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另一方面，没有内战，前朝清遗留下来的大量封建残余势力摇身一变成为资产阶级，他们的传统封建思想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成为真正的资产阶级，随着中华帝国的高速发展，这些封建势力就成为了帝国发展的阻力。
尤其中华帝国高度的民主制度，使得帝国国内的组党热潮风靡一时。据中华帝国在光华16年初的统计数字显示，1900年革命后到光华16年间，全国出现“党”、“会”之类的政治性团体多达920个。在帝国政党政治运作之中，最重要的几个政党分别是由王辰浩的北洋集团转变而来的民生党、民主党，由昔日保皇派康有为时代的维新派为主组成的民权党，由孙文同盟会转化而来的共和党，以及各省地方士绅为了维护地方利益，参加地方选举而组建的形形色色的党派。帝国之初各种政党的建立、消亡及分合离散十分频繁，几令人有应接不暇之感。在中华帝国建立时，由于民生党风头正劲，大有包揽政局之势，遂导致其他党团的联手对抗之局。
光华6年，共和、民权党合组成立进步党，以对抗民生党和民主党独大之势，同时一脉相承而来的民生党和民主党也开始为了执政而相互竞争。中华帝国的政党政治于是进入了第二阶段，即两极分化和对峙阶段。
政党政治作为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内容，虽经清末十数年的鼓吹与宣传，但相当一部分政客们对西方的政党政治认识极为肤浅，对政党制度的精义了解不够，将之与中国古代之朋党相提并论，认为政党不过是野心家借以争权夺利之工具。
因此政党政治在中华帝国建国初期时是畸形的、残缺的。同时当时中国文化的主流仍然是传统小农文化，人治观念未能向法制观念转变，尽管中华帝国实行的是融合君主立宪和三权分立这两个制度优点相结合的五省九部政治制度，但是在帝国国民的心中，王辰浩的影响力巨大，导致帝制观念不但没有减弱，反而增强了，这也就导致现代民主共和观念非常薄弱，各个政党都为了争夺中央和地方权力，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政党。
中华帝国建国之初，政党活动范围仅仅限于国会和地方省议会中。民生党和民主党在王辰浩的指导下，纲领还算明确，但因为王辰浩的影响力过大，使得民生党和民主党的最高目标就是组织内阁，而且是对皇帝负责的责任内阁。
在地方上面，各省省议会的党派居多，但他们没有人指导，缺乏具有远见的政纲，因此脱离阶级，脱离国民，甚至认为中华帝国下层社会群众愚昧落后，素质低下，无论是改革派还是守旧派，都不能以下层国民作为一种借用力量，政党活动成为少数上层人的活动。这种情况很容易滋生地方军阀主义，成为未来中华帝国的政治发展的阻碍。虽然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各个政党在思想上有了变化，但是也仅仅是个别政党实现了升级，大多数政党依然停留在传统思想上没有进步。
但这并是不是令王辰浩最担心的方面，王辰浩最担心的是封建遗老势力影响帝国未来的政治发展，虽然没有用战争消灭这些封建遗老，但是王辰浩希望在控制住大局的时候将这些封建遗老势力清除。
由于这些封建遗老势力从一开始就渗透近了中华帝国的中央议会和地方议会当中，他们人脉还是很强的，影响力非常大，导致中华帝国的各个政党自身出现一系列问题。
例如，各个政党接纳党员有很大的随意性。各党领导人对党员人数的关注要远远超过党员的质量。其次是党员跨党严重，入党本是人生对政治信仰的一种重大抉择，对自己选择的政党应该有一种发自内心的认同感。但中华帝国初期政客视入党为争权牟利的工具。再就是，党纲成了空洞的招牌，政党认同非常淡薄。各政党竞相宣传自己的政纲，但其内容大同小异，党纲只是政党之争的工具。还有，缺乏政治基础。政党本是将国家机构和公民联系起来的工具，但中华帝国建国之初国民不知通过何种渠道表达个人政见，更不识政党为自己利益的代言人，此时政党不过是乡绅官人的专用工具，失去了民众的支持。最后缺乏对党员必要的思想教育和纪律约束，最终酿成相当一部分党员滥用权力，营私舞弊。
经过二十年的发展，如今中华帝国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昌盛，军事力量强大，王辰浩已经确立了完全忠于他的政治力量、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帝国国民对王辰浩的个人崇拜达到了侍奉神灵的地步，因此彻底清除这个国家的封建遗老残余力量和思想的时机已经成熟。
因此，王辰浩在杨士骧、张佩纶等皇家智囊团的建议下，决定对中华帝国朝野上下来一次大整顿，正好借着海军内部权力争斗的机会，最先拿一批海军高官开刀，进而扩大到全国各个领域。
光华十六年四月五日，中华帝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廉政公署、警察厅对内阁总理赵秉钧、海军叶祖贵等人进行联合调查，最终以涉嫌跟执政的民生党暗中交易，违反中华帝国最高宪法关于军政两届严禁勾结的条例，正式提起诉讼。
这是中华帝国建国以来首次对内阁总理和军方中将高官进行公诉，顿时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应。
帝国各大媒体纷纷进行跟踪报道，称中华帝国检查机关敢于起诉帝国总理，正面向强权斗争，这表明中华帝国的民主进程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帝国国民为此感到高兴，支持帝国最高检查机关的行动。只有连帝国高官都在监察机关的监督之下，帝国国民才会感到公平，才会感到生活的幸福。
由于王辰浩对此时高度关注，国土安全局和中央情报局也出动，帮助警察、和监察机关收集证据。不但掌握了赵秉钧跟叶祖贵的暗中交易证据，而且连带着海军部邓世昌、林泰曾等海军主脑和一大批海军将领都牵扯其中，民生党内部赵秉钧和十几个高官，甚至揪出了民主党、民权党、共和党、自由党等在野党一大批国会和地方议员，他们虽然没有直接牵扯这次事件，但是还有其他方方面面的政界和军界勾结的案件一一被调查了出来。
事实上，最高人民检察院院长谭嗣同早就对国会一些元老级别的议员们上心了，只是一直没有足够的证据来扳倒他们。帝国检察院以及廉政公署的同僚们致力于将中华帝国打造成政治清明、高度民主和自由的国度，因此在这十几年的时间里，谭嗣同等人调集了五万多名意志坚定的监察人员，分赴全国各地调查取证，收集了大量的证据。
当王辰浩下令调查的时候，谭嗣同等人迅速将这些年的调查结果拿了出来，一举命中敌人的要害。
光华十六年五月二日，随着各项调查结果陆续浮出水面。帝国国会启动了建国以来第一次内阁总理弹劾程序，对赵秉钧进行弹劾。
五月五日，国会以8459票对3891票，通过了对第四任内阁总理赵秉钧的弹劾案，赵秉钧的总理之职被罢免。
第二天，王辰浩下旨正式罢免赵秉钧总理大臣职务，并允许最高检察院逮捕赵秉钧。
与此同时，叶祖贵等涉嫌跟赵秉钧交易的海军将领们也被解职，受到帝**事法庭和最高检察院13项罪名指控。连带着支持赵秉钧竞选的中华帝国十二家军火公司也陆续被起诉，他们将面临贿赂帝国官员、妨碍司法公正等9项罪名的指控。
紫禁城勤政殿内，王辰浩在召开御前之前，单独召开了皇室智囊团会议，同阮忠枢、杨士骧、张佩纶等智囊商议对策。
杨士骧说道：“陛下，就目前情况来看，帝国政治大洗牌的时机已到，帝国监察机关掌握了众多的证据，只要陛下一声令下，前朝遗留下来的旧势力将一举被清除掉。”
王辰浩点头道：“前朝的封建旧势力固然要清除掉，因为他们给帝国政治带来了不稳定因素。但是也要控制范围，不要扩大化，影响国家建设就不好了。”
阮忠枢回答道：“这点陛下可以放心。这次国会弹劾赵秉钧一案，只有四分之一左右的议员反对，这些反对的议员多数都是五零后、六零后的顽固封建思想者，将要清除的对象中，他们占了一大半，因此整个行动完全在掌握之中。”
身体每况愈下的张佩纶咳嗽了几声，道：“陛下，虽然以您的影响力，一次性就可以清除这些人。但我还是建议循序渐进，一批一批的清除这些封建顽固派为好。”
杨士骧赞同道：“我也这样认为。历朝历代开国后，都免不了经历这样一个阶段，如果能够像赵匡胤杯酒释兵权那样最大限度的仁慈自然是最好了。毕竟这些封建残余势力在帝国刚刚建立时，也是有功劳的。”
王辰浩想了想，觉得很有道理，于是点头道：“既然这样，那就让安全局将他们掌握的资料私底下交给那些待清除的人，如果他们能够主动辞职隐退，就不要在追究了。”
张佩纶和杨士骧连忙道：“陛下英明！”
阮忠枢动了动嘴，最终没有反对。
于是，国土安全局和中央情报局按照王辰浩的意思，陆续找到那些被列入影响帝国政治稳定的人谈话，劝说他们主动隐退。
尽管很多前朝官员们背地里大骂王辰浩无耻，用过他们后就一脚踹开，但是王辰浩还算是仁慈，没有用极端手段对付他们。这些人尽管不甘心失去权利，但能够保住家财和家庭安全，得以安享晚年也是值得庆幸的。由于这场整风运动最终以和平方式解决，没有结下永远解不开的仇恨。所以，对王辰浩的痛恨仅仅停留在他们这一代被解职的人身上，没有延续给下一代。
比起历朝历代的残酷对待功臣方式，王辰浩通过没有流血冲突的法律方式解决这个问题，可以说已经仁至义尽了。
从光华十六年五月开始，随着叶祖贵案的不断扩大，整个中华大地掀起了规模浩大的整顿行动，后世称之为整风运动，意在彻底清除封建遗老势力给中华帝国未来的政治发展制造障碍的可能，令中华帝国的政治更加清明。国家只有政治清明了，才会真正实现腾飞。
这场整风运动从五月份开始，一直持续了半年时间。首先就是海军大洗牌，帝国海军三大元老邓世昌、林泰曾和刘步蟾被授予海军一级上将后退役，接任海军部大臣的是林建章，海军军令部大臣杜锡圭，海军参谋部参谋长赵声。同时期退役的还有100多位五零后、六零后海军部和舰队官员，取而代之的都是七零后、八零后和九零后少壮派军官，中华帝国海军得以大换血。
不过，海军主导力量依然是信奉巨舰大炮主义的海军bb党们，海军cv党们因为叶祖贵事件而被舆论压制，未能成为主导力量。
尽管帝国皇帝王辰浩明白十几二十年后，航空母舰将成为海上主导力量，但是在此时此刻，航空母舰还无法完全取代战列舰的主导地位，因此王辰浩也没有阻止。
不过，王辰浩也不想打压海军cv党们的斗志，因此在叶祖贵事件问题上，王辰浩保住了刘冠雄，让叶祖贵一人承担了全部责任，任命cv党代表赵声为海军参谋长，刘冠雄为太平洋舰队副司令，航母战斗群司令，也算是平衡了一下bb党和cv党们之间的权利。
海军领导层和指挥层大换血之后，连带的是陆军，大批五零后、六零后官员被解职退役，或告老还乡，或改作他行。不过，陆军是王辰浩一手带起来的嫡系部队，向冯国璋、段祺瑞、梁华殿等人都还不到退役年龄，因此陆军高层基本上没有变动，变动最大的是地方军区司令和后勤人员。当初王辰浩为了尽快控制地方，因此保留了前朝各镇新军主官继续留任在这些地方军区，很多人已经升任军区司令，这次都是解职对象。
对于空军而言，中华帝国的空军不受前朝封建遗老们的影响，从高层到底层，从战斗部队到后勤保障部队，都是清一色的进步青年人担任，因此不需要换血。不过一批跟政客们走的很近的空军官员被解职。
海陆空三军是王辰浩首先整顿的对象，要确保他们远离政治，任何人都不允许加入任何党派和组织，军人只有一个信仰，那就是效忠皇室保家卫国，其他事情一概不过问也不参与。王辰浩此时依然需要独裁统治，因此他要求军队必须绝对忠诚于他。当然，他也明白军政不分家将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因此从一开始，王辰浩就严格的把军政两届分开，让他们老死不相往来。
国民警卫队和警察部队的整顿面最广，因为国民警卫队和警察部队一开始就是前朝部队整编而来，大量的军官都是前朝军官，虽然经过十几年时间，原来的军官和士兵大多数都退役了，但是依然有相当一部分前朝军官担任重要职位，因此也是整风运动的对象，大多数人都能够得到授勋退役的台阶下，少部分跟黑社会勾结，知法犯法的官员被移送监察机关处理。
最大的一头就是帝国国会和各省议会了。赵秉钧一案使得民生党遭到了国民的巨大舆论抨击，赵秉钧被弹劾后，赵秉钧内阁集体辞职。同时，张枫响应王辰浩的命令，对民生党内部进行了大洗牌，很多在国会、省议会担任议员的前朝遗老势力被劝退，不合格的党员被清退，从新立起民生党的高门槛，对入党的考核变得极为严格，宁缺毋滥。
民生党的内部大洗牌，使得民生党的党员数量从原来的1000万人一下子减少到了580万人，同时在帝国国会的席位也沦为第二大党。
第一大党被唐绍仪的民主党取代，王辰浩于是任命由唐绍仪重新组建责任内阁，由唐绍仪出任中华帝国第五任内阁总理大臣，但任期只到光华十九年，到了光华二十年第六次全国大选时，还得重新选举。也就是说，这次唐绍仪和他的民主党内阁只是用来给赵秉钧的民生党内阁擦屁股的。
唐绍仪于六月中旬成立了由民主党组建的责任内阁，成为开国十六年来，首次由民主党执政，结束了民生党一统帝国内阁和国会的时代，从此揭开了党派轮流执政的时代，中华帝国的民主进程得以向前迈出一大步。
同样，唐绍仪的民主党也是这次整风运动的重点对象，只不过国民的舆论都被民生党吸引过去了，民主党的内部大洗牌行动没有被曝光，一切都在暗中进行。最终，民主党成为国会第一大党，党员由820万人降至655万人。
作为国会第三大党，康有为和孙文联合组织的进步党也没有逃脱这次整风运动。中华帝国最高人民检察院证实了300万进步党人同样跟帝**方存在勾结。由于进步党不是王辰浩的嫡系党派，即不是由老北洋集团分裂而来的党派，帝国政府对其的整顿更加严格。四百万进步党人最终只剩下了190万人。而且康有为和孙文制定的进步党党纲党章也不得不修改，所有条条框框必须符合帝国宪法和法律，同时不可以跟帝国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出现冲突，必须信奉资产阶级的民主、民权、民生基本思想。因为如果意识形态不同，那么就离内战不远了。
同样，其他国内各个党派都遭到了清理，取缔了820个党派和组织，凡是跟中华帝国民主、民生两大党派信仰不同的，一律被取缔。尤其是欧洲上空的幽灵，有迹象表明其正在慢慢的向中华帝国国内渗透。
整风运动在整个国朝上下官僚政治体系中完成后，也迅速冲击民间。主要表现在封建遗老势力主导的儒家思想不符合中华帝国目前的政治形态，因为中华帝国现在是列强，是帝国主义，是殖民主义，或者更直接的说是不断对外扩张的侵略者，因此儒家思想是一种阻碍。当然，儒家思想仅仅被限制规模了，没有取缔，因为他毕竟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同时中华帝国也需要在适当时候使用儒家思想，这样才能做到左手和平右手战争。
同时，整风运动最大的冲击就是破除民间迷信，任何迷信思想和仪式都被列为非法，坚决予以取缔。尤其是偏远山区的少数民族，是封建势力的源泉，必须彻底根除。同时，部分地区的家族族规和国法成为了两个标准，甚至族规大于法律，也在这次整风运动中全部扫除。部分地区家族甚至跟当地的警察和执法人员爆发冲突，在云南边陲，甚至有部分家族跟国民警卫队交火，但都被强制性废除。族规只能在不跟帝国宪法和法律冲突的情况下使用。
在经济领域，点燃这场整风运动的是帝国的军火巨头们。除了个别军火公司的负责人遭到中华帝国监察机关起诉外，大多数军火公司都被处以罚款和停业整顿了事。其中皇家名义下的军火公司，如北洋兵器重工、上海船舶船舶重工、皇家船舶重工等被处以最高500万龙币的罚款，这些产业都是王辰浩的，但是为了公正，皇家企业被处以200%的罚款，这样一来，其他遭到罚款的公司也就不敢吭声了，甚至连上述抗议的都没有，都乖乖的认了。
经过半年的整风运动，中华帝国彻底的清除了封建残余势力，为中华帝国未来政治发展扫清了障碍，成为把中华帝国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国家的重要里程碑，后世学者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