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年二月，叶济罗荣在关中即大燕帝位。
曹义渠没有选择拥立元氏子弟为帝，与江宁对抗，而是迫不及待的在渝州登基，建立梁朝，自封梁帝，似乎是为了享受最后的美妙时光。
五月，西征军指挥部会同宁则臣、敖沧海、陶春等部二十万兵马，分从南阳、洛阳及河津三地进击关中。
虽说其时随叶济多镝西逃的北燕匠师，也仿效淮东伏火弩铸造铜炮，但以关中之财力及人力，在五月之前不过就铸了三十余门铜炮来应景。
而与此同时，西征军除编有八百门轻重型火炮之外，装备到一线营卒的燧发火枪也多达六千余支，更在军中单独设立掷弹兵科，成建制的在野战及攻防战中使用伏火雷。
历经浦城、潼关、武关数战，西征军在两个月之间，就歼敌四万余众，强行破开挺进关中的大门。陈芝虎、叶济罗荣虽说还掌握十数万兵马，但大势已失，不敢在渭河平原与西征军会战，只能弃关中经庆阳、固原西逃进入河西故郡，即西域。
元归政、元锦生、高义等人，在敖沧海率部所部强攻武关时给击毙，董原依旧不见所踪，也未有消息说他投靠陈芝虎或曹义渠。
到八月中旬，西征军即收复关中全境，杨一航出任关中宣抚使；林缚同时成立西北卫戍防区，将长淮军及太行山独立镇师皆编入西北防区，使敖沧海、邓愈分别出任正副都指挥使，负责继续追剿西逃残敌的重任。
启元二年春，林缚使宁则臣在渭源率马步军及辎兵十万，与周同、粟品孝在荆州率水步军及辎兵八万，兵分两路攻入川蜀。其时曹义渠移都成都，渝州乃蜀梁大将魏世延守御。
魏世延率部投降，率部随周同北进，于四月会同宁则臣所部围成都。曹义渠称帝不过一年，帝王幻梦即告破灭，他在成都城中命尽军卒将他百余嫔妃尽数处死后举火自尽，蜀梁至此灭亡——林缚战后设川蜀郡，使周同出任宣抚使，中原战火就此彻底告熄陈芝虎与叶济罗荣率部逃出关中后，即分道扬镳。陈芝虎自封秦帝，控制河源以西的河西故郡，建立西秦国。叶济罗荣在启元三年奚胡叛变事件战死，叶济多镝继任汗位，率残部往西北疆逃窜，一直逃到北庭（今新疆北部地区）故郡立足。
启元七年，陈芝虎西征敕勒国，屠城后召敕勒王女侍寝，在睡梦中被敕勒王女以银钗刺穿左眼而亡。
陈芝虎身亡，西秦国大乱，之前给陈芝虎暴力压制的西北疆诸胡皆起兵造反；林缚则令敖沧海率十万马步军西征，启元九年六月攻陷西秦国都鄯善（今哈密），分设河西郡及西秦都督府。
叶济多镝率燕胡残部踞北庭，在西北苦寒之地挣扎了数年，也没有办法驯服北疆诸胡。启元八年、九年，与敖沧海所率的西征军数战虽互有胜负，但数年积攒的元气也告耗尽。叶济多镝不得以于启元十年初弃北庭再次西逃，远避到伊犁河以西的地区苟且偷生，林缚则并设北庭都督府。
国境线延伸到哈密以西的伊梨，整个依赖于陆路的后勤补给线已经绵延有四五千里。中枢及地方也无意再将国境西扩，林缚也便顺势停下往西北疆继续扩张的步伐，调整对西北疆的战略，改武装征服为移民归化。
从启元元年到启元十年，对东北地区的归化工作一直都在有序的进行。
除了设辽阳郡归中枢直辖外，在辽阳以北地区，林缚先后共从江淮浙赣等地抽调二十万青年、设立三个农垦兵团进入辽阳以北地区进行屯种。
由于燕胡从燕京、辽阳等地西逃时，十分的仓促，有近三十万青年妇女给遗弃，其中近二十万妇女随农垦兵团北迁，与农垦兵结合组成新的家庭，扎根落户。
从启元二年起，以辽南铁场建设为标志，辽阳以南、与辽口之间的千山东麓地区煤铁资源得到大规模的开发。到启元十年，辽南铁场的铁产量达到十万吨（两亿斤）、钢产生达到五千吨（一千万斤），围绕辽南铁场外围的采矿及冶炼工业迅速发展起来。
整个辽东半岛两面临海，而经渤海、东海到江淮地区，航海受风暴的威胁，要远远少于夷州以南海域；甚至在夏季有些胆大的海商也需要停航避风——这使得辽东半岛的林木等矿产资源，源源的不断输入江淮。辽口及金州的铁山港，都很快成为继崇州、明州、津海、海州、登州、晋安、竹溪之后的大海港。
而仅辽东地区，之前的辽东汉民加上之后给燕胡强迁过去的汉民，就有一百六七十万人——这诸多项使得辽阳在新帝国的地位，甚至要超过河南、燕蓟等受战事挫伤极重、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的中原郡。
而辽阳开发得越迅速、越彻底，燕胡在辽阳的残余势力生存空间则越少。
虽说往西北疆的扩张在启元十年就告一个段落，但对南洋扩张涉及到巨大的商业利益，步伐则一直都没有停顿过。
永兴元年江淮一斤棉纱价值约四百钱，已经比传统的土纱低了一截；到启元元年江淮棉纱价格下降一半左右，到启元十年，江淮棉纱再下降一半，一斤纱仅百钱——技术上的长足进步使得以棉纱、棉布为代表的淮东工业品足以横扫国内、海东及南洋诸国传统的土布、土纱市场，从中牟求厚利。
而江宁也很清醒的认识到，只有不断扩外的国内外市场，使得工业品一直都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才能一直强烈的刺激以江淮地区为主的工业区规模不断扩大、刺激新技术的不断成长。
而在这些工业品的强烈冲击下，南洋诸国的传统手工业生产的空间就日益狭窄，反弹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而每逢阻力，江宁则习惯用战舰跟大炮开路。
启元十四年，林缚使其时任东南水师指挥使的杨释亲率东南水师半数兵力跟战舰南征芨多。在西南洋（印度洋）海域，已经全面换装开花弹的东南水师，以两艘护卫舰触礁沉没的代价，全歼芨多王朝水军。
最终以割占面积为夷州两倍大小的佛僧罗岛及设港开埠为条件，接受芨多王朝的议和。其时，佛僧罗岛已经是江宁在海外设立的第十一个都督府及军事基地。
而到启元二十年，海外都督府及水师军事基地则延伸到泰西帝国（阿拉伯）及苏比亚、阿克苏姆等国的东海岸，达到十六个之多。由于燕胡残部的西进，火炮、火枪及诸多新式造舰技术也开始在泰西、苏比亚、阿克苏姆等国流传，但依旧无法抹平与新国帝之间的差距。
刘师度所担忧的人口、爆炸现象，率先在江淮地区爆发。
启元二年伐蜀战役完结之后，包括辽阳郡在内，新帝国进行过一次彻底的人口普查，全国总人口为八千六百万人，淮河以南地区（除川蜀以外）的人口，高达五千八百万。
到启元二十年，短短十八年间，淮河以南地区的人口暴增六成还多，达到九千三百万。
虽说南方土地产粮的潜力，能够承受上亿甚至更多的人丁消耗，但是这些土地，用四五千万人就勉强耕种；江淮地区工矿及运输业一直在迅猛的发生，但到启元二十年，国内工矿及运输业容纳的劳动力也就一千万稍多一些而已——单纯从劳动力而言，虽说土地能够承载，还是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大量的剩余人口。
西北疆是苦寒之地，愿意移民西北疆实边的人不多，需要中枢财政拿出大量的补贴才可行，而大量剩余人口则以海外十六个都督府为核心，往南洋地区进行迁移。
将永兴年间也计算在内，到启元二十年近三十年间，济州、卢加、普丹、佛僧罗十六个都督府容纳的移民就超过当地土著，高达四百万人，而以十六个都督府向周围诸国迁移的海外移民差不多也有此数。
比起向南洋地区的主动移民，截止到启元二十年，往西北疆及东北地区的实边移民，还不过一百二十万人，中枢还为此付出上千万银元的代价。
佛僧罗从启元十四年才设立海外都督府，到启元二十年，移民佛僧罗的江淮民众就高达二十万人。殖商银庄、南洋船社与都督府以极廉价的价格向江淮移民出售肥沃的土地，六年时间在佛僧罗岛兼并或开垦棉花种植园总量高近千万亩，成为江淮棉纺工业最重要的原料产地之一。
到启元二十年，黑水洋、南洋船社名下登记注册的五百吨级以上商船就高达五千艘。
除靖海水师、东南水师之外，黑水洋、南洋船社装备三级主力战舰的护卫舰队与诸都督府护卫军，亦成为新帝国在海外最为重要的军事力量。
比起黑水洋、南洋船社这种军政财商结合的特殊势力体不同，殖商银庄要稍稍单纯一些。
早初殖商银庄用六百万亩赏功田所置换出来的两千万银元的资本金，到启元二十年激增了二十倍，达到四亿银元，这还没有将过去二十年向股东发放近两亿银元的钱息计算在内。
淮东钱庄的实力跟规模比殖商银庄还要大一些，资产金达到六亿银元；此外济州银庄等数家规模稍小，后期才得到发展的银庄，资本金亦在千万银元到近亿银元不等，资本实力并不容小窥。
早期的海外贸易主要是与当地人及势力进行交易，而传统的海外贸易物已经难以满足新帝国增涨的需求，到启元二十年，海外移民渐近成为贸易的主体。
包括十一个海外都督府以及柔佛、婆罗、高丽、扶桑等国在内的海东、南洋，到处都是汉人投资开发的矿井跟种植园。
到启元二十年，输入国内的婆罗火油每年就升至六十万吨，而输入其他地区的婆罗火油，每年也高达三十万吨，年贸易总额高达三千万银元。而控制婆罗国逾九成油井的婆罗火油商社，不仅具体经营者、管理者及核心技工都是汉人外，其股数除了皇室、殖商银庄、淮东钱庄、南洋船社等持有外，其余则主要由卢加都督府等地的移民群体持有。
除了婆罗火油，而从海外输入江淮浙闽地区、作为纺织工业原料的棉花，截止到启元二十年，每年就增加到八百艘海船之多——这些棉花原料的供应商，差不多有七成皆是海外移民控制的种植园供应，早期流放海外的战俘以及当地土著及后期移民海外的江淮民众，则是这些种植园的主要劳动力。
除了火油、棉花是主要输入货物外，每年还有差不多近三千艘海船，满载着硝石、婆罗山灰、硫磺、金银铜贵金属、蕉麻、蔗糖、名贵木材、药材等大宗货物，在崇州、江宁、明州、海州、津海、铁山、辽口等地靠港而这些庞大的大宗货物输入，国内则以新布、成衣、染料、食盐、瓷器、钢铁、船舶、兵械以及传统的茶叶、丝绸等大宗货物进行贸易抹平。
制造机械、蒸汽机及最新式的战船及火炮、火枪，则在严禁出海的名单之列，受到严格的监管——不过大量技术工人及学者的移民南洋，海外都督府辖境的新学、新产业及工业实力从启元十年之后，也开始有强劲的增涨。
大宗海外贸易，除了涉及其中的诸多势力获利极厚外，也给中枢岁入带来雄厚的海关税收，启元二十年仅海关关银收入就高达两千六百万银元。
算上对殖商银庄、淮东钱庄、南洋船社、黑水洋船社等商社团体的海外资产增值征税，启元二十年中枢岁入海外的收益就贡献了逾五千万银元，占到启元二十年整个中枢岁入的四分之一。
启元二十年中枢岁入规模达到两亿银元，是永兴末年的十倍；除了海外贸易繁荣的同时，也依赖于国内统一市场的异样繁荣。
从启元二年中原战事彻底结束开始，林缚在国内启动六年一期的大建设计划，以建设代替战事，拉动对新产业的需求，促进工矿及交通运输新技术的发展。
永兴七年林景中主持修造金川大铁桥，耗资四十六万银元有余；随着技术的发展及钢铁、石浆等原料成本的下降，启元十五年之后出任河西总督的宁则臣，于启元二十年在河西郡临洮主持修建而成的黄河源大铁桥，加上钢梁、石浆等材料的高额运输费用在内，整个造价也仅用去六十万银元。
永兴七年林景中修造金川大铁桥，需林缚咬牙支持；到启元二十年，地方修造铁桥的批复权已经下放到府一级，启元二十年近半数府县开始动工在辖区主要河流上修造铁桥，同时开工的铁桥数达到九百六十余座。
这也就意味着到启元二十年，仅国内修造铁桥对钢铁的需求量就达到三四十万吨以上。除了修造铁桥，国内道路修造、运河及涵洞、大坝的修造、钢筋混凝土新建筑法的推广以及新式机械的大量使用，都刺激着国内钢铁需求量的增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