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于刚抵达爱荷华的情形。
如今的作家们彼此关系已经处熟了，也都处近了。
就连菲儿和印度作家两个最初视彼此为仇敌的家伙，也从一见面就互掷酒杯，变成能坐在一起勾肩搭背，把酒言欢。
甚至一想到不久之后的离别，二人之间还互生出几分依依不舍，于是眉来眼去，互诉衷肠
“江带给我的震撼太大了。”
东德女作家达妮卡开口道：“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一个年轻人可以优秀到这种程度，这样的青年俊彦在我们国家都难找到一个。”
“像他那样才华横溢的年轻人我也是第一次见。”另一名作家说。
“尼采说过一句话：闪光的东西并不一定是金子，但是金子总会发光，江就是一块金子，即便是美国，也无法遮掩他的光芒。”
“为了江弦！干杯！”
众人举杯，一同为江弦庆贺。
江弦倒像个i人一样，不好意思的坐在角落。
这时候贝芙丽端着酒杯，来到他身边坐下。
“恭喜。”
“谢谢你，贝芙丽。”
“你太客气了，能登上《时代》杂志封面，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贝芙丽眨眨眼睛，“看来真和王说的一样，你比他出色的多。”
“没没没。”
江弦那叫一个谦虚，“王老师一直都是我的偶像。”
“哈哈。”
贝芙丽笑了起来。
圣诞节前夕，所有的作家都开始准备最后的讲演，这是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派发给他们唯一的任务。
计划的工作人员分配了小组，江弦和茹志鹃、王安忆、陈映真以及几位台省作家是同一组。
他们是按照地区分的。
还有按照意识形态分配的。
这又导致了一件奇怪的事情发生。
因为有一个西德作家，这个作家原先生活在东德，刚好和东德女作家达妮卡是同一个小城里的朋友。
结果她背叛了东德，跑到了西德。
这下就尴尬了。
这个西德的女作家想要和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这些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成员在一起。
可是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人不要她。
因为在这些作家看来，她是叛徒，她跑到西德去了。
于是工作人员只好把她放在芬兰、法国这些西欧国家成员组成的小组。
但她又不愿意去。
因为自从她跑到西德去，她就很不喜欢资本X义体制，也不愿意归属西方。
这样就很尴尬，因为这个人没地方去了。
那边不要她，这边她又不要去。
最后在她最苦闷的时候，她喝醉了酒，跳进了爱荷华河里去。
得知这个消息以后，所有的作家都感到不可思议，心情也都蒙上了一层尘埃，同时也更加珍视起这段来之不易的相遇。
作家们为她准备了一场小小的缅怀仪式。
江弦也参加了这次缅怀。
结束以后，在他和朱琳一同回家的路上，二人看到一群大学生簇拥在一起，像是在听什么东西。
于是凑过去看了一眼，是几个人在学生之中作讲演，而且还是中国人，只是说的内容让朱琳听得皱眉。
“这些人怎么胡说八道？”
“别跟他们生气，这种人在美国很多的。”江弦说。
这些人从大陆来美办刊物、拉班子、做讲演，将自己标榜为“民主”、“自由”卫士。
然后这些“民主”、“自由”卫士，说些颠倒黑白的话，这反而成了他们在美国立足的资本。
江弦习惯了这种事，朱琳却忿忿不平，回家以后始终是闷闷不乐，抱着小小陛下的时候，又忍不住晃了阵儿神。
“怎么了今天？”江弦察觉到她的异常。
“没事。”
“你看你像没事儿的样子？”
“我就是有点不忿。”
朱琳说，“是，我们遭受了挫折，走了弯路，付出了代价，但是这些代价怎么能被那些人拿来当做自己的资本。”
“就因为这个啊。”江弦笑了笑。
“这个还不够让人生气么？”朱琳说。
她是正经长在红旗下的，眼里自然揉不得这些沙子。
江弦轻笑着卖个关子。
“你明天来听我们的讲演，听完或许会好受一些。”
“你们讲演什么？”
“你听了就知道了。”，江弦说。
“现在，睡觉。”
“嗯？”
朱琳一阵好奇，又察觉到一只不规矩的大手，嗔怒一声。
“呀，孩子还没睡呢.”
一夜无话。
翌日，下午三点。
中国作家报告会召开。
作为“写作计划”最重要的任务，报告会邀请了很多人来参加，有爱荷华大学的学生、留学生，有“写作计划”的工作人员，也有中国驻美大使派来的代表。
简单致辞以后，报告就开始，
先是年龄大的讲，像陈映真和茹志鹃他们，轮到七等生时，他讲到一个台省的鬼才批评家，李敖。
这个李敖无所不批评，谁也逃不出他的掌心，他什么人都骂，还骂三毛：“台省又那么多受苦人，她却跑到沙漠去大发怜悯。”
这就导致台省人都很讨厌他，很想干掉这个家伙，当局只好把他保护起来。
“为什么？”朱琳听得不解。
“因为不管他被谁干掉，都会被怀疑是当局干掉的。”江弦笑着解释说。
七等生讲完，便轮到江弦。
他带着几分松弛站上台去，很快吸引来所有人的注意。
对于“写作计划”的所有作家来说，江弦无疑是最特殊的一位。
对他要讲的内容，所有人心中挂满期待。
“我先讲一个故事。”
江弦用英语说：
“斯大林的女儿在苏俄时期不同意她父亲的种种作为，于是与他划清界限，不姓父亲的姓了。”
“可是当她在印度逃入美国大使馆的时候，当使馆官员考虑收否收留她的时刻，她又只好端出自己久已不姓的父姓，抬出了斯大林的名字。”
各国作家的讲演基本都离不开本国，也离不开政治。
所有人都从这个故事之中嗅出，江弦的讲演也融入了这些因素。
只听江弦继续道：
“来美国以后，我见到很多大谈‘民主’、‘自由’的卫士。”
朱琳一下子想起昨天让她感到生气的事情。
江弦所说的，应该就是那些人。
“‘民主’、‘自由’，在我看来，在我们那儿不是不可以讨论的。”
“我也从不认为歌颂就是爱，批评就是背叛。”
“形而上学的危害，我们已经有了教训。”
“我不得不说，我们国家的每个人如今都怀着一种急切的心情，希望早日脱掉落后的帽子，希望摆脱封建的残余。”
“来到美国以后，我更是发现，就是许多美国的同胞，也跟着祖国的强弱而沉沉浮浮，而竭尽自己之所能。”
“我们急切，我们奋斗。”
“对某些挫折、失误，我们会懊恼、会埋怨，甚至会恨、会骂。”
“因为我们和我们的国家同命运，共祸福。”
“风风火火，跌爬滚翻，哪怕是在沉重的名称下奉献自己，我们都和我们无可选择的祖国在一起。”
“但可悲的是，这些‘卫士’居然将这些当做自己的资本。”
“更让我为他们感到可惜的是，这些东西一旦成为他们的本钱，‘卫士们’也便失去了他们立脚的大地，最后他们卖的是什么东西，就难说了。”
“.”
“最后，我想说。”
“斯大林的女儿也会在最危难的时候提起斯大林的名字。”
“因为她知道，这是她身上最值钱的东西。”
江弦轻轻鞠躬。
下一瞬，台下爆发出激烈且持久的掌声。
“说的好！”
“说的真好！”
一名“写作计划”的工作人员，来自台省小蔡激动地拍着手，和身旁的朱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