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5到2020 第131节

苏菲娅露出回忆的表情,“他们也会表现出喜怒哀乐,神有神怒,神悲神泣,但是到最关键的时候必须选择时,一定是精密计算的结果,从来不会因为感情用事而错误。”

苏菲娅走过来,把脸凑到黄克面前,笑问道:“你刚才和另一个你神交,发生什么事了,感觉你很失落的样子,你这样的人,不该是这样的啊!”

黄克没有理她,别过脸去,然后道:“世界杯马上就要到了,我们先去香港和澳门,各地的赌场转一圈,多赚点赌资,然后赌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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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链霉素的市场需求,收益说明讨论关于链霉素这个。

先给大家一组数据现代用链霉素之类的治肺结核,每次用量是0.5克,一天两次,相当于一天一克,治疗周期最少半年。

严重的人要治一年甚至两年都有可能。

按半年计:差不多用量要120克左右(中间看情况需要不少间停),我姑且少算,按100克算。

一公斤链霉素,其实只够治疗10个人,两公斤,只够治疗20个人。

考虑现代抗药性强,在1935年,把这个数值放大哪怕20倍,也只够治疗,400人(指完全治愈)。

而1935年全世界肺结核病人人数。

我找到的数据是:德国1935年时,大概有30万~40万左右的肺结核患者。其他国家的数据不详。

但以德国为标准推算过去,英,法两国大概人数在十余万左右苏联会有五十万到六十万,美国可能有八十到一百万,至于中国,数字不详,但是用得起这药,打得起第一针的病人,光是在中国,几百上千人是有的。

前面说了,黄克自己粗略推算,能出得起五万美元,完成一个疗程费用的患者,全世界加起来也就是一两百人。

而这病并不是一针就可以解决的,一针之后好转,咬咬牙,再打几针。然后余下的,就是短时间内好转了。如果没有长期打,彻底清除,很容易反复发作。当真是得了这病,想真正治愈,真的得把家底掏空了。

第一批链霉素所以这么快销完。原因很简单:过去几十年里积累下来的庞大的市场需求。全世界加起来近千万的肺结核患者,看到希望后,咬咬牙,四百美刀就四百美刀,用了大概相当于一辆福特车的价格。

具体的销量,国内的富豪大概可以吃掉相当的比例。

以当时中国的情况,以及肺结核的流行性情况,最少有上百位名人,富人,需要这药的(著名的鲁迅,杜笙明,林徽因,萧红,还有一大堆的民国名人,富人,甚至军阀,都有这病)其实消费力不低的。

国内的消费力就可以吃掉不少的。

至于国外销售,出口问题。

这东西,刚出来时的前三月,同样也是卖方市场,庞大的市场需求,独此一家,一堆的有钱富豪家得病的人消费力是很可怕的。而且注意一点:卖药的是,孔,宋两家,他们是可以直接跳过所有的海关税,以近乎走私一般的方法卖到国外的毕竟一剂药能有多少体积?光是拿这药当人情和海外关系,直接点对点交易,都可以卖得很开心。这种手法,甚至可以大量地逃掉税收,因为很多时候,都不走商业渠道,而是私人面对面,人情交易了。

别忘记了,这种救命的药,历史上到1946年前,是可以直接当钱,当硬通货用的。这个时期,他本身就是硬通货。

我的计划剧情设定里,主角回来后卖第二批药时,就会发现,市场其实在萎缩,大批的穷人只够用一针两针,接下来的药他们用不起了。所以才会降价,而且还要再降的。

至于一些想当然爱脑补的,开始扯什么卖掉好几亿美元我才不会这么蠢呢。我自己估计,这药全球的销售额,当年能有一亿就要笑了。而这一亿,还只是总销售额,主角其实只能拿到三分一不到的分成,大量的利润是要被各种中间商各种伸手抽走的。

而黄克也很清楚这一点,所以离开时才对主席说,关于这药,他自己在下一年,能够调动的收益资金,也就是四千多万这四千多万,其实也包括了融资,圈钱,玩金融的收益正因为明白这一点,黄克才要和宋,孔合作,用融资,股市收割的方法来加大收益。因为这才是比卖药,更赚钱的手段。

而他自己,关于链霉素的售价,前面也一再提到了,迟早会降价十倍,甚至二十倍。意思就是除以十或二十(又有很多人听不懂降价十倍,二十倍的数死早和语死早的,这里我再解释一次)他和孔,宋搞出那么多的名堂,就是要在富人和中产的消费能力饱和前,最大限度地进行收割。

第87章引导

为期九天的天水会议结束了,艾琳娜以“共产国际观察员”的身份和真实的“观察员”谢洛夫一起,旁听了全过程。

谢洛夫完成了使命后,很快告辞,通过秘密渠道离开,而艾琳娜也到了离开的时间。

“先生,那些电报,您为什么看都不看就全烧掉了?我听黄克说过,过去的十年里,很多人都在按需所取地恶意更改共产国际的电文。如果要深究的话.....”

先生,即老师的意思。这是艾琳娜入乡随俗,对李润石的称呼,私下无外人时,她就是这么称呼他。

“那些电报,公开了,是会炸死所有人的炸药。今天的党组织,实在经不起更多的折腾和无谓的牺牲了。而且除了黄克和你这种事先看到答案的人,当时又有谁能肯定,我的选择就是对的呢?”

说到这,李润石主席的脸上露出回忆的表情。

“因为共产国际的错误指挥,在四一二后,他们在党内的威信,其实已经相当程度地破产了。许多同志,都产生了跳过共产国际,按自己的想法去选择革命道路的念头!其实我那时也是这么想的!只不过是我恰好是对的,而其他人......大家犯的不过是革命幼稚病的错误,毕竟我们当时都太年青了。”

艾琳娜道:“我从黄克那边听过,如果他们当时老老实实地听从共产国际的指示,许多的损失反而可以避免。而这帮人,在后世却把责任都推到共产国际头上了。”

李润石打断她道:“趋利避害是人类的本能,并不是只有胡宗南和常凯申会甩锅的。重要的是,知道错了,要勇于承认错误,承担责任,这次伍豪能主动站出来,背下大部分责任,我很吃惊,却也很开心。追究谁犯过什么错,其实没有意义,反而是伍豪这般的,勇于承认自己犯过错才是最难得的。”

李润石佩服地道:“没有他最早站出来,把很多不是他的责任都背了,这次的会议也不会这么顺利地结束。即使走过了长征,经过了如此痛苦的地狱历炼,大家可以无畏敌人的子弹,无视自己的死亡,但是要大家自己批判自己,公开承认过去的错误,自己刷自己虚荣的面子,其实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毕竟人最难打败的,是自己。这一点上,我其实是不如伍豪的!”

然后他又回忆道:“三年前宁都会议,我被兔除了一切职务.....接下来的两年,是我人生中最黑暗难熬的时刻。”

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参会成员对李润石有着三种不同意见。第一是王稼祥,其主张是“大敌当前,不可易将;指挥重任,非他(李润石)莫属”!并“请大家撇开个人意气和人事纠纷,郑重考虑我的意见”。

第二是伍豪,其主张是自己独自掌握决定权,但可以让李润石“贡献军事才能”;做不到这一点,就让他“回后方”“专做政府工作”,甚至到“河西去”。这算是一种中庸的处置方式。

第三是项英、任弼时等人,激烈要求他“回后方”“专做政府工作”,或者到“河西去”。

李润石反思道:“当时如果我愿意,肯多退一点,还是有机会做第二种选择的,但最终的结局,却是第三种。七宗罪里,傲慢是第一罪,我也犯下了傲慢的错误。”

艾琳娜点头道:“人最难的是战胜自己。我的世界,神之所以成神,是因为他们已经变成纯粹无情的生命,把一切都数据化进行算计,绝对的理智,绝对的不受情绪干扰.......看起来很美好,其实很恐怖......”

艾琳娜接着道:“先生,您的选择,其实很正常,你终究是个人,有自己的脾气,有自己的傲气。要让一个聪明人在没错的情况下,向一群蠢货低头认错,这是违背人性的!”

李润石笑了起来:“这最后的话,一定是小黄说的,这不是你的说话习惯。小黄是个傲慢的人,看到他,我就常想起过去的我,他有着和我共同的缺点。

其实过去的我,说话有时是很怆人的。所以有些地方,我们反而很容易互相理解。”

艾琳娜不置可否,她确实引用了黄克的话。

“宁都后的那一年,我一直都深陷在那种抑郁不得志,有力难施的痛苦中。

看着眼前根据地的局势一点一点地败坏,可是我却是做什么都没有用.......偶尔地,我也曾后悔过,如果那时肯低头,选择第二项......但是,这种想法,也只是闪过一瞬而已。”

李润石举起右手,五指张开,看着手掌,声音突然变得低沉起来。

“我真正感到悔恨,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与不足的地点,是在湘江!五万红军战士的生命,断后三十四师的同志,是他们的血让我......”

他闭上眼睛,一脸痛苦的表情。

“断后的三十四师,陈树湘,程翠林......那么多优秀的好同志啊........”

他的拳头,在这一刻捏紧了,指甲深深地陷入肉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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