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人一言而决，微臣并无异议。”
张九龄躬身行礼道，脸上眉头微微皱起。他总觉得好像有什么不对劲，又不太说得上来。李隆基的种种言行，和平日里不太一样。
“马上就到了上元节了，今年的上元节，要好好的操办一下才行啊。”
李隆基说完这句话，就看到北衙禁军之一“左右飞骑”的大将军陈玄礼，走过来在李隆基耳边嘀嘀咕咕了一番，随即退到一旁等候差遣。
左右飞骑是李隆基的私人卫队，开元年间，与外朝联系紧密的南衙禁军便已经式微，李隆基当年潜龙旧臣陈玄礼异军突起，权威日重。当初李隆基也询问过方有德愿不愿意担任飞骑的统领，但是方有德却拒绝了。
“回宫。”
李隆基冷冷的从嘴里吐出两个字来，眼中寒光闪烁。
……
天子携百官尽兴而来，匆匆而归的终南山之行，成为了一个所有大臣都不敢去笑的笑话。
这种看起来莫名其妙的事情，方重勇与郑叔清一行人当然不可能知道。他们正在紧赶慢赶的，穿过南阳盆地，向西转入到内乡县，准备走武关道返回长安。
然而当他们来到内乡县城后，却发现这里居然没有驿馆！
要知道，这里是入武关必经之路“商山道”的入口，关于商山道，唐代诗人贾岛有诗形容这里的险峻为“一山未尽一山迎，百里都无半里平”。
尽是山路，还高低不平植被茂密！旅行的人每次都是咬着牙走百余里的山路，那滋味可真是谁走谁知道。
因为路不好，没法骑马，也不能用马车，所以官府索性摆烂躺平，连驿站都不设了。走过这百里山路，便是密密麻麻的驿站一直延绵到蓝田！
颇有点鲤鱼跃龙门的意思。
朝廷这架势好像是在说：反正是近道，爱走走，不走滚！想驿站伺候，门都没有！
郑叔清官老爷的矫情病发作，走一百多里山路，万一累病了怎么办？
他可是要入长安掌管朝廷账目的男人啊！朝廷就等着他来拯救了！爬山走路多跌份，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们在逃难呢！
于是郑叔清大手一挥，选择直接坐从县城里租来的马车，从南阳北上去东都洛阳，然后绕路个在陕州的水驿上官船，最后跟着官船直接水路去长安。
这也是一条去长安最主要的官道，不仅路平，而且可以一路坐马车。
问题只在于洛阳到长安这一段水路似乎不怎么好走。
可是归心似箭的郑叔清，觉得还是走水路更快些，最多陕州那地方，黄河水流湍急一点，稍稍危险一点……大不了到时候再转陆路嘛。
反正走路是不可能走路的！
结果等他们赶到陕州的以后，没多久黄河凌汛就来了。一行人眼睁睁河水里夹杂着上游奔流而来的碎冰，小的不用说，只是其中比较大的冰块，足以把一般船只给撞得倾覆沉没，死人翻船。
他们又在陕州的驿站耽误了一段时间，郑叔清又在那抱怨当初应该走武关道。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经过长途跋涉，上元节那天，他们从南阳北上洛阳后又坐马车来到陕州，在县城外的甘棠驿歇息。长时间舟车劳顿，不仅是作为孩童的方重勇与方来鹊，和当官不事生产的郑叔清，就连平日里也要回家耕田的严庄，也是累得半死。
只有习惯在大山里奔跑的阿段，一点感觉也没有，甚至还闲得发慌。
这一路极为折腾，可是他们又不能不听郑叔清的。
不仅是因为郑叔清是大人，方重勇还是个孩子，而且还有个不能忽视的因素：郑叔清身上有官府的通关文书，以及官员身份证明。
郑叔清在没有回长安述职之前，依旧是名义上的“夔州刺史”。这个身份，在旅行途中，非常好用，可以肆无忌惮享受驿站带来的便利，还不用花钱。
灵魂来自现代的方重勇，自然是什么大场面都见过，感觉无所谓。但严庄这个在基层厮混打滚的小吏，这才算见识到了那些驿站驿卒们在自己面前的“前倨”，以及在郑叔清面前的“后恭”。
这让他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打击。
在大唐，如果你没有权力，那就什么都不是！
这盛世只是某些人的，你有权力就能跟他们一起玩，没有权力，这盛世就不属于你！
上元节的黄昏，郑叔清一行人来到黄河岸边，一边是身后的驿站开始张灯结彩庆祝佳节，一边是面前的黄河河水封冻，万物寂静，夕阳下二者形成了一种强烈对比，好像他们就站在生存与死亡的边界一般。
除了方来鹊这样的浑人跟不需要思考什么问题的阿段外，郑叔清他们几个都是各怀心事，也没有心思在河边吹着冷风赏月了。
于是众人回到驿站大堂围成一桌，倒上了红莲春，又让驿卒送来烧好的黄河鲤鱼，便一边喝酒一边闲聊。
这鲤鱼可是周边农户凿开黄河冰面去抓的，价格不菲。哪怕是驿站内，不给钱也拿不到。陕州离长安不远，这里的驿站迎来送往的达官贵人不少，郑叔清的刺史身份没有多好用，没法“白嫖”超过官员定制规格的好菜。
当然，如果是张九龄或者李林甫来了，那自然又是另一番光景。
“严兄是河北人，听你言语，似乎河北人对朝廷颇有怨言，不知因何而起呢？”
方重勇一边搓着手，一边吃着鲤鱼问道。
这条黄河鲤鱼烧得很有地方风味，粗犷而鲜美，味道有点重，不如郑叔清请客吃“长安菜”那般精致。
只是胜在食材新鲜。
严庄看了一眼郑叔清，这位前刺史大人叹息说道：“不出这间屋子，说了也无妨。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就算我们不说，天下多的是人会说。”
听到这话，严庄点头道：“武周万岁通天元年（公元696年），营州的契丹部落首领李尽忠以及孙万荣（均为赐的汉名），不满武周的营州都督赵文对他们的虐待，直接杀掉了赵文，率领本部军队打进了河北。
李尽忠以及孙万荣没有想到他们的搏命一击，居然在河北引发了十几万百姓的自发追随，他们的部队很快就从几千人膨胀到了数万人。
在突厥的帮助下，花费了很大代价，武周大军才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才把这次“入侵”剿灭，连名将王孝杰都战死了。
既然损失这么大，那么武周大军，在剿灭了李尽忠以及孙万荣的“入侵”后，朝廷自然要开始秋后算账。
于是负责“平叛”的武周河内王武懿宗便上奏朝廷，提出把参与李尽忠以及孙万荣，还有“入侵河北”的十几万民众全部杀死。
虽然狄仁杰等人极力阻止，而且朝廷也确实没有这样下令……但是武懿宗并没有手软，河北百姓，死伤无数，凡是被迫从贼的，逃回来都被当做叛逆，直接处决，以至河北很多地方十室九空。
这不过是三十多年前的事情，更早的，就不必提了，数都数不完。”
严庄将酒杯里的红莲春一饮而尽，红着眼睛自嘲说道：“我一个河北寒门子弟，若是没有贵人提携，一辈子也喝不上这红莲春。这等美酒，只有郑使君这样的大人物才有资格享用。”
方重勇微微点头，看着郑叔清询问道：“这些都是真的？”
郑叔清犹豫片刻，最后长叹一声，微微点头道：“细节或有出入，大体不差吧。”
他是朝廷官员，很多话不能说太明白。事实如何，其实摆在那里，当年经历那件事的人，许多都还活着，有什么不能说的呢？
听完严庄的介绍，方重勇感觉，武周时期的营州之乱，看上去就像是安史之乱的“简化版”。
只不过：
那时候土地兼并还没有完全摧毁府兵的根基，朝廷对军队的控制依旧很牢固。
那时候天下除了河北以外，其他地方大体安定，赋税也比较轻，民间积蓄也不少。
那时候长安人口还没有膨胀到今天这个地步，运河的重要性，也没有今日之迫切。
那时候朝廷军队处置还算得当，没有安史之乱中李隆基那种骚操作。
只是营州之乱，始终带着一股特别浓厚的安史之乱那样的潦草味道，都是河北边镇造反，河北百姓依附，滚雪球一般壮大！
从营州之乱到裴耀卿的七百万石粮食大半出河北，这些事情都是冰山一角而已。河北人对唐庭的恨，深入骨髓，代代相传，一年比一年深重。
河北与朝廷两看相厌，已经是现在最好的结局。而李隆基与朝廷还想着拼命压榨河北，不出事才叫咄咄怪事！
“郑使君将来为度支郎，可要少对河北收点税才是啊。”
方重勇无奈苦笑道。
“你是不是傻？度支郎只管朝廷的税款怎么用，那些税款怎么收，又不是我说了算。再说，我现在还不是度支郎呢！你不如当面对圣人去说。”
郑叔清忍不住反唇相讥道。
第25章 第一幕总结，顺便求个票
2023-08-20
这本书我写得很忐忑，每一章都要查很多资料，还揪出来了很多史书上的明显错误。很多时候我不是不想多更新，是真的写不完，虽然我知道要写什么。
我要保证能把尽量真实的历史大势还原，而不是照抄史书，经常脑阔疼。史料是真的不能囫囵吞枣一样搬来就用。
比如说根据现代史学泰斗严耕望老先生多番考证的结果，夔州人口起码是食货志记载的五倍以上。
很显然史官受限于时代局限，忽略了流动人口对于经济的影响力，对于商品经济的理解也很浅薄。
史书上夔州是不毛之地，人口不过一万户。但严老先生综合其他史料考证，仅府城户口便超过了一万户。
那里是西南除了成都以外有数的大都会，川东在封建时期持续时间很久的经济文化中心。
再比如说开元末期的唐朝财政其实就已然处于崩溃状况，是依靠“拆墙”的模式，通过中央少调拨甚至不调拨款项给地方，让地方多承担财政压力，以此来实现财政的收支平衡。
当时的情况，已经窘迫到有些地方驿站，官府无力经营，不得不被迫转包（强行摊派）给地方大户。然后当地哪个大户接了就会很快倾家荡产，经常有人举家逃亡躲避摊派。
近些年出土史料里面都有详细记载，这些史书是不会直接写出来的。
前十万字，里面或许简简单单的一句话，都是我辛劳很久的成果。
第一幕的剧情半遮半掩，实际上主题就是关于唐庭税收货币化，关于调整租庸调的一个尝试。类似操作，历史上是在李林甫掌控下铺开的，但半途而废了。
由关税的争夺，引出李隆基的穷奢极欲，引出长安位置的偏颇，引出关中与河北的系统性矛盾。
这是第一幕，也是开元末年的历史大势。
我集中说的都是这些历史脉络，而不是什么李隆基杀三子啊，立李亨为新太子啊，李林甫上位赶走张九龄导致朝政堕落啊之类的。
这些都是表象，读者老爷们都知道，我就不想再以这个作为主线背景来写，都是写烂了的。
我要是着重写这个，那就好像是杀了这些人，唐朝就会千秋万代一样。如果按这样写，我一天能更新一万五，根本不会脑阔疼。
上本书，我在写的时候，关注比较多的，是历史的“剧情”，是整个大背景的故事走向。因为上本书很多读者连基本故事背景都不了解。不得已而为之。
而这本书，大家多多少少都知道一些。我的着眼点，便在于历史的底层脉络。
尽量还原开元天宝年间唐朝真实的社会、经济、政治、人文形态。不仅限于长安城。
研究唐代经济的古代人，常常忽略了一个现代人很容易察觉的问题：他们在算经济账的时候，只算国家总量，而不算经济运转的速度。
只计算钱币的发行量，而不去管它的流通速度与流通领域。
只站在国家层面去查看国家经济是否健康，而不在乎社会基层的稳定度。（我没有借古讽今，不要关联现代谢谢）。
很多时候评判的标准不同，会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
比如说唐庭在河北的各地府库就是满的，一直都是满的，包括安禄山造反之前都是如此，从来没有说缺军粮之类的事情。
这样就会造成一种社会很稳定很富足的错觉。
但如果以此来说明河北财政状况优秀，民生状况就良好，天宝时期大唐天下无敌，都是边将故意搞事情，才会爆发安史之乱，闹得民不聊生。
那这就是非常错误的观点了。
世界上每个国家为了自己的粮食安全，同样会建立了很多大型粮仓，这些粮仓常常都是满的。
打比方说现在作者我本人就是在唐朝开元时期，而且穷得揭不开锅，没钱吃饭了。那请问我可以去官府的粮仓讨饭吃么？粮仓的工作人员就应该打开粮仓让我吃么？
答案应该不言自明吧？
官府是官府的，民间是民间的。
在“盛世”里面写乱世迹象，这本书我想应该是没有同类作品的，包括我自己写过的两本书。这对我而言是一个全新挑战。
我尽量把故事说得明白，在大势里面讲伏笔讲变化，而不去纠结一些小细节。也尽量不去写一些现代人自以为是的东西，妄图可以逆转劣势的脑残剧情。
这种能不写，就一定不会写。
比如说以为自己口才好，以为自己心细如尘，抓到对手的一点小辫子，就可以去跟李隆基讲道理，跟李林甫去讲条件说服对方如何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