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部分，则是继承了墨家的逻辑学和数学、光学和静止力学，整日辩论，研究，想要把天下的道理都辩明白了。
历史上的墨家三分没有发生，因为墨子死前适来到了墨家，在商丘完成了墨家的改组，墨子死后传至禽滑厘最终又传到适这一边，无论是威望、军内声望、弟子人数、意识形态解释权等，都使得墨家的分裂暂时不太可能了。
可儒家不一样，仲尼去世太久了，而且儒家以修身为主，并没有严格的组织纪律，使得儒家分出许多学派。
有几派儒生和墨家的关系，并没有那么僵，有几派则是死敌，还有几派因为泗上带来的改变而分裂。
子张之儒，到战国末年的时候，被人称作“贱儒”，这一派和墨家的关系很别扭。
很多主张和最开始墨家的一些主张相近，但又不一样。
子张之儒主张下无用则国家富，上有义则国家治，上有礼则民不争，立有神则国家敬，兼而爱之则民无怨心，以为无命则民不偷，昔者先王立此六者而树之德，此国家所以茂也。
子张之儒一天天衣着随意，模仿上古时候舜、禹的动作。
子张年轻的时候犯过事，是“免于刑戮之鄙家”，按照儒家记载子张这人极好交游，应该也是个游侠似的人物。
和子夏交友不一样，子夏交友，一定要选择比自己贤明的人。
子张认为我要是个贤人，那么有人结交我我就应该与之结交，让他有更好的朋友从而让他进步；要是人家认为自己很贤能根本不稀罕搭理我，那我也和他成不了朋友，所以谁和我交往我都交，不管高低贵贱。认为如果按照子夏交友的方法，那么如果别人也像子夏那么想，不如自己贤明的就不结交，子夏又是怎么交到比他贤明的有相通心意的朋友呢？
仲尼去世之后，子张之儒和早期墨家学说有一定的关系，论起来大约有点像是禽滑厘和子夏西河学派的关系，所以双方的关系是很尴尬的。
论起来可能墨子和现在子张之儒的老一辈先生都在一起玩过，但是墨子开门立派，坚决反儒，这又弄得双方很尴尬。
于私，有那么点香火情；于公，那是背弃师门甚至坚决反对师门……
用适的理解，有那么点像是武侠小说里张三丰和少林的关系。
子张之儒被其余派系排挤，并且到后来混出来个“贱儒”的名号，但依旧因为儒墨之间的关系，和墨家不能过于亲近，尤其是不能受到比别家规格高的招待，那样的话“贱”的名头真的坐实了。
乐正氏之儒则与子张之儒和墨家的关系还不一样。
和原本历史上墨家三分之后各自继承了一部分道义一样，儒家数分之后的乐正氏之儒，主要是搞“乐正氏传《春秋》为道，为属辞比事之儒”的。
子夏得传春秋，然后传授了弟子，形成了西河学派的春秋之义。
但是，乐正氏之儒传承的是“属辞比事”，传承的不是春秋大义，而是写春秋的方法。
换句话说，子夏那一系传承的是“春秋中蕴含的道理”；乐正氏之儒传承的是“春秋为什么能写出那样的道理的方法、怎么样的文法和写作方法才能写出春秋”。
属辞比事要分开看，分成属辞和比事都和泗上墨家带来的改变有着巨大的关联。
因为在泗上弄出造纸术之前，文辞一定要简洁，简洁的同时修辞方法和文法也不能出现歧义，换句话说，乐正氏之儒有一部分传承是研究语法的。
比事，则是从历史上的不同事件中，找出相似的，从而比较研究，得出结论。
泗上十余年前弄出了造纸术，迅速得到了推广，使得整个文辞结构、语法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大量的民间用语开始和书面表达一致，语法、语序等都发生了剧烈的改变，一群此时的白话文章，借助毛笔和纸张，迅速开始出现。
乐正氏之儒中的一派认为，应该坚持复古，坚持旧的文辞手法，并且传承下去，这是儒。
乐正氏之儒的另一派则认为，以前没有纸，只能在竹简上写，所以咱们才需要研究属辞，现在纸张都出现了，事要大于词，义要胜于事，所以不应该本末倒置，不应该继续坚持原本的属辞，而是尝试着和墨家沟通一下，大家一起制定一下语法规范，你们坚持复古那是本末倒置的小人儒，我们与时俱进重事义而变文辞，那是君子儒。
属辞传承，因为纸张、毛笔、贱体字的出现，导致了乐正氏之儒的第一次分裂。
开始尝试构建完整的白话语法的分裂出来的那派乐正氏之儒很快又再次分裂。
这次分裂源于“比事”。
墨家讲道理，也很喜欢比事，但是墨家的比事得出的道理，往往和儒家比事得出的道理完全不一样。
比如甲和乙，都能关于仁，那么这就是乐正氏原本的比事。
比如丙和丁，都能看出来因为生产力的发展导致了军功爵和私田制开始盛行，那么这就是墨家用的比事。
墨家的这种比事的方式，自然是因为墨家的道义内核，但是这种比事方式是很容易吸引人的，而且似乎道理也更为合理。
于是乐正氏之儒迅速地进行了第二次分化。
一派认为，墨家研究历史的方向是错误的，史怎么可以这么比较呢？这么比较的话，仁、义怎么能够以史为鉴呢？如何能够让仁义透过历史传递给后人呢？
另一派则认为，墨家研究历史的方向，虽然和咱们比事的方式不一样，但是这就像是红色和黑色、圆的和方的一样，咱们研究颜色、他们研究形状，不能说他们是错的，只能说他们不是基于仁义而是基于利，但是研究的方法也是可以学习借鉴的嘛，岂不闻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择其善者而从之？
第二次分裂之后没多久，索卢参西行归来，泗上庠序文科院建成，乐正氏之儒又出现了第三次分裂。
事情源于索卢参从极西之地带回来的那本《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翻译工作。
要翻译成诸夏文字，不是几个人就能完成的，而且文法结构、语法等事，乐正氏之儒也更为擅长一些，于是庠序希望乐正氏之儒能够在泗上出仕。
领取墨家支付的薪水，参与文法研究、语法重构、翻译等工作。
一派认为，咱们虽然来到泗上和墨家学习借鉴，但是道不同、不相为谋，不能在泗上出仕是底线，如果出仕那就是背弃大义，墨家虽然有学问，但是不能够克己复礼，是我们的敌人，我们不能够吃敌人的饭，岂不闻伯夷叔齐之事。
另一派则认为，我们和墨家虽然有分歧，但墨家也不是夷狄，我们参与文法、语法、修辞和翻译工作，那是能够传承文化，是立大功于当世、留大业传千古，岂不闻三不朽之言？所谓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我们编撰翻译那是立功，你们严守克己复礼只是立言，所以我们才是正确的。
出仕与不出仕之分过后也就半年，乐正氏之儒再次出现了第四次分化。
一部分人认为，夫子一生所求，不管是克己复礼还是仁义，究其本质，实际上就是为了让天下安定、人民安康。但是，夫子克己复礼的路好像是不太行得通了，正是此一时彼一时，所以我们决定加入墨者成为了候补墨者，参与到这场让天下安定、人民安康的大事之中。
岂不闻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夫子之志，在于天下安定，克己复礼只是一种方法，而真正的目的是为了安定，就像是从曲阜走到郢都，难道只有一条路可以走吗？
又岂不闻夫子言，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你们这些人不知大义，却守小节，并不是真正的君子的，不过匹夫匹妇之辈也。
夫子又言曰：铜鞮伯华而无死，天下其有定矣。羊舌赤亦非儒者，夫子且赞，若夫子复生，也必投身于这场让天下安定的变革之中，你们严守门户之别，弃大义而守小节，实在可笑。昔年管仲佐公子纠，公子纠死而不殉，反而出仕为相佐齐桓九合诸侯，天下受其益，我等叛儒归墨待天下定，夫子若闻之，必大笑而赞，又惜叹早生。
短短二十年间，乐正氏之儒分裂四次，最关键的是乐正氏之儒是儒家最早一部分在泗上出仕、最早一部分大规模成建制加入墨家的。
剩下那些没加入墨家的，多半数还和墨家眉来眼去。
今天来谈谈语法、明天讨论下修辞、后天探讨下历史，弄得乐正氏之儒在儒家其余派别面前很是尴尬，被别的派别骂作“以贱妾之态媚墨”，比子张之儒的“贱儒”更惨，直接从贱儒被骂成了“墨妾”。
问题在于乐正氏一系还有小半数严守儒家之节，坚决不与墨家同流合污，可“墨妾”这个帽子却是被戴在了整个乐正氏之儒的头上，因而这一次争辩乐正氏之儒直接通过关系找到了投身墨家的原乐正氏之儒，由他们向墨家高层提议千万千万别超规格招待乐正氏之儒，也算是给个面子。
第三百一十二章 分化融合结盟对抗（三）
有派别不喜欢墨家超规格招待，自然也有派别希望墨家超规格招待。
比如子思之儒分裂出的一支，倒也不完全是子思一派的学说，在墨家宣布将会从齐国撤军、分配齐国民众以土地之后，这一派立刻发表了个声明。
“取之而齐，齐民悦，则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岂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热，亦运而已矣。”
并在有人批评墨家过于好战的时候，主动说“《书》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有罪无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于天下，武王耻之。此武王之好战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墨家亦一怒而安齐之民，天下民惟恐墨家之不好战也。”
这算是直接选择了站队，说攻打齐国，齐国的百姓都很高兴，古代有这样做的人啊，那就是周武王。墨家大军攻打同样强大的齐国，百姓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这正是文武之治啊！
又说，尚书说，天帝生万民，也正是要让万民生活的更好，上帝爱民。周武王因为有人祸乱天下，于是发怒。现在墨家也发怒了，安定了齐国的万民，民众这正是唯恐墨家以后不这么好战了啊！
这一派儒生则直接歪到唯结果论去了，有人问他们，什么才算是仁？他们回答说“若遇敌攻，凿斯池也，筑斯城也，与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此可称仁政施矣”，也就是说，遇到战争，一个地方人挖好护城河、建筑好城墙，民众效死而不退，一直奋战到底，那么可以说这个地方就是实行过仁政了啊，不然的话为什么民众要效死呢？
他们这一派直接解决了儒生关于武王夺天下的合理性问题：如果武王不仁那么他就夺不了天下，他夺取天下的结果，反证了他仁。
逻辑就是：天命存在，谁得天下就证明谁仁，谁是天命所归。
这一派的儒生发表了这些个声明之后，希望墨家能够超规格接待，以确定他们在诸派中的正统地位，或者以党外合作的方式，和墨家站在一起。
但是墨家还是拒绝了，因为墨家的道义已经开始朝着“历史必然”和“历史偶尔”的方向奔去，加上墨家号称有“天志”，所以夺权的合法性主要是往道家的“道法自然”上靠，因而不需要儒家的仁和天命来作为夺权的合理性支持。
墨家选择的第一盟友是道家，墨家有了自己的文化体系另起炉灶，也就不需要儒生来掌握神权，而且适根据前世的历史经验，一直相当警惕这部分儒生，因而也只是表面上有一些合作，拒绝了他们超规格接待的要求。
仁、德都是法道德。
墨家的法，本质上是法自然。
道法自然，是自然赋予了法的神圣性，扭曲解释之后，自然法是夺权革命的最好法理。
法道德的话，谁来当教主、谁来编圣训、谁来写十戒？对哪个阶层有利的道德？
再说一个讲究“权衡利弊、求大舍小”的功利性很强的学派，和道德法真是天然的不相容。
道德只有对错，没有大错小错。叫唤的最响的人最道德，嫂子落水救不救这个问题都得先问问先生这合不合礼，这问题放在墨家问得挨两个大嘴巴，两边根本尿不到一个壶里。
因而这一次对于百家的接待，道家的规格是很高的，儒家的接待规格是很低的。
这一次百家争辩主要也就是为了解决“墨道同盟”的问题，在世界观和宇宙观上确定天道、天志、永恒的运动、永恒的矛盾、永恒的力学准则的宇宙观，从而彻底压到其余派系，使之成为天下的主流之道。
虽说道家有些派系是我管好我自己就行别人爱咋咋地，但是在世界观和宇宙观上，修正之后的墨家和道家距离融合只差一步之遥了。不求你们一起利天下，但是大家可以合力确定咱们两家都认可的宇宙观和世界观嘛。
道生一，一就是规则，宇宙形成那一刻形成的规则，不可撼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一生二，二就是矛盾，惯性的动与静、受力与不受力、虚空和物质、光与影、物质与能量等等等等的区别，当然你们道家要是愿意叫阴阳，那也不是不行。
二生三，三生万物，便是在宇宙的客观规律之下，各种矛盾、能量、物质、运动的碰撞组合产生了天下万物。
道是可以知晓的，也是可以被人借用来利于自己的，这便是墨家所谓的天志。
包括物理学的道、化学的道、数学的道、地理学的道……这一切之外，还有人类社会的道，也是可以被理性认识并且依照人的意志去利用的。
只不过你们楚国道家讲万物自化，认为人间道也是一样，什么都不管，千万年之后便可自化为合于人间道的社会，这是否认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人依据自己的需求改造客观世界、理性推论社会运行真理的能力。
陈蔡郑宋等地的道家，讲小国寡民，退回自然状态，那这是不考虑人的需求性。并且否认了人也是自然的一部分，将人从自然中剥离了出去，从而认为人的发展不是自然之道，要退回到完美的自然状态，做生活在城邑中的“纯粹自然的人”，依旧是“返璞归真”。
墨家则是觉得既然可以用理性探究人间的道，那还等什么自化啊？那还搞什么反动退回到自然状态？组织先锋队，加把劲跑步靠近……道法自然、复归人的本质之时，不就完事了吗？
“返璞归真”和“解放人性，复归人的本质”，无非一个是言辞精炼的属辞竹简风格，一个是纸张出现之后的白话风格。
道家讲，物极必反。
墨家觉得，也正是这么个道理。
既然道家要求“返璞归真”，复归自然状态下人的本质，那么就该先跑到人异化的巅峰时代，从而才能继续一步就是“物极必反”，才有机会在遥远的将来做到“返璞归真”。
物极必反嘛，只有达到人异化的巅峰，才能在下一步返璞归真，达成“真我”。
道……是看不见的手。不只是用于经济，一样可以借用到万物法则。
如今诸夏正处在千年未有的大变局之下，每个人都在这个时代内沉浮，这一次大争辩要解决的就是百家同义这件事：是要认识客观规律并且加以利用？还是以人定的、可变的、具有明显阶级性的道德来指导天下？
什么是可变的？什么是不变的？什么是永恒的？
这也正是墨家和儒家关于“德何以德”的争论，道德是永恒的？还是客观规律是永恒的？道德是有阶级性的？还是道德是全民通用的？礼法是不是平民应该遵守的德？
这个问题不解决，墨家和儒家两边就不可能握手言和，所以墨家更倾向于借助道家的“道之永恒”来解决问题，反正道家墨家都反儒，两边在某种程度上是天然盟友。
只有永恒不变的东西，才能指导社会的发展。力学法则不会变、化学原理不会变、可道德会随着时代和阶层而变。
假使道德不变，意味着统治阶层不变，那么这个社会就是死的循环。
欲有德，先失德。
欲大治，先大乱。
失德之后，一切空白，方能立新。
是等待新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条件下的“万物自化、德自成也”；还是“理性的说知去判断什么才是符合新时代的德”，那就是将来的墨道之争了。
现在则是墨道同盟一起对抗儒家的圣人礼法之德。
墨家讲“我有天志如匠人之有规矩”，道家讲：“譬道之在天下，犹川谷之于江海”。
本身天志这东西，是分两种的。
墨辩中的天志，是数学、光学、几何学、静止力学、辩论学、逻辑学这些东西，这算是理科的天志，是理科的“道”，永恒不变以万物为刍狗的道。
而入世的天志，则可以认为是社会科学。
墨家是入世的，所以在社会这个天志上，墨子讲评断一件事是否合于天志要看“使人富、使民安、使人增”，被适修正为“社会财富总和的增加、公平、人口增加”这三点，这是总纲，在总纲之下便可以利用思辨逻辑和理性进行推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