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我的权臣父亲 第15节

  “明日叛军必然复来,战时,你领骑兵埋伏于后方,待两军鏖战之际,见得军令,即率三百骑兵直冲叛军帅旗所在。”

  邓遐并非胆怯之辈,他朗声应道:

  “末将必为主公取贼将首级。”

  桓熙叮嘱道:

  “未见军令,即使形势再怎么危急,也不许擅自行动。”

  “诺!”

  翌日,叛军重整旗鼓之后,果然去而复返。

  只是这一次,无论桓熙怎么说,对方都不愿再与他斗将。

  此前邓遐在两军阵前斩杀叛军大将,着实给人吓破了胆。

  这一次,叛军摆开阵仗,欲与桓熙会战。

  不过桓熙早有准备,邓遐那三百骑兵,就是他用来决定胜负的后手。

  这一战,打得极为艰难,叛军势众而士气低落,而晋军因为桓熙重赏将士,以及昨日邓遐先声夺人,斩将立威,虽然人少,但士气高昂。

  此情此景,像极了此前的笮桥之战。

  而战斗一开始,也的确不利于晋军,叛军占据人数优势,率先发起猛烈的攻势。

  好在有了此前笮桥之战的经验,桓熙知道对方也就这三板斧,因而并不惊慌。

  朱序作为前部拼死奋战,但奈何寡不敌众,开始向后撤退,一直退到桓熙的中军附近,才稳住了阵脚。

  桓熙见叛军阵线拉长,首尾不能相顾,意识到战机已经出现,立即命人擂鼓挥旗,示意邓遐出击。

  埋伏在后方的邓遐看见令旗挥舞,谨记昨日桓熙的桓温,带着三百骑卒杀出,绕过叛军前部,直冲后方的帅旗而去。

  范贲为成汉丞相,亦是叛军之主,他见邓遐在乱军之中朝自己杀来,不禁想起对方昨日之勇,赶忙下令拦截。

  只是叛军之中,同样缺少骑卒,甚至还不如晋军,仅一二百骑。

  他们完全拦不住邓遐领头的三百晋骑,只见邓遐硬生生杀出一条血路,没有人能够阻拦他杀向叛军帅旗。

  范贲望见邓遐浑身浴血,面目狰狞,宛若一尊杀神朝自己策马而来,已然吓破了胆,只得调转马头,弃军而走。

  他这一跑,叛军士气瞬间跌至谷底,主将都逃了,谁还愿意再战,任凭隗文、邓定等人如何呼喊,试图阻止,然而,一场更胜昨日的溃败,终究是爆发在成都城外。

  桓熙当即下令全军掩杀,一场追逐战从白天打到傍晚。

  叛军大败,范贲、隗文、邓定等人被俘,桓熙将他们尽数处斩,头颅悬于成都城楼,降臣之乱,就此平定。

  当各路援军抵达成都之时,最先看到的,便是悬挂在城楼上的叛贼首级。

  桓熙将各军主将迎入成都,置酒款待,以示感谢。

  虽然这些援军没能帮得上忙,但这份情谊必须记着。

  周抚在席间对桓熙大加夸赞,众人也纷纷附和,人群之中,征西督护、振威将军萧敬文举杯为贺。

  萧敬文也是追随桓温伐蜀的将领之一,原时空中,他攻杀征虏将军杨谦,占据涪城,又得巴西,通于汉中,自号益州牧,割据一方,直到五年后,才被桓温派遣周抚、司马勋领兵平定。

  但此一时,彼一时,萧敬文反叛,是趁范贲等人攻占成都,成汉复国,周抚无力镇压的时机。

  如今范贲等人已经授首,汉中有袁乔,彭模有周抚,成都又有桓熙,萧敬文身处夹缝之中,又怎敢生出反叛之心。

  而此人罪恶尚未彰显,萧敬文作为有功之臣,自然不能无罪而诛,桓熙纵使知道此人心怀鬼胎,倒也只能与他虚与委蛇。

  作为此战的最大功臣,邓遐受到重赏,桓熙上表朝廷,为参战的诸将请功。

  不仅邓遐,朱序,就连郗超也因为救灾以及管理后勤,桓熙同样为他求取爵位。

  既然蜀中内乱已定,成都没有了危险,次日,益州诸军各回本镇,桓熙与诸将一一惜别,哪怕面对萧敬文,那也是眷念不舍的模样。

  成都之战,是桓熙真正意义上指挥的第一场战斗,尽管只是依靠邓遐之勇取胜,但终究是以少胜多,在桓温麾下将佐之间,进一步增加了自己的威望。

  周抚回到彭模,当即以益州刺史的身份为桓熙表功。

  桓熙对此倒是不以为意,作为桓温的嫡长子,对于他来说,官爵并不重要。

  如今降臣之乱已经平定,桓熙所要考虑的,则是如何振兴益州。

  经历过成汉的暴政,如今益州疲惫,民生凋零。

  桓熙以长史的身份主政益州,这也将是他所要面临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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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 永和五铢()

  第15章 永和五铢(3000)

  报捷的快船先于桓温顺江而下,由蜀地东出,每在一处码头停靠,总会有人下船高呼:

  “伐蜀大捷!安西将军、荆州刺史桓公灭其国,尽吞其地!”

  两岸军民,无不举手欢庆,奔走相告。

  桓温伐蜀功成的消息,得以迅速传遍荆、扬二地。

  而朝堂上的氛围与民间形成了鲜明对比,可谓是愁云惨淡。

  当初以桓温镇守荆州,是想要他守卫国之西门,可没想过桓温会主动出击,进攻成汉。

  此前,为桓温加督六州军事,说是六州,但其余司、益、雍、宁都是侨置,不过是在荆州分出一郡,作为名义上的一州之地,而梁州也只剩了四郡。

  如今成汉灭亡,桓温不仅坐拥益州实地,失陷的梁州四郡宛然而归,同样,此前被成汉占据的宁州十二郡,包括云南郡在内,也随之归附。

  如今桓温不仅坐拥当年蜀汉全境,更是据有荆州,比之蜀汉昭烈皇帝极盛之势,犹有过之,东晋朝廷偏安江东,又怎能不为之震恐。

  事情发展太过出人意料,满朝文武,除了刘,谁又能想到桓温凭着区区一万人马,竟然能够灭亡成汉。

  如今再想使绊子,拖后腿,已经晚了。

  不久,桓温的奏表送抵江东,在外诸将请功之外,桓温请移司马勋,以江夏相袁乔为梁州刺史。

  朝堂诸公哗然,共同辅政的会稽王司马昱与司徒蔡谟本欲准桓温之请,但在廷议上,尚书左丞荀蕤却谏止道:

  “桓温如今势大难制,岂可再以袁乔出镇梁州,使其如虎添翼。”

  朝廷于是拒绝桓温所请,当桓温得知消息时,恰逢他乘船出川,桓温不慌不忙,再上一表,声称将引荆、益之精兵,入朝谒见天子,面陈袁乔镇守梁州一事之迫切。

  司马昱闻讯,悲叹道:

  “何相公忠体国,却没有识人之明,不仅错看了桓温之子,将雏凤比作豚犬,更是误信桓温,为朝廷添一祸患。”

  司徒蔡谟也是徒呼奈何,以桓温今日之威势,反叛更胜苏峻、庾氏,如今他携灭国之威,逼迫朝廷,公卿们实在不敢与之抗衡,更别提台城中的孤儿寡母。

  太后褚蒜子召集重臣,无奈道:

  “不如就准了桓公之请,朝廷与西藩也能相安无事。”

  这一次,就连此前反对的荀蕤也闭上了嘴,毕竟真要是把桓温引来江东,自己必将步晁错的后尘,以平息桓温的怒火。

  随即,朝廷下诏,召梁州刺史司马勋入朝为官,以袁乔继任梁州刺史。

  司马勋纵使不愿放弃方面之任,可朝廷已有诏命,而袁乔在汉中虎视眈眈,桓温又在襄阳布置重兵,司马勋万般无奈之下,只得启程离开武当,乘船往建康而去。

  此事过后,荆、益、梁、宁、雍、司六州将佐,无不看穿了朝廷的虚实,从此只知有桓公,而不知有朝廷。

  对于伐蜀功臣们的奖赏,还需朝臣商议,不可能立即下达,但对于桓温的一些请求,还是立即答允下来,比如以桓熙为蜀郡太守,赐号定远将军,许其开府之权。

  当然,桓温逼迫朝廷,也有负面影响,便是建康朝廷从此防备西藩。

  会稽王司马昱以扬州刺史殷浩有盛名,引以为心腹,企图重用殷浩以抗衡桓温。

  桓温对此倒是不以为意,殷浩此人养望十年,确有施政的才能,但他在军事上的能力极为有限,桓温清楚殷浩成不了气候,也并未将他放在心上。

  谢道韫不理朝中纷扰,但她近来心情阴郁。

  桓熙在蜀中纳妾的消息已经传扬开来,尤其是他们父子相争,更是被人引为笑谈。

  越是才华出众的女子,越是骄傲,谢道韫并非妒妇,可未婚夫在成婚前就与父亲为了一个女子争风吃醋,还是让她感觉到面上无光。

  直到桓熙从成都寄来家书,他在信中详细解释此事的缘由,告知谢道韫,自己是如何身不由己,是父亲暗中叮嘱,非逼着自己纳妾,以安李势之心。

  而在书信末尾一诗,也让谢道韫动情。

  哪怕如今已经是夏秋交替的季节,不再是三月晚春。

  谢道韫相信桓熙的解释。

  至于所谓父子之间争风吃醋,在她想来,不过是世人诋毁之言。

  树大招风,谢道韫还记得桓熙当初说过的,不遭人嫉是庸才,以桓家父子今日的声势,又怎会不招人嫉恨。

  她将桓熙的家书小心收好,对谢泉、谢玄等人,笑道:

  “不如在庭中栽上一颗红豆树。”

  与此同时,被朝廷深深忌惮的桓温,此刻正低声下气的向司马兴男解释父子争妾的传闻。

  桓温一个劲地喊冤,声称是常璩自作主张,他自己可是坚决推辞。

  司马兴男将信将疑,她道:

  “常璩此人,我看着就心生厌恶,不可使他留在幕府,且将他送往建康为官。”

  作为桓温的参军,常璩自然是跟随他离开了蜀中。

  桓温忙不迭地答应下来,只要能够度过这一关,什么都好说。

  当天,桓温便唤来常璩,提出要上表朝廷,放他入朝为官。

  常璩作为汉臣之时,就心向晋室,如今得知能够前往自己向往的建康,欣喜不已,他一口应下,于次日乘船东出。

  见桓温放逐了常璩,司马兴男这才消了气,又记挂起了远在成都的桓熙,没少拿这事数落桓温。

  初秋时节,蜀中传来捷报,桓熙平定叛乱,益州就此安宁,桓温为之大喜,而建康诸公得知消息,如丧考妣。

  在伐蜀的始末为世人所知后,桓熙雏凤之名越发响亮。

  一个桓温就已经让公卿们头疼,而桓熙之才,只怕不下其父,一想到将来要受制于桓家父子,谁又能够笑得出来。

  而与桓家联姻的谢氏,若不是豫州刺史谢尚曾为会稽王友,是司马昱的心腹,只怕朝廷就要出手打击陈郡谢氏,分其权力。

  只是等将来谢尚亡故,将由谁来接替其职,还是会有一场风波。

  桓熙对于荆、扬纠纷置若罔闻,他在一心治理蜀地。

  入蜀之前,袁乔就向桓温指出,益州富饶,诸葛武侯以一州之地,能够抗衡中夏。

  而桓熙也曾建议桓温,取蜀中财富,用于北伐。

  但在李寿、李势父子多年的竭泽而渔之下,此时的益州,比之蜀汉末年的状况,犹有过之。

  蜀汉末年,益州疲敝,在无法增加租税的情况下,只得不断加铸小钱,面值不变,但含铜量却是一降再降。

  先主刘备在府库空虚时所铸的直百五铢,其重量从最初的8-9克,到武侯北伐期间的2-3克,而蜀汉晚期更是相继减为1.4克、1克、0.6克,直至亡国前,一枚直百五铢仅为0.4克。

  当然,这终究比不过孙权对民众敲骨吸髓的大泉一千、大泉二千、甚至是大泉五千。

  所谓大泉一千,仅一枚,虚值就高达一千枚五铢钱,但其实际价值仅为3.2枚五铢钱。

  李寿入主益州之后,由于与晋室连年交战,加之其人穷奢极欲,财政无以为继,只能效仿旧制,改铸小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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