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西班牙若能稳住，大明经济就能稳住，西班牙财政破产之后，大明财政也就跟着破产。明末经济非常古怪，白银通货紧缩，铜钱通货膨胀，崇祯在位时，粮食白银价几年时间下降70%，粮食铜钱价却同比涨了十倍。
两个字：银荒。
偏偏朝廷税收只认白银！
王渊的改革政策还好，提前进行了币制改革，老百姓用铜钱交税也行。现在说是岁入三千多万两银子，其实朝廷收到的大部分是铜钱，太仓库为了装铜钱不得不进行扩建——太仓库不仅是仓库，更是储存钱币、粮食及各种物资的军事城堡，那里有城墙和驻军在把守。
王渊虽然对经济学没啥研究，但各省的情况他却熟知，而且是高屋建瓴的观察全局。他简单解释了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现象，说道：“必须让富省多出的银钱，流通到穷省那边去，顺其自然是肯定不行的，直接给穷省百姓送钱更不可行。”
张璁理解得最快，点头说：“此事确实棘手。”
汪鋐也大致明白情况，问道：“太傅可有定策？”
王渊说道：“我仔细考虑了大半年，只想出一个办法。每年岁入最少的五个省，以及北方各边镇，总督上任皆带十万两银子过去。这十万两银子，有灾赈灾，无灾则修桥铺路，或者修建水利工程，或者修建边疆长城。一切工程，皆不得招募役夫，只许雇佣农闲百姓。如此，农民和游民有了收入，商贾也能因此获利，地方也得到兴旺发展。”
毛纪惊道：“每任总督都带十万两赴任？”
王渊说道：“只是穷省和边镇总督才有银子，而且若有大灾发生，总督可申请追加银两。”
王廷相问：“财帛动人心，如何防止总督和地方官员联手贪腐？”
王渊笑道：“杜绝不了，只能尽量监察，每个总督赴任，都派一个给事中跟着。给事中可带典薄账房，随时记录银钱去向，若事后查出重大问题，给事中不论是否贪腐，皆与总督同罪而论。”
内阁重臣面面相觑，竟有强令总督带着银子赴任的事情。
今后穷省和边镇总督，绝对会变成香饽饽，而且一个个手握实权。地方商贾为了承包工程、出售物资，必然争相巴结新任总督，稍微有能力的总督都能轻松办事。
王渊说道：“诸位若无异议，吾这便上疏陛下了。”
能有啥异议？
都是王渊说了算。
无论君主或大臣，最能获得权威的事情，便是重大军事胜利，古今中外，无一例外。而王渊，已取得一系列军事胜利，只这个就能让所有人闭嘴，更何况他的改革还让国库溢出来。
张璁仔细思考，赞道：“太傅此法，便如以工代赈。只不过并非赈灾，而是赈穷。”
王渊笑道：“不是赈穷，是赈钱荒。穷省的富户肯定有钱，但银钱不断升值，他们不舍得拿出来用。富人的钱藏起来，穷人的钱都交税了，市面上的银钱愈发稀缺，钱就变得越来越值钱，市面上的钱于是更加稀缺。如此恶性循环，必须从外部输钱进去，总督带十万两银子赴任勉强可以缓解。此非定例，若有朝一日，国库也缺钱，未来君臣亦可取消。”
至于贪污，只要别太过分就行，王渊对官员贪污还有容忍度。
身边有给事中盯着，给事中又都是些小年轻，稍不注意就会把事情捅出来。因此，但凡聪明又想贪钱的总督，多半会从工程方面下手，比如吃回扣啊，又或者让亲友参与招标啊，只要别搞豆腐渣工程都还算凑合。
修桥铺路，兴建水利，这些都是实打实的，有利于地方的持续发展，即便银子被贪走一半也值得去做。
朱载堻收到王渊的奏疏，绞尽脑汁愣是没想明白，只能把老师召去乾清宫。在详细解释之后，朱载堻仍是半信半疑，但还是批准了王渊的建议。总督几年一任，任期最长的甚至能达到九年，就算一年一任，全国每年也只拨百余万两而已，这点钱对大明来说不算个啥。
内阁政令一出，满朝皆惊。
来自穷省和边镇的官员，纷纷称赞王渊爱民如子，其中不乏有人悄悄给家里写信——总督手里有银子，赶快去打听总督想干啥，说不定就能借机参与工程捞一笔。
让王渊啼笑皆非的是，无论穷省还是边镇总督，拿到十万两银子之后，清一色跑去地方兴办学校。在广办社学的同时，又翻修扩建官学，或者帮学校购置学田，真正搞水利或边防的少之又少。
因为办学见效快嘛，而且还能得到读书人称赞，于自身而言也是重大政绩。
至于边镇总督，蒙古人都被干趴下了，根本不着急修长城堡垒。在边镇多办学校，教化军户和异族，才是总督心里的头等大事。
鉴于此情况，王渊只得追加政令：每任总督的十万两赈款，不得用于兴建佛道寺庙，不得用于兴建名胜古迹，最多只能拿一万两用于办学，剩余银两以修桥铺路、兴修水利、巩固边防为先。
朝中各派系，为了总督职位，简直抢破了头。
贪钱的想要捞银子，有能力的想要干出政绩，反正十万两银子握在手里再说。这只是额外银子，若遇到突发事件，又或者启动重大工程，还能继续找朝廷要钱。
王渊不是西班牙贵族，不会有钱了就做暴发户。
你很难相信，弄到巨额财富的西班牙，几十年时间就搞得财政崩溃，且国内的工农商业得不到任何发展，底层百姓因为物价上涨反而过得更艰难。
西班牙有钱了只做两件事——
第一：到处买买买，无论是奢侈品还是日用品，全都向国外购买。抢钱就能买东西，我为啥要自己生产？
第二，扩建军队，继续打仗，继续抢劫。西班牙的军队在极盛时，可以同时跟欧洲三个强国打仗，如果按照士兵和人口比例，相当于21世纪的中国拥有7000万常备军。
英国总是宣传自己干翻了西班牙无敌舰队，其实当时损失的，只是西班牙舰队的一部分，根本就没有伤筋动骨，且西班牙第二年就造船补齐了。西班牙衰落的真正原因是财政崩溃，军队养太多，打仗打太多，四面树敌又不发展自身，且又沉迷于奢侈享乐，最后每年从美洲弄来的金银，竟然无法支付军事贷款利息。
如今，大明国库丰盈，当然要搞西部开发、北部开发！
第682章.680【国富论】
黄峨亲自端着肉糜粥进来，对王渊说：“过几日便是上巳节，靳夫人（金罍之妻）邀我们一家去郊外踏青。你可走得开？”
王渊涂改着稿件，点头道：“去吧，很久没走动了。”
黄峨又说：“靳夫人之意，是想将她家的媛儿，许配给骐儿（王骐）为妻。”
“骐儿已满十七岁，确实应该张罗婚事，”王渊说道，“可趁上巳节踏青，让小儿女们自己聊聊，若是情投意合便可遣媒人提亲。若他们哪个早有心上人，也不要一味强迫，儿孙自有儿孙福。”
“我省得。”黄峨随手拿起几张书稿，入眼却是《国富论》三字。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王渊在高中时囫囵读过，依稀记得某些概括内容，但细节早就忘得一干二净。
反倒是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什么生产力、生产资料、生产关系、剩余价值……这些东西王渊记得更清楚，他曾经高中分班到文科，老师上课都有讲过的，只因背书背得头大无比，学着学着又跑去读理科。
王渊现在写的这本《国富论》，部分来自亚当斯密，部分来自马克思，部分来自穿越前的各种阅读，部分来自穿越后的为政经验，堪称一本政治经济学的大杂烩。
黄峨翻开第一章【绪论】，只见稿子写道：
“国之度，民之用，皆劳作而得。若废生产劳作，国无税赋可支，民无衣食可活，未闻世间有不劳而获之事也……劳作有序，分配有度，则国富民强；劳作无序，分配无度，则国贫民弱。”
“工匠造物，农户耕种，可称劳作。商贾货通有无，学者著书立说，亦可称劳作耳。”
“劳作生产，须有人与物，二者缺一不可，此谓‘生产资料’。欲得粮食，须有人耕种，亦须有土地、种子、农具之类……”
“人，可称‘生产者’，亦可称‘劳动力’。创造财富之多寡能力，可借物理学术语强名之，谓‘生产力’也。推而大之，以工厂拟人，以国家拟人。则可论及‘工厂之生产力’、‘国家之生产力’。”
“一妇人以旧式纺车织布，昼夜可得几尺？若以新式纺车织布，得布数倍之。若以蒸汽机织布，得布百倍之。生产者人数不变，而所得财货骤增，此谓生产力之提高也。”
“若欲提高生产力，改进生产工具只得其一。生产工具为物，为‘生产资料’，人亦‘生产资料’也。是问，可改进人否？必可改进之！”
“一书生，一老农，同耕一亩地，谁得粮食较多？一农户，一盐户，同煮一锅卤，谁得盐教多？人有专精，此生产技能之别。提高生产技能，亦可提高生产力。”
“又问，兴修宫室城墙，为何当设督造官？乃分工劳作也，不使役工闲之，不使石匠做瓦匠活耳。生产力愈高，则分工愈细化，后文将详而论之。”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若劳无所得，则必怠工懒散。大明工匠，为官府服役，必得过且过；为自家谋生，则辛劳勤奋。灶户亦然，煮正盐懈怠，煮余盐积极，皆因正盐无利可图，余盐乃妻儿生计所依。此谓生产积极性，大明户籍之别，乃生产力之一大桎梏。”
“究其所因，分配不均也！”
“推及天下，百姓耕作，得衣保食，朝廷征收，可支国用。若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若海内百业旺，国库尚空虚，此分配之大弊也。财富何匿？权贵、士绅、豪强、商贾，上夺国之计，下夺民之利也。”
“由此可知，国富民强之策有三：其一，政令通畅，分配有序；其二，发展知识，推广技能，提高生产力；其三，逐步取消户籍之分，逐步允许游民存在，尽最大可能解放生产力……”
绪论看完，黄峨再看第一章正文。
迎面一大堆名词阐述，商品、货币、劳动、分工、市场、资本、生产力、生产资料之类，看得黄峨不由发笑：“你这是要致仕做商贾吗？”
王渊说道：“我在写一本君臣必读之书，此书学问经世济民，可称之为‘经济学’。”
人类社会形成之后，经济学便自然产生，只是一直没有形成专门学问。
西方最早的经济学著作，应该是古希腊的《经济论》，作者是苏格拉底的学生，专门论述奴隶主家庭经济。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也有一些经济学思想。
特别是亚里士多德，认识到货物有两种用途，一种是本身固有的，一种是交换产生的。这个思想，后来被亚当斯密发展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
进入中世纪之后，欧洲只剩下神学，经济学成为神学的一部分，能发展成什么鬼样子可想而知。
至于中国，诸子百家皆有经济学思想，荀子还专门著有一篇《国富》，并影响接下来两千多年的中国。荀子以农为本，提倡“重本”治国，同时又肯定工商业的作用，但必须对商贾进行必要限制。他认为富国必须富民，达到上下俱富，从汉代起成为主流，只不过“富民”经常被搞得走样。
法家也差不多，富国强兵，重本抑末。但是，商鞅和韩非主张“强国弱民”，只给百姓保留基本财富，而且疯狂打击工商业。
而道家嘛，无为而治，顺其自然，政府尽量不干预经济运行。
王渊这本大杂烩《国富论》，主要思想只有三个：国家有限干预；提升科技，细化分工；解放社会人力资源。
细节方面，提出并阐述各种经济学名词，简单论述历代各朝的经济问题。着重阐述明初建国时的经济环境，与正德、绍丰两朝经济环境的巨大差别，便是不同时期应当用不同的经济政策。而在不同的省份，也该适当调整经济政策，做到因地制宜、因时制宜。
至于更深入的内容，王渊写不出来，就算能写出来，读者也无法理解。因为大明的社会经济，还在资本主义萌芽当中，许多益处和弊端都还未显露出来。
当然，王渊还重点讨论了棉吃人、丝吃人的问题。
山东大量农田改种棉花，江南大量农田改为桑田，如今已形成北棉南桑的经济局势。如此不但导致地域性粮荒，而且商业大兴加剧土地兼并，富户通过合法手段并购土地。就各省鱼鳞册变化来看，山东、浙江、南直隶三省，这几年的土地兼并异常严重，个别豪商巨贾已经聚得百万亩土地。
由此产生大量失地农民，一些成为佃户，一些成为游民。城市人口规模迅速扩大，运输、码头和工厂工人急剧增多，海外移民和商船水手也大量增加。各地方官员，应该加快“游民册”的制定，给这些游民一个合法的身份，不能再将其视为流民，否则久必生乱。
整本书字数不多，只有四万多字，王渊却足足写了一年半。
乾清宫。
随侍太监捧着一本手抄线装书说：“陛下，这是太傅献上的新书稿。”
朱载堻好奇的接过来一看，《国富论》的书名就让他精神大振。绪论只是概括，已令小皇帝感觉新奇，正文的细节阐述更让他茅塞顿开。
仅一个社会分工，王渊就写了近万字，这是前人从未有过的经济思想。
儒家一向提倡重农抑商，王渊却将土地和粮食，也归为生产资料和商品，甚至土地也是一种商品。
花费好几天时间读完，朱载堻叹息说：“吾知先生为何宣扬物理学了，物理门人研究万物之理，可以制造更优良的机器。如此，便可提高生产效率，也可细化社会分工，以更少的劳动力产出更多的财富。先生亦未违背儒家圣贤之言，国富第一策，便是要政令通畅，朝廷干涉经济运转，以保障小民之生存。来人……”
“陛下，奴婢在呢。”随侍太监躬身道。
朱载堻说：“着令司礼监经厂，印五千本太傅新书，分发给天下官员细细品读。”
第683章.681【第一个法定上巳节】
绍丰七年，三月初三。
这是设为法定假期后的第一个上巳节，京城的官宦人家、富商大族，甚至是殷实小民，都结伴到郊外踏青。
翁山（万寿山）、玉泉山、香山、卢沟桥……诸多景点热闹非凡，特别是京西、京东一代，火车可以通行，有钱人家能跑得老远。
张璁和严嵩两家住得近，都是小皇帝赐予的宅第，上巳节自然要结伴出游的。
张璁之妻已病逝，身边仅有长子、长媳照料。
张璁的三个儿子，都只考中秀才，浙江那地方科举竞争激烈，阁臣之子竟连个举人都考不上。长子张逊志，蒙荫进国子监读书，如今在太仆寺做正八品小官。长媳程氏，是张璁的旧时同窗之女，那同窗一直隐居山林不愿科举。
严嵩家里也很简单，妻欧阳氏，子严世蕃，媳卢氏。他一直没有纳妾，妻欧阳氏还是个麻子（天花病愈）。儿子严世蕃，也非历史上那严世蕃，整整小了五岁有余，只因严嵩提前进京复职，没来得及让妻子怀孕。
两家都带着第三代，孙子、孙女有好几个，乘着两辆马车前往西郊。
蝴蝶翅膀扇得很有意思，张璁如今被视为“礼学大宗师”，严嵩则被誉为“海内第一清流”。两人住得也近，一来二去成为至交，还发现各自小时候都写过《咏蛙》。
张璁的《咏蛙》：“独坐池塘如虎踞，绿荫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儿虫儿敢作声？”
严嵩的《咏蛙》：“独坐池边似虎形，绿杨树下弹琴鸣。春来我不先开口，谁个虫儿敢出声？”
这两首诗，都改自李世民的《咏蛙》，少年们写出来抒发志向，张璁和严嵩因此更加引为知己。
男人乘一辆马车，女眷小孩一辆马车，各自说着感兴趣的话题。
张逊志和严世蕃两人，都掀开窗帘欣赏沿途春色，有一遭没一遭的闲聊扯淡。他们两个年龄相差十岁以上，坐在一起真没啥共同语言，而且严世蕃已在江西中举，不像张逊志秀才出身只能恩荫小官。
严嵩比张璁仅小五岁，两人自是平辈论交。前者随口问道：“秉用兄，可看了太傅的《国富论》？”
司礼监经厂还在刻版，张璁读到的是手抄本，他点头说：“已然拜读过了，此书离经叛道，竟将社稷民生都归为商贾事。但细读之，又令人茅塞顿开，确为经世济民之学问。太傅此书，字字言利，却又透出对‘利’的大恐惧。”
严嵩说道：“吾曾听太傅所言，商贾如猛虎，当在笼中卧。但猛虎毕竟是猛虎，关是关不住的，当御之驱之防之，不可使其害民残民。去年我回江西，我的老家分宜县，竟也学那景德镇烧制瓷器，大片山地全都改种茶树。此逐利之举也，瓷器和茶叶可销海外，于国于民皆有益处。”
张璁笑问：“也有害处吧？”
“确实，”严嵩点头道，“江西本就土地兼并严重，以前是勋贵和官绅兼并土地。而今商贾骤富，南直隶和浙江米价腾贵，江西粮商便屯米运至外省贩卖，导致江西粮食也年年不足。江西百姓缺粮，买不起价格日高的粮食，只能向商贾典当借贷。一旦还不上钱，小民土地就被收走，豪商大贾皆田连阡陌。失地小民被迫沦为佃户，亦有诸多变成游民，被商贾雇佣去做工。”
张璁摇头叹息：“江西还算好的，旧时好友在信中说，我的老家温州府，小民之田已所剩无几，全被那些豪商巨贾买去。又因米价腾贵，一条鞭法的赋额杂项，全都被地主摊在佃户头上，便连做佃户都艰难得很。佃户纷纷举家出海，远离故土去那南洋求活，不去南洋也在城里或码头做工，温州地主竟招不齐佃户。如此境况，乃千古未有之奇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