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称：挖坑不填。
章德宁很快和王安忆聊到《红高粱》的爱情上。
她倒是觉得，从某个角度来讲，《红高粱》所写的真的是我们这片土地上延续数千年的真正爱情观。
《长恨歌》里的乱世帝王佳人是少数。
《孔雀东南飞》这样被封建摆布的爱情才是多数。
为啥《梁山伯与祝英台》《孟姜女》甚至《牛郎织女》这种爱情悲剧经久不息？
答案很简单。
共情了！
老祖宗们成天被压抑爱情，压抑欲望。
可不就共情了？！
这种对人性的压抑，就是封建社会存在的问题。
所以当章德宁看到《红高粱》里两个人在高粱地野合的时候。
她也是从头皮舒爽到了指尖。
甚至忍不住要为高粱地里的二人叫一句好：
艹死狗日的封建压抑！
艹死狗日的纲常伦理！
第317章 不就几个烂怂土人？
作为女性，章德宁和王安忆实在是没办法不去喜欢戴凤莲这样一个女性角色。
或者在《红高粱》这篇小说里，她们看到了女性对于自身性别的超越。
虽然还有着一定的狭隘。
譬如戴凤莲最引以为傲的，还是她6岁就被缠上的一双小脚。
这也说明，意识形态的觉醒并不是一蹴而就的。
“同期发出这么多篇文学评论，看来《人民文学》很重视《红高粱》这部小说啊。”章德宁说。
1982年第6期的《人民文学》上，当期不仅刊载了《红高粱》的小说，还有整整三篇《红高粱》的评论文章。
且，作者都是文学评论界的评论大家。
像是文学批评家李陀《感觉和创造性想象关于中篇小说“红高粱”》：
“.
《红高粱》写得美而大气，从语言艺术的角度看更是不同凡响。
《红高粱》视角下的抗日战争，突破了之前几十年间以八路军、新四军和民兵游击队等为主角的主流抗日战争叙述模式。
江弦选择了一群不曾被注意的边缘人土匪为小说的主角。
他们自发地跟日本鬼子进行殊死搏斗，而他们自己的生活，则是敢爱敢恨，嫉恶如仇，充满着一种《水浒传》以来的民间野性传统。”
可不就是如李陀所说。
余占鳌是混不吝的性子，因为喜欢九儿，就杀掉了单家父子，这样一个土匪似得人物，又在日本人来了的时候，扛起枪杆子组织抗日。
这样的人可不就在我们这片土地上，而且是一直被忽略的视角。
名声大一点的，譬如山西的那位山大王.
除了李陀，《人民文学》还刊发了阎纲同志，以及他们《京城文学》主编王的文学评论。
王在评论文章当中高度评价了《红高粱》这篇小说，他说：
“江弦一开笔就是一场大雾。
从《红高粱》这部小说中，我看到了江弦叙事一种令人恐惧的发酵能力。
阅读过后，我获得某种艺术满足，就像喝了小说中写到的高粱酒，而且喝得很酣畅。”
《人民文学》每期不到20万字的篇幅，这一期的三分之二的内容，几乎都是《红高粱》这篇小说以及对其的探讨和评价。
章德宁和王安忆作为编辑，自然明白，这样重量级的阵仗，说明《人民文学》内部有多么重视这样一篇《红高粱》。
而在她们看来，《红高粱》本身的质量，也确实值得《人民文学》不遗余力的为其助势。
“安忆，你那篇寻根文学作品写的怎么样了？”章德宁想起不久前王安忆也在构思的一篇“寻根”文学作品，跟她打听起来。
王安忆面色一窘，咕哝着说，“还在写着。”
此刻她一想起不久前自己对那篇《小鲍庄》的洋洋得意，就觉得脸有些发烫。
同为“寻根”，同为乡土气息浓厚的题材。
江弦交出的答卷太过完美，以至于王安忆如今觉得自己所写的每一个字都看起来那么可笑。
再想到不久之前，她还自信满满的认为自己在寻根文学领域的造诣和领悟，足以追赶上江弦的步伐，能够做他的对手。
看过《红高粱》以后，王安忆就像被泼了一盆冷水，醒悟过来。
她哪算得上是江弦的对手？
对手是那种一会前，一会后，你追我赶的那种。
她和他是那种，江弦库库往前，她连他影子都追不着，越甩越远。
这是对手？
王安忆是真的有点沮丧。
这会儿但凡是文化界有了解的人，在评判文学创作成绩，恐怕都不会将她这个江弦的同龄人和他放在一起比较，因为根本就不是一个层次。
真要比一下，只能找个不了解文学的人来做裁判。
因为王安忆好像就长的显得还比较厉害。
跟江弦俩人往那一站，冷不丁给人感觉她才是《红高粱》的作者。
“你也不用太妄自菲薄。”
章德宁看出王安忆的自闭，开口劝慰：“踏踏实实写自己的东西就好，不用受别人的影响，《红高粱》虽然精彩，但那毕竟是江弦写的小说。”
章德宁的意思很明显，她很担心王安忆在被《红高粱》震撼到以后，放弃自己原有的风格，转而追求酷似江弦的文字和句子。
在她看来，江弦那种惊世而出的叙述方式，是不可模仿也没办法模仿的。
如果王安忆追求那样的东西，按照江弦的方式写，那她将永远都只是江弦门下的一个小喽，永远没办法实现突破。
章德宁的提醒非常及时，王安忆很快醒悟过来。
是啊，那毕竟是江弦啊。
他的语言是很多人公认为艺术的水准。
她又何苦一定要将他视作目标？一定妄图着对他实现超越呢？
想通这一点，王安忆苦笑一声，终于觉得心中顺畅许多。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章德宁和王安忆都很关注《红高粱》这篇小说在读者以及文化界内引起的反响。
而阐述江弦小说必定在社会上受到欢迎并引起极大的轰动的“江弦现象”，也一如往常的被验证。
《红高粱》横空出世以后，《当代作家评论》这部在全国影响力巨大的文学评论类双月刊，于1982年第3期上一次性推出四篇评论江弦作品的文章，并全都是对《红高粱》这篇小说进行专论。
评论家雷达《历史的灵魂与灵魂的历史论“红高粱”的艺术独创性》：
“惊异于作者江弦想象力的奇诡丰赡，他笔下战栗着、战叫着的半个世纪前的中华儿女，不仅是活脱脱的生灵，而且是不灭的魂灵。”
李清泉《赞赏与不赞赏都说关于“红高粱”的话》：
“我觉得《红高粱》是强悍的民风和凛然的民族正气的混声合唱，驰名的《黄河大合唱》的某些部分，可以和《红高粱》的某些部分在听觉和视觉上相互参照和相互辉映。”
季红真《忧郁的土地，不屈的精魂“红高粱”》：
“凸显了民间抗日力量的勃兴，作品中的人物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气节和民族精神，这在如今正高涨的民族主义浪潮中格外抢眼。”
作家从维熙《“五老峰”下荡轻舟读“红高粱”有感》：
“在老题材下开拓出新意”，是革命历史战争题材下“忽而荡出一叶小舟”的潇洒之作。
“五老峰”就是编者按中提到过的革命历史战争题材“五老峰”：老题材、老故事、老典型、老主题、老手法。
从维熙一句“五老峰下荡轻舟”，将《红高粱》这部小说在当今时代的文学意义勾勒了个完全。
《红高粱》掀动满城风雨，江弦却和朱琳，以及《车水马龙》的剧组，一起坐上前往SX省首府的火车。
中国电影家协会将在SX省首府XA市隆重举行1982年“金鸡奖”、“百花奖”的授奖活动。
“你说我这一年真够忙的。”
踏上黄土地的江弦哭笑不得，“不到半年时间，我又是往西南跑，又是往东北跑，现在这又来了大西北。”
朱琳一想，可不就是如江弦所说的一样，“到处看一看，对你的创作也是好的。”
江弦也觉得有道理。
他是得多去看看，多长长见识，不然万一哪天写个阿勒泰，别人说你都没去过阿勒泰，你怎么写的阿勒泰。
虽然这事儿也不稀罕。
毕竟文学界就是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有的作家根本就没到过那个地方，却写出了关于那个地方的千古名篇。
像唐代被称为“诗鬼”的李贺写《雁门太守行》，“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荡气回肠，实际上他根本没去雁门郡。
还有范仲淹写《岳阳楼记》，他也没到岳阳楼，看都没看见过。
苏轼就更有意思了，错把湖北赤鼻矶当成三国时期的赤壁，游览以后写下了《前赤壁赋》、《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
都特么没去对地方，把赤壁写的跟真的似得。
82年的XA市，繁华程度显然不比京城，也不比长春。
江弦和朱琳转了转，看着街头有不少妇女蹲在道路两边儿，衣着有点儿土气，面前摆着编织竹筐，里面是鸡蛋。
这会儿很多人管这个叫“鸡屁股银行”。
这不是骂人的话，指的是“卖鸡蛋”攒钱的行为。
天高黄帝远，西安环境相对宽松。
这会儿，土地责任制改革到户已经开始实施，所以农民在种田的间隙里会散养些土鸡鸭，下的蛋呢，就私自卖两钱儿补贴家用。
西安有意思的事儿还挺多。
话说西北这边比较干旱，1974年，有几个农民XA市的临潼区西杨村附近打井。
这一打下去，不得了了。
竟然挖出几个陶土片。
再往下挖，越挖越不对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