发后日本的注意力集中在北方。当时日本海军的航母舰载机部队正以“第二联合航空队”的名义驻扎在汉口的空军基地，而且因为汉口机场拥有长达1500米级的跑道，停机坪也很宽敞，所以不仅仅海军，陆军的航空队也使用此机场。1939年9月末，汉口机场除了有140-160架的日本海军战机外，还有日本陆军20架的侦察机和联络机云集于此。可是，他们对中国空军的奇袭攻击完全没有任何察觉。 10月3日凌晨，以12架苏制图SB-2高速轰炸机为主力的轰炸机部队袭来，由于日本方面没有一架战斗机在空中执勤，防空炮火也没有准备，因此中方的SB-2驾驶员得以冷静实施轰炸。第一波轰炸是在6000米高空进行的。由于没有遭到反击，他们又降低到1400米高度实施了第二波轰炸。中方的12架战机虽然没有达到满载的10吨载弹，但全部炸弹都倾泻到了汉口机场。日本方面的飞机由于密集驻扎于此，遭受了严重的损失，燃起了熊熊大火。据统计日方的损失中，全损至少为60架，另有接近100架左右受伤，汉口机场的大部分飞机都被认定无法起飞。人员伤亡更甚，死伤者多达240名，其中司令官塚原四三（海军少将）负了左手被切断的重伤。九死一生的塚原在治疗中的11月15日晋升为海军中将，但由于失去左手，被认定不再适合舰队勤务，只好转任基地航空队的指挥官了事。塚原于1921年加入横须贺航空队，进入航空界打拼以后，历任“临时航空技术讲习部员”、“凤翔号副舰长”、“航空总部教育部员”、“航空厂总务部长”、“赤诚号舰长”、“航空总部总务部长”、“第二航空战队司令”、“第二联合航空队司令”等职，始终没离开航空教育与部队勤务。由于塚原丢了一只手（没法再继续在海上指挥舰队），因此无法胜任海军机动部队司令长官一职了。实在再也找不到塚原这样精通航空的人才，结果只好让虽然与塚原同届毕业（海军36期）、但却始终与航空无缘的南云忠一担任海军机动部队司令长官，可见中国此次轰炸在历史拐弯处产生了何等大的影响！看看丢了一只手的塚原，仍旧能继续在军中服役（虽然是被转到预备役去了），就可以了解塚原对于航空界实乃不可或缺的人才。如果不是这次轰炸负重伤，未来担任机动部队指挥角色的，将有很大可能性是塚原。在太平洋战争开战之时，塚原担任了第十一航空舰队司令长官，初战就奇袭轰炸菲律宾，在马来海战中击沉英舰两艘，始终奋战在腊包尔航空队最前沿，这也算是对他多少有些补偿吧。 回头再看汉口机场的时候，1938年10月3日那天据说补给飞机将从木更津航空队飞过来，塚原司令及下属军官都集中在战斗指挥所前，正在此时炸弹落下，实在是不走运得紧，以为是自己的飞机而毫无戒备之际愕然…… 这次的轰炸除了塚原以外，还直接造成了木更津航空队副队长石川淡、鹿屋航空队副队长小川弘的死亡。汉口机场原本是赛马场，经平整修建的机场。关于这次奇袭，坂井三郎在《天空的武士》一书中以《最倒霉的一天发生的事》为题有详细描述；而战史丛书《中国方面海军作战2》里面只提到中国空军的SB-2等扔下五十余枚炸弹，大多数落入附近水田云云，并未涉及日军飞机所受损失。 ——节选自《帝国制空战》，光人社2006年发行。 但在中方的记录中，我找不到1939年10月3日轰炸武汉机场的记录。记录中有苏联志愿航空队大队长库里申科曾经与中国空军一起空袭武汉，而且其殉难经过与日本王牌飞行员坂井三郎对自己此战中记录的中国空军殿后机过程十分吻合。然而，库里申科的死，很多文献记载是1939年10月14日，如果是那样，与这次空袭就对不上了。 补充两点： 1译文中“在太平洋战争开战之时，塚原担任了第十一航空舰队司令长官，初战就奇袭轰炸菲律宾、在马来海战中击沉英舰两艘。” 这击沉的两艘军舰可不是普通的玩意儿，一艘是三万一千五百吨的声望级战列巡洋舰反击号，另一艘是三万五千吨的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激战过俾斯麦号的威尔士亲王号，《大西洋宪章》就是在它上面签署的！两艘军舰被击沉的消息传到伦敦，丘吉尔接报后哀叹：这是对他“一生中最沉重和最痛苦的打击”。 2坂井三郎日本海军在战后幸存下来的最著名王牌飞行员，曾著有《王牌空中武士的回忆》，曾在中国《航空知识》连载，这里的文字就来自本书： 中国空军奇袭武汉之谜（2） 我清楚地记得1939年10月3日。这天，我读完信后就检查自己那架战斗机的机关炮。机场上，人们工作从容，情绪松懈。 机场的平静突然被控制塔传来的叫声打破了。接着，没有任何其它警报，四面八方就响起了轰隆隆的爆炸声，大地颠簸摇荡，响声震耳欲聋。“空袭”不知谁喊了一声，但没有必要。这时，所有警报器都尖叫起来，当然也是为时过晚，毫无用处。 轰炸开始前没法到隐蔽所了。炸弹愈来愈强烈的爆炸声，有如边疆不断的雷鸣。地面，烟尘滚滚；空中，弹片横飞。有几个驾驶员与我一起，发疯似的从机修车间往隐蔽所跑。我把身子弯得低低的，以躲避嘶叫着飞来的钢片。我一头向两个水箱中间砸下去,要不是动作快，恐怕连人影子都找不着了。因为附近一弹药撒了一机场，震得耳朵发痛，地面飞沙走石。 所以，若我有片刻迟疑，恐怕早就见阎王去了。附近的爆炸声突然停止，我抬起头来，看看发生了啥事。机场里，炸弹还在乒乓作响。透过爆炸声，传来人们痛苦的叫喊与呻吟，躺在我周围的人都负了重伤。我立刻向离我最近的那个驾驶员爬去。此刻我才感到大腿和屁股痛得像刀割，顺手一摸，血已把裤子浸湿了。伤口很痛，幸好不深。 我慌了，站起身来就跑，不过这次是向机场里跑。奔到跑道时，抬头向天上一望。头顶上有12架轰炸机在编队，它们飞得很高，至少在20000英尺的高度上大转弯盘旋。它们是俄国的CB双引擎飞机，是中国空军的主要轰炸机。不可否认，敌机的突然袭击达到了惊人的效果，打得我们措手不及，狼狈不堪。可以说，在敌机尖叫着俯冲投弹时，我们实际上没有一人事先知道。 看到机场上情况，我吃了一惊。 一架挨一架的停在那长长跑道上的两百架海军的轰炸机和陆军的战斗机，大部分在燃烧。一片片火焰从炸开的油箱中飘出，翻起滚滚浓烟。有些飞机的机身被弹片击穿后正在漏油，暂时还没烧着。火从一架飞机烧到另一架飞机，汽油淌到哪里就燃烧到哪里，整个长长的一排飞机全都变成了一团团暗红色的蘑菇云。轰炸机辟里啪啦像鞭炮爆炸；战斗机烧得呼呼啦啦，像一盒盒点着了的火柴。 我疯也似的围着燃烧的飞机跑，极想找一架没损坏的飞机。也巧，真还有几架隔开停着的“克劳德”没挨炸呢。我赶紧爬进座舱，发动引擎，甚至没等全部发热，就开着它向跑道冲去。 轰炸机正在渐渐升高。我径直追上去,把油门推到底，从这架不甘示弱的“三菱”;飞机获取每一点速度。起飞20分钟后才赶上敌机。 我没注意自己飞的是空中唯一的一架战斗机。很明显，这架轻武装“克劳德”对那12架轰炸机根本不是个大威胁。飞机下面长江边上的宜昌市，它仍在中国防卫部队的控制之下。倘若我在这里被击落，即使当场不死，落到敌人手中也有会生还的。 我从后下方接近，敌人全然不知。当炮弹通通通地发射出动时，敌机炮手打不着“克劳德”了。我尽可能靠近最后那架飞机，集中火力打左引擎。开火后我迅速爬到它的上方，看见那台被击中引擎冒出了长长的一条黑烟。它已掉离编队，开始下降高度，我掉过机头，想结果这残废，可是没能那么做。因为就在我向前推驾驶杆进入小角度俯冲时，我记起宜昌在汉口以西至少150英里，若继续追击轰炸机，就没有足够油料飞回基地，那就得迫降敌区。 拿有利的冒险与拿自己的生命和飞机开玩笑完全是两码事。继续攻击就是自杀，这种极端行为没有必要。我转弯回飞，那架俄国轰炸机是否成功地到达了自己的机场，不得而知。当然，最坏莫过坠毁在友军控制区内。 回到汉口机场一看，12架敌机所带来的重大破坏真难以相信。几乎我们所有的飞机不是被炸毁，就是被炸坏。基地司令的左臂被炸掉，他手下的几名上校以及一些驾驶员和维修人员，死的死，伤的伤。 猛烈的追击和战斗的激情，使我忘却了自己的伤痛，但从飞机上下来只走几步，便晕倒在跑道上。 ５－２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大队长库里申科 从我的推测来看，这架被坂井击伤的SB-2轰炸机，很可能就是库里申科大队长的座机。请看关于库里申科殉职一战的描述： 炸机大队大队长库里申科，率领机群奔袭日军汉口机场。在武汉上空与敌机相遇。在击落5架敌机后，库里申科的飞机左发动机被击中，他用单发坚持飞行。返航至四川万县上空时，飞机失去平衡，他尽力控制飞机超低空摇摆着避开居民区，迫降于长江水面。机组人的领航员、报务员和轰炸员都爬出机舱。当地民众亲眼目睹了这一惊险过程，纷纷跳入江中营救。惟有库里申科大队长因筋疲力尽，未能爬出机舱。20天后，人们才在下游猫儿沱发现了他的遗体。 在我国的资料中，后来也找到了相关材料，认为是10月3日、4日进行了两次空袭，使用的是DB3重型轰炸机，库里申科大队长在第二次空袭中阵亡。 但由于日期存在差异，而日本方面没有第二次空袭的纪录，这种推测只能是一个谜了，是我军把一次空袭作为了两次？还是日军把两次空袭合成了一次？ 逸仙舰殉国遗照浮出水面（1） 逸仙舰，是中国海军在民国时期自行建造的一艘大型炮舰，排水量1，560吨，装备HIH公司生产的150毫米前主炮一门，140毫米后主炮一门，76毫米高平两用炮塔四座，战斗力在抗战前的中国海军中仅次于宁海、平海两艘巡洋舰，排名第三。1937年9月25日，在保卫江阴封锁线的战斗中，逸仙舰被日军轰炸机命中，壮烈殉国。 说起逸仙舰来，今天很多朋友颇为陌生，甚至有人会把它和著名的中山舰弄混。实际上，这是两艘完全不同的军舰。 6－１中山舰原名永丰舰，是一艘日本三菱造船厂为清政府建造的海防炮舰，因孙中山在广州遭陈炯明暗算时以其为座舰，后改名中山舰，著名的中山舰事件，就是因它参与其间而得名的。1937年12月，该舰和永绩舰在长江金口执行布雷任务时遭日军轰炸沉没，舰长萨师俊战死。前几年，该舰被打捞后修复展出。 6－２逸仙舰，则是1931年，由叶再馥设计，江南造船厂建成的国产战舰，性能极佳，代表了当时中国造船业和军事舰艇设计的最高水准。叶是广东番禺人，英国格拉斯哥大学造船系和麻省理工学院的高材生，曾在平海舰的建造中纠正日方设计错误而名噪一时。当时，正是国民政府所谓“黄金十年建设期”开始之时。由于现有军舰多为清代遗物，为了保障海防，海军部长陈绍宽向蒋介石提出了一百艘军舰的造舰计划，并恳切地对蒋介石申明——资金方面，少编一个甲种师，几年就够了。蒋哭笑不得，内战正酣，不要说一个甲种师，连一个丙种团也少不得啊。不过，蒋并不是完全的死脑筋，在蒋桂战争中，他认识到了海军的威力。因此，蒋介石还是对海军建设提供了有限的支持。 这种情况下，海军方面得以在抗战前建造和购买一批新型军舰，包括宁海、平海、咸宁、民生、民权等，成为海军在抗战中的主力。逸仙舰就是这时建造的，也是这批舰艇中完全由中国自行设计建造的最大军舰。由于设计非常成功，江南造船所1936年曾开工建造一艘该舰的扩大型炮舰，无奈到日军攻占船厂，该舰工程仅完成不到一半，遗憾地被放弃了。 其实，逸仙舰也是一艘很有传奇色彩的军舰，它在江阴战沉之际，舰上飘扬的是海军部次长陈季良中将的将旗，标明逸仙舰是中国海军的旗舰。就在三天前，原中国海军旗舰平海号壮烈战沉，陈季良移旗逸仙舰，又遭到日机集中攻击。逸仙舰中部中弹，由于该舰没有装甲，一英寸的软钢船壳无法承受重磅炸弹的攻击，逸仙舰大轴被炸断，舰体大量进水，舰员阵亡14人，负伤8人（包括陈季良将军本人），终于倾斜沉没于鱼目洲岸边。赶来救援的驱逐舰建康号也遭日机围攻，中弹8发，沉没于龙梢港。逸仙被击沉后，陈季良中将再移旗舰于运输舰定安号，继续指挥战斗。 6－３陈季良将军，即在庙街借炮给苏联红军炮打日本领事馆，并率江享、利绥等舰与日舰对峙于黑龙江上达半年之久的海军宿将陈世英。1940年因在逸仙舰上所负创伤复发病逝，追赠海军上将。陈遗嘱中国一日不胜自己一日不下葬。其妻慨然为陈造水泥棺材一具，停灵五年，直到抗战胜利，才将其送回故乡福州安葬。 但逸仙舰的历史还没有终结。日军占领江阴后，派出打捞人员将其打捞出水，最初准备赠送给汪精卫政权。可是由于战争不断扩大，日军舰船捉襟见肘，于是毁约将逸仙舰尾部增加一层舱室，改做日本海军兵学校的练习舰，并改名为“阿多田”。1945年日本战败后，被迫将逸仙舰归还中国，并附赠了一套从装甲巡洋舰八云号上拆卸来的豪华柚木家具。逸仙舰重新列入中国海军序列。这番经历不可谓不传奇。 6－４抗战胜利后归还中国的逸仙舰，可见其尾部比抗战前高出了一层。 在写作《国破山河在》一书的过程中，萨结识了从日本播磨造船厂退休的平田先生。平田在抗战期间曾经担任打捞技师，经历过打捞平海、宁海、逸仙舰等中国海军在长江上的沉舰，手中有一些很珍贵的历史照片。征得平田先生的支持，我用他提供的照片写作了《矢尽弓折——日本照片中长江上的中国海军》一文。遗憾的是，当时平田先生告诉我他没有打捞逸仙舰时的照片。为此，我在文中对该舰的作战这样描述： 很遗憾，平田的画册中并没有逸仙舰的照片，他作了个侧卧的姿势，对我说，打捞的时候，逸仙舰是横倒在水中的。 逸仙舰，是中国海军另一艘命运坎坷的军舰，如果说宁海、平海舰从设计角度带有浓厚的日本风格，逸仙舰则从设计到制造都是纯粹的中国产物，它是以孙中山先生名字命名的大型炮舰（中国海军也称“轻巡洋舰”，但以其吨位，这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1931年在江南造船厂下水，排水量1550吨，其战斗力在中国海军中当时仅次于平海、宁海。江阴之战中，逸仙舰舰长陈秉清深知自己军舰防空力量薄弱，看到日机欺中国舰队火力弱经常低飞投弹，遂心生一计，将没有防空设计的150毫米主炮瞄向日军可能来袭的东方水天线处，待日机编队飞来，突然发炮。日机没有料到中国军舰有这样远射程的防空武器，未做规避，当即被击落一架（根据日方史料，似为第二联合航空队第十二战队的一架九二舰上攻击机，驾驶员寺田上飞曹）。 照片，就只好付阙如了。 《国破山河在》一书出版后，我特别携带一本去看望了平田。 逸仙舰殉国遗照浮出水面（2） 平田看得很认真，甚至在看到《矢尽弓折——日本照片中长江上的中国海军》一文中他提供的插图还有些激动。他很认真的问我，在平海舰中把自己反锁在舱中的那名中国海军军官，其身份和后人找到没有？我告诉他还在调查。平田伸出大拇指说，那个人是个好汉，我们当时都很佩服。 说着说着，平田讲：“我一直在等着你来呢。” “怎么？” “我这里又清理出一些当时的照片，你有兴趣吗”？ “有啊！是长江上的吗？” “是的。” 原来，当时石川播磨船厂有非正式的厂刊，内容范围很广。侵华期间，该厂在华有一批技工协助日本海军进行舰船的打捞和修理。因此，厂刊中有时也会刊登这些人发来的消息或者照片。这几张照片，就是平田处理旧杂志的时候，特意保留下来给我的。 说起来，这几张照片，都堪称珍贵。 6－５中国海军的沉船阻塞线 熟悉中国海军的朋友可能都知道抗战中我国海军由于战斗力弱于日军，曾在江阴、马当、黄浦江、镇海等地沉船锁江断航，形成阻塞线来阻击日军的进攻。阻塞线的真容如何，这张照片上可见一斑。 6－６中国海军在长江布雷，日军舰艇中雷起火(黑烟是炸点，白烟是烟囱出来的）。 这是中雷日舰的僚舰上拍摄的现场照片，但是日舰不敢太靠近，因为担心把自己也放进雷区。 6－７日舰在长江中扫雷，成为必修功课。 6－８打捞前拍摄的平海号巡洋舰，其烟囱和指挥塔之间受损的部位依稀可辨。 对比下图（打捞期间拍摄的）可以推测上面的图拍摄时间较早，因为当时长江显然还没有进入最低的枯水期。 6－９下图 但是，最让我感到激动的，还是下面这张照片。逸仙舰在弹尽力竭之后殉国的最后场面。 6－１０这就是横倾在鱼目洲旁边的逸仙舰 据我所知，这张照片应该是第一次展现给我国读者的。从这张残留的照片上，我们可以看出逸仙舰的线条英挺，造型可称优美，其精巧的指挥塔、突出的锚机清晰可辨。而前部150毫米跑的防盾似已被拆除，当初就是这门炮打掉了日本轰炸机。 从这张图上看，逸仙舰的外张并没有宁海、平海那样明显，叶再馥果然是高手，他设计出的逸仙舰，一方面适合征战长江，另一方面仍然适合在外洋作战。1934年，该舰参加过镇压福建起义的作战，1936年，逸仙舰奉命监视在福州进行大演习的日方舰艇，显示了该舰较强的海上机动能力。 平田先生说：“你看，我没说错吧，逸仙舰就是躺倒在水中的。”他一直为上次不能给我提供一张逸仙舰的照片感到遗憾，这回如愿以偿了。 我说：“谢谢。” 6－１１逸仙舰最后的照片，可见其火炮已经换成了美式4.7英寸炮。 实际上，逸仙舰在抗战胜利后的生涯也颇有传奇色彩。该舰1946年归还祖国，随即进入海防第二舰队服役。1949年解放军渡江之时，该舰停泊在江阴炮台下，一度被迫对解放军打出白旗表示投降。但随后该舰利用夜暗逃脱到上海。1954年，该舰与解放军各舰展开激烈炮战，人称猫头洋海战，开大陆与台湾交手中大舰对锤的先河。 1958年，逸仙舰退役。1959年，该舰被拆船商买走解体，这一次，逸仙舰真的从历史中消失了。 俱往矣…… 是谁把出云舰打了个“透心凉”（1） 作为中国人，对于“撞沉吉野”多半颇为熟悉。不过，这句口号和那可恶的吉野舰真正为人们耳熟能详，要到电影《甲午风云》播出以后。抗战中，有另一艘军舰让中国军人恨得咬牙切齿，那就是日本海军出云号装甲巡洋舰，“击沉出云”的口号可不是出自电影。 在日本海军中，出云号装甲巡洋舰的经历可谓传奇，曾参加日俄战争和两次世界大战，并担任过日本天皇的座舰。在对华战争中，停泊在上海外滩的出云舰被日军指定为驻华舰队旗舰，长期在黄浦江、长江活动，以其重炮掩护日军对中国军队的进攻。无论是从实战还是象征意义上说，中国军人把它恨之入骨一点都不奇怪。 然而，这艘出云舰却出了名的运气好。淞沪战役中，中国军队为了击沉出云可谓不遗余力，海陆空全线出动——空军，九大队谢莽等部轰炸出云，甚至出动了蒋介石的座机驾驶员衣复恩参加攻击；海军，电雷学校的史可法中队悄悄进入黄浦江发动雷击，其勇敢果决被日方历史专家濑名尧彦写入了自己的作品《扬子江上的战斗》；陆军，虽然缺乏能够得着的武器，也曾用山炮奇袭出云，希望侥幸成功（根据日军记载，出云还真挨过中国陆军这样的“三分线外投篮”，颇有死伤）；甚至青红帮都曾帮助中国军队物色了一个“能潜水三天三夜”的水鬼，带着定时水雷爆破出云…… 不幸，尽管使用了各种攻击手段，直到淞沪战役打完，出云舰还是长命百岁地活着，这艘老舰的运气让中国军人七窍生烟，几乎怀疑它练过金钟罩或是红灯照，要不怎么刀枪不入啊？ 事实上，出云舰在这种猛烈的攻击下确曾多次被击伤，但是都能仗着结构坚固很快修复。该舰顽强的生命力可说是英国舰船设计和钢铁工业的骄傲——出云舰是1898年由英国阿姆斯特朗公司建造的，这家公司也为中国建造过军舰，邓世昌指挥的致远号巡洋舰，就是它的早期杰作。 然而，根据日本记载，在对华战争中，这艘运气极好的出云舰曾有一次遭到中国海岸炮兵的重创，不但被击穿了一个透明大窟窿，而且不得不撤回日本大修。 日本军事杂志《丸》2005年第3期（总第707期）登载了一篇追忆出云舰的文章，名为《雄壮，老舰出云桅顶军舰旗飘扬》，其中就对这一战有所描写。 根据日方描述，这次战斗并非发生在淞沪战役期间，而是淞沪战役结束一年多的事情。记述如下： 昭和14年（1939）一月，旗舰出云曾经为了配合对杭州湾周边地区进行扫荡，出动执行对岸炮击任务。 当时，出云舰长为原田清一大佐，出击时的僚舰是‘妙高’号重巡洋舰，还有一艘驱逐舰跟随。中国军队在山腹建筑有炮台，三舰使用200毫米、250毫米的主炮对中国军队的炮台进行炮击。敌方炮台同时开炮还击。压制炮战持续了几个小时，结果不幸的情况发生了，敌方一发重炮炮弹击中出云。炮弹从后甲板右舷，舰长升降口附近穿入舰体，这颗200毫米重炮炮弹的爆炸竟然贯穿到反方向的左舷，在左舷吃水线上一米处的装甲板炸开一个直径半米的大窟窿…… 此战后，出云舰带着伤亡人员撤回上海，由停泊在黄浦江的朝日号修理舰进行紧急抢修。因受伤过重，被迫返回日本佐世保军港进行大修。 根据文章中的线索，可以看到此战的描写参考了海军十三年会的会刊《十三年樱》的内容。《十三年樱》中，除了出云舰长纪录为吉富説三大佐外，与此文基本一致。 从一舷直炸到另一舷，还炸出半米见方的大窟窿，只怕出云后半舰体内部都成了爆肚炒肝，难怪要回日本本土修理。看来，这一炮让出云舰负伤不轻，总算可以让在上海追炸出云三个月，却不见成果的官兵们出口恶气。 遗憾的是，日方文献上，并未记录这次战斗的具体地点（《十三年樱》中此文作者已经作古），而中文文献中，也没有炮台击伤出云舰的纪录。 如此，查找此战在中方的记载就颇为困难了。 针对这种情况，我采取了排除法来推断战斗发生的地点。既然战斗发生在杭州湾，根据地图可以看到，淞沪战役结束后，杭州湾北岸从上海到钱塘江内河入口盐官已经全部被日军占领。因此，这次战斗只能发生在杭州湾南岸。 是谁把出云舰打了个“透心凉”（2） 而另一个条件，也能有所帮助。那就是，这个抵抗日军的地点，必须具有200毫米以上的大型海岸炮。 在杭州湾，符合这个条件的，只有乍浦、定海、镇海三处。其中，乍浦炮台的清代购进的克虏伯重炮保留至今（重炮使用寿命较长，甲午战争中清军在旅顺被俘的重炮，日军在台湾作为海岸炮一直使用到二战结束）。不过，乍浦在1937年11月23日即沦陷，此炮未能发挥作用。 定海的一次战斗，和此战时间上颇有相近之处。 根据定海县志记载，1939年2月5日中午，三艘日舰突然窜入定海港内，用小艇登岸未逞后，日寇就疯狂地用军舰炮击定海东岳宫一带，炮轰一直持续到翌日早晨。 这和出云舰的纪录时间相似，军舰数量也符合。然而，我不大认可此战发生在定海。盖定海位于舟山岛上，其震远炮台根据记载有过清代安装的210毫米大炮，可是此台早废。抗战中因我国没有制海权，对于孤悬海外的定海一旦开战无法加强，因此一直不是防御重点。定海沦陷前只有守军千余人，多数为地方杂兵，其炮台年久失修。这样的防御态势，很难想象可以与日军三艘大舰激战数小时之久。事实上，中方资料中对这次日军的袭击，也没有记录炮台曾经还击。 感觉上，这一战发生在镇海的可能性更大。 镇海是浙江海防重镇，1884年中法战争中，吴杰、薛福成等曾指挥炮台和南洋水师南瑞、南琛、开济各舰，在此处力战法军舰队，是我国海岸防御作战中少有的胜利之战。抗战前，此地设有镇海要塞区，是海防重点，1932年设海军镇海炮台总台于小港，有官佐106名，士兵1579名，分驻镇海要塞区各炮台间，隶属宁波防守司令部，下属弹药库、观测所、探照灯台、修械所等。并有镇海炮台掩护部队一个团。1934年抗日战争前夕，民国政府国防部请德国军事顾问佛采尔拟订《宁波区海防设备实施计划》，构筑永久工事。工事计划分二期完成。1936年抗战前夕，除原有宏远炮台外，另在青峙钳口门炮台山建新镇远1、2、3、4台，为钢筋混凝土构筑，并配高射炮队。镇海炮台装备240毫米、210毫米大炮，每门储存炮弹200发。抗战开始后，曾以轮船沉塞航道，并通过海军布雷队进行水雷布设，可谓防护森严。 遗憾的是，镇海守军的作战记录中，缺乏与日舰报告相符的战斗，只有两次战斗有些相似。 一次是根据《镇远县志》纪录，1938年9月22日，日巡洋舰1艘炮舰数艘来犯，向炮台发炮百余发，炮台还击，击伤巡洋舰，击沉小艇数艘。 另一次是1940年7月17日，日军上海第三舰队所辖海军陆战队在镇海登陆，炮台守军顽强抵抗，击伤日舰一艘，后力战到凌晨逐渐不支，宏远炮台弹药库被毁，日军上陆攻占镇海县城。幸而驻防附近的一九四师陈德法部和从上虞赶来的十六师一部赶来增援，才将日军赶下海。此战共击毙日军三百余名，我阵亡六百余名，但终保镇海不失。 这两次战斗的时间和作战过程，与日方描述都有出入。 更大的可能是在一次中方没有记录战果的战斗中击伤了出云舰，因为从1937年9月到1941年4月镇海沦陷，日军战舰飞机屡次来犯，镇海炮台与敌交战纪录40余次，很多战斗无法核实战果。 看来，究竟谁是击伤了出云舰的英雄，依然是一个谜。这次战斗的详细情况，还有待于更多的史料的面世。而出云舰的最后下场则是于1945年7月24日在吴港被击中翻沉。 逃出七三一（1） 7－１侵华日军七三一部队遗址 如果看过电影《黑太阳731》或者森村诚一的小说《恶魔的饱食》，可能都会对日军罪恶的细菌战部队——由石井四郎指挥的七三一“给水防疫”部队产生深刻的印象。这支部队，因为大量使用中、苏、朝抗日人员和普通百姓作为“马路大”进行细菌试验和活体解剖而臭名昭著。 七三一部队的旧址今天已经成了纪念馆。在日本投降前夕，日军在这里进行了大屠杀。按照日方记载，被送入七三一的“犯人”们曾经机智地进行过各种反抗，但是最终无一能够逃脱死亡的命运。这是因为，慑于人体试验可能带来的舆论冲击和法律审判，日军对送入七三一的人员管理极为严格，严密的监视与不断的试验死亡，使“马路大”们完全没有逃脱的机会。 然而，在一次搜索东北抗日联军资料的过程中，我却意外发现，在七三一部队的手中，确曾有四名中国抗日组织人员，成功地逃出了魔掌。而且，他们的逃生，还带有国共合作，共同抗敌的色彩。 根据刘天光1986年整理的《杀人魔窟——三岛理化研究所》一文描述，这四个成功逃生的人，分别是：国民党吉林省党务第三督导区108支部书记长李广德和党员何家训，110支部书记长张人天，以及中共党员、抗联侦察员李遇迟。 七三一部队在佳木斯市万发屯东北驻有一个特别分队，对外称为“三岛化学研究所”，李广德等四人，即被日军关押在这里。1945年8月12日夜，由于苏联红军逼近牡丹江，日军对这里的在押人员进行了大屠杀。为了杀人灭口，连在此处为日军担任做饭、看守的四名白俄与一名朝鲜人也被一并枪杀。 在8月12日的时候，日军执行的屠杀计划堪称周密。自从苏联红军开始对日作战，看守已经两天没有给李广德等人任何食物，以消耗他们的体力，避免可能遇到的抵抗。执行屠杀的是桥本喜一郎等五名富有杀人经验的日本武装特务。他们按照计划分别负责对18间双人牢房的屠杀，第一轮枪击后交换负责的监室，再进行第二轮射击。 李广德在为黑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提供当时详情的时候，依然能够回忆起，日本武装特务当时在走廊里喝令，“米那，他带”（都有，站起来）“奥马艾，他带”（你，站起来），然后，就开了枪…… 今天我们都知道在商界日本人的认真是何等有名，但这种认真如果用在罪恶之上，大体就是这样的结果。 然而，这四名抗日志士却在这场大屠杀中死里逃生，成为至今所知落入七三一部队手中后仅有的幸存者。 四个人中反应最快的是张人天。作为有军事背景的地下工作者，他在日本特务开枪的瞬间作了一个摆动，结果左臂中弹。在日本特务进行第二轮射击前，张机智地钻到同一囚室已经死亡的难友何振国尸体下面，并用受伤的手臂挡住头部。日本特务的第二轮射击，又有一弹击中他的手臂，但大部分打在了何振国的尸体上。张其他部位没有中弹，是四人中负伤最轻的。 何家训先中了两枪，还在挣扎中日军第二次射击，一弹击中其头部，左进右出，带出了四颗牙齿。何血流满地昏死过去。事后发现，这一枪仅仅给他的两腮各穿一洞，并没有伤及其他器官。 李广德和李遇迟在同一间囚室。因为两人在对付日方审问时“态度狡猾”，所以日军对其恨之入骨，竟对其将子弹打光。两个人每人都挨了八颗子弹，李广德的一条腿齐膝盖打断，李遇迟胸部被击成重伤。不可思议的是，两人竟然在这种情况下都活了下来！ 日军屠杀后，大约从事这种残杀毕竟心中有所畏惧，加上苏军进展神速，特务们并没有敢于进入牢房检查，仓促间也没有找到预先准备的汽油焚毁该处建筑，随即匆匆撤离。 当时幸存下来的五个人（还有一个是何家训同一间囚室的赵连青），谁也不敢发出动静，一直装死熬到天亮，确认日本人已经走了，才开始逃生。 这时，五个人的行动各有不同。 张人天率先设法凿开了囚室的墙壁，这时别的囚室没有任何动静，他认为自己是唯一的幸存者，把被子搭在墙上（墙顶有电网），翻身而出，逃走了。 李广德和李遇迟两人受伤沉重，动弹不得，自揣必死，于是沾着鲜血在囚室的墙壁上写下标语，以留给后人。 何、赵二人带伤挖开囚牢，已经是13日。他们没有马上逃走，而是扶持着来寻找其他生存下来的人。他们发现了还活着的二李，但是无力帮他们打开囚牢。这时，李遇迟又昏迷了过去。李广德对何、赵说：“我已经不行了，李遇迟也不行了，这里不可久留，不要为我们这两个没用的人，让我们民族的力量再受损失了。” 何家训、赵连青含泪而去。或许是因为内脏受了伤，能支撑着前来救人的赵连青，却连大门都没走出去就突然死去。何家训在13日下午逃出。 李广德不堪忍受痛苦，勉力用自己的床单拧成绳圈，挂在窗户上想自尽。不料，却被苏醒过来的李遇迟救了下来。李遇迟当时四肢都几乎不能动，用牙齿撕扯李广德，将其从窗户上拉了下来。 说来，李广德和李遇迟的关系有些特别。两个人都对各自的党十分忠诚，因此虽然最初作为难友关系很好，一旦发现对方属于“异类”，立刻变得冷若冰霜。在同一个小小的囚室，两个人经常背对背坐着，互不理睬。 在重伤的情况下，两个人都去写标语，李广德写的是：“还我河山”、“中国国民党万岁”；而李遇迟写的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 可是，一旦面对日本人，两人立刻统一起来。 逃出七三一（2） 这里面需要谈到另一个话题，就是他们能够生还，与入狱的时间和表现，颇有关系。李广德等人是1945年5月23日，日本特务机关“晓工作”大逮捕中被捕的，因为表现坚强而被送到“三岛化学研究所”。这个所谓的“三岛化学研究所”，实际是日本伪满三江省地方保安局与七三一部队的交接地，送到这里的“犯人”，会受到进一步的逼供。如果不供，就会被作为“马路大”送往哈尔滨平房的七三一本部，绝无生路。 而招供呢？ 苏军15日占领佳木斯后，在“三岛化学研究所”院内，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埋葬坑——所有招供的“犯人”，都被埋在这里，其中很多被砍掉了头。 李广德、张人天等人，如果招供，肯定也是这埋葬坑中的一员，而如果被捕时间更早，大约已经被送往七三一本部了。事实上，在苏军进攻东北之前，日方已经停止了李广德等人的审讯，并改善他们的伙食，目的就是让他们的身体恢复到可以进行人体试验的水平。也正是因为这段改善伙食，使本来身体虚弱的李广德等人得以有体力熬过中弹负伤后的艰难时间。 而李遇迟被捕于1944年，他是1941年随周保中等撤退到苏联的东北抗联人员。东北抗日联军领导人和部分骨干撤退到苏联后，被改编为教导旅进行整训。但此后苏日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苏联承认满洲国，对抗联回国作战设置了种种无形的限制，抗日联军在东北的活动进入低潮。进入1944年后，随着国际形势变化，苏联感到对日作战可能性大大增加，方才开始支持抗联部队重新进入东北活动，但同时将抗联的主要任务局限于协助苏方收集日军情报。但是由于抗联行动有一段中断的时间，苏中边境地区日军已经大大加强，抗联在行动中损失很大。李遇迟就是一次越界行动中负伤被俘的。 按照时间来说，李遇迟早就应该被送往七三一部队本部了。但是他对敌斗争经验十分丰富，即不妥协又让日军总感到他身上有价值可挖，于是一拖再拖，直到日本投降也没有把他送走。 在一致面对日本人的时候，李遇迟传授李广德进行斗争的策略——对于酷刑一定要抗，直到抗得实在痛苦不堪，再进行交待——交待什么呢？ 交待几个“垫背”的，就是铁杆汉奸，但是一定要到挺不住了的时候再说…… 没有狱中经验的李广德，就用这个办法，“经过痛苦的思想斗争”，供出了两个最招人恨的伪满警察。结果这两个“隐藏很深”的家伙几乎被日本人打死，从此不得重用。而李广德借此得到喘息恢复的时间。 这一次，关键时刻，又是李遇迟救了李广德，对他说，你才22岁，中国要做的事儿很多…… 李广德深受感动。两个人互相帮衬，终于在14日晨挖开囚室，逃了出来，并放火引来周围百姓，将他们抢救了下来。 李广德、张人天、何家训、李遇迟，可能是从七三一部队魔爪中逃脱的仅有的几个人了。 附：几人此后的生涯及其他 李广德，被当地学生李长青抢救到启哲医院脱险。胜利后他不满国民党出关人员的争权夺利，感动于李遇迟的帮助，改投共产党门下，成为长春城中的一名敌工人员，曾为保存杨靖宇将军、陈翰章将军的遗首，以及争取六十军起义作过贡献。解放后李广德曾因历史问题被劳改，释放后多年上访，终获平反。 张人天，逃出后略作治疗到哈尔滨和齐齐哈尔寻找国民党接收人员，后在国民党于东北组建的地下挺进军中担任军事指挥，曾在三江与民主联军作战，下场不明。 何家训，感于光复后东北的混乱无意仕途，回乡劳动，最后一次公开出现是在审判日本战犯的法庭上，指证指挥了五二三大逮捕的日本高级特务沟口嘉夫。沟口后被人民法院判处15年徒刑。 李遇迟，被救出后即转交苏联远东军佳木斯驻军司令部，此后情况不明。 在写作这篇文章时，有一些意料不到的史实让我颇为惊讶。以东北的抗日活动而言，因为即便在张学良时代国民党也不曾对东北有多少染指，因此从来认为国民党与东北的抗日活动没有很多关系。事实上国民党方面在1934年即派出一批干部深入东北展开地下活动，其中以东北党务专员办事处主任罗大愚（原名罗庆春，化名魏先生）活动最为积极。在长达11年的时间里，罗始终在东北敌占区活动，屡次组织被破获，屡次重建，与共产党方面亦有联系。牺牲虽大，成果也大，他甚至发展伪满留学生组成了在日本的调查组，传回大量重要情报（日本调查组负责人、中统东北调查室哈尔滨分室主任伊作衡1943年被捕就义，临刑吟诗曰：“杀身应取义，轻死赴国仇。”），长春的大学生则研制自动放火器，多次袭击日军仓库和机关。 1945年5月23日，曾多次躲过日寇搜索的“不死鸟”罗大愚亦被捕。在这次大逮捕中，被捕的国民党地下抗日人员达二百余人。罗被捕后有气节，不屈且在监狱中制作地下抗日刊物悄悄传播，一直坚持到日本投降。 光复后，罗和国民党方面在东北的地下组织人员都被排挤，仅担任辽北省党务专员，后去台湾，1973年去世。 事实上，在东北沦陷的14年中，不但有国共在组织抗日，东北民众自身的抵抗也一直没有停止过。甚至还有这样的事儿—— 在整个日本侵华战争期间，辽宁省朝阳境内，有一片由当地豪强（一说土匪）据守的土地，始终不曾向日方低头，任日军多次讨伐，烧掠而无法征服，被称作“中国地”，这块约两百平方公里的“中国地”（相当于三个圣马力诺）一直坚持到了抗战胜利，是东北唯一没有沦陷的中国领土。 历史似乎充满了不可想象的事情。 土八路说日本话 曾经对抗日战争影片或小说中的一种描述不屑一顾，那就是土八路居然能冒充日本兵。这是因为在日本生活了一段时间，发现日语是一门非常难精炼的语言，它的发音、变格等微妙之处极多，如果不是真正的日本人很难说得天衣无缝。即便是在日本呆了十几年的中国人，开口说话不用三句对面的日本人就会恭维起来——“您的日语说得好极了！” 换句话就是说你讲得再流利也听得出你是外国人。 要说德国人冒充美国兵我们信，阿登森林突破战斗他们的确这样干过。这是因为美国人祖上属于典型的“杂种”，说的是美国人本来就是移民，他们的血统、文化、母语来源五花八门。而且美国是个很大的国家，所以美国人的英语也讲得形形色色，五花八门。拉丁系的美国人有的连英语都说不利落，可确实是纯粹的American如假包换。当年我在汉莎公司底下干的时候，经常看见古板的德国人忍不住帮美国同事修改英文邮件中的语法错误。 所以德国人冒充美国人一点儿也不困难——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英语可能比美国人还标准呢。然而日本可不一样，日本的地方小、民族单一，自古好几百年了没有什么移民。所以日本人的语言相当统一，东京和大阪，对比于中国相当于北京和上海，东京人和大阪人之间虽然听得出口音，但绝对没有交流问题。然而如果让北京大哥听阿拉讲上海话，基本就是要找板砖的感觉。 在上世纪30年代，精通日语的人更少，连鲁迅这样号称日语流利的，今天看他的日文信件，都有惨不那个啥之感。既然如此，连高小学生都当知识分子看待的八路军里面，谁能有那么好的日语，冒充日本兵都不被发现呢？ 然而，和当年在冀中做过敌工工作的老八路朱占海部长谈起来，老人说冒充鬼子这种事一点儿也不新奇。朱部长当时在任丘等地活动，敌工部的人经常把鬼子的电话一掐，连上话机就跟鬼子讲话套情报，也确实有武工队员或者敌工队员化妆日军活动过。 怎么学的？反战同盟的日本八路教的呗。“也没觉得有什么特别难学的。” 唉，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萨赶紧请老爷子多讲讲。要知道当时我刚到日本不久，若是从老爷子那儿学个什么日语速成法，可是不得了的收获。 你们现在学不了我们那个水平。 老爷子摇头。 为什么？难道我们大学科班出来的还学不过您一个高小毕业的？后半句话我没敢问出来。 你们学不好，就是少挣俩钱儿，我们学不好的，都牺牲了。 默然。 其实，朱部长后来说，当时化妆日军，主要是吓唬伪军的，碰上鬼子多半是意外遭遇。土八路学日语的时候，很多人连日文的字母有多少个都不知道，纯粹是硬背下来的。也就那么固定的一些句子能以假乱真，以外的纯粹一窍不通。比如，鬼子要问八路是哪个部队的，八路能旅团、大队、军衔一路说得极流利，问老家是哪儿的，也能对答如流，连村里有个菩萨庙都能说出来。要是鬼子问你喜欢吃生稠鱼还是烤鱿鱼，那就全完了。 “倒是没有鬼子问过这样的问题”，朱部长说，“他们的性子是一根筋”。 “那万一有哪个鬼子特别，这么问呢？”萨把刨根问底的精神发挥到极致。 “那还用多说吗？掏枪就打呗，大不了一个换一个。”老头苦笑。 事实上，我可能真的是有点儿小瞧了当年的土八路。前几年听影视界的朋友说有人想改编《敌后武工队》，兄弟赶紧插嘴，说您有机会可得劝劝，没那个金刚钻，千万别揽这瓷器活。那《敌后武工队》是谁写的？冯志啊，冯志自己就是老牌子的武工队员，里头可以说每一个细节都是从真实的战斗中提炼出来的，加上活下来的武工队员哪个不是人尖子，他的作品能拍出原汁原味，你就是大师了，改编？最好先称称自己的分量…… 人家说了，论生活咱们比不了人家老武工队员，论文化，恐怕还是可以和冯老扛一扛。 8－１敌后武工队的作者冯志，本人就是冀中九分区武工队的小队长，当年是有名帅气的神枪手。 这话还真没法说，至少，仔细看《敌后武工队》，单是里面土八路说日本话的情节，就反映出冯老深厚的语言功底来。 《敌后武工队》里面的武工队员，不时露出几句日本话来，比如辛凤鸣向李东山要“大巴勾”（日语：香烟），魏强在饭馆冒充日本兵叫菜：“酒的，肉的，大古桑”（日语：大量的）这些都真实地反映了敌后斗争中知己知彼的重要性。 第十四章，写到武工队员贾正和刘太生在新安村刷标语遭遇夜袭队。刷标语这一段，刘太生质疑贾正不知道自己写的是什么，贾正不服气，就有如下的描写：贾正将手里的麻刷朝刘太生提的灰浆桶里一扔，咚的一声，溅了刘太生一胳膊灰浆。他背冲墙，张开缺少门牙的大嘴小声地念：“洼里洼里洼，森搔尼寒獃斯路！”“呦！这不是我们优待俘虏的那句日本口号！要这样，我还能念呢！”他们边写着标语，边朝西移动，待所有的墙壁写完时，他们也来到了新安村的街西口。 其中这句“洼里洼里洼，森搔尼寒獃斯路！”相信大家大多一笑而已，“洼里洼里洼”，这明摆着是忽悠嘛。 但，我仔细地按照日语读音把这行字一读，竟然是一条真正的抗日标语！ “洼里洼里洼”，是日语“われわれは”的拟音，意思是“我们”。“森搔尼寒獃斯路！”则是“我々は、戦争に反対する(反对战争），连起来就是：“我们反对战争！”和刘太生随后说的““呦！这不是我们优待俘虏的那句日本口号！”正好吻合。 而冯老对贾正这一段半吊子日语一句解释都没有，可见老爷子笔下的东西里面伏笔有多少，要改编他的东西可不是玩儿的。 朱部长也承认，虽然当时要求每个八路军都要会57句日语，但大多数土八路，如果不是做敌工工作的，日语都和贾正差不多。1944年后局部反攻，经常出现八路围着鬼子炮楼用日语喊话的情景（没有炮，一下子打不下来）。土八路对日本炮楼喊起话来，南腔北调，敌工部的日本八路经常抱着脑袋哀叹，说这些唐山味儿的冀东日本话，保定味儿的冀中日本话，只怕里面的鬼子和伪军没一个能听明白。 那还喊什么呢？我问。 朱部长说，话不能这样讲，事后从日本俘虏那儿知道，这种变了调的八路式日语喊话，与反战同盟正规的日本工作员来喊话，效果竟然相差不多。 原来，鬼子炮楼里，一听到正宗的日本人在下面喊话宣传，指挥官就会大骂“反贼”，勒令射击，用枪炮声压住对面的喊话，于是宣传的内容也就听不到了。而如果是土八路说日本话，日军指挥官总是听不懂，不知道他们在喊什么，往往也就不会射击听之任之。然而日本人好较死理，越是听不明白越要听，使劲琢磨八路在喊什么。 有时候还真让他们给琢磨明白了，还要彼此交流一番。 于是……八路的宣传效果，也就达到了。 日军伤亡一千七百余人的激战（1） 反攻潮州，日军伤亡一千七百余人的激战 广东人中，潮州人自古有“硬汉”之称。然而，在我的记忆中，抗战史上日军攻占潮州，汕头都是一笔带过，似乎未经激烈战斗。日前，在日本购到《给孙辈的证言》丛书第18辑，晚上小女入睡，尚无倦意便拿来一翻，发现其中原日本陆军士官丸山菊夫（84岁）所写《仲秋作战中的负伤弹片摘出三十余》一文，发现这个观点或许需要修正。在丸山笔下，为了潮州的得失，中日两军曾反复争夺，日军为此付出了一千七百人以上的伤亡。以下就是这篇文章的内容，文中的“我”当然是丸山： 昭和16年（1941）3月10日，作为南支派遣军潮兵团的预备人员，我被召集入队，在熊本市下河原公园集合后，渡海编入南支海岸地独立步兵第一百大队。随即参加了攻占潮州的战斗，因为战况激烈，入队后不到10天，与我同来的战友即有20名战死。 占领潮阳后，我被选拔参加一年的干部教育，地点在广东白云山南麓中山大学的校舍，而后重新归队。此后，即作为驻汕头的潮兵团直辖部队的一员参加了羊蟹作战。此战中，中国军队为了夺回蟹目山阵地，在迫击炮的支援下执拗地发动了多次激烈的反击，激战中山石被炸得乱飞，暴露出山体的岩脉来。雨在不停地下，无处不是潮湿积水，作战极为困难。损失了大量的人员，机枪等兵器也被敌军夺去，这一仗，事实上我们是被打败了。 随后，就是仲秋战役。昭和18年（1943）9月10日，中国军队在揭阳集结后，再次发动有组织的反攻，不久就攻占了前线小松部队的主要阵地。因为前线动摇危急，所在部队的本田义宏中队长为求逆转战局，命令我“单身潜入敌后进行侦察”。在激烈的炮火中，我深入敌阵潜伏下来。在侦察敌情的时候，却目睹了令我难以置信的一幕。已经被俘的11名日本兵，被中国军队用枪逼着向日军自己的阵地乱枪射击。兵团部的平田参谋（可能是下令者——萨评）此后一直表情严峻。 兵团总指挥请求空军支援，在飞机的支持下，终于渐渐收复了称为“要塞”，“难攻不破”的厚茈坳阵地。然而，此战我军付出了战死七百人以上，负伤千人以上的代价。敌我双方的尸体死亡枕藉，残肢混杂，甚至无法举行火葬的仪式，只好掘大壕沟将其掩埋。 10月13日深夜，风雨大作，为图在这次“反攻潮州之战”中夺回厚茈坳阵地，我军决定夜袭。我奉到的命令是“迂回勇猛出击，摧毁敌捷克（机枪）阵地”，我随即率领部下的分队员深入敌后，准备白刃作战。 中国军的火力凶猛，而我们从其背后的山崖一段一段攀援而上，渐渐摸到中国军背后。我隐蔽地摸向敌军阵地，竟然一直摸到中国军机枪阵地下，并且用手抓住捷克式机枪与射手开始争夺。这时我军的山炮，中国军的迫击炮都开始射击。一颗迫击炮炮弹在我身边炸开，使我左腿负伤，并被掀翻到五米高的陡崖下，左胸也受了伤，顿时人事不省。苏醒后我因为行动不便，中对将我送到汕头的野战医院救治。 由于药物缺乏，军医竟然不使用麻药，只吩咐我“忍住”就直接用弯曲的钳子在我的伤口中探索起来，将体内残存的弹片取出。疼痛难忍，那种苦宛如地狱。先后摘除了三十多块弹片，全部摘干净是不可能的，因为我已经失血过多。军医命令给我输血，等待体力恢复后继续手术——可是后来终于还是没有再次手术。这期间，我背着医生奋力练习拄拐杖，并返回阵地。医生叹气，说我是“粗夯之命”后也就听之任之。 从那时起，已经63年了，我的体内和大腿内，还有黄豆大的炮弹破片几个没有摘除，而肺部也一直不好。我这一生都受到它们的折磨…… 这一仗看来十分惨烈。然而，丸山只介绍打此战的是国民党部队（重庆军），除此就没有别的说明了。到底是哪个藩号的部队发动了反攻潮州的战役呢？假如每座城都让日军付出如此代价，抗战大概不需要八年。 有热心的朋友提供了不少相关资料，觉得如果将丸山的文章与我国史料对照来看，里面颇有些耐人寻味的内容。 9-1抗战中，中日两军在潮州地区对峙图，1943年10月，由于叛徒陈光辉出卖阵地，日军突破大脊岭-桑浦山防线，此后曾三次占领中方反攻基地揭阳，又三次被中国军队赶了出来。 丸山菊夫的文中，第一个让我们觉得有些疑惑的地方是他提到参加了1941年攻占潮州的战斗。但是根据各方史料，潮州的陷落是在1939年6月，丸山不可能参加这次战斗。 经过核对，我推测丸山第一次参战很可能不是1941年，而是1940年。因为丸山所属的潮兵团，经过查证为日军第二十三军潮汕驻屯支队，独立一〇〇大队是其所属部队。1940年3月该部有征召预备役补充兵的纪录。 日军为何要召集补充兵呢？这是因为这支日军比较倒霉，此前接连和第七战区最精锐的部队——独立第九旅恶战了两场，损失惨重，不得不征召预备部队。 实际上，这个独九旅我写过，可算大名鼎鼎。它原来的番号是一六〇师，粤军，抗战的时候在南浔线特别能打，击毙日本军神饭塚少将，打残废一〇一联队的就是这个师——当然损失也大，结果被老蒋缩编为一个旅了（老蒋抗日坚决的，可是您看这点儿心胸，难怪很多杂牌子部队保存实力），当时写独九旅是因为日本要员飞机上海号也是让他们吓唬掉下来的，而且独九旅还曾经救援香港，一直打到深圳界河，是第七战区的王牌部队，号称广东当地唯一戴钢盔的中国部队。 日军伤亡一千七百余人的激战（2） 事实上日军侵占潮州的时候，守城的就是独九旅，不过当时这支部队刚从马回岭撤下来，还没有缓过劲儿来呢，所以未经激战，就不得不弃城撤守揭阳。 这下有人不干了。谁呢？独九旅的旅长呗。这个旅的旅长很有意思，居然是个中将——军长也不过是中将，可是这个军衔对他来说还得低了呢。此人名叫华振中，从前面的战绩就可以看出来，打仗绝对是一把好手，资历更是老得吓人——保定军校六期的毕业生，张发奎、叶挺的同期同学！可是，您看张发奎后来混到方面军上将总司令。叶挺呢，新四军军长，如果不是后来飞机遇难就是一个没跑的开国元帅。华振中呢，这时候刚从师长降成旅长，理由呢？前面说了，因为太能打硬仗了……您说，这算什么理由啊！ 其中的问题，就是华振中其人，能打仗但政治上不敏感，一生总是犯路线错误，仕途坎坷简直是命中注定一般——因为政治立场问题不得重用的人才贯穿整个近代史，车载斗量，不管你是哪个党。 这样一个人，本来除了打仗就不会别的，正憋气的时候再打了这么个窝囊仗，能不窝火么。于是，华振中就开始筹划反攻。这位中将人是有点儿年老数奇，但在广东军中人缘好得出奇——没办法，各级主官不是他的师弟……还是他的师弟。于是，独九旅优先补充到了足够的兵员和装备，自己出一个团，从预备第九师借一个团，加上保安队，1939年7月对潮州发动了反攻。说起来抗战中国军历次对潮州这个级别的城市进行反攻，就以此战兵力最为可怜。但是，华振中的确能打，激战四天，肃清全部外围据点，一度攻占潮州市区大部，日军收缩到司令部等几个要点固守。四天以后，日军援军赶到，独九旅为了避免腹背受敌，只好撤退。这一战没有拿下潮州不寒碜。因为独九旅虽然是粤军精锐，但缺乏攻坚的火炮，拿不下日军的坚固据点也算情理之中的事情。就手头这点儿兵力，揍得日军鸡飞蛋打也算出口恶气。 日军解围后，一面迅速加固潮州的防御工事，一面寻机报复。结果，1940年1月在西塘又和独九旅打了一仗。这一次，日军没有坚固工事掩护，吃了大亏，记载伤亡四五百人（我手头另有一篇日军老兵回忆此战的文章，显示的确日军损失较大）。此战被中国方面称为潮州抗战史上日军伤亡最大的一次，也是守军打得最漂亮的一仗。就是因为这两仗潮州地区日军各部都减员不少，才不得不从国内征召预备役人员参战。 如果是这样，丸山参加的实际上是日军进犯潮阳之战，时在1940年3月23日。丸山3月10日被征召，随后坐船到中国，整个战斗持续10天（不是城廓战，守城实际打了不到一天），与丸山的记录比较符合。丸山的时间自称是根据自己日记，如此，整理的时候错一年时可能的，而潮阳和潮州的区别，恐怕刚到中国的丸山也分不清楚。此战从中国方面记录看，守军只有约一个营，属于未经激战即退却，但丸山记载日军颇有伤亡，他所在部队就阵亡20人。其原因似乎是因为参战日军多为刚刚征召的新兵，训练和经验都不足所致。 但是，这里面也有一个反例，就是另一个潮兵团的幸存者津田志津夫(和歌山白浜町伤残士兵会原会长)曾经纪录。他是在1941年3月被征入部队的，3月20日到达中国随即参加战斗两次负伤。这说明1941年日军该部的确曾经再次征召预备役人员。如果两人同期被征召，参加的是同一次战斗，也似合理，那就是中方的记录不全了。 占领潮阳后，丸山被选拔参加一年的干部教育，地点在广东白云山南麓中山大学的校舍，这个校舍其实是指五山华南理工和华南农业两所大学现地址，中山大学草创时的原址就是这里。此时中山大学已经撤离，日军在此处设有华南侵略军特务机关司令部。 丸山返回独立第一〇〇大队后，提升为伍长，参加了“羊蟹作战”。这也是中方战史中没有记载的。但是，经过查找，此战发生的蟹目山，的确在潮州，与塔下山等一样，是桑浦山的一部分。反攻潮州失败后，中国军队转取守势，依托桑浦山、乌洋山、大脊岭、青麻山、洋铁岭等有利地形布防。不过，这时丸山的对手改了——独立第九旅因为太能打了，被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调到身边当了贴身保镖。1940年5月至1943年9月底防守潮州附近揭阳阵地的是独立二十旅，旅长喻英奇。在桑浦山一带，双方曾经反复拉锯作战，丸山所说的“羊蟹作战”，可能就是其中的一次。他讲此战日军失利并非过言，日军一直到1943年9月，始终无法突破中国军队正面的大脊岭和侧面的桑浦山阵地，双方始终在潮州－揭阳之间进行对峙。 日军伤亡一千七百余人的激战（3） 而此后丸山负伤的的仲秋战役，则可以肯定是发生在1943年。独立第二十旅长期坚守大脊岭沿线，对保护潮汕地区的抗日大后方揭阳，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日军则视这一线的山地据点为眼中钉，多次出兵争夺。根据独立二十旅叶禄群先生的回忆，从1943年4月开始，日军对中国军队揭阳－潮州间的主要阵地大脊岭攻势加强了。据中国军队的记载，每月都发生四五次战斗。到了5月的时候，中国军队防线上的大脊岭与青麻山都已被日军占据了一部分，在洋铁岭一带，双方各占一端，沿几里长的阵地对峙。7月间，日军向中国军队发动大规模进攻，战斗异常激烈，在洋铁岭一带拉锯。根据记载，独立二十旅第三团在反攻洋铁岭的战斗失利后，掩护大部队撤退，官兵伤亡惨重。大概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有了丸山菊夫说的：“昭和18年（1943）9月10日，中国军队在揭阳集结后，再次发动有组织的反攻。”此战发生的具体地点很不容易考证，老实说这地点我也头疼，日军的纪录中，地名常用奇怪的字，比如日军袭击八路军总部一战，把八路军总部的“武军寺”标为“五军寺”是轻的，上高会战标了个“横游胡”，并且在此处与七十四军恶战经日，可是我怎么在中文资料中也找不到这个横游胡村！这次也是一样，丸山讲战斗发生在厚茈坳，中国没有这样的地名吧。难道是“猴子岙”（有朋友提供似为厚婆坳）？根据中方记载，“9月11日，一八六师集中两个团的兵力反攻古巷羊铁岭附近的杨梅山。当夜12时正战斗打响，仅一个多小时便夺回杨梅山。至9月13日，杨梅山又被日军占领”，“9月17日，晨，日军种田中队进犯大脊岭，在守军的英勇抗击下，两百一十多人的种田中队，只有十多人生还”。丸山提到此战小松部队先遭到袭击丢失大部阵地，随后反复增援逐步收复，所以我推测这个阵地就是杨梅山。这一战，先是独二十旅激战后丢失阵地，随后与一八六师携手收复失地，最后又有部分阵地落入日军之手，可称一波三折。 此战双方记载的日军伤亡不同，中国方面，因为前面有记录称西塘之战歼灭日军四五百人已经是打得最好的一仗，这一战虽无具体战果统计，似应少于西塘之战。然而，丸山称日军损失一千七百多人。我推测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日军隐瞒损失。须知日军是进攻一方，它的损失国民党军方面无从知道，而从日军攻击的一贯表现看，如果不是受到极大的损失，断不会轻易退却，或许这一战独二十旅和一六八师打痛了日军而不自知（知道了可能反攻潮州的！）？另一种可能是日本老兵夸大战事。这件事也是现在让我头疼的，比如日前翻译的日本老兵回忆在宜章大战三万新四军，新四军在那里根本没有那样多的部队。这个被打死七百多，打伤一千多是不是他听到的传闻而不是事实？ 这段文字中有一点非常让人寻味的——那就是国民党军押着日军俘虏冲锋。 只听说过蒙元攻打南宋是驱宋人为前驱，没想到这种滋味鬼子也尝过。 按说国民党军当时也是优待俘虏的，而且日军俘虏难得，换个部队一般不会这样做。可是兄弟啊，要看看独二十旅的旅长是谁，这支部队的确干得出这种绝户事情。独二十旅旅长喻英奇说起来他倒不是广东人，而是湖南人，湘西王陈渠珍的老部下。其血统正是大名鼎鼎的“中国廓尔喀兵团”——竿军！在内战中喻就是有名的“屠人魔王”，性格凶悍，无法无天。不过这种性格在抗战中实在是难得的，喻作战勇敢，有血性，1937年南京战役中唯一的反攻战役汤山反击战就是他的部队四七八旅随杜长官的坦克打的，日方记载此战踹了日军一个师团部，日本著名战地记者浜野嘉夫死于此战。可惜寡不敌众，这次反攻在天亮后归于失败。喻本人也负伤，突围而走。用枪逼着日本俘虏冲锋，也就是这个“屠人魔王”的部队干得出来！对此，也是喜欢研究这段战史的逸云三洲兄（西西河网友）作了进一步考证，结论是“喻英奇本人是不在的，他在该旅调进潮州地区前后就去陆大深造了。但谁带的部队就是谁的样，特别这个旅的第三团，是喻英奇当团长的老团了，他在组建独二十旅时带进去的。可见毒得很”。对这个观点萨完全同意，而且认为送喻英奇这样的人物上陆大，应该和少林寺和尚去攻学历差不多一个意思，属于训练老虎拉碾子的行为。 此文，还是用叶禄群先生回忆文章中的从大脊岭撤退时的一段来收尾吧： 开拔前，我叫特务长周中生买来香烛、三牲等祭品，在空地设一简易祭台，自己写了一篇祭文，对空宣读：“我阵亡之战士，随我旌旗，逐我之部曲，一同上路，各人认准本乡，魂归故里，受家人四时之祭祀……” 聊以此文，献给殉国将士，以资不忘。 抗战中步兵轻武器对日军战车的战斗 士勇无奈乏良刃—— 写这篇文章是因为有朋友提到抗战中中国军队装备的捷克式轻机枪或者重机枪可以用钨合金弹击穿日军轻型坦克的装甲。 确实有记载中国军队在南京曾经用重机枪加钢芯弹抵抗日军战车。实际上在淞沪战场日军也多有这种纪录，这种打法的确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抗击日军九四式战车，甚至能够给八九式中型战车造成威胁。但它也有缺点，那就是弹丸虽能勉强击穿敌装甲，穿甲后动能基本下降为零，对坦克内部人员已经没有杀伤力，所以经常出现日军战车中弹上百发，却依然能够继续作战的情形。这种武器，包括真正的威力在于击损日军战车上的脆弱部件，如观通系统、武器系统等，而迫使日军战车退出战斗。 10-1日军八九式坦克在行进中,地点在当时的浙江，也可以看出当时中国的经济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可惜被日本侵华战争打断。 请看下面日军修理纪录中这辆九四式战车的中弹情况。该车在南市一线试图突破中国军队第八十八师阵地时遭到猛烈抵抗，破损后送。 10-2这是正面 10-3背面 每一个X符号代表被击中一弹，可以看到日军战车中弹如同马蜂窝——可惜啊，要咱有反坦克枪那这玩意儿拆了可以直接当笊篱也——并且确实有多处损伤和贯通，但这辆日军战车最终还是开了回去。这一方面反映了中国军队在作战中不乏勇气，而且射击准确，看日军战车观察窗周围密集的弹孔就可以感受当时的战斗，日军车长就在观察窗中被一弹毙命——八十八师是德械精锐，训练有素，确实不是好惹的。但是也反映了中国军队轻武器反战车能力的不足。 实际上，日军战车在设计上还是有一定的防御能力，即便是100毫米以下迫击炮的命中，日军战车也通常只是感到巨大的震动，有时能给人员以损伤，却无法将其摧毁。7.7毫米机枪如果没有穿甲弹，就更无法给它造成威胁。 但是对于日军的战车，通过战斗积累经验，装备简陋的中国军队也发明了不少有效的攻击方法。前面提到用轻武器集中攻击战车的观通系统是一种打法，用集束手榴弹爆破日军坦克的履带也是一种打法。另外，一部分日军八九式战车依然采用汽油发动机，中国士兵常常用手榴弹攻击其发动机部位，引发起火燃烧，曾经有相当多日军战车葬身火海。 当然，这样用血肉之躯强袭铁甲战车，中国军队的损失无疑是惨重的。奇怪的是当时中国的确贫困，但弄些反坦克手雷和莫洛托夫燃烧瓶应该还不困难吧，却没有见到类似武器的纪录。 真正给日军战车带来威胁的，是德国造37毫米反战车炮。日军留下的纪录中，称其为让日军战车兵“泣下”的可怕武器，甚至有在大场七八辆坦克面对一门反战车炮不敢冲击的例子。只是数量太少，而且国民党军将其编成团级单位，使用相当不灵活。 值得一提的是日军战车观察窗狭小，视野不良，因此车长经常需要推开窗口盖进行观察，往往成为中国军队的活靶。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日军研制了战车用特种头盔，稍稍可以抵挡步枪（如果角度不太正）与手榴弹弹片的打击。 10-4这玩意儿，可就挡不住钢芯弹了。 捍卫我们尊严的人（上） 记抗日杀奸团中的校友冯运修（1） 捍卫我们尊严的人 神枪碧血——记抗日杀奸团中的校友冯运修 日前回京，在我的一个长辈那里看到一则笔记，其中比较详细记述的人物，是抗日杀奸团中的书生枪手，辅仁大学学生冯运修。萨这位长辈在北师大任教，这是为了校庆所作的纪念文章，因为辅仁大学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之一，冯运修可算我们的校友。 说起来这篇文章的内容来源颇有可观之处，抗日杀奸团今天是一个几乎被遗忘了的名字，当年却是活跃于华北的著名抗日团体，曾经在北平和天津多次展开以刺杀，爆炸为主要手段的抗日锄奸行动。这个团体的主要成员，除了国民党派来进行组织和控制的军统特工人员以外，多是平津两地的热血学生，杀奸团的最初成员，几乎都是平津几所著名的中学，如贝满女中，育英中学，天津中日中学，南开中学，大同中学等的高中生，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学生多数升入大学，杀奸团的成员也从中学生扩大到大学生。抗日杀奸团的活动在1938－1940年期间为高潮，1940年下半年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但一直坚持活动，只是活动方式从暗杀爆破转向了收集情报和动员知识阶层脱离沦陷区等工作。 抗日杀奸团能够长期存在与取得较大成绩，和它的团体组成颇有关系。这个团体的成员十分古怪，多半是高官贵戚、富商名人之后，比如伪满总理郑孝胥的两个孙子郑统万和郑昆万，袁世凯的侄孙袁汉勋袁汉俊，同仁堂的大小姐乐倩文，孙连仲将军的女儿孙惠君等，他们多直接参与刺杀爆破等行动，如冯治安将军的侄女冯健美，就是刺杀天津伪华北联合准备银行经理程锡庚的一号枪手。 这些公子小姐投入抗团似乎不可思议，其实也并不奇怪，因为这个阶层的子弟在当时受到高等教育的最多，也最易于接触学生运动带来的反日爱国情绪，同时，也反映出了当时中国社会从上到下同仇敌忾的抗敌精神。他们社会背景十分复杂，消息灵通，牵涉极广，使日伪对抗团的侦办往往投鼠忌器或者事倍功半，1940年的大搜捕，就是日军封锁消息，秘密调动伪满军警到北平实施行动才得以避开抗团的情报系统的，所以给抗团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萨的外祖父家族，在天津属于民族资产阶级，素以不介入政治斗争为务，但其中有一个在天津中学读书的子弟受抗日思潮影响，违背家族原则，成为了抗日杀奸团的最早成员之一，并在团长曾澈牺牲之后担任过抗日杀奸团的领导职务。 冯运修，原天津中日中学学生，1937年加入抗团，1940年考入北京辅仁大学，表面上是一名品学兼优的学生，实际上却是抗日杀奸团中一个出色的书生杀手。如许多抗日杀奸团成员一样，冯的家世也颇为显赫，他是华北伪治安总署督办齐燮元的外甥，经常有机会出入军营。伪军对这位风流倜傥的甥少爷颇为恭敬，不料冯是有心人，借机以学枪打猎为名，练出了一手好枪法，成为抗团中优秀的神枪手。齐燮元对此也有耳闻，曾经责冯不专心念书，但他做梦也没想到这位外甥的真实身份。 当时抗团作为军统的外围组织，在行动上有一定的分工，即军统负责对日军人员和伪组织顶级人员的打击，抗团负责对伪组织中高级人员的打击。 1938年，冯运修参加火烧日中元公司仓库的行动。同年因为天津大水灾，天津抗团的行动重点转向北平。 1939年，冯运修受命从天津到北平，配合北平抗团成员刺杀北平伪商会会长冷家骥。按照计划北平抗团成员伪装有公事叩门欲见冷，冷应门后冯即开枪将其射杀。不料冷应门后却令其妻开门，结果冯一枪命中，但只射杀了冷的太太。虽然暗杀没有成功，但给北平伪组织造成相当震动。 这期间，抗团的组织逐渐扩大，在天津也有多次精彩行动，但是因为叛徒出卖，团长曾澈（抗战前即在华北活动的老特务，戴笠颇为欣赏，同时担任军统华北区书记）被捕牺牲。 由于曾至死未出卖抗团的组织机密，因此曾的牺牲并没有使抗团遭到致命的破坏，但是曾的死，使抗团一度失去了精神领袖。 按照资料记载，曾是一名非常善于组织，而且能够激励部下的优秀特工人员，他对抗团的组织颇有特色，其中一个例子就是他独创的抗团干部的颠倒代号。 曾澈的颠倒代号，是一套为抗团干部编制的化名，采用的是数字加上成员姓名别号之类颠倒后的谐音，前面的数字，其实代表的是在组织中的排位，现在看来，颇让人想起美军在伊拉克的五十四张扑克牌又想起水浒的一百单八将。 比如最高的“易妙红”，其实真正代表的是军统局老板戴笠，易，是“一”的谐音，“妙红”是“洪淼（戴笠的化名）”的颠倒。 “三目王”，是军统在华北的老牌特务，原天津站站长王天木，所谓军统四大杀手之一，排行第三，后叛变，给军统华北华东组织造成极大破坏。 “刘诗白”，是军统著名杀手白世维，抗战前就曾经刺杀过大汉奸张敬尧，排行第六，抗战后任北平警察局副局长。 这都是对抗团实施指导的军统大特务。 “九曲帆”，是范旭，曾经实施刺杀周作人，排行第九。 “石朋里”是军统在抗战期间冒险从平津调到重庆受训的李如鹏，参加过刺杀周作人，王竹林，排行第十，后牺牲。 记抗日杀奸团中的校友冯运修（2） “史山风”是冯运修，排行第十三，但是他因为精明干练，在北平有可靠的立脚点，渐渐不仅从事刺杀任务，也司职组织文件和枪械的保管。 1940年7月，军统部署抗团在七七事变三周年期间，对较有影响的汉奸实施刺杀以示惩戒，冯运修被选择为主要行动人员之一。 1940年7月5日，抗团当时在北平的负责人李振英（北大化学系学生，爆破专家）在未名湖召集冯运修、叶于良、孟庆时（北京育英中学学生）等行动人员，宣布根据上级（即军统组织）提供的情报，日伪组织将在7月7日于中山公园举办“皇军圣战胜利三周年”庆祝会，抗团决心狙击到场主持日伪合作的汉奸巨头，以示惩戒，首选目标为伪《新民报》社长，总编辑吴菊痴。如果吴不好打，就打次要目标新民会副会长陈辋子（因为身躯肥胖，外号陈胖子）。 今天如果到北京大学去，在未名湖上还可以看到这个湖心岛，有桥通到岸边，杨柳之下颇为清冷的一个地方。我小的时候常到这个湖心岛旁边游泳，它周围的石缝里盛产田螺，还可以轻易捉到河虾。萨对河虾一向是没有什么慈悲之心，抓住了把脑袋一拔就生吃，现在想想也就是上世纪80年代污染还不严重，要是现在不定弄出点儿什么稀奇古怪的毛病来。 那时候我所不知道的是，这湖心岛有一个地下密室，抗战时期一直是抗团的秘密机会地点，并有军统组织人员长期驻在这里指挥和策应行动。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进入燕京大学，司徒雷登校长被捕为止。 这里要说一说司徒雷登，今天大多数人知道这个名字可能与毛公那篇著名的《别了，司徒雷登》有关，司徒雷登的形象因此负面了许多。实际上毛公那篇文章应该叫作《别了，美国佬》更贴切些，不应该是针对司徒雷登个人的。司徒雷登这个人在很多老北大人眼里，是个对中国相当有感情的老人，评价他相当的不容易。对北大的发展，他也应该说有一份贡献的。特别是抗日战争期间，司徒雷登在文化孤岛北大，利用职务之便尽力保护北大免遭日寇蹂躏，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他自己被日军拘捕。从他的所作所为中，可以看出他对于中国抗战的同情。比如湖心岛的密谋，司徒雷登就是心知肚明的。北大沦陷前夕，困守湖心岛的国民党军统特务陈仙洲通过北大教授侯仁之的帮助逃离北平，临行时司徒雷登忽然出现，托付陈仙洲给自己在卫立煌军中的学生刘某某带去白色纯羊毛线两磅，作为结婚的贺礼。沦陷期间北大学生不断有人南下国统区或西去解放区投入抗日工作，如后来的驻联合国副代表顾军，全国妇联组织部长王若兰等，司徒雷登一面指定人员协助他们出走，一面每次有人走都在临湖轩为出走学生设宴饯行。甚至他还曾经和八路军接触，愿意用北大图书馆的副本为延安鲁迅学院提供书籍资料。 太平洋战争爆发当天，八路军平西军分区曾经派出手枪队前往北大接应欧美教员撤离，试图营救司徒雷登，但他早被日军派人盯住，因此未能救出，只救出了英籍教师班威廉，林迈可，和法籍教师德力。 因此，抗团1941年前在北平最重要的据点，就是北大的湖心岛，而在天津最大的据点，则是成之先生担任少东家的远东饭店，到了这两个地方，抗团成员形容就是“进了保险柜”。 7月5日会议的结果是定下了行动计划，设立两个行动组，一个由李振英，冯运修组成，负责狙杀主要目标吴菊痴，一个由叶于良（北大学生）、刘永康（天津广东中学学生）组成，负责在第一组失败的情况下狙击陈辋子。孟庆时、纪采凤（贝满女中学生）、李时勉（北大学生）等负责联络和接应。李、冯都是较有经验的行动人员，而叶、刘都是第一次进行狙击行动，从这个配置可以看出暗杀的侧重点是当时在北平伪报界被称为“第一支笔”的吴菊痴，因为他的影响远远比陈辋子高。 7月7日，日伪庆祝会准时召开，吴菊痴作为主持十分活跃，抗团的成员皆利用社会关系进入中山公园社稷坛会场，但很快就发现当地日伪军警戒备十分严密，即便下手也无退出的机会。李振英和冯运修商议之后，当机立断决定改在会场外下手，只令孟庆时等在会场散发抗日传单材料作为宣传，散发手段也改预定的刺杀后抛洒为在人群中传递散发。据说当时纪采凤、朱慧珍女学生等向参加庆祝会的中国人递发传单，对方看到这样衣着时髦的小姑娘忽然递来抗日宣传品，几乎都是心照不宣，揣起来低头就走，并无一人喧哗或向日伪报告，台上台下俨然两个世界。 庆祝会结束后，日伪要人纷纷散去，吴菊痴和陈辋子上了吴的黄包车。冯运修等人正中下怀，即骑自行车尾随，寻机下手。 但见两人进了前门附近的一家饭馆，原来两个汉奸是要在这里吃饭。李振英即派刘永康进去观察，刘出来后说饭店地方狭小，开枪容易误伤他人，李即下令两组人员等待。因这些抗团成员衣着举止都很得体自然，并没有引发怀疑。大约一小时后吴菊痴先出门，乘自己的黄包车向东南宣武门方向而去，李振英和冯运修即骑车尾随，叶、刘则在原地等待陈辋子。 行进中李压低帽檐，示意冯运修上前下手，自己拔枪在后接应。 冯运修加快车速，紧紧尾随在吴菊痴车后。 记抗日杀奸团中的校友冯运修（3） 车行到旧师大教师宿舍门前，附近胡同中突然出来一队大户人家送葬的队伍，唢呐和哭泣的声音一片嘈杂。吴菊痴的车夫为了让路停下来，吴和车夫的注意力都被送葬队伍吸引过去。 冯见有机可乘，猛蹬两步，靠近吴菊痴的车侧，单手持枪，对吴的头部连开两枪。因为距离紧，射击准确，吴一声未吭，当即毙命。冯使用的是“掌心雷”手枪，这种枪体积小、装潢精美，通常是显要人物的护身武器，所以用于战斗威力不大，用于刺杀却因为枪声小而备受青睐。实际上吴菊痴的车夫当时根本就没有觉察，直到拉出去很远，才发现吴已经毙命。 冯射击以后没有停车，迅速向前骑行，按照原定计划绕回西四家中去了。李振英则迅速发出“得手”信号，通知叶、刘等中止刺陈的行动，迅速转移。 吴菊痴的死给北平日伪方面极大的震动，但当天进行的大搜捕却一无所获，抗团的人员已经如鱼入大海，脱身而去了。 刺杀吴菊痴是抗团一次相当成功的行动，但也直接导致了日军“八月大逮捕”的迅速展开。八月大逮捕，指的是日军1940年8月上中旬在北平天津联合进行的，针对抗团的大规模搜捕行动。这一次行动抗团成员共计被捕四十余人，北平大部分骨干入狱，天津也遭到重创，李如鹏等牺牲。残存人员继续坚持一时十分困难，遂组织部分骨干人员从天津撤离，将抗团总部转移至重庆。此后军统为抗团成员提供电台和武器，进行人员训练，经过一个恢复时期，从1942年起，又陆续返回平津开展活动，直至抗战的胜利。 值得一提的是八月大搜捕让抗团遭到重创时期，日军不自觉的放松了对于军统组织本身的压力，军统的正规特工乘机抬头，直接投入行动，给了日伪方面更大的打击。军统特工在华北的一对杀星王文和麻景贺连续出手，先后制造了枪击日本天皇特使、爆破南苑飞机场、刺杀日军高级顾问山本荣治和大汉奸王克敏等一系列惊人的案件。及至1941年初军统的行动遭到日军反扑进入低潮以后，共产党的“别动队”又开始活跃于北平城内外，其主要成员多有1939年从抗团中退出的共方成员（抗团早期成员中国共间杂，1939年，因抗团的国民党军统背景逐渐暴露，国共合作也已经出现裂痕，抗团中的亲共人员陆续脱离，却侥幸躲过了八月大搜捕的劫难）。 所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实际上日本方面注意到平津地区抗团活动已经有相当长的时间，只是几次采取行动都因为抗团社会关系复杂，消息灵通，成效极微，没有能够给抗团以致命打击。因此日军方面采取放长线钓大鱼的方式，试图在尽量掌握抗团组织的全貌后，将其一网打尽，吴菊痴被刺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1940年8月，日本华北特高课和北平宪兵队牵头，行动当天之前不和北平伪警方联系，直接调动伪满警察进入北平，利用已经掌握的线索对抗团成员开始了大逮捕。因为几次行动成功，抗团内部不免有轻敌骄傲情绪，防范不周，在日军的大搜捕中李振英、孟庆时、纪凤彩、郑统万、郑昆仑等纷纷被捕。其中李振英等本来身处燕京大学校内，日军逮捕并不容易，但却被日军利用军统叛徒曲某发出通知，诱燕大抗团成员开会。李振英不知是计，和王知勉、李澄溪等出校即被捕。另一个燕大抗团成员吴寿贞出校稍晚，恰好看到李振英被捕，立即退回校园，后在张东荪和侯仁之两教授的帮助下西去游击区，吴后来在西山参加游击工作时在战斗中牺牲。 冯运修也在日军逮捕名单之列，8月6日深夜，日本宪兵队包围了冯在西四北四条的住所，警觉的冯运修立即发觉有变，悄悄起床并取枪走出卧室。此时，日军尚未完全合围，如果他立即越墙逃走，并非没有生理。但冯运修负责抗团组织材料和行动文件的保管，假如这些材料落入日军手中，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冯立即携带文件退到厨房，将其焚毁。 这时日军即破门而入，冲入冯家小院，将冯运修的父亲、弟弟等人捕获，随即发现冯藏身的地点，日本特务即喊话叫冯投降。冯不予置答，继续冷静地烧毁文件。日军闻到烧纸的味道，恍然大悟，试图强行冲击，冯运修果断开枪反击。因为他射击准确、弹药充足（冯亦负责保管北平抗团的枪支弹药），僵持良久，特务们只携带短墙，压不住冯运修的火力，无法靠近冯家厨房。这时，周围居民纷纷被枪声惊醒，意识到有人在和日军枪战。 枪战中投身日本宪兵队的汉奸袁规（北平宪兵队特务科科长）心生一计，将冯运修的父亲推在前面挡子弹来逼近冯的藏身之地。但袁未想到冯枪法极好，一枪擦过其父耳边正中探头窥视的袁规脸部，袁应声倒下。日伪特务纷纷上院墙，一面劝降，一面对冯运修藏身之处射击。冯宁死不降，从窗口奋力还击，枪战中一名叫西城吉次的日本宪兵被冯运修击中，从院墙上落入院内毙命。打到中间日军将机枪架起来对冯家厨房中扫射，冯的枪声才告终止。特务进入房中检视，发现冯运修身中数弹，已经不屈而死。冯的右手中弹，左手持枪，显然是右手负伤后依然死战良久，但所有文件都已销毁，无法辨认了。 冯运修牺牲的时候，年仅19岁。他和日军进行枪战的消息，第二天北平的报纸曾有报道。 因为冯运修的父亲同时被捕，他牺牲的前后经过才得以流传下来。而且，冯运修的父亲也对抗日颇为同情，巧妙地向抗团成员传出了冯已将文件销毁的消息。因此得知消息的抗团成员多能咬牙坚持，不承认日伪的指控，颇有一些人因此而无法定罪，最后得以逃出魔窟。 1941年军统纪念历年殉国人员的四一大会上，冯运修也在纪念名单之列，并有照片受祭。但按照幸存的成员所说，包括冯在内的抗团成员，除李如鹏外，其实并不是军统的成员，其顽强不屈直至以身殉国，并非为了荣华富贵，不过因为有一腔爱国的热血而已。 记东北军名将黄显声（1） 报国欲死无战场——记东北军名将黄显声 １1－１东北抗日义勇军的缔造者黄显声将军 最早知道黄显声将军的名字，是在看“小萝卜头”的故事时。 小萝卜头宋振中，其父宋绮云是杨虎城将军的秘书，随父母一同被关押在重庆红岩，直到九岁在渣滓洞大屠杀中遇难，是很多人耳熟能详的。 根据难友记载，宋振中聪明好学，7岁以后其母徐林侠向狱方争取到让他在狱中“上学”的权利。小萝卜头的老师之一，就是同狱的原东北军五十三军副军长黄显声将军。 这位黄显声将军，不但教小萝卜头语文算数，还教他武术和俄语，每天早上小萝卜头到黄将军处上课时，都要用俄语问好。 而小说《红岩》中，还提到黄显声将军（书中称为黄以声）为难友提供奶粉、糖果和药品，在他的监室中，还悬挂有防身的军刀。 当时感到有些奇怪，觉得一位东北军的将军，怎样会被关到狱中呢？既然已经入狱，又如何可以悬挂军刀。而且，一个军人，怎么又如此多才多艺呢？ 事实证明我对黄显声将军的了解，还是太少了。这位将军不但能够教俄语，而且精通诗词，擅长篆刻。在今天保留下来的一方黄显声将军自治印上，侧面还可以看到一行小字“骑富士山头展铁蹄，倭奴灭，践踏樱花归”。 １1－２这是黄显声将军在狱中用铅笔刀所刻的手章，字体隽劲，可见刻印之人的心无旁骛。 黄显声将军，1896年生，辽宁岫岩人，曾入北京大学预科学习（据说那时上北大的都是人中之龙，所以将军懂篆刻，会俄语实在正常），因参加五四运动被开除，转入东北讲武堂三期学习，历任东北军新一旅（一说张学良卫队旅）旅长、东北讲武堂教育长、东北军骑兵第二师师长、五十三军副军长兼一一九师师长。曾协助张学良将军发动西安事变，在1938年营救张学良失败后被秘密逮捕于武汉，辗转囚禁于息烽、白公馆等地。因为他的威望和军中旧友的影响，也因为特务认为他一旦出狱就会再作高官，所以他在狱中享受一些特殊待遇，如读书、看报，甚至拥有防身的佩刀。 １1－３黄显声将军墓 这是一条真正的关东好汉子，在遇害的时候，依然身怀短刀，“虎入笼中威不倒”，宁持刃而死，决不引颈就戮，不失军中男儿本色。 黄显声是张学良的亲信，东北军少壮派的代表，张作霖被炸，张学良就是混在黄显声军中悄悄出关的。 奇怪的是，九一八事变时，东北讲武堂炮科出身，已经担任旅长的黄显声，1930年却被任命为辽宁省警务处处长的职务，变成了警察。 对此，我的看法是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当时东北军上下充分感到东三省和日方冲突的危险，但是又缺乏和日军正面对抗的勇气。一旦发生危机，希望避免正规军之间的冲突。这时，作为非正规军的警察力量就可能成为两军之间的缓冲。委任黄担任这个职务，是张学良希望黄的精明干练可以在中日冲突时最大限度地控制一线局面；另一种可能是，张作霖曾经对张学良讲过对付日本的办法——招集辽宁各县的警察局长开个会，动员人力，一夜之间就把南满铁路的铁轨都埋到地底下了。然后二十万东北军主动打大连的一万五千日本兵。“咱干吗要怕小日本呢？”张老帅这样说过。 要是张学良存着用这个心思对付关东军，让自己的心腹黄显声担任这个职务也的确是有些道理。 尽管形势的变化，让黄显声没有能够在这个职务上发挥更大作用，但他的干练还是表现出来了。 九一八事变，东北军中人称三个省只有两个明白人，就是臧式毅和黄显声。九一八事变前，臧曾多次苦苦警告张学良日军即将动手，并派黄专门跑到北平去见张报告危险。张时吸毒又患伤寒，到协和医院住院，显得思维精力都不充足，回复都是要求镇定，万一打起来不抵抗，等待“九国公约”的调停等等……臧自知无力回天，在九一八发生时悲愤地让东北军参谋长荣臻“赶快出去调兵遣将收复沈阳吧”，自己则以地方官守土有责留下办交涉不肯离去，后绝食未死，被日方拉入伪政府，未保晚节。 黄显声则另有主张，九一八事变前，8月底他已经通过当时的警务督察长熊飞弄到日军情报，知道事变即将发生（这也是黄到北平见张学良的直接原因）。黄不肯坐以待毙，回沈阳后当即下令各县警察队公安队扩充成12个总队，并发放枪支弹药。这个举动意味深长，这批枪支成了后东北各路义勇军中的主要武器来源之一。后来的东北抗日义勇军中，原东北的警察人员占了相当高的比例，而且多位著名的义勇军指挥官，比如邓铁梅、王凤阁、高玉山等都是原东北警察出身。 而黄显声对沈阳的警察也进行了充分的部署，将2，000名警察组织起来，编成一个总队并发枪，自己从9月初即昼夜不离办公室，随时准备应变。所以九一八事变刚刚发生，他率领的警察总队（相当于武警，不包括治安警和交通警）已经离开机关，投入抗击。 后来的救国会执委朱焕阶9月19日晨曾赶到警务处打探消息，却见铁门紧闭，有几只麻雀啄食。向周围人打听，前一天夜里有人看到，黄部警察的动作极快，第一声炮弹的爆炸声刚刚响过就开始行动，离开机关，显然是早有部署。 记东北军名将黄显声（2） 当时沈阳主要兵力包括王以哲的第七旅、总部卫队、张学良的卫队营、讲武堂学兵和黄显声的警察部队。事变爆发的时候，王以哲和两个团长都不在部队（王第二天下午才便衣出城，在郊外与部队汇合），第七旅苦苦等待命令，最后等来的却是——不许抵抗，任其占领营房缴械。该部靠下级军官自发组织才勉强突出重围，损失惨重。卫队的负责人是荣臻的儿子荣子恒，因为形势紧张，当天被派率部到野外进行为期八天的拉练，所以没有加入战斗。（谁能说王、荣不是明白人呢？还有当时因为各种事情不能到任的吉林省主席张作相、黑龙江省主席万福麟，学生们听到枪声怎么也找不到的讲武堂负责人周濂中将，哪个，不是明白人？中国人里面明白人有时候不是太少，是太多啊）；张学良卫队营营长谭海仓促中把张府各房门上锁，武器埋在院里，只带着钥匙逃回北平。张学良啼笑皆非，大骂“不是人，什么东西！”因为张一向叫谭海“叔叔”，这一次显然是气极了。 各部只有黄显声部和讲武堂学兵（五连连长张占元阵亡）主动进行了抵抗。黄显声指挥警察在二经街一带依靠简单的街垒与日军对战多时。最终，在日军坦克的攻击面前，只有轻武器的警察伤亡太重，被迫撤离。黄在撤退时嘱咐警察和公安队官兵尽量携带武器弹药撤退，连夜经过新民向锦州集中待命。但由于准备充分，沈阳警察部队撤退到锦州是动作最快，损失最小的。 黄显声到达锦州后，成为1931年秋冬实际的前敌总指挥。当时东北边防军公署和辽宁省政府公署都搬到锦州重建，但张学良和张作相都未到锦州，军政事务由黄显声代拆代行。他立即联系驻防义县的十二旅旅长张廷枢向大凌河布防，取得稳定阵线。 当时，东北军参谋长荣臻也到锦州办公，援军也陆续到达。荣是个旧式军人，有鸦片瘾，又知道张学良信任黄显声。故此事务皆付黄显声。后国联有员来调查，与荣臻交谈时发现他未及收拾的烟具，于是对翻译说：“这样的将军怎么能抵抗日本军队呢？”又问荣九一八时为何不抵抗。荣回答没有上级命令。国联的人走后，荣臻悔恨交加，当即砸毁烟具，向张学良发出一封急电，要求带一个旅到前线和日军拼命。12月后荣在军事指挥上逐渐发挥正常作用。 日军土肥原则与汪精卫曾称为“智勇仁”的大汉奸凌印青（海城人，早期国民党人，与杨宇霆交厚）勾结，派出高级特务仓岗繁等十人到辽西和凌汇合，在盘山组建伪军“东北民众自治军”。 黄显声针锋相对，他利用该伪军第一师第一旅旅长单廷秀是熊飞的学生的关系，通过单策反该军第一师师长项青山、第二师师长张海天。10月27日，两人率军起义，东北军十九旅派兵参战，凌及仓岗皆被击毙。 １1－４黄显声在锦州前线担任义勇军总司令时全身像 日军继而鼓动张学良堂弟张学成于10月29日接手“东北民众自治军”残部，发给奉天兵工厂武器，试图作为日军前驱进占锦州。张学成一贯认为自己怀才不遇，与堂兄应该分庭抗礼，1931年初曾参加石友三的叛乱。这一次则欣然接受日军指挥，携四名日本顾问上任，号称有18个旅。黄显声请示张学良后，派公安骑兵第二总队进攻张学成部。由于东北地区当时抗日情绪强烈，张学成部也兵无战心，交火后不久即溃散，四名日本顾问和张学成都被乱枪打死，伪旅长荣庭被俘。 在锦州期间，黄显声励精图治，大力组织和扩充地方武装。而张学良由于年轻和患病，此时处于刘伯承所说“五行不定”的状态。他一面调动了一部分部队到锦州前线，似有抵抗之意，另一方面支持将锦州一带设为隔离区的方案，随时准备撤离。在军事上，张显得十分消极。黄显声有一次建议既然锦州前线工事构筑不易，不如以攻为守，张当即拒绝。在日军进攻马占山的时候，张坐拥重兵，毫无策应（反而是日军进攻锦州时，极端困难的马占山反攻齐市，试图调动日军北上）。对于黄显声招募的部队和反正伪军，张学良也拒绝给与正规番号，他一方面希望借助这些部队抵抗日军，一方面怕因此形成中国正规军与日军交战的口实。 在这种掩耳盗铃的思维支配下，张学良甚至下令给马占山和丁超等吉黑将领，下令他们部下原来东北军的正规部队一律不得使用正规军番号，只能自称“自卫军”、“救国军”等名义。 事实证明，这种做法不但不能减少日军对中国军队的进攻，相反使其进攻更加理直气壮——既然对手不是正规军，就只能是“土匪”、“马胡子”了。堂堂正规军一夜之间竟然连自己的番号都不能使用，各路抗战部队也因此而气馁。 在这种情况下，黄显声急中生智，将新编部队改称为“辽宁抗日义勇军”，编张海天部为第一路，项青山部为第二路，陆续委任达二十余路，自己担任总司令。 这就是“抗日义勇军”的最初来历。 1931年12月15日，张学良倚为依靠的蒋介石下野，张的抵抗意志更加消沉。在日军大举进攻的压力下，张最终下令东北军主力于1931年最后一天撤离锦州。在回复记者的访谈时，东北军方面表示在锦州周围与日军进行了激烈的攻防战斗，最后不支撤退，损失五千余人。然而，在当地的外国人和民间团体回忆，东北军的各部，除步兵十九旅、骑兵二十旅的部分部队，装甲列车队以外，基本与日军未有接触即撤离，撤离时日军还在锦州的百里之外。真正在锦州外围和日军展开了血战的，是黄显声部下的义勇军和公安队。他们与日军在白旗堡、田庄台、盘山、打虎山各地辗转血战，还曾经反攻过营口，给日军造成相当重大的打击。 记东北军名将黄显声（3） 东北军撤退时，黄显声率三个骑兵公安总队断后掩护。黄以第一、第二总队掩护机关人员撤退，亲自带第三总队到大凌河畔杨官屯拒敌。1932年1月2日，黄部与日军渡大凌河部队展开激战，由于敌众我寡，战斗到夜间两点三十分，黄下令炸毁女儿河铁桥阻挡日军追击，部队撤向关内。1月3日，日军占领锦州。义勇军部队，一部随黄显声入关，一部留在当地继续和日军作战。 由于“义勇军”这个名字响亮而且贴切，逐渐成为东北各地抗日军民最为常用的叫法。1935年，田汉、聂耳合作为电影《风云儿女》谱写了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这首脍炙人口的战歌，后来成为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 然而，很少有人去细究这里所说的“义勇军”，最初指的是哪一支部队了，它代表的，是白山黑水的关东人，也是全体中国人不屈的精神。 入关后的黄显声将军，所部公安骑兵总队和一同撤退的保安队、义勇军被改编为骑兵第二师，黄任师长，参加了长城抗战，再次与日军交手。以后，为了替张学良将军控制五十三军万福麟部，又前往万部担任副军长兼一一九师师长。威震冀中的吕正操司令员，当时就是他的部下，也是他的好友。黄显声将军并协助张学良策划和实施了西安事变。 1938年，黄到武汉活动争取释放张学良将军不果，经周恩来介绍，准备以中共特别党员的身份到延安组建新东北军，不幸被国民党方面扣押，从此开始了十年的拘禁生活。 据推测，黄显声的被扣押，与东北军内部斗争也有很大关系。黄是张学良最为亲信的少壮派军官，长城抗战后，张学良深感老东北军将领各顾妻子，腐化老朽，已经不堪改造，因此大力提拔少壮派军官，黄显声就是其中的典型。然而，这种做法明显侵犯了占据高位的老牌将领的利益。张学良被扣以后，东北军上层并非都尽全力营救，而是在蒋介石的拉打之下分裂，自相残杀，可说与此有关。失去了张学良支持的黄显声，也成为这些老牌将领的眼中钉。正是因为看到这一点，蒋才毫不犹豫地扣留了这位著名的抗日将领，他确信这不会影响他对于东北军的使用。（蒋介石深恨黄显声，因为从事后的情报得知，西安事变中，黄显声是张学良最主要的助手之一，而且态度强硬明朗。） 在被扣押的十年时间里（最初还给会武术的将军戴着镣铐，怕他逃跑），黄显声从不屈服，坦然自若。他在一封信中写道：“我现在虽然坐牢，但并没有犯法，是为团体、为国家、为义气而坐牢，问心无愧，将来生死存亡在所不计。” 只有在反复读一句诗时，将军常常痛哭失声。这句诗就是陆游的“报国欲死无战场”。 写到此处，忽然想起了陆游的另一首诗：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 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 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 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 道济见收，脱帻投地曰：“乃复坏汝万里之长城！” 有一种说法，讲东北军旧部和共产党方面（例如黄的秘书刘澜波）都曾努力争取让黄显声将军越狱，看守的特务也为将军人格所感，多同情于他。但营救为将军所拒绝。 这是有一定真实性的说法，因为黄显声将军一直认为自己被抓是莫须有的罪名，作为一个堂堂正正的军人，要堂堂正正地走出牢房（推测他期待和张学良将军一起获释，故有“为义气”的说法。）同时，将军也知道自己逃走将连累很多难友，因此一度拒绝了营救。但是，在1949年，看清国民党方面已经不可能给他公平的释放，将军实际上同意过接受外面的营救.只是，为了能够同时营救好友、张学良将军的副官李英毅，黄显声将军希望营救的时间推后，在重庆即将易手的时候进行，以便乘乱多救一些人。 按照刘澜波的安排，当时，渣滓洞看守宋惠宽已经成为营救的内线。他答应在时机合适时，于半夜时候把黄显声将军和李英毅副官以及一切可以带出来的人带到白公馆后面的山坡上，由负责营救的夏在汶开着汽车在那里等着，把将军等人带走。刘澜波并叮嘱一旦出现有政治犯被杀，则不顾将军的反对，将他单人救走。 但是，意料不到的是，保密局布置的对政治犯的大屠杀，第一个被杀的，就是黄显声将军。1949年11月27日，按照毛人凤的密令，黄显声将军被军统特务杨进兴执行秘密枪决，杀害于红岩步云桥，李英毅与将军同难。 １1－５黄显声将军牢房中的日历牌，永远停在1949年11月27日，在它的上方，是抗日战争胜利纪念碑的图案。 １1－６黄显声将军遗体 将军之死还有一点传奇的色彩。 在息烽监狱，黄显声将军曾经凭借精湛的医术救活了一名被控参加学运被捕的福建女大学生黄彤光。随着此后的接触，黄彤光爱上了这位气宇轩昂、儒雅不屈的将军。1944年出狱后，黄彤光一面全力寻找路线营救将军出狱，一面通过看守中的内线与将军鸿雁传书，甚至寻机相会。两人终于定下终身，将军答应只要能够出狱，愿与黄彤光结为连理。两人成为极其特殊的“狱中恋人”。 在定情时，黄彤光交给将军一张红纸，请将军将来用它包结婚戒指来娶自己（因为将军是由同情他的看守带出来的，回去时不能带其他的东西）。 闻知将军遇害，黄彤光和夏在汶等人，5天后到红岩山上含泪寻找将军的遗体。但尽管随行的解放军官兵帮助百般搜索，都没有找到。 就在这时，突然，在一块新土中，露出一小片红纸，黄彤光一眼认出，这正是她给黄显声将军的那张包戒指用的红纸。黄彤光立刻跪了下来。 将军的遗体，就在这片新土的下面。 88岁的黄彤光女士，在几十年后回忆起来，用这样的词句描述将军的埋骨之地——“那片红纸在风中痛苦地摇着头，很鲜艳。” 孙立人手下的“八国联军”（1） １2－１从美国弗吉尼亚军校毕业的孙立人将军，以率领中国远征军从印度杀回云南而名震中外。 说起孙立人来，在国民党军中堪称一名独特的将领。怎样独特呢？这样说吧，还有哪个国民党将军和梁实秋是大学同学呢？而孙立人的确和梁实秋都是清华大学1923届毕业生，五四运动的时候，同在清华预科（TsingHuaCollege）读书的两个人还并肩到天安门广场，游行参加过五四运动呢！ 甚至，说孙立人是“国民党将领”，在某种程度上都有些偏差。孙立人加入国民党是到台湾做陆军训练总监的1947年，此后他再未指挥过作战，直到1955年因为“孙立人兵变案”又被开除出国民党。在孙立人最辉煌的军事生涯中，他竟然始终不是国民党员。 孙立人在部队中选拔干部总是先看学历，一如今日大公司招聘，这在国民党军中绝无仅有，被目为十分的书生气。奇怪的是，所谓“书生气”的孙立人，选拔干部却非常有眼光，经他手提拔的人员后来几乎都是“上马杀贼，下马露布”的优秀将领。在台湾，曾有一名孙的部下也算很有才能，但孙每次给他评分都是B-（孙立人给部下独特的评分方法，其中唯一得到过A+的，是现任台北市长郝龙斌的父亲郝柏村），结果此人一直不得升迁。人事部门对他深表同情，有人悄悄给他的评分上加了一竖，变成B+，才让他得以升官。却不料此人后来忘恩负义，抛弃发妻，被同僚称为“丧心病狂”，始知孙识人之明也。 正因为孙注重学历，而当时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多有留学经历，或在国外服务过。结果他部下的新一军中，喝过各种洋墨水的军官甚多。如果仔细看看，在缅甸孙的部下中，从背景而论，竟然能够凑出“八国联军”来！ 究竟是哪八国联军呢？ 第一个是美国。 中国驻印度远征军的总指挥是美国人史迪威，训练、联络、指挥、后勤都少不了美国人。所以孙立人部下，正宗的美国兵不在少数，比如两名联络官斯立尼上校和费利普上校。 但是从纯粹的远征军角度说，新一军中带有美国背景的军官，以孙立人（新一军军长）、齐学启（新三十八师副师长）和贾幼慧（新一军副军长）三人最为典型。 之所以将他们三人并列，是因为他们的经历十分相似。这三位将军都是出身于清华中学，随后入读清华大学，随后考取官费赴美留学生，入美国普渡大学（梁实秋同行），而到了美国后又一同投笔从戎，改学军事，最后共同指挥远征军作战，这种友谊和经历，在当时堪称罕见。 三人学习军事的选择各有侧重。孙立人是到弗吉尼亚军事学院学习指挥，齐学启去了诺维奇骑兵学院，贾幼慧去了丹佛炮兵学院。 三人后来结局，孙立人自己不用说了，新一军中将军长，远征军的灵魂。贾幼慧始终是孙的左右手，在台湾做到陆军副总司令，因孙立人案受到牵连断送前程，后任总统府战略顾问。齐学启在1942年远征军向印度撤退途中，为不忍抛弃伤兵，亲自断后率领伤病员撤退，为日军追及重伤被俘。齐被囚禁于仰光达三年之久，始终坚强不屈，后被日军唆使叛徒杀害。 值得一提的是，孙、齐曾同在淞沪战场指挥税警总团抗击日军。因为税警总团兵非正规部队，从淞沪撤退后部队被陈诚所部吞并，孙被明升暗降，齐被编为编外官佐。齐于是离开部队，到浙江大学担任教授职务，一年以后才为孙立人将军所召再次从军。所以，浙江大学也认齐学启将军为校友。 第二，法国 在孙立人部下的军官中，法国背景的有一个半人。 １2－２缅甸密林中的中国远征军 所谓孙立人部下一个半“法国人”，半个，指的是1936年毕业于法国圣西尔军校的廖耀湘。 这是因为，廖其实不能算孙立人的部下。当远征军入缅作战时，孙、廖各率领新三十八师和新二十二师，属于平级。孙立人在仁安羌解救英第一军和装甲第七旅，廖耀湘在斯瓦依靠滚筒式撤退各打出一次令盟军刮目相看的漂亮仗。从缅甸向印度撤退时，两个师互不统属，在此后的反攻作战中两个师分别扩编为新一军和新六军，是远征军的两把利刃。孙立人升任新一军军长的时候，廖耀湘也升任新六军军长。两个人的军事生涯仿佛一对平行线。 然而，偏偏有一段时间这两条平行线相交了——中国驻印军改编为新一军的时候，下辖两个师，正是孙、廖的新三十八师与新二十二师。而孙立人除了担任新三十八师师长以外，还担任新一军副军长，恰好比廖耀湘高了半级。 于是，廖耀湘见到孙立人也只好敬礼。 这个上下级关系时间既短，也更多是形式上的，所以，廖耀湘只能算新一军的“半个法国人”。 顺便说一下，廖耀湘的滚筒撤退法很厉害，日军看着这个大滚筒完全琢磨不出如何下口。打出了名气以后，1948年廖又拿这个大滚筒对付林彪。林总的兵没有鬼子那么爱琢磨，你滚我就跟着你滚，一下子把个滚筒滚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夹馅肉饼。一边滚一边打，廖总的兵比林总少，结果可想而知…… 孙立人手下的“八国联军”（2）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啊。 不幸的是，还有一个人对廖耀湘的打法佩服的不得了，就是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将军，面对粟裕他也一样摆出了一个滚筒阵。而更加不幸的是，粟裕的兵和林总的兵竟然一样脑袋一根筋…… 新一军里一个半法国人减去半个，还有一个，指的是后来担任新一军政治部主任的葛南杉。 葛南杉，留法归国的从戎书生。从留法时间算，是廖耀湘的后辈。在孙立人从淞沪战场撤下来重新建军时，担任缉私总团第三团团长，后成为孙立人手下的得力将领。 有趣的是，新一军中有这样一段顺口溜——“我军要发扬，两个大姑娘，一个葛南杉，一个孙克刚（孙立人的侄子，后接替葛为新一军政治部主任）。” 这是因为，孙立人“书生气”选中的两任政治部主任，都安静文雅，与军中剽悍粗犷之风很不一致，故此当兵的将这两位嘲笑为“大姑娘”。其实，葛、孙外表文气，打起仗来却一点儿也不文气，都是敢于顶到一线的猛将，倒是没有辜负孙立人的信任。 葛南杉也因为孙立人的事情没了前程，但他的儿子葛熙熊后来也在军界发展，做到台湾防空司令、中将，可能是新一军后代中硕果仅存的一个了。 说完法国说英国，孙立人部下中英国背景的有点儿稀缺，只有一个给史迪威担任联络参谋的王楚英能算。今天我们察看日军投降仪式的细节，多半是王老的手笔，他当时就在南京大礼堂作为远征军代表现场观礼啊！ 王楚英出身十八军，正儿八经的土木工程系，怎么成了英国背景呢？ 因为远征军入缅作战的时候，王楚英的地位十分独特。他当时已经在缅甸，负责组织“华侨抗日义勇队”，是作为英军总司令胡素将军的联络官来迎接中国远征军的。孙立人因此戏称英国人是王楚英的“老板”。 1944年远征军东征归国之战中，为了掩护英帕尔之战的侧翼，英军温盖特旅团在温藻（孙立人从缅甸撤退到印度时，这里是最后对日军进行阻击的阵地）空降，建立一个圆形阵地掐断了日军纵贯缅甸南北的铁路线。日军深知此举的危险性，急调五十三“安”师团和一个独立混成旅团猛攻试图重新打通铁路。英军没料到日军反应如此之快之猛，招架不住，急忙通过史迪威与孙立人联系求救。这个去找孙立人的联络官，就是王楚英。孙立人一面调兵遣将去救英国人，一面和王楚英调侃，说这可是你的英国老板第二次通过你来找我救人啦。上一次在仁安羌，救完了他们可是不辞而别，和英国人打交道小兄弟你要留个心眼儿啊。 王楚英哭笑不得，无言以对。 说起来，英国人在缅甸，可说是中国人最混账的盟友了。在缅甸的英军斗志极差，一触即溃，日军司令官牟田口廉也称英军根本无法和中国军队相比。那么换中国军队来打如何呢？ 中国的将军们都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英国人这个盟友别扭得过分。 你说他是对中国军队的战斗力没信心吧，可是出了问题，比如英一师被包围，他也知道找中国人求救帮忙。 你说他是当惯了帝国主义瞧不起中国人吧，也不大像，亚历山大将军对杜聿明，斯利姆将军对孙立人，那佩服绝不像是装的。 可是，要情报没有，要物资没有，明明有车皮，运到仰光的美国援华物资就是不给你送过来，明明日本人还没来，先把中国即将驻守地方烧砸一空，弄得没水没电没粮食，活像对友军作三光。 所有中国人设计的会战都因为英国人提前跑掉而无法打成，气得中国兵骂——英国兵是人也大，马也大，就是跑起来像兔子…… 大家都有一个可怕的看法，这英国人怎么好像中国人和日本人打起来希望日本人赢呢？ 直到战后才明白，中国人这个看法，竟然真的是英国统帅部包括丘吉尔先生的想法！ 英国人不但对中国人暗中下绊子，对史迪威也是一样，害得这个醋性子乔一个个反攻缅甸的方案都无疾而终，连同情支持他的蒙巴顿勋爵也受到连累。 根据现在已经公开的历史材料，英国人这种给自己人拆台的做法，纯粹是有意而为。 英国人既不希望美国人，也不希望中国人在缅甸打胜仗的。这是因为，以日军实力，打到缅甸已是极限，英国人并不担心它能对印度构成什么威胁。如果日军占领缅甸，战后英国可以名正言顺地将其收回（当然战败了大家谁都不要想）。但缅甸一旦被中国或美国染指，再要想把他们赶出去可就麻烦了。而印度是大英帝国的根本，缅甸是印度的门户，缅甸落入中美之手可能引起大英帝国崩溃的连锁反应，这是不能允许的。蒙巴顿勋爵曾在他赴任中印缅战区的日记中对此详细记录。 这才是英国人在缅甸战役中大帮倒忙的根本原因，甚至救了英国人的新三十八师到达印度时英国人居然要让这支盟军缴械进难民营。 那一次孙立人是下令掘壕就地作防御阵地，架起机枪迫炮准备开打的，所以他对英国人是怎样的秉性心里很明白。而史迪威虽然依靠美国人的牛气压了英国人一头，也不得不接受他指挥的反攻中，中美联合部队只能在北缅甸作战和自己解决给养的限制，率军进入林莽苍茫的胡康河谷。 英国人错了吗？说到底，还是为了英国自己的利益。他们仅仅做的冷酷和直接一点罢了，而且漏算了印度人自己也会闹独立。 孙立人手下的“八国联军”（3） 由此可以明白，盯着上家，看着下家，绝不点炮，我不胡也不能让你胡，并不仅仅中国人会打麻将。 值得一提的是温盖特旅的指挥官温盖特少将，此人骁勇善战，身先士卒，早在远征军反攻之前就多次率军深入缅甸敌后发动游击战争，是印缅战场有名的传奇人物。他的部队在获救后与远征军并肩血战，颇有古风，倒是个值得交往的人物。两国政府的矛盾，不影响前线两军建立友谊。可惜的是，不久这条好汉就因为飞机失事重伤不幸遇难了。在电影《战争风云》中，帕米拉的那个到缅甸作战的贵族男朋友，原型就是温盖特少将。 １2－３《缅甸荡寇志》中的远征军老照片 说完英国人，该第几国了？ 第四国是意大利…… 新一军还有意大利人么？意大利人倒没有，新38师师部却有一个毕业于意大利加利波第骑兵学院的上校参谋谭展超。 尽管因为是喝过洋墨水的升迁迅速，但大约因为意大利在二战战场上表现不佳，谭展超上校这样的出身，并不很受孙立人重视。新一军旧部回忆，这位上校大人在印度被委任的最重要职务是训导各部军官的马术和仪仗兵队列。 别说，谭展超也真是个人才。1943年盟军在孟买举行阅兵，十一个盟国的仪仗队各显其能，谭调教出来的中国远征军仪仗队，硬是把第一名拿了回来。 谭展超的马术训练也不错，缅北作战经常需要乘马，新一军的军官多得其惠。 据说孙立人让谭展超上校做这项工作，有一点两人投契的地方，因为孙立人也喜欢马，自己就饲养有三匹骏马，而两个人都喜欢武术。 孙立人有武术功底。他曾经回忆，当年留学美国之时，一日与齐学启散步街头，遇到一个美国水手喝醉了追逐女招待。两人上前打抱不平。那美国水手身强力壮，遂挥起酒瓶打来。不料孙，齐二人都会中国武术，又在美国军校受过搏击训练，一交手之下那美国水手只有满地找牙的份儿了。 饶有趣味的地方是，那水手被打得七昏八素之后，却站起来对着两人笑挑大指，满面佩服，指指女招待转身而去，意思是让给你们了。孙将军说当时美国人的朴实，在这水手身上也可看到。 所以，他和同样有武术和马术功底的谭展超还是投缘的。 后来谭展超终于如愿以偿，被派去带兵。他担任新一军搜索营的上校营长，还负责监督日军战俘修建新一军烈士公墓。 只是，这个搜索营也是个很花哨的部队，有仪仗队，有喷火兵，还有军犬队，检阅时大出风头，实战却因为构成复杂捏不成拳头。 莫非军长认为我只能玩花架子？……估计谭上校心里也很郁闷。 意大利算轴心国，其实新一军有轴心国背景的不止来自意大利。 那么，难道新一军中还有德国人么？ 老实说至今在新一军的序列里我没找到有留德背景的军官，只有一个人沾一点点边。 这个人就是孙立人自己，他是从青岛德文高等小学毕业的，勉强算和德国沾点儿边。不过这个与军事无关，所以新一军的八国联军里面，我并没有记入德国。 那么，轴心国还有一国，就是日本了…… 新一军有留学日本背景的军官么？ 也是没有的，不过，倒是有日军第十八师团出身的一个上尉。 这个从十八师团过来的“日本”军官，名叫钟正平，时任新一军上尉翻译官。新三十八师少校参谋殷叔明回忆，钟是在新一军反攻时渡南高江后，于一次设伏中被俘的日军士官。因当时日军经常派出小部队发动夜袭，切割电话线和狙击中国军队官兵，新一军也针锋相对派出兵力打日军侦察兵的埋伏。钟被俘时正执行窃听电话任务，看到新一军的官兵全无反抗，神色坦然。经过邓健中参谋审问才知道他是台湾人，被日军强征入伍训练，日本名字叫作中村。由于十八师团损失惨重，他和部分日军调来缅甸补充。知道当面是中国军队后，钟一直寻找机会就俘投奔祖国。他并提供了大量日军重要军事情报，对远征军很有帮助，显然是预先有所准备。 钟正平此后一直协助审理日本俘虏。由于他精通日语又熟悉日军情况，日军在他面前都不敢讲假话。为此孙立人提升他为上尉译员，一直跟随新一军到广东、东北，始终担任日语翻译，最后随孙立人回了台湾。 孙克刚回忆钟正平还有一件趣事。远征军反攻时，日军对孙立人恨之入骨，多次派出狙击手试图射杀他，却很不成功，狙击手反而被俘，也被钟正平审讯。 要说狙击，孙立人可算是一个好目标。孙身材高大，军姿极为严整。老部下说孙因为在弗吉尼亚军校的严格训练，站立的时候两个肩胛骨总是几乎靠拢，所以永远看来威风凛凛。他也很重视着装，衣领上的军衔标志是一件艺术品，由两块纯金箔片组成，上面打磨出两颗突出的金星。因此他的形象在军中十分醒目。 孙立人手下的“八国联军”（4） 但是日本狙击兵这次一直找不到他，很是困惑，于是问钟正平—— “你看见过孙立人将军没有，是不是高高的个子、白白的皮肤、白头发（孙有少白头），穿黄马靴的？” 钟马上明白过来，回答说：“不错，不过现在他的形象变化很大。” 孙立人的确变化很大，他当时发誓打不下孟关（就是戴安澜师长殉国的茅邦）不剃须，所以此时他在军中的形象是美髯公，拿着老照片的日军当然找不到他。 日军误以为钟也是日本人，于是问他为何不刺杀孙将军。钟反问：“人家待我好，我为什么要加害于他呢？”日军俘虏无言以对。 第六国是韩国。 这回，可不是“假洋鬼子”了。新三十八师新兵营少校营长崔德新，是“大韩民国政府”着力培养的军事人才，光复军骨干。由于当时韩国反抗军与国民党政府关系密切，崔德新入中国陆军军官学校九期学习，毕业后曾担任政大教官，1942年随远征军入缅，后到新一军参谋处工作。 虽然崔德新在新一军表现平平，但他后来的生涯十分灿烂。板门店谈判，韩国的谈判代表，就是这个崔德新，当时已经是陆军少将，在战争中担任过兵团司令！ 他还担任过韩国第一任驻联合国大使，驻德国大使，最后官至韩国外长。1986年，崔德新因思乡移居朝鲜，轰动一时。此人是朝鲜半岛几十年有名的风云人物，却很少有人知道他是孙立人部下新一军出身的。 第七国是缅甸。在缅甸作战，当地人的支持是远征军的重要力量。孙立人属下有一支半缅甸人员组成的队伍，一支，指的是缅甸北部少数民族“山头人”组成的后勤运输队，新三十八师反攻新平洋的时候，这支主要由女性组成的运输队，头顶食品、药品、子弹，甚至炮弹穿梭于前线后方之间，风景独特。半支，指的是新一军谍报队长潘德新（本来是军统派去监视孙立人的，却成为孙最忠实的部下）兼任副总指挥的克钦突击队（KachinRangers），因为指挥官是美国人，所以只能算半支。 然而，孙立人军中最典型的缅甸战友，还应该算是林旺。 出生于缅甸的印度象林旺，曾被日军第十八师团工兵十八联队作为运输工具使用，1944年新一军猛攻十八师团司令部，田中新一中将从森林中奔逃，不但丢下了自己的关防大印，还丢下了包括林旺在内的十三头大象。林旺因此成了新一军的一员和吉祥物。林旺加入远征军后的故事，我们且用一位台湾朋友提供的资料来描述吧： 大象林旺也是孙立人将军引以为傲的二次大战战友喔。 民国三十六年孙立人将军奉派到台湾训练新军，林旺也跟着运到台湾。 当时美军协防台湾，美国国会议员和美军将领来台访问，总会在孙立人将军的安排下“拜访”大象林旺，向这位参加过二次世界大战的老兵致敬。 “林旺爷爷”是我童年的一个记忆。2003年，八十六岁的“林旺爷爷”在木栅动物园安详过世。 好了，八国联军的事情，到此基本讲完…… 慢，刚刚七国啊，还有一个是哪一国呢？ 那是不需要多讲的，因为那就是中国。 在缅甸的归国之战中，新一军共牺牲了两万名以上的官兵，这些普通的中国农家子弟和从戎书生，撑起着“天下第一军”威震异域的荣光。 而重入汉家疆土的新一军官兵们，此后也不乏对国家贡献深厚者。 例如，为了培植新一军自己的医疗团队，孙立人从国内来投的知识青年中选拔数十人，前往美军第二十军医院学习。这个军医院，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主持的，现代化水平很高。孙立人派出的带队人员，却不是个医生，而是上海交通大学物理系的一名毕业生，他指定这名干练的少校担任领队。 这名少校果然不负众望，不仅很好地完成了带队任务，自己也转入了医疗生涯，回国后开始了半生在医界的探索。 此人，就是被称为我国生物医学工程创始人的蒋大宗教授。 孙立人将军轶事 １3－１担任远征军新一军军长的孙立人,将军的书法可以让今天很多学文的人汗颜。 孙立人在缅北反攻中，极重部下生命，每战不急于求进度，总以猛烈炮火开路，史迪威责怪他进展不够快也不改初衷。老部下为孙立人写书，名叫《小兵之父》。孙军中没有死刑，最高刑罚是“记死”。 孙立人其人，中西学贯通，尤其一口英语极为流利，是史迪威最为器重的中国军官，认为他与一些满脑子封建思想，没见过外面世界的国民党将领不同。但有趣的是，这位精通英语的中国将军，与史迪威相处，大多时候却是在吵架。这一点是美军参战军人回忆的，有一次麦支队指挥官麦里尔准将曾迷惑地问孙立人，说你和乔（史迪威的绰号）哪里有这样多的架要吵？ 孙立人回答：“如果我不和他讲，他永远不会明白中国人怎样想。” 史迪威虽然坏脾气，但是一个优秀的将军而且为人正派，反而钦佩孙的率直。所以，他和孙立人吵得厉害，吵过之后只会配合更好。 这是斯利姆将军在《FromDefeattoVictory》里面提到的。 有人认为孙立人熟悉美国，想当然认为他唯美是从，这固然不对，也有人夸大孙与史迪威的争吵，认为越吵越体现民族气节，我认为也是不对的。在缅北反攻中，中美双方是盟友关系而不是敌我关系，孙、史的争执，都是为了实现共同的目标。 史迪威去重庆开会，代理指挥的美军参谋长柏利诺认定日军在胡康河谷谷口只有少数指导官和缅甸伪军，因此命令以一一二团分散攻击临滨，拉加苏等日军据点，结果进展艰难。孙立人审问俘虏，发现日军至少两个大队的番号，认为情况不对，与柏大吵，要求立即派出援军。双方争论到史迪威不得不提前飞回，询问孙立人为何不尊重参谋长。孙道：“日军可不是你们美国人，不会因为没有公路就无法使用炮兵！” 史迪威等美国军人都很恼火，但史迪威自己到拉加苏看过，不得不承认孙立人说的有道理，于是命令孙率新三十八师主力驰援，取得于邦大捷。一仗打下来才明白——当面的日军竟然不是两个大队，而是五十五、五十六两个完整的步兵联队！一个一一二团竟然顶了日军两个联队打得平分秋色，这回，感到吃惊的不仅是美国人，连孙立人自己都有点儿不敢相信了。 中国军人得到良好后勤后的强大战斗力就此得到承认。 孙立人为人机敏而荣誉感极强。一次在印度美国记者采访他，可能为了打一打这个年轻将军的傲气，故意说：“加尔各达出了好几次汽车被盗案件，都是中国人干的，孙将军知道吗？” 熟悉美国的孙立人应声答道：“美国各城市丢汽车的案件都很多，是否也是中国人干的？” 到台湾后，孙立人担任陆军总司令。当时国民党军中，陆军待遇不如空军、海军，孙极为不满，追着蒋介石要求改善，蒋袒护海军空军。孙一向看不起空军总司令周至柔（夫人公馆派）和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外号睡虎）情急之下喊道：“总座，我们可以比啊，国文也行，英文也行，数理化也行，操练也行，作战也行，来比好了！” 哭笑不得的蒋介石道——孙立人不懂政治。 孙确实什么事儿都能做得好，他喜欢运动（在清华曾因运动受伤休学一年），在大学期间打篮球很出色，于是选拔入校队，后来竟然作为国家队成员参加了1921年第三届远东运动会，中国队一路过关斩将，决赛中击败日本获得冠军。报纸评论：“中国在篮球场上把东亚病夫扔进了太平洋。”孙因为此战在场上表现出色，动作迅捷，被冠以绰号——“飞将军”。因为孙喜欢篮球，到台湾后，成了台湾篮球运动发展的一大助力。中国将军作国家队运动员的，一个是孙立人，一个是西北军名将孙连仲，曾为国家足球队队员。 孙立人修养好，交往的大多是冰心等一流的文化好友，为军中同僚侧目。他亦爱好文艺，支持军中唱歌提升士气。当时远征军中流行三支歌——孙立人父亲做的新一军军歌，青年军从军歌，还有一首十分特别，竟然是“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像太阳……”孙很喜欢它的旋律，直到后来发现解放军定起其为军歌才停止让部下唱这首歌（注，八路军军歌原始歌词没有“毛泽东的旗帜高高飘扬”这样敏感的内容）。 但是孙立人情绪激动时也经常骂人，口头禅带“他妈的”三字，这是长期在一线作战养成的习惯。他的英文秘书黄文美曾责他这个习惯不好，孙说：“我们当兵的，他妈的三个字就代表了一切喜怒哀乐。” 孙立人廉洁，一生没干过贪污军饷喝兵血这种事情，亦不动用公费，薪饷常接济阵亡袍泽家属。因此担任陆军总司令后家中清贫如故，菜金都要限制，若来客人添菜，只有咸蛋、皮蛋或炒蛋，家人背后有“三蛋轰炸”之说。家中特别处唯经常举行舞会，也没有固定舞伴，是为了和美军作社交。孙坐兵变案被软禁后，没有薪水，妻弱子幼，无以为生，只好自己种玫瑰花托人来卖补贴家用，竟然卖得极好，台中人称为“将军玫瑰”。新三十八师老部下回忆，孙喜欢养吊兰，驻军广州时，军务之余常亲自浇水，凝视欣赏，或为后来能养玫瑰来卖的基础。 孙立人晚年说，最敬仰的两位长官，一个是宋子文，一个是郑洞国。 孙立人被无辜囚禁33年。恢复自由后，民进党多次找他联络，让他出来揭露蒋介石的残暴，都被孙拒绝。以将军而言，并非不在意自己遭遇，而因为蒋是长官，不肯言长官之过。实际上，他对此耿耿于怀。孙去世时，最后一句话有三个版本—— 医生记录的是——我对得起国家。 他的亲属记得是——还我清白。 他的部下记得是——我是冤枉的啊。 时人评价，孙立人被囚禁太久，与社会隔绝，别人早已不当回事的一些东西，他还如金科玉律般看得很重。 捍卫我们尊严的人（下） 民国海军中的大英帝国爵士（1） 民国海军中的大英帝国爵士——陈策将军传 一 １4－１民国海军中将陈策将军像，相片两侧为于右任先生的题词——“义气盟军重，忠诚国父知”。 1922年，陈炯明在广州炮击总统府，发动叛乱，是为孙中山广东蒙难之役。很多朋友记得孙中山登永丰舰（孙中山逝世后改名“中山舰”）继续指挥战斗，率领海军官兵和叛军作战的史实，蒋介石也正是因为这时赶来扈从而开始脱颖而出的。然而，孙中山脱险后，最初避难的军舰并非永丰舰，而是先到宝璧舰，因为比较小，复改到永翔舰（中国军舰博物馆认为是孙最初到达的是楚豫舰，但根据当时楚豫舰泊位，我认为是错误的记录）。请孙中山到永丰舰避难的，是一位矮个子的海军将领，他和冯肇宪认为舰队司令温树德心怀二意，永翔舰不够安全，因此以请孙先生训话为名，亲迎孙中山移镇永丰舰。第二天，脱险的宋庆龄也来到永丰舰。不出其所料，温树德后果然接受军阀收买，出卖了护法舰队。 这位将军就是当时的广东江防舰队司令，后来被英国授予爵士勋位，人称“东方纳尔逊”的民国广东海军名将——陈策。 因为中国海军在近代的衰落，民国的海军将领远不如陆军将领那样为人熟悉，实际上他们中间不乏传奇人物，陈策，就是其中的一员。他是广东海军历史上罕见的悍勇型海军将领，而且经历奇特，先后参加过辛亥革命、护国战争、护法战争、讨陈、反共、讨桂、讨粤、抗日、太平洋战争，当过海军司令官、做过军阀、封过爵士、干过市长、领导过外交使团、指挥过盟军舰队、办过学校、修过铁路，和侵略军作战中失去一足一手……仅仅这些看来，也可以发现这是一个一生都富有传奇色彩的海军名将。 不写此人，堪称遗憾！ 陈策，新加坡华侨家庭出身，字筹硕，1893年出生于海南文昌。他的出生地就比较个别——这个边远的地方对我们来说也许只记得文昌鱼，谁知道东方明珠的宋氏三姐妹就出自这个地方？也许沾了庆龄、美龄的灵气，文昌给当时的中国贡献出不少优秀人才，比如行政院长宋子文、特工之花郑介民、陆军名将郑廷芨等，国共两党中，文昌籍的将军竟然有二百多名。兄弟在海南工作过，发现文昌小孩子非常可爱，特点是皮肤白皙柔嫩，大眼睛且脸型秀气，看来风水的确很好。可是当地人说此处的妹子如果早早到大陆去，便是宋庆龄，如果在当地长大了嫁人，不到三十就成黑狐精——没办法，这地方的太阳太毒辣了。 陈策将军小学毕业就前往广东读书，看来是避开了烈日的摧残，从照片看来，此人文质彬彬，竟无法让人和他在作战中的凶悍联想到一起。1908年，陈策在广州加入了同盟会——这可是国民党元老的标志，算起来，陈的资历不让蒋介石汪精卫——那时候他在广东海军学校（清朝名称黄埔水师学堂）驾驶第五期学习，旋即参加辛亥革命。民国成立后，他秘密组织海校同志会，组织反袁起义，战败后出走香港。陈策从参加政治活动起，就是孙中山的忠实信徒，其忠心不亚于西北军中的“公道大王”樊钟秀。以至于陈策逝世的时候，于右任赠送挽联：“意气盟军重，忠诚国父知”——这“意气盟军重”是怎么回事？咱们后面慢慢道来。 1917年，孙中山在广东组织护法运动，程璧光海军总长率第一舰队通电拥戴，陈策也跻身护法舰队参加这一行动。说起来护法舰队有一个有趣的插曲，当时陈策所在的飞鹰舰奉命为先导舰，得知广东民众在广州码头集结，翘首盼望护法舰队的到来。舰长脑筋一热，为抢风头下令不顾一切超高速疾行，结果飞鹰舰提前到达，一时万众欢腾，但飞鹰舰也就此锅炉烧坏，很长时间动弹不得。 护法舰队中多广东海校学员，陈策因此威望日增，他代表海校同志会游说陈炯明，促使陈从漳州来粤支持孙中山。陈策也因此得到孙中山先生的器重。当时，孙中山帐下的海军力量包括两支，大型舰艇主要来自拥护护法的原第一舰队，包括当时中国最大战舰的海坼号巡洋舰、最早使用透平主机的肇和号巡洋舰等，还有一部分力量是原来清朝广东水师的舰艇，广东水师曾经发展迅速，但甲午海战中北上增援的主力广甲、广乙、广丙三巡洋舰全部损失，自此一蹶不振。这时只有若干小型舰艇，孙中山先生委派陈策为长洲要塞司令，负责整肃这部分舰艇。 顺便说一句，陈策将军受册封的爵士称号是KBE，即Knight of the British Empire，这是英国政府可以授予非英国公民的一项爵位，现任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曾荫权也是一个KBE。 民国海军中的大英帝国爵士（2） 二 早期中国海军有一个奇怪的传统，就是主力舰队中主要军官全是福建人，据说这个传统起源于北洋水师，它的主要汉族军官大多来自福州船政学堂，除丁汝昌、邓世昌外都是福建人，海军中的Office Language是福州话（Official Language则是英语，历史上作战和航行中北洋水师所有命令都是用英语传达的）。大家都知道福州话是中国语言中唯一有六个音的方言，那么，外省人要想学海军就可以想象有多别扭了。于是，“闽系”海军作为中国的中央海军，一直存在到抗日战争结束，这样一支地域性很强的部队显然有相当强的独立性。 护法舰队也不例外。于是，当护法运动比较危急的时刻，护法舰队在闽籍军官把持下出现了重投北洋军阀的迹象。孙中山授意召集驻省河的海军舰队非闽籍军官及省河、黄埔各炮台、飞机队司令等有关人员开会，决定由陈策带领江防舰队夺取驻泊黄埔的海圻、海琛、肇和等大舰，因为这几艘大舰都已经有了叛变的迹象。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一条海圻舰满载排水量就达到5000吨，当时陈策手里只有东江、北江等浅水炮舰，排水量不过二三百吨，最大的海镜清倒有600吨，却是李鸿章办北洋水师之前买的“蚊炮船”，比水兵的爸爸还老，这个仗怎么打？ １4－2英制海圻号巡洋舰官兵合影。其主炮口径203毫米，至今中国海军中还没有超过的。该舰历经风雨，使用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该舰在江阴被击伤后作为阻塞船沉没于封锁线上。 陈策不愧是海军中的猛将，他采取的方法是海战陆打，效仿日本海军在厢馆之战中组织回天敢死队的招数，组织陆战队，跳帮夺舰！ 日本海军那一次跳帮是败得很惨，但陈策却取得了成功。4月27日12时，陈率领部下同时发起总攻，护法舰队各大舰海军官兵猝不及防，除永丰舰航海副林韵珂等因欲抵抗而被击毙外大多束手就擒。到下午5点，战斗结束，各舰纷纷向陈策投降。孙中山就此更换各舰舰长，永丰舰舰长冯肇宪便是此时接管军舰的。陈以治军有方、勇猛敢战晋升海军少将、江防舰队司令，从此成为广东海军中的一号人物。 但是仅仅更换舰长，对于大型舰艇是不够的，因为它的中下级军官依然是由闽籍控制，以至于有些新任舰长很快被同化，这次夺舰行动也给护法舰队的分裂埋下了种子。 1922年发生陈炯明叛乱，正在组织北伐的孙中山被迫离开总统府，到珠江上的永丰舰上试图平叛。 其实，对于陈炯明的叛乱，中山先生事先并非一无所知。1922年6月2日，他由韶关回广州，就是希望自己坐镇广州，劝说陈改变立场，以期化险为夷。但是孙对陈私人感情很好，总不相信他会对自己下手，而与陈炯明交厚的陈策则比较清楚其为人，暗中戒备。中山先生车抵黄沙后，陈策立即派炮艇直达天字码头，送孙先生回抵总统府，因为总统府守军为叶挺和薛岳所部警卫团，安全可靠。事实上，陈炯明已在惠州多次集会密谋，设法谋害孙中山先生，因孙途中戒备，才得以安全回穗。 11日到14日，陈策等连续报告中山先生陈炯明部队的动向，证明其正在准备叛乱。在陈发动叛乱的前一天，陈策还电话孙中山先生，称陈军已经进入作战位置，即将发动对总统府的攻击！这时，陈军中的前敌总指挥也暗中通报，派人送来消息，提醒孙先生撤离，而孙先生不为所动。事后，陈策才知道孙中山把这一切都当成了陈炯明故意施加压力的手段，于是坚决不肯示弱。这种大英雄的思维方式和毛泽东在城南庄遭轰炸的时候想去拣炸弹皮一样，令人哭笑不得——顺便说一句，很多人认为这一次孙中山北伐是孤军奋战，实际上他是和张作霖南北夹击。张本来模棱两可，孙中山给他一信，信中说：“革命党是不怕失败的，因此这回讨伐直系由我们先发动，奉天只要扯扯后腿就行了。因为我们失败了，还可以再干，不要把雨公一生事业给毁了。”结果讲义气的张作霖十分感动，当即决定出兵，张派到孙处联络的代表是韩麟春，也是一位名将，曾经先于张学良戒烟成功，后来在黑龙江随马占山将军和日军作战中阵亡。 孙中山在永丰舰上指挥平叛，最初驻扎在黄埔。但陈炯明势力强大，广州卫戍司令魏邦平、海军舰队司令温树德先后反叛。特别是7月9日，温树德率海圻、海琛、肇和三艘大舰叛离黄埔，海军陆战队亦投降叛军，与海军互为犄角的长洲要塞陷落。孙中山决定突围，以蒋介石为总指挥，但因为蒋出身陆军，实际舰队行动还是由陈策负责。7月10日凌晨，陈策指挥各舰开始移动，以永丰舰率先突进，楚豫、同安、豫章各舰跟进，夜暗中与叛军车歪炮台发生激战。天亮后，永丰舰接连中弹，一发炮弹击穿驾驶台侧面钢板，险些将指挥战斗的陈策、蒋介石和冯肇宪舰长炸死。该舰先后有五人阵亡，十余人负伤。根据当时纪录，时孙中山“站立甲板上，向炮手亲示以瞄准发射之方法，未几又为伤员施治”——孙先生指挥炮手射击？不奇怪，外国人叫孙先生什么来着？BigGunSun——孙大炮啊！敢打大总统还了得？据说国民党得势后彻查是哪门炮打的永丰舰，然后为了惩罚举行个仪式，拿封条把大炮炮口封了。 嘿，也够形式主义的。 在陈策的指挥下，永丰等舰突围成功，进抵白鹅潭。这里地近租界，陈不敢来攻，孙中山希望在此地等待北伐军回师。 7月19日，永丰舰遭到鱼雷袭击，经查发现为陈炯明部江防司令周天禄收买工程师徐直等制造鱼雷，进行袭击。有人认为徐所用为水雷，是对海军武器不熟悉所至。水雷为固定或飘浮之无定向武器，鱼雷方可瞄准发射。徐用小火轮潜至白鹅潭放雷攻击永丰舰，显然不是水雷。幸运的是当时正值涨潮，永丰舰起锚移位，结果鱼雷未能命中，触水中杂物爆炸，徐为陈策部下海军捕获——孙先生审了审，还没怎么地呢，陈策已经把人给毙了——后来我发现抓住人急着搂火是陈策的一贯风格。 民国海军中的大英帝国爵士（3） 北伐军回师起初势如破竹——指挥官李烈钧，就是审张学良的法官——但在韶关战斗中因为原属陈炯明部的第一师反水而失利。8月9日下午，孙中山见大势已去，在居正和程潜的劝说下偕蒋介石、陈策、陈群等离开永丰舰，乘英国摩汉号炮舰，由广州赴香港，永丰号冯肇宪舰长也跟随同行。 此后，陈策始终是孙中山在海军方面倚重的左右手。 三 １4－３孙中山在中山舰，其舰首有青天白日徽，这是陈策所部广东海军的特点。 陈策追随孙中山，忠心耿耿，不但英勇善战，而且清廉自守，应该算是革命者吧。可是他偏偏一生和以革命为职业的共产党不合拍，陈策是典型的国民党右派。 离开广东以后，孙中山去了上海，组织军队，在张作霖的支持下——张作霖豪爽，雪中送炭，几十万几十万的给孙先生送军饷，想想张学良资助刘长春参加奥运会，这父子二人都有千金散尽的古侠士风度——顺利打回广州，陈炯明抵挡不住，跑到惠州煲汤去了。 1923年2月，孙重新成立了大元帅府，就任海陆军大元帅，第三次在广东主持革命军政府。随即提出三大政策，开办黄埔军校，励精图治，各方面都走上正轨。陈策，依然是孙在海军中信任的第一人，任广东舰队司令。他独出心裁，每艘舰艇的舰首两侧都漆有青天白日徽，成为广东海军的一大特色。 1925年3月，孙中山先生逝世。同年4月13日，广州革命政府为纪念孙中山先生将永丰舰改名为中山舰。这艘战舰屡经风霜，于抗战中战沉金口。上世纪90年代，湖北花费巨资将其打捞。从军事角度，中山舰不过是一艘日制中型炮舰，无论战绩还是作用和宁海、平海、应瑞、逸仙等民国战舰都是无法相比的。打捞它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该舰在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纪念意义。 一朝天子一朝臣，蒋介石掌握国民党军权后，多少忌惮陈策的资历，把他作为耆老看待。其实这时候的陈策也不过三十多岁，多种原因使他自此多少偏离了国民党的统治核心。蒋介石在海军问题上的确需要人，但是陈策资格太老不好控制，蒋更看重比他易于掌握的欧阳格，此后委派欧阳格组建电雷学校，试图建立自己的海军力量。 北伐战争开始后，湘鄂群山中军舰又没有翅膀，兵种缺陷暴露了。在这场国民党最为辉煌的战役中，陈策的海军无从参战，只能袖手旁观。蒋介石打长江的时候，中央海军的陈绍宽又主动输诚，给国民党奉上一支从战舰到官兵都第一流的海军舰队，陈策和他那些又老又旧的广东军舰就更没人搭理了。 估计陈策也只能慨叹生不逢时也。 1928年，广东海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海军第四舰队，陈策积功升任中将舰队司令。 对陈策来说，官升了，军舰还是这些，没变化。 １4－４陈策的红色老朋友——开国大将张云逸。 前些年有一首歌广为传唱，叫做《四海一心》，可是很少有人知道这个词从哪儿兴起来的。你要说它来自“六王毕四海一”那没错，但是港台的娱乐圈人士没那么深文化修养，这个词在台湾见的最多，最早的地方是海军各部队，几乎有礼堂的地方都挂一块匾，上面写“四海一心”。 这是有典故的，因为国民党的海军，传统上由四个派系组成,就是所谓的四海：陈绍宽的中央海军是中国海军主力舰队，人员多半来自福建，称为闽系，喝英国茶说英国话，打仗一般但是一派皇家海军的绅士形象；沈鸿烈的东北海军，大多军官为留日海军人员，满嘴巴哥牙路加妈拉巴子骁勇善战，九一八后退据青岛，称为青岛系；蒋介石自己在海军的嫡系电雷学校，负责人欧阳格，喜欢鼓捣鱼雷、水雷这类带响儿的玩意儿，称为电雷系；还有就是陈策的老牌儿革命党海军广东系。这四个派系共同组成国民党海军，其矛盾纠葛直到今天还可以看到影子。为了强调团结，国民党海军才到处挂出来“四海一心”的招牌。 反正陈策那个年代，四海是不太一心的。陈绍宽孤芳自赏，和老蒋不大对付，他因为倔脾气被部下称为“清正廉”，意思是少一个“明”字，太犟，老蒋用他，但限制他；蒋介石自己插手海军较晚，没有拿得出手的人才，电雷学校盛气凌人可惜底气不足；陈策和沈鸿烈是当时海军中最善战的将领，称为“南陈北沈”，从历史上看，沈鸿烈在民国海军将领中战功最卓著，对苏联、日本、内战都有精彩战例，陈策仅次于他，是孙科的太子党，看后来打日本人那也绝不是吃素的。这两个人一个属北洋军阀，一个是同盟会的老革命，更风马牛不相及。如此几股人能够“一心”那才怪。蒋介石深知其中奥妙，将陈绍宽所部编为第一、第二舰队，属海军部，却将沈的第三舰队、陈策的第四舰队、电雷学校直属于军政部，从而达到分化使用的目的。 相对来说陈策和中央是比较接近的。 从1927年到1932年，陈策一直在率舰东征西讨中度过。 1927年11月，张发奎在广州发动政变后，任冯肇铭为广州军事委员会航务秘书，试图掌握海军，陈策则拒绝服从，表示效忠中枢。中央以蔡廷锴（后来的十九路军军长）第六十师为主力讨张，蔡师协同陈策所部舰队沿江西进。蔡廷锴与陈策共同乘坐中山舰指挥作战，连续占领肇庆、德庆、都城。陈策的海军运送蔡师一部在封川县长岗登陆，下旬占领梧州。张发奎战败。 民国海军中的大英帝国爵士（4） 1928年1月，李济深任广东省主席，以陈策为广东海军司令。3月1日，李济深在陈策陪同下，乘中山舰赴香港访问。 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蒋介石任命后来的“南霸天”陈济棠为广东编遣特派员，陈济棠从此主持广东政务。陈策虽然和李济深有旧，依然宣布广东海军服从中央。副司令舒宗鎏觉得老陈你怎么这么不够朋友呢，擅自率飞鹰、中山等舰在南石头集中，宣布反对陈策，支持桂系。此后舰队和反桂的空军陆军发生连续战斗。陈策当时正在香港访问，连忙返回，利用自己的威望与各舰舰长协商归降条件，最后以三十万元“礼送”舒宗鎏离开，将各舰收复。之后，陈策乘中山舰赴西江，与桂军作战。 5月，中山等舰在马口炮击桂军。30日，中山等舰进驻封川。1929年6月1日，陈策指挥中山、江大等舰，对界首、鸡笼洲、狮子山等炮台进行轰击，大量杀伤桂军。在完成作战任务后，同月9日回抵广州。此次讨桂之战，以蒋胜桂败告终。 值得一提的是，这时候陈策还给共产党帮了一个忙。 陈策除了杀李之龙，1927年更参与捕杀共产党高级将领、代理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熊雄，和共产党可谓仇深似海，怎么会给共产党帮忙呢？又有哪个共产党敢上门求他帮忙呢？ 有的。 盖因那时候国共两党本是同根所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范石生帮过朱德，陈赓还救过蒋介石呢，陈策帮个把共产党算什么奇怪？ 蒋桂战争刚刚结束，俞作柏在广西重组省政府，有个老同盟会员外加陈策的文昌老乡来找他，请陈策帮忙介绍到广西谋差事。陈策这人一生最怕别人给戴高帽子，一番恭维便得意洋洋，再想不到这位暗中还戴着顶红帽子，当即将此人介绍到广西。陈策的面子大，广西方面当然重视，委任此人为教导总队总队长，相当于旅长的职务。此人旋即拉上邓小平、李明瑞打响了两江起义，广西军的教导总队成了红七军。陈策闻讯吓一大跳，但已经泼水难收了。 这个人就是中共开国十大将之一、新四军名将张云逸。唉，前面算文昌的人才，还忘了计算他呢。 这期间，陈策看出来陈绍宽兵强马壮斗不过，蒋介石又不太信任，自己入主中央海军希望渺茫。于是，他也开始考虑出路问题。 他发现实力是最重要的，那么，怎么保存和建立自己的实力呢？这位“老革命”想来想去觉得只能是去作军阀。 海军也可以做军阀？难道扛着船上岸干吗？ 那有什么奇怪，海军当军阀的不是陈策一个，沈鸿烈后来也干过青岛特别市市长呢。1930年1月21日，陈策率中山舰等出击海南，占领原由桂军控制的琼州，开始在海南岛建立自己的势力。 其实陈策一直在试图建立自己的力量。他经营教育，开办海南大学，自任校委会委员长，这是海南第一所大学。1930年6月，黄埔海军学校复校,陈策担任校长，培养自己的军事人才。他同时裁撤部队中的“爷爷舰”、“姥姥舰”，淘汰前清留下的陈旧舰艇如海镜清等，争得政府支持购买和利用香港造船厂改建新舰，用国民党牺牲元老命名的仲元、仲恺、执信等浅水炮舰，海瑞号运输舰等相继加入第四舰队。 如此一来，陈策依靠自己掌握的海军舰队、海军陆战队和海南岛，俨然也成了一个袖珍的“南霸天”。 问题是他身边还有一个大号的南霸天呢——那就是割据广州的国民革命军陆军二级上将陈济棠。 四 １4－５被陈济棠炸沉的德制飞鹰号鱼雷驱逐舰 陈济棠是陈策在广东的死对头，此人虽然也姓陈，和陈策并非亲戚，不过两个人有不少相似的地方。 陈济棠是广东防城人，老同盟会会员，他和陈策一样，对风水迷信都比较注重。说起来孙中山的同盟会员是华侨或者闽粤人士，也是中国人中对风水迷信最为热衷的团体。这并不妨碍他们在科学和思想方面的进步性——兄弟1994年到香港帮着港仔伙计们搬家，堂堂香港区总裁，还是多伦多大学毕业的博士呢，居然带头举着一炷香，敬一口烧猪带大家拜拜，连公司的洋鬼子都跟着拜，令兄弟大开眼界。 文昌现在还保存有陈策故居，其中一个重要景点就是太公塘。据说陈策之父修这房子后有人点评说这房子后面有山，山势秀丽，地形很好，但是前面没有水，影响风水。听风水先生说，居宅“前的明镜后有山，子孙发财当大官”。老爷子马上出钱，在前面挖了一口池塘，和周围风景和谐一体，便是这太公塘。从此以后陈策青云直上，他的弟弟也当了将军，人都说这是因为修塘改善了风水得到好处。可见陈家属于比较迷信的。 陈济棠则更迷信的厉害，有些事情还挺灵，比如他娶太太千方百计对风水，后来果然旺夫。但是有些事情就不灵，比如他后来反蒋起事，原因是当时有个迷信传说，讲老蒋过不了第八军，过不了“朱”。唐生智反蒋就讲过这个传说，因为他的部队当时是第八军——迷信能当饭吃吗？老唐当然失败了。而陈济棠的头衔是讨逆军第八路军总指挥，而且还长了“朱砂掌”，因此认为这个传说应该对自己有利。可惜，一样失败。 失败是失败。其实，这个传说挺灵，应在了八路和八路的总司令朱德身上。 陈济棠和陈策不同的地方是还非常封建，他修个炮台，用太太的名字命名为“秀英炮台”，买条军舰，因为他哥哥叫做陈维周，就命名为“海周号”。陈策虽然也迷信，却多少算是个资产阶级革命者吧，他开办海南大学可没有拿自己老婆儿子命名。这方面两个人大是不一样。 这毕竟是个人观点不同，谈不上矛盾，两人矛盾的关键是利益。 民国海军中的大英帝国爵士（5） 陈济棠是国民党四星上将，号称“南天王”、“南霸天”，割据广东。其他的四星上将是谁？冯玉祥、李宗仁、何应钦……陈是他们里唯一没有自己军事系统的军阀，他维持势力的做法很特别，是“包干”。“包干”什么呢？包干贪污分肥。他的部下每部都给一块地盘，只要你听陈老板的，就由着你刮地皮。广东富庶，因此陈部下的军长师长无不腰缠万贯。所以，有更多的地盘，就可以笼络更多的部队。 怎么获得更大的势力呢？对付蒋介石，他开始还不敢。于是，陈济棠就看上了“袖珍南霸天”——陈策。当时正学着当军阀的陈策有地盘——海南岛，广东的各海军要塞，还有价值不菲的舰队，但是军事力量微弱。1931年，陈济棠攫取广东政权后，成为在广东另立国民政府的汪精卫、林森等人的军事倚靠，老蒋也不敢对他轻举妄动。陈就开始试探陈策的态度。 陈策在整个军事生涯中的特点就是敏感警觉，他明白自己的力量斗不过陈济棠，同意在广州政府中任海军总司令，暗中输诚中央，表示坚决拥护南京政府，并泄漏此消息给陈济棠，以此让“南霸天”投鼠忌器。这时，九一八事变、淞沪事变相继爆发，宁粤表面和好，陈济棠也不好过为己甚，只委张达为虎门要塞司令，略略占点儿便宜，还没有对陈策动武。 但是，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一旦局势缓和，陈济棠便开始动手。陈济棠在1932年4月邀陈策到广州议事。陈策一生戎马，可不像孙中山那样容易上当，他担心被陈济棠诱捕，拒绝出席，登舰戒备。陈济棠见诱捕不成，宣布免去陈策第一舰队司令之职，改任第一集团军高级顾问。陈策则针锋相对，宣布脱离陈济棠，于5月3日率中山、飞鹰、江大、坚如等舰杀出虎门。陈济棠所部炮台开炮拦截，陈策在珠江上杀进杀出早已成了套路，一阵炮战，陆军抵挡不住。陈率舰队及海军陆战队突围，前往海南岛，在海口建立反对陈济棠根据地。 陈济棠如何肯善罢甘休，他知道陈策只有一点儿海军陆战队，兵力很少，索性组织舰船渡海作战，进攻海南岛。不过他可没有军舰，只能靠商船帆船了。老陈想的简单——琼州海峡不就是一衣带水嘛？ 他忘记了，陈策在岸上打不过他，在海上可是龙啊。陈军船只一出珠江口，就发现海军的舰队早就严阵以待，为首的正是赫赫有名的中山舰！ 一阵炮击过后，陈策果断下令战舰突入陈军船队冲撞，陈家军沉的沉，翻的翻，可怜陈济棠粤军陆上猛虎，下了海只能煮饺子，陆军仓皇败退。陈策一面命令把捞上来的粤军送交中立的香港政府（总不能用军舰装俘虏吧，这批人后来被称作“中国囚军”，还参加了香港保卫战），一面用战舰封锁珠江口。这一衣带水对陈济棠来说成了曹操的长江天堑。写到此处不禁暗暗出汗，1950年解放海南岛，要是解放军帆船队碰上的不是王恩华那样的窝囊废，而是陈策这样的刁滑老将，会打成什么样儿呢？ 谈到实力陈策不行，但谈到打仗陈策可是老手，他不但阻击了陈济棠渡海袭击，而且还敢于还手。 陈策的部队经费，弹药都缺乏——他刚学着作军阀，本钱还没有嘛。但他知道陈济棠是个土地主，有了钱一定存回老家。于是陈策派出中山舰和海瑞舰出击现在广西的北海，那里离陈济棠的老家防城很近——海瑞舰是用货轮改装的运输舰，我看这陈策明显是要帮着“南霸天”搬家！陈济棠万没想到弱小的陈策还敢反击，6月15日陈策军登陆，抄了陈济棠的老家，缴获陈贮藏的鸦片数十万两（当时都是硬通货），还冲进银行，夺取银行现款20万元，运回海南——开着军舰抢银行，世界海军史上，我还头一次看见这么拽的。接着，又在同年6月21日，陈策海军于零丁洋，截获陈济棠装有4000枝枪、800箱子弹、6挺机枪的水东号轮船，好好地补充了自己一下。 打疼了的陈济棠终于亮出了王牌，他仔细思索，忽然醒过味来，陈策之所以张狂，无非仗着有军舰，好，你有军舰，我还有飞机呢！6月25日，陈济棠下令两广空军出动，轰炸陈策舰队。 偷袭珍珠港之后，美国人都知道军舰斗不过飞机了。击沉威尔士亲王号，英国人都知道军舰斗不过飞机了。陈策，比他们早十年就知道了，在陈济棠空军的攻击下，陈策的珠江封锁线各舰顿时作鸟兽散。陈策只能率领舰艇天天防空东躲西藏。 陈策心里的苦处只有自己知道。 他敢于反陈济棠，是因为有南京政府的老蒋撑腰呢。他曾经多次向老蒋表达自己忠于中央的信念，陈济棠也正因为他倾向中央才急于动手。他总以为自己和陈济棠周旋起来，老蒋看在永丰舰上情义一场，总要“拉兄弟一把”吧。 没有动静。蒋介石和陈济棠井水不犯河水，南京派了个孙科来调停一下就没了下文。 问题是他不能总撑着啊，两广的空军可不是吃素的。 两广空军司令黄光锐，是杨仙逸的弟子，当年开“乐士文号”飞机带宋庆龄上天兜风的潇洒人物。副司令丁纪徐，淞沪事变带队出征上海打鬼子，典型的拼命三郎。在杭州遭到日军飞机空袭之时，他因为自己的飞机没加油，抽出手枪从中央空军飞行员手里抢了一架就上天玩命。他们的部下也有不少参加过对日空战，作战经验丰富。 7月7日，中国空军击沉了第一艘军舰。非常遗憾，这条军舰是中国人自己的。这就是陈策属下的飞鹰号驱逐舰，被丁纪徐队轰炸机击沉于海口。 飞鹰号驱逐舰，是中国海军至今为止唯一一艘四烟囱的战舰，德国制造，当时中国海军驱逐舰中除建安、建威以外排名第三，也是陈策手中和中山舰并列的最大战舰。遭到轰炸的飞鹰舰挨了一颗150公斤炸弹后，挂出“我舰操纵失灵，救生”的信号旗。但是因为陈济棠许下了炸沉一艘军舰一万五千大洋的重赏，飞行员毫不留情，最终将其击沉。 民国海军中的大英帝国爵士（7） 陈策的其他舰艇也多有损伤，各舰纷纷避退香港。和陈策关系较好的港英当局担心二陈火并殃及香港，故此也敦促陈策投降。 陈策坚持不下去了，被迫宣布下野，他想把手中的舰艇带到南京，但是港英当局怕引起陈济棠的愤怒，拒绝第四舰队在港舰艇撤离。最后，陈策只得率领避退到东山的中山舰到福建，将其交给中央海军。 心灰意冷的陈策对老蒋深感失望，到得南京投奔老友欧阳格，见面之后，落泪感慨道：“我将心事付明月，可惜明月照沟渠啊！” 欧阳格听了此话，心里不由得咯噔一下，他一直追随老蒋东征西讨，老蒋卸磨杀驴，见死不救的架势不能不让他心有戚戚焉。 其实老蒋也有老蒋的难处，共产党、日本人，都把他死死的缠住，他也实在没有力量千里迢迢去救一个无足轻重的陈策。 但是，欧阳格担心的也不是没有道理。抗战爆发后，这位在中山舰事件、电雷学校等处为老蒋出尽力量的海军中将，被老蒋以“贪污罪”枪毙，其真实死因至今是一个谜。 南京对“老革命”陈策还是非常敬重的，9月，即委派他担任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前往德国探讨军事合作事宜。他的团中，有一位奇特的随团成员，就是为了九一八事变辞职的国民革命军副总司令、四星上将张学良。 陈策对陈济棠的报仇，只需要等待不到三年，而且，报的酣畅淋漓。 五 １4－６中国海军宁海号巡洋舰，带有两架舰载侦察机（其中一架为国产），1935年在广东海面截击叛逃的海圻、海琛两舰。 1936年。 今天，在我们轻松说出这个年代的时候，很难想象当时中国人那种艰难的感觉。 众所周知，中国的全面抗战，是在1937年开始的。然而，大部分抗战的准备，都是从1936年开始进行的。 在这一年，按照蒋百里持久抗战的国防理论，著名的吴福、湘鄂、西康三线国防工事初具规模，中国的政府作出了以川边横断山脉为最后抗日战线的决心。 在这一年，第一夫人宋美龄就任航空委员会委员长，美制马丁—B10轰炸机，霍克三战斗机开始装备中国空军，1937年度《国防作战计划》向空军要求，“准备全部轰炸机袭击敌之佐世保、横须贺及其空军根据地，并破坏东京、大阪等大城市”。 在这一年，张杨两将军发动西安事变，拘留蒋介石实施“兵谏”！国共再次合作，携手救国。 不是中国人想打，是日军的炮口，已经顶到了北京的城门上，再不打，就要亡国灭种了！ 中国的各个有识阶层，都在同一面抗日救亡的旗帜下开始挽起手来，从1840年以后，中国人第一次发出了一个共同的声音——共赴国难！ 陈策将军和其他的国民党高级官员一样，也为这种精神所鼓舞着。他从欧洲访问归来以后，即担任国民政府军令部海军处长、海军部次长、国民党中央执委，晋升海军中将（又晋升一次？对，国民党的军衔就是这样混乱，还有上将晋升少将的例子呢），和他的老对手，海军部长陈绍宽共同制定了针对日本海军的海军作战甲案、乙案，成为抗战前期海军的主要作战指导方针。 翻看当时材料，这种情况不仅见于陈策身上，很多“反动”军阀，都在民族危亡的时刻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比如川军军阀饶国华将军，就在抗战爆发后主动请缨出川，在广德血战中拼光了自己的部队，然后自戗殉国。 “各地将士，闻义赴难，朝命夕至，其在前线以血肉之躯，筑成壕椠，有死无退，阵地化为灰烬，军心仍如磐石，陷阵之勇，死事之烈，实足以昭示民族独立之精神，奠定中华复兴之基础。” 那是一个危急，然而血性十足的时代，梁启超先生的少年中国，仿佛露出了英武的风采。 然而，也有不合谐音。 1936年6月1日，陈济棠联合李宗仁在广州宣布独立，成立日本人为后台的“抗日救国政府”，自任首脑，史称“两广事变”。 这个“抗日救亡政府”十分滑稽，因为就在广州的沙面等处，一百多名日本军事顾问在帮助这位南霸天准备起事，而日本政府赠送给陈济棠的军火，正在运往虎门的航路上。 连李宗仁当时也借此和日本人打得火热。不过，他的机锋要到一年以后才为鬼子们所了然。这位将军的心里早有主见，在归附中央之后及“七七事变”后，桂系两个月即装备四个军，共48个团开赴抗日前线，居全国各路之首。桂军在整个“两广事变”中没朝中央军放一枪，倒是抗战爆发以后，空袭桂林的日本飞机突然遭到桂系空军的英勇截击，鬼子惊讶的发现，扑过来的正是前一年“赠送”给李宗仁的日本九一式战斗机，飞行员还是日本明野飞行学校“免费”训练出来的…… 陈济棠对日本人就不一样了，“我们的策略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已取得日本军方谅解，愿意支持我们的行动”，所以他的抗日纯粹挂羊头卖狗肉——有日本人帮着组建“抗日政府”的吗？ 民国海军中的大英帝国爵士（8） 陈有自己的如意算盘，他认为这次反蒋成算很高，政治上老蒋正被全国指责不抵抗，自己有国民党三巨头之一的胡汉民为依托，广东陆军第一集团军总兵力二十万、广西十万、空军八个中队，实力不亚于中央军，海军有粤海舰队和虎门要塞，加上他前两年利用和红军倒卖钨砂大发横财，财政充裕。最重要的是，陈济棠迷信成癖，他大哥陈维周精通术数，拜谒老蒋的时候暗中给蒋相面，认为蒋气数已尽，1936年有一“束手就缚”大劫；陈手下养的术士们也算出蒋的气数竭尽，有一个叫翁半玄的大师为陈济棠求签，结果是“机不可失”，倒蒋良机——后来果然丢了飞机，陈济棠下野。 陈济棠发难的机缘是蒋介石用要对广西用兵试探他，他顺水推舟挟持李宗仁上船起事。 起事的仪式上，陈济棠还遵照术数大师的指点，对着蒋介石的画像回旋起舞，掐诀念咒，连斩三剑。 陈的左右心腹大摇其头。 实际上，陈的计划完全是一厢情愿。他老哥的相术的确惊人，蒋1936年是有一大劫，却应在张学良身上，而不是他陈霸天。 在当时的局势下，人心思定，从后来发生的西安事变过程看，当时全国各界普遍认为蒋是此刻能够领导中国抗战的不二人选。张杨捉蒋，反而促进了中国各界的团结，连共产党这样对老蒋恨之入骨都不共产了，要和他联合抗日，这种时候陈济棠搞分裂能有好果子吃吗？ 具体来说，陈所依靠的优势其实哪个也指望不上。 政治上，陈起事之前，胡汉民忽然急逝，陈的政治靠山崩塌。这也是个巧合，胡年纪虽老，一向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是非常活跃，一天不生事就难受的主儿，怎么会一下子就过去了呢？原来此老干什么都认真，那天和他太太的哥哥下棋，老胡一个眼花被妻兄吃掉一车，全局顿时危险。老胡急了一定要其缓棋，没想到这位也是个认真的人，就是不肯，争执中老胡气往上撞，“嘣”的一声，脑溢血了…… 军事上，针对广东蒋介石政府也早有部署，分别用戴笠、陈卓林和陈策对付陈济棠的三军。 广东陆军，因为地理的原因，黄埔军官很多，而且主要的指挥官在蒋介石左右都有好友，戴笠的军统局和他们早有接触，此时立刻开动机器，用封官许愿、取而代之的种种好处发动攻势，进展顺利。 广东空军教官陈卓林，作为广东空军司令黄光锐的代表，早和蒋介石有所联络，开价两万元一架飞机，用银子当润滑油，许诺只要有钱，全部起飞投蒋。 广东海军，则靠陈策的威望和关系网了。陈策这个时候表现了他优秀的一面，他既不要权，也不要钱，就是为了海军的统一而奔走——国民党内部后来说陈是“为名”——为了好名声作这样的事情，还是挺值得佩服的。 陈策的策反工作比陈济棠起事还早，早在1935年，他就一举搞垮了陈的海军主力，叫做“三大舰事件”。 这“三大舰”，在中国海军历史上是有特指的，就是海圻、海琛和肇和三艘巡洋舰。不算北洋舰队，海圻号英制巡洋舰，直到重庆号巡洋舰服役以前，一直是中国海军最大的战舰，装备的203毫米主炮直到今天也没有一艘中国军舰能够超过；海琛稍小，和中央海军的海容、海筹一个级别的德国巡洋舰，防护性能好；肇和号设备先进，蒸汽透平主机，仅次于三十年代服役的宁海、平海两舰，二次革命中陈其美曾经以它炮击上海制造局发动起义。他们三艘战舰的实力很长一段时间里几乎占中国海军的一半，真是谁得到了谁就腰杆顿粗。 这三大舰自成一体，不断地在东北海军和广东海军之间跑来跑去，不断叛变又不断回归。当时中国海军最能打仗的海军将领，一个是冲锋在前不要命的广东陈策——他也没办法，广东自己没有大舰，一打仗司令官往往就得坐条小艇冲在前面；一个是狡猾如狐的智多星东北沈鸿烈。这三艘大舰就一会儿归沈司令，一会儿归陈司令，弄得两个人一会儿财大气粗，一会儿又奄奄一息。 1933年，三艘大舰又背叛逃到了广东，到1935年陈济棠反骨已现，国民政府就开始考虑策动这三大舰脱离广东，干这个最好的人选，海军内部认为非陈策不可。但陈策自有他对这些反复无常之辈的理解，他表示：策动他们造反不难，让他们归顺中央，那可就…… 一旁的海军部长陈绍宽表示了，没问题，只要他们出来，下面交给我吧。 这陈策真有办法，三鼓捣两鼓捣，1935年6月15日，三舰官兵爆发不满陈济棠撤换舰长及发饷的暴动，抓了舰长又反了。倒霉的是，三舰开出泊位才发现水位过低，无法出海——我写到这里忽然脑筋一转，会不会是陈策这老家伙要对这帮反复无常的小人来一个借刀杀人？他在广东那么多年，什么时候水深什么时候水浅不知道？三艘大舰被迫折回鱼珠炮台。陈济棠急令虎门司令李洁之出兵截击，并出动飞机轰炸。 好在三舰的防空武器不是当年飞鹰号可比，高射炮火力强劲，而且广东空军也早已厌倦内战，并不过于逼迫。这时天助叛舰，16日夜，忽然大雨滂沱，珠江水涨，深夜1时许，除肇和舰机件损坏不能行驶，海圻、海琛由黄埔港启航突出海口，向虎门炮台发炮百余发，沙角探海灯被击毁，守军还炮欠准——虎门要塞陈策经营多年，关键时刻可不能坏自己人的事。两舰乘雷雨全速驶出虎门口。 两舰官兵刚刚松了一口气，半空中突然出现了一架水上飞机，而且漆着中央海军的青天白日徽，这种没见过的新式武器令叛军们面面相觑，觉得有些不妙。 民国海军中的大英帝国爵士（9） 这架飞机，正是当时中国海军最新锐的巡洋舰宁海号的舰载机，陈绍宽派出来侦察两舰动向的。值得一提的是，这架水上侦察机还是中国人自己设计制造的，设计师是马尾海军工程处的巴玉藻，名字叫作“宁海二号”。宁海号上载有两架水上飞机，是该舰的“千里眼”。 16日上午，两舰忽然发现海天相交处出现了中央海军宁海号巡洋舰的银灰色舰体，陈绍宽部长亲自率领中央海军舰队来截击了，要求两艘叛舰降旗投降。 宁海号的主炮口径不大，只有144毫米，论吨位火炮，两艘叛舰都不在下风，可是海圻和海琛都是清末的老舰，特别是海圻号这时候才发现昨天对虎门炮台打得太多，自己的203毫米主炮只剩下2发炮弹了！逃吧，论航速那宁海号要快差不多十节，再说，往那儿逃？回广州吗？ 出乎陈绍宽预料，这两艘军舰虽然不敢交手，也跑不过，但依然不肯就范，一头撞进了英国人控制的香港。这一手玩得绝对漂亮，港英当局生怕两边在港岛开战，拒绝陈绍宽的舰队入港。 这两艘军舰为什么死活不愿意投降呢？ 问题出在陈绍宽部长的身上。 前面说了，这位上将海军部长被称为“清正廉”，但就是不太“明”，怎么讲呢？不近人情。有两件事颇不得人心，一个是严格的执行“铨叙”制度，那时候海军的晋升必看资历，你再有能耐岁数不够也是白搭；一个是古板的遵循海军条例。有一次一条星级雷击舰辰字号的舰长准备叛变，被副长发现缴械，拿送陈部长。陈部长把正副舰长一块儿处理——那副长大喊冤枉，陈部长百忙中接见，告诉他：按照海军条例，你这是违抗你的上司，当然应该处分！ 有这么不讲理的吗？难怪沈鸿烈笑话陈是好学生，而不是好司令。 两艘叛舰上的官兵都不知道自己叛变多少回了，落到他手里，能好吗？ 最后，还得老将出马，南京政府即派陈策率舰南下调停。陈策问明原因，对症下药，提出两艘军舰归顺中央，但是归军政部直辖，不属海军部管。于是问题圆满解决。到7月9日，陈策率两舰离粤北上，这期间广东海军的鱼雷艇队也开到香港投奔陈策。陈济棠起兵，虎门要塞司令李洁之等海军高级军官很快宣布中立，拒绝服从陈的命令。 海军问题提前解决。 陆军，陈济棠一发布起事，第一军军长余汉谋、第二军副军长李汉魂、师长邓龙光等人就纷纷宣布反正服从中央。陈的陆军土崩瓦解。这几位后来在抗战中都大有可为，余汉谋长曾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独当一面；李汉魂率粤军大战九江，恶斗南浔线，不愧汉魂之名；邓龙光，南京战役中只有他的师完整撤出，因为别的部队都是向西撤退，而他判断日军是钳形攻势，后退正落入钳口，他的部队抗命向日军来的方向——东方猛突，反而以较小的代价突出重围。 陈济棠部下不是没有人才，而是没有人愿意跟他搞分裂。 令人感动的是广东空军。宣布起事后，陈济棠派出三十余名日本顾问到白云机场指导广东空军作战，参加过一二八淞沪大空战的广东飞行员大哗。7月4日，黄光锐、丁纪徐等40余人驾机飞离粤境，并于6日发出通电，表示服从中央。7日，又有粤机9架飞宁。而当蒋介石接见飞行员，颁发预先约定的每机两万元奖金时，黄光锐等全体官兵拒绝受领，说明投归中央只为杀敌报国，不为金钱，令蒋大为感动。 陈济棠黯然下野，赴欧洲“考察”去了。 疾风知劲草，国难当头，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陈策，也在抗战中走向了他一生事业的顶峰。 六 １4－７宋庆龄在虎门要塞的留影。 1937年七七事变，中国和日本的八年血战就此爆发。 1945年9月2日，在日本的东京湾锚地，日本帝国的代表重光葵，拖着在中国失去一条腿的身躯，登上密苏里号战列舰，向美中英法各国盟军签字，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三百架盟军战机同时掠过天空，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这一天走到了终点。 这一刻，中国海军上将陈绍宽，就站在密苏里号扬眉吐气的盟军将领中，中国海军这一刻的尊严，洗雪了甲午以来五十年的耻辱。 但是这一刻，中国海军也已经全部拼光了。 战前的排水六万吨、九艘巡洋舰组成的中国海军舰队，在战胜的时刻，只剩下了重庆芭斗山锚地的六艘浅水炮舰，不足两千吨。 陈季良的第一舰队、曾以鼎的第二舰队，在长江的江阴封锁线、马当封锁线拼光了。 沈鸿烈的第三舰队，在青岛沉没了全部舰艇，陆战队带着舰炮节节后退，节节抵抗，在马当长山要塞血战中找到了自己最后的归宿。 陈策的第四舰队，在两广一直打到西江上游，全军覆没，司令官陈策中将重伤致残。 三百八十万军人之血中，不乏海军官兵的亮色。 民国海军中的大英帝国爵士（10） 陈策，自抗战开始，即以国民党中央执委、海军部次长、广州江防司令的身份，督战虎门要塞，率领第四舰队（又称粤海舰队）和海军陆战队拱卫中国的南大门。自1937年8月起，日本陆海军连续进犯珠江口，威胁广州，陈策每战必身先士卒，在炮火中指挥作战。 说起来，国民党中央执委海军中将这个职务可是不低，中央执委，相当于咱们现在的国务委员，也就是吴仪这个级别吧，海军中将，石云生升任中国海军司令员的时候也不过是中将吧。这个级别到第一线硬拼实在是过分，能想象吴仪到老山前线指挥一个营打冲锋吗？ 问题是陈策没法和这两位比啊，吴仪在外贸部的时候用银子就可以用亿来计了，石云生这样的海军司令手下大小战舰一百多万吨，没事可以买澳大利亚的航空母舰来拆了研究玩。陈策这个海军中将属于皮包式的，手下的军舰满打满算几千吨，虎门要塞的大炮从孙中山讨陈炯明的时候就不断让陆军借走，且无一不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还，陆战队员加在一起不到陆军两个团，中国政府在长江上的主战线都一个劲儿吃紧，老蒋红着眼睛把粤军往华东华中战场上调，连余汉谋看家的邓龙光师都扔进南京会战了，哪有余力给远在天南的陈策补人补炮。 这中将也快成要饭的了。没办法，当时的中国就是这个情况，没有钱，没有炮，只好靠官兵不怕死。 在这种艰难的情况下，陈策依然艰难的进行作战准备，他电令第四舰队最大、最好的两艘战舰肇和号巡洋舰、海周号巡防舰出虎门巡逻截击日军登陆部队。 陈命令陆战队增贮炮弹，将虎门要塞有效布防为三线，即最外端的大角、沙角炮台为第一线，横档炮台为第二线，镇远威远炮台为第三线，分兵驻守。正常的布防，应该是大炮在后，小炮在前，因此日军进攻大角沙角炮台的时候，三线炮台都可以对其打击。陈自知力量不够，因此巧于用智，下令把最大的维克斯大炮部署于最前，而后面的两层炮台只装备轻型火炮，用于打击绕到大角沙角背后的敌舰。这古怪的变阵其实是个变相的空城计，又像个核桃壳，外面硬，里面一团柔软，实战中这个古怪的变阵让日本人大吃苦头。 因为防空力量不强，陈筹措资金，急速从香港购买高射炮，并联络空军予以协防。此外，虎门要塞官兵还搜集废船、鹿角等沉塞于珠江口，堵塞航道，并加紧修筑广虎战备公路。 日军此时也大力加强在华海军兵力，除原有在华兵力外，抽调舰只成立第四、第五舰队，并派出海空军进驻华南，其主力为航空母舰龙骧号、凤翔号，巡洋舰夕张号，驱逐舰疾风、追风、朝颜等组成的南支派遣舰队。鬼子那时候豪横啊，仅一艘凤翔号航空母舰，就超过了广东所有中国军舰吨位的总和。 1937年8月8日，日军飞机低飞侦察虎门要塞，守军用高射炮射击。日机退去，随后开始轰炸虎门要塞和周围阵地，虎门之战拉开序幕。 从1937年8月开战，到1938年10月5日虎门要塞陷落，日军先后对虎门发动过三次大规模的进攻。 8月中旬开始，日军不断派舰炮击虎门要塞，并以飞机轰炸。最初的日军进攻并不顺利，陈策深沟高垒，虎门要塞的岸炮舰炮配合，官兵对水道了如指掌，只要日舰靠近炮台，便随时发炮还击，尤其肇和、海周两舰虽然陈旧，但在自己内线行驶，依托岛礁活动，机动灵活，神出鬼没，日军无法捕捉其航迹。日军使用飞机侦察，因为天气原因，效果也不很好，9月1日，因为急于立功，一架日机误入虎门炮台高射炮集火射击范围，当即被击落坠毁于黄潭，两名飞行员死亡。中国军队将飞机残骸运回莞城，陈列在民众教育馆鼓舞士气。日军收买水匪汉奸刘阿九等四人侦察水道情况，结果运用不慎，被中国海军陆战队抓获，即日就被枪决，一时大小汉奸胆寒，不敢为日军卖命。庞大的日军舰队和陈策对峙月余，竟奈何他不得。 见到虎门要塞坚固难以攻击，日军转而攻击周围岛屿。 9月3日，日军海军陆战队登陆东沙岛。 东沙岛是东沙群岛主岛，也是中国海军在南海诸岛当时唯一的设防岛屿。为了东南沿海的气象预报及舰岸通讯确保航安等目的，战前江宝容中校即率领海军陆战队驻防东沙岛，驱逐当地盗采磷矿的日本浪人，并兴筑双层气象大楼、无线电台及淡水制造厂房，更重修东洋人捣毁我先民在岛上的天后庙。9月3日晨，日军巡洋舰夕张号、驱逐舰朝颜号驶近东沙，发炮轰击守军阵地，掩护登陆艇上的日军陆战队登陆。中国海军守备队固守阵地，激战竟日，终因兵力悬殊、火力单薄，战至4日中午，中国守军弹尽力竭，东沙岛失守。这是第四舰队所属海军部队的第一个重大损失。这一战日军也损失不少，萨手中资料里，就有日军司令官在东沙岛上祭奠阵亡日军的照片。 此后，日军又攻占大铲岛、三灶岛，控制了虎门外围的万山群岛。 这时，虎门战局也转入被动。 因为当时中国空军在南线已经几乎失去了战斗力，日军全面控制了制空权、制海权。 要说广东的空军，并不是不能打的，这个地方华侨众多，几乎是抗战中飞行员的故乡，陈瑞锱等抗战王牌飞行员就是出自广东。然而，此时广东空军主力第三大队却全线北上，在淞沪和日军苦战呢，留在广州的，只有一个第二十九中队，中队长何泾渭，霍克三型战斗机九架。 这就是中国空军在整个广东留下的全部力量——用九架飞机防守和英国一样大的土地。 但就是这九架飞机也打得很不错。 8月31日，日轰炸机编队空袭广州天河、白云机场，但是没有战斗机护航，这是日军经过淞沪1931年空战，得出结论——“战斗机无用”。这个错误的结论让日军在八一四南京空战中吃了高志航的苦头，现在又在广东吃亏了。一番激战，广东空军飞行员尽管缺乏经验，依然取得了击落两架日机的优良战绩， 民国海军中的大英帝国爵士（11） 空军的纪录如下： 1937年8月31日，日木更津航空队三菱96陆攻轰炸机6架由台湾起飞，首次轰炸我广州天河、白云机场。时值29中队飞行员黄绍廉、邓从凯、谢全和战斗值班，他们冒着日机的炸弹，从天河机场强行起飞，赶上了投完弹返航的日机。黄绍廉从后上方靠近96陆攻对准机体开火射击。由于广东空军在开战前只训练过飞行、地靶和夜航，没有进行过格斗空战和空靶射击，因此居然3位中国空军飞行员首次面对日本飞机时，不知道如何下手，也不懂计算提前量。虽轮番攻击，但是命中甚少。直到飞过了虎门，邓从凯冲到日机水平尾后方，拉平后攻击，才将日机击落，但自己也因为敌护尾机枪的射击中弹受伤，被迫返航。黄绍廉跟上去又用拉平射击法击伤了日编队中左边飞机，该机油箱泄露，拖着白色长带逃走，后在珠江口坠毁。这是广州市上空的第一次空战，敌折损2架宝贵的96陆攻，我方仅2机受伤，迅速修复。 注意一个名字——邓从凯。 这是中国空军一名优秀的王牌飞行员，9日的空战中，邓不等伤愈就驾机参战，力战日军95式舰载机，结果他的5231号机被击中，邓从凯跳伞生还。 邓的最辉煌的战绩是在成都大空战中，一举击落日军领队的轰炸机。事后人们发现，他击落的是日军中被天皇称为“轰炸之王”的日本著名轰炸机指挥官——第十三海军航空队司令奥田喜久司大佐。 邓自己也被敌机击落，这一次他没有舍得抛弃心爱的座机，结果在迫降的时候不幸撞中一棵大树，以身殉国。 中日连续在广东展开空战，实力毕竟决定了战局，中国空军几乎没有补充，历经多次血战，终于再无力为虎门要塞提供保护伞了。 空军为虎门要塞提供的最后一次掩护巡逻是在9月14日，那一天，因为空海联络不畅，和海军的肇和舰、海周舰发生误会，两舰对空开火，所幸双方都没有损伤。 但是这一误会直接导致了虎门海战的失利。 七 １4－８肇和舰，注意它的150毫米主炮，这种敞开的炮塔在虎门海战中证明是一种失败的设计。 1937年9月14日凌晨，虎门海战爆发。 这次战斗对中国海军来说，颇为出乎意料，因为日舰慑于中国的海防阵地，一般不敢进入珠江口活动，而这一天，肇和号巡洋舰和海周号炮舰开始例行巡逻，刚刚驶出舢板洲锚地，瞭望兵就发现三艘日舰已经迎面扑来。肇和舰舰长方念祖连忙命令水兵站炮位。 日舰显然是有备而来，中国军舰还没有摆开战斗队形，日军的炮弹已经劈面而来，第一弹就击中前面的海周舰！ 原来前一天中国空军和海军发生误会的时候，日军第二十九驱逐战队的疾风号驱逐舰正在口外巡曳，根据高射炮的炸点推断出了肇和舰与海周舰的锚地，因此连夜调动第五水雷战队旗舰夕张等三艘主力战舰前来截击，试图消灭粤海舰队主力，并准备以陆战队抢登虎门炮台！ 下面是双方的实力对比： 日本海军中国海军 舰名吨位建造时间舰名吨位建造时间 巡洋舰夕张号3，4501923巡洋舰肇和号2，6001909/127936/11 驱逐舰疾风号1，3401930炮舰海周号1，2501904 驱逐舰追风号1，3401930 这只是表面的数字，如果计算真实的战斗力，中国海军的两艘战舰就更不是对手。海周号是原来法国淘汰的老式扫雷舰，被陈济棠买来海关缉私的，只有一门127毫米炮比较有威力，肇和是清朝从英国阿姆斯特朗厂定购的涡轮透平主机巡洋舰，但是在连年的内战中曾经多次受伤，舰体年久失修。而日军的三艘战舰都是日本海军的精华。夕张号被称为日本海军现代巡洋舰的里程碑，3500吨的战舰设计得极为精巧，战斗力竟然和5500吨的巡洋舰等同。因为性能优异，日本海军以它为蓝本设计了8，500吨级的古鹰级重巡洋舰。该舰在太平洋战争中东征西讨，1942年在第八舰队司令三川中将麾下大战萨沃岛，和青叶等舰协同夜战，接连击沉盟军昆西号、阿斯托里亚号、文森斯号、堪培拉号四艘万吨级重巡洋舰，算得上一条世界名舰。疾风号、追风号属于日军第一型排水量超过千吨的现代化驱逐舰峰风级，鱼雷发射管设在舰桥前方，造型奇特，它们每艘都装备四门127毫米炮，航速可以达到40节！ 其实中国海军两艘战舰也有优势的地方，那就是熟悉珠江航道，如果发现日舰后立即后撤，并非没有撤离的机会。但是中国海军当时有一条名言，那就是——谁向上游退避，谁就是方伯谦第二！这话刺激的第一舰队海军少将方莹把自己绑在罗盘上大战江阴封锁线，因为他就是方伯谦的亲侄子。方念祖虽无这层关系，但也绝不愿意在日本海军面前当懦夫，所以他冒着弹雨下令向日舰猛烈还击。 中国海军难忘的甲午，中国海军痛苦的甲午啊。 日本《世界的舰船》1982年第2期，以及《防卫厅历史纪录——帝国时代海军编》中都对这次海战有详细的纪录。 日舰以疾风、追风攻击海周，第五水雷战队旗舰夕张号集中火力打击肇和。 民国海军中的大英帝国爵士（12） 这时候，在虎门要塞的陈策才接到报告。以他的性格，如果早点收到消息，只怕就要亲自登舰和夕张拼了，没能在海上和日本海军一决雌雄大概是陈策极大的遗憾。他只能登虎门炮台指挥作战了。陈策下令离舢板洲最近的沙角灯台岛炮台开炮支援肇和和海周。 海上，灯台岛炮台受到射角限制，只能向攻击海周号的日舰开炮。夕张号的六门140毫米重炮则连连命中肇和号。肇和号的炮塔是后面敞开的，因此夕张号上的日军用望远镜看到肇和每中一弹，甲板上的水兵就要倒下一片。但是肇和号的炮火依然炽烈，它的两门150毫米阿姆斯特朗主炮虽然陈旧却依然准确，第三次齐射即命中夕张！ 肇和号巡洋舰，大概所有中国的中学生都对它有印象吧？中学历史教科书里关于反对袁世凯，曾经提到过孙中山麾下的革命党人发动肇和号起义、炮击上海制造局的事件。但是对这艘军舰究竟是何种形象，大概就很少有人知道了。 肇和舰，是1909年清朝摄政王载沣和海军总司令萨镇冰出访欧美时定购的三艘巡洋舰之一，也是满清在海军上的最后订单。它的外形优美，舰首垂直如同钢铁峭壁。但是这三艘巡洋舰未及完工中国就发生了辛亥革命，满清王朝被推翻，使它们的后续资金难以为继。财政艰难的北洋政府一度准备把它们卖掉，只是由于海军力争，才保留了肇和、应瑞两舰，编入练习舰队，而另一艘飞鸿号终于没能保住，只好拍卖，被希腊政府作为赫拉号巡洋舰买走。好在这笔卖舰的款子倒使用得很恰当，被用来资助中国第一批到麻省理工学院学习飞机工程的十七名留学生。这批留学生也是才华横溢，后来波音公司的第一任总工程师王助，中国海军飞机工程处处长巴玉藻，著名飞机设计师曾诒经、王孝丰，思想家魏瀚，海军名将陈宏泰、李世甲等都是他们的成员。 陈策和肇和舰的缘分也很早，袁世凯倒行逆施，陈策和许多革命党人一样，都参加了护国战争，他的第一仗就是袭击肇和舰。 他参加的这次袭击，并非那次著名的炮击上海制造局起义，而是在澳门。 1916年，肇和舰锚泊澳门，同盟会元老朱执信在澳门秘密设立军事指挥机关，扩展中华革命党组织，积极策应蔡锷的云南护国军征讨两广。3月7日，朱组织革命党人敢死队，准备乘永固号轮渡劫夺肇和号军舰，可惜，因为守军防卫严密告失败。陈策和后来的清帮大亨杨虎都是敢死队的成员。 历史教科书上记载的肇和舰起义是在1915年12月5日，比陈策他们的行动早几个月，指挥官是陈其美，副指挥官是——蒋介石！他们事先暗杀了袁世凯的亲信上海镇守使郑汝成，并说服了肇和舰舰长黄鸣球参加起义，因此当夜顺利攻占肇和舰，炮击上海市区。蒋介石、陈其美亲临南市工程总局火线督战。各路义军在陈其美和蒋介石的指挥下，分头攻击上海警察局、电灯厂、电话局等目标。但是由于孙祥夫（孙中山在永丰舰蒙难时的海军陆战队司令）的策应人马没能同时夺取另外一艘巡洋舰应瑞号。应瑞舰和通济舰联手攻击，重创肇和号，原定参加起义的建威、建安两舰不敢行动。战至黎明，义军被袁军分而围击，伤亡惨重。陈其美和蒋介石等人只好退返指挥部，起义失败。肇和舰上的海军官兵陈可钧等殉难。这是孙中山成立中华革命党后对袁世凯的第一次军事反击。 因此陈策等人二次劫持肇和舰就没有内应了，生土上种花，失败是难以避免的。 1910年的肇和舰可以说相当先进，但是1937年它就已经落伍得太多了，包括炮弹都陈旧过时，夕张舰弯曲的烟囱曾被一弹命中，但炮弹却没有爆炸。相反，夕张舰的炮击却连连撕开肇和舰的装甲，肇和舰机舱被击穿进水，死伤惨重支撑不住，舰长方念祖下令转舵撤退。 日军记载：“该舰中弹后倾斜并转舵逃离战场，而夕张号的炮弹依然继续命中。这艘巡洋舰负伤后向浅滩搁浅……另一艘巡洋舰也被击伤搁浅。”当时中国海军在华南没有第二条巡洋舰，这应该指的是海周号。 从技术角度说，方念祖的命令并没有错误，实际上肇和舰的钢板早已老化不堪重负，负伤进水过重，没有开到锚地就不得不抢滩搁浅。但是无论如何这也是逃跑。甲午之战后的中国海军再也容不下“逃跑”这个词。于是，在中国方面的记录里，这次战斗的过程就是：“13日平明前，广东空军封锁珠江口，误以为执勤的“海周”、“肇和”两舰是日舰，即行低飞轰炸，这场误会为日舰发现，偷机图袭。是夜，日舰三艘潜伏在舢板州后面，翌日平明，海周号向大角海面巡逻，正在左转沙角时，日舰出击，双方展开激烈海战，沙角守军发炮支援，但后巡的“肇和”舰长方念祖畏惧不敢抵御……” 可怜的方念祖，两辈子也要后悔下这条命令。更加悲惨的是，此战后军法审判方念祖“贪生怕死，临阵脱逃”，将其处死。 剩下的海周号孤立无援，顿时遭到灭顶之灾，日舰的炮火准确地倾泻在它的甲板上，海周号主炮失灵，正要转舵随肇和撤离之时锚机又被一弹炸毁，两条锚链自动抛落，把海周舰固定在当地。只短短几分钟，海周号舰尾被洞穿下沉，幸好该处水浅，该舰勉强坐礁而没有沉没。 打垮了中国战舰部队的日军马上炮击虎门要塞，同时命令海军陆战队准备登陆！ 但是他们低估了中国指挥官的能力，确切的说，低估了陈策。 海军老将陈策早就准备好了三个绝招，不到关键时刻是不会亮出来的。 这个时候，已经足够关键。 民国海军中的大英帝国爵士（13） 八 １4－9抗战时期的中国海军高速鱼雷艇 肇和号的沉没其实并非陈策意料之外，这艘二十多年舰龄的老巡洋舰，战斗力和当时先进的驱逐舰级别舰艇相比都已经难以抵挡。抗战开始的时候，中国海军无力和日军争夺制海权，这一点无论陈策还是海军部长陈绍宽都很明白，因此中国海军战前仅新建了宁海、平海两艘浅吃水的轻巡洋舰，却大量制造改装适用于长江的浅水炮舰，如“十小海”、“十二胜”等，每年的秋操大演习并非在外海，而是在长江上的湖口进行。对此当时新闻界讥讽不断，大公报以《海军乎？江军乎？》的标题对此进行过报道，认为海军不敢出海，只敢吓唬陆军。事实上这是因为中国海军高层已经预见到抗战开始中国海军就无力和日军争夺制海权，未来的战场将是长江和珠江这样的内河。 因此，海军原有清代遗留下来的几艘老式巡洋舰成了鸡肋，它们吃水深，目标大，不适合内河行动，防空火力薄弱，处于防又防不住，逃又逃不了的尴尬境地。由于长江上的战斗日军主要出动航空兵攻击中国海军舰只，这些战舰即便想与日军一拼也不可得。结果，肇和舰的准姊妹舰应瑞号练习巡洋舰9月25日被日机炸中负重伤，10月23日在采石矶终被击沉，而其余五艘清代遗留的老巡洋舰海圻、海容、海筹、海琛、通济则命运更为悲惨，被作为阻塞船自沉于江阴封锁线。相比之下，肇和的结局是其中最为壮烈的，假如它苟延残喘到虎门陷落，由于吃水深无法上驶珠江，恐怕也难逃自沉的命运。 当肇和舰正面临灭顶之灾的时候，另一艘日本军舰正在珠江口停船待机。 这就是日本海军运输舰甘丸。它抛锚在这里是因为正在准备组织陆战队换乘，强登虎门炮台。 其实，当时日本军队在广州方面的兵力并不多，能够用于陆战的海军陆战队不足千人。假如从兵力上计算，和广东地区的中国陆军相差几十倍。因此，日军并无攻占广州的作战计划，主要目的是封锁珠江海口，断绝对中国大陆的海外运输和援助路线。日军最初采取的作战方案是夺取万山群岛，封锁广州海口。然而，广东进出口多经过中立的香港，而且万山群岛海区面积过大，日军兵力不足，整个封锁线如同一只大型的漏勺，效果极不理想。 为了真正达到封锁的目的，日本长谷川清海军中将指示华南的第五水雷战队调整部署。日军很快发现，实现封锁最容易的方式就是攻占虎门要塞。因为虎门要塞正当珠江咽喉，所有广州向海外的水路都必经虎门，假如将其攻占，整个广州海口的运输线就完全被关闭。 即便如此，陈策部下的虎门守军也有两千以上，远超日军。不过当时中国军队因为装备和训练的低劣，即便以多打少，也常常难以招架精锐的日军。当时的战力推算，基本是六名中国政府军士兵可以抵挡一名日本兵，所以，日军指挥官原显三郎并不认为自己兵力不足。 眼看中国舰队被击溃，日本海军陆战队员登甘丸运输舰，开始在虎门口外换乘小艇，准备登陆。关于这艘甘丸号运输舰，后来的报道十分模糊，中国方面的战报中称“击沉日本海军甘丸号运输舰一艘”。而日军方面只提到“运输舰一艘受创”。该舰到底是沉是伤，双方的结论并不一致。根据兄弟查到的资料，甘丸，石川重工制造，原为关西汽船公司班轮，排水量2,450吨，1937年被日本海军征用，改为运输舰。1943年在马绍尔群岛被美军潜艇凤尾鱼号击沉。 因此，甘丸在虎门一战中，应该是负伤，而没有沉没。值得一提的是，看日军舰艇的名称，经常可以看到某某丸，于是有的朋友认为这就是某某号的意思。其实不然，丸，在日语中代表顺利、生意兴隆等含义，一般商船名字中常带有“丸”字表示祈福。所以，如果在日本海军舰艇中看到某某丸的字样，就表示这条军舰是由商船改造的，比如甲午海战中的西京丸，就不是海军原有舰只，日本海军的正牌军舰名称中，是不带有“丸”字的。 日军根本没有想到甘丸会被击中，因为当时甘丸停船的位置离虎门要塞最前方的大角沙角炮台还有一万五千米。根据情报，虎门炮台原有射程超过十五公里的重炮，但孙中山东征陈炯明的时候已经拆卸带走投入陆战，现有中国守军的火炮最大射程只有十二公里，而且按照常规应该部署在比较靠后的威远炮台。所以，十五公里是一个安全的距离。 然而，令日本人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日军刚刚开始换乘，中国军队的炮弹就准确的飞向了甘丸，在它周围炸开一条条水柱。 原来，这射程十五公里的大炮，就是陈策安排的三条杀手锏之一，此人名字中带个策字，的确是老谋深算。 陈策经营虎门要塞多年，对自己的实力了如指掌，他名为海军中将，上了岸兵力连陆军小上校的一个旅都比不上，和日军硬顶自己是招架不住的。但他作战经验丰富，深知兵法中虚则实之，实则虚之的道理，故此把最大的15厘米维克斯大炮和70%的兵力都部署在了第一线的大角、沙角炮台。取的是不足而示有余的道理。 然而火炮射程不足始终困扰陈策。当时兵工署在广州有一座制造大炮的工厂，因为准备持久抗战，正在迁往内地，来了个炮兵专家叫沈辛耕指导拆卸设备。陈策到德国考察的时候和沈有一面之缘，因此请他来炮台指点，沈是当时中国少有的炮兵专家，随即提出了十点改进意见，包括减轻弹头装药，特别是采用倾斜炮座改善火炮仰角的措施。实验证明非常有效，维克斯15厘米大炮的射程从十二公里提高到了十五公里，但这个秘密，连广州的余汉谋司令长官都不知道。日军几次进犯虎门，陈策都没有舍得用这十五厘米大炮，今天终于用上了。 炮弹飞到十五公里，本来准确性差些，但是日军过于托大，竟然让甘丸抛锚组织换乘，结果让中国海军打了死靶，虎门炮台守军根据炮弹炸点修订射击诸元，一颗15厘米炮弹正中甘丸舰首，接着又命中它的中舱，等待登陆的日军陆战队员死伤惨重。 甘丸舰长急中生智，下令砍断锚链，带着满船烈火逃出珠江口。我想15厘米大炮的炮弹减三装药可能是没能击沉甘丸的一个原因，否则一条商船标准的运输舰，如何扛得住如此重炮的打击？ 民国海军中的大英帝国爵士（14） 然而陈策得势不饶人，第二个杀手锏立即出手，大队长梁康年中校率领四艘鱼雷快艇风驰电掣般冲出虎门，直扑受伤的甘丸。 广东海军的四艘高速鱼雷快艇是陈策的宠儿，这是中央海军都没有的出色武器。1号、2号鱼雷艇是英制，航速40节，3号、4号鱼雷艇是意制，航速41节！都是三十年代的最新产品。相比之下，中央海军的四艘星级鱼雷艇则是1895年的产品，四艘湖级稍新，但也是1907年的老家伙了。 日军见状不妙，顾不得继续攻击负伤搁浅的肇和、海周两舰，掉头赶来迎击。夕张全力压制炮台火炮，追风、疾风则阻击鱼雷艇的攻击。 但是中国海军鱼雷艇速度太快，不顾干扰发射了鱼雷后高速返航。 广东海军战报称有一条鱼雷命中甘丸，将其击沉，而日军则没有击中的纪录。在这个问题上，我个人比较倾向相信日军的纪录。这是因为广东海军使用的鱼雷艇比较特殊，为了追求高航速，它们采用无发射管的抛掷发射法发射鱼雷，因此在远距离上命中率比较低。采用同样艇型的电雷学校史可法中队在上海袭击日军旗舰出云，也因为同样原因未能击中。相对来说，人民解放军海军鱼雷艇采用的管状发射器命中率就高得多，而国民党海军死撞南墙，到台湾以后研制的鱼雷艇还是抛掷发射。海峡内战中共产党一方的鱼雷艇战绩辉煌，国民党却寸功未立，这也未始不是一个原因。 尽管只是有惊无险，然而日军已经不敢继续实施登陆了，甘丸逃走，夕张还不甘心地继续和大角、沙角炮台展开炮战，试图捞回面子。 这时陈策的第三招杀手锏就出手了。 日军忽然听到头上传来隆隆的机声。抬头看去，却见中国空军的霍克战机已经凌空杀来。 中国抗战中兵种配合从来是一个大问题，陈绍宽的江阴大战从来没得到过空军的任何支援，其他战场上空军的掩护也总是姗姗来迟。唯独陈策这一战，空军来的迅捷及时。这是因为陈策在广东人脉深厚，大路条条没有他走不通的，战前他便和空军大拉关系。广东空军本来对陈有点儿忌惮，因为有当年击沉飞鹰舰的过节。结果陈轻袍缓带，雍容大度，自己掏腰包请空军官兵到香港开心（当年东江纵队的一本回忆材料里面对这个事情评价可是不高，称广东的海军和空军“沆瀣一气，到香港狂嫖滥赌”）。真实的情况谁也没见过，但是自此广东空军对陈策的确达到了一个电话就来的默契水平。 原显三郎这才意识到自己太托大了，以为依靠第五水雷战队就能解决问题，放着龙骧、凤翔两艘航空母舰不用，让中国飞机来炸自己的巡洋舰！ 日方自己的纪录是这样的：“立即停止了对虎门要塞的炮击，中止了炮战，全舰队沿珠江向外撤退，退向大铲岛锚地。中国飞机继续追击，先后发动四次攻击。（夕张舰）被近弹击中造成伤亡，但不影响航行。” 日舰被陈策的三招杀手锏搞得晕头转向，虽然取得了击沉肇和海周的海战胜利，却不敢在珠江内停留，匆忙逃往外海。 联合舰队认为原显三郎未能完全达成任务，广东方面中国海军的力量还很强大，必须加以扫荡。因此立即加派舰艇，由高须四郎中将指挥试图彻底消灭华南的中国海军力量。 除原有的第一航空战队（航空母舰龙骧、凤翔）、第五水雷战队（夕张，第二十九驱逐舰队，第十六驱逐舰队）外，增调第一联合航空队（飞机79架）、第九巡洋战队（重巡洋舰妙高、轻巡洋舰多摩）、第二十三航空队（水上飞机母舰香久丸、巡洋舰五十铃等）前往华南珠江口。 高须四郎是日本海军名将，太平洋战争开始后，古贺峰一大将失事遇难，高须担任过联合舰队总司令，并晋升海军大将。接手指挥后，他认为中国海军之所以能够具有较强的战斗力，原因在于日军并未取得绝对的制空权，因此从9月20日到9月23日连续空袭广州白云机场和天河机场。广东空军虽然竭力应战，但终因寡不敌众，牺牲惨重，最后仅剩下三架可用飞机，后退到从化和韶关机场，只能偶尔杀来珠江口做一点游击战，再无力掩护海军的战斗了。 随后，日军利用天气晴朗的有利条件，连日追击狂轰陈策所部海军各舰。广东海军虽然全力抗击，但是势单力孤，防空火力不足，至30日，除彻底炸毁搁浅的肇和舰外，先后击沉炮舰海虎、海强、江大、坚如、舞风，运输舰福游。至此，广东海军主要水面舰艇，除执信、仲元等浅水炮舰退入珠江上游，全军覆没。 但是面对陈策虚虚实实的布防，高须摸不清他的底细，最终也不敢对虎门要塞下手，直到1938年2月，双方始终僵持在虎门要塞之前的珠江口。 九 １4-10广东空军北上抗日，是陈策在虎门打得异常艰苦的原因之一，但广东空军在战场上堪称骁勇善战，这是广东飞行员朱均球在湖北踩着自己击落的日军飞机残骸照相留念。 1937年到1938年，是中国战场至为艰难的一年，但也是让世界吃惊的一年。那个时代的中国在洋人眼里不比埃塞俄比亚好多少，几乎没有现代的工业和能源体系，人员素质、教育水平普遍停留在中世纪，缺乏强有力的政权组织，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并不是一句狂言。然而，中国的不屈令世界为之瞩目。有句话说得好，“人必自助而后天助之”，中国在战后成为五大国之一，抗战中的顽强抵抗是最重要的筹码。假如自己一触即溃，国际上是没有公理可言的。 广东海口，1937—1938年度承担了中国进口的85%，是中国抗战最粗的大动脉，武器、弹药、车辆、药品，源源不绝地沿着这根大血管注入正在长江、华北和日军激战的中国军队前线。从这一点说，守住了中国的南大门，陈策等粤军将士功不可没。同时，广东口岸也成为日军必欲断之而后快的中国补给线路。 民国海军中的大英帝国爵士（15） 日本方面通过计算，认为中国人力资源依然丰沛，但是战前装备储备，断无持久支撑的能力，假如切断海外对中国的武器装备补给线，中国将不战而降——单单靠血肉长城是顶不住飞机大炮的。 切断广东海口，香港和虎门是日军最重要的目标。香港因为它特殊的地位，日军暂时还有所忌殚，虎门，就纯粹是打不下来了。日军白天进攻要面对虎门要塞的重炮，夜间偷袭要遭到中国海军鱼雷艇队的严重威胁。同时，陈策也并没有闲着，一直在积极备战。首先，他苦心经营广虎公路，一旦有警第四战区余汉谋将军的陆军可在数小时内驰援虎门。其次，在虎门要塞前方水域布设水雷和沉船等水下障碍物，并把航灯标全部毁去。珠江航道错综复杂，水文条件特殊，为了避免搁浅，日军进入珠江口只敢走航道中央，无形中减少了中国炮台瞄准的麻烦。此外，陈还组织部属打捞修复坚如等负伤舰艇，重新组建华南的水面舰艇部队。 陈策对珠江口就像对他家后院一样熟悉，日军南支派遣舰队面对这个狡猾如狐的对手一筹莫展。1938年年初，高须四郎屡次请求陆军提供一个师团以上的部队，登陆解决珠江口中国守军。但当时日军动员还不充分，兵力不足，长江南北、山西两淮到处都是战场，捉襟见肘。除了防备苏联的关东军，大本营根本无兵可调。事实上，日军的兵力要到1940年以后才升上顶峰，1938年10月，日军大举进攻广东，出动第五、第十八、第一〇四师团组成二十一军投入作战，其实已经十分冒险。因为当时投入这三个师团以后，日本就没有战略预备队了。整个日本本土四岛只有一个不足编的师团和警察防卫，这纯粹是欺负中国没有渡海作战力量只能望洋兴叹，否则送一个空降军突袭东京，只怕日本要提前六年投降了！ 正在日军一筹莫展之时，大本营却给高须四郎派来一位不速之客。此人指点乾坤，令整个华南日军精神顿时为之一振。也正因为他的到来，日军在1938年4月，发动了对虎门要塞的第二次大举进攻。 这个人，就是日本著名间谍，在绥远和傅作义周旋过的南本隆实少将。南本是日军中的“支那通”，尤其擅长在中国军政界中纵横折冲，从中渔利。日军中以情报人员而有将军身份的，不过土肥原等寥寥数人而已。南本隆实曾经和中国著名特工高手戴笠在华北斗智斗勇，多次给军统造成重大损失，被戴笠称为“毒蛇”。八一三抗战期间，戴笠和大特务文强在上海精心布置圈套诱捕南本，虽然从他手中骗取到一笔巨款，但南本嗅觉灵敏，间不容发之间发现疑点，立即抽身，使戴、文的刺杀功亏一篑。此时，他已经是堂堂的旅团长，被专程调到珠江口，是带着攻取虎门要塞的锦囊妙计而来的。 南本和海军方面的头脑们见面，提出兵力不足不是大问题，在中国做事，最重要的就是用中国人打中国人，策反中国军队内讧事半功倍，虎门要塞虽然坚固，从内部攻破，显然容易得多。且中国盛产汉奸，自己早就物色好一个人，立即就可以开始工作。 这个人，就是前广州市长、北伐军第五军军长李福林，此老现居住在香港新界，他在粤军中素有人脉，老部下多有在粤军中担任旅长团长职务的，如果能够得到此人反水，从背后攻击，一来内外夹击，二来补充日军兵力不足，广州、虎门唾手可得。南本进一步解释：李下水希望极高。原因有三，第一，此人绿林出身，一生叛清、叛袁世凯、叛商团，反复无常，没有立场；第二，李福林是当年追随孙中山的老人，资格很深，性格傲慢，被蒋介石排挤下野，必然谋求东山再起，如此机会必不会放过；第三，战前就派有日本人和李联系，李颇为客气，态度暧昧。 日军方面对这个计划非常重视，立即和李福林开始联系，南本隆实写信给李福林，言词极为恳切。先提到孙中山先生当年和日本各界关系何等亲密，李将军追随中山先生，当继承先生遗志，也做日本的朋友——这个是晓以大义；然后说蒋介石政府对李将军如何不公，愿和将军联手重复昔日荣光——这个是动之以情；最后说李将军家财百万，在新界办得好大农场，日本方面将来当妥为保护，且将军未来之事业前程无量云云——这个就是诱之以利了…… 李老将军接信，看来十分感动，很快就和日本方面勾搭起来，双方一拍即合，李将军开始联络旧部，他的旧部驻军在珠江以南，条件远不如驻在江北的余汉谋所部。不久，就有两个旅长、两个团长表示愿意响应，约定和日军于1938年4月中旬共同进攻广州、虎门。 经过日军和李福林的反复磋商，确定方案为：1，日军先给李提供一笔经费收买旧部；2，李所部攻取广州，日军负责空投弹药物资等补给，事成后以李为广东省长；3，李将军另设法取得珠江航道图，以便日军同日袭击虎门，由陆战队攻占炮台。 南本牛刀小试，就得到这样的成果，令海军刮目相看。日军随即积极准备策应李福林部的叛乱。 但是日军不知道，虎门要塞司令陈策将军，这时候也正在和余汉谋讨论这个问题呢。 中国的情报系统怎么得到这个消息呢？ 送上门来的。 这件事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圈套，李福林老将军接信后就秘密通知陈策，还告诉他们注意下网，准备捕条大鱼上来。所谓联络旧部，纯属子虚乌有。南本对李福林的了解，太不够深入。 李福林，字登同，只上过三年私塾的半文盲，农民出身，绿林好汉，武功高强，七十五岁还能踩着院墙顶散步，早年当过清军中的号手，打抱不平伤人落草。此人胆大如斗，手中没有武器，第一次劫道用一只煤油灯筒涂黑了冒充手枪居然大获全胜，因此得了个绰号“灯筒”，他的字登同就是这两个字的变音。后来啸聚了五百多人打家劫舍，称为“福军”，为许崇智收编，打仗的时候勇猛无比，打完仗抢劫烧杀无所不为。毕竟那是战争时代，军功比纪律重要，因此他步步高升，担任过粤军第三军军长、北伐军第五军军长、广州市长等职务。因他镇压广州起义杀戮过重，派系上又靠汪精卫比较近，被迫下野。 民国海军中的大英帝国爵士（16） 这种油盐不进的山大王哪里是当汉奸的材料？ 李福林本身就是一绿林好汉，退伍了家中也喜欢养江湖豪杰、武林高手，这些人都是他的亲信，而江湖人物自古崇拜的就是精忠武穆，忠义宋江，一看日本人的帖子，第一个反映就是：大哥，这灭祖宗的事儿咱们可不能干，要不要兄弟出去把那下书的剁了？这种氛围下李福林又怎么会落水投诚？他一生反复不假，但那都是中国人自己家里的事儿，李福林眼里宣统皇帝和袁世凯也没多大区别，但让他叛国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杨再兴当初还是太湖水寨的人呢，投岳飞不丢人，是英雄，要是投降金兀术，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所以国难当头的时候，中国的江湖好汉往往比政府官员的操守还好些。 南本隆实不可能知道这种想法啊，他们日本古代哪儿有占山为王的大王？上哪儿去了解绿林好汉的心理问题呢？号称支那通，说中国话还可以，谈到细腻的心理问题，日本人其实对中国大大的不了解。 中国人看，他那几条信之凿凿的理由根本就靠不住。 首先，拿孙中山亲日作虎皮，南本对孙中山了解不过是耳闻，李福林可是和孙中山相处过多少年的，孙先生亲日是怎么回事他还不明白？这孙大炮就是一开马戏团的，只要有利他三民主义救中国，别管你是日本猴子俄国狗熊，什么玩意儿能赚钱他都敢养，这就是欧洲人没帮他搞辛亥革命，不然英国牛法国鸡他也敢鼓捣。这叫识时务者为俊杰，得道多助，大合李军长江湖豪杰的脾胃。李福林当然明白这并不是说孙总理愿意请鬼子统治中国。孙中山最核心的思想还是爱国主义不是？南本自己还没弄明白就拿孙中山教育李福林，能管用吗？ 陈策和李福林的关系亲如兄弟，两个人都是国民党元老朱执信的亲信，当年陈炯明编散各军，幸亏了朱执信据理力争，才把李福林的福军完整保留下来。陈策对朱执信也是一样的尊敬，后来广东一条炮舰就命名为执信号。江湖好汉重义气，要是出卖朋友以后道上还混不混了？ 李福林下野以后有些失意倒是不假，问题是他也另有牵挂，这位土匪军长是农民出身，不忘本，热衷农业改革，这些年在新界、广州大办农场，种植杨桃、番石榴、白榄等水果,红红火火的十分得意。今天广州还有地名“园艺场”，就是李福林当年的试验田。如此上心，老李政治上不免淡泊些，毕竟江湖好汉最完美的结局就是金盆洗手，归隐山林，所以省长、军长的位置固然不错，吸引力却不是刚下野时候那样大了。老李是农民出身，土地和农业对他的吸引力大得很。 至于说到保护他的财产，李福林比谁都看得明白，我是土匪，这日本鬼子更是大土匪，有土匪能帮我看家的吗？现在说得好，到时候刀把子在你手里，随便立个名目还不什么都是你的？绿林里这样的场面见得多了，与其等着你坑我，还不如我先下手为强给你来个黑吃黑——不是要我收买老部下吗？您先给钱啊，不然我拿什么收买？这多实惠。 于是，老李就笑眯眯的和南本东拉西扯，一边点着钞票，一边这情报可就交给陈策去编网子等着捞鱼了 …… 难怪日本人1941年打进香港，第一个要抓的就是李福林。 这老小子太坑人了啊。 十 １4-11今日的虎门炮台，早已是旅游胜地。 经过紧锣密鼓的磋商，李福林“旧部”的起事被定在1938年4月15日，日军派运输机空降物资于珠江以南李指定地点，待李部拿下白云、天河机场后将日军一部空运两机场，协助叛军控制广州。日本海军同日进攻虎门，消灭陈策所部海军。李福林没给日军提供虎门航道地图——陈策觉得这个太悬了，假的吧，日本人不是傻子，多少有些水文情报，如果有矛盾的地方，会引起怀疑。真的吧，双方实力悬殊，日军看着图一家伙捅过来，他还真怕自己招架不住。结果老狐狸李福林给日本人介绍了个“活地图”，介绍给日军一个熟悉虎门情况的引水员。这人是个台湾人，当时台湾是日本的殖民地，所以日军见了以后，没有审出破绽，就表示了信任。但日本人不知道此人是李福林从台湾黑道老大林仔滚（十八大哥）那儿借来的，早就是亡命徒加滚刀肉，当然审不出破绽来。那个时代的台湾人对一个中国的认同比现在可强多了，后边和陈策相关的还有类似故事。 日军经过深思熟虑，把大型战舰摆在虎门口外，而以六艘帆船载运陆战队和日本浪人，称为“彰武队”，混在民船和外国船只中绕过大角、沙角炮台，从背后偷袭要塞，各船并拖曳一运输船，以便装载提供李福林叛军的军用物资。 李福林将这些消息完整地转报陈策。陈策和余汉谋商议后，立即布设埋伏，准备全歼日军。余汉谋下令驻惠十二集团军全军戒备，以一部冒充叛军，在指定地点接运物资，最后广州当天全市戒严，枕戈待变。 后来很多学者分析认为，这一战日军没有完败，坏事就坏在余长官最后一条命令上了。 当天戒严令一下，日军埋伏在广州的特务立刻就感到情况不对，马上将这个消息发给了南本的情报部门。 实际上，余汉谋也是没办法。如果用现在的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相比，国民党政府的效率和统治能力相当低下，别说一人一个档案了，就自己衙门里有多少部门都搞不清楚——没办法，老打仗，顾不上政权建设啊。所以，国民党的地方政权很容易一推就倒，特别怕第五纵队。日本人勾结李福林叛乱李福林倒是自己人，但是万一它还有老李不知道的奇兵呢？当年苻坚战淝水，本来是把部队往后挪挪引诱晋军半渡而击，就是朱序在阵后大叫了几嗓子“秦军败了，秦军败了……”几十万大军就不战自溃。余汉谋熟读兵书，也知道自己手下国军部队的毛病，不得不加强防范啊。 总之，当南本拿到这情报的时候，日军的运输机已经上路了。日军马上认识到情况不对，诫令运输机暂停空投，盘旋待命——南本也拿不准，或许有部分叛军走漏消息，引起余汉谋的注意才戒严，这也可能的。下了大本钱，他还有些舍不得放弃。 民国海军中的大英帝国爵士（17） 然而，地面的陆军弟兄沉不住气了——这鬼子飞机怎么光盘旋不下来呢？越来越紧张，国民党官兵矛盾比较大，估计也不是每一个兵都理解今天的任务。于是，不知道是擦枪走火还是有人憋不住了，就有弟兄朝空中的日本飞机开了枪，别的弟兄以为是长官下了命令，纷纷对准日机开火。 都是轻武器，日军飞机没打下来，反而给日军报警了。看到“叛军”突然反水，日军意识到上当，立即下令空投取消，全队撤回，同时通知海军“彰武队”登陆部队返回。 上面有朋友提供“时年63岁的李福林闻讯破口大骂：‘丢那妈，阿叔豁出老命把大功奉送给他们，满以为他们会捉到大麻鹰，岂料这帮‘契弟’（粤语谓男妓）连麻雀仔也捞不住一只！’”就是李福林骂余汉谋沉不住气的，因为余汉谋在粤军中是李福林的晚辈，故此有阿叔的说法。不过李福林自己并不吃亏，南本的军费（有曰三十万元，有曰三百万元，考虑到南本在上海文强那里送出的是几十万元，大概三百万元是夸大了十倍）他是统统笑纳了，结果南本从此被军部弃置，当个预备役师团的旅团长，再也抬不起头来，远没有另一个大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那样风光。也是，日本天皇又不是拉金子的，像他这样一送几十万，一送，再送，换了谁也吃不消。 还好陈策的海军打得不错。 日本海军陆战队要撤退已经来不及了，“彰武队”的帆船已经绕过了沙角炮台，一听到火速后撤的命令，那引水员就跳了船——我想那时候台湾人都学日语，所以日本人明白的时候，他也明白玩串帮了，快走吧。日军更觉得不对，没有开枪追射，马上调转船头逃走。陈策的大炮早就瞄上了这六条船，本来还想等它近些再打，现在一看日本人不声不响就要往回溜，那还了得——打！ 伏兵四起。 早已测好距离的大炮对准日军船队猛烈轰击。日军“彰武队”虽然都是精兵，但困顿船上，打，够不上，躲，无处藏，中国炮兵是打活靶。日军船队接连中弹，纷纷沉没。 日海军见此情景恼羞成怒，为了抢救被炮击的帆船队，虎门口外各舰冒险深入，不顾自身安危，疯狂炮击虎门各炮台，日军轰炸机也从大铲岛、三灶岛起飞，猛烈轰炸广州、虎门各地，此为日军侵华以来对广州最猛烈之轰炸。 日军火力极其猛烈，尤其以日军重巡洋舰妙高级之203毫米舰炮威胁最大，猛攻虎门四方山炮台和鹅夷炮台（皆沙角炮台属台）。金门炮战期间，俞大维曾四飞美国，苦求美军供给“巨无霸大炮”，就是这种口径的火炮，可见其威力。陈策为求全歼日军“彰武队”，亲临鹅夷炮台，指挥发炮猛烈还击日舰，守军见中将司令长官亲临前线，士气大振，纷纷冒死登台，和日舰炮战。战至黄昏，日军“彰武队”各船皆被击沉，部分日军在水中尤行抵抗，击伤前去捕俘之中国兵，因此中国炮台继续开火，将顽抗的日军尽歼。 但是日军的报复火力也极为凶猛，四方山炮台和鹅夷炮台被炸成一片焦土，中国守军伤亡惨重，陈策中将在指挥战斗中被日军炮弹击中，左腿炸断，身负重伤。但日军终于没有足够兵力攻占虎门，只好恨恨而去。第二次虎门之战落幕。 这次战役，中国军队设伏歼灭日军“彰武队”，挫败日军袭击虎门阴谋，此后日军有半年时间没有尝试过再攻虎门。实际上，日军已经意识到虎门防御的坚固，因此1938年10月袭击华南的进攻，效仿了淞沪战役的金山卫登陆，改在虎门侧面的大亚湾实施登陆，先取广州，然后攻击虎门这颗硬钉子。但是中国方面在有内应的情况下没有得到日军空投物资，也没有能够诱日军降落天河机场予以消灭，是极大的遗憾，也暴露了陆军战斗力薄弱的问题。 此外，鹅夷炮台和四方炮台被毁后，沙角炮台几乎失去作用，破坏了完整的要塞防御体系。这个问题直接导致了1938年10月虎门要塞的失守。当时余汉谋在增城战败，广州沦陷，虎门腹背受敌，但要塞司令郭思演是陈策亲信，依然有依靠工事死守的准备。21日，日军占领广州，22日，大举进攻虎门，出动110架飞机轰炸，是为第三次进攻虎门要塞。日军从原鹅夷炮台处进入大角炮台射击死角，用舰炮猛轰，进攻一昼夜攻下大角炮台；海军陆战队一个加强营全军覆没，炮台失守。前面讲过，虎门布防是核桃壳状的，因此郭思演被迫下令撤退，坚守了一年多的虎门要塞至此失守。广东重建的舰队撤退到肇庆，此后沿江在三水、西江等处和日军作战，打到作战舰艇基本打光为止，在国军中可算相当顽强。 陈策负伤时已经年近五旬，但是他虽身材矮小，却酷爱体育运动，游泳技术高超（像他这种只有小军舰的海军司令大概要随时准备下海游泳），能双手打枪，身体素质极佳，所以尽管身负重伤，依然得以抢救生还——张作霖也是炸断一条腿，没有陈策这么好的身体，五个钟头就进元帅林了——但医生不得不给他做截肢手术，从此成了独腿将军，在香港他被英国人誉为“东方的纳尔逊”，一个原因就是两个人都属于四肢不全。 生还的陈策先在广州和香港治疗，伤情好转后转重庆，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 这本来是个闲职，因为陈策此时一直在养伤，难以上前线。但是不到年底，中国政府得到香港政府的通知，在日本人的压力下，香港方面准备关闭对大陆的石油供应。中国当时没有大庆油田——有也落伪满手里了，因此汽油供应全靠香港，其珍贵有“一滴汽油一滴血”的说法。如果香港真的切断油料供应，中国的抵抗将面临极大的困难。 国破思良将，大概老蒋这时候就想起陈策来了，唉，此事非筹硕不能也。 他找对人了。 民国海军中的大英帝国爵士（18） 顺便说一句，李福林香港脱险比较传奇。因为他拿了一大笔钱而出卖日军，日本人攻打香港的时候第一天就专门派了部队，直扑新界李的庄园抓他。李平日深居简出，很少离开家，但是偏巧这天不在。因为前一天孙中山的卫士长某病逝，这人好像住在广东或者澳门，记不清了。李和他公务上是朋友，武林中是兄弟，因此破例去吊唁。原定当天返回。李是绿林老大，德高望重，平时露面少，这次来了三山五岳的朋友太多，应酬到晚间只好住下了。当晚日军进攻港九。按理说应该赶回家收拾收拾吧，李不愧绿林豪杰，深知日本人对他恨之入骨，因此一跺脚，弃万贯家财于不顾——实际上他的主要浮产早已转移——去重庆了。日本人果然留兵守候，结果抓不到他，大骂李狡猾，但无可奈何。 十一 １4-12抗战前的香港 1939年的春天，“盟国”这个后来耀眼的字眼还是丘吉尔的梦呓，苏联在观望，美国在观望，东方的战场上，只有中国在独立抵挡日本法西斯的铁蹄。中国的抗战正在最艰难的时刻。 在大英帝国东方的殖民地香港，出现了一位独腿中国将军的身影，他忽而出入港督府第，忽而参加群众集会，忽而在咖啡厅或者酒廊的阴暗角落里和形形色色的神秘人物交头接耳。 这位中国将军，就是中国政府驻香港全权代表、国民党港澳宗支部委员、中央执委、海军中将陈策。 在陈策到达香港以前，中国在香港的力量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这个中国抗战物资的最大供应口岸，急需一名熟悉军政、德高望重的人物统一协调，并把它的力量捏成拳头。经过仔细查考，蒋介石认定，陈策，正是这个最佳人选。1929年3月，陈策曾陪同李济深率中山舰访问香港，从此和香港政府建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朋友众多。他的第四舰队各舰经常出入香港，建有官兵俱乐部，并通过香港造船企业为第四舰队建造多艘舰艇。国民党抗日力量内部派别林立，亲美派、亲德派等比比皆是，作为海军将领，陈策是地地道道的亲英派，而且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世界近代海军的许多传统和光荣都属于大英帝国的皇家海军，这种教父般的独特地位，使当时各国海军将领几乎没有不亲英的，因此陈策出面和港英当局打交道，具有天然的优势。在国民党内部，陈策既属于孙中山时代的元老，又属于闻名遐迩的坚定抗战将领，他的威望可以化解国民党内部各派的相互扯皮。更重要的是陈不但有军事经验，而且对广东各派政治情况的熟悉无人能比。 唯一令人不安的是陈的健康，毕竟年及半百，在作战中失去一条腿，能否担此重任确实难以放心。然而陈策却以意想不到的速度康复了。虽然广东军队号称国军中最为腐败的部分之一，陈策却长期保持严格的海军军人生活习惯，保持了优良的身体素质，在广东海校的游泳比赛中，可以做学员父亲的陈策经常下水和小伙子们一比高低，且常年坚持冷水浴。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生活习惯，使这位老将军在重伤之后迅速恢复了健康。仅仅几个月的时间，他就装上木腿，精神抖擞地到香港上任了。他的副官和学生徐亨后来回忆，在香港期间，陈策每天工作超过十二小时，却依然精力充沛，令人惊叹。 陈策在香港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就是汽油，这也是蒋任命他前往香港的直接原因。中国军队的汽油问题，就悬在了这位独腿将军的肩上。 一到香港，陈策就出面拜访香港警察总监和皇家海军香港勤务队的老朋友。这些老友对陈策如临大敌，纷纷担心他提出要香港开港供油的要求，要知道英国人也不希望中国战败，英国政府方面要求港府在“不触犯日本方面”的条件下尽量和中方合作。但是它在远东力量太弱，不是迫不得已，也不会同意日军停止向中国供应物资的要求。如果陈策提这样的要求，无疑会让老朋友们非常为难。 陈策没有提，他对这些老朋友们说，你们只要不追究我就好了，油料的事情，我可以自己解决，你们的禁令，照旧好了。警察总监来了精神，表示陈先生放心，我们是朋友，当然不会抓你，但是，你准备怎么运油过去呢？ 陈策的办法简单得很——走私。 在广东和香港之间，有无数诡异而无从查考的水上交通线，一个妓女的花船，可能就是一条交通线的枢纽，一个衣冠笔挺的皇家警察，也可能就是一条交通线的守护神，这是个看不见的幽灵团体，他们没有信仰，却有着自己独特的惩杀堂规，错综复杂的上下关系，这就是百年来始终禁而不绝，神通广大的港粤走私线。这条线上不但走私过香烟和电视，文革的时候，还走私过马思聪这样的大活人呢！ 皇家警察总监的脸色绿了，他忽然若有所悟，长期以来，在香港的走私业里，皇家警察一直隐隐感到有一部分庞大的线路是自己抓不住，也掌握不了的，难道，难道这部分“黑色水上铁路”的老大，一直在追查、缉捕一无所获的黑道巨头，就是这位戎装整肃的海军中将？！ 大概陈策此时只能苦笑。 没错，二十到三十年代香港的走私业，很大一部分就是陈策的第四舰队所控制的。用海军军舰走私，说起来是非常丢人的事情，但是对于中国海军来说，那个时代也是一种无奈之举。因为国民党军队的待遇从来没有过一视同仁，待遇最为优厚的就是黄埔出身的中央军，其他被兼并部队次之，地方军阀的所部，就要自谋生路了。广东的主要地方军阀是陈济棠，他对陈策又一直是随时伺机打压的态度，因此陈策的第四舰队属于既指望不上中央，也指望不上地方的“三不管”部队。而这些年第四舰队不但没有被人吃掉，反而能够有限而持续的有些发展，海军学校也办的有声有色，钱从哪里来呢？ 从陈济棠那里硬抠出来一些；控制海南岛后从那里挤出一些。可海南虽然是陈策的地盘，他花的钱并不比搜刮的少，海南大学就是陈策创建的；还有很大一部分就要依靠走私了。陈策利用第四舰队地处香港和大陆之间的优势，联络两地黑社会势力，建立了相当庞大的走私网络，香港的机器西药，内地的中药鸦片，在第四舰队上就可以完成交易。 这是一个有军人纪律、组织严密的走私体系，而陈策对内奸的处理又极为果断——抓住就杀，从不宽恕。因此，香港方面始终无法抓到他走私的把柄。 民国海军中的大英帝国爵士（19） 走私，是第四舰队内部公开的秘密…… 现在陈策把这个老底子兜出来，自己也明白，抗战胜利以后，是再也做不成这个买卖喽。 香港皇家警察总监终于艰难地点头默许了。 于是，一条条划艇小舟，一个个老练的船夫，面容阴邃的香港老大，无法无天的潮汕豪客，在香港和广州之间建立了一条条纤细的血管，把一加仑一加仑的汽油汇入中国空军、中国陆军的大动脉。这些看似不起眼的运输线，因为它极高的效率而创造了运输历史上的奇迹——仅1939年下半年，从香港补给到内陆的汽油，就达到180万加仑！ 180万加仑！有没有人算过要多少小船，运多少次？ 日军并非没有察觉，曾经多次派员“协助”监督香港警察搜捕“地下交通线”，然而始终查无实据。 眼皮底下，香港皇家警察十年都查不出来的路线，日本人想半年就查出来？难道特高科是福尔摩斯吗？ 圆满完成东方的“劳费尔行动计划”，为中国的补给线打开南天之门，对陈策来说不过是牛刀小试。 他真正的工作是整合在港的中国抗日力量。 这一点，陈依靠他的威望、勇气和不倦的工作，达成了相当大的成果，各抗日团体、驻港机关渐渐纳入了正轨，陈策作为中国驻港最高代表的地位日渐稳定。在这些抗日力量的努力下，香港的亲日势力始终无法良好发育。日本方面对陈策恨之入骨，极欲杀之而后快，无奈陈经验丰富，戒备很严，令日人无可奈何。陈再次负伤离职后，国民党委任另一姓林之官员为港澳总支部委员，不到半年就被暗杀在澳门。 这中间，有两个势力的介入非常醒目。 第一个就是共产党。 共产党在香港设有多个机构，最主要的是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和宋庆龄名下的“保卫中国同盟”，都是相当活跃的部门。陈策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个反共老手，但是大敌当前，在香港期间，对共产党还是保持了不错的合作关系。这大概有两个原因，第一个，中共在香港的负责人廖承志、廖梦醒兄妹都是国民党元老廖仲恺的遗孤，陈策虽与廖仲恺政见不合，私交则很好，加上廖梦醒活泼机灵，很得陈策的喜爱，不知不觉之间顾念了一些香火之情。陈这个人总的来说对友情比较看重，在香港见到了老朋友张云逸，这张云逸当初打着陈策的旗号到广西，随即发动兵变，把陈策害的不轻，此时相见，“相逢一握泯恩仇”，还是不错的朋友；第二个，共产党在广东有一支有力的游击部队——东江纵队，这是一支土生土长的广东部队，对当地情况极为熟悉，陈策在很多时候，也要借助它的帮助。因此，陈策在香港期间，国共的合作一直大于矛盾。1939年为新四军捐赠棉衣的活动，也得到了陈策的支持。 第二个，是戴笠的军统机关。 说起来，戴笠的军统部门，因为军统部门自成体系，骄横跋扈，一直是各地国民党大员的眼中钉，福建省主席陈仪就枪毙过戴笠手下的老特务张超。军统也一样不客气，曾经在洛阳活埋地方专员。 而在香港，陈策和军统的关系，则非常融洽。因为戴笠其人和香港政府一直搞不好关系。他早年追杀暗杀之王王亚樵，曾在香港闹市和王枪战。王和港府关系很好，自然戴笠就留下了恶劣的印象。此后戴笠本人还被港府关过班房。所以双方矛盾重重。随着抗战的节节深入，香港作为一个“孤岛”，成为特工的天堂，戴笠急于在这里打开局面，便需要一个英方信任的中间人。陈策，正是这个合适的人选。在他的斡旋下，港府尽管对戴笠及其部下依然心怀恶感，但是多少放松了对于军统活动的限制。汪精卫艳电投敌，军统组织在河内进行暗杀，就是以香港为总指挥部，戴笠在这里亲自指挥。 戴是个凶恶的特务头子，但也是一个有古江湖风的人物。章伯钊给他的挽联上，就有“平生具侠义风”的评价，他对陈策的帮助投桃报李，也给与他尽可能的支持。汪精卫叛逃之时，汪记大将林柏生在港活动积极，给国民党方面造成相当大的麻烦。这时，戴笠的军统局就出面了，派出特务狙击，一棍（国民党上层对其尚有幻想，不允许打死）把林柏生打成脑震荡，大小汉奸惊恐万状，纷纷逃亡。 陈策不愧究竟风霜的老将，复杂的香港局势经过他的整理，很快理清了头绪，亲日势力在香港变得难以立足。 军统局给陈策的支持，得到回报之丰厚连自己都想象不到。 1939年初秋的一个晚上，陈策忽然得到台湾黑道大豪林仔滚的一份密信，说要介绍一位朋友和陈策“单独谈一谈”。 这位朋友的名字叫作林介之助。 林仔滚说，这位朋友来自特高课。 十二 １4-13福建海军岸防炮台，1937年日军攻占金门，海军中将李世甲以陆战第二旅扼胡里山炮台等地，奋勇抵抗，保卫厦门，击伤日舰若竹等。1938年5月，日军集中兵力攻打厦门，李世甲部和陆军157师不支，厦门沦陷。 特高课的日本特务？找我干什么？ 陈策琢磨着走进客厅的时候，便见到一个目光精悍锐利的来客。这人身材瘦高，年龄约略从青年步入中年。见到陈策，他用标准日本式的谦恭微微鞠了一躬，用流利的汉语自我介绍道：“我，叫林一平，我希望回重庆参加抗战，请您多关照。” 在见到他的瞬间，陈策肯定还无法判断这是怎样的一个人物，也无法想象此人后来翻起的风浪。 民国海军中的大英帝国爵士（20） 林一平，台湾人，东方谍报史上一个如同变色龙一样的神秘的人物。林一平、林介之助、林顶立、“十一龙头”、“金门半山”，都是他在不同场合使用的名字或者代号。提到林一平这个名字，大家都比较陌生。那么，林顶立呢？恐怕还比较陌生。 今天台湾的新闻系统，最有名的大概就是《联合报》，而联合报的第一个老板，就是这位林顶立。如果和某些台湾人比如陈水扁提到林顶立，那是绝对不会陌生的。他虽然后来做到台湾省议会副议长，《全民日报》、《联合报》的老板，在台湾，林的形象始终阴森可怖，带着一道暗色的血腥。 “军统台湾站站长林顶立”——这是一个当年令台湾人谈虎色变的名字，并且和“二二八凶魔”联在一起。 在二二八事件中，真正直接负责镇压的，不是大陆来的军警部队，正是这个林顶立率领的“行动队”和军警“义勇总队”。林顶立的手下是对二二八参与者的直接行刑部队，被称作手段残忍，杀人如麻。民进党也承认，镇压二二八事变，国民党将台湾“蜂起领导人”二百多名一网打尽，“并非全是外省人的主意……外省人对台湾各地各界的领导者不可能知道得那么详尽。是从重庆回来的半山干的，他们是刘启光、林顶立、游弥坚、连震东（连战之父）、黄朝琴等人”。今天，在煽动台独的文章中，台湾的媒体还在煽情地宣传几百名几百名被解除了武装的台湾造反者怎样被林顶立的行动队集体处决，虽然证据并不确凿。二二八事件，大陆至今仍然未改其性质的认定，认为是一场“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罪恶统治的人民起义”，所以林顶立这个最得力的镇压执行者，当然是“刽子手”；在台独分子眼里，这林顶立，不但是个魔王，而且是台湾人的“叛徒”。所以，海峡两岸，这都是一个“臭名昭著”的人物，其生平如隐雾中，也是正常的。 察看史料，二二八事件的核心分子，很多是日占台湾时期的亲日头目和从南洋归来的台籍日军，其台独和亲日性质，现在已经越来越鲜明地被揭示出来，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起义”，而且成了台独分子的一块招牌。兄弟以为，林顶立这名字虽然现在并不为很多人所知而且不好听，将来或许还有改换形象的一天呢。 林顶立真正的传奇，是他在抗战中的经历。他公开身份是日本在台湾警视厅特高课的高级特务，拥有日本国籍，名字叫作林介之助，而他真实的身份，则是中国在日本特高课中最出色、最隐蔽的双面特工。这是一个黄皮肤的左尔格。 现在有一种看法，就是台湾人在日占时期感恩戴德，也许李登辉先生的老爹是这样的，那位可以放鞭炮送他妈妈去做日军慰安妇的许立委是这样的，而台湾人中心怀故国的血性男儿也并非少数。1912年，同盟会员罗福星发动众友会起义，1930年，雾社起义，1937年，抗战开始第一年，就有李友邦将军为首的五万名台湾人内渡投入全面抗战。这位表面上换了日本名字林介之助，讲的一口流利日语的林顶立，就是一位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典型台湾人。因为他精明干练，从少年时期就被日本黑龙会在台湾的组织看中吸收，不久转入警视厅。林以精通各种特工手段，做事机警敏捷，熟悉华人情况而不断得到重用，1931年便成为日本特高课的高级特务。 但是林实际上对做汉奸深恶痛绝，曾经设计潜入大陆，投报黄埔军校。只是因为中国政局动荡，英雄无用武之地，才不得不返回台湾，暂时栖身。这期间，林结识台湾江湖豪杰林仔滚、福建黑道大豪罗又章等，组成了闽台地区著名的黑道组织——“十八大哥”，自己排行十一，人称“十一龙头”。随着日军侵华的深入，林顶立这样在中国黑白两道通吃的优秀人才，更得到进一步的重用。日军派遣林前往刚刚攻占的厦门，担任日本在福建的“太上皇”、大特务泽重信的副手，作为日军切实掌握福建沿海地带的一着重要棋子。 林遂借此机会，取得林仔滚的介绍，先访香港，拜谒陈策将军，提出携带日军机密情报反正。 对于林的这样一个要求，陈策最初的反应是不敢相信。要知道抗战以来被日军特高课和76号汉奸机关破坏的中国特工机构不计其数，被捕特工也无数，而特高课的大特务上门来投降，这还是第一次！ 陈策不愧老奸巨猾，他一面稳住林顶天，一面火速联系军统香港站站长王新衡。当时国民党的特工机构奉行“公开掩护秘密，秘密运用公开”的原则，所以林顶天找到陈策，也就和军统拉上了关系。 王新衡很快回报：此人可信！ 原因是军统实际上1932年就和林顶立有过联系，那时的军统还没有正式成立，戴笠控制的特务处老特务连谋在福建曾经接触过林顶立，并且了解他的意愿。可惜，由于很快就爆发十九路军在福建起义的事件，双方失去了联系。 陈策遂将林顶立介绍给军统方面。 戴笠得到林顶立，如获至宝，他果断决定，林不要暴露身份，立即前往福建上任，并任命林为军统闽南站台湾挺进组组长。年底，军统特工设法为林在厦门设立了秘密电台。从此，高质量的日军情报源源不断从林顶立处汇入军统。 这样一个原特高课高级特工的反正，其价值对中国方面来说不可估量。 林顶立对军统的巨大贡献之一，是从内部挖到日方底牌，为军统的“对日经济战”提供了保障。 从抗战开始，戴笠的军统就奉命对日实施经济作战。戴对经济作战一窍不通，因此在军统内成立经济处，网罗专家进行实施。戴本来是布衣出身，不免在对“专家”问题上犯现在很多公司共同的错误——学历第一。他请来的第一任经济处长是留学德国的经济学博士费同泽，费博士学问是好的，但是却没有实际应用经验，所以经济战进展很糟糕。戴还算聪明，一看这戴眼镜的不行，马上换人，架空费博士，任命出色的对日经济学家邓葆光担任副处长，负责实际工作。 民国海军中的大英帝国爵士（21） 邓是经济战的天才，而且熟知日本经济，他曾经准确推断出日本将在1945年第三季度投降，其判断依据就是日本各种物资的储备和消耗，令重庆叹为观止。他指挥的经济作战也别开生面，是以制造伪钞为主，一箭双雕。 邓认为日本占领中国华东、华北地区，目的在于进行经济掠夺。因此，制造大量伪钞，和敌人争夺物资，就成为有效的经济战手段。当时，银行家贝祖贻是军统在上海的暗线——此人，大家有印象吗？他儿子很有名，叫做贝聿铭，就是在香港造中银三棱刮刀的那位——利用职务之便定期收集日占区的各种钞票交给军统，戴笠便下令在重庆巨额仿造，而后通过安徽界首武装偷运入日占区，疯狂抢购各种物资，并用来贿赂拉拢伪军将领。这一手给日军造成了极大的经济压力，物资大量流失，物价飞涨，因此日军在特高课成立专门机构实施反经济作战，不断更改钞票，增加检查手法，意图恢复对占领区的经济控制。 这样，军统的假钞经常被查获，而如果伪军将领使用假钞，又很容易暴露其和重庆的联系。 自从林顶立加入，这个问题就不复存在了，特高课每发现一种新的假钞，或者每策划一种新的检查手法，林都能从内部预先获得消息，提前通知军统，因此军统的印刷厂马上进行相应调整，使日军虽然变化万端，依然防不胜防。 这套经济作战贯穿整个抗战，它破坏了日本占领区的经济掠夺，为重庆获得了大量急需物资，同时——大概也是最重要的——养活了日益膨胀的军统。据邓葆光的报告，每年军统利用“经济作战”获得的财富达到几万根金条，当时军统的富有连蒋委员长都意料不及。而其他的部门比如中统虽然几次试图分一杯羹，一来遭到军统的打压，二来仿制的钞票经常被查获，始终不成气候。 林顶立的另一个巨大贡献是将日陆海军在东南沿海的布防情报准确传送给军统，包括日军布雷区、军舰出入港等情况。二战后期盟军潜艇在东海、南海的作战，许多依据了林的情报。1945年，因为日军困兽犹斗，抵抗激烈，美军曾计划在中国东南沿海登陆。为此，林情报组也提供了大量当地日军布防和战斗力，以及水文气象方面的情报。由于日军8月投降，这一战役未及实施。 同时，军统自身也充分利用了从林处获取的东南军事情报。戴笠和美军共同组建特务机关中美合作所，为了获得美方信任，戴笠携美海军中校梅乐斯亲自赴东南敌后，车队穿越日军千里防线如入无人之境，直到东海之滨，令梅乐斯大为惊叹，也对军统的工作能力产生了更大的信任。他当然不知道，通过林顶立，戴早已经对日军的布防了如指掌，当然知道怎样趋避了。 戴笠对林顶立的价值非常清楚，因此反复强调对林提供的情报只能“被动运用”，绝不主动要求林搜求容易导致暴露的情报。 但是林本人艺高胆大，更做出军统意想不到的事情，他指挥的台湾挺进组不久建立了基隆、金门两个分组，甚至在鼓浪屿建立外围组织“同声俱乐部”，吸收福建、台湾爱国高级人士，形成了巩固的抗日团体，其团体成员，则逐步控制厦门伪政权各个部门。在林的努力工作下，厦门等地的伪组织除伪市长李思贤外，基本被林所控制，在他们的运作下，厦门成为各日占区组织中最为热闹、却效率最为低下的一个部分，而日军却也不闻不问，因为当地负责调查控制伪组织的特高课、兴亚院和宪兵队，都控制在林介之助，也就是林顶立的手中。 本来这些机关是由日本老特务泽重信控制的。泽重信，1899年生于大阪，士官学校毕业后转入陆海军特种训练班，长期在总部设于台北的“大日本南支派遣特务机关”工作，担任日军在我国东南沿海一带的陆海军特务系统总负责人。1939年9月，厦门特务机关长田村崇则被中国特工刺杀，泽重信亲自前往厦门坐镇，公开担任兴亚院负责人，地方理事官，台湾总督府驻厦门嘱托、海军总部嘱托、日本亚洲共荣会事务嘱托、华南情报部部长等职务，是日方在厦门的最高指挥人员。他前往厦门的时候带去了自己最为信任的部下林介之助，却不料给自己挖好了墓穴。 1941年，华南的一个日本女特工被军统拉入组织，并为中方提供情报，日方觉察后将其逮捕枪决。与这个女特工有联系的若干军统外围人员被捕。根据审讯中的记录，泽重信发现厦门暗藏着中国方面重要的特工机关，因此决定顺藤摸瓜，投入力量进行侦破。 以日军的效率和能力，林顶立这次在劫难逃了。对泽重信来说不幸的是他找来商量的，正是头号要犯林顶立。 林顶立第一个反应是迅速逃走，和军统局闽南站负责人陈式锐商议。戴笠得到陈通报后，认为林的价值太大，放弃过于可惜，因此决定保护林继续潜伏，派出漳州站长期潜伏的两名杀手汪鲲、苏群英，限期刺杀泽重信。并电陈、林曰：“此一敌酋若不及早加以制裁，将来羽翼丰满了，不但华南半壁均要沦入敌手，则整个抗战前途受影响至深。” 林顶立在关键时刻镇定自若，一面提供泽重信准确的活动规律给行动队员，一面因为泽重信经常去蝴蝶舞厅活动，通过十八大哥林仔滚，把苏群英安排到林开办的蝴蝶舞厅担任管账。 1941年10月26日，枪法出众的汪鲲从蝴蝶舞厅跟踪泽重信到《华南新日报》门前，泽重信屏开保镖，和报社社长、汉奸林谷同行，似有要事商议。汪鲲果断掩身路旁骑楼下水泥柱旁，连发两弹，均中泽重信胸胁部位，应声倒地，当场毙命。林谷大惊失色，抱头鼠窜。汪乘乱闪入待人巷，辗转经海岸路潜回藏身处所，伏匿于惠安同乡、印尼华侨苏孝盼家中，直至11月6日晚，才冒险潜至鼓浪屿海滩，泅水至对面嵩屿登岸，受到当地群众集会热烈欢迎。 事后，日军进行调查之际，林顶立从中设计，抓捕与泽重信有隙的日侨多人，刑毙数人。 汪鲲，字宗海，惠安人，原海军中尉，1940年加入军统，专门从事除奸活动，抗战胜利后移居台湾阳明山。据他的《汪宗海人生八十年》，抗战中军统除奸，因日伪防范严密，往往与敌同归于尽，如兰子春之刺山本荣治，汪鲲刺泽重信，被认为是经典的成功案例。林顶立从此更无顾忌，抗战胜利后积功升任军统台湾站第一任站长。 民国海军中的大英帝国爵士（22） 谈陈策说到了林顶立，属于有些跑题。 陈策在香港的日子到1940年下半年忽然变得风光起来。 十三 １4-14香港防御地图 1941年的下半年，太平洋上山雨欲来，面对日本海军南进的咄咄逼人之势，大英帝国忽然发现自己在远东就像一个光屁股的老头一样软弱。陆军，是殖民地镇压当地叛乱用的老爷兵，海军，只有稀稀落落几艘巡洋舰、驱逐舰点缀在辽阔的太平洋和印度洋上。英国人根本就没有做好在远东展开一场战争的准备，而任何人都已经感到日本军队的威胁迫在眉睫。 香港虽然一直被宣传为一个坚固的要塞，其实颇为勉强。 对大英帝国来说，香港是东方的明珠，是巨额财富的来源。然而，在军事上，却是一个难以防卫的阵地。 英国在远东的第一防卫重点，是印度。 对丘吉尔来说，远东的防卫底线，是“大英帝国的奶牛”——印度，这片最为富庶和广阔的殖民地是日不落帝国的物资来源地和称霸的本钱，没有了印度，也就没有了大英帝国。这一点，丘吉尔怀着近乎偏执狂的固执，他和老朋友蒙巴顿勋爵在战后分道扬镳，就因为蒙巴顿支持印度的独立，“使大英帝国破碎了”。英军在远东的主力也集中在这里，1944年，英国在印度英帕尔平原歼灭日军牟田口中将的三个师团，宣告了英国在远东和日本的攻守终于易位。 英国在远东的第二防卫重点，是新加坡。 新加坡是英国在远东长期经营的据点，英国投有雄厚的资本，新加坡海岸炮台的维克斯大炮号称威力无比（后来被日本人用来在塔拉瓦打美国人，果然威力无比……），而坚固的要塞城防据说可以“坚守一百年”。英国在南洋的武器、人员、政治活动都集中在新加坡，也是它在太平洋上存在的象征。另外，英国显然希望孤悬海上的新加坡可以像马耳他一样依靠大海的阻隔挡住敌人的脚步。为了防卫新加坡，英国调动战列舰威尔士亲王号、战列巡洋舰反击号和航空母舰竞技神号前往远东，表示了坚守的决心。 而香港，英国的判断是该地补给线太长，和大陆紧密相连，在日军的进攻下无法防御，只能进行象征性的抵抗后放弃。 这一点，从军事上或许有它的道理，但是作为香港总督的杨慕琦是无法接受的，他可不愿意预测自己在日本战俘营的命运。在几次和国内交涉无效后，傲慢的英国人忽然发现，就在他眼皮底下，就藏着一个救星。 这个救星就是中国政府驻香港代表——陈策。 杨慕琦熟知东方文化，他找到陈策商议。如果日军进攻香港的时候，中国肯从日军背后捅上一刀，那就可以救了香港，这是古代的“围魏救赵”啊。而中国人这个义举，可以赢得大英帝国“到世界末日的感激”。 陈策听到这个要求，只有苦笑。原来不可一世的洋大人也有这种时候。难道这香港不是你从我们中国用大炮硬切了下去的？当初宣布中断香港对中国的贸易讨好日本的不是你大英帝国？还有那句“没有永远的朋友，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不是你们大英帝国古老的信条吗？奢谈到世界末日的感激，岂不太过遥远？ 港督方面实际上已经迹近哀求，毕竟我们是一条战线上的，保留一个香港海口对中国不也是大有好处吗？再说，鬼子打过来，跑不了我杨慕琦，也跑不了你陈策吧？ 其实，陈策并非不愿意帮助英国人，他是海军出身，对大英帝国还是充满好感的，何况，他现在的职务也要求他和杨慕琦同舟共济。因此，陈策立即和重庆联系，并且运用自己的影响敦促国民政府协防香港。 国民政府一方对于盟军的请求还是比较积极的，二战中中国人一向比较讲义气的。军委会授权白崇禧将军制定粤汉铁路南段作战计划，允诺在香港遭到攻击的时候，出兵救援。白崇禧将军制定的作战计划中规定，因中国军队驻粤的第六战区兵力单薄，当香港遭到攻击的时候，中国军队将以第九战区的十二个师利用尚掌握的一段粤汉铁路从湖南插入粤北，从背后钳攻日军，以解香港之围。准备用于香港方面作战的，包括著名的铁军——吴奇伟的第四军，以及第六十军、第六十六军等部，皆在长沙—衡阳线集结。 但是白将军对此计划能否顺利实施，信心并不太足，他深深清楚中国军队现在的战斗力，自保尚且不足，对日军发动进攻战的能力更差，这个牵制作战能打到什么程度，“小诸葛”也不敢保证。白另外嘱托陈策，日军占有空中优势，为了便于部队调动，香港方面务必加强侦察和警戒，及早通报日军作战动向。 陈策对此心知肚明，便衔信回香港复命。杨慕琦和陈策相见，说不尽的感激，这日本人学了中国的文化，返回头来南京大屠杀，学了英国的海军，返回头来要“尽杀白鬼”，两个老大帝国的代表，说起一样充满了对日本鬼子欺师灭祖的愤恨。但是说过以后，陈策也明白讲清，对中国方面不能抱太高希望，关键还是在自己，赶紧准备防务吧。 杨慕琦的确做了很大努力，他连电伦敦，在中国军队可以南下接应的消息鼓舞下，英国政府勉强同意调动援军入港，但是数量十分有限。1941年10月27日，劳森准将率领的两个加拿大营从温哥华出发，增援香港，11月16日到达。香港方面任命建立了两条防线，一条是九龙北部的醉酒湾防线，从醉酒湾经过城门、沙田、牛尾海贯穿整个九龙半岛，效仿马奇诺防线组织的钢筋混凝土防御工事，并依靠魔鬼山炮台的火力支援，称为外防线；第二条是香港岛上以黄泥涌、湾仔、太平山、摩星岭炮台为核心的内防线。在陈策等中方人士的努力下，以广州失守时败退香港被解除武装的中国囚军为中心，建立了香港义勇军部队。到日军偷袭珍珠港之前，在港英军总兵力14，000人，其中真正能够作战的不足一半，装备比较好的包括两个加拿大营、皇家来福枪营、苏格兰营和一个廓尔喀营（也有说这个营没有参战）。但是加拿大营的部队缺乏训练，此外就是战斗力较弱的几支印度部队，包括旁遮普营、拉普吉特营等，义勇军也算在人数之内。指挥官是莫庇德少将。英国皇家空军有6架老式飞机停在启德机场，空勤人员一百余人、皇家海军有一个“中国派遣舰队”在香港，包括三艘驱逐舰特拉辛号、斯科特号、查奈特号，几艘炮舰和一支鱼雷艇队。 民国海军中的大英帝国爵士（23） 1941年12月7日，日军发动珍珠港事变，8日，空袭菲律宾克拉克空军基地。美军在太平洋地区的海空力量几乎被一网打尽，盟军的整个南洋地区门户大开。 8日，日军36架空袭启德机场和海军舰艇，英军6架飞机全被击毁，驱逐舰特拉辛号被重创搁浅（后被日军打捞作为101号巡逻舰使用），炮舰莫斯号被炸沉（后被日军打捞作为须磨号炮舰使用），斯科特号、查奈特号仓皇携带少量英军眷属和政要逃往新加坡。入夜，日第二十三军酒井隆部第三十八师团出动三个联队，渡过深圳河，对香港发动猛攻。 香港守军猝不及防。 日军调动早有先兆，但是香港方面错误地认为日军是在进行演习，还没有足够的兵力发动攻击，因此准备不足。实际上酒井隆善于用兵，在香港边界进行演习后士兵就地潜伏，空车返回营地。到发动攻击前，日军已神不知鬼不觉地集中了七千名部队在新界以北的进攻阵地上。 只一天，守军放弃新界，退守醉酒湾防线，陈策指挥下的义勇军在柴湾的西湾炮台奋力抵抗，给日军造成较大杀伤。英军也试图通过破坏桥梁道路阻止日军的南下。 9日，日军进攻醉酒湾防线。因香港方面防卫混乱，关键的城门碉堡阵地居然只有1/4定员的守军防卫，10日凌晨被日军恶二二八联队猝然突破，整条防线失守。11日，英军司令莫庇德下令放弃九龙，退守香港本岛。撤退途中，防守九龙的苏格兰营和义勇军损失惨重。 这中间，12月10日，英军在远东的支柱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和反击号战列巡洋舰在关丹附近被日军飞机炸沉，依靠英军救援香港已经不可能。香港唯一的希望就是中国军队的救援了。 1941年12月9日，中国政府正式对日宣战。接到日军进攻香港的消息，中国军队第四军和暂编第二军从株洲南下，准备反攻广州，接应香港英军。 但是，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很快随后下令：第四军停止南进，原地待命。 因为他和白崇禧将军发现，日军在赣北的部队，突然收缩，显然是要对长沙一线的中国军队发动大规模的进攻！ 没有永远的朋友，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 当英国人的利益和中国人的利益相冲突的时候，中国人首先要考虑的，还是中国人的利益，这难道不对吗？ 喝咖啡看中国人苦战了好几年的英国人，忽然发现咖啡的味道是那样的苦。 事实上，中国方面的决定非常正确。当时日军华中派遣军正集结于长沙以北，驻华中的日军第十一军司令阿南惟几一方面为牵制中国军队增援港九及缅甸，一方面试图乘虚夺取长沙，打垮第九战区，出动12万兵力，于12月24日强渡新墙河南进，再度进犯长沙，声称“要到长沙过新年”。面对日军的猛烈攻势，中国军队指挥官，人称“老虎仔”的粤军名将薛岳果断中止增援香港的作战计划，实施他早已制订好的“天炉战”计划，将第四军、第三十集团军等决战兵力放在两侧，以第十军坚守长沙，将敌人诱至“炉底”的长沙，两翼伏兵从捞刀河与浏阳河之间猝然出击，将日军包围歼灭。 会战一开始，湖南民众以“焦土抗战”、“与日俱亡”的悲壮气概，一夜之间便使日军无法在战区内获得一粒米一根草，所有大小公路也沟堑纵横，日军的坦克、牵引车、野炮、重炮均不能通行。守卫长沙城的第十军将士抱定与长沙共存亡的决心拼死抵抗，骄横不可一世的“皇军精锐”在长沙城下竟无法越雷池一步。我岳麓山上的重炮群居高临下，一颗颗炮弹向日军倾泻，每一声爆炸都引起中国军队的阵阵欢呼声。 1942年1月4日拂晓，我军形成对日军的三面合围态势，弹尽粮绝的日军狼狈突围。我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将敌人杀得溃不成军。残余日军最后靠着施放毒气和空军的掩护才得以逃回原来的据点。16日，日军司令部从岳阳撤回武汉，第三次长沙会战以中国军队的大获全胜而告结束。第四军五十九师师长张德能中将因缴获日军军旗，积功升任第四军军长。 日军非万不得已是不在战场遗弃尸体的，这次却未及烧完。日军撤退的翌日早上，薛岳等由岳麓山回长沙二里牌驻地，车过八角亭后，看见日军遗尸遍野。参谋长吴逸志命人把已经掩埋的日军尸体全部扒出来，加上遗尸埋在一起，堆一个高台子，并勒石留念，上书“倭寇万人冢”，旁书“陆军中将吴逸志题”。 此战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日本因在长沙惨败，再次意识到中国实力尚存，不敢遽尔从中国战场抽出兵力。当时，英国《泰晤士报》发表评论指出：“12月7日以来，同盟军唯一决定性之胜利系华军之长沙大捷，是同盟军在全球战场上唯一之亮色。” 但是，中国军队的北上，给香港的防御，却抽去了最后一根稻草。 中国人，也涮了大英帝国一把。 十四 １4-15中国女作家萧红在黑龙江呼兰的墓地，萧红在日军攻占香港时生重病无法撤离，一个月后于清寒中病逝。端木蕻良在朋友的帮助下，把妻子的骨灰埋葬在浅水湾海边的荒滩上。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才迁回故乡，时隔四十余年，而萧红一生，只活了三十一岁。 中国军队在长沙的胜利，使日军华中派遣军总司令阿南惟几大将不光彩地离开了中国战线，虽然咬牙切齿，但这位日军中的“天才”再也没有机会回到洞庭湖畔来复仇了。在密苏里号上日本陆军签字投降之前，参与夺取近卫师团继续战争的，正是这位一贯军礼服笔挺的阿南将军，他时任陆相，不久畏罪自杀。其子现任职日本外务省，倒是一位亲华的外交家。 中国军队的北调，香港的防御就陷入了绝境。14日九龙沦陷以后，酒井隆并没有急于进攻香港，而是两次派人劝降。 港督杨慕琦坚定地拒绝。 民国海军中的大英帝国爵士（24） 大英帝国的狮子老了，但是狮子虽老，在豺狼面前还要尊严的死去。 香港方面尽力组织了抵抗的力量。 英军的作战部署由莫庇德少将统一指挥，部队分为东西两路，东路军由华莱士准将指挥皇家来福枪营、印度旁遮普营，驻守香港仔等阵地，西路军由罗森准将率领加拿大营、印度拉吉普特营，以及苏格兰营残部，驻防筲箕湾等阵地。 中国方面，驻香港的各个机构组成联合办事处，公推陈策为主任，坐镇亚细亚行，组织人力物力，收容义勇军散兵，协助英军作战。其实，陈策对香港的沦陷，早已有所准备。事变前，他已做出一系列安排。他派遣国民党港澳党部常务委员林卓夫前往澳门，在香港失陷后保持港澳部正常运转。香港沦陷后，林卓夫接替陈策的工作，在澳门继续组织抗日活动，1942年11月被日本特务暗杀。部署军统特务陈静涛等潜伏香港，坚持地下活动。陈静涛后组织球王李惠堂等脱离日本占领的香港，返回大陆。安排亲国民党的南洋撤退华侨一千三百余人前往广东，组建“华侨训练班”，其他亲国民党的知名人士也随后撤离。同时，命令国民党惠州游击指挥所主任香翰屏所部游击队向香港北部进击，骚扰日军并掩护从香港突围的中英人员——陈策不知道自己的这条命令后来会救了自己的性命。 陈策的部署中没有包括亲共的在港人士的撤离，周恩来和中共南方局指示驻港代表廖承志进行营救。这批人士在廖的安排下，通过东江纵队的协助，也顺利撤离香港。这些人虽然数量比陈策撤离的少，质量却很高，包括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胡绳、夏衍、胡风、黄药眠、沙千里、高士其、叶浅予、范长江、梁漱溟等。陈策和廖承志分别安排的这次大撤退，国共两党各忙各的，心照不宣，“互不干涉内政”，保存了中国知识阶层的一批精英分子，史称“港澳大营救”。 也有未能得到营救的，《生死场》的作者萧红就是其中之一，当时她正患肺结核重病，无法撤离，陷落在九龙。日军占领之后医药皆无，失去治疗的萧红身无分文，痛苦万状，一个月后，在战争的恐惧和病患的折磨下离世。这位才女在临终时心有不甘，在死前曾经热切地盼望道：“如果萧军在重庆我给他拍电报，他还会像当年在哈尔滨那样来救我吧……”“留着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去了……” 18日，日军渡海攻击香港本岛。 日军根据俘虏审讯结果，认定守卫北角等地的印度军拉吉普特营属于“垃圾”部队，因此渡海作战首先在这里展开。18日夜，日军三个联队登陆北角和筲箕湾，只一个回合就把印军打的溃不成军，守卫制高点柏架山的苏格兰营在九龙已经被打残，兵力不足，也被轻易消灭，日军包围劳森准将的两个加拿大营，双方陷入激战。 19日凌晨，按照莫庇德准将的要求，东部司令官华莱士准将调集皇家来福枪营和旁遮普营反击日军，在湾仔和日军激战，但是西路日军进展神速，上午就消灭了加拿大营主力，黄泥涌阵地失守，劳森准将作为二战中第一个率领加拿大军队参战的将领，面对惨败无颜见江东父老，战死阵前，是香港战役盟军阵亡的最高将领。 劳森准将阵亡后，西部英军基本失去了战斗力。 华莱士准将的东路军也陷入苦战。英军决定投入预备队，一场恶战，终于在湾仔挡住了日军的脚步。由此可见，港岛上英军素质参差不齐，加拿大军人虽然勇敢，但没有战斗经验，英籍军人比如皇家来福枪营装备好，可是缺乏战斗决心，至于印度籍部队，那就属于赶鸭子军团了。 日军进攻受挫，但是其后备兵员充分，迅速投入预备队二二九联队附炮兵一部，20日登陆浅水湾，打垮皇家来福枪营，21日，日军占领港岛制高点聂高信山，英军局势转而绝望。 24日，香港蓄水池被炸毁，全城断水断电，日军再次劝降，杨慕琦依然拒绝——这位战前刚刚来继任的香港总督骨头还是比较硬的，所以香港失陷后酒井隆对他残酷虐待，甚至在他面前虐杀英军战俘为戏。战后，杨慕琦痛恨此獠，坚决要求中国政府严惩酒井，中国对日战争法庭判处酒井隆死刑，在南京枪决。 25日，日军先锋已经到达总督府前的花园道，莫庇德少将通知杨慕琦，他的部队已经弹尽力竭，无力抵抗了。杨慕琦决定投降。 弹丸的香港抵抗了日军三个师团的进攻达十八天，已经可以算是流尽了最后的一滴血，五十七师坚守常德之战惊动了罗斯福，也不过守了十八天。 杨慕琦给在亚细亚行坐阵的陈策通电，说明自己准备投降。 陈策回电：“我是中国人，决不会向日本鬼投降！本人决计突围，贵方如有人愿意相从，请即到亚细亚行来！” 杨慕琦深受感动，他周围的高级军官多要求随同陈策突围，杨指示他们前去亚细亚行，通知将英军尚掌握的五艘鱼雷艇和一艘炮艇交给陈策使用。杨慕琦和莫庇德将军本人拒绝突围，按照大英帝国的传统，他们作为总督和驻军总司令，要主持投降仪式，“体面地”交出这块殖民地。 大英帝国，以海军、殖民地和传统纵横四海。此时，海军已经看不到了，殖民地要交出去了，大英帝国留下的，只有传统。 固执，然而，也有些令人钦佩，就像1997香港回归仪式上的彭定康，“肥彭”抹去的泪水中，可也有一丝真情？ 无论如何，大英帝国的黄金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这五艘鱼雷艇都属于英国皇家海军中国派遣舰队第二鱼雷艇中队，原来共计八艘，都是由Thorncroft公司制造的CMB海岸鱼雷快艇，编号为7、8、9、10、11、12、26和27号。其中的26号和27号都是战前中国向英国订购的，1938年，这一批中国订购的鱼雷艇到达香港，因为水路已经不通，只好在香港暂留。香港政府趁火打劫，强买其中两艘，编为26、27号，另有两艘不慎损坏，结果中国只收到四艘，通过陆路运输交给海军使用，编为颜皋卿中队。这一级鱼雷艇中国曾经购买过三批，另外两批编为文天祥中队和史可法中队，曾在上海扬子江上奇袭日本海军装甲巡洋舰出云号，震动中外。 民国海军中的大英帝国爵士（25） 第二鱼雷艇中队在香港抵抗作战中打得很积极，8号鱼雷艇在16日日军轰炸湾仔的时候被焚毁。19日，鱼雷艇队反击在北角登陆的日军，击沉运输舰一艘，自己损失12号、26号两艘。这时幸存的，只有7、9、10、11、27号五艘了。交给陈策使用的另一艘炮艇为C410号。 25日下午，陈策和港英高级军政人员共十七人，集合在亚细亚行。这些人包括威尔士亲王号留下的联络官科林?麦克埃文爵士、战后香港第一任代理总督戴维?麦克多卡尔爵士、印度旁遮普营指挥官阿瑟?格林中校、皇家空军飞行员马克斯?奥克斯福德等。下午3点45分，陈策下令突围行动开始。 香港保卫战至此已经打成了犬牙交错的巷战，前往英军依然在坚守的香港仔海滨阵地，他们的车队需要穿过日军占领的地区。陈策安排，他的副官乘一辆奥斯丁车打头，其他车辆拉开距离跟随，他自己乘最后一辆车押阵，摸索前进。陈策轻松地穿上了中国海军将军服，一手持枪，点燃一根雪茄烟坐在车内，表示他准备在有被俘可能时以军人的身份战死沙场。他的安详镇静感染了在场所有的人。 六十二年以后，当年二十七岁的皇家海军军官约翰?黑德在他的回忆录里如此形容陈策： Ifevertherewasareallife"Rambo",thentheOneleggedChineseAdmialwashim。 （假如这世界上真有活的兰博，那就是这位一条腿的中国将军了。） 车队出动没有多远，陈策副官的奥斯丁轿车就撞上了日军巡逻队，日军挥手令其停车。 日本兵不知道，这位陈将军的副官是个将来可能比将军本人更大名鼎鼎的人物。 十五 １4-16突围后的陈策和他的副官徐亨。图中的外国人是一起突围的英国军官马克斯。陈策被授予干城勋章。 在中国军队里面，副官这个职务要求机敏干练、能力出众，所以常常是出色的人才担任。用副官用得气派最大的，大概就要数陆军大学代校长蒋百里和陈策了。 蒋百里在德国用的副官是蒋纬国上尉，国府的千岁二殿下，令人仰止、陈策的气派也同样够大，满世界打听去，有谁敢拿国际奥委会委员当副官用呢？ 陈策敢，他的这位副官海军少校徐亨，后来是国际奥委会委员。 徐亨，广东花县人，医学世家（其父为中国放射线科早期专家，医学博士），中国体育名宿，黄埔海军军官学校毕业生，海校毕业后即考入暨南大学专修经济，抗战胜利后担任永宁号战舰舰长，国际上习惯用名亨利?徐。他在体育界的名声远远大于他在军界的名声，担任过中国国家足球队守门员（当时的国家代表队东华足球队）、国家排球队队员、国家水球队队员，远东运动会和香港运动会自由泳冠军，是上世纪七十到八十年代的国际奥委会委员，退休后担任国际奥委会荣誉委员至今，在国民党治下的体育界独占鳌头。徐热爱祖国但又忠于自己的政治信仰，在国际奥委会和何振梁、伍绍祖等忽而同仇敌忾，忽而斗智斗勇，演出过一幕幕时而情谊深深，时而头疼万分的活剧。 作为黄埔海校的高材生，徐亨是陈策的心腹和学生，他精通英语、日语，干练果断，在香港给陈策担任副官期间就已经赢得了中英双方共同的钦佩。陈策对徐亨十分赏识，徐亨也以国士相报，他本人伴随陈策突围，他的太太艾米?余女士则保护陈策的儿子陈安国等撤退到澳门。 陈策性情豪爽，平易近人，身边人才济济。这次突围，他还带有一位保镖杨春，也是个传奇人物。杨春（是否是这个春字待查）是八极门高手，武林说法：“文有太极安天下，武有八极定四方”，极言八极功夫的刚猛。杨春在南洋华侨武术擂台上大展雄风，连败十二高手夺得金牌，被陈策的老父亲看中，收为保镖。一日陈父在马来亚山中旅行，有猛虎袭来，杨空手和猛虎搏斗，竟将虎击伤逃跑，时人目为“星岛武松”。此后，因陈策工作艰险，陈父放心不下，特令杨春改为跟随陈策，以作保护。 徐亨当先突围，被日军拦住，远远跟随在后的麦克多卡尔爵士等大吃一惊。英国人描述，只有陈策镇定自若——他知道徐亨有的是鬼花招。 果然，不等日军巡逻兵走近，徐亨就对着车窗外高呼：“板栽！（日语：万岁！）”徐曾经在东京驻留过，精通日语和日本人的习惯，知道日军战胜后的习惯要高呼万岁。走来的日本兵也振臂欢呼：“板栽！”然后挥手放行。大概日军以为便衣的徐亨是埋伏的日本间谍。 后面车上的人松了一口气，等日军巡逻队走远，才跟上徐亨的奥斯丁，继续前行。其实徐亨自己回忆，他放在车门下的左轮枪当时已经打开了保险，只要日本兵敢于上车检查，就要开打了！日军大概刚刚占领香港，还没有能有效的控制城市，被陈策一行钻了空子。 陈策说过，中国将军不降日本鬼，所以打起来必然是鱼死网破。 16点30分，陈策一行到达湾仔的英军阵地。此处的英军并不知道总督已经投降，还在警惕设防。已经提前赶到的英军联络官蒙塔古中校告诉陈策，因为遭到日军攻击，五艘鱼雷艇已经离开码头，退避到鸭梨洲水域抛锚待命，码头上只留下了一条炮艇C410号。陈策认为让鱼雷艇来接运这些人员过于危险，下令鱼雷艇就地待命，他们利用码头现存的船只赶去和鱼雷艇会合。 C410号是一艘小艇，只能容纳不到十个人，而陈策一行加上蒙塔古中校有二十多人，显然是太小了。码头上还有一条汽艇康福乐尔号，但是既没有油，也没有启动电池。好在陈策一行中能人不少，其中有个情报官叫特德的开着自己的别克车杀出去，找到一个海军油库，弄回来十六加仑汽油和电池，其他的人则往汽艇上丢罐头、淡水。这时，英军投降的命令已经到达，几名英国高级军官不禁黯然神伤。 17点45分，陈策一行乘康福乐尔号和C410号高速冲出码头，向鸭梨洲方向突围。陈策、徐亨、麦克多卡尔爵士、麦克埃文爵士等17人乘康福乐尔号，蒙塔古中校等7人乘C410号。这里面还有一个小插曲，随同陈策突围的军统香港站站长叶炳南此时拒绝上船。他有严重的恐水症，看到要乘坐这样小的船过海，死活也不肯登艇。陈策无奈，只好让这位上校大人自便。当时大家都认为叶必死无疑，没想到“虾有虾道，蟹有蟹道”，叶溜回香港，利用军统的地下力量，后来也逃亡成功。至于怎样过的海，那就不得而知，总不见得能弄一架飞机跑回去。 民国海军中的大英帝国爵士（26） 汽艇一冲出码头，陈策等人就发现不对，方向反了。原来这里有东西两条水道，东边的水道宽阔，平时是英国人等上层人士船只出入的航线，西边的水道浅窄，是华人舢板等出没的地方，所以驾驶康福乐尔号的邓格拉斯上尉直奔东口。 问题是东边有日军，西边没有啊！ 英国人习惯成自然，就是忘了用脖子上头那个玩意儿想一想！ 要纠正也来不及了，汽艇开出不到500码就被日军发现，一声令下，机枪、步枪、战防炮一起开火，一道火网朝康福乐尔号猛击过来。 C410号上的蒙塔古中校见势不妙，掉头就跑，从西口突围而去。 据说1943年以前的日本兵个个是神枪手，康福乐尔号当即中弹，发动机被打坏，底舱被打穿进水，驾驶员邓格拉斯上尉双腿皆被打断，舵手福斯特被击毙，汽艇失去控制，在海面上团团打转。日军的火力凶猛准确，康福乐尔号没有武备，只能被动挨打无法还击，开始下沉，唯一的生路只有弃船游泳了。 陈策作为军衔最高的指挥官，下令弃船。救生器材不够，只能分配给非军人和高级军官。 所有的人都逃向舷边跳水逃命。但日军的机枪并不放过他们，弹如泼水。麦克多卡尔爵士身材肥胖，成了日军的好目标。这位未来的香港代总督脑袋上先挨了一枪——还好，老麦戴着钢盔，扛住了。第二枪击中了他的靴子——还好，只打穿了靴子底，没伤到脚。不等老麦感谢上帝，第三枪又击中了他的后背。老麦挣扎着跃入水中，带伤而逃。也有镇定自若的，那位找油的情报官特德就是一个，他冷静地嘱咐周围人，到海里要想游得快，最好把衣服脱了——他自己想要参加游泳比赛一样，慢吞吞地脱到只剩一条裤衩，然后悠然下水。 中国人这边围绕着陈策则乱成一团，徐亨帮助这位将军摘掉假腿——不能带着这个玩意儿游泳啊。等摘下来，徐亨也算开了眼，陈策的假腿里，都是大面额的美钞！ 后来陈策告诉徐亨，那里头一共四万美元。1941年的四万美元，购买力和今天一千万人民币不相上下。早听说陈将军腰缠万贯，今天总算得到了证实，这大概还只是他随身带的零花钱啊！想想抗战开始陈策的走私线能够轻易满足半支中国军队的汽油需要，抗战之前他从这条线上捞了多少谁知道？！ 多少钱现在也不重要了，陈策一抬手，把这条昂贵的假腿扔进了水里。 这时候，他才发现保镖杨春的脸色苍白。 杨春虽然武艺高强，但是，他不会游泳！ 这位打虎英雄，是个旱鸭子。 十六 １4-17陈策率领脱险的五艘鱼雷艇在香港巡逻，其首部和尾部的双联装机枪清晰可见。这是战前的照片。英军在接应途中发生误会，差点用这机枪把徐亨等人消灭掉。 陈策耸耸肩，抬手把自己的救生衣脱下来，交给了杨春。 这算什么事啊，谁是老大？谁是马仔？ 陈策是国民党中委，相当于现在国务委员或者副总理级别的人物，海军中将，杨春呢？你是陈策的保镖噢！何况，人家陈中委已经年过半百了，还缺一条腿……没办法，老头子倔得很，陈策从军几十年，从来没有忽视过军人体格的锻炼，他对自己的好水性信心十足，就算少一条腿，陈依然觉得能比这帮英国人游得快。大海就是水兵的家，怕落水还能当海军将官？ 嘿，老萨赞叹一句，生死一线之间，跟上这样的老大那可真是令人荡气回肠。 杨春拗不过他，枪林弹雨中也不是客气的时候，保镖就穿着将军的救生衣下水了。 杨春跃入水中，陈策挥手让他游开些，免得被沉船的漩涡卷走，就在一挥手之间，又一排日军的机枪子弹劈空而来，一弹正中其左臂，击穿桡骨，血流如注，陈策落入水中。在陈策身边的英军军官D?哈雷被当场击毙。 落水的陈策咬牙忍痛，仗着多年的锻炼底子全力划水，游向鸭梨洲方向。倒霉的是，他缺左腿，负伤的又是左臂，您见过缺了一个翅膀的蝴蝶吗？陈策落水后就是这个感觉吧，无论怎样用力，这位将军只能在原地打转。恐怕陈策当时心里要大骂今天的运气不好，假如打中的是右臂，那或许还要好些…… 我想起了《小兵张嘎》里边那段独白：“打哪儿不好，他打我屁股……” 正在危急关头，救星来了。徐亨也跃入水中，扶住陈策，全力泅渡。 徐亨是水球运动员，还是远东运动会的100米、50米自由泳金牌得主，其在泳坛的地位要形容就是“中国的索普”。不是每个将军落水的时候，都有一个国际奥委会委员在旁边啊，陈策的运气还没有糟糕到极点。没有他，陈策这烧须的老猫今天恐怕就当烈士了。徐亨托着陈策，施展开全身解数，全力向鸭梨洲游去。 日军还在不断用机枪朝水面上游泳的人们扫射，已经负伤的驾驶员邓格拉斯上尉再次被击中，一阵挣扎之后终于沉入了水底。只有脱去了外衣的特德姿态优美，游速最快，率先登陆。 第二个登陆的是麦克多卡尔爵士，他肩背部负伤，划水不便，用仰泳的姿势上了岸。 全艇幸存的十四个人，包括一条腿的指挥官陈策，终于都登上了滩头。日军还在朝这边射击，但是距离太远，没有造成进一步的损失。鸭梨洲面积不小，众人挣扎着逃过海滩，进入岛子内部的树林隐蔽起来。 天色渐渐黑了下来，日军的射击稀疏下来。商量以后，大家认为如果耗到天亮，日军上岛搜索，凭现有的武器决难抵挡，唯一的求生之道，是到岛子另一侧去找那五艘等待的鱼雷艇，它们应该就在离岸不远的地方等着呢。 民国海军中的大英帝国爵士（27） 此时，十四个人里情况最糟糕的就是陈策，他失血过多，已经支撑不住，只好侧卧在一片剑麻旁边稍事休息，徐亨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给将军裹在身上——什么叫亲爱精诚，生死情谊？长官的人缘怎么样，到这时候就看出来了。 情况糟糕仅次于陈策的是谁？没想到，是那位小脑发达的情报官特德先生。他的确是跑得最利落、最冷静，问题是这天气正是隆冬时节，它不是日光浴的季节啊。特德脱了衣服跳水，全身上下只有一条小裤衩，上了岸让寒风一吹，才发现自己的小聪明用得有点儿不对头，可怜这岛子上并无居民，连个毛巾也没地方找去。一起登岸的工程师哈里迪回忆，抖得像树叶的特德可怜巴巴的老看肥胖的麦克多卡尔爵士。这位爵士不但胖，而且穿得挺多，腰上居然还挂了一把左轮手枪。爵士正被后背中的一枪折磨的痛苦万分，对特德的注视回以警惕而愤怒的目光。哈里迪对那目光的理解是：怎么？要我扒下衣服来给你吗？又不是我让你脱的。Nooooooooo!!!! 好在特德年轻，广东的冬天也不算太冷，这兄弟总算能扛过去。 陈策可不行了，他无力和大家一同出发，决定留下来等待。陈把徐亨叫到身边，低声口述了给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汇报要点，然后从手指上脱下结婚戒指交给徐亨，以平静的口吻叮嘱道：“假如我有不测，请把它交给策婶。”策婶就是陈策的夫人梁氏，陈策和夫人感情深厚，后来两人去世也仅相距两月，可谓鸳鸯白头。陈精力充沛，和夫人生有一对双胞胎儿子和八个女儿。徐亨黯然允诺，表示一旦找到快艇，就会立刻回来接他，请他留在原地不要移动，一定要等自己回来。陈策微微点头表示应允，叫徐亨把手枪留下，万一敌人登陆搜索，也可拼掉他几个。徐刚才脱衣的时候，发现随身携带的一本圣经还在口袋里，便把它和手枪一起放在陈策怀中。这未免有点病急乱投医，因为陈本人并不是基督教徒，而是佛教徒，徐亨没想过若是观音菩萨来保佑和耶稣撞车可如何是好？ 不管怎样，把陈策放在树下，徐亨、杨春等人就分成几路，向鸭梨洲另一侧的海岸摸去，希望能够找到那五艘鱼雷艇。 这五艘鱼雷艇，当时正分散停在鸭梨洲南方的水面上，其中07号鱼雷艇和09号停得最近，离岸只有100米，为了避免日军耳目，舰上都用灌木作了伪装，看起来像是突出水面的礁石。这几艘艇下午就接到命令，有一批VIP（贵宾）要乘坐它们突围。于是，为了腾出地方，艇上的非战斗人员和不愿冒险突围的人员都被撤了下来，08号艇的副艇长科尔比在自己的艇被击沉以后本来在10号艇上帮忙，这时候也被赶了下来，只好眼巴巴地看着战友扬长而去。科尔比少尉后来被日军活捉，在战俘营里关了四年，写了一本《第二鱼雷艇队香港战记》，书中对把他扔下的甘迪艇长依然耿耿于怀。 问题是伪装作得太好了，蒙塔古中校的C410号炮艇突围以后居然没有发现它们，只好继续在周围水面上团团打转，等他找到大队，要到下半夜。 陈策他们登陆的地方在鸭梨洲西岸，向南岸搜索的分队由徐亨和四名皇家海军官兵组成，他们在海岸边跋涉了一个小时，一无所获，一个名叫克里斯蒂安森的军官忽然觉得水面上的礁石形状有些怪异，仔细看，啊，这不是我们要找的鱼雷艇吗？！ 克里斯蒂安森把发现告诉大家，随即率先向鱼雷艇游去。19点30分，焦急等待的07号艇长罗纳德和09号艇长肯尼迪终于发现了游过来的克里斯蒂安森。 鱼雷艇的水兵们七手八脚地把克里斯蒂安森拉上船，他们从下午就听到湾仔方向的枪炮声，对这批VIP的命运十分担忧。克里斯蒂安森爬上船，因为激动和寒冷，他的声音颤抖，前言不搭后语。他说道：“后面还有……十几个……日本兵……拿着机枪赶过来……” 听说日本兵在后面，精神紧张的水兵们一声呐喊，立刻奔向船头船尾的两座双联装列维斯机枪，目标直指在岸边观望的徐亨等人。克里斯蒂安森见势不妙，连忙抱住枪架大喊：“停，停！”原来他刚才想说的是：“后面还有十几个人，被日本兵用机枪赶到这里了。” 一场虚惊。 两位艇长赶紧用灯光信号通知其他各艇，水兵们自发的组成了一支陆战队，登上海岸，接应VIP们上艇。 大多数人都顺利被接到了艇上。 但是，当徐亨带着水兵们到达陈策藏身的大树下面时，却发现这名将军不见了。 十七 １4-18陈策率军突围后，到惠州拍摄的纪念照片。 中央膝盖上覆盖着中国和英国国旗的，就是本文主角，“东方的纳尔逊”陈策将军，他前面一排左边席地而坐，脖子上围着白色围巾的，就是后来受封为皇家骑士的游泳健将亨利.徐亨。右边席地而坐，神气内敛的，则是武林高手杨春。其他的为参加本次突围的英军和当地驻军首脑。 发现陈策失踪，无论中方还是英方官兵，都大惊失色，因为陈策是这次突围的总指挥官，没有他，整个行动就有夭折的危险。 所有的人都开始搜寻。 其实陈策离得并不太远。徐亨等人走后，一艘日军汽艇开来岸边，不断对岛上的树丛进行射击。陈策担心日军登岛搜索，看到附近有一座小山便于隐蔽，便强忍伤痛爬了上去，隐蔽在一块石碑后面，单手持枪准备抵抗。日军大概也是兵力过于单薄，未敢登岸即离去。心情放松之后，陈策失血加上疲惫，竟然睡着了，以至于根本没有发现徐亨等人回来。 好在人多力量大，不一会儿，一个叫罗宾逊的英国水兵就发现了提着手枪的陈策。叫醒陈策，他的第一句话是：“HappyChrismas，MyAdmiral.(圣诞快乐，我的将军)” 陈策这才意识到，这一天，是1941年的圣诞节。 也许就是因为这个日子过于奇特，加上徐亨在离开的时候交给他的是一本圣经，陈策在脱险之后，就改信了基督教，并且取了一个教名Andrew，他的两个儿子陈安邦、陈安国分别加了教名David和Donald。 登上07号鱼雷艇，包扎了伤口，罗纳德艇长拿出自己的替换服装来准备给陈策换上，但是尺寸却不大合适——罗纳德是个大个子，陈策穿他的军服可以唱戏了。好在10号艇艇长甘迪也是身材瘦小，带了自己的军服过来，尺寸倒也合适。俗话说龙游浅底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陈策上了船，就好比龙入大海，虎入深山，马上就恢复了他海军名将的本色。 民国海军中的大英帝国爵士（28） 此时海上明月高挂，但香港周围原有的航标早已在战前被毁，肉眼可见的岸边闪烁着日军的篝火。那艘应该赶来汇合的C-410号炮艇踪迹皆无。陈策接过指挥权，决定全体夜间突围，他纵横粤海数十年，还有谁比他对这里的水道更了如指掌呢？21时30分，陈策下令艇队出发，避开官方水道，以22节的速度直插200公里以外的大鹏湾的平洲岛。他战前命令惠州游击总指挥香翰屏将军所部前出大鹏湾接应香港作战，陈策希望能够在那里和香将军的部队取得联络。 五艘快艇发动起来，每艘快艇的三台发动机发出轰鸣的声音，令人胆战心惊——这个声音会把日军吸引过来啊！ 所谓说曹操，曹操就到，快艇刚刚脱离隐蔽位置，一艘日本驱逐舰就迎面而来。 英军07号艇艇长罗纳德后来回忆，认为这是他感到最为紧张的时刻，因为为了多装一些突围人员，这五艘鱼雷快艇总共只装备了三颗鱼雷。那么什么叫驱逐舰呢？它的全名叫作“鱼雷艇驱逐舰”，专打鱼雷艇的！这简直就是练蛤蟆功的碰上了练蛇拳的——前世的冤家。 但是陈策镇定自若，他下令五艘鱼雷艇展开攻击队形，提速到30节猛扑过去。 夜色深沉，日本驱逐舰未加停留，很快离开了这片水域。 艇上的英军额手相庆，罗纳德艇长在他的回忆中认为是陈策虚张声势的动作吓住了日军驱逐舰的舰长，因为暗夜里突然碰上一群高速袭来的鱼雷艇，又是不熟悉的海域，日军舰长大概也不敢放手一搏。 根据日军纪录，这艘驱逐舰很可能是日军白露级的驱逐舰五月雨号，该舰的航海日志中并未记录和陈策艇队相逢。该舰当天探照灯发生了故障，正在修理，行进间根本就没有发现海上的目标。 日本驱逐舰的舰长们大概脑子都有问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们错过了好几个坐鱼雷艇的“大肥肉”级目标，后来的日本总督麦克阿瑟将军从科雷吉多尔突围，坐的是鱼雷艇，路上大白天碰到日本驱逐舰，巴克利艇长给吓得差点昏过去，结果日本人眼大无神，放过去了；美国总统肯尼迪（当时还是少尉）指挥鱼雷艇在所罗门群岛巡逻，居然撞上了日本驱逐舰天雾号，天雾号舰长当时在睡觉，结果肯尼迪等人在海上漂了几天后遇救。和他们相比，陈策，只能算是一个小Case啦。 不过假如我是日本海军司令，这几个舰长，都够枪毙资格的了。 松了一口气，鱼雷艇队继续前进，深夜1时30分，他们终于到达了大鹏湾的海岸。但是，上面等待他们的是好酒还是猎枪，谁也没有把握。 这个时候武林高手杨春显示出了英雄本色，自愿上岸做尖兵，这个旱鸭子打虎英雄，大概也巴不得赶紧离开这洗澡盆一样大的鱼雷艇。英国皇家特种部队的肯特尔上尉主动提出一同前往。肯特尔是加拿大人，勇敢而富于经验，一路上英国官兵的警戒都是由他部署。两个人跳下齐腰深的海水，摸上岸去。陈策下令各艇的机枪对准岸上，随时准备开火。 大概是这一行人劫难已尽，不一会儿杨春就带着一个人回来了。这个人姓梁，是香翰屏游击部队的一个团长，他率领所部游击队，一直在这一带活动。作为这里的中国游击队最高指挥官，梁团长亲自赶来大有原因，因为他原来就是陈策将军的部下。 老大出事了，他一个舵主还不赶紧来慰问啊。 梁团长和陈策相见言欢的一瞬，所有的人都感到了一个词：“Safe（安全）”。经过艰苦的磨难，他们终于安全了。 梁团长请陈策和其他突围人员上岸，一顶滑竿已经及时地等在了那里，供陈策乘坐。按照陈策的吩咐，后背负伤的麦克多格尔爵士也得到了同样的待遇。梁团长派来士兵和当地的老百姓，协助将鱼雷艇上所有的物资运走，然后将艇凿沉（已经没有汽油，无法航行）。尔后，一行人就受到了最好的广东菜的款待（会不会上了龙虎斗？）。梁保证将大家送到中国正规军控制的地区，当然，旅费和路上的一切开销，都由他一力承担。这回可让英国人见到了陈策在广东的影响，罗纳德艇长评价：“We immediately realized the power, influence, and respect the Admiral had. He was the President of the Southern Kwangdong。（我们立刻就认识到了将军的权力和影响，以及他的威严。他是南粤之王。）” 好运气来了门也挡不住，正在中英官兵忙着凿沉鱼雷艇，一条孤零零的炮艇出现在海湾里——来得正是那条倒霉的炮艇C-410号，蒙塔古中校带着它从湾仔突围以后，找不到陈策一行，在香港海面上大大地兜了一个圈子，阴差阳错的居然也赶到了大鹏湾，终于归队了。 英国人还注意到，梁团长毕恭毕敬的给陈策拿来了三个箱子，箱子里装满了——钞票！！！梁团长解释，这是给将军路上“零用”的！ 陈策的豪阔的确不同凡响啊，不过兄弟也很怀疑这会不会是黑道上梁“舵主”给陈“龙头”的孝敬呢？也许这笔钱正是来自和香港的走私生意呢。但陈策的确有钱，此时，他手臂中还带着一颗日军的子弹，后来到柳州后由军医取出。陈策处理子弹的方式也非常有特色，他打造了一面纯金的盾牌，把子弹嵌在正中，作为永久的纪念…… 用这种方法纪念，不是每个人都承担得起的。 1942年1月16日，突围官兵安全到达柳州。至此，这次富有传奇色彩的香港突围行动胜利完成。 和陈策一同突围的英军官兵，最终经过缅甸回国。而他们返回之前，香港突围的传奇已经传遍了英伦。为了感谢陈策将军在这次突围中的功绩和无畏精神，以及他在香港战役中的贡献，英国议会通过决定，授予陈策将军大英帝国爵士爵位（Knight of the British Empire），授予陈策将军的副官徐亨皇家骑士（Officer of the Order）称号。 值得一提的是，他们一行在突围之后还有不少奇遇，比如赶来给陈策将军授爵位的马克斯爵士，正是当年陈策在香港的高尔夫球友，而英国人在柳州，曾经组织了一场和中国当地驻军的足球比赛，结果……中国队打了英国队8：0——中国足球史上似乎应该记下这个比分来！ 附： 被授予大英帝国爵士爵位的陈策将军，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担任第一任广州市市长，一年以后，因足疾复发而去职疗养。 1949年8月31日，饱经风霜的陈策将军在解放战争胜利前夜，避开了是否要在暮年改换门庭的难题，在广州家中安详辞世，终年58岁。他的妻子在两个月前病逝香港，夫妻合葬于广东海军坟场。 关于陈策将军的死，还有一个流传甚广的传说。 据说将军去世的前一天，在寓所召开了一次酒会，到会的都是他的亲信部下和好友。第二天，陈将军在酣眠中辞世。到会的人员中有一名军统特务，名叫陈静涛。人们怀疑是陈静涛奉蒋介石之命暗杀了陈策将军，理由是担心陈策追随孙夫人宋庆龄投靠中共。实际上，这个说法没有充分的根据，因为以陈策的性格和关系网，他最大的可能是移居香港，他在那个米字旗的世界里畅通无阻。 对陈将军的病史进行分析，在他去世之前，陈一直饱受足伤和胃病的折磨，身体已经极为虚弱。而酒会后将军服用了安眠药以便入睡。将军的死因应该是酒精和安眠药发生共同的作用，麻痹中枢神经致死，伟大的幽默电影家卓别林，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在睡梦中去世。 也许，一位太传奇的将军，人们都不舍得让他平静的离开。 来于尘土，归于尘土。 老兵们永远不会死，他们只是悄然消逝…… 搜寻那场战争中的真实 日本老照片中的七七事变（1） 搜寻那场战争中的真实 日本老照片中的七七事变 15-1其实，开战之前，中日两军的对峙已经剑拔弩张。这是丰台事件时日军包围中国驻扎丰台军队的兵营的情景。机枪所对的，就是中国军队的营门。在日军看来，这是当时正常而必要的措施。不知道如果在日本，中国军队这样用机枪对着日军营门，他们是否也会觉得“正常而必要”。 尽管在日本大众媒体上今天已经很少见到七七事变的有关文献，其实日本的历史学界，历年对七七事变都投入了相当多的精力进行研究。在这种研究中，日方也反映了一定的反思态度，例如，NHK编辑的《历史的交待》第21辑中，曾这样评价七七事变——“昭和12年的七夕之夜，卢沟桥畔一声枪响，日本陷入了有史以来最大的泥沼。”但是，这种研究，也明显地带有“日本的历史研究特色”。 所谓“日本的历史研究特色”，就是在这种研究中，对史料的取舍带有严重的倾向性，所以研究的结果对“重现历史真实”是否有所帮助难以衡量，却可以看出明显的对日本当时战争罪行进行开脱的含义。 例如，对于七七事变的原因，日方的研究着重于具体事件的经过，甚至精确到分钟和每一个士兵的动向，只是结论扑朔迷离。他们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说明以下几点： 第一，卢沟桥事变是不是日本预谋的，他们强调事件的开端是日军华北驻屯军演习部队确实走失了一名士兵（而后归队），属于“擦枪走火”。这个观点的背后，是说日本对于中国的侵略战争，也自然不是有所预谋的，而是由于偶然事件引发。 第二，日本的历史研究绞尽脑汁分析卢沟桥事变背后可能有中方的种种暗谋。提出日本士兵走失之后是中方出于某种目的故意促成了和日军发生战斗，这主要有“士兵走失后中方向日方射击”、“宛平守军金振中是共产党，故意和日军战斗挑起中日战争”、“走失士兵是在战斗开始后才找到的”等多种说法，而且貌似各个都有形形色色的证据。 然而，实际上这些观点都不值一驳，引用日本历史研究方面无意间保留的资料，就可以轻易反驳这些观点。由走失一名士兵引发两个国家的大战，正如按动扳机发出致命的子弹一样，问题不在按动扳机的动作，而在于枪中早有子弹，而且对准了目标。如果看事件前日本对中国东北、热河、内蒙、华北的一系列侵略活动，就会轻易看出，日本方面试图占领华北，是一个有条不紊的计划活动，所差不过是时间的早晚而已。 当时的日本同盟通讯记者松本重治，在1982年发表的《卢沟桥谜一样的枪声》一文中，曾经明确说明当时日本的国策——“卢沟桥事件的背景，是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此后六年间不断发生各种事件。日本方面发动长城之战、热河作战，此后关东军做出了无论如何也要取得华北一带，作为满洲的缓冲地带这一决定……” 且不论攻占面积比日本还大的华北是否只是要为日占东北取得一个缓冲，这所谓“走失一个士兵”显然不过是给日方提供了一个契机而已。而卢沟桥事变，与九一八相比，最大的区别就是中国再不屈服，“人无分男女老幼，地不分东西南北”，奋起抵抗，直到八一五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至于各种所谓的阴谋说，其实更是强词夺理，还是用日本方面的战地指挥官自己的说法来反驳吧。当时日军的前线指挥官大队长一木清直在东京《朝日新闻》1938年6月30日发表的采访中说明了士兵志村菊次郎走失后又返回——“当时接到报告士兵（志村）已经回来了，没有异状。但是，我的想法是连队长让我就此事（和中国方面）进行交涉，如果就这样算了，中国方面会怎样宣传就不知道了。此前的‘丰台事件’就是例子，也许会让他们产生——只要敢真枪实弹地对付就可以让演习的日本军队逃跑这样的概念吧。如果是那样，对日本来说是很遗憾丢脸的事情，所以，我方决定占领一文字山（卢沟桥和北平之间的中方阵地）然后再严正交涉……” 交涉的目的是找回失踪士兵，既然人已经回来了，还要交涉什么？从一木这段回忆，日方主动扩大事端，使“士兵失踪”扩大为卢沟桥事变的过程和逻辑，已经不需要任何辩解了吧？而且一木在太平洋战争中就被击毙，他的证词也不可能受到压力歪曲。也许，就是因为这事实照出的日军太过野蛮丑陋，所以日本方面对这一事件的研究结果，总是“扑朔迷离”。 “扑朔迷离”，有时候也可算一块遮羞布吧。 日本老照片中的七七事变（2） 不过，从日本方面对七七事变的研究始终不衰，可以看出这个事件在日本整个近代史研究中始终占据的重要地位。 而日本对于七七事变的研究，也保留下来了若干在国内不常见的材料，有助于从另一角度揭示这一历史事件的全貌。 以下，就是一些日本保留的关于七七事变的历史照片，因为这些照片似乎在国内媒体未曾见到，故此发来与大家分享。 15-2日军绘制的卢沟桥周围地形图。可以看到，日军一木大队试图“占领后与中国方面交涉”的一文字山，正是切断宛平与北平联络的咽喉。 15-3日方所作宛平/卢沟桥地区地形图，可以看到日方第八中队的演习区域，恰要穿过卢沟桥和宛平城。 15-4全副武装的日军实枪荷弹在中国军队鼻子底下穿越宛平。 选择这样的地点进行实弹演习，在当时双方矛盾一触即发的背景下，如果说没有挑衅的意味实难令人信服。日军回忆当时穿越城门时，城墙上的中国官兵总是面色严峻，如临大敌——而这，竟然也成了日军攻击中国军队的理由之一——“中国军队富有敌意”。 当时北平周围中日两军驻扎犬牙交错，日军与中国军队经常出现对峙乃至战斗的情况，日军动辄包围中国军队的驻地，这是一次双方冲突中拍摄的照片。骄横的日军和作泰然自若状的二十九军军官都可以看到。 15-5双方冲突中拍摄的照片 15-6中国军队在丰台的兵营 15-7日军在丰台的兵营 15-8卢沟桥打响后，双方呈现拉锯作战，前后20日，日军始终不能占领宛平。这是双方在宛平城外永定河畔交战的前沿，日军的战壕清晰可见，远方为双方争夺要点龙王庙。 与卢沟桥事变有关的几名日方重要人物照片 15-9二等兵志村菊次郎——日第八中队新兵 就是他在演习中的走失成为双方开战的导火线。事后日方也承认志村是因为刚入伍，缺乏经验而走丢，但这个导致战争的“小人物”没有受到任何惩罚。1944年，志村在缅甸死于孙立人部中国远征军之手。 15-10日军第八中队中队长清水节郎大尉，战后曾接受秦郁彦的采访 15-11日军大队长一木清直中佐，发动对宛平攻击的直接指挥官，1942年在瓜达尔卡纳尔和美军的战斗中战败自杀。 15-12牟田口廉也，时任日华北驻屯军第一联队联队长，有小东条英机的绰号，极力支持一木清直。战争后期因在缅甸战败，损失惨重被撤职。 15-13卢沟桥战斗打响后，中日双方曾多次进行停火谈判，但中方不再开放宛平城门，这是日军代表寺平大尉为交涉事由被守军用绳子拉着在宛平城墙上下。 15-14这个寺平，实际是日军驻北平特务机关的辅佐官，这是他的照片和所作《北平特务机关日志》，派这样的人员来进行交涉，日军的“诚意”可见一斑。 15-15占领卢沟桥的日军在“卢沟晓月”碑下狂欢，他们不知道八年以后会有一个八一五 希望日本的国民，即便不太记得七七，也要记住——八一五。 伪满海警纪实（1） 1６－１成立之初的伪满海警营口总部门前，可以看到快马号炮舰和各色巡逻机帆船。 在中国近代海军发展史上，有一支奇特的准海军部队，它的舰艇数量和吨位，可以与一些中小国家的海军相比，而实际又为侵入我国的日本帝国主义者所控制，这就是名义上属于伪满傀儡政权的“满洲国海上警察部队”，俗称伪满海警。 九一八事变之前，我国在东北的海上力量，主要包括东北军属下的沈鸿烈东北海防舰队，黑龙江上的江防舰队和奉天渔业商船保护总局的巡防部队。东北海防舰队是后来中国海军第三舰队的前身，一度拥有海坼，肇和等大型舰只，江防舰队主司对苏俄的江防，商保局巡防部队则是隶属于地方的护渔武装。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全面侵占中国东北。在北方，马占山发动江桥抗战，江防舰队因为封冻入坞，虽然派出陆战队携炮参战，但江通利绥等各舰艇最终先后落入敌手，后来成为伪满江上军的发足。在南方，沈鸿烈当机立断，命令东北海防第一，第二舰队兼程南下，镇海等各舰成功避开日军截击，转入南方国民政府控制的港口。在营口的商保局各舰艇则在措手不及之中被日军全部扣留。但商保局员工在爱国热情驱使之下，不顾生命危险，乘日军监视稍松懈之时发动暴动，夺取较好的炮舰４艘、巡逻艇３艘，逃归大沽和烟台。这样，在东北南部，日军控制的原中国舰艇只有残破待修的靖海、快马两艘炮舰，以及１２艘巡逻机帆船（巡字第1－第12号），力量非常薄弱。同时，日军中陆军和海军在对伪满的控制上互相吃醋，日本陆军系统的关东军要对满洲国的事务一手包办，但旅大和东北南部日本海军也有相当的势力，不愿陆军染指，因此，在相互扯皮和力量不足的情况下，伪满洲国成立初期，黄海和渤海方面基本属于日军防卫的空白点。 随着东北义勇军为代表的抗日救亡运动在白山黑水间蓬勃展开，因为日军的防卫存在这一空白，辽宁南部沿海地区成为南方军民接济义勇军的“胡志明小道”，人员、武器、弹药频频通过海上流入游击区，像一根动脉血管一样为抵抗战士提供着动力。这种情况和抗日战争结束后我军山东军区部队通过海上进入东北有相似之处。 被义勇军搞得焦头烂额的关东军被迫放弃自己控制东北所有权力的想法，转而敦促海军迅速采取措施，建立对东北南部海区的绝对制海权。日本海军的作法是建立一支名义上隶属于伪满洲国的准海军部队来完成这一任务，这就是伪满海上警察部队。 １６－２参与搜剿东北抗日联军的伪满海警 1932年4月，日军通过伪满洲国民政部下令组建“满洲国”黄海渤海沿岸警备机关，首任负责人是日本海军预备役大佐宫部光利，所部名义上隶属于伪满民政部，实际向日海军“满洲海军特设机关”负责。 4月末，伪满海岸警监部队首先成立，用于从岸上搜索攻击义勇军的补给人员和船只。接着，6月15日，能够实施海上截击任务的沿海巡逻队成立，早期海警的人员编制属于伪满民政部的特种警察。 最初伪满海警所辖舰艇来源复杂，五花八门，包括修理留用在营口缴获的原商保局靖海，快马两艘小炮舰和第1至第12号巡逻机帆船，同时接收了原属于盐务署的小火轮骏通号，购买改造了满铁铁道部的拖船宗谷丸（加装武器后重新命名为“荣安”），并从日本驻朝鲜总督府借用了一条九重号老式炮艇（40吨，乘员7人，木制，蒸汽机动力）。关东军为了加强对这支部队的影响，将九一八事变中夺自张学良部的雪莱克水陆两用飞机六架交给伪满水警使用，包括装300马力发动机的2架，装180马力发动机的4架。这些飞机舰艇虽然性能参差不齐，但是达到了初步控制伪满周边海岸的目的，基本切断了义勇军的水上交通线。这支所谓的伪满海上警察部队，舰艇指挥官和飞行员，全部由日本人担任。 1６－３伪满海警飞行队，使用原属于张学良部东北军的高德隆式法制水上飞机。 由于伪满海警部队的作用明显，1933年1月，日本海军方面通过预算，决定扩充这支部队，通过的一期预算包括：采购200吨级巡逻炮舰两艘，45吨炮艇4艘，10吨级巡逻艇5艘，另购入一艘800吨级运输船作为巡逻母船。岸上基地本部设在营口。此外在大东沟，复州，西海口，庄河也设立岸上机关。这是伪满海警的第一次较大扩充。 所有新造舰艇的设计都由日本海军舰政本部设计，很快按照计划开始施工。200吨级炮舰和45吨炮艇的建造由神户的川崎造船所承担，10吨小型炮艇分别在日本和大连制造。1933年夏季，这些舰艇陆续加入伪满海警，成为其基干兵力。 到1933年8月，伪满海警已经初具规模，其舰艇包括： 巡逻炮舰 海龙级：海龙号、海凤号，排水量200吨，航速16节，装备76毫米炮2门，6.5毫米机枪两挺，装备有声纳和深水炸弹投放器，可以有效担当护航和反潜等任务。 靖海号、快马号，排水量150吨，装备37毫米炮2门，是1914年下水的老式巡逻舰。 巡逻炮艇 海光级：海光号、海瑞号、海荣号、海华号，排水量50吨，航速15节，装备25毫米炮和6.5毫米机枪，适用于巡逻警戒等任务。 海边级：海边第1号到海边第5号，排水量10吨，定员5名，可装备机枪一挺，设计脱胎于日本海军15米内燃机艇，但只装备一台80马力发动机（日军原型艇安装两台）航速9.5节。 巡逻母舰：海王号，排水量800吨，航速12节。原为1906年下水的老式货船，加装76毫米炮2门，可兼作运输船使用。 1６－４伪满海警各舰艇，左侧为海龙号炮舰，后方为海光巡逻艇，靠码头的为海边艇。 此外还有杂型炮艇荣安、九重、骏通、第七、第八海边艇（利用没收游艇渔船改造）以及巡逻机帆船8艘（第5，6，10，11号机帆船在1934年废置）等 伪满海警纪实（2） 同时，它的基地，人员建设也初步取得成果。 宫部利光是日本海军军官学校31期毕业生，在日本海军中颇有关系。在他的运动下，原来隶属于伪满内政部的渔业商保总局护渔科在1933年7月并入了伪满海警，包括6名日本人、254名伪满人员、3座大楼，以及机库、栈桥、简易船坞等设施都纳入伪满海警旗下。宫部本人是个风花雪月的老手，对日常管理并不上心，日本海军方面另派川田义雄大尉作为队附，负责实际的管理。接着，因为日海军五一五事件受到牵连的一批不得意军官也被送到伪满“戴罪立功”。宫部乐得接受一批老手，来者不拒，先后接纳日军大佐樱田博、村田章一，尉官铃木四郎、村上功、田琦元武等。1933年8月，服役于伪满海上警察部队的日本军人（主要是预备役人员）达到300人，和伪满警察人员基本持平。为了掩人耳目，日本方面把其中日籍低级士官兵按照伪满警察阶级重新编制职务，士官为警正，准士官为警佐，一、二等兵曹为警长，普通士兵则为警士。实际上，日本人在这支部队中处于绝对领导地位。 伪满海警还建立了一支有相当实力的航空部队，它的最初装备是前面提到的接收原张学良部雪莱克水陆两用飞机6架，飞行员包括后来的航空部队长山田松一等。此后陆续接收各型飞机十余架，计：1933年接收日本陆军八七式轻轰炸机2架，1934－1935年接收日本海军二式水上侦察机3架，1935－1936年接收千鸟号KR-1小型客机2架，1936－1937年接收九〇式水陆两用侦察机3架，1939年以后接收海陆军九四式侦察轰炸机7架。这支部队早期称为特种警察航空科，后来改名为水上警察航空部队，它的飞行队伍编成基本是日本人担任第一线飞行员，而训练的伪满飞行员担任预备飞行员。 1933年8月15日，伪满海上警察在辽河举行舰艇分列式阅兵，伪满民政部代理总长葆康、日军旅顺要港司令津田、独立守备队司令井上等参加了这次颇具规模的检阅。在展示实力之余，伪满民政部再次将辽河水上警察局并入海警。其实，这也是一支日军控制的准军事武装，原局长是日本人岗本忠雄，部属包括日本人10名，伪满警察若干，主要装备为平底小型巡逻艇第一辽河至第八辽河号，装备重机枪一挺。因为质量不佳，这些小型巡逻艇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就大多报废，只有第二辽河号是1933年10月在田庄台被焚毁，怀疑是游击队破坏其上甲板给油口造成的火灾。 1６－５辽河舰艇分列式上的海龙号炮舰 值得注意的是，这支部队的名称一直是伪满特种警察部队，直到1937年7月，才正式定名为“海上警察部队”。 1936年，宫部利光调任伪满黑龙江省警察厅厅长，伪满海警一度由樱田博大佐主政，但是部队中出身海军和出身陆军、警察的日军人员常常互相倾轧。为此，日军选择了海军中亲陆军的预备役大佐若木元次担任新的部队长。 若木元次上任后，给伪满海警带来三项较大变化。 第一是加强和关东军的合作。早期海上警察队的主要作战对象是继抗日义勇军活跃在整个东北地区的抗日联军，宫部利光担任部队长期间对此不太热心，而着重对海岸海港的警卫。若木担任部队长后，要求伪满海警和日军关东军竭力合作，他命令吃水浅的海边艇上驶内河，协助陆军进行讨伐作战，同时命令航空部队长山田松一率领海警航空队全力为陆军侦察寻找抗联部队的踪迹。1939年10月，甚至命令山田所部两架九四式轰炸机深入到朝鲜边界参加对金日成游击队的扫荡，这是当时“讨伐队”唯一的空中力量。通过这样的协作，一贯蛮横的关东军也对伪满海警的配合表示认可，并投桃报李，在装备，物资方面给海警提供了很多方便，包括在1941年无偿提供5架九四式轰炸机补充伪满海警（每架只收500日元运输费）。 第二是建设伪满海警自己的机场。当时伪满海警的航空部队并没有自己的专用机场，若木注意到营口海警本部附近有一个海产养殖试验场，地势平坦，便巧立名目将其土地并入海警所属，对那里的滩地进行改造，利用营口监狱的“犯人”进行劳动，将其改建为一座独立的飞机场。伴随着飞机场的竣工，又淘汰了一批较为陈旧的飞机，比如原属张学良部的雪莱克水陆飞机，就在上世纪30年代后期陆续退役。 第三是通过自己的老关系，为伪满海警要到了其历史上最大的舰艇——海威号水上飞机母舰。海威号水上飞机母舰，原为日本海军木坚号，属于1917年建成的桃级二等驱逐舰。排水量875吨，航速20节。经过若木的活动，1937年5月1日，从日本海军退役后于佐世保转入伪满海警，转让当时拆除了鱼雷发射器和一部分锅炉，保留了火炮，深水炸弹发射器等武器装备，1938年在佐世保再次改造为水上飞机母舰，装载九〇式水上侦察机一架。值得注意的是，这架水上侦察机没有机库，只有一个停放平台，采用吊放在海面上而后起飞的方式工作，为了避免风浪中的损坏，非任务时期并不上舰。 伪满海警纪实（3） 海威号的加入，机场的建设和关东军方面作战飞机的补充，构成了伪满海警的第二次较大扩充，日方有资料表明为祝贺伪满建国十周年，日本海军曾计划为伪满海警建造一条万吨级巨舰，定名海城。但是对伪满方面来说，这条巨舰仅仅存在于纸面上。至此，伪满海警部队的势力发展到了顶峰。 1６－６伪满海警在海威号上操作90式水上侦察机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作为日本海军鹰犬的伪满海警也不例外地卷入了这场大战。日本海军此时不再顾及伪满政府名义上对海警部队的归属，海警中日方有经验的人员大部分被招募重新编入日本海军参战，新毕业的警察学校毕业生占了剩余人数的大半。 1942年6月22日，伪满洲国建国十周年之际，伪满海警在营口再次举行舰艇检阅。但这已经是最后的盛宴，两天后的6月24日，海威号就被日本海军“借用”，重新编入日海军作战，后被美国海军飞机击沉。伪满海警的其他舰只也纷纷被作为日军的辅助部队使用。只留下骏通、快马等老舰。快马号在1944年10月于暴风雨中在复州湾触礁沉没，人员被同行的骏通号救走。 1943年春开始，美国海军的潜水艇开始进入日本海作战，为了适应这一情况和保卫旅顺军港，日军命令海龙、海凤两炮舰作为警备舰艇投入对旅顺的防卫。当时旅顺的日军警戒舰艇只有一艘改装的昭南丸扫雷舰，其兵力捉襟见肘可见一斑。这两艘炮舰多次利用其装备的声纳和深水炸弹攻击过美军潜艇。 1943年初，海荣海华两条炮艇也被租借日本海军，直到1944年5月返还。当时的租借形式是伪满海警人员将炮艇开到旅顺，而后全体下舰，只将舰艇移交。这两艘炮艇被日军用于青岛港的警戒，使用中发现，海荣号和海华号的舵设计稍小，在高速行驶的时候不能提供非常好的舵效。因此，在青岛对其进行了改造，可谓因祸得福。 但是有的舰艇就没有它们幸运。伪满海警的海王号运输炮舰在1945年8月7日在运载粮食返回旅顺途中，在黄金台海区遭到潜艇袭击。当时的舰长江久信男回忆道，当地时间15时，距离海岸一公里左右处，瞭望哨忽然通知“鱼雷航迹向海王号飞来”。海王号急转弯，避开了这条鱼雷，但还是被第二枚打个正着，海王号沉没了。第一枚没有命中的鱼雷冲上浅滩，被日方旅顺驻军缴获，其制造国不明。但根据当时形势，这很可能是一艘苏联潜艇，因为当时苏联和日本还没有宣战，苏联潜艇巡逻经常携带没有标志的武器，以便万一被缴获了可以赖账。 1945年8月15日，随着盟军在太平洋方面和苏联红军在东北的猛烈进军，日本政府被迫宣布无条件投降，伪满洲国解体。伪满海警也走上了它的穷途末路，日本投降之时，海龙、海凤、海华、海荣，第二海边艇等在旅顺、海光、海瑞、靖海、骏通、荣安等在营口停泊待命。 8月20日，苏军飞机在伪满海警营口飞机场降落，其航空部队的飞机全部被苏军缴获，苏军命令若木所部暂时负责城市治安。4天后，苏联第三十九军到达营口，伪满海警的舰艇全部被苏军收缴，海警队员奉命解散。 8月22日，苏军在旅顺和大连登陆。在旅顺的伪满海警部队舰艇也落入苏军手中。 至此，伪满海上警察部队终于走到了覆亡。原伪满海上警察队两任指挥官宫部光利和若木元次为首的日籍人员被审问后遣送回日本，伪满人员则解散后流入社会。 按照纪录，除了荣安、骏通等老舰被废弃，大部分伪满海警舰只被苏联带回国后继续使用。1965年，海凤号在千岛方面被发现，编号702号，装备37毫米炮一门、20毫米炮一门，成为了苏联的科姆索摩列兹号护渔舰，但它的舰体外观依然保留了当年的风貌。这是有关伪满海军警察部队舰艇的最后记载。 记取伪满海警始末本身并没有重大的意义，然而保留这一部分的历史资料以备后人查考应该是有一定价值的，也是作者写作此文的目的。 剖析“卢沟桥事变是中国的阴谋”说 剖析日本史料中“卢沟桥事变是中国的阴谋”说 关于“卢沟桥事变”，在日本一直有说法，称日军是被中国人内部的阴谋拉进来卷入的，并不是有意要打这一仗。其中，有一个说法被弄到中文世界传播得挺广泛，就是“共产党策划卢沟桥事变”，说是共产党在卢沟桥挑动日军和国民党军开战，自己好从中渔利。 貌似荒唐，但还颇有论据。 所谓“共产党策划卢沟桥事变”有三样说法，一个是说当时驻守宛平的金振中就是共产党（理由是解放战争中金起义了），奉命寻衅，所以下达了“日军进入我军阵地前一百米就开枪射击”的命令；一个说二十九军将领，副参谋长张克侠是共产党（这个倒是真的），在二十九军中煽风点火，造成中日开战；另一个说刘少奇（点了名的，还是日本正规的历史学家所说）带着学生在中日两军间点鞭炮，引发双方误会从而中日开战。 因为这些说法，颇有人热炒此事。其实，稍微看看逻辑就会发现这种种说法非常可笑。 关于金振中主动挑战一说，日本方面的看法是想当然了。因为日本人发现当时七七事变的中方军事主官，旅长何基沣、营长金振中后来都成了共产党——只有团长吉星文不是共产党，反而是后来为国民党战死在金门。这件事也有很多人炒，可是要看看吉的上级下级后来都是共产党这件事，就会觉得吉死得很孤独。实际上金当时并不是共产党，他下达的命令作为一个军事主官太正常了，难道像少帅对北大营说的——“不许还击，挺着死？”何基沣当时也不是共产党，他在此后坚守大名之战中苦战日军，却得不到周围友军的支援。战后，宋哲元却提升表彰那些见死不救的将领，称其“全军为上”。心灰意冷的何基沣自杀未遂，才倾向了共产党。所以，这两个未来的共产党当时就是党中央亲自下令，也不会听命的。 张克侠的确是共产党，但他的能量不可能操纵整个二十九军。实际上当时中日两军冲突不断，刚刚发生了窝囊的丰台事件，二十九军上上下下都是情绪激昂，要打的，用石友三的说法：“没有当过汉奸的人，以为汉奸好当，当过汉奸的人，真他妈的王八蛋才当汉奸。”张克侠能操纵石友三说这种话吗？要打，实在是二十九军上下被欺负得太狠了。二十九军当家的是宋哲元，家长作风强烈，以当时军阀的手段，张要是能操纵全军，这样的危险人物早就被宋处理掉了。 刘少奇组织人员去放鞭炮引发作战就更可笑了。且不说刘5月就已经回了延安，他虽然是白区专家，但不是诸葛亮，他怎么就能预知那天晚上日本军队要走丢一个兵？然后在两军之间放鞭炮引发冲突？但如果不是日军走丢一个兵，这个冲突根本起不来。再说，用鞭炮引发战争，这好像是世界军事史上独一无二的一例。难得的是，日本方面还做了极为细致的考证，甚至拿出了抗战中边区编的故事小册子来说“共产党讲刘少奇当时在卢沟桥参加打日本军”。要知道这种故事是下层鼓舞士气所用，里面还有“少帅拿腰别子（一种单打手枪）吓唬日本人”的内容呢。 其实，所谓“中共挑起卢沟桥事变”，虽然最初是日本人说的，倒是后来国民党讲得更多。追溯起来，泄愤的成分居多，因为抗战之后共产党的确发展起来了。国民党的意思是你共产党是得利者啊，不是你的阴谋是谁的阴谋？可是共产党是否有这样大的魄力搞如此阴谋？实在是难以置信。因为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当时对和日军大打后会不会亡国，都是心存疑虑的，这种火也能玩得吗？！很容易玉石俱焚的。 当然，要按国民党方面一些人的看法，共产党都是丧心病狂之辈，那就什么也不用说了。 更何况抗战后最如日中天的恰恰是蒋委员长。如果不是随后搞五子登科、劫收、裁撤异己等等，国民党军七个打一个的优势共产党怎能得天下？ 事实上，日本方面对于卢沟桥事变有多个“真相”版本。专挑其中一个大肆宣扬，也是偏颇得有理。 另外两个非常有影响的版本，一个是说卢沟桥事变起自张自忠的阴谋，是张自忠意图夺宋哲元的权，才不断挑起三十七师与日军的冲突，以便从中渔利，并有所谓二十九军内部说法为证——“三十七师打，三十八师看”。甚至，今天日本还有说法讲张自忠后来的战死是为了要给“挑起中日战争造成生灵涂炭”赎罪。 其实，这也不足一驳，三十八师的布防地区是天津，如果宋哲元不调，他怎么能跑到卢沟桥去参战呢？实际上宋一直犹豫，不敢与日军全面开战，所以直到25日根本没有调其他部队增援三十七师。而26日发现日军已经准备就绪后，宋决定出击，当天第一支与日军交战的部队就是三十八师。张自忠当时利用切断电话线的方法将日军一个中队外加电话兵一个小队调出廊坊营房试图围歼，是为双方决战的序幕。可惜，因为当时日军已经增兵平津，兵力充足，很快前来增援，这次歼灭战以日军接应突围成功告终。此后，三十八师在天津也在日军飞机轰炸之下顽强进攻。如果不是南苑失守，胜负难料。此后张自忠为了洗刷“汉奸”之辱每战以死相拼，不料“汉奸”之外，还有这样的故事给他。 另一个说法，日军认为此战的幕后主使是蒋介石，目的是为了避免二十九军倒向日本，故意挑起战事，迫使二十九军依附中央抗日。宋哲元自己也曾经在对日军质询冲突的文件中解释，说冲突是蒋介石的蓝衣社特务引发的，而且此后也确实对蒋戒心很重，直到25日仍然发电阻止中央军北上增援自己。甚至，日方将这个计划的矛头，直接指向蒋介石的德国顾问法尔肯豪森，一口咬定促使中日开战是这个德国人的主意，认为他是对堑壕战太有信心的缘故。 这个，我觉得也不大可能，因为蒋介石当时并没有做好抗战准备，他似乎不会主动追求全面开战。开战的准备时间越长，显然是对蒋越有利的。 以上各种说法，在日本的文献中都能找到信誓旦旦的材料。但是，真相如何？ 看看从1931年开始日军的不断进军，多少能明白些吧。总不会是共产党或者国民党一步一步逼得日本人占了东北又占了热河，占了长城又占了察绥，占了冀东又不得已来占平津…… 总之，都是中国人的阴谋，逼的。 皇军，总是有理。 交通事故水准的“大屠杀” ——谈谈通州事件 日本方面，讨论和中国的战争，经常提到通州兵变，并每每提到“通州大屠杀”。 那么通州兵变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通州兵变过程简单，没有什么太多好写的。这是1937年7月29日在当时冀东防共自治政府首府通州发生的一起伪军反正事件。 通州当时驻扎三支军队，二十九军的一个营，日军萱岛联队和细川特务机关，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两个总队。起义的是张庆余、张研田指挥的两个伪军总队。事情的起因很蹊跷，一来是日军26日进攻二十九军一个营的时候，这个营顽强抵抗，让伪军很受刺激，日军的轰炸又误中伪军，引发其愤怒；二来当时南京的广播称在平津取得大胜，即将日军赶出华北（本是宣传），蒋介石讲话要攻打通县，消灭冀东伪军，伪军指挥官两张本来和二十九军就有联系，这时遂酝酿起义；三来，萱岛联队28日奉命出击南苑，留在通州的日军力量薄弱，给了两张起义的机会。 结果，两张起义，消灭通州日本特务机关，活捉殷汝耕，摧毁日军弹药16辆汽车。部队撤退向北平时，因二十九军已经撤退（可见双方没有预先联系），被日军包围，遭到惨重损失。残余部队南下，后编入国民政府军。 这样一起事件本来影响不大，但起义伪军中一些兵员顺手杀掉了若干当地的日本侨民（仅仅是部分侨民被杀，一半以上的日本侨民没有被杀，而几千起义伪军对五百侨民，若真有组织地屠杀，至少不会大半幸免），其中还疑有强奸等事件发生，故日本称为“通州大屠杀”。 日本右翼至今以“通州大屠杀”为名，对这一事件大为渲染，甚至公开叫嚣“南京大屠杀列入日本教科书，通州大屠杀也应该列入中国教科书”。 其实，分析一下，这种叫嚣毫无道理。 第一，在这次事件中，日人究竟死亡多少呢？ 日本方面宣称，通州事件中共死亡235人。其中包括细川特务机关、日军汽车队等军人。那么，就算军人只有50，剩余死亡侨民也不会超过200，而日本人又承认死亡侨民其中朝鲜人占一半。那么，日本人在通州死亡的侨民，实际只有几十人而已。若算妇孺，则人数更少，说来不过一次较大的交通事故死亡人数。 而日军在中国造成几十人死亡的屠杀事件，何止千起？如果这样规模的事件日本教科书都要记载，怕日本学生的书包都要装不下吧。 第二，日本居留民是否是普通平民。 实际上，无论是九一八事变还是一二八事变，日本的居留民都是手持武器，和日军共同作战的。九一八因为日军兵力不足，居留民在其中作用很大。在日本这种照片很多，而且仿佛理直气壮。日本方面也承认当时的“居留民”都有枪支武器，事实上后来华北伪军很多都是日本“居留民”中的预备役军人训练的。既然你手持武器作战，又要求别人把你当作平民对待，不是很滑稽的事情吗？ 日本方面至今有很强的声音为当年的扫荡辩护，称中国的老百姓给八路军提供补给和情报，所以被杀也是咎由自取。这个时候，日方很容易选择不一样的标准了。 第三，除了规模，南京大屠杀与通州事件性质区别何在？ 南京大屠杀的施暴者是日本正规军队，受日本政府指挥，奉日本政府命令入侵中国。而通州事件呢？施暴的并不是中国政府所属的军队。张庆余、张砚田所部，恰恰是日军入侵中国过程中建立并指挥的伪军。既然如此，让中国为此负责不是莫名其妙？就算通州事件中有暴行的存在，是不是正因为好人不肯干伪军，才使伪军中充斥了暴徒和流氓。与此相反，中国的正规军在抗战中并无确认的对日本侨民的暴行，即便是对日本俘虏也保持较好的待遇，这一点在日本的归俘多有描述。 怎么说呢？都是中国人，在中国军队中，就有绅士风度，被日本人招收当了伪军，就变成了野兽。要真的把这件事写进教科书，是不是应该这个写法？“日军把我同胞训练成恶徒，以至奸杀日人……” 不知道这件事上，皇军能怎样有理法。 揭开抗战期间日特机关在华贩卖鸦片秘密 毒日——历史文献 日前，英文版《日本时代周刊》以头条报道的方式发表署名文章，介绍了一份在日本发现的重要历史文献——“里见甫文件”（《宏济善堂纪要》）。这份作成于上个世纪40年代，并被标注“秘”的文件，无可置疑地揭露了日本特务机关在侵华战争期间怎样在华经营鸦片贸易，并将其收益用于军费和伪政权开支的情况。 实际上，对于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在中国贩卖鸦片毒品的史实，曾经受到很多有关专家学者的重视。南京大学历史系的曹大臣博士甚至曾经专门研究过上面文件中日方的重要贩毒机关——华中宏济善堂。但是，由于宏济善堂的负责人，日本大特务，“里见机关”负责人里见甫在日本战败前提前解散了这一组织，并精心销毁了有关证据文献。因此，对于它在中国从事鸦片贩卖的细节和具体业务数据，此前一直是一个谜。 《宏济善堂纪要》的发现，有力地填补了这一历史空白。这份21页的文件原存于东京国会图书馆，夹杂在日本某前财政大臣捐赠的图书中，此人曾是里见甫的一个密友。它清晰地记载了宏济善堂经营鸦片贸易的范围、来源、收益和操作方法。从这部文献中可以看到，日本在华贩卖鸦片的收益达到了惊人的地步。仅仅1941年，它就向沦陷区的中国人卖出了222吨鸦片，获利3亿元。而当时南京汪精卫傀儡政权一年的预算，也不过这个数字。日本利用鸦片贸易从中国进行的掠夺和造成的危害可见一斑。 这份文件的作者，正是前面提到的里见甫，日本在华进行鸦片贸易的实际负责人。日本作家西木正明曾经写作《鸦片王里见甫》一书讲授他的生平。 里见甫，福冈人，1931年成为关东军参谋部第四课（对满政策课）的高级特务，借伪满“满洲国通讯社”首任主编的伪装身份，从事情报收集、宣传瓦解等任务。抗战爆发后，为了满足日本军方对军费的巨额要求，里见甫与大特务甘柏正彦、影佐贞昭合谋，在上海设立里见机关，控制华中宏济善堂，专门从事罪恶的鸦片贸易。战后，与岸信介、儿玉誉士夫等同被作为A级战犯起诉。但由于美国的政策重点从反法西斯向反共转移，里见在最后的审判中被释放，从此在东京世田谷的豪宅中过起隐居生活。1965年里见甫因医疗事故死去，年69岁。《宏济善堂纪要》从行文来看，这是里见甫就鸦片贸易的业务状况，向日本政府处理中国事务的机关兴亚院（总裁由日本首相兼任）进行汇报的报告。东京都大学教授千叶核对当时兴亚院负责人的变迁，发现这份报告的对象正是兴亚院总务长官兼政务部长及川源七中将，这也与该文件附件中的记载内容相符。 这份报告的具体内容，揭开了日本特务机关在华贩卖鸦片的多个难解之谜。 首先，它揭示了宏济善堂是在怎样背景下成立的，收益用于何处。里见甫在文中这样写道：“在日本战时体制的控管下从事鸦片贸易。”其收益则一部分用于填补日本陆军的军费缺口，如情报工作所需，一部分用于扶植伪政府，接受过宏济善堂资金的伪政府包括汪精卫伪政权、伪满政府和德王伪蒙政府。 其次，它揭示了日本特务机关贩卖的鸦片到底来自何处。根据这份文件的记载，宏济善堂的鸦片主要有三个来源。第一是利用伪蒙、伪满政府强迫当地人民种植鸦片。1942年，伪蒙政府的财政收入中，鸦片占了28%；第二是从伊朗购入。1941年，宏济善堂共从伊朗购入鸦片160万两；第三是来自台湾等地，主要是精炼毒品。在东京审判中，里见甫曾承认自己从事鸦片贸易，但坚决否认涉及吗啡、海洛因等烈性毒品。因为，这些毒品的危害比鸦片更甚。而这份文件中，却有里见甫1942年6月1日，通过日占台湾总督府获得277公斤可卡因的纪录。而他在伪蒙地区经营的毒品中，也包括大量吗啡。宏济善堂并有向东南亚贩卖那可仃的计划。 如《鸦片王里见甫》的作者西木所说：“这份文件，是一份里见甫无法抵赖的罪证。” 更有价值的是，这份文件清晰地揭示了当时日本政府和鸦片贸易的关系。及川源七曾在战犯审判中坚决否认与里见甫有任何来往，这份材料显示“及川完全是在撒谎”（西木语）。宏济善堂本身就是日本特务机关“里见机关”控制的下属机构，里见在报告中直言不讳地说自己的工作是“管理和投资，以未来获利提供于帝国政府”。而在他给及川的一篇附记中，也明确承认进行鸦片贸易的启动资金，正是来自于东京。很明显，当时的日本政府直接指导和管理着对华的鸦片贸易，这已经是一个无法推托的事实。 南京大屠杀在日本的影子（1） 南京大屠杀在日本的影子——写在此难七十周年 在研究七十年前（本文写于2007年）开始的那场抗日卫国战争之时，有一个话题我总是尽量回避。那就是“南京大屠杀”。 其实，我开始关注有关这场战争的文献，和南京大屠杀有着直接的关系。那是在几年以前，和日本的一些年轻人在BBS上面辩论，对方的观点是“南京大屠杀”纯粹是捏造。终于，耐不住性子的萨愤而问道：无论你怎样讲，总不能否认南京城下的累累白骨吧。 一个日本的年轻人回答，你们中国人一直在打内战，谁知道是不是你们自己埋下的？ 面对这个一半无知一半狂妄的回答，那时候，我的感觉是出离了愤怒。 我下了一个决心，就让我用日本的史料，来说服你吧。 在我的书橱中，有关这场战争的资料如今已经堆积如山。然而，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却很少。 是因为在日本没有这样的史料吗？ 恰恰相反，在日本的出版物中，关于这场悲惨事件的纪录比比皆是。我只是没有勇气面对。 没有勇气面对我们先人曾经遭受的屈辱和灾难，那些文字中，曾经的日军士兵用日本民族特有的细致把这场大屠杀描述得如同在你眼前再现。 原日本海军第十三航空队轰炸机队队长奥宫正武在《我所见的南京事件》中，曾经这样描述自己所见的大屠杀场面： 在下关刑场附近，从城中开来满载中国人的敞篷卡车络绎不绝，停在仓库中间。作为海军军官的奥宫认出这支部队属于第九师团第三十六联队，他走进码头的仓库群，看到两手被绑在背后的十几个中国人，被一个个拉到江岸边几米的地方，用军刀和刺刀惨杀后，投入扬子江中。江中只见层层叠叠的尸体，靠近岸边的江水为之阻塞，以肉眼几乎难看出的速度裹挟着尸体艰难流向下游。但，有些人还没有彻底死透，挣扎着向岸边浅湾处逃生，那附近已经是一片血海，因为那里等待他们的，是早有准备的枪击和刺刀。整个过程如同流水线一样秩序井然，连大声指挥的人都没有。看来，明显是根据上级的命令在进行。我向刑场入口的一个下士问道：“这么多中国人，就这样安安静静被带来，你们是怎么做到的？”回答是：“城内，对着在废墟上收拾的中国人问：‘有肚子饿的举手’，然后把举手的装上卡车作出带去吃饭的样子，就完成了呗。”“那么，为什么用日本刀和刺刀行刑呢？”“长官说，为了节省子弹。” 这已经是12月27日，距南京陷落差不多过了两个星期。 仅仅日军第三十旅团一支部队，其指挥官佐佐木道一少将就在手记中记录，“到12月24日共计处刑一万五千人以上，12月24日至第二年1月5日，处刑数千人。” 这样的记载车载斗量。 在我面前的一本描述南京大屠杀的日本史料中，总计373页的书中，有95页全部记载的是在南京日军如何凌辱中国女性。那部分书页，我至今没有勇气打开。 每当此时，我多么希望日本极端右翼宣传的“南京大屠杀根本就是谣言”是真的才好，我国我民，作了何等恶事，以至承受如此天下难言之惨！ 然而，墨写的谎言如何能够改变血写的历史呢？ 正是因为证据如此确凿，假如问日本人对于南京大屠杀的看法，从官方而言，日本方面从来不能，不曾也不敢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存在。在日本的教科书中，传统都存在着对南京大屠杀（日文：南京大虐杀）的描述。 在日本收集到的大多数南京大屠杀的证言，都是近几年的事情。这之前，日军的老兵们大多选择了沉默。然而，也许是即将走进异界时对良心的考验，最终使一部分日军老兵对媒体袒露了当时的暴行。这是1999年1月，85岁的佐藤睦郎在回忆南京大屠杀中的情景， 17－185岁的佐藤睦郎在回忆南京大屠杀中的情景 图片下面的说明是：倒在床上叙说的佐藤道：“对着几千名络绎不绝朝对岸逃去的人群，用九二式重机枪开火射击了。”佐藤是日军原十六师团步兵第33联队第一机关枪中队的士兵，参加了对南京的进攻。他在采访中对这次屠杀的背景介绍道：“在扬子江畔包围了几千名在岸边的人群。一个中队的八挺重机枪对着密集的人群开火了。可以看到人群中的女人和老人。距离四五百米，变着角度扫射，打到的地方人墙就崩塌下去。他们用力地摇着白旗，我想也是很可怜。我们是按照小队长‘打’的命令来干的，但是，这命令（中国人统统杀掉）应该是出自师团部。” 但是，就日本普遍舆论而言，对南京大屠杀的看法确实有着极大的分歧。其中，除了接受传统对于南京大屠杀描述的部分民众以外，比较典型的“修正看法”就有四种之多。 南京大屠杀在日本的影子（2） 第一种看法，南京大屠杀虚构说。 南京大屠杀虚构说是在日本极端右翼和部分青少年中存在的观点，曾在网上与我进行辩论的日本青年大体属于这个派别。其中，比较典型的公开言论当属1994年9月4日大桥政太郎在《产经新闻》发表的文章，鼓吹南京大屠杀为“虚构”，其原因是“没有一个证人亲眼看到大屠杀的发生”，“看到数千人被屠杀的目击者一个也没有”。此外，日本还有专门组织对中国报道中部分列入“南京大屠杀”标题下的历史照片一一进行检证，以证明其并非拍摄于南京大屠杀期间。这部分人多半属于极端缺乏历史常识的日本年轻人，以及少数别有用心的政治家。然而，当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证据越来越多被发掘出来的时候，这种观点就如同阳光下的雪一样迅速瓦解。上个世纪末，由于中国方面大量公布南京大屠杀亲历者的经历，相信这种观点的日本民众产生了极大动摇，但依然有少数死硬分子坚持那是中国政府组织的宣传，不足为据。然而，随着生命即将终结，一些参加过大屠杀的日军老兵良心发现，近年来逐渐打破沉默，开始提供真实的历史事实，给日本社会极大的震动。例如，二零零二年，松冈环采访的旧日军老兵回忆录《南京战》，一本书就收录了102名原日军官兵的证言，每一条证言都重现了当年南京发生的残忍暴行。在这样无可辩驳的事实面前，持南京大屠杀虚构说的观点，在日本也很难找到市场，呈现日渐式微的情况。不过右翼从来也没有停止过这种宣传，目的，无非一个是争取部分盲目的日本青年的支持，一个是“取法乎上，只得其中”，抵消真实历史的影响。 但是，我国的部分历史著作或者宣传资料中，对于历史照片的引用存在若干失误，对极右政客混淆视听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过犹不及，是我们值得反思的事情。 17-2原日军士兵境昌平在2000年7月接受记者采访，提供了他用毛笔书写的日记，其中记录了日军第九师团步兵第三十六联队12月13日在下关用重机枪屠杀中国战俘的场景。他是负责押运战俘前往屠杀地点的，由于屠杀地点设在突堤以下，战俘看不到以为是要释放他们，还对境昌平说“谢谢”。境昌平还记载了日本海军的士兵和穿和服的日本平民拿中国人练习刀术的过程。 第二种说法，南京大屠杀的确发生过，但死亡人数值得重新计算。 这是目前日本市场比较大的一种观点，包括日本的历史教科书，也取消了一直以来“死亡三十万人”的内容。事实上对南京大屠杀的报道，日本并不是战后才开始的。讲演通讯社的《野战邮便旗》杂志最早曾在1941年2月10日描述了在南京日军曾经进行的大屠杀，并称这是为了“威慑敌人，促使蒋政府放弃抵抗”。然而，日方颇有舆论认为，中方认定的南京大屠杀造成30万人死亡的数目太大，实际死亡人数低于此。如早稻田大学教授洞富雄曾在1982年发表的《南京大屠杀》一文中考证当时南京民间掩埋尸体约四万余，崇善会堂等慈善机构掩埋的遗体十五万五千，并据此推测当时死亡人数为约二十万人。日方并经常引用东京审判判决中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内容——“占领南京的一个月期间，共计杀害战俘三万人，包含男女儿童的非战斗员一万二千人，周边居民两万。同时，近郊的难民有五万七千人被证明因虐杀和饥饿而死。”由于这只是部分地区的统计结果，东京审判法庭推定南京大屠杀“死亡二十万人”。日方较多人认为大屠杀实际死亡人数在数万人，因为1938年3月9日《大公报》曾发表文章，称南京大屠杀死者6－7万。甚至有的日本人认为南京大屠杀死亡人数仅仅数千人，因为拉贝日记中写过这样的话：“放下武器逃入安全区的中国兵被搜捕，以数千人为单位有组织地处死”，他们显然没有理解“为单位”的含义。此外，曾任当时日本大使馆参事的日高信六郎声称，当时南京市人口总计不过三十万，不可能都被杀光，所以三十万的数字不够准确。 这种观点也可说是以偏概全。首先，《大公报》1938年报道南京大屠杀时根本无法到当地考察，死亡数字属于推断，不足为凭。其次，除了掩埋的尸体外，日军承认曾将大批尸体抛入长江，或焚尸灭迹。因此，根据掩埋尸体数量统计死亡人数，应有一定缺口。至于南京人口问题，日高统计的数字仅仅是安全区内的居民，事实上大屠杀发生的地区囊括整个南京及其郊区。南京人口在战前为101万９千人，南京战役打响的11月23日，市长马超俊尚表示南京还有市民五十多万，难民二十多万。由于上海、松江、苏州等地的失陷，大批难民涌入首都南京。当时国民政府和普通民众对于日军会攻占南京普遍思想准备不足，实际日本大本营最初也不准备占领南京。而当日军大举快速进犯，由于运输工具不足，加上南京卫戍司令唐生智下令封江，大批难民只得滞留南京直到日军破城，他们的人数无法统计。由于没有当地固定户口、住处和社会关系，在此后日军追捕“败残兵”、“便衣兵”的过程中，难民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 １７－３原日军士兵松田五郎在2001年5月提供给新闻界的日记。下面的说明记录道：松田五郎的日记记载，在12月14日一天，他所在的分队大约10个人，就杀掉了55个中国人。松田当时是日军第三师团步兵第六十八联队第二大队的士兵，在他的日记中记录了他所在的10人分队先后屠杀手无寸铁的中国人２５０名，以及日军强奸中国女性的经过。 南京大屠杀的遇难人数，最终恐怕还需要更多的历史考证来证实。但是，无论死亡人数是数万还是三十万，都无法改变南京确曾发生了大屠杀的事实，只是一个大屠杀的规模问题。 南京大屠杀在日本的影子（3） 第三种说法，南京大屠杀是“下克上”的结果。 也就是说，南京大屠杀并非日军有组织进行，即便有组织进行，也是中下级军官擅自做主。其中主要是为当时的派遣军司令，因此被远东国际法庭判处死刑的松井石根开脱。这里面最典型的可见角良晴（南京大屠杀时为松井的副官）所著《七生赋》。在这本书中，他描述当时的情景——下关有１３万中国人试图逃向对面的浦口但是无法过江，第六师团电话询问怎样处理？“中支那派遣军”参谋长勇中佐（二战末期死于冲绳）回答：“攻击。”角良晴连忙向司令官松井报告此事，松井叫来长勇，道：“１３万中国人，都杀了不好吧，随他们去吧。”长勇中佐回答道：“里面可能有败兵。”松井道：“也许有溃兵吧，但放了他们可以避免我军军纪太过混乱吧。”长勇回答：“是。”但是，当第六师团第二次电话请示的时候，他还是命令：“攻击！”第二天（18日），司令官（松井）要到下关去视察。“但是，绵延两公里的道路，都是层层叠叠的尸体，地面都看不到，这种状况实在无法交待。于是，参谋长饭沼少将说道：‘治安太差，无法保障安全。’推辞了这次视察。第三天（19日），参谋长命人焚烧尸体，并盖上土。第四天，司令官（松井）道：‘哪怕就一个人也要去看看，准备车。’无奈之下我只好尽可能让他坐在看不到外面的地方。车子在垫了尸体的土路上艰难前进，司令官突然号哭起来。这都是下克上的恶果啊。” 按照角的说法，松井只是个被架空的大善人而已。长勇确实也曾经在1938年吹嘘过——“杀了３０万人是我的命令。”然而，这明显是对松井的美化，当时日军的各部指挥官，如山田支队的指挥官山田梅二，多在日记中保留了接受命令进行大屠杀的纪录。长勇一个小小的参谋能够指挥得动那么多高级将领而松井一无所知吗？而且，松井自己的日记中也保留了与此相反的内容。在1980年关于日本教科书审定的案件中，持南京大屠杀虚构说的山田一良曾用这本日记表示松井与大屠杀无关。然而，法庭却在他出示的日记中，找到了六百多处被山田修改的痕迹！实在是欲盖弥彰。 从目前所收集到的证据看，日军参与屠杀的包括了日军第三师团、第九师团、第十六师团、第三舰队第十一战队等各个部队，而且作业娴熟，如果没有组织，令人难以置信。而是否松井下令，对改变南京大屠杀的性质毫无意义，那是日军自己的事情。 第四种说法，的确发生了大屠杀，但属于合法的杀戮，即“屠杀合法论”。 日本方面还有一部分学者持“合法屠杀”说。屠杀还合法，在任何现代文明的理念上都是无法接受的事情，但的确有些日本学者从法理角度，试图证明南京大屠杀时，日军的屠杀是合法的。他们首先把南京大屠杀的受害者锁定在战俘之上，至于平民的遇害，则强调那是因为部分中国军队脱下军服混入平民，成为了“便衣兵”，为了搜索他们，日军才误杀平民。而对于战俘的杀戮，在日本这些学者眼中，是合法的。如日本有名的右翼学者、亚细亚大学的东中野修道就这样描述——日军攻占南京时，卫戍司令唐生智逃走，部分中国士兵脱掉军装进入安全区。日军进入安全区搜捕这些“便衣兵”，并将他们集体处刑（屠杀）。“这种处刑是合法的，”东中野修道说，“战时国际法规定对于投降的士兵应该给与战俘的特殊待遇，保护其生命安全，但，这是指的‘穿军服，经过训练，并有指挥官管辖的战斗员’而已，指挥官逃亡，或没穿军装者，都不再享有这样的权利”（1996年8月7日《产经新闻》）。持与此近似的观点的还包括上智大学教授渡部升一、东京大学教授藤冈信胜等。他们认为，战前日本并没有批准《日内瓦条约》，因此不必遵守日内瓦条约禁止报复俘虏、禁止对俘虏的杀害、暴行、侮辱等条款。而在日本签署过的有关国际条约1907年《海牙公约》中，第８条规定“俘虏应顺从所俘国军队的法规、命令，如有不服从情况，可以使用必要的严重手段进行惩处。”藤冈等人的看法是这个严重手段包括了进行处死的范围。 然而，这种说法明显是混淆视听。首先，南京大屠杀中大量遇害的并非军人；其次，所谓指挥官逃亡部下即不算战俘根本不成立，因为战斗中上下级失去联系的情况很多，这种情况下就不再认为失去联系的部队不再是军人十分荒唐；再次，所谓“便衣兵”指的是欧美国家对于平民游击队的概念，其先决条件是穿着便衣，对于其他国家军队有主动的攻击行为。这显然不符合南京战役中部分中国士兵为了逃命放下武器换上便衣进入安全区的情况，这是偷换概念；最后，《海牙公约》并没有允许处决俘虏的条款，相反，其附则第三条规定：须以人道原则对待俘虏；第二十三条规定：放下武器或者失去自卫手段者，乞求投降的敌军，不得加以杀害。而《日内瓦公约》日本虽然没有批准，但日本政府同时口头表示会尊重这一条约的条款，而1941年日本外相东乡茂德曾明确在对各国的照会中说明，战争中日本将“遵循《日内瓦条约》的规定”。 其实，若干日本学者的所谓研究，不过是文字游戏。无论有无条约规定，是否有法律管制，日军在南京大规模屠杀战俘和平民的行为，都是一种反人类的罪行。因为日军的行为违反了人类的基本准则，这才是南京大屠杀的真正罪恶所在，这根本不是任何法律条文可以改变的。 此外，日本还有“战争集体疯狂说”、“中国坚壁清野自行屠杀说”等若干对于南京大屠杀的解读观点。由于其影响小，亦不为日本正常公众所接受，故此不再详细介绍。 从日军史料看来，当时南京的中国人并非人人任其宰割。例如，《我所见的南京事件》作者奥宫正武在书中记载，12月23日或24日，有一个勇敢的中国人，持刀悄悄潜入日军三十六联队的士官宿舍，乘暗夜和日军警备松懈的机会，连续杀死多名日军。奥宫的纪录中，告诉他这件事的三十六联队士官称日军小队长级士官就被这个中国人杀死10人或11人。 虽然，日军为此进行了血腥的报复，但我依然为这位在日军兽行中不屈的中国人感到骄傲。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候，我们的民族依然有血性的光芒闪烁。 这是唯一在研究南京大屠杀相关文献时让我感到欣慰的事情。 缅甸前线的大阪兵（1） 上 在日本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文献，大多数时候让人压抑，但也难免有些让人忍俊不禁的地方。 《菊兵团的艰难突出》一书，是原日军第十八师团炮兵少佐武川千里的作品，描述了这支日军精锐部队从出征南洋到覆灭缅甸的真实经历，虽然文学色彩不浓厚，但颇有一线色彩。其中有一段谈到增援到前线的大阪兵，和整本书惨烈沉重的内容很不协调。 在当地前线第十八师团的日军，主要来源是九州海岛部队，素以凶残著称，曾参加过对南京的作战。我们长期听到一个传说，讲孙立人将军在缅甸下令将日军战俘中到过中国的一律枪毙，这件事可以反映当时中国军队对这支日军的愤恨。因为孙立人将军反攻回国时，遭遇的第一支日军，就是这个第十八师团。不过据我的考证，这话应该不是孙立人说的，而是另一个远征军将领，孙的部下李鸿将军（黄埔五期，新三十八师师长）。 李鸿是个国人不太熟悉，但是个很有意思的将军，他是很少的能用自己名字给外国街道命名的中国人。中国远征军收复八莫后，为了纪念这个胜利，当地用两个中国将军的名字命名该城的两条主要道路，一条叫孙立人路，一条叫李鸿路。 无论如何，这支日军的作战精神是颇为顽强的，和中国远征军在缅北的激战堪称惊天地，泣鬼神。 武川的部队，和十八师团其他部队一样，最终不敌中国远征军的凶猛攻势，从胡康河谷败退，伤亡惨重。从后方补充的兵员中，颇有一些令人刮目相看的大阪兵。 大阪兵因为不喜欢打仗而善于做生意，在日本军队中颇为异类。普通日军部队要来了个大阪兵，常常让人刮目相看甚至引发好奇。 武川的炮兵大队就来了一个大阪籍的预备役大尉，此人作战也还来得，但作战之余更多的是忙活收集大家的补给品进行倒卖。孙立人将军的穿插战术打断了日军十八师团前线部队的补给线，结果就是二线部队的补给反而异常充分。但是，日军后勤部门脑筋死板，所有东西一律按人头军衔分配，造成一些浪费。有的日军不吸烟，有的不喝酒，配给他们的物资反而成了累赘。这个大阪的大尉就到处收集大家不要的补给品，然后送到城里卖给缅甸商人，从中大赚了一笔。 一般的日本兵当时没有什么商业头脑，看着这个大尉的举动，新鲜又有点儿鄙夷。不料到了月尾，这个大尉却掏腰包给大家请客，人人有份，还请来慰安妇做舞蹈表演，日军官兵尽欢而散。于是对他的印象一下翻了过来，武川觉得，这大阪人实在是难得的好人啊。 从此以后，他来收购剩余补给品的时候，日本兵都不好意思讲价钱。 战后，这个大阪兵到缅甸开了个公司，倒卖当地矿产，赚钱很多。幸存的日本兵们回忆起来，还就属他在当地的朋友多。 当然武川这样的“武士道”不会跟着做买卖，所以他的书主要还是记录战争。在“筑紫山口之战”中，日军惨败，武川的腹部被中国远征军的迫击炮弹片划开，一条腿打断，侥幸被送进了温藻的后方医院。痛苦呻吟之余，没想到在这儿又遇到了第二个大阪兵，他觉得十分开眼界，连对战争的看法都改变了…… 中 日军的野战医院可不是什么好地方。称为“法西斯”，特别还是法西斯中强调精神胜利法第一的日本军队，军医院和屠宰场有一拼。这是因为日本的军医动手术基本不使用麻药，要求每个日本伤兵都要有承受“刮骨疗毒”的本领。唯一给士兵减轻痛苦的措施是给他一根木棍咬在嘴里，免得疼极了把舌头咬下来，或者把大夫给咬了。 这种说法初听来有点儿骇人听闻，然而却是很多战场上日军老兵所印证的。有的时候这样做固然是因为物资缺乏，大多数时候只是因为日军指挥官认为这样可以让士兵具有更强忍受伤痛的能力，意志更加坚强，磨练出悍不畏死的兽人武士，属于一种精神教育。曾经有在中国潮州参加战役的负伤日本老兵，在几十年后依然痛苦地回忆军医的手术——“那种疼痛不是人能受的”。 私下琢磨，是不是日本军队用这种办法变相促使士兵负伤也勇往直前，宁死也不进医院呢？反正二战中日军负伤后经常抱着手榴弹和对手同归于尽，而不是像其他军队那样赶紧退下去包扎伤口——莫非这些日本兵怕进医院更甚于怕死？那日军的这种精神教育可太成功了！ 无论如何，经历了这样痛苦的手术，又整天听着袍泽在手术台上撕心裂肺的惨叫（日军这种战地医院不过是薄木板房，没什么隔音效果。），武川整天想的就是怎样早日返回部队，找个机会为天皇尽忠。 就在这时，一个更糟糕的事情发生了。 野战医院的补给被大量削减，包括医务人员都只有一天两顿稀粥果腹，杂以少量发酵的豆子（甘纳豆）充当副食。这是因为，第十八师团从胡康河谷败退后，被孙立人连续穿插迂回作战弄开了窍的史迪威展开了一个类似螃蟹的攻势。他一面命令中国远征军一部继续攻击尾追第十八师团的后卫部队，一面派出重兵从其南北两翼发动猛攻。北路中国远征军第三十师和美军麦部队奇袭日军在缅北的中心密支那，南路以英军温盖特伞兵突击队为主，空降在温藻以南切断铁路，依托台地构筑了一个圆形阵地，斩断日军南缅与北缅的联系。 缅甸前线的大阪兵（2） 当时缅北日军只有两个师团，还要迎战从云南来的卫立湟，根本招架不住。日军被迫调动第五十三师团和独立混成第二十四旅团，以及一部分航空部队投入北缅作战。日军援兵分兵两路，一路北上救援密支那，一路试图围歼南路英军。这两支部队的投入，加上南方来的物资补给线被切断，日军补给顿时捉襟见肘。而没有战斗力又列入非战斗系统的医院人员和伤兵，自然是最先被削减供应的。这就是武川少佐等人被迫挨饿的原因。 实际上，日军调兵北上，是个要命的举动，它带来了影响世界的后果。 首先这个救援没有成功，北路的救援日军大约一个旅团，虽然迟滞了密支那的易手，但在已经能听到密支那城区炮火的地方被全副新式装备的中国远征军包围，遭到重创后勉强南返；南路日军打败了英军，英军向中国远征军主力求救，远征军派出部队，每人带一口砍刀，穿越山间小路前去救援，不但救出英军，而且粘上了日军主力。 而这支日军的离开，直接导致了英帕尔－科希马战役日军的失利。因为第五十三师团和独立混成第二十四旅团，正是该战役日军的预备队。日军原以为可以把这支部队先用于北方，击溃中国的“豆腐军”以后依然可以担当原有任务。谁知道这两支部队再也无法抽出，结果正面日军三个师团在出现败相后无人增援接应，出现了大溃败，三个师团长都因为擅自撤退被解职，大批日军因为饥饿和热病死于败退途中，残余日军甚至开始吃自己人。日本女排著名的魔鬼教练大松博文，就是这支日军中死里逃生的少数人之一，并因此刺激性格大变，他当时是日军第三十一师团的辎重兵中队长。 英帕尔－科希马战役被列入20世纪中期世界军事十大战役之一，是蒙巴顿勋爵的杰作，它挡住了日军和印度独立派钱德拉?玻斯杀入印度，避免了印度陷入混乱（如果日军顺利进入印度，印度难免不发生类似缅甸的大规模独立运动），也因此保障了英国可以继续战斗下去。但它的胜利，与日军抽调走了预备队和飞机有很大关系，一切都出自于对中国远征军战斗力的误算。事实上日军后期在缅北又增加了狼（四十九）、勇（二）两师团，依然没能挡住中国远征军回国的脚步。 武川等人是顾不上这场战争对世界的影响了，大量重伤员因为营养不良和乱找东西吃引发的腹泻而死亡，军医的办法是鼓励大家多晒太阳。这个方法恐怕没多大作用武川也被饿得头晕眼花。在拄着棍子试图走回原部队失败后，武川躺在病床上，又饿又虚弱，自觉快要死了。 武川的勤务兵森本（日军军官住院，通常由勤务兵跟随伺候），这时候却提出由他拿（偷？）医院的一些药品，比如绷带和消炎药，到附近的缅甸人居住区去卖掉，说不定可以弄些吃的回来，有了力气两人可以一起跑回部队去。森本的思路明显受到了那个大阪预备役大尉的影响。 “可是，你走了，谁照顾我呢？”武川犹豫地说。 森本说不要紧啊，旁边一屋另一个步兵佐官的勤务兵是我的老乡，让他帮忙照看一下您好了，等我回来分他们一些食物。 武川想了想，同意了。 下 森本一走就是四五天，武川每日翘首盼望无果，心中越发凄惶。好在医院所在地靠近南部，南线英军败退后，此地暂时还是日军稳定的后方。不过日军武运始终不佳，盟军的飞机经常来光顾。由于日军在缅甸只有一个飞行师团，兵力捉襟见肘，盟军的P-38闪电战斗轰炸机没有对手，可以飞得很低进行轰炸，武川记载他曾亲眼目睹医院外面一群军马被盟军飞机一一射杀。 好在，第六天森本终于回来了，带来了一些大米、风干猴子肉，甚至还有可以减轻伤痛的鸦片。这个忠心的勤务兵看到长官以后满眼是泪，让对他已经有些怀疑的武川心中颇为歉疚，写书的时候还合掌为之祈祷。森本在战后死于缅甸独立军暴动时的混乱，而武川是最早得知昂山被杀过程的日本军人。 经过森本的描述，才知道这做买卖也是件很头疼的活儿。这个勤务兵是农民出身，对于怎样卖药一无所知，到了缅甸的村镇也不知道该怎么下手，缅甸人的稻谷都藏得很隐蔽，而他单独一人，就算知道也不敢抢了什么就走。 最后还是想到了大阪军官提到的一个缅甸商人，花了两天的时间走到那人的村子。 不料那个缅甸人推三阻四，很不爽快。森本苦苦哀求，直到拿出了医院的药品和武川的一个金戒指，并给了个非常吃亏的价钱，那人才动了心，得以成交。缅甸商人告诉他，那个大阪军官提醒过他，任何自己以外来卖东西的日本人都可能是军部的督察，如果贸然合作可能被抓去枪毙。 有了这些东西，武川等人的处境总算好了一些，但只能硬起心肠把食物藏起来，任周围的伤兵病饿而死充耳不闻。 就在武川觉得有了些力气，准备申请出院瘸着一条腿再上战场时，医院里却来了个另类的大阪兵。 缅甸前线的大阪兵（3） 这个大阪兵属于从菲律宾调来补充十八师团的某中队，营养良好，面色红黑，肩上背着一杆三八枪，枪上拴着个大包袱来找医生要求“因病入院”。 日军的传统是负伤尽量忍受，泡病号更被视为耻辱，会为人不齿。所以到达医院的日军基本都是缺胳膊少腿，至少也是身上穿个窟窿的，那还叫轻伤，像这个大阪兵一样自己走到医院来的伤病员十分罕见。所以医生用非常怪异的目光看着这个筋肉壮实的家伙。 大阪兵递上本单位长官（无疑也是个大阪人）开来的“入院届”，那应该是介绍他生了什么病、为何需要住院的。武川当时刚刚换药完毕，躺在病床上目睹了这次奇特的“面接”，心里在想，这个家伙哪里生病了呢？怎么一点儿看不出来呢？ “什么？！你给我说一遍，你因为什么要住院？” “噢，长官，‘脚豆’，‘脚豆’啊长官，那上边不是都写着吗？” 脚豆，就是脚鸡眼，因为这个就要住院？武川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医生显然也感到同样地不可思议。要知道日军这时候在缅北面对史迪威和孙立人的精锐远征军，无论兵力火力都处于绝对劣势，前线一些日本籍的慰安妇都拿起枪来了，这家伙却因为“脚豆”要住院，还有没有一点儿起码的羞耻感和军人的自觉了？武川认为这个大阪兵马上会被轰出去的。 然而，那大阪兵却对这种鄙夷的目光满不在乎，他把那个包袱打开，取出一袋干年糕，又取出一捆用蒲草拴着的干鱼和一瓶日本酒，很和气地对医生说：“长官，家里捎来的，地道的方头鱼啊，请大家一起尝尝吧。” “你家里捎来的？”医生狐疑地问道，但态度明显有点儿改变。毕竟，已经好久没见过这种好吃的了。 “是啊，战前我哥哥在仰光有木业公司的，他托在仰光的朋友捎来的，每个月都会有的。长官，我现在实在没法跟着行军啊。” “那么……好吧，你先住下吧。” 军医拿着东西走了。 大阪兵哼着关西味儿的小调，打开背包躺了下来，还在病床头布置了一个佛龛，还主动递给武川香烟。武川本来准备骂他几句，又有些骂不出口了，只叹了口气，说你这个样子应该上前线啊，死在那里也比在后面挨骂好吧。 十五对一（指当时中美英军对日军的总人数对比），我去也不能改变战局啊。 可这里也不是什么好地方啊，一天只有两顿稀粥…… 我知道，不过再糟糕的地方也比住在小白木房子（指日军的骨灰盒）里好吧。 那一天武川失眠了，自己瘸着一条腿到前线去，除了送死又有什么用呢？ 第二天他又把森本派了出去，争取再弄些吃的来。他决定留在医院，等身体养好了，再找个更有价值的地方为天皇献身。 后来才知道那大阪兵既没有哥哥，在仰光也没有朋友，那些好东西从哪儿来的，只有天知道。 武川自述他是自己所在大队唯一幸存到战后的军官。 中国战场上的被俘日军（1） 上 日前，因为老拙《日本八路》一文配图，特意在日本的资料中寻找了一下有无抗战中在中国战场被俘的日军图片，结果发现收获颇丰，比如《觉醒者的证言》等资料中，对中国方面怎样改造日军战俘都有详细地描述，而图片中的日军俘虏，不但有共军抓去的，也有国军抓去的，还有中国兵和美国兵一起抓的。 索性把这些照片汇集一下吧。 １8－１水野靖夫 上一次在文中使用了这样一张照片，但是说明不够详细。其中的水野靖夫，据查曾参加了八路军围攻深泽的战斗，是八路军的炮手。当时八路还怕水野下不去手，告诉他要打的是孙殿英。结果水野毫无心理障碍。 当中的刘，就是当时为八路军一二九师敌工部工作的刘国霖。此后，有朋友对我讲，说这个刘国霖可不简单啊。 １8－２刘国霖当时 的确是不简单，多年以后，日本俘虏在书中依然称政策水平极高的刘国霖为“严若父，慈若母”——其实，刘国霖当时，比被俘的日本兵根本大不了几岁。 这段文字里提到被八路军俘虏的日军组成慰问团去给八路军作演出，其中还有俘虏扮演女角，竟然惟妙惟肖。他们认为用这种方式可以减少刻骨仇恨日军的八路军战士对他们的恶感。 １8－３建国之后的刘国霖 有朋友告诉我刘将军今天依然健在，90岁了，就住在北京，偶尔，还给大学生指导一下外语。 １8－４被俘日军和八路军指挥员在一起，正中央的是罗瑞卿。 １8－５晋冀鲁豫反战觉醒同盟大会召开的会场 １8－６参加大会的中方代表，其中左起第四人为朝鲜义勇军指挥官武亭。义勇军参加了保卫八路军总部突围的十字岭之战，伤亡很重。 １8－７等待开会的日军反战同盟盟员，台上挂的照片是片山潜。 １8－８从日军中主动逃出来的士兵在现身说法。 １8－９1945年8月，一二九师在“最后一战”中俘虏的124名日军，即将送往延安。 好了，这是共军方面的材料，下面，我们在说说国军的，也很热闹。 被中国军队抓住的日本兵，可是没法选择对象的，最好祈祷不要让共军里李云龙抓去，说不定就砍了脑袋，其实要是轮上国军的孙立人呢？那更惨，据说是统统活埋的干活。 说正经的，国军俘虏的日本兵也是不少的，让我们看看他们的形象吧。 １8－１０1944年7月，被中国远征军俘虏的日军。美军情报军官通过中国翻译，在缅甸审问日本俘虏，这个组合真够国际化的。文献注明日军番号为第二十五联队，这应该是第九师团的部队，不过我没有查证这个部队是否真的参加了缅甸战役。 １8－１１湖南战场上中国士兵押送被俘的5名日军到总部，包括1名军官。1945年2月25日，地点在衡山脚下。不过，这支押送日军前来的中国军队，却不是什么正规精兵，而是当地的游击队，因为抓了日军俘虏，才新发了军装的。 １8－１２1944年10月7日，中国军队押送被俘的日军便衣奇袭队人员前往关押地，为防逃跑，将他们都用麻绳捆着。 １8－１３也是日军的便衣侦察员被抓住了。对于在云南布阵的中国军队，日军非常警惕，在1943-1944年之间不断派遣便衣侦察人员进行侦察和袭扰。但由于语言不通，举止可疑，先后损失了一百多人，日文资料中的说法是“大部分被俘后根本就没有被送到俘虏营，在前线就被中国兵给XX了。” １６－１４这个，倒不是在中国被抓的，不过忍不住还是放在了这里。美军在太平洋岛上抓到的这个日军俘虏让大家百思不得其解——抓到的日军俘虏都是骨瘦如柴的，为什么这个又白又胖？是不是他的消化系统和别人不一样？结果很简单，原来这个日本兵是负责分配食品的，单独给自己搞了个小仓库…… １8－１５一个美军文职顾问在昆明机场转机，恰好看到两个被俘日兵，于是也跟着照张相，算是有向子孙炫耀的了。 １8－１６1944年，第八军抓到的两名日军伤兵俘虏。即便是照片上也看得出来，其中一个伤兵在喝水坑里的积水。在各个战场上都发现过被遗弃的日本伤兵，这两个就是在战斗过的村子里发现的。 其实，抓几个俘虏并不算新鲜事，早在一二八抗战的时候，十九路军一个冲锋之后抓住一个日本军官，问话之后才知道是个大佐…… 十九路军对这个大佐倒很优待，并且在停战后把他送回去了。 那时候中国军队还不知道日军对于被俘过的人怎样处置，等中国军队从战场撤退的时候，这个日军大佐到了自己被俘的地方，就地自杀了。 写完这段话，想说一点题外的话。日前，在某报的帮助之下，我采访了两个国民党退休将领，本意是请他们谈谈台湾海峡的战略格局，但其中一位拿了影集给我看，说你看我打过日本呢，那个时候我很漂亮的小伙子吧。 中国战场上的被俘日军（2） 萨笑了，的确，老先生那时候精神得很。 那时候，就因为我长得精神，给廖军长当卫兵的。 哪个廖军长？ 廖磊老军长，你可能不知道，我们是桂军（老先生祖籍不是广西，是路上被廖老将军捡到的），1937年走路到柳州再坐火车到前线（这个我有点怀疑，因为听说当时日军对中国的铁路轰炸得非常厉害），广西兵装备不好，老百姓没看过我们这么穷的兵，都笑，听说我们是去打日本的，就不笑了。 到了前线，还没到最前面就看出一线打得很惨，到处都是伤兵往下送。我们军进了阵地，几个旅长都来请战，不要守，要攻。军长很高兴，当即指定了一个旅长，准备夜袭。下来以后军长在帐篷里面转圈，把参谋长叫来，说不行啊，这样上去我们很快就要打光的。参谋长说是啊，打光了我们没本钱了。军长说你去前线，要打，但是不能把人拼光了，打日本的日子长着呢。你去，一定压住。参谋长敬个礼就走了。 到了后半夜，军长睡不着，叫我给打扇子。这时候军需处的处长来了要军长给补个条子。军长说什么条子。 一看，是参谋长走的时候领的东西，把存着的两百顶钢盔带走了（广西兵基本没有钢盔），后面又一个条子，把从广西带出来的最好的武器，几十挺手提机枪（即冲锋枪）都要走了。 这个是军里最后的本钱了，军长一看就急了，说我去前线。 前面的枪声打得不分点，到处都是炸点，吉普车走到一半就不能开了。我一手提枪，一手扶着军长，磕磕绊绊一路走到前线。 军长到前线，夜袭已经结束了。先小胜，再被日军增援部队缠住，两败俱伤。一个旅的残余部队撤下来，这头能看见那头。军长铁青了脸，心疼的，恨恨地叫参谋长来见我。 参谋长，不能来了，他就在第一批夜袭的部队里面，戴了钢盔走的，炮弹炸得尸骨无存。 出击前，参谋长对弟兄们说——这不是内战。 …… 回来后，我想查一查有没有廖磊将军的回忆录，也许可以证实这段历史，结果，我查到的结果是： 罗炳辉等电唁廖磊总司令家属 （1939年10月） ×电谨悉。燕公积劳致疾，不幸逝世，奉读之下，不禁涕零。遥忆迭蒙训诲，沆瀣愤深。际此抗日尚未成功，将星遽然陨落，不但国家失一栋梁，即吾靠亦失却指南也。敬请转致慰唁廖夫人，顺变节哀，为祈。至于前方一切事宜，自当本燕遗志努力，并遵钧座指示，坚持团结，一德一心，共赴国难，驱日寇于鸭绿，以完燕公未竟之事业。谨此电报，无限悲怆之至。职叶挺、项英、张云逸、戴季英、罗炳辉、彭雪枫、孙仲德同叩。 叶军长、张指挥挽 国难方殷，端赖团结，追随抗战奋杀贼。 敌寇未除，遽失领导，缅怀遗志痛挥戈。 注释：廖磊，字燕农，号伯符，1890年2月生于广西陆川县一世代农民家庭。1937年10月升任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率部参加了著名的淞沪八一三抗日战役。1938年10月兼任安徽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豫鄂皖边区游击兵团总指挥，在大别山指挥部队艰苦抗战。1939年10月23日因积劳成疾导致脑溢血猝死于立煌县金家寨,终年50岁。另有文章注明，廖磊是桂系仅次于李、白、黄的第四人，堪称一代英豪。 廖磊将军没有回忆录，因为他根本没有看到抗战的胜利的。 一时掩卷。日本人对自己的俘虏那种轻蔑和无视，让我们感到这个民族在文明上的缺陷。而我们呢，我们那个时代的脊梁们，还有多少人记得他们呢？ 我想起在北京我曾问过朋友们，有谁记得在大七卜村高呼着不投降战死，年轻的八路军十八团团长杨柳新，他的政委朱爱华，还有和十八团同难被俘绝食不屈而死的分区政治部主任袁心纯？ 这仅仅是一个团在一个月中牺牲的高级指挥官。 他们或许不在乎人们记得，但是他们当一定在乎自己的清白，当我写下他们的事迹的时候，有些留言我不可能视而不见。我们或许不必去专程祭奠他们，但对他们如果在心中保留一份敬意，似乎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想想吧，当你带着妻子和孩子，走在公园中愉快地享受着天伦之乐，经过那些70年前的人们的墓碑前，给感激的一瞥，有一点谢恩的心思，也许就已经足够。 这份感恩会伴随我们的子孙传达给这个文明国家的世世代代。 今天，有时候我觉得—— 他们好寂寞。 追寻“日本八路”松井实的故乡（1） 作为在日华人媒体，《关西华文时报》编辑部受到中央电视台的委托，希望能够为一名埋葬在中国的“日本八路”寻找他亲人的消息。 根据中国方面提供的资料，这名“日本八路”名叫松井实，死于1948年10月解放郑州之战，当时是中原野战军第九纵队的一名医生。根据他在九纵政治部的老战友段绪德等人的回忆，松井实好像是在太行山抗战中俘虏的日本士兵，经过教育后参加八路军并加入了反战同盟，成为“日本八路”。在中原野战军九纵有一个由五名日本人组成的医护小组，松井就在那里工作。 除了松井当时的年龄在20－30岁之间，中国话比较流利，为人斯文，老家是京都以外，几乎没有别的线索。 松井实的墓在郑州市烈士陵园，他的墓碑上方，刻有一颗代表解放军军人的五角星，这代表着他在死亡的时候已经不再是一名为军国主义效力的战俘，是中国方面对他的一种承认和原谅。 今年是郑州战役结束六十周年，中国方面希望能够在这个纪念性的时间，为长眠在这里的这名“日本八路”，找到他故乡的消息，让他的亲人能够因此了解他最后的情况。 因为这个原因，中国方面找到了《关西华文时报》。尽管以目前所知的线索进行寻找比较困难，但编辑部依然郑重接受了这项委托。 对于寻找松井实先生的亲属这件事，最为有价值的线索大约就是他的故乡为京都。作为查找的开端，我们通过电话联系了京都市政府的有关部门，试图查证京都是否有过名叫松井实的日军官兵在中国战场失踪。然而，得到的消息有些令人沮丧——在20世纪60年代，日本政府曾经进行过一次户籍处理，将战争期间失踪的人员，统统作为“死亡”处理。这给寻找当时失踪人员的户籍带来极大的不便。因为这意味着当地已经没有失踪人员的档案，如果需要查找，必须将所有死亡人员与失踪人员进行甄别。京都方面的工作人员希望我们提供更多的线索，特别是松井实的出生年月日，如果有这一条线索，他们的工作将可以比较容易找到结果。 《关西华文时报》一方面争取与国内有关部门联系，希望他们提供更多关于松井实的线索，另一方面，也没有放弃努力。 记者在神户认识一位对日本战败时期情况比较了解的斋藤先生。斋藤先生对能够参加查找松井实亲属这件事感到很是重视。他立即与记者一起前往寻找一些他所知道的京都籍中国归国者，斋藤先生认为他们可能会对当时留在中国的京都籍日本人有所了解。 在斋藤先生的帮助下，《关西华文时报》的记者找到了多名京都籍日本归国者或归国者二代，不幸的是没有人对于松井实这个名字有所印象。斋藤先生表示他会继续帮助寻找，并随时将所得线索与我交换。 记者同日走访了位于柴岛的大阪中国归国者协会，这个协会的工作人员战后曾对中国归国者的返日事业做出重要贡献，并发表过多篇关于中日战争问题的研究论文。 通过与该处工作人员的电话联络，我们的寻找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按照大阪中国归国者协会掌握的材料，松井实属于在太行山作战被俘日军的可能性很大。这是因为当时京都籍日军官兵大体隶属于两个师团，既甲种第十六师团和治安第六十二师团。这两个师团都曾经在华北和太行山区打过仗。 根据松井的年龄判断，他更可能属于第六十二师团。这是因为，第十六师团在华北作战的时间只有1937年的下半年，由于华东方面遭到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日军大本营11月将其调往南京战线。由于日军中军医都是军官编制，松井实应该是军官而不是士兵。按照当时十六师团军官的年龄推算，到1948年大多应该超过了30岁。而第六十二师团成立于1943年，其六十四旅团是京都师管区的预备役官兵组成的守备兵团，专门用于在山西东部和八路军等抗日武装作战，一直持续到1944年3月。由于当时日军在整个战场已经开始走下坡路，它在太行山区作战的时间长，损失大。松井可能就是在这段时间里被俘的。如果能找到这段时间六十二师团损失情况，可能会有所帮助。 追寻“日本八路”松井实的故乡（2） 根据他们提供的材料，第六十二师团医院院长名叫熊城宽，军衔少佐。不过六十二师团最后在冲绳全军覆没，要寻找它的残余人员提供线索是很困难的。 不过该协会也提出一条可能的查找路径——据他们所知，日本战败时残存在中国的京都籍的士兵，大多是通过京都府宫津市的舞鹤港返回日本的，舞鹤港当时先后接回了150万从中国归来的残军和平民。该会一名工作人员回忆，在舞鹤的“引扬纪念馆”，曾经见到一本资料，上面记录有各部队在中国死亡和失踪人员名册。他们对战后日军和平民在中国的情况，也有比较深刻的研究。 10月12日，本报记者为寻找松井实先生的亲人线索，如约来到舞鹤引扬纪念馆，受到荒田直明副馆长的热情招待。 《关西华文时报》记者在舞鹤引扬纪念馆门前，曾经为搜寻中国抗日先烈的资料走过很多路，为一名“日本八路”跑这样远，还是第一次。 这里，果然存放着原始的失踪日军人员和眷属情况记录，印刷十分粗糙，但每一条记录都十分详细，包括姓名，职务，失踪时间地点和推测原因等。 不幸的是，尽管笔者花了几个小时的时间进行查找，但最终没有找到松井实的姓名。 但是，按照荒田馆长的说法，这份记录实际上是到港的日本人进行回忆的结果，所以无法确认其权威性，也不够全面。他认为这件事可以通过厚生省进行查找，因为许多户籍被作为“死亡”消除的归国者，都是通过厚生省确定了自己的身份。 笔者按照荒田先生的要求填好表格，等待他们的好消息。 在离开舞鹤引扬纪念馆的时候，俯瞰舞鹤湾，令人感慨万千。 当年，这里是返回国内的日本人下船的地方。就在这里，演出了无数生离死别，抱头痛哭。 他们这时全然忘记了自己用刺刀曾经加于亚洲各国的苦难。 死在郑州城下的松井实，会不会心中也存在着一个从舞鹤重归故乡的梦想呢？ 屹立在岸壁的“期盼的母亲与妻子”雕像，已经在那里站了20年。假如松井实的母亲和妻子战争结束时在人世，她们又在这里站过多久？ 其实，松井实死亡的具体日期，也是可以推算的。 1948年10月22日，对郑州来说，是一个新生的日子。在经历了军阀之间的中原大战，抗战中的沦陷和激烈的内战之后，随着刘邓所部中原野战军占领郑州，这座城市终于告别了战乱的日子。按照战史记载，因守军孙元良部主力当时已经东调徐州，国民党所部对郑州的防御并不坚决，攻占这座省会城市的战斗只进行了不到一天。而其中双方作战最激烈的地点并不在市区，而是在黄河铁桥以南地区拦截撤逃的国民党军。 然而，这样一场类似“西线无战事”的战斗，即便是胜利者，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解放军方面有94名官兵牺牲。 由于这次战斗只经历了一天，所以松井的死亡时间，可以被锁定在10月22日当天。 94条生命，在一场“轻松”的战斗中悄然逝去。 忽然想到了《集结号》广告片头的那句话——每一个牺牲都是不朽的。 愿舞鹤引扬纪念馆前那尊和平少女的祈祷，成为永远的现实，那将远胜过让我们纪念每一个不朽的牺牲。 日本为占领军提供慰安服务纪实（1） 从小町园到“潘潘”——日本为占领军提供慰安服务纪实 上 “作新女性——涉外俱乐部招聘女性事务员，包吃住服装，高收入，限18至25岁女性”这样的广告，或许在今天也会有很多人动心吧。也难怪1945年9月20日，当这则广告在日本各大报刊登出的时候，当天就有一千六百余人来面试，而三个月内各地应聘的女性达到六万人之多。发放这则广告的，是日本政府东京警视厅参加设立的RAA协会。 后来调查，应聘者中，绝大部分不知道这则广告背后要求她们做的真正工作是什么。政府背景，在全国报刊上的公开广告，使她们信任不疑，而她们此后的命运，却是日本历史上至今不愿提起的一页。 RAA，全名Recreationand Amusement Association，翻译过来就是“特殊慰安施设协会”，是日本为美国占领军提供性服务的专门机构，日本人称之为“国家卖春机关”。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以麦克阿瑟将军为首的美军随即进驻。战败前的日本，有很多人从来没有见过西洋人，加上军国主义者常年“英美鬼畜”的宣传，尽管麦克阿瑟很快发表声明，称将不进行任何“野蛮，针对个人的报复”，几万名美军即将进驻的消息，还是给这个岛国带来了极大的恐慌。 日本当时的社会调查表明，对美军占领的恐怖和担心中，最重要的是食粮不足，复员人员失业，以及占领军对妇女的凌辱，其中担忧妇女遭暴行凌辱的比例遥遥领先，被列在第一位。产生这种想法，首先是日本人长期受到“如果战败，男人将全被阉割，女人将全被作为娼妓”的宣传；其次，战争中日军在亚洲各地的暴行，显然也成为日本人对占领军想象的最重要参照。 针对这种恐慌，日本内阁紧急讨论对策，结论是参照日本在战争中建立的慰安女制度，为进驻美军提供“慰安”设施和性服务，来减少美军对日本平民女性的侵扰。建立这种设施当时预算需要五千万日元，对战败的日本来说是一笔巨大的开支。而大藏省财税局长池田勇人对这笔钱批准的很快，他的看法是“用这笔钱换取日本女性的贞节和血统的延续，可说是十分划算了”。 说来，这种以国家的名义设立妓院来慰劳占领军的事情，历史上虽或有不得已而为之者，但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可算是耻辱和难以启齿的事情。 可是日本人讲求严谨的作风，却使他们这种事也要作的正规。8月18日，日本内务省向各地政府发出《外国驻屯慰安施设整备》和《关于外国军驻屯地慰安施设问题给内务省各警保局长的通告》等文件，要求各地警务部门协助建立为占领军提供性服务的慰安所。 8月26日，由东京警视厅牵头建立的RAA协会正式成立，专门在天皇皇宫大门外举行了结成式（参加者主要是日本卖春业的老板和干部），下设慰安、游技、艺能、特殊施设、食堂、物产各部，冠冕堂皇地声明称：“为维护民族的纯洁性和百年后的未来，作阻挡狂澜的防波堤，作战后社会秩序的地下支柱。” 也有日本说法认为，建立性服务设施，是美军的要求，此说见于平冈敬一的《战后卖春业体系》一书，称8月20日，日本派遣河边虎四郎等人前往马尼拉商洽美军进驻事宜，最后的文件中，有“负责协调提供盟军进驻所需宿舍（含汽车、卡车）、慰安所等”的条目。然而，根据考证，此说不确。首先，日本政府决定设立慰安设施是在8月18日，当时河边还没有出发； 其次，所谓的“马尼拉文件”英文原件在日本《败战中全国治安情报》一书中有所记录，美军要求提供的是俱乐部（Club），并没有性服务设施的要求，把“俱乐部”翻译成“慰安所”，只能说是翻译中日本人的习惯认识作祟了。 但是，这些慰安所开办后，管理上采取的是“日美协同”的方式，而麦克阿瑟在东京的“占领军总部”旁边800米长、日比谷公园到东京宝塚剧院的大道，就是当时最有名的“色情街”，随时有几百名卖淫女站在街上拉客，麦克阿瑟从自己的窗户就可以看到——如果他没看到，估计是五星上将患上了选择性失明的眼疾。可见，驻日美军在这件事上，有着明确的支持态度。 这样，以日本国家政府为主导，为美军服务的全国性“慰安”系统，在日本开始建立起来。8月28日，第一个这样的慰安所在东京郊外的小町园开业。此后，“悟空林”、“见情”、“波满川”、“乙女”等慰安所相继开业，最盛时在日本从事“慰安”的RAA女性，达到六万人之多。 起初，日本政府对“国家卖春”的行为还是有所掩饰的，要求各个慰安所的经营者只能以个人身份，而不能以国家政府名义，而慰安女也准备利用当时日本社会的公娼私娼充任。然而，在进行征集的时候，却遇到了意料不到的困难。 8月21日，东京警视厅召集各卖春业巨头在麻布小学开会，要求他们动员手下妓女为盟军提供慰安服务，结果却颇为难堪。对此前所未闻的“国家要求”，大妓院吉原的老板成川敏的回答最有代表性——“对昨日的敌人，今天就用身体侍奉，这当然也可以强制命令，但就是妓女，能不能接受也不好说。请允许我们回去商量。”而屋久组合的老板濑谷则回答说：“如果是为了国家，我们只能遵令行事，可是，事后该给姑娘们怎样的说法呢？希望国家对此给出负责的保证来。”对此，警视厅保安课课长大竹含糊答道：“会向上报告，求得解决。” 事实上老板们的担忧是有道理的，妓女们对这条命令反应很强烈。长期受到的宣传是一条理由。另一条理由是妓女中流传着“西洋人和日本人身体不一样，和他们做那种事会被弄成两半”的说法，于是去做这种事，就有了赴死的悲壮。 有些地方的妓女最后服从了。比如上面提到的“吉原”。最初，听到这个要求妓女们只是哭泣不已，后来有一个妓女最终停止了哭泣，说道：“既然是为了国家，那就努力奉公吧。”于是，其他的妓女也都纷纷低头默许。 日本为占领军提供慰安服务纪实（2）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一些妓院里，这条命令却引发了不同的理解。土浦市警察署长要求当地卖春业老板协助建立慰安所的时候，卖春业的老板却想起了以前准备“本土决战”的时候日本政府提出过一个战术——“当美国兵要强暴日本女性的时候，假装合作然后捏住他的睾丸杀死他，一人杀一个就把登陆的美国兵杀光了。”于是这位很激动地问警察署长——“是要进行‘那个’作战了吗？” 警察署长哭笑不得，想了许久，只好回答说：“天皇已经下令停战，以前的事情不要提了。”“虽然现在和以前的方法不同，本质上都是一样地为国效力。” 尽管如此，愿意合作的妓女数量，连最初要求的三分之一都达不到。于是，日本政府终于撕下面子，用报纸广告的方式对良家妇女进行征集。于是，出现了前面的一幕。当时的日本，经济凋敝，失业率极高，且有“男性优先就业”的做法，在战争中失去男性亲属或因日本男子大量阵亡无法找到丈夫的女性很多处于饿死的边缘。所以，看到这样的广告，应募者云集自然是正常的。根据当时统计，这些女性中，应募时默认可以作性服务的不到20%。但是，一旦自投虎口，在政府和卖春业老板的软硬兼施下，大多难逃沦为慰安女命运。在稻江世津子《占领军慰安所》一书中，她描述当时的情景：“自愿的不超过半数。”“战争结束了，可是，依然可以用‘爱国’的名义驱使无辜的女子去为‘进驻’的外国兵卖淫。这是和战争中把女性拉去强暴一样的残虐，今天，改个名字叫特殊慰安罢了。” 日本内务省给这些女性的名称是——“特别挺身队员”。根据记载，当时免费为她们“开展服务”提供的标准配给用品，有床、被、枕头、睡衣、长裙、洗漱用具、食物、卫生纸，以及原日本军内使用的，被称作“冲锋一号”的避孕套。 事实上，这些女性的命运也的确十分悲惨。 比如最早开设的小町园慰安所，原定本来是在9月2日开业。但是，8月28日，一批美国兵就冲进了这里，痛打了服务员，强奸了在那里的全部慰安女。日方记载，其中半数的慰安女是第一次见到外国人，其时的恐怖惊慌，恍如地狱之门开启。 同样的事情在其他地方也有发生，比如横滨的互乐庄，原计划9月1日开业。前一天晚上，却闯来一百人以上的黑人士兵，用卡宾枪胁迫，将其内的14名慰安女轮奸，惨叫呼号彻夜，日本警察不敢过问。天明时候来看，三名男性职员都被打重伤，半死的慰安女们带着皮靴的泥印倒在地上奄奄一息。尽管如此，慰安所依然如期开业。而开业第二天，曾被黑人士兵强奸的一名慰安女，看到来的客人是黑人而恐惧逃窜，被美国士兵当场掐死，这个美国士兵也因为行为狂暴被美军宪兵击毙。这些，事后日本新闻界按照占领军总部的命令，都不予报道。 即便“正常”营业的慰安所，其情景也非常人所能接受。平冈敬一曾经采访过一个化名“玛丽”，在小町园慰安所作过慰安女的女子，她说：“没日没夜，美国兵嚼着口香糖在外面排队等着，女人们在屋子里形同监禁，根本没有拒绝的自由。”“最高的一天接客55人。悲，或者情，这些属于人的感觉，再也没有了。”“小町园的慰安女，最初是30人，只有半数能够做到三个月，随后就补充来了100名新的慰安女，牺牲者不断地出现。” 不知道这里面的“牺牲”指的是不是不能再坚持而离去，但在那里呆过的女性，身心的伤害是可想而知的。 肯定有些“牺牲”是有特别含义的。RAA的情报课长镝木清一回忆：“有些是年轻的女孩子，对异性根本没有什么认识，遭到忽然白人忽然黑人地轮番蹂躏，很是可怜。有个三井银行工作过的女孩子，第一个客人是个黑人，第二天就从电车上跳下去死了。但是，当时这种事必须保密的，我们只好把她秘密埋葬了。因为她们，是不是多少其他的日本女性得到了平安？我只能这样自我安慰。” 下 森村诚一的作品《人证》，后来被拍成了电影，所描述的，正是“潘潘”和“安丽”的命运，也许，还有人记得那首《草帽歌》。 日本慰安所的配给物品里面，很快就增加了油膏和消炎药物。但是，对于美国兵的“乱暴”，日本警察遇到情况，也只是要求慰安女“尽量配合忍耐”。他们当然不会管，因为整个RAA的业务，就是国家行为。上面提到的土浦警察署长，甚至把警察宿舍拿出来充当慰安所。 美国是世界文明国家之一，士兵的兵源素质也较好。但是，驻日美军的犯罪行为，日本记载，却是相当高。由于占领军实施新闻管制，这些暴行很难得到披露。以至于直到今天，日本上层人士依然称驻日美军相当绅士——的确，作为占领军，美国军队在日本的表现应该说的确比较好。但占领军就是占领军，如果在当时的日本报纸上看到关于“肤色很深的人”（早期驻日美军半数以上为黑人士兵）“穿十三号大靴子的人”进行的犯罪，老一辈日本人都心照不宣明白这是在说美国兵。假如是强奸案，只要没有出人命，多半受害者只能自认倒霉。朝鲜战争期间，小仓的两百多名黑人士兵拒绝参战发起暴动，使以热闹的“砥园节”著称的小仓成了抢劫、强奸、杀人的混乱之城。数日后，美军宪兵和叛乱士兵进行了巷战，才把暴动镇压下去。这件事，也因为新闻报道的管制很少为外人所知，但在松本清张《黑地之绘》中，曾经作过描述。 之所以有这样的情况，有一种看法是麦克阿瑟因为担心战争中与日军作战过的部下报复心过盛，挑选进驻美军时尽量挑选了没有参加过战争的预备役人员。可是这些预备役人员多半是美国素质较低的人群（素质较高的都去正规部队了），甚至有监狱的犯人赦免参军的，难免犯罪率较高。而且，这些人的年龄多是二十岁上下，性欲旺盛，也是诱发暴行的一个原因。 不过，这很难解释今天冲绳美军还不时暴出强奸妇女等案件。可是，从冲绳美军犯罪即使当场被抓也绝少被判有罪来看，美军在日本犯罪率高的原因，也不是不可以推测的。 日本为占领军提供慰安服务纪实（3） 而在慰安女们“为了国家”，“努力奉公”的时候，日本上层却是另一番景象。一方面日本上层密令避免以下家庭的女性被卷入慰安行为——皇族、华族、公族、财阀，换句话说就是让下层女性的“慰安”来保卫上层家族的贞操。另一方面，原来叫嚣战争最强烈狂妄的日本右翼，又急忙地积极投入到RAA的事业中，从中大肆渔利。比如原赤诚会重要干部菱谷敏夫、国粹同盟的重要干部冈田太三郎，无一不利用此机会大发横财“每日奔忙”。美国兵享受性服务的价钱差不多是一个人100日元，相当于当时日本人平均月工资的两倍。根据合同慰安女因为是配给制，得到的只是很少一部分，大部分落入了这些右翼财阀的腰包。甚至，他们中的一些人今天还是世界有名的大企业家、大慈善家，人们却不知他们的“善款”上，沾满了慰安女的血泪。 日本的黑暗一面，就是这样清晰，无论战前，还是战后。 但是，这个“兴旺”的事业，却在1946年遭到了腰斩的命运。 原因，是在小小的避孕套上。 尽管日本的“慰安所”配备了避孕套，但美国兵使用的却寥寥无几，而占领军的淫威又无法抗拒，结果，造成了RAA慰安所中性病的盛行。RAA的慰安女中，有性病的超过了90%。 这引发了大洋彼岸美军的妻子、亲人们一片抗议之声。尤其是有记者深入日本的慰安所，将其内情拍摄，带回美国发表，更引发了轩然大波。正在从事人权活动的罗斯福夫人为此愤然质问麦克阿瑟：“我们合众国的小伙子们，就是公然在日本妓院这样出入得脏病的吗？你这个司令对此很自豪吗？”美国舆论对此抨击日烈。 尴尬的麦克阿瑟不得不作出决定。1946年3月10日，占领军司令部以“公然卖淫是对民主理想的背叛”为理由，要求日本政府关闭各处慰安所。26日，日本政府下令各地警察署遵照执行，并谢绝美军官兵继续访问慰安设施。 日本政府随即下令遣散慰安女，五万五千名慰安女，带着满身的疮痍，没有任何补偿就被赶到了街上。 这些慰安女中，很多继续从事色情行业，或在RAA经营的“茶舍”、“咖啡厅”、“酒吧”等地为美军服务，成为被美军称作“潘潘（PANPAN）的暗娼（美日间的默契，以暗娼代替公娼，继续慰安服务，实际上RAA要到四年以后才正式宣告终止）；或者为美军包养，称为“安丽”（英语“Only”的日文发音）。 没有了和慰安所的合同强制，依然去做同样的事情，是这些慰安女下贱道德沦丧吗？也不全是。根本的原因还是日本政府。由于从事这种职业，又多半身染疾病，慰安女已经难以为原来的环境所接受。但是，她们在皮肉生涯中少少的积蓄，又因为日本政府在同一时间进行了“存款冻结”政策而化为乌有——“存款冻结”是日本当时为了解决物资缺乏，并进行新旧币制更换实施的政策，所有五日元以上的货币，都要存入银行而且冻结，等待新币流通后才能使用。这一冻结，就是两年半。而解冻的时候，由于通货膨胀，其价值已经只有存入的四分之一。冻结存款，使慰安女们顿时陷入衣食无着的绝境，她们唯一的生计，也就只有继续从事皮肉生意了。 这里面，“潘潘”的命运更为凄惨。她们的典型形象是站在街上，抹着很重的口红，穿着美军仓库里出来布料作的连衣裙，必须随时随地满足美军的要求，来换取微薄的收入。当时有民歌这样唱道：“喝醉了的美国兵和潘潘，在公园的野草上就作那种事，像狗一样——三个、五个、十个的孩子，学着美国兵扭屁股——美国兵笑，潘潘也笑——小孩子的石头砸过来了。” “安丽”要好一些，甚至警察也因为她们是美国兵的“准夫人”而多加照顾。然而，她们的命运最终依然是多作了弃妇。美国兵们回国的时候，对“安丽”没有任何义务，包括他们的孩子。日本电影《人证》就描述过这样的例子，其中的《草帽歌》和母亲为了掩饰作过“安丽”而杀死自己混血儿子的情节，或许还有读者记得。 在整个美军占领日本期间，尽管日美两国在舆论督促下多次试图取缔这种半地下的“慰安”服务，却因为上层的三心二意，始终不能根除。这期间，美国军医“改良”了梅毒的治疗方法，改口服片剂为从龟头直接注射药物，希望用这种极为痛苦的治疗方法稍稍遏制美国大兵的性欲。而日本警察和“潘潘”在街上的追逐，更是那一段时间的一道无奈风景。 随着美国对日本占领的结束和日本的经济腾飞，这段历史已经被渐渐掩埋。然而，在日本，依然有富良知的人在不断地提醒着。 五十年了，日本政府从没有给过RAA的“玛丽”，“潘潘”们一个交待，更不要说补偿…… 日本为占领军提供慰安服务纪实（4） 当年，NHK电台曾经作过一个节目《幸运町的“潘潘”》，来描述她们的生活，其中菊地章子为主角所作最后的咏叹《流星》，一点儿被世界所抛弃的辛酸，恰似正是说她们的命运：流星之下占我身，今日宿何处也，此心纷乱。 胸中可还有心在？ 我实不知，欲泣也无泪。 这女子，无人知她是谁。 也知道日本战败后的惨痛是咎由自取，也知道日本对战争的反省根本还不及格，也知道我们自己的同胞中，还有更为凄惨的遭遇……可是，写这个题目的时候，还是无法摆脱对潘潘们的同情，或许，仅仅因为同是人类。 附：草帽歌的歌词：Ma-ma, do you re-rem-berthe old straw hat you gave to me? I lost the hat long a-go flew to the fog-gy can-you. [Yeah, ma-ma, I won-derwhat hap-pened to that old straw hatfall-'in down the moun-tain side,out of my reach like your heart. [Sud-den-ly that wind came up steal-'in my hat from me. Yeah, swirl-'in whirl-'in gusts of wind blow 'in it higher a-way. [Ma-ma, that old straw hatwas the on-ly one I real-ly loved,but we lost it, no one could bring it back like the life you gave me. [Sud-den-ly that wind came upsteal-'in my hat from me. Yeah, swirl-'in whirl-'in gusts of windblow-'in it higher a-way. [Ma-ma, that old straw hatwas the on-ly one I real-ly loved,but we lost it, no one could bring it backlike the life you gave me,like the life you gave me. 战败之日的日本人（1） 上 中国軍が敗れて牡丹江の林口付近まで追い詰められた。そのとき十一人の女性兵士が、負傷者を肩に負い放歌高吟しながら牡丹江に身を投じ自決した、日本軍の注意をひきつけ、主力の撤退を助けた。 这是从日本番町书房《关东军与开拓团》一书中摘录的，对中国军队一次失利的描述，翻译过来就是“战败的中国军队被追赶到牡丹江畔林口附近，此时，（中国军队中的）11名女战士背负伤员，高声唱着歌，投入牡丹江中自尽而死。（她们的行动）吸引了日本军队的注意力，帮助了主力的撤退。” 作者没有说明这次战斗的时间，但是对比中日史料，我认为此处所描述的，应该是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一师1938年在乌斯河畔的战斗，史称“八女投江”（这里日方记载是11人，与中方记载不同）。 在八年的抗战中，我国军民曾饱尝失败的痛苦，那种最后时分的惨烈场面，又何止一个“八女投江”。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战败，是为中国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一幕。苦战八年的中国军民欣喜若狂，集团军总司令冯治安将军挂上腰鼓冲到街上的庆祝人群中边敲边舞，动作癫狂，直到泪流满面…… 冯将军的失态可以理解，1937年7月7日，正是他所部的三十七师在卢沟桥奋起抵抗，揭开了这次救亡战争的序幕。这一打，就是八年，佟麟阁、赵登禹，多少好兄弟战死沙场，他前任的集团军总司令官张自忠将军也是在湖北战场壮烈殉国。 我想，很多中国人都会想知道——那些横行一时的日本“太君”，当此战败之时，他们当时的表现和经历又是怎样。 接触过一些侵华战争中的日本老兵，但是，谈起战败投降那一刻，他们中的很多人却讳莫如深。 最初认为这是他们“顽固”的一种表现。然而，慢慢发现，他们不肯谈，有的并不是顽固，里面也有些难以说清的东西。 认识一个叫松元的日本老者，八十多岁了，依然身手灵活。我到日本的时候，需要装电话，还得到过他的帮忙。2002年，在京都的一位中日友好雄鹰会的成员伊藤老先生去世，我去参加了他的葬礼。葬礼上，松元表现得极是伤心，下来后我问起他和伊藤的关系。 日本战败的时候，松元从被苏军押往西伯利亚的日军队伍中逃出来，想逃到当时称为“关东州”的大连寻机乘船回国。路上遇到同样逃出来的伊藤，两个人风餐露宿，靠吃山中的野果和橡子才活下来。 这样，我才知道松元当年是关东军中的日军军官，于是问他有没有和苏军作过战。松元苦笑一声，说还在行军战争就结束，一枪没放整个部队就投降了。他接到命令后随联队长到苏军司令部洽降，苏联人还用葡萄酒和大列巴面包招待他。 那，我随口问，既然如此你何必还要逃呢？ 问完，却是半天没有回答。萨奇怪地转头去看，却见松元站在那里，二目微闭，身体僵硬，不自觉地变成了一个类似立正的姿势。 好久，松元才极为艰难地开口道：“这没有什么好说的。” 随后，就闭紧了嘴巴，嘴角向上抿，脸上的肌肉绷得极紧。以我经验，这是一个典型的表示拒绝的身体语言。这让我感到很是惊讶——难道他当时是为了什么“武士道”的精神才逃走的？ 细看去，却见他的鬓角，竟然淌出了点点汗迹，而他的眼神分明带了一种难言的——恐惧。 对，就是恐惧，一种隔了几十年依然在瞳仁里面闪烁的恐惧。 这时，主持葬礼的南部先生在我肩膀上拍了拍，摆摆手，示意我不要再问了。 葬礼结束后，我坐南部的车走，在车里逮了个机会问他——为什么不让我问松元那个问题？ 南部似早就想到我有此一问，点点头，说：“松元从来不谈他战败时候的事情，你这样问，随后低声说，有很多那个时候的事是我们不愿意回忆的。” “你们？那么，南部先生当时也在中国的东北？” 南部先生点点头：“我在西伯利亚的俘虏营干了六年苦力，对不起，我那时也是关东军。” “那么，所谓不愿意回忆的事情，是哪些事情？能举个例子吗？是觉得投降丢脸吗？”最后一句是我的采访策略。 南部先生看了我一眼，说：“不……是。”他把车停在路边，停了片刻，对我讲了他在战败时候的经历。 那时，南部还是一个“初年兵”，他们向苏军投降之后，苏军收缴了日军的武器，然后让他们行军到附近的一个村子，列队坐在空场上。 然后……然后就是枪声。四百个日本兵，被打死了两百多名，每一个都是脑后中枪。 南部当时坐在队列里，看着一个苏联兵提着一支转盘机枪，从后面走到前面来，枪口还在冒烟。而后，苏联军官下令剩下的日本兵挖坑埋葬死者，回营房吃饭。南部记得当时被打死的日本兵，都是队列后排的，一排一排地打，不分军官和士兵…… “你们没有反抗或者逃跑？”我忍不住问（没问他武士道精神呢？）。 “败了，什么都没有了，就看着别人来杀，一点儿反抗和逃跑的心都没有。心里很平静，好像被杀是很正常的事情。”南部慢慢说道，“那时候就是用枪对着我的头要打，我也不会想跑。” 战败之日的日本人（2） 一瞬间，我想起了南京草鞋峡被俘和遭到屠杀的中国军人——有人曾经责怪他们那样多的人，为何不起来反抗就被屠杀，甚至有人说那是因为中国人懦弱…… 末了，南部苦笑一声：“你知道苏联人为什么杀我们吗？” 日军中有人密谋反抗？苏军报复？立威？几个答案都被否定了。 原来答案很简单，苏联人在这里只准备了150个人的饭，可是来的俘虏有400人。怎么办呢？再做250人的饭？还是让俘虏从400变成150？ 显然后一个办法省事得多…… 南部后面说的话在日本现在这一代人中很少能听到了，他说：“我去过南京的纪念馆，这是——因果。” 我问他：“松元就是因为这样的事情，才逃走的？” 下 南部摇了摇头，说，这样的事情当时很多，不算什么，他不会那样胆小……被送到西伯利亚的日本人，苏联人说死了六万，实际上失踪的有六十多万。他是军官，看到的或许不仅这些……他从来不说为什么从苏联人那里逃跑的，我还是今天，才第一次听到他说作过洽降的军使呢。 战败的时候，到底是看到了什么，经历了什么，让日本关东军军官的松元决定逃跑和一直恐惧到几十年之后呢？至今，于我依然是一个谜。 实际上，日军战败之时的情状，在很多回忆中还是可以看到的。 比如，日军战败时在黑龙江省方正县的王绍德是日军战败的目击者，当时19岁，他的回忆或可作为一点历史的记录。 当时，王所在的方正县赵炮屯有一个日本人开拓团（日本政府组织的一种武装移民屯垦组织），人称鬼子营。王绍德给其中的日本人增田作长工。1945年8月，苏军在抗日联军余部引导下向日本关东军发动总攻，日军全线溃退。赵炮屯的日本开拓团一片混乱，当此地的日本人发现上级没有通知他们就离开了的时候，一场惨剧发生了。 当时，王正在和朋友吃饭，忽听“鬼子营”方向传来咚咚咚仿佛劈柴拌敲油桶的声音。王心中一寒，“这不是枪声么？”王扔下饭碗就往“鬼子营”跑。 王绍德向那里跑，是因为他和增田的妹妹秀子有一段特殊交往。1945年夏天，平时对他这个长工比较好的秀子，有一次在田间和王面对面坐着，瞅了一阵以后低声说：“绍德，日本快垮台了，6个国家打3个国家，我们国的回不去了，我要嫁给你。”王也想到了日本有这一天，但没想到来得这样快，他觉得秀子人不错，但是娶了她又觉得类似汉奸，于是推托说：“我有老婆了，咱们做朋友吧。”秀子发急说：“有老婆不怕，我当小的。”王说：“养活不起。”秀子攥住他的胳膊说：“我能干活，什么活都能干，不用你养活。”王还是拒绝了。 事实上日本战败的时候，有些日本女性的确依靠嫁给当地的中国人得以活了下来， 此时听到枪声，王对秀子还是比较惦念，也觉得她可怜，于是立刻跑去看发生了什么事。他冲进“鬼子营”，只见各家都关死了门，像是走了。匆忙中他推开一家相识的日本人家门，只见被子、褥子在床上铺得很整齐，母女两个人头朝里枕着枕头仰面躺着。一个母亲、一个孩子，都穿着崭新的衣服，一条白毛巾盖在头上，只有殷红的嘴唇和冷冰冰的鼻孔露在外面。 王吓了一跳，一边想她们是不是服毒自尽了，一边去扒拉她们的脚，想不到脚动头也跟着动，才发现她们已经死去多时了，脑后和枕头上淤着冰盘大的血迹。原来是被枪打的，子弹从眼眶打进去，从脑后出去。 震惊的王绍德跑到第二家打开门，这家有一个三十多岁的母亲和三个孩子，也是他很熟悉的。结果看到这个母亲倒在炕中间，三个孩子在她身边横躺竖卧，白毛巾丢在一边，显然曾经拼死反抗。 他们日本人在杀自己人！王绍德在他的回忆中写道：“不用说，是日本人自己打死了自己。他们怎么这么残忍，我真不敢相信。日本兵、日本特务屠杀中国人我看见过，我相信，难道日本开拓团……连自己的同胞都不放过吗？” “王的，”王绍德踉踉跄跄地冲出门，三个持枪的日本人迎面叫住他。 这几个人他都认得，两个是五十多岁的老头子，一个是十六七岁的少年，他们的眼珠子通红，枪口还冒着烟。然后，是一段令人难忘的对话。 那个少年把枪扔给王，问他：“王的，是朋友不是？” 王很害怕，应付道：“是，朋友！” 那少年把衣服拽开，指着胸口，冲王绍德喊：“是朋友，朝这儿打！” 王绍德吃了一惊，看这两个日本老头血红的眼睛，他扔回了枪，不干。那少年冲上来揪着衣襟吼：“大人，孩子，统统死了，我们心不好受哇！” 王问：“是你们杀死他们的？” “是！”两个日本老头直认不讳。 “你们自己为什么要杀死自己？！”王绍德愤怒地问他们，扔下他们想到秀子家住的第三排第二家去救人。 “不许动！”那少年举起枪，刚才还“朋友朋友”地速求一死，此时却凶相毕露，吼道，“她们也统统地死了，你去要抢东西，抢东西死了死了地！” 战败之日的日本人（3） 面对这些疯子，王绍德在枪口下，只好慢慢地退出屯去。他看到屯子里的十几个日本男人，都在提着枪四处搜索，敲豆油桶似的枪声一直响个不停。 王绍德离开以后，枪声忽然激烈起来。他打听一下，才知道是附近太平山屯的保安队（大排队）反正了。日本男人都趴在土墙上和保安队对射，有一个没死的女人也来取枪还击。打了一个多钟头，最终日本一边只剩下了一个老头、那个少年和那个女人。那个老头打死了少年和女人，自杀了，整个“鬼子营”大火烧了一天一夜。 方正“鬼子营”的日本人，除了一个到宝兴探亲的女子以外全部死光。 几十年后读这段文字，那种疯狂依然仿佛触手可及。 在当时日本老兵的回忆中，这种类似的疯狂随处可见，但也有些例外。比如，在广岛曾经听到一个日本“衣”兵团老兵渡边淳的讲演，按照他的说法，在战败前，他也是和其他的日军一样疯狂。 当时，渡边的部队驻扎在山东武定，当地经常有抗日军队活动，渡边的部队，每天的事情，就是忙着作战。但是，战场形势的变化，即便封锁，也不可能完全瞒过所有人。渡边和他同伍的日军，也暗中谈论过日本如果战败会怎样这类的话题，最终结果无非是自杀或者潜伏下来抵抗这两种而已。 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渡边的部队上下哗然，服从还是继续打下去，军官们争论不休。但渡边等士兵心里，却只有对未来的绝望担心。 与同伍的士兵谈了半天，依然烦闷的渡边走出炮楼，在田埂上一边走，一边抽烟，但心情始终如是。 据点旁边，是一个中国人的村子，渡边忽然鬼使神差地走进村子，走到一家中国人门前。 这家中国人，他是记得的，几个月以前，他曾和另外几个日本士兵到这家“征集粮秣”。当他们要把这家人的粮食全部装上大车拉走时，那家的老汉死死拉住最后一袋粮食不放，口中叫骂，是渡边上来一脚将他踢倒才把粮食夺下来。日本兵用刺刀对这那个老汉的胸口，而倒在地上的老汉，依然对渡边怒目而视。老汉的儿子用力拉着他的手臂，一边对日本兵叩头求饶。 那一次渡边他们并没有杀掉这个老者，因为当时日军下令不要在驻地的村庄随意杀人，以免更失民心。但是，渡边对那个一直怒目而视的老汉，却印象深刻，觉得他是个“好汉”。 这次，渡边就笔直地走到了这个老汉的家门前。 非常巧，那老汉正坐在自家门前吸着旱烟，看到渡边走来，冷冷地转过头去，把脊背甩过来不去理他。 渡边以立正的姿态站在老汉身后，许久不知道该说什么。 老汉始终没有回过身来。 最终，渡边鼓足勇气，对老汉说：“我们打败了。” 老汉微微侧过头来，眼里有些疑惑，有些戒备。看到老汉仿佛没有听明白，渡边尽量慢地说：“我们，日本，打败了，你们，中国，打胜了。” 说完，他很紧张（渡边没有说他为什么紧张）。 那老汉似乎最终听懂了，转过头来，看着渡边，也是慢慢地说：“哦，你们打败了啊……”他的身体慢慢放松，填上一袋烟，看了看渡边，说：“那你就可以回去了啊。” 渡边说，他惊讶地看到那老者的目光竟是十分平和。 那老者又重复了一句：“那你就可以回家去了啊。” 渡边说，那一刻，他仿佛心头被重重地一撞，一时百感交集。 他更惊讶的是，听明白老人那句话里“家”的意思，自己的眼里竟然有了泪。 渡边在演讲中这样说：“直到很久以后，我才明白——在那一刻，我，又重新成了一个人。” 东京远东国际法庭内外的日本战犯 １9－１登陆的盟军女兵部队举行悼念仪式，悼念在战争中死难的各国军民。她们选择的悼念地点是日本的皇宫门口，以前这里是日本最为戒备森严的地方。 1945年8月15日，最后一个轴心国国家日本向盟军宣布投降，战争终于结束，然而，战争结束后的岁月并不平静。面对残垣断壁和千万无辜的死难者，人们要问，造成战争的罪犯，何时得到审判？正义何时得到伸张？ １9－２东京远东国际法庭的法官们，其中个子最矮，戴眼镜的为带剑渡海而来的中国法官梅汝璈。 在日本的外国新闻记者写道：“法庭上以梅判事最为坚决，以哈尔判事（印度法官，主张全体战犯无罪，理由是“世人需以宽宏、谅解、慈悲为怀，不应该以正义的名义来实施报复。”）最为宽容，大体反映了不同国家在战争中遭受损失的不同。” 东京国际法庭，就是这样一个由各个盟国代表组成，共同审判战犯的专门机构。对于东京审判的过程，我们很多人都已经了解。然而，通过在日本保留的一些已经发黄的照片，我们可以更加直观地看到日本战犯在法庭上下的不同侧面。这些照片多未曾在国内发表过，因此，我将它们发在这里与大家分享。有些照片反映了战犯的顽固和与我们不同的思想观，为了保持历史的真实，也不做修改。 １9－３押送战犯往返监狱和法庭之间的囚车。 东京国际法庭的审判历时两年半，其间，犯人在巢鸭监狱，每天是怎样往返法庭与监狱之间呢？最初盟军如临大敌，很快发现战败的日本人对盟军的合作“一生悬命”（全力去做），根本没有劫囚车的意思。于是渐渐警卫放松，后期基本就是这样的行列了——前面吉普开道，中间一辆大巴士装着全部出庭战犯，后面两部吉普车压道——一部是占领军宪兵，一部是医疗人员，因为先后有两个战犯在审判中就病死了。 １9－４1945年9月24日早晨的东条英机。当天晚些时候，盟军宪兵指挥官保罗斯少校前往东条英机住宅试图将其逮捕。 日本战犯中，最为引人注目的，莫过于日本前首相东条英机。很多人见过东条被捕时开枪自杀未遂的照片，但是这一张很多人没有见过。这张照片摄于东条自杀那天的早晨，东条从窗口向守候在门口的记者打招呼，表情哭笑不得。当时他还不知道这天盟军会来逮捕他，但看到这样多的记者纷纷前来，预感事情不妙。东条在老部下的软硬威逼下已经决定在被捕时自尽，但认为切腹太痛苦，于是决定到时候开枪自杀。他甚至在胸口画了开枪时候瞄准的圆圈（每天洗澡后由夫人重画），唯独不知道的是何时被捕。 人云家畜已经进了屠场，唯不知哪天去宰也。 １9－５东条被捕后，美军医生在给他检查牙齿。 在几名美国军医的全力抢救下，东条自杀未遂，甚至还有好几个美国兵给他献了血，然后……审判结束，最后还要把他吊死，真是不嫌麻烦。 １9－６有趣的是，很多战犯都有美军医生检查牙齿的照片，这让我觉得有些古怪。这张照片上的是板垣征四郎。 １9－７东京远东国际法庭允许旁听，这是当时发放的旁听证. 但每证只许旁听一次，如果还要接着听，就要继续申请了。由于新闻界的关心甚至战犯的家属们打破头来旁听（见一面少一面嘛），所以这种证件后来很不好搞到了。 １9－８一个罕见的镜头，战犯竟然在法庭上打盹。 东京国际法庭，是一个严谨的法庭，但惟其严谨，有些清楚的事实也要反复核对，弄得效率极低，东条英机的口供书就重达3磅6盎司，工作量之大可以想象。于是，在一些开庭的日子常常是忙碌一天，一无结果。渡过了怕死期的战犯们有些耐不住法庭的进程，在法庭上打盹也就不奇怪了。根据梅法官回忆，当时连宪兵和法警也有打盹的。 １9－９法庭审判的，不仅仅是大人物，甚至还有女性受审。 这是九州大学医学部护士长简井静子，1947年8月她因参与活体解剖被俘的盟军飞行员而被判处五年苦役,由东京审判庭所属横滨战犯裁判所宣判。 １9－１０户粟 不过这一张里面的，也是大人物。这个不起眼的女子，就是二战中大名鼎鼎的“东京玫瑰”户粟，她是日本对美英语广播的主要播音员，因为声音甜美，善于瓦解美军军心而著称。 她被作为日本战犯逮捕后，因发现她具有美国国籍，一度释放，1948年10月，又被以叛国罪起诉，送回美国审判，最后获刑10年。 令人没想到的是，户粟被判决后，竟然有很多美军官兵为其奔走，促成她的特赦，理由是“东京玫瑰”的甜美声音是伴随他们度过艰难战争岁月的一个礼物，很多美国兵就是抱着“一定要打到东京看看这个东京玫瑰”的念头才挺了下来。 １9－１１战犯们等待宣判时写的绝笔（有些最后没有判死刑） 1948年11月4日，法庭庄严宣布：判处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广田弘毅、木村兵太郎及武藤章绞刑；小矶国昭、平沼骐一郎、梅津美治郎、贺屋兴宣、星野直树、南次郎、佐藤贤了、冈敬德、岛田繁太郎、大岛浩、白鸟敏夫、铃木贞一、桥本欣五郎、木户幸一、畑俊六、荒木贞夫无期徒刑；东乡茂德20年徒刑；重光葵7年徒刑。 然而，他们写下的绝笔，依然让人感到法西斯的土壤是多么顽固。 由于很多犯人用法号落款，这里只能分辨出板垣征四郎（我不爱身命但惜无上道）、畑俊六（清慧）、平沼琪一郎（法制礼治皆未也本立则不治而天下平）、贺屋兴宣（公明如日月）的遗言。 １9－１２运送七名甲级战犯死尸的车辆 1948年12月22日深夜，东条英机等7名被判处绞刑的战犯，在东京鸭巢监狱内，一个个相继走上绞刑架。死后，7名战犯的尸体，不允许家属收葬，直接送到横滨的久保山火葬场火化成灰。 东京远东国际法庭的使命，至此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