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野心家 第449节

  军制为其一,稳定便为其二。

  战国乱世,能够被君主看重、能够投君主所好的学说,无一不是“富国”、“强军”为目的。

  但富国强军的前提,是稳定,“民皆变业”在这个时代,便可以视作不稳定,那也是君主所不能接受的。

第二百四十七章 齐国的路(五)

  儒家八分之后,在战国日渐衰弱,其根本就是因为那些学说违背了时代“集权”的主流,也难以做到富国、强军。

  而且在儒家和五德天命学说融合之前,作为“巫史”传承中“巫”的那一派,他们缺乏在战国解释君权合法性的理论:正统的儒学,可以把现在诸大国的诸侯全都打成乱臣贼子。

  没有神权解释权、不能解释战国君主合法性的巫,便无用。

  杨朱学派曾和墨家为天下显学,后来都消失殆尽甚至没有留下只言片语,源于杨朱“无君”的那一套无政府主义和人文启蒙;而墨家则更是搞出了“君、臣民之通约也”、“人无分老幼贵贱尽皆平等”、“诛不义之君人人有责”之类的内容。

  管子学派既要讲“富国”、“强军”,但又不能跳出分封建制的社会基础弄出新的军制,在军制的问题上,则是沿用了过去的经验。

  在管子学派的“富国”之说后,军制仍旧是封建义务兵制为主流。

  而封建义务兵为主流,就必须要做到稳定。

  如何稳定,那就要在发展工商业的同时,做到“民不变业”,也就是说,农夫的儿子还是农夫、商人的子嗣仍是商人、工匠的子嗣仍是商人……

  这和管子学派的“富国”理论,其实并不是相悖的。

  “民不变业”意味着工商业的发展必然会受到极大的限制。

  但这个“富国”的国,不是国民财富的总和,而是一姓之私的“国”的财富。

  国富而军不强,这是君主不能接受的,他们也只能在自己的国富理论上,违背自己国富理论的内容,融合过去的经验弄出一个半新半旧的军制。

  民不变业,是为了军制,也是为了国家的稳定。

  那么,宋国的经验就不可能全用,因为宋国那里的经验,是“允许迁徙到泗上”和“励民变业”……甚至于泗上墨家的做法和收容政策,更像是“逼民变业”。

  田和明白,齐国现在没有管仲,也没有一个人可以面对大量的农夫被驱赶出土地的混乱局面,一个都没有,那些贵族是什么水平他心里清楚,那些人只有旧时代的经验,却缺乏新时代的理论。

  如此一来,在“民不变业”的基础上,改革就不可能那么完全。

  甚至于在这次政变之前,田和想到的办法,竟然是逆时代而动。

  在全天下“开阡陌、破井田”、“分之于民”、“授田私有”为主流变革趋势的情况下,田和针对齐国的局面,所想到的手段却是“逆而为之”。

  为了拉拢贵族,为了维系军制,以及为了能够使用管子学派的富国手段,田和考虑的齐国之路,是这样的:

  承认贵族的封地,并且承认贵族对于封地上的农夫的支配权,利用现在临淄和泗上工商业发展急需粮食和原材料、并且大为有利可图的前提下,给予贵族足够的利益。

  这样一来,贵族可以继续使用劳役地租制度,保留一部分农夫份田的基础下,扩大经营的土地范围,使用无偿的劳动力生产粮食和原材料,获得足够的金钱利益。

  再先给一个甜枣的前提下,立刻打一巴掌,征收贵族的税:因为贵族可以全权地控制封地上的农夫,并且在工商业发展的外部环境下有利可图,那么他们就会有钱。

  征收贵族的税,用以建立一支类似于泗上墨家的义师那样的常备军,这支常备军归属于国君所有,但是军官仍旧由贵族担任,只不过不再需要贵族的私兵为主,逐渐过渡到国君依靠“官山海”和“国轨”以及“贵族军赋”所建立的、不再需要贵族封建义务兵的常备军。

  这两个想法的前提,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源于泗上和临淄地区工商业的发展使得粮食和农产品有利可图、可以作为商品的前提。

  在全天下都在“授田于民”的浪潮之下,逆而行之使得齐国贵族封地内的农夫再度农奴化,以此对贵族妥协、同时从贵族手里征税以建立常备军。

  同时,官山海政策下,扶植一批富豪大阀,使他们和国君站在同一阵线。

  比如管子学派认为,冶炼和盐这样的行业,国家自己管太麻烦,不如在君主所有权不变的前提下,采取三七分成的方式,吸引大商人、有能力的贵族,开办盐场、冶炼行业等,直接分红。

  如此一来,齐国已经有所起色的大工商业富豪,便可以和齐国的君主绑在一起,君主扶持一些财阀,同时财阀又必须依靠君主的执政,各取所需。

  这个政策与前两条相配合,又可以保证劳动力的充足:贵族既然有全部支配其封地上农夫的权力,那么假使这个贵族决定搞盐业或者冶铁业,那么大可以将封地上的农夫强制进行劳作,以解决劳动力的问题:泗上的解决方式,是让宋国沿河一代的贵族经营封地、驱赶铁器牛耕下的农夫去泗上找事做;田和觉得这太麻烦,直接让贵族支配农夫,强制让农夫将“公田”的封建义务弄到盐场里和矿山里不就完事了?

  对于那些已经发达了大工商业者除了要扶植之外,还可以用“卖官鬻爵”的手段充实府库。

  比如“予而夺之,使而辍之,徒以而富之,父系而伏之,予虚爵而骄之。收其春秋之时而消之,有集礼我而居之。时举其强者以誉之。”

  就好比有一个善于经营冶铁或者制盐的大商人,这个人本来就很有钱,而且还有足够的背景,那么除了要扶植他的产业使得富庶之外,和可以“虚爵而骄之”。

  假使这个人虽然富庶,但却没有贵族身份,那么可以赐予他一个贵族的身份,当前赐予他的贵族身份是虚爵。而且还要对他征税以达到春秋之时而消之、从他身上榨取油水;顺带要让这些商人开始讲“礼”从而让他们看上去是贵族并且支持君主。

  换而言之,由君主和国家扶植一批经营大型工商业的豪门,他们可以拥有垄断专营权,尤其是名义上海、山、矿等自然资源的所有权归属于国君这一“天经地义”的法理之下,更容易实施。

  同样,一些大型的、具有巨大利润的工商业比如煮盐、冶铁等,不允许竞争而是由君侯指定的富商进行经营。

  这样,富商必须依附于君主,因为权力给了他们家族昌盛,而非自然的积累谋利。

  这是针对整个齐国上层的政策,这个政策将拉拢贵族、豪商,并且将他们牢牢地团结在君主的周围,形成一个封闭的上层社会。

  整个变法的构想,都是在不以彻底和贵族决裂的基础上进行构建的。

  上天给了田和二十年的时间。

  但田和却认为乱臣贼子太多,以至于自己这二十年都在忙于内斗,并没有时间去实行自己的构想。

  如今他的权力即将终结,即便田剡不是自己的子嗣、并且是靠政变上位的。

  田和在这一刻,希望自己能够找到一个自己构想的继承者,继续在国君的位置上带领田氏走出一片新的天地。

  他希望如此。

  于是他想要等到和田剡相谈的时候,将自己一系列的变法构想和田剡说出,并且实行。

  田和的思路是有连续性的。

  首先,军制的改革势在必行。

  从二十年前三晋伐齐、二十年前越国逼着齐侯在曲阜为越王驾车、伐最大败、费地大败……这几场战争全部都告负。

  魏武卒、泗上义师、楚王新军、秦人锐军等等这些已经脱颖而出的军队,都已经进行了变革,不再是原本春秋时代的封建义务兵。

  火药和马镫的出现,使得战车已经不能够作为支柱兵种,两军交战擂鼓震天战车冲击决胜的时代,在十余年前的潡水已经落寞,而南济水一战和赢邑决战更是为战车时代画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战车时代的终结,不只是战车的终结,更是分封建制、专职武士、农兵徒卒军制的终结。

  那么,建立一支常备军、一支完全由国君掌握的大军,那就势在必行。

  然而,建立这样一支由国君掌握的大军需要钱,需要很多很多的钱。

  钱从何来?

  一方面要用齐国学派的管子之学,充实国库。

  另一方面,从贵族的身上弄钱。

  以及继续实行“鱼盐之利”的国策,靠工商业搞钱。

  前者可以用临淄的士阶层和那些学派的学者,他们无所依靠,只能依附于君权。

  后者,从贵族身上弄钱,贵族肯定不会同意,想要从贵族身上搞钱,就必须要先给贵族一些好处。

  所谓欲要取之必先与之。

  所以要让部分贵族拥有完全控制封地农夫的权力,而且这一点必须要贵族清楚,在天下都在开阡陌破井田的大浪潮之下,一个稳定的、能够给他们以依靠的君权是必须的。

  给予贵族完全控制封地农夫的权力,既可以作为交换让贵族拿出军费,又可以让贵族利用对农民的完全控制权进行庄园经营、增加作为商品的粮食、发展一些利用封地农夫作为劳动力的手工业。

  想要从富商身上弄钱,就需要一方面继续宣传“贵贱有别”的想法,使得商人的地位天然低人一等;然后再扶植一批可以利用的商人,给予他们盐业、马匹、冶炼的开办权。

  前者作为数百年的传统,商人的地位低下,可以保证商人不会出现大规模的动乱:比如如今中山国的乱子,那就是泗上那里的商人想要干涉国政的一个信号,这是作为贵族的国君所担忧的。

  同时,在商人政治地位低下的前提下,又扶植一些“虚爵”的豪商,使得他们离开了国君的权力就无法获利、但经营的同时又可以提供赋税、并且取得虚爵的贵族身份。

第二百四十八章 齐国的路(六)

  作为代齐的田氏,田和知道贵族的种种手段。

  二十年前他不是国君,而是整个齐国最大的贵族,所以贵族的那点小手段他心里一清二楚。

  他不是底层出身起义上台的农夫,所以他未必知道底层想要什么,但一定知道贵族们想要什么、反对什么。

  为了鼓励贵族们发展工商业,或者说为了防止贵族们和他们家族当年一样积累势力,他还要制定以下的政策。

  其一便是统一度量衡。

  田氏起家,靠的就是度量衡的不统一以招揽民心,荒年的时候用大斗出借,小斗问还,从而合法合理地利用度量衡的不统一,钻了空子打了擦边球。

  这一点他不是针对于工商业的发展想到的,他只是基于自己家族的发家史想到的。

  当然,这一点田和觉得也可以促进齐国工商业的发展,并且有利于他征收赋税。

  其次,便是公开允许贵族开办冶炼金属等行业,但是一定要申明公开,否则一旦查处到不申明却悄悄开办的,立刻除以重罚甚至削去封地。

  这个行业,也是各个贵族发家致富的好东西,田氏发家的时候,就有开采黄金和铜的行为。

  既然这是贵族们都做的事,那他不妨允许贵族这样做,只要缴纳足够的税就可以。

  人手不足?封地上的农夫归贵族支配,你们愿意做就做。如果民怨沸腾,那可以杀鸡儆猴,减缓民众的恨意,同时还被民众称作仁义之君。

  技术不足?允许工商业者开办,并且可以给予工商业者扶植,只要请求,甚至可以允许贵族将封地上的农夫出让给工商业者,使他们谋利。

  资金不够?“国轨”和官山海政策之下充实的国库,可以给予贷款和扶植。

  甚至于一些春秋时代流传下来的“官办”手工业,都可以转让给一些想要扶植的豪商。

  春秋时代,各国的手工业都是官办为主,随着时代的发展才出现了大量的私营手工业。

  但是齐国的经济学派认为,在现在“民思变业”的前提下,再用官营的手段继续束缚那些“百工”身份的人做事,他们会心怀怨恨。

  再比如开办矿山,如果直接征召农夫服劳役,民众聚在一起就容易闹事,而且打仗的时候这些农夫必然心怀怨恨,可能倒戈。

  既然这样,不如将一些官办手工业转交给私人——至于什么样的人有资格得到这些产业,那自然是支持齐国经济学派的那部分人,也就是这么搞能够得到利益的人。

  这样一来,便可以使豪商经营原本官办的手工业,商人求利,所以他们会想办法榨取利益,而国君只需要收税就足够了。

  而且诸如开办矿山之类的工业,让豪商们参与进来,组织由他们组织、出事由他们负责、农夫怨恨也可以适当地杀一批,而农夫也不会怨恨到国君的头上。

  作为国君,只需要“十取其三”,获得足够的利益充实府库、征召士卒即可。

  而且还可以极大地促进齐国的经济发展,使得手工业发展起来,手工业的发展才能够使得“卒有甲胄、士有戎车”,也为组建一支类似于泗上墨家或者西河武卒的常备军做物质基础。

  如此这般,既可以防备贵族和商人,同时又能让商人和小贵族们依附于国君。

  在外部“开阡陌”的浪潮之下,齐国的贵族们反而得到了支配封地农夫的权力,这使得他们必然紧密团结在齐侯的周围,维系他们的利益。

  在贵族高贵而商人贱人的背景下,又扶植一些家族依附国君形成大型的手工业、又允许贵族将封地上的农夫送入手工业劳作的方式,既解决了“民皆变业”的问题,又使得这些扶植起来的豪商必须支持君主,否则他们的利益就要被贵族掠夺。

  而且,这样的扶植,还可以使得齐国本地的豪商和泗上墨家决裂,泗上墨家的商业必然会损耗这些被扶植的豪商的利益,他们如果无法在商品贸易上战胜泗上墨家那边的商人,就必须依靠齐侯的权力在国内获得特权以获胜。

  在解决了贵族、豪商、军制、税收等问题后,就要做下一步加强君主集权的打算。

  当年观众的改革,是在分封制的基础上的改革,在不触动分封制的前提下,将全国分为十五个男爵领和六个工商业城市——十五个农业区需要提供兵员、六个工商业城市只需要纳税提供少量的兵员——那么管仲的想法就是:分封制为前提,那么君主只需要拿到五个男爵领和六个工商业城市,那就可以对其余贵族形成碾压的力量。

  如今管仲的改革成果早已经破坏,时代证明这样的手段可以使得齐桓称霸,却不足以应对现在的天下局面。

  所以,田和设想,要加强集权,形成一套君主直辖的行政手段。

  田和设想,将整个齐国的国土分为五都。

  临淄居中。

  莒地作为对墨家的东部前线。

  即墨作为胶东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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