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鞭法，是桂萼总结发明的，常伦也有参与制定。
“此法甚好，可解小民之苦。”王琼对此非常赞赏。
毛纪却说：“可利一时，为害深远。可利一地，为祸天下！”
王渊只听说过一条鞭法，但不知道具体内容，更不知道这玩意儿出于桂萼。
此时详细思考，不得不承认，毛纪虽有私心，却一语中的也。
中国历代实行“两税法”，分别以田亩和人口进行征收，包括田赋、丁役、杂税等等。一条鞭法，将工商税以外的税种，全部合而为一，无疑是中国税制的巨大进步。
但是，一条鞭法的具体施行，太依靠中央管束了，换个皇帝或者首辅，很可能变成残民政策。
历史上的一条鞭法，主要弊端有两个，一个是催生出火耗，另一个是被官员破坏。
张居正死后，一条鞭法虽然还在实行，但地方官员又开始加派杂税。啥意思？本来苛捐杂税，就已经摊在一条鞭中，地方继续加派的话，等于杂税被重复收了两次，老百姓的日子变得更加困难。
毛纪说“可利一时，为害深远”，便是猜到今后可能出现的状况。一旦朝廷监督不力，地方官员肯定加派杂税，到时候反而害了天下百姓。
而“可利一地，为祸天下”，却是在说地方差异。
一条鞭法，适合在江南、湖广、四川等地推行，却不适合山东这样广种经济作物（棉花）的省份。
绍丰二年秋，山东清田已经完成得差不多。
一条鞭法的创立者、山东左布政使桂萼，以揭帖形式给首辅王渊发函，请求提高经济作物的赋税，把棉田也归为主田进行田赋征收。否则，一条鞭法在山东施行，必然变成残民暴政！
此举不利资本家，特别不利于王渊这个资本家头子。
但必须改！
在王渊的主导之下，内阁再度颁发政令，从今往后，棉田也算主田，提高田赋比重。
国内棉花价格因此提升，从而导致另一结果，资本家们加大力度往印度移民，印度的棉花种植规模迅速扩大。
第628章.626【百年之法】
这年秋天，老丈人黄珂病逝，黄峨连忙回乡吊唁。顺便代表丈夫，看望年迈多病的恩师席书。
黄珂和席书，都是四川遂宁人。
小皇帝朱载堻特别恩遇，派一位行人（正八品）、十二名锦衣卫护送，往返花费全部由国库开销。
这位行人，还有一个任务，帮皇帝把墓志铭带去。黄珂的墓志铭，是理学大宗师罗钦顺所写，由皇帝朱载堻亲自誊抄。
此举，让反对改革派瑟瑟发抖。
王渊的老丈人死了，皇帝都亲自誊抄墓志铭，可见皇恩浩荡到什么地步！
城西，王宅，大学士第。
王渊与旧友常伦宴饮，一边喝酒，一边讨论“一条鞭法”。
王渊说道：“将所有赋役，都统归一鞭，今后地方恐会再行加派。”
常伦笑道：“何为一条鞭？便是把杂项加派都算进去。既然已经算进去了，如何还能再加杂项？勿须担心，朝廷发文不得再加即可。”
王渊摇头：“百年之后，你我身故，而一条鞭还流行于世。届时，天下百姓只知一条鞭，而不知一条鞭包含杂税。官员和士绅必然联手渔利，凭空再加一些杂项摊派，如此等于小民被加派了两次杂税。”
常伦笑容顿失，点头说：“很有可能。”
王渊说道：“没有什么是万世之法，我等变法改革，能定百年江山已属不易。但还是应该留一手，我会上疏陛下，请在全国清丈完毕之后，以大明皇帝的名义昭告天下：盛世之土，永不加赋；盛世之民，永不加役。”
“此法可也，”常伦高兴道，“今后谁若私自加派，便是违反了绍丰皇帝祖制！”
一条鞭法虽没有摊丁入亩，但本意也是减轻小民负担。
即赋役总额不变，以清查田亩的方式，增加赋税来源再平摊，以县为单位分摊下去，如此就能减轻个人负担。同时，将田赋、徭役和杂税合并，通过非常复杂的计算方式，揉到一起来平摊给全民。
这种做法肯定问题无数，但比大户躲避丁役，全让小民承担更进步，至少能让贫苦百姓喘口气。
今后老百姓不用倾家荡产服徭役，全民只交“一条鞭税”。地方徭役，就包含在税款当中，官员要做什么事情，官府直接拿银子雇人完成。
如此还有两个好处：
第一，解放劳动力。放松土地对人口的束缚，更能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也能为资本家提供更多工人。
第二，减少层层盘剥。以前征收赋役，是州县长官派遣差吏，再由差吏跟里甲长、粮长接洽，由里甲长、粮长负责直接征收。
粮长因为要包赔，征不齐粮食自己补，许多粮长已经家破人亡，还能生存的粮长全是地方恶霸。里甲长同样变质，心善的根本干不长，“优胜劣汰”下来的全是虎狼之辈。
一条鞭法实行之后，州县差吏直接跟百姓对接，绕过里甲长和粮长，等于减少一层盘剥。
都说古代皇权不下县，朱元璋那会儿则不然，皇帝可以直接管到村里。靠的就是里甲长和粮长，这在当时是非常进步的，到了明中期则变成恶政，原因是地主官僚阶层大兴、土地兼并严重和商品经济繁荣。
里甲长和粮长制度，已经不符合时代发展，反而成为阻碍社会公平和进步的老玩意儿。
王渊那个“盛世之土，永不加赋；盛世之民，永不加役”，是要等到全国清田完成，以新量田亩为基准、以固定人口为基准，结合各州县最近十年的赋役平均数，来制定一条鞭法的地方赋役额度。
即一个州县，定下所需征收赋役的总额，再平摊给地主和小民。地方田亩越多、人口越多，平摊到每个人头上就越少，今后世世代代都不许增加！
听起来似乎是胡来，会导致国家繁荣之后，朝廷税收却没法增加。
但必须弄清楚几个事实：
第一，这些税银，大部分是地方税，中央国税只占很小一部分；
第二，以官僚地主的尿性，就算国家持续繁荣，今后上交国库的税收也不会增加，甚至还会持续不断减少。
就拿朱元璋时期，跟正德末年相比较，全国在册田亩数量减少一半，即需要缴税的农田有一半凭空消失。而全国在册人口，增加非常缓慢，一遇灾荒战乱反而还减少。这就导致，大明发展一百多年，中央和地方收税越来越困难。
王渊喊出永不加赋，是不准官员巧立名目摊派，跟财政收入没有半毛钱关系。
若有一天，大明真的行将就木，估计也不会坚守什么祖制，该加派还是得加派。就像历史上，崇祯疯狂加派“辽饷”一样，朝廷才不管老百姓的死活。
还是那句话，没有什么万世之法。
王渊这次改革，能维持繁荣五十年，已算得上功德无量。能巩固江山一百年，改革可称非常成功。能延续统治一百五十年，王渊绝对是名垂史册的一代贤相。
土地兼并，无法遏制。
对于当权者来说，可怕的不是土地兼并，而是拥有土地的大地主逃税！
明末江南地区，10%的富人占据90%土地，也没见闹出什么乱子。即便有“江南奴变”，也是奴仆抗击雇主，并非起义反抗朝廷。这是因为，江南商品经济的繁荣，可以吸纳大量无地农民，田皮田骨也维持了佃户的稳定。
而陕西那边，商品经济脆弱，无地农民找不到出路，还得供应边镇军粮。这些穷地方，连田皮都没有发展出来，佃户和农户朝不保夕。一遇天灾，就会造成大量流民，于是李自成、张献忠就出现了！
王渊对常伦说：“赋役定额之后，永世不变，一切赋役税项全部取消！”
常伦瞠目结舌。
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每年由州县测算并制定赋役总额，再来摊派给辖内百姓。该交多少税，官员可以胡乱制定，虽然御史一查就露馅，但总有人贪钱不怕死。
而且，赋役税项虽然统归一条鞭，但税项名目还保留着。税项保留是方便御史核查，但却造成吏员工作繁重，官府必须扩招文吏，且文移工作变得非常复杂。时间越往后推，御史越不愿查账，张居正设立的门槛成了摆设，唯一的作用就是养活更多吏员。
这种搞法，别说一百年，就算三十年都撑不住，必定让情况更加恶劣。
王渊更加粗暴而直接，按照各州县的情况，制定一个赋役额度，取消全部杂项名目，地方官员就按此定额收取。相当于农业税、人头税、杂税，永世不变，王渊定下的目标是维持一百年。
至于百年之后，自有君臣去想办法，关他王渊屁事！
张居正倒是没这样粗暴，制定无数条条框框。结果呢？条条框框越多，漏洞就越多，大明赋役越来越少，征收越来越困难，老百姓的负担还越来越重，最后只能靠增加盐税和疯狂摊派维持统治。
第629章.627【乡绅帮着搞人口普查】
一条鞭法，首先在山东全省试行。
桂萼拿到那本改革册子，顿时惊讶无比，王渊把他的一条鞭法给改了！
“为何要定额不变？时间越久，便越僵化！”桂萼皱眉道。
史道仔细思考：“见山公（桂萼），你制定这一条鞭法，有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虽然能绕开里甲长、粮长对小民的盘剥，却将征管权集中于州县，且州县官还能自行制定税额。这会带来什么结果？”
桂萼说道：“州县官每年制定额度，是根据田亩、人口和灾异情况测算出来，又不是能够随意加征。”
史道摇头：“见山公此举，只可防君子，不能防小人。赋役征管大权，集中于州县长官，且能每年自定额度。这样一来，督抚和御史稍微监管不力，州县官就可做两套账。一套低税额给朝廷看，一套高税额给自己看。实际税额定得越高，州县官就捞得越多！”
桂萼目瞪口呆。
这是张居正变法的致命伤，都不需要政敌来反攻倒算，所有州县官员都是破坏改革的急先锋。
如此施政，等于全国的州县官员，明面上是一条鞭法的疯狂拥护者，暗地里是一条鞭法的疯狂破坏者。他们必须拥护一条鞭法，这样才能捞得更多；他们想要捞得更多，又必须暗中破坏一条鞭法。
王渊一眼就看出其中漏洞，直接搞出定额征收，不给州县官加征的权利。这样一来，州县官虽然不会拥戴变法，却也不会故意破坏变法。
桂萼继续往下看，表情越来越凝重，最终叹息道：“王相果然有气魄，吾难望其项背矣。”
史道也唏嘘道：“此法更难推行了。”
桂萼、张居正的一条鞭法，难以针对大地主，只靠增加纳税人来平摊。越往后面，小民愈发艰难，真的只是个救时之法，顶多能起到三五十年的作用。
王渊自称只定“百年之法”，却尽量保持更长久的有效性，他在“一条鞭法”当中加入了弱化版的“摊丁入亩”。
即在分摊赋役时，不按人头来平摊，田产拥有更高权重。用实际丈量出的田亩，乘以一定系数，再结合黄册人口进行分摊赋役。
这等于保留人头税的同时，又摊了一部分人头税在田产里面。地主拥有的田产越多，每年分摊的人头税就越多，但也没有完全取消小民的人头税。
桂萼仔细思索道：“如此做法，恐怕地主会转嫁赋役到佃户头上。”
“肯定会的，”史道点头说，“但世上没有万全之法。”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地主肯定不会甘心分摊人头税，但又无法违抗官府政令。那就转嫁给佃户呗，提高田租即可，反正能推就推。就像征收房租税，转嫁给租客便可，羊毛出在羊身上。
你当清朝的摊丁入亩，就没有转嫁给佃户？
即便如此，也有其进步性。
粮食亩产就那么多，再如何转嫁人头税，也总有一个限度。把佃户全饿死了，地主找谁来耕种？
桂萼和史道在吃透“王渊版一条鞭法”之后，立即招来左右参政和左右参议，让他们跟山东各府官员接洽，再由各府朝全省州县推行。
没有立即征税，而是让各州县，上报田亩数量、人口数量和近十年的徭役花销。
桂萼和史道，亲自带着一群文吏，敲打算盘制定各州县税役定额和纳税系数，今后一直按照这个额度收取。山东每户百姓，今后交税数额为：田产亩数乘以固定系数（1），再加，家中人口乘以固定系数（2）。
固定系数各地不同，是通过总税额、人口、田亩计算的，这个计算由各省布政司进行。
按理每年都要计算，虽然总税额不变，但人口却在变化。真实情况是，人口也基本不变，因为瞒报太多，州县官员难以统计、也懒得统计。
但是，因为王渊增加土地纳税权重，瞒报人口越多，大地主分摊的人头税就越多。因此，大地主会逼着州县官员，尽量把隐匿人口统计在册。
同时王渊更改政绩审查标准，因为农业赋税额度不变，不再把增加田赋作为衡量政绩的内容。将人口增加提到前面，在册人口增长越多，官员的政绩考评就越优秀。
如此，地主为了少摊人头税，官员为了提高政绩，都愿意多多统计人口。
而统计出来的人口越多，总税额又不变，分摊到每人身上的人头税就越少。这样宣传开来，邻居可能主动举报，某家隐瞒了人口云云。
若不出什么差错，一条鞭法推广开来，大明的注册人口会越来越多，百姓平摊的税金会越来越少，实际达到摊丁入亩的部分效果。
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大地主肯定通过各种手段，隐瞒自己新获得的土地。差吏也会瞒着州县官员，悄悄隐报人口数量，却按实际人口收取，多出来的那些揣到自己腰包。
只能靠大明君臣，定期清查田亩，定期清查人口。
国家是靠人来管理的，即便是现代社会，看似完美的法律制度，也会因为执行者而走样。
王渊只能变当世法，尽量做得靠谱一些，管不了百年之后的吏治问题。
至少，王渊给了地方官清查人口的动力，不像以前，地方官主动瞒报人口。
今年山东的秋粮（秋季赋役）收得很晚，而且刚开始征收，就出现非常戏剧性的情况。
桂萼和史道面面相觑，随即哈哈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