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人的豪爽使得中方接待人员大喜过望，他们之前在外贸行业谈生意从来没有这么顺利过，不得不感叹苏联同志们比后世的那些人人要回扣的外国采购团好多了。
吸取了历史教训的苏联十分注重人民的生活质量，而这些中国提供的来自未来的消费品无疑能给苏联国内的消费市场带来一次巨大的变革。
在谈了一天的合作事项之后，中苏两国的外贸人员共同参加了为庆祝今天达成的一系列合作而举办的酒会，醉醺醺的苏联同志们不停地称赞中国就连伏特加都比苏联国内酿得好。
-------------------- 第172章 命运的共同体 --------------------
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代表团来到中国访问的目的可不仅仅是带走我党承诺的驻军保护和商品技术，斯大林真正想要寻找的是一条能让苏联发展起来的道路，无论是政治层面上还是经济层面上。后世有关苏联解体和苏联政治经济体系的问题的分析描述已经让这位在晚年有些固执的苏联最高领导人重新变得可以接受意见起来，他意识到仅靠自己的能力恐怕还不能解决过去积累起来的问题。
斯大林虽然还没到过辽宁省，但是也基本了解了那个来自未来的地区的人的生活状况，他们能在帝国主义的全力围攻下保存自己并高速发展，这和轰然倒塌的苏联截然不同。后世中国人的建设理念和现在这个时代的人们的想法不尽相同，他们的经济运行中既有计划经济的部分，也有市场发挥的作用，坚决不抛弃计划经济的优越性，也不排斥市场带来的活力和适应性。事实证明，这套办法或许存在诸多问题，但是它确实推动着一个人口多达十四亿的经济体在向前向好发展。
苏联现行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并没有被后世的中国研究者弃若敝履，斯大林发现他们承认这种经济体制成功让苏联在帝国主义环绕的情况下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胜了纳粹德国。中国官方的看法是，斯大林在特殊时期使用了特殊的经济体制，避免了只把经济建设的目光放在国内这点小环境下的普遍错误，但是在战争结束之后，由于对国际形势和战争风险的误判加上后续领导人的个人保守风格，导致没能及时扭转这一经济体制中的不适合和平时期建设的部分。
后世的许多人也没能清晰地认识到帝国主义国家作为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在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下有多强的实力，将自己对经济运行的目光限制在一国之内，不能准确地认识到帝国主义的威胁有多么的迫切。但是现在的情况对比起原本的历史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攻守之势不再是那种此起彼落的状态，而是呈现出一边倒的中苏攻势、美欧守势。另外，双方的科技水平也发生了完全的扭转，社会主义阵营中仅中国一国的技术水平可以说在一夜之间远远超越了整个资本主义阵营的叠加。社会生产力方面虽然还短暂地处于双方平手的状态，但是中苏两国在可预见的未来内也会迅速超过资本主义阵营。
而在原历史上最困扰社会主义阵营的军事方面，中国一国之力就足以压服所有帝国主义国家的抵抗，无产阶级政权自诞生那一刻起就不得不面对的被帝国主义旧势力围剿的状态宣告终结。
在这种良好的大环境之下，苏联自然需要寻求一条和平发展建设的道路，原历史上那种以军事霸权为纲的建设思路必须立刻抛弃。斯大林在中国获得的资料包括了后世记载的整个苏联历史和后人对苏联的研究评价，虽然并不包括那些即使在苏联解体后也没有解密的资料，但是他所看到的也在整体上从各个方面还原了整个苏联的兴衰史。而斯大林所寻求的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相关资料则事关中国本身的历史，这部分内容是不会向他这个外国领导人透露的，因此他只能主动向毛主席询问。
“其实在这个方面，我和你一样也是个初学者，我们现在的思想还没能完全理解后世的那种建设思路。我们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经济也是学生，要当苏联同志们的老师还缺点火候。”主席在回答斯大林的提问的时候坦然承认自己对后世的经济建设过程也在学习当中，要向他描述的话还做不到，“我们的国家确实在未来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我们走的路肯定是不能原本地照搬到其他国家的身上。”
听了主席的回答后，斯大林明白这是对方的开场白而已，在和中国人相处的过程当中，不必那么追求立刻得到所有答案，他们在说正题之前的开场白也并不会毫无内容。于是，斯大林继续问道：“中国同志们认为，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能够选择什么样的方向呢？我看到后世的社会主义国家，大多选择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并存的经济体制，我对这两种事物之间如何相互配合很感兴趣。”
事实上，斯大林在这之前并非没有考虑过国家经济的部分市场化，他在二十多年前的时候就是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的坚定支持者，但是后来他由于多种原因停止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在这个过程中，斯大林为了中央集权将列宁新经济政策最坚定的支持者哈布林打为右倾投降主义分子，并否定了“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将像乌龟一样爬到终点，但我们终究在不停前进”的观点，直接在国内实行被后世称为斯大林模式的政治经济体系。
到了二战结束之后，斯大林虽然因为自己多疑固执的性格变得越来越执着于集权，但是他并非看不到苏联经济中的问题，农村的萧条和城市的兴盛、商品的匮乏和福利的高涨明显预示着经济系统有着根本性的问题。他认真地考虑过如何改良现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但是他的主要精力被吸引到和美英等国的国际斗争上，直到王稼祥将那份至关重要的资料带到他的私人别墅之前，他都没能下定决心。
“我们很乐意向苏联同志们分享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共同建设的过程中汲取到的经验，而有关这些内容，我想贵国会从列宁同志的新经济政策当中获益良多。”主席笑着说道，他们二人耳朵上戴着的同声传译装置可以准确地识别主席的湖南方言，即使在未来也属于先进科技，“虽然列宁同志的新经济政策并非十全十美，但是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市场经济是有其优势的。我们也不应该把货币和资本视为洪水猛兽，而是要用公权力将其束缚起来，作为社会生产力向前发展的动力。”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在苏联刚建国时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在理论上，如果没有后来的帝国主义入侵压力，苏联一直保持这种折中的发展思路的话，未必会在1991年就宣告解体。但是新经济政策也并非没有缺点，那就是它对市场的限制依旧太大，而且和后来的各种政策一样束缚了农村和城市之间的人员流动，商品流通的限制也没有彻底解除。
“如果我们只重视经济发展的效率，那就辜负了我们的无产阶级人民，那会使社会的贫富差距扩大，不利于社会进一步发展。但是如果我们只想着绝对的公平，那么社会发展要么过于缓慢，要么陷入停滞。”主席在说话的同时，神情也变得严肃起来，斯大林能听出主席的话语中带有一些反思的意味。
“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除了建设社会主义之外，还要追求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共同解放。但是如果我们的发展过于缓慢，那么我们有什么办法去团结那些生活水平远高于我们的、生活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民众呢？”主席继续说道，“如果我们的人民，住在筒子楼里，每天吃米饭配咸菜，上班要骑自行车。我们拿什么去说服住在独栋住宅里，能喝红酒吃牛扒，坐着福特汽车带一家人去度假旅行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民呢？这样的情况，在后世的七十年代非常明显，我们能看到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众深受共产主义思潮的影响，但是我们也要知道人的本性不会愿意看到自己的生活水平下降。现在的我们想要看到世界大同的话，首先要面对的就是不愿意生活水平下降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众。”
虽然两人一开始的话题是如何对苏联现有的经济体制进行改良，但是主席和斯大林最后也不免会谈到这个时代里社会主义者们最崇高的理想，那便是全世界范围的无产阶级解放。现在的社会主义阵营固然处于可以发动攻势的状态，但是吸收了历史经验教训的主席也明白，世界革命是全人类的事情，只要国与国之间的经济水平还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全球化经济中的产业链剥削还在继续，那么全人类的团结就还为时过早。
后世的一些人，在对世界革命侃侃而谈的时候，总是会有意无意地忽略那些经济和政治双重落后的地区，仿佛这个世界只存在中国、美欧国家、日韩和俄罗斯等国一样。但是这些地区的人口连全人类的一半都没有，全世界还有数十亿人口生活在信息闭塞、生产力极端落后的地区，他们甚至大多数还没有踏入工业化社会的门槛，殖民地体制、封建制和奴隶制依旧统治着世界的大部分地区。许多大国的国民在谈论政治时甚至下意识地将这些地区的人排除在人类文明之外，就像那些将殖民地人民人当作生产工具的帝国主义统治者一样，但是后世的我党并没有忽视第三世界的存在，而是积极地尝试团结那些过去不被西方世界视为人类一部分的人民。
“我同意您的看法，我们确实只有在满足本国人民的需求的情况下，才能拿出余裕去支援其他地区的社会主义改革。”斯大林若有所思地说道，他也能从毛主席的话语中明白另一层意思，那就是中国和苏联之间的产业链剥削是有可能存在的，两国国民的劳动生产率在短期内必然有差距，中国不会刻意地以卖肾援助的方式避免这一点。
“在苏联同志们的经济建设方面，我们还有新的建议。您知道，在原本的历史上，社会主义阵营之间是尝试过经济在阵营内部的自循环的，但是由于多种原因没有成功。”主席向斯大林缓缓说道，务求让同声传译装置精确地翻译每个词汇。
原历史上的苏联曾经主导过“经互会”体系，但是这个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经济内循环尝试终究没能成功。已经有着发达经济的少数东欧国家和苏联本国人民不愿意承担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本，大多数受到经互会内部“补贴”的后发国家没能回应援助者的期待，而苏联强迫他国接受苏联模式则是经互会各国之间没能有效契合的重要原因。
现在，我党想要尝试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构建一个真正有效的、平等互利的经济内循环机制。如果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发展彻底摆脱了资本主义阵营的影响，外部资本不再对本国经济有决定性作用，那么后世那种社资对抗的僵持局面就有了破局的机会。
“您是想说，各国之间的经济一体化？”斯大林立刻问道，他原本就有此意，如果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之间的经济融合能比资本主义阵营更紧密，那么在中国带来的的科技优势加持下，这场冷战中经济方面的胜利将毋庸置疑。
“是的，只要我们能充分地彼此信任，我们可以让国与国之间的经济流通更加流畅，直到最后消除经济交流在国界之间的阻碍。”主席委婉地表示了我党的想法。
我党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一体化和原历史上苏联的经互会体系不同，在这种被称为“命运共同体”的新关系当中，不存在掠夺谁、“包养”谁的现象，而是在相互尊重主权的基础上构建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全面合作。中国为各国提供科技支持，各国以资源和产品作为回报，在各取所需的交流当中推动各国之间的一体化、分配各国在国际分工当中的位置，在最长远的未来最终达到消弭国家差异的目标。
在这个被称为“命运共同体”的全新概念中，社会主义阵营的各国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光明未来。
-------------------- 第173章 植物人 --------------------
1951年一月中旬，争吵不休的朝共高层终于从中国的联络人那里得到了他们迫切需要的消息。距离金日成在考察过程中遇刺已经过了将近一个月时间，朝共内部的所有人都想知道他们的这位最高领导人在被送到中国境内救治后还能不能醒过来。
在金日成被送到辽宁省救治后被临时委任为联络人的原辽宁省政府外事办干部郝其军来到了朝共中央的办事地点，并向他们通报了有关金日成病情的最新消息。在一众朝鲜人充满期待的注视下，郝其军面无表情地向他们说道：“尽管经过我国最好的医学专家组的全力救治，但是我不得不遗憾地向在座的同志们通报：金日成同志虽然已经摆脱生命危险，却已经陷入植物人的状态。对此事我们深表遗憾，金日成同志是中国人民的......”
而当郝其军还没能说完的时候，坐在一旁的一名参会官员便打断粗暴地他的话，大声问道：“我想向中国同志提个问题，这个‘植物人’是什么意思？”
郝其军转头看了看那个发问的朝鲜干部，意识到他是金日成嫡系那一派的成员，而刚才他用朝鲜语说的“植物人”一词在这个时代确实没那么多人明白。于是，郝其军只好在道歉之后向在场众人仔细解释了一下金日成目前所处的状态。
“......简单来说，金日成同志的生命安全并无大碍，但是也没有意识存在，金日成同志可能需要严格的医疗看护才能继续或者，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能恢复意识。这种情况可能会持续数年，也可能在下一秒就结束。”郝其军说完后发现自己刚才的措辞其实也不是很合适，但是面前的朝鲜领导层显然没有注意到他的后面几句话，他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金日成目前无法恢复意识这件事上。
得知消息的一种朝鲜人神色各异，郝其军可以看出属于不同政治派别的人或是有掩盖不住的欣喜，或是有愤怒与迷茫并存。金日成如今这种半死不活的状态显然对在连日斗争当中已经趋于合流的延安派和苏联派大有好处，但是对金日成的亲信们而言就是晴天霹雳。刚刚从中国回到朝鲜的崔庸健本该是金日成嫡系派别的最大希望，他在参加朝鲜战争停战协定的签字仪式之后没有立刻回国，回国之后整个人也有点性情大变的样子，他在党内高层会议上明确表示自己不愿意成为朝鲜劳动党的最高领导人，也不会参与到目前的党内“争论”当中。
全力掩饰喜悦之情的延安派领袖人物之一武亭接过话说道：“我们相信中国同志们已经尽力救治金日成同志了，这样的结局我们都不希望看到。但在金日成同志康复之前，我们不能停下脚步，否则会辜负他的期待。”
另一位延安派人物金斗奉也附和道：“十分感谢中国同志们的帮助，谢谢你们拯救了金日成同志的生命。”
在他们二人发话之后，无论是否真心，剩下的朝鲜官员们也一一向郝其军表示了感谢，希望他代为向中国的医疗团队转达谢意。郝其军一一回应，他在来朝鲜之前就学习过目前朝鲜劳动党高层的局势，他知道哪些人是真心的哪些人是客套话，不过他的任务只是传达而已，没有权利掺和到朝共的内部斗争当中。
过去的这段时间里，朝鲜劳动党的高层斗争没能取得什么实质性的进展，各派都没有足够的实力压倒对方。但随着延安派和苏联派渐趋合流，朝鲜的基层社会建设越来越依赖解放军军管会的操劳，双方的胜负天平已经在悄悄倾斜。金日成瘫痪为植物人的消息给原本非常嚣张的嫡系派沉重一击，如果他们的金字招牌就这么躺在病床上度过一辈子的话，他们没人有足够的资历上台。
郝其军回应一众朝鲜官员的谢意之后打算就此告退，他今天只是来传达一下消息，剩下的就交给朝鲜人自己去讨论。他向众人开口说道：“我会在第一时间向各位同志通报有关金日成同志身体情况的最新消息，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就不打扰各位......”
“请问我们能去中国探望金日成同志吗？”刚才那个朝鲜官员再次打断了郝其军说话，这让原本脾气很好的郝其军也有些不满了。
不过不满归不满，作为专业的外交人员，郝其军第一时间调整好情绪和语调，摆出标准的礼节性微笑并回复道：“当然可以，但是介于金日成同志的身体条件，我们不建议太多人前去探望。如果有家属亲朋需要探望的话，我们可以立刻安排。”
他在前来这里之前就已经预想到朝鲜人会问这个问题了，而这个回答的背后也是我党的深思熟虑。朝鲜人必然不会放心让陷入昏迷的金日成一个人留在中国治疗，他们提出想要到中国探望是合情合理的。主席和斯大林都不希望看到朝鲜向原历史上那样变成金氏王朝的独裁统治，朝鲜政局最好的结果应该是一名各派都能接受的比较折中的领导人上台。因此我党决定趁着朝鲜劳动党的高层来中国探望金日成的时候，向他们隐晦地展示辽宁省的秘密和朝鲜原本的历史，如此一来朝鲜政局大概会朝着中苏两国预料之中进行。
“我们都希望能尽快见到金日成同志，”另一名朝共官员开口说道，“可以请问一下，金日成同志的生命必须要中国同志们的医学专家来维持吗？能让他回到平壤继续治疗吗？”
郝其军知道自己今天估计还得应付一下，于是继续回答道：“我们并不建议将金日成同志送到平壤这里来治疗，毕竟我国境内有些医疗设备暂时还不能外借。但如果朝鲜同志们认为确有必要的话，我们确实可以让金日成同志在朝鲜养病，但是相应的医疗水平就不是我们可以保障的了。”
会议室里的众人纷纷用眼神交流起来，金日成派和反对金日成派对这件事情自然也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不过他们在小声讨论之后，一致认为让金日成留在中国治疗才是目前最好的选择，要是金日成因为被强行带回朝鲜而病亡，到时候提出这个建议的人就要背大锅。现在金日成身在中国，就算最后他死掉了，那也和在场众人没有关系，国内也不会有人敢于指责是中国人的责任。
最后，郝其军总算可以离开这间会议室，他在离开房门后不久就听到身后隔着厚厚的墙壁传来了朝鲜人的争吵声。这群人的矛盾在刚刚履任没多长时间的郝其军看来十分可笑，毕竟他们现在最重要的问题理应是朝鲜这个国家在战争结束后的重建工作，春耕季节越发接近的同时，他们却在为领导权力大打出手。虽然郝其军十分理解中国一贯的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外交底线，但是在这件事情上他觉得我党还不如稍微介入一下比较好。
在过去将近两个月的时间当中，联合国军战俘和辽宁省的工程队共同修建起了连通中朝两国的几条交通线。比较困扰辽宁省钢铁企业的铁矿原料问题其实完全可以通过近在咫尺的茂山铁矿解决，但是在取得朝鲜劳动党的同意之前，我党也没有权利去开发人家的矿产，只能先把交通线修好。现在这种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的情况下，许多中国人都急着和朝鲜达成经济合作，但由于他们政权内部的分裂问题，合作开发的项目迟迟不能展开。
朝鲜北部的山区中蕴藏了数不清的优质矿产，只要朝鲜劳动党能够稳定国内局势，并和紧邻的中国达成经济合作协定的话，朝鲜人民生活水平的飞升不是问题。更何况朝鲜离辽宁省只有一江之隔，区位优势比中国境内的许多地区都要大。我党在长期规划中早就把朝鲜半岛纳入了以中国为核心的经济圈当中，朝鲜的矿产资源和港口完全可以和中国东北的工业建设相互搭配，只要双方能够达成全面合作，东北各省能得到梦寐以求的出海口和矿产，朝鲜也能得到工业技术的输入和资金投入。
我党早在之前就向朝鲜朝劳动党提出了相应的合作请求，但是当时的领导人金日成为了巩固自身权力一直在忙活着，没注意到这么一份文件。而在金日成遇刺之后，朝鲜劳动党都找不到一个管事的人，自然也没人能做决定和中国进行经济一体化建设。
“听说最近基层的同志们很受欢迎啊？”
“是挺受欢迎的，朝鲜劳动党的那些干部还有得学呢，他们最近总是顾着搞宣传，重建工作都不怎么上心。”
郝其军回到军管会大楼后，找到自己的老朋友，负责基层协调工作的何度亭一起喝茶聊天，最近他们的工作难得有一点空闲。
“哎，你说，为啥中央一直不愿意多管管朝鲜这边的事情，明明咱们的基层干部都干得不错，朝鲜百姓挺能接受咱们的。”何度亭来到朝鲜后由于工作关系经常到各处农村走访，他看到中国援建干部们和朝鲜百姓其乐融融，和国内的景象也没有太大差别，有些小孩子甚至还在中国干部们的带领下一起学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