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新闻说的是赛场出了个事故，死了一个运动员。”唐华把报纸这一版拿给周璇看，“100公里自行车计时赛，丹麦运动员努德·詹森在途中突然倒地身亡。”
努德·詹森倒地猝死，一开始比赛机构以为是天太热中暑。后来尸检发现他服用了安飞他命。其实都不用尸检，努德·詹森倒地时身上就带着一个扁瓶，里面是溶解了安飞他命的威士忌。
现代奥运会之前，体育运动中就有兴奋剂了，酒精混鸦片酊。后来进化到酒精混合士的宁，把顾拜旦都感动了的“重在参与”的那位马拉松运动员其实不是跑不动了而是嗑药过量喝醉了。
现在奥运会的兴奋剂还是这老一套，不过大概60年代末，真正的或者说高效的兴奋剂——类固醇型兴奋剂，就要登场了。
“现在这些嗑药运动员是拿自己的命开玩笑，而且手段一点都不高级。李部长，您记得30年代开始美国和德国陆续发现的类固醇这个东西吧？”
奥运会开到大半，唐华觉得这件事可以当做由头，找医药行业和化工局的专家来说叨说叨了。
“知道，一大类激素的总称。”
唐华：“我看过这一大堆类固醇的数据，其中有个代谢类固醇有利于骨骼肌的生长，还有一种皮质激素，可以治疗哮喘，但也可以很有力地调节人体的新陈代谢，这些药物可比那些精神兴奋剂有用多了，从根本的体能素质方面提高运动员。”
“唐……唐部长，可昨天奥委会刚刚发表了反兴奋剂宣言，要求运动员拒绝药物，公平竞赛……”
“中国运动员是不应该用兴奋剂。但一方面来说，这件事情恐怕不是那么容易禁止的，有些国家他就想用歪门邪道来挣胜利；另一方面来说，奥委会反兴奋剂，它怎么反呢？类固醇的研究我记得上海已经在做了，今后可以朝这方面偏重一点；另外——”
唐华想了想，说完了后半句话：
“医药卫生和精细化工两个领域可以考虑考虑，气相色谱仪、气-液质谱联用检测仪，EPO检查，把这些做到足够高的精度，用来检测血液和尿液，然后我们组合成一套，就叫兴奋剂检测中心吧。兴奋剂和反兴奋剂，我们都做。”
第二十六章，蛊雕出世
罗马奥运会落下帷幕，苏联以42枚金牌居金牌榜首位，美国34金排第二。中国5枚金牌，和匈牙利一起并列第八。除了射击拿下1金，还有举重2枚、体操1枚、摔跤1枚。
努德·詹森服用兴奋剂猝死事件引起了奥委会的注意，罗马奥运会上，奥委会第一次明确地把嗑药定义为“违背奥林匹克精神”，发表宣言反对运动员使用帮助提高运动成绩的药物。
中国运动员代表团也发表声明，赞成奥委会的宣言，并呼吁各国运动员保持自觉，维护奥林匹克精神。不过兴奋剂检测体系的事儿暂时没有公布，这个体系的主要仪器全部到位要过上好几年，况且奥委会也不是马上就能反兴奋剂的。
要建立反兴奋剂体系，奥委会以及整个奥运会的流程都要大改。首先所有运动项目都得在比赛前把运动员都圈起来，专人盯着每个运动员撒泡尿，再用严密的流程把尿样装好、签字打上封条送检。
改比赛流程由奥委会自己改，尿样血样送检是送到兴奋剂检测中心，这就是唐华的生意了。
原历史位面是1968年的墨西哥奥运会首次建立尿样送检制度，但墨西哥奥运会的兴奋剂检测中心设备还不如当时许多大学的化学分析实验室，整个奥运会期间只检查出一个，还是个过量饮酒被抓的倒霉鬼。
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时，兴奋剂检测设备才有本质的提高。不过，蒙特利尔奥运会的兴奋剂检测中心投资达到了数千万美元。
划重点：千万美元！
而且不是四年一届奥运会才建一个兴奋剂检测中心，奥委会要有常设兴奋剂检测机构，另外举办洲级运动会、游泳田径世锦赛各种杯赛也要检测兴奋剂，到最后，每个有像样的职业体育运动的国家都要有自己的兴奋剂检测中心。
就算不举办大型赛事，自己的运动员被检禁赛了，国内也得有另一套设备出来拿证据自证清白吧。
……
“1960年3月，热轧厂7级工徐福林提出一项工艺改进，可使汽车用薄钢板的热轧效率提高，并且在加工过程中明显降低钢板的形变偏差。”
“徐福林的改进构想提交至鞍钢技术创新中心，工程师郎修对徐福林的构想进行细化、完善和落实，通过搭建小比例模型的方式，做出了徐福林所提出的薄钢板热轧-成型新流程，小比例模型的运转可加快加工效率5%左右，形变误差理论上可更好。”
鞍钢。
自1955年之后，鞍钢就是传统重工业、制造业的国有企业制度革新试验田。
这里的试验是真的试，整整五年时间，鞍钢工人、领导层和技术层提出新制度的构想后，就会被安排一个长周期的试验，直到所有的状况全都重演一遍。新制度可行，就进入下一流程；不可行，就找出原因总结出教训。
最初是工人和工程师的创新被厂长压制，到后来成了工厂对“马钢宪法”的反思和修正。集中在如何解决马钢宪法中，企业缺乏主动性和灵活性的问题。
过了两年……鞍钢上下：“啊！我错怪马哥了！马钢宪法太伟大了！还是马钢宪法好！”
得，说出这句话来，说明试验田的庄稼才种到一半。得继续浇水施肥。
1959年，深爱马钢宪法的鞍钢终于找到了自己的路：“我们认为，马钢的制度从辩证法的角度看，它有自己的优点；但它也可以朝一些方向进行改进和提高。”
另一方面，也是钢铁行业总体管理方式也在变化，有汽车产业的加速发展，有廉价民用设备的钢材，有各种重型机器，对钢铁产业既是挑战也是机会。
一方面是航天和鱼雷、导弹、火炮对钢材性能的需求不断“冲塔”，一方面是茶缸水杯脸盆这些对钢材成本的要求也在冲塔，像赶羊似的把以鞍钢为代表的国企往更高的地方赶。
这次鞍钢送到钢铁工业局&重工业部的报告，除了对企业制度改革的实施总结，还附带了上面的这个车用钢板热轧工艺的革新。
“汽车钢板热轧工艺的改进非常有必要。此类产品需要在提高制造质量的同时降低制造成本，两个方向都要往前走。”
“徐福林工艺，对热轧流程的优化是可以提高生产线的产出效率的，从理论计算来看，应也可提高加工的精度。但是新工艺的关键问题在哪呢？”
“优化后的工艺流程增加了一名操作工。”
“当然，优化后的工艺流程能使得生产线的效益提高，我看到你们也进行了细致的财务计算，综合来说新工艺每年可使热轧厂的利润增加4000元，因此你们认为，新工艺替代旧工艺是有必要的。”
“但正是从财务计算的角度，这项新工艺是有些得不偿失的。”
“用新增一名操作工换来四千元的利润，是基于操作工每个月70到80元的月工资，所以你们觉得这是值得的。但你们有没有想过，每名工人每个月的月工资不应该是70到80元，而是400到500元呢？”
“一五的最后一年，基于国家财政收支的不断改善，我们做出了全国职工工资普遍上涨5%的决定，到1962年底，也就是二五计划的最后一年，如无意外的话，国家还会有一个类似的政策会公布。”
“涨工资是基于全国的总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而做出的，在未来某个时候，如果国家决定降低国企的积累率，那么工资会有更大的涨幅。”
“都是钢铁工人，炼的都是钢，苏联钢铁厂的工人工资折合近400人民币，在未来的某一天，我们也要能做到与苏联的水平相当，甚至更好。但这就需要企业上下都为此而努力。”
……
“唐华啊，企业赚钱都赚到这个水平了，你还嫌不够啊。”
唐华：“李部长，稍等，还差一点，他们还有提高的空间。”
等鞍钢把制度做到最好，就把鞍钢和北京1955年到1960年的往来信件汇总、整理，应该可以出一本厚厚的书。
出书的目的当然是给别的厂。其他与鞍钢类似的、典型的一二次工业革命时出现的产业，告诉这些产业的工厂如何管理、如何应对新技术时期不断变化的环境。
钢铁工业局、唐华写完给鞍钢的回信，再传到财经委也让他们回几句话，李先年就说了上面那句话。
“财政部计算过了，61、62年如果还是这样的发展势头，”李先年说，“1962年我们讨论的就不是1963年全国职工普涨5%工资了，是可以普涨10%了。”
唐华：“李部长，要不我们再玩得大一点。”
李先年：？
“涨工资是其次了，不如我们改成五天工作制，或者，大小周五天半工作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