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道怡接着往后看，一场拴马桩上的悲剧也就此掀开序幕。
鬼子为了修公路，把村中骡马劫掠一空，但是罗汉大爷用铁锹铲伤骡蹄马腿无数，被抓获以后，鬼子大怒，要在拴马桩上将罗汉大爷剥皮示众。
这天，日头刚刚升上高粱梢头，村里的若干老弱妇孺被驱赶到后来令人失色的拴骡马的地方。
一开始，余占鳌和戴凤莲都没认出罗汉大爷，因为他被打的血肉模糊。
头顶上的血痂像落水的河滩上沉淀下的那层光滑的泥，又遭阳光曝晒，皱了边儿，裂了纹儿。
干活的是东北乡有名的杀猪匠孙五。
“太君说，让你好好剥，剥不好就让狼狗开了你的膛。”
孙五诺诺连声，眼皮紧急眨动。
一个监工从河里又提来一桶水，孙五用一块破布蘸着水，把罗汉大爷擦洗得干干净净，他屁股扭动着，说：“大哥.”
罗汉大爷说：“兄弟，一刀捅了我吧，黄泉之下不忘你的恩德。”
日本官儿吼叫一声。
翻译说：“快点动手！”
孙五脸色一变，伸出粗短的手指，捏住大爷的耳朵，说：“大哥，兄弟没法子.”
孙五的刀子像锯木头一样锯着，罗汉大爷狂呼不止，一股焦黄的尿水从两腿间一蹿一蹿地滋出来。
走过一个端着白瓷盘的日本兵，站在孙五身旁，孙五把罗汉大爷肥硕敦厚的耳放在瓷盘里，又割掉另一只放进瓷盘。
罗汉大爷两只耳朵在瓷盘里活泼地跳动，打击得瓷盘叮咚叮咚响
“小鬼子，我草你祖宗。”崔道怡的眼睛都红了。
如此丧尽天良、灭绝人性的一幕，崔道怡相信，这绝对不是江弦笔下虚构的内容，而是历史上真实发生过无数次的事情。
他几乎是模糊着视线，将后面那一段看完的。
翻译官说：“快剥！”
孙五捏着刀子，一高一低地走到罗汉大爷面前。
罗汉大爷破口大骂，所有的人在罗汉大爷的骂声中昂起了头。
孙五哭着说，“大哥.大哥你忍着点吧”
罗汉大爷把一口血痰吐到孙五脸上。
“剥吧，操你祖宗，剥吧！”
孙五操着刀，从罗汉大爷头顶上外翻着的伤口剥起。
孙五已经不像人，他的刀法是那么精细，把一张皮剥得完整无缺。女人们全都跪到地上，哭声震野.
崔道怡花了一天的时间，才将《红高粱》这篇小说完整读完。
当他将稿子合上的那一霎那，从那个火红世界抽离的那一瞬间，回想起的是张守仁在他面前对《红高粱》作出的评价：
这是一部杀气腾腾的小说！
正是如此。
在崔道怡读来，一种刚烈的滋味从开头贯穿到结尾。
除了罗汉被剥皮那一段，令崔道怡最为震撼的就是戴凤莲和余占鳌野合的那一段，岂止是“离经叛道”，更是“大逆不道”。
可戴凤莲错了吗？
就说她死前的那一段质问。
“什么叫贞节？什么叫正道？什么是善良？什么是邪恶？”
戴凤莲和余占鳌在高粱地野合是错，那她遵从父母之命嫁给一个麻风病人就是对么？
还有小说的结尾，小说始终在回忆和正在进行的事之间穿插，在结尾，是江弦所写的一段话：
“谨以此文召唤那些游荡在无边无际通红的高粱地里的英魂和冤魂。我是你们的不肖子孙，我愿扒出我的被酱油腌透了的心，切碎，放在三个碗里，摆在高粱地里。伏惟尚飨！尚飨！”
崔道怡能感到，江弦一种强烈的不满与反省。
在小说里，江弦笔下爷爷辈的好汉们，都有高粱般鲜明的性格，敢爱敢恨。
可到如今，这种性格似乎退化了。
国民的性格当中缺失了豪勇，孱弱不堪。
于是江弦发出了发出如今英雄气不再，自己也愧为不肖子孙的感慨。
崔道怡想了一会儿，睡了一觉，又重新带着种种感悟，再把《红高粱》这篇小说读了一遍。
第二遍读的时候，崔道怡已经像是喝一杯高粱酒一样，细细品味着这篇小说的滋味。
“无边无际的高粱红成洋的血海，高粱高密辉煌，高粱爱情激荡，高粱凄婉可人。”
“‘高粱高密辉煌’，这一句真的神了！”崔道怡忍不住感叹。
看似不符合语法，但是很有感觉。
“怎么写的这么好呢？”
崔道怡不得不佩服。
江弦在这篇小说中所表现出的诡谲的想象力，还有淋漓尽致的语言、饱满的生命力、张扬的个人意识，这些共同构成了《红高粱》浑厚震撼的气势。
这天，肖悦婷又跑来找崔道怡要稿子看。
崔道怡却不愿意给她，“哪还有时间，这小说我急着拿去发表。”
虽然江弦和他说过，等他从南方回来以后再对小说进行修改。
但崔道怡已经等不及将这篇《红高粱》献给读者了。
“发表？这稿子改了吗就发表？”肖悦婷不解。
“有什么好改的。”
崔道怡捧着稿子，“这么高超的语言，照我看，不改也行。”
肖悦婷忍不住争辩，“您不是说，审稿是大事，改稿子是天大的事儿？”
“我说了么？”
崔道怡语重心长：
“小肖，咱们做编辑，工作思路一定要灵活。”
第299章 这个题材能过审？
《红高粱》被崔道怡交到了和江弦关系很近的王扶手上。
王扶花了一天时间看完这篇小说，当她合上最后一页时，内心已被深深的震憾填满。
这部小说的格局太高了！
它站在一个超越阶级的高度，用一种同情和悲悯的眼光来关注历史进程中的人和人的命运。
“绝对的一篇好文章！”王扶激动的和崔道怡反馈道。
“这种大篇幅魔幻色彩意识流的笔法，除了江弦，国内没有任何一个作家能写出来了。”
王扶先是分享完自己的心中的惊讶，又道：“崔老师，这篇小说在发表以前，我有个比较顾虑的地方。”
“你说。”
“现在倡导中日友好，江弦这篇小说里写.剥皮，你说会不会”
众所周知，80年代大环境是倡导中日友好，是两国关系的蜜月期。
为什么友好呢？中国要改革开放，要发展经济，要对抗毛子，寻找盟友，日本谋求政治大国和经济大国的地位，也要倾销商品。
所以说这种友好是两国都需要的。
但这不代表80年代文艺界关于抗日、抗战的宣传停下来过。
光是陈道明早期参演的电影里，抗战题材就有好几个，1983年的《一个和八个》，1987年的《屠城血证》。
另外还有1982年的《开枪，为他送行》，1986年的《血战台儿庄》.
这还没提全国各地反复播放的“老三战”：《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
除了《南征北战》，前面两部可都是讲抗日的。
冷知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是1982年兴建，并成立课题小组，专门收集资料，研究这段历史。
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碑是1985年落成。
那年，他老还亲自视察了南京，去题写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馆名。
有统计数据，在1960年-1982年期间，《人民X报》宣传南屠0次，在1982年-2000年期间，《人民X报》宣传南屠400多次
所以友好归友好，宣传归宣传。
抗日从来都不是敏感的禁忌词汇，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抗日是绝对的屁股正确。
说白了，所谓中日友好也就是各持所需，实际怎么样，大家都心知肚明，只不过不说破罢了。
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永远是以获利多少与国家实力强弱来决定的。
两国友好期间，经济的关系确实不错，但根本问题不会解决，日本最擅长的就是前脚说出友好，然后光速变脸。
比如80年积极主张“中日友好”的铃木善幸上任日本首相的第二个月就不顾两国关系干出参拜“厕所”的事情，他的女婿麻生太郎后来上任以后更是对我们屡屡进行挑衅
“抗日题材的小说不多见，但不是没有。”
崔道怡说，“徐光耀的《小兵张嘎》，刘知侠《铁道游击队》，这都是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红高粱》这部小说写抗日不会有什么危险。”
在文学领域，写抗日战争的比较少，讲解放战争的比较多，像是《保卫延安》《红日》《红岩》。
但崔道怡完全不认为，抗日会是一个比较危险的题材。
“老谢！”
“江弦！”
“哈哈，又见面了！”
这天，江弦与赶来昆明的谢晋汇合，两人热情的拥抱一下，随后用力把手握在一起。
“我真没想到，你这个作者会亲自来一趟昆明。”
“来这边多看看挺好的。”
江弦轻笑说，“这会正是来这行走的好时候，雨季还没开始，天气又不热，到处都是青山绿水，甭提有多漂亮了。”
“看来你已经对这一块熟悉了。”
“那是相当熟悉，对了，我还没给你介绍。”
江弦指了指身旁的一位中年男同志，“这位是军区作家郭明孝同志，这些天都是他给我作向导，全程陪同我在边地采访。”
“你好。”
谢晋热情的和他握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