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的宣传中，很明确地指出了贵族和君主之间的矛盾，使得这些原本作为贵族之间不传之秘的内容传遍了天下，也让那些“浑浑噩噩”只靠自己的阶级本能行事的贵族们清醒过来，开始做好反对集权反对君主的准备，大规模的反叛如火如荼。
捧杀宣传之下，赵侯骑虎难下；这十余年广泛的讲学宣传，也使得平民阶层逐渐崛起成为一股重要的力量，这也算是对赵侯的一种诱惑。
这种局面下，反叛四起，提防公子章上位的贵族极多、支持公子章上位的群臣不少，整个赵国都乱了起来。
墨家在邯郸，如同飘荡的芦苇絮在河滩扎根，很快遍布难以清除。赵侯不是不想清除，而是没有那个能力。
基层的控制力、组织能力、舆论宣传的能力、人才的凝聚力、技术的先进性、和稼穑百工之间的信任关系……哪一点都不如墨家，有些基层的事，不是赵侯想管就能管的。
再者，墨家和商人的关系密切，邯郸又有黄河以北最大的冶铁作坊群，其中还有万余名冶铁之工，再加上高柳那里的一支守卫边塞以利天下的强军，这都是赵侯认为可以借助的力量。
泗上给予胡非子的信中，说明白了赵国的局势、让胡非子提防激进、又不能让在赵国的墨者背弃墨家之义成为赵国的墨者，同时明确地提出了要“趁火打劫”的策略，要在赵侯最难的时候达成某种盟约，为将来的事做准备。
这考验的，便是胡非子的能力，要做到不左不激进、又要做到不右不投降，更要明确把握方向：不要扩大魏国人民和赵国人民之间的矛盾，而是要把矛头指向发动战争的王公贵族……
第一百一十章 人心不古世风日下（中）
这很难。
可对于一个在墨家高层工作了十余年的人来说，这又是最基本的要求，若是连这个都难以做到，他的能力也不可能再众人之中得到信服和推选，早早就被挤了下去。
现在胡非子面对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邯郸墨者的过于激进。
激进的墨者认为，公子章这样的变革，到头来并没有达成墨家的大义，没有让万民制法以约束君主，也没有达成了权力归属于民众。
如今赵国公子之争，若以墨家的道义论，这就是狗咬狗，墨家应该坐而看戏，不能参与这场狗咬狗之争。
这个过于激进的问题背后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一旦解决不好，可能就会跨入另一个极端：我乃赵人，当为祖国而死战，这不是狗咬狗，而是一场保家卫国与争取国家荣耀的正义之战。
一旦解决不好，导致了这个问题的反面，那么对于墨家“天下人的天下”的天下大同的想法是极为不利的。墨家一直严防的，就是出现赵族、楚族、魏族这样的情况，这一点在墨子在世的时候就很重视，入当年的爱邹人胜过爱越人、爱鲁人胜过爱邹人的观点，就受到了墨子的严厉批判。
墨家现在需要参与这场狗咬狗之争，需要在这张战争中获取最大的利益以为将来，并且这场战争决定了墨家在泗上的扩张和整合。
尤其是在越国决定南迁、费国民众革命爆发的情况下，赵国的事处理不好，将会导致魏齐联军对泗上的干涉，这对于墨家填补越国南迁在淮北的权力真空、和将泗上现在诸国的非攻同盟整合为更加严密的盟国将是巨大的阻碍。
墨家一直在等，从墨子去世之后就一直在等天下局势发生变化，现在这种变化终于等到，那么就一定要把握好。
胡非子知道自己的责任重大，也明白赵国这件事处理起来的困难，可当组织派他前往邯郸的那一刻，他已经无可选择，除了尽自己所能做好之外，别无他法。
能够选择他来邯郸，除了他的能力，也在于他能够理解墨家的道义，能够分清楚激进和投降之间的区别，换而言之，政治合格。
此时面对那名墨者的疑问，胡非子没有选择讲什么大道理，而是选择用此时诸子都喜欢的比喻做了回答。
他问道：“墨家之法，杀人者死，这是为什么呢？”
那墨者自然知道，便从人的生命权乃是天帝赋予的权力等缘故说起，最终靠的是理性推论出杀人者死最能够维护天下众人的生命之权。
胡非子笑道：“如此，譬若此时天下不能够做到杀人者死。那么，现在有个机会，让天下人知道，随意杀人是不好的行为，即便可能没有法律的制裁，但是轻易杀人就像是丢弃老迈的父母而不去养一样会受到指责，这样的机会，你会去做吗？”
那墨者点头道：“如果真的不能够做到杀人者死的律法实行，那么若是随意杀人被谴责，也是一种约束，这是要去做的，总比什么都不做好。”
胡非子道：“如此，那么和现在赵国的事有什么区别呢？”
“让民众制法约束君侯，这如同刚才说的杀人者死的律法制定。而现在，我要求赵侯明确地告诉民众，布告邯郸，说他要‘尚贤而任，不论血统亲疏，以选拔出来有才能的人成为官吏，使得为万民兴利除害，富贵贫寡，安危治乱；欲破井田、私授土地、使得人民有土地可以劳作、有食物可以果腹、有衣衫可以避寒’，并且将‘万民之利’作为君主的一项义务。这就像是刚才的故事中宣扬杀人不好一样。”
“若无法律的制裁，只是说杀人不好，未必就不杀人。可是，也总比宣扬杀人者好要进步，这是一样的道理，所以你做出了选择，那么在这件事为什么就不选择了呢？”
“如今天下，天命已死，何以为君？这是人们所不能解释的。”
“君主以为，君主就是君主，就该权力无限，这怎么能够行呢？”
“现在，赵侯在民众面前说，君主要做的，就是为民求利利于万民，即便他做不到，但是至少可以让这种‘义’成为天下的‘义’。”
“相对于那些认为君主就是君主的‘义’而言，这难道不是一种进步吗？在不能一蹴而就的情况下，这就像是两军交战，眼看要输，你是选择坐在那里等死？还是持剑继续向前，能前进几步就前进几步呢？”
“对民众而言，赵侯无论是出于什么目的，但民众都能得利。对天下而言，赵侯的这番言辞只要在邯郸的民众面前说出，那么这就成为了一种‘义’，一种‘德’，即便他不能做到，却也不敢有人说这是错的。”
“既然这样，我们又为什么不去做呢？”
那墨者闻言，终于点头，说道：“是这样的道理，我将贯彻始终。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再小的进步也是进步。”
胡非子笑道：“是的。错的不是想要一蹴而就之心，错的是不可能一蹴而就就不去做。反过来也一样，当可以一蹴而就的时候，却还慢腾腾的积跬步而不疾跑，这也是错的。其中的界限，是难以掌握的，不可不察。”
这就像是之前适所说的，泗上的事，慢不得；天下的事，快不得。其中快慢的区别，就在于这个火候的掌握。
什么时候该全力疾跑，不去听什么缓慢变革之词；什么时候该徐徐图之，不要激进以至于冒险被围；这正是墨家君子与七悟害所要承担的重要责任。
胡非子既已解决了邯郸墨者心中对于“狗咬狗不该参与”的疑惑，便开始和赵国在邯郸的公子章心腹进行密切的接触。
中庶子无奈，只得在邯郸发布公告，宣称君主之义，就该利于万民，所以这一场赵国的公子之争，是“义”之争；是“君何以为君”的道义之争。
公告之后，墨家在邯郸的组织迅速发动起来，利用需要组织民众守城的机会，广泛地开始进行民众集会，让民众也学会了“趁火打劫”，迅速出台了十余条条件，请求公子章答允，并且立刻派人将这些条件送至中牟。
……
赵都中牟，公仲连府中，新继位的赵侯一身衰衣前来看望老迈的公仲连，这个烈侯时代主持变革的老臣。
公仲连已老，虽不在朝堂，可是赵国的事他还是了解的。
此时赵侯亲至，公仲连也没有迎接，而是躺在床榻上休息，时不时地咳嗽一声。
不久前公子朝作乱，中牟大乱，好在支持公子章的臣子和士人更多一些，这一场政变未遂，公子朝出逃，返回了自己的封地。
随后，阙与等地的封君皆起兵反叛，声称“公子章远亲族而近外族，不可以为赵之君”，全力支持叛逃回自己封地的公子朝。
这件事之后，赵侯多次前往公仲连宅邸，每一次都会带来重大的消息。
或是魏国出兵、或是楚国伐陈蔡而分担了魏国的力量、或是中山国反叛、或是中山君派人来中牟与赵结盟一致对魏……
或好，或坏，公仲连见惯了大事，总还可以承受。
原本那些或好或坏的大事，在赵侯来到之前，公仲连也都能知晓，或是听到风声。
可这一次，公仲连不知赵侯为何而来。
床榻之上，无需多礼，公仲连见赵侯一脸怒色，手中持有一封书信，不解道：“君上何以怒？”
赵侯咬牙道：“怒民众贪婪无厌、怒墨家趁火打劫。我在邯郸，已经做得够好了，民众竟然还不知感恩，竟还想要更多。这不是我想要的，所以我发怒。”
公仲连不知道民众要求了什么，但看赵侯发怒，沉声问道：“君上希望民众怎么做呢？或者说，君上想要什么呢？”
赵侯道：“我想要邯郸不失。若邯郸失，赵国必乱，贵族大夫必多投魏而亲公子朝。”
公仲连咳嗽一声，喘息一阵道：“如此，您想要邯郸，而民众想要利，以此交换，这就像是商人买卖，又有什么值得气愤的呢？”
赵侯苦笑摇头道：“我怒民风不古。君主难道是可以和民众做交易的吗？我在邯郸，已经授田分田赎买，也行仁政，不欺商贾、善待百工。如今让他们守城，竟然还要提出条件。您知道我在邯郸的一些变革，比起当年晋阳来说，更加仁义。”
“可当年韩、魏、智三族围晋阳三年，民无叛心，至死而战。智伯掘开汾水，使得城中悬釜而炊、搭棚而居、浸入水中而生恶疮者以千计，群臣多有欲逃者而民众却无叛心，皆感恩先公襄子之德，尽愿效死。”
“如今魏人欲围邯郸，大军未至、城邑未困、河水未决、薪柴未尽、粮草未空。邯郸之民却要提条件，并不感念我的恩德，变本加厉，刁蛮求利。如今赵地的民众的德行沦丧，不知感恩，无分善恶，只求私利，却无国心。今年的赵民，不如当年晋阳之赵民，我难道不该发怒吗？”
第一百一十一章 人心不古世风日下（下）
晋阳之战，是赵襄子之后的赵国国君谈论国事所绕不开的一个地方。
公子章的父亲，得以被封为赵侯，赵氏的强盛就源于晋阳之战。
之后赵襄子无恤认为自己的继承违背了宗法制，从长远的角度考虑赵氏的存亡，将国君之位传给了自己兄长的孙子，而赵侯之父赵籍正是赵襄子兄长那一脉的。
当时赵国的情况只怕比之现在还要复杂几分，赵武侯临死之前，想要封公子朝为代君，也正是出于当年事的考虑。加上原本历史上赵武灵王想要将赵国一分为二利用代国的法理这些事，都和当年赵襄子灭代而封伯鲁之子于代扯不开关系。
如今赵侯所怨怒的，正是出于当年晋阳一战和现在邯郸被围的区别。
按他所想，邯郸作为自己的封地，论及自己所实行的政策，比起当年晋阳来说，要仁义的多。
可是自己做了这么多，邯郸的民众却不能和当年晋阳的民众一样，这让他极为不满，尤其是如今胡非子组织民众，将民众的请求传递到中牟之后，更是如此。
当年晋阳，民众没有任何的请求，只是效死而战。
如今邯郸，民众却学会了趁火打劫，简直是一群刁民。
既说起了晋阳之战，公仲连咳嗽几声后问道：“臣以为，当年晋阳之战，先公襄子有三可依，最终得以战胜智伯。君上可知那三处可依？”
晋阳之战，既是赵氏的立国之战，也算是决定了之后战国数百年命运的一场大战。如果韩魏两家不反水，智伯干掉赵氏，晋也就不存在三分，三晋合一，天下无敌。
这些都是赵氏之孙所熟知的事，赵侯回道：“这我是知道的。”
“居首者，唇亡齿寒之语。此四字，使得韩、魏背盟，军中杀死了智伯。”
“居次者，晋阳城坚固无双。城墙有米、宫室有柘，城高墙固、武备充足。”
“居末者，于晋阳行仁政，使得民不叛赵，纵悬釜而炊，亦无怨言，三年不能破城，终于等到韩魏背盟。”
公仲连原本在床榻上休息，即便赵侯走进来也不曾见礼，此时听到赵侯的话，竟然奋力从床榻上爬起。
赵侯大惊，起身相扶，连声道：“这是何故？难道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需要您这样来劝谏吗？”
公仲连的手臂被年轻的赵侯搀起，却仍旧用力，说道：“君上前几日说，魏人出兵干涉，我不以为意。君上前几日说，公子朝反叛、阙与君等众人皆反，我亦不以为意。”
“然，君上今日说起晋阳之事，我作为臣子，不能够不劝谏您的错误。”
“君上以为，晋阳之战，行仁义之政民之效死为三依之末，这是我不能不劝谏的。”
赵侯用力搀扶，公仲连这才起身道：“君上，若当年晋阳不能守三年，韩魏可有机会听先公襄子唇亡齿寒之言？”
赵侯摇头，公仲连又道：“当年晋阳宫室四周遍生蒿、柘可做箭矢，城墙砖石中藏有粟米可为粮食。若没有民众拉弓，箭矢可能飞到智伯军中？”
赵侯又摇头。
公仲连道：“如此，行仁义之政使得晋阳之民三年而无叛心，此为三依之首。您现在作为国君，我的时日也已无多，您却认为这是三依之末，这是我不能不拼死劝谏的。”
赵侯搀扶起公仲连，低头道：“您说的对。可是，我在邯郸实行的仁政，难道不比先公襄子在晋阳的仁政吗？”
这一点公仲连没有反驳，而是称赞道：“我听闻君上在邯郸实行的政策，便认为君上如当年襄子之有晋阳。您在邯郸的仁政，是比当年襄子在晋阳的政策更加仁义的。”
赵侯苦笑道：“可是，邯郸的民众，却不再是当年晋阳的民众了。我的政策比之当年的襄子更加仁义，然而邯郸的民众却不能够如当年的晋阳民众那样效死。”
“我有亲近侍人曾进言：民众不可以让他们过得太好，否则他们将不能效死。民众家中有余粮、房中有妻子，他们怎么能够不顾生死呢？当时我斥责了那个人，而现在看来，他的话竟是对的。”
公仲连大喝道：“谁人为君上进此言？当诛之！”
赵侯摇头道：“可现在事实就摆在眼前，这难道不是正确的吗？”
公仲连沉声道：“君上，昔年襄子之政的仁义，比之智伯如何？”
赵侯道：“智伯善养士，因有豫让漆身吞炭之行，然而论及仁政，不及襄子。”
公仲连又问道：“襄子纵仁义，论及治政利民，比之如今邺地的西门豹如何？”
赵侯只好如实道：“西门豹治漳，农兵数万屯于邯郸、中牟之间，使得赵不能南下。漳水臣服，灌溉万顷，亩收百五十斤，人民皆颂其德，其仁义未必及得上的襄子，然其有铁器、牛耕、三禾之利，民众富足又胜于昔年晋阳。”
公仲连便道：“就是这样的道理。如百年前，赵有瓷器而别人皆是陶器，那么，是赵氏更为贵重还是别家贵重呢？”
赵侯道：“是赵氏。”
公仲连又道：“百年后，赵有黄金而别人有随侯珠、和氏璧。那么，是赵氏贵重呢？还是别家贵重呢？”
赵侯道：“是别家贵重。”
公仲连拜道：“如今，君上拿着黄金而别人手中有随侯珠，您却说，当年赵氏有瓷而别家只是陶，所以赵氏比别家贵重，而赵氏手中的黄金自然也比别家的随侯珠贵重。这难道不是可笑的吗？”
“您在邯郸所做的一切，固然比起襄子当年在晋阳更加仁义，可也不过是从瓷器变为了黄金。”
“而别家如今也在向前走，从手中的陶器变为了现在的随侯和氏，您却认为您的黄金比襄子手中的瓷器更贵重，所以理所当然比别家的贵重。”
“这便是墨家众人所言的楚人刻舟求剑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