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他以“真光”为基础，精心擘画，开拓经营，逐步控制了北平的戏院。
在上海，除了但杜予的上海影戏公司，还有商务印书馆的活动影戏部。
活动影戏部成立于1917年，最初是商务印书馆业务科的一个部门，由印刷所照像部负责拍摄工作，以传播资产阶级文化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教育观点为制片方针。
从1920年起，逐步扩大技术设备。
自建摄影棚，制定摄制组织机构和规章制度，并经营发行放映，租售影片器材、代制影片等业务，在中国最早实行自制自销的电影经营方式。
1922年，根据《郑元和落难唱道情》改编的电影《莲花落》曾由美国开发影片公司出6000美金购买，在美国放映两天，是最早在美国公映的一部中国影片。
此外一批民族资本家或者有欧美教育背景的留学生纷纷进入电影行业，准备大展宏图，如冯震欧、吴兴栽、陈锵冉等便是其中的翘楚。
在未来的几年内，大量的民族资本进入了电影行业，国产电影呈现出群雄争霸的格局。
这些民族资本具有明显的地域色彩。
其中林子轩属于上海本地的民族资本，林家的产业集中在松江，和苏州等地的商人往来密切，算是同一个圈子。
邵醉嗡和张时川则属于大名鼎鼎的宁波帮，在此时的上海，宁波帮财力雄厚，不容小觑。
1862年，镇海的叶程衷在上海开设五金洋杂货店。
这是上海第一家华人开设的五金号，后发展到全国各地设立分号38家，联号108家，被称为“五金大王”。
1896年，鄞县的鲍咸倡与其兄咸摁、妹夫夏瑞方等创办商务印书馆，后来发展成为我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贡献卓越的大型出版企业。
1897年，慈溪严信后、镇海叶程衷、定海的朱保三在上海创办华人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
1910年，奉化的王材运在上海南京路创设荣昌祥呢绒西服号，为上海西服业的鼻祖。
孙仲山曾在该店定制过西服，也就是后世有名的中山装。
可以说宁波帮在上海工商界创建了无数个第一次，这种“敢为天下先”的精神让宁波帮成为商界的领军人物。
而且，宁波帮的人比较抱团。
罗名佑的资本来自于广东和北平当地资本的结合，广东是中国最早的通商口岸，拥有大量的资金，这些资金足够罗名佑在电影行业横冲直闯，舍我其谁。
黎维民的资本来自香港和南洋等地，海外资本较为富裕。
特别是他背后还有孙仲山作为后台。
黎维民自1921年起追随孙仲山，拍摄了一批纪录国民革命和北伐的新闻纪录片，被誉为“中国纪录片之父”。
当资本和电影相遇，注定了是一场没有硝烟的厮杀。
在随后的几年，这批中国电影人将以整个中国为舞台，以院线和电影为武器，为了争夺国内的电影市场，为了发展和生存，开始了一场争霸之战。
站在潮头浪尖的林子轩隐约感觉到一场大风雨即将到来。
但没有关系，他已经做好了准备，鹿死谁手，尚未可知。
☆、第八十四章 默默的情怀
1922年四月份，林子轩收到了胡拾的一封信。
信中介绍了他的一种政治主张，也就是后来的“好政府主义”。
这个政治主张认为只要好人有奋斗精神，中国的“优秀分子”加入政治活动，中国的问题就能得到解决。
在实践活动上，提出组织一个“好政府”作为改革政府的第一步，并提出改革政治的三个基本原则和6项具体主张。
即：“宪政的政府”、“公开的政府”、“有计划的政府”。
在召开旧国会、制宪、裁兵、改良选举制度、财政公开等六个条件下实行南北议和。
胡拾联合了其他十五位社会知名人士，准备把这份《我们的政治主张》发表在杂志上，期望引起社会的关注，进而改变这个时代的政府。
这些人包括北大校长蔡元赔、北大图书馆主任李达钊、东南大学教育科主任陶形知等人。
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点，都具有留学的教育背景，不满此时政府的现状，想要有所改变。
这是胡拾酝酿多时的一种政治主张。
早在1921年6月，一位安徽的政客来拜望，谈话间，胡拾便提出“好政府主义”这个名词了，后来在演讲中也多次提及。
他写信给林子轩，是想让林子轩认同这份主张，在下面共同署名。
如此发起一场知识分子的政治改革。
这是因为此时林子轩在国内文坛的影响力大增，有了让胡拾重视的资格，特别是林子轩在美国的名声，可以让他的主张更具有国际性。
林子轩对此颇为犹豫。
胡拾写信给他，说明在北平的那个有欧美留学背景的圈子接纳了他，把他当作了自己人。
但他知道胡拾的这份主张太过理想主义，根本行不通，后来好像还被鲁讯讽刺了一番。
这也是胡拾和鲁讯两位新文化领袖人物闹翻的开端。
以前，两人互相称赞过对方，不过随着各自的主张和道路的不同，两人越走越远。
署名代表着立场，代表着站队，不能不慎重对待。
在这个年代，新闻界议政之风盛行，从西方传进来的各种思想、主义都有市场，比如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等。
林子轩不愿意触碰政治，他内心里对此有很深的抵触。
然而，如果拒绝了胡拾，这份交情恐怕就淡了。
他倒不是害怕胡拾，而是以前胡拾帮过他，这就是人情，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他把胡拾的主张认真的看了一遍，发现除了过于理想化，不符合中国的实际外，倒没有太大的问题，重点在于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参政议政的权利。
在北洋政府统治时期提出这个主张颇为大胆。